1950年11月30日，泰晤士报做了如下报导：ACE计算机本身将在以后 制造，而今天在此表演的模型机一点儿也不亚于一台完整的电子计算机，它 被称为世界上最快最强有力的计算装置之一。它的功能可以满足在科学方 面、工业方面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对高速数学计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这种高 速计算在过去按传统方法依靠人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台新型计算机一刻 钟所能完成的计算，若是用手算（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将会写满50万张大 号纸。
图林辞去科技文官系统的工作之后接受了曼彻斯特大学高级讲师的职 务，并被指定为“Madam”计算机项目的助理主任。他首先连续几年进行了子 程序的设计工作，这台机器所需要的较大程序就是由这些子程序组成的。在 这种工作标准化之后，他又对数值分析方面更通用性的问题进行研究。1950 年，图林编写出版了《曼彻斯特电子计算机程序员手册》。
已经制造了曼彻斯特自动计算机的弗兰蒂公司，很快就认识到图林是一 位通用计算机权威，因而聘请他担任公司的顾问。
作为曼彻斯特自动数字式计算机的助理主任，图林的地位使他可以进一 步去试验自己对机器下棋能力的信念是否正确。根据所得的经验，他写了一 篇题为 《数字计算机用于游戏：象棋》的文章。在该文里，他先对计算机及 其设计以及编制下棋程序做了初步阐述，然后讲解了机器同一名中等水平的 棋手之间实际对局的走法，接下去又对机器下棋做了一番评论并指出了其局 限性。
1951年春，图林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样，他成为家族中第四个 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的人。
1952年，图林辞去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员的职位，他已经担任该职 达17年之久。
八、最后的日子
罗宾·甘迪博士对图林去世前几天他们在周末一起进行的活动做了详细 说明。他们忙着制备一种无毒除草剂和洗涤池去污剂。“这些实验本身没有 任何不吉利的征兆，仅仅是图林喜欢自己动手制作东西的一个事例。”他为 了搞这两样东西，计划制作大量的氢氧化钠（无毒），这比起购买现成的去 污剂和除草剂更能让他称心如意。
甘迪博士最后一次去看图林时，见到有几个电解实验正在进行着，都是 同一类型。他说：“这些都是‘荒岛上的那种东西’——不是用来发现新东 西，而为了看一看一个人纯粹靠自制的装置到底能搞出什么。在一次实验中 他用焦炭做电极——那是块很糟的焦炭，一会儿就碎了。我提议用废电池上 的炭棒做电极，可是图林认为这会违反 ‘荒岛游戏’的规矩。我想，他是打 算看看以普通的食盐 （大概还有其它家用物质，我记不清了）为原料，使用 电解法能制出多少种化学物质来。所有电解液都加进了用野草压榨浸渍出来 的野草汁。不管怎样，野草汁和焦炭凑在一起使所有这些实验都污浊难闻得 吓人。其中一次实验差不多肯定是产生了氰化钾，而且他可能一直在打算制 出这种物质，不过总的来说这并不是实验的目的，实验的目的还是要用最简 单和最容易的方法得到的原料制出种类繁多的化学制品。”
在图林的实验室里有一把小勺，其中一部分裹着一层白色物质，与他先 前镀了金的那把很相似。如果他这次打算使用自制的氰化钾，那么，就与他 工作方法的特点完全相符。实际上，在他死后，他实验室里还有一项实验正 在进行，可以从中闻到一股杏仁味。那是以焦炭为电极的一系列“荒岛实验” 之一，已经进行了三个星期。
1954年6月8日，图林的女管家发现他死在自己的床上，死于氰化钾中 毒。据推测发生在6月7日夜间。调查结论认为，他是在精神状态失去稳定 的情况下服毒身亡的。他的卧室没有发现任何毒药，只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 果放在桌子上，按他平时的习惯，常常在晚上吃一个苹果。
图林经济上不可能有什么困难，因为他在银行里留下了不少存款。他正 处于智力的顶点，声望日益增高，又正专心致力于形态形成方面的研究，这 项工作有希望获得意义更为深远的成果。按任何通常标准来看，他毫无生活 不下去的理由。
很多朋友，或是根据他的性格和那段时期的良好情绪，或是因为“他具 有奔流不息的思想源泉和将其付诸实践的巨大热情”，都认为图林的死是由 于无法解释的意外事故造成的。除此之外，他的粗枝大叶本身也包含着发生 意外事故的危险。
一颗科学巨星殒落了，然而他却以他的思想和不朽的创造名垂青史，永 留人间。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伟大的名字：计算机之父——图林。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王祯
一、王祯生活的时代
王祯，字伯善，生于公元1271年前后，山东东平人，是我国元代著名的 农学家。
王祯生活的时代，正逢元朝的前期和中期。
1271年，正是王祯出生的时候，忽必烈废除了“蒙古”国号，取《易经》 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1272 年，迁都今北京，当时叫大都 （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1279年灭 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元朝的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东尽辽左
（辽东），南越海表”，比汉唐盛时更加辽阔。有些地方还超出了今天的国 界，如辽阳行省就统辖着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部 门，设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统称丞相。 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掌兵权，设院使、副使。 御史台掌司法，设御史大夫。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大都附近的河北、山西、 山东地区叫“腹里”，其他地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 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些
“行省”，后来发展成行政区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省区的规模。 行省长官设置同中书省，有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 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又都各设“达鲁 花赤 （管民官）”，由蒙古人担任。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都 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加以 提倡。这是因为蒙古人所建立的国家横跨欧亚，其中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 仰各异，故对于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元朝统治时期， 上述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了很大发展。
忽必烈封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成为掌握吐蕃政教事务的首领。
1279年，八思巴卒，得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他的后 继者也都称帝师。元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钱财。
1291年，全国估计共有佛教 （包括喇嘛教）寺院4万余处，僧尼20余 万人。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还经常得到元政府的赐予。
元代道教的地位仅次于佛教，在北方广为流传的是道教三大派别之一的 全真教。1276年元军攻入南方后，对正一教（天师道）也注意加以利用，曾 召其天师到大都。
伊斯兰教徒在元代称为“答夫蛮”，多为大食人，善经商。元朝政府就 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为自己经商贸易，有时还任用为负责财政的官吏。
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意为信奉基督教的人，属“罗马派”），在 蒙古军西征后陆续来到中国。忽必烈时，南北各大城市都有他们居住。
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元统治者以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他 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以制造民族矛盾， 分而治之，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蒙古人为第一等，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拥有种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但实际上，蒙古族的下层人民同其他 各族人民一样，同样受着蒙古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些 甚至被卖为汉、回之家的奴婢。
色目人为第二等，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 洲人。他们归附蒙古较早，故最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汉人为第三等，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
南人指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属第四等。元朝统治者把 汉族分汉人和南人，是为了分化瓦解他们，削弱他们的反抗力量。
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 人，南人则极少有这种机会。地方上的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而以色 目人当同知，汉人当总管。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在刑法上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分属不同机关审理。量刑上也不平等，如规 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流放充军，而汉人 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经济上规定政府括马（强买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 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全取。此外还有汉人、南人不得私藏兵器等 种种不平等的禁令。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政权军事制度的基础上日趋完备的。专门卫 护皇帝的宿卫诸军，如怯薛军、五卫 （左、右、前、后、中五卫）亲军等， 是中央禁军。怯薛军由贵族子弟充任，设怯薛长，归皇帝亲统。五卫亲军隶 于枢密院，设亲军都指挥使。此外，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 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产的看守军、夜间巡逻的巡逻军、保护漕运 的镇遏军等，也都属于宿卫军。
镇守地方的是镇戍军，归枢密院调遣。其中，蒙古军由蒙古、色目人组 成，屯驻“腹里地区”；探马赤军由契丹、女真人组成，其间杂以由北方汉 人组成的汉军和南宋投降过来的新附军。在一些地方还有不出戍的乡军，如 辽东的乣 （jiǔ）军、女真军、高丽军，福建的畲（shē）军、云南的寸白军 等。各地驻军都有屯田。军户另编户籍，子孙世袭。
元代在全国各地遍设驿站，签发民户为驿卒，叫站户（即站赤）。驿站 有使用马、牛、狗、引车等的陆站和使用船的水站。站户的户籍也是独立编 制的，“北地”的归通政院统领，“汉地”的归兵部统领。与一般驿站相辅 而行的又有急递铺，用来传送紧急文书。
在元代，蒙古皇帝、王公、贵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 官僚地主组成为统治集团，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 以后，都得到了皇帝赏赐的大量土地，从而变成了大地主。寺院也经常得到 赏赐土地，大都的大护国寺有水陆田多达10余万顷。色目商人和汉族大官僚 地主也都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就以这些土地作为剥削农民的手段。
元代北方农民负担的赋税名目有二：一为税粮（丁税、地税），以丁口 和土地纳税。但丁税多地税少；一为科差，以户为单位征收。在江南，主要 征两税和科差，这是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和强派勒索，如括马
（强买民间马匹）、和买（官取民物只给很少的钱）、和雇（强派劳役）等 等。
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除交纳地租外，还必须忍受严重的超 经济剥削。地主可将佃户随田转让，甚至干预其子女的婚姻。
比佃户身份地位还低的是驱口。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公开 买卖，如在大都即设有人市。驱口不能与“良人”通婚，而且“所生子孙， 永为奴婢”。元代驱口主要来自战争俘虏，也有因犯罪、贫困自卖或被拐卖 等情形而成为驱口的。
二、 《王祯农书》的写作
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开始重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
1260年，忽必烈上台不久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以通晓农事者充劝农 官。次年，设劝农司，置劝农使。
1270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农桑水利事宜的政府机构司农司，它可以派遣 劝农官到各地巡视农业生产的情况，还有权申报地方官在农事方面勤惰的材 料。攻下南方后，1288年在江南又设立了行大司农司和营田司。
司农司等机构的设立，对元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使农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农产量，忽必烈还派人遍求古今农书， 组织写作，于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这部书在历代农书（如《齐 民要术》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生产经验，记载了新作物的推广情况。元 朝政府把它颁行全国，命令各地宣传推广，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朝政府还在全国农村推行村社制度，以50家立一社，选年高晓农事者 一人为社长，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农民 都要在田旁立牌，书明属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检查。
元朝政府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设置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以掌 水利。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
大运河于隋代开通后，至元初已经年久失修，不能贯通，由南方北运大 都的漕粮只好水陆两运。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问题，元朝在1289年开会通河， 即自须城（今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一段运河，长250余里；1292年又开通惠 河，引大都西白浮泉等水穿过大都，东至通州入白河，长160余里，为运河 最北段。这样，从杭州到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又畅通了，它对漕粮北运、南北 物资交流和沿岸农田灌溉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如江南三吴地区的淀山湖 工程、陕西关中地区的泾水工程、西夏地区的水利工程等，也都是很重要的。
由于元朝政府在忽必烈时期采取了这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广大 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从垦田面积看，元朝中 叶，江浙行省已有官、民田地99万余顷，河南行省有118万余顷；今内蒙、 云南、新疆等边地亦有屯田15万余顷。
河南由于荒地大都垦辟出来，流民纷纷回籍，竟使地价涨至原来的十倍、 百倍。其他如两淮、四川等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土地也大都得到了开垦。
人口增加的数字见下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1235 870000余户 4750000余口
1271 近2000000户
1290 13190000余户 58830000余口
1293 超过14000000
垦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棉花的种植在元代得到了推广。
宋代，棉花还仅在闽广和陕西等少数地区种植，到元代就向江南和北方 许多地区普及了。
1289年，元朝政府在浙东、江南、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置木棉提举司， 年征木棉10万匹，以后成宗 （1295—1307年）时又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 物，说明棉花已广泛种植。这对改变中国人民的穿衣习惯，有很大意义。
王祯的家乡——山东东平，在元初已是封建文人荟萃的地方，早在窝阔 台时代（1229—1241），万户严实就曾经在东平“兴学养士”。当时的名士， 如李昶、王磐、徐士隆、李谦等都曾在东平先后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为封 建王朝服务的人才，著名的有徐琰、申屠致远、孟祺等人。其中孟祺在1270 年曾任山东西道劝农副使，曾参与编写过《农桑辑要》一书。
王祯可能受孟祺的影响而开始接触农学，他在《王祯农书》中曾引用许 多《农桑辑要》的资料。
王祯在1295年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任职6年，后于1300 年调任信州永丰县 （今江西广丰）县尹。他在旌德县尹任内，一直过着极为 俭朴的生活，从未搜刮过民财。不仅如此，他还捐出自己的部分薪俸，办学 校、建坛庙、修桥梁、兴办了不少造福于民的公共事业。此外，他还兼施医 药，救济穷苦有病的人，深受当地人民的称赞。
王祯不仅是廉洁奉公的县官，而且是劝农兴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农 学家。他认为作为地方官，如果不熟悉农业生产，不懂得农业知识，就难尽 到劝导农桑的责任。他不仅搜罗以前的历代农书，孜孜研读，而且经常注意 观察各地的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从而为他撰写农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 那些只知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些人自己都不懂“农作 之事”，“安能劝人”。他们常以劝农为借口，前呼后拥地下乡敲诈勒索， 名为“爱民”，实是害民。他还说，这些当官的只以“骄奢为事”，从来不 想一想所享用的一寸丝、一口饭都出自“野夫田妇之手”，他们横征暴敛， 尽力搜括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他的言行充满了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王祯农书》大约是王祯在做旌德县尹期间开始编写的，经过十几年时 间，直到调任永丰县尹后才完成，1313年刻印发行。
王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农学家之一，同汉代的氾胜之，北魏的贾思 勰、明代的徐光启齐名。
氾胜之是西汉山东人。他的先人本姓凡，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躲 避战乱，举家迁往氾水，因此改姓氾，氾水是济水支流，位于今山东曹县北 20公里和定陶县分界处。
氾胜之在汉成帝 （前32—前7）时，出任议郎。他曾在包括整个关中平 原的三辅地区推广农业，教导种植小麦，而且颇有成效，许多热心于农业生 产的人都前来向他请教，关中地区的农业因此取得了丰收。他因为推广农业 有功，被由议郎提拔为御史。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他写成了农书 18篇，这就是 《氾胜之书》。
贾思勰是公元6世纪前半叶，南北朝北魏人，曾任高阳郡（治所在今山 东高阳）太守。他平时关心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他从文献中搜 集了许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知识，又访问老农，在533—544年左 右撰成《齐民要术》一书。全书分为10卷，共92篇，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 蔬菜、果树、竹木的栽培和育种；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及副业等。 他在 《自序》中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这是 我国古代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
徐光启 （1562—1633），上海人，是明代卓越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 文、历法和农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贡献。而在农学方面，他给我们留下 了一部巨大著作——《农政全书》。该书60卷，约70余万字，内容比以前 所有农书都要全面，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特别对于蕃薯 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作了重点的介绍，又对屯垦、水利工程及备荒三项作系统 的叙述。书中大量地保存了《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并且还有所增补， 这是很可宝贵的。这部书不仅整理总结了古代农书，而且反映了农业生产实 际经验，富有实践的科学精神，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书。
三、 《王祯农书》的特点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前人在农 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全面系 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
中国先秦的农书，只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上农》、《任地》、《辩 土》、《审时》四篇。如《任地》：
“《后稷》（古代书名）曰：“子能以窐（洼地）为突（高地）乎？子 能藏其恶（干燥的土）而揖之以阴（湿润的土）乎？子能使吾士（土）靖（干 净）而甽 （垅沟〕浴士（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存在）乎？子能使 雚（生长于旱地的小苇子）夷（茅的始生者）母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 风（小风，和风）？子能使藁（禾杆）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 子能使粟圜（同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呼？无（为）之若何。
凡耕之大方 （基本原则）；力者（坚硬的土）欲柔（柔软的土），柔者 欲力；息者 （休耕的土地）欲劳（频耕的土地），劳者欲息；棘者（贫瘠的 土地）欲肥（肥沃的土地），肥者欲棘，急者 （因干燥而过于实着的土壤） 欲缓（因湿润而过于松软的土壤），缓者欲急；湿者（潮湿的土地）欲燥（干 燥的土地），燥者欲湿；上田 （高旱地）弃亩（垅台），下田（下湿的田） 弃甽；五耕五耨（锄草），必审以尽，其深殖（植）之度，阴土（湿润的土 层）必得；大（杂）草不生，又无螟蜮，泛指损害庄稼的害虫），今兹（年） 美禾，来兹美麦，是以6尺之耜（6尺长的耒耜，6尺相当一步），所以成亩
（耕地成垄）也；其博（耜面的宽度）8寸，所以成甽也；耨（锄草的农具） 柄尺（耨柄长为1尺），此度也。其耨6寸（耨刃宽为6寸），所以间嫁（在 苗间耕田）也。……。”
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700字，已经无法见到它的全貌。
北魏的《齐民要术》虽然具有农业全书的性质，但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 不如《王祯农书》，它在总论方面，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在粪田 和灌溉等方面都没有专篇论述。也没有“农器图谱”。
南宋时有一部《陈旉农书》，是陈旉（1076—1149）在1149年完成。分 上、中、下三卷，12篇，连序跋共计12000余字。
《陈旉农书》虽然在理论体系方面有重要发展，但是囿于地区的局限性， 只述及了南方地区的水稻种殖、耕牛和蚕桑，尚不具备《农业全书》的性质。
元代的《农桑辑要》比《王祯农书》早40年成书，是元初官撰的农书， 主要摘录元代以前农书的资料编辑而成，新的创造较少，并且主要是适应北 方需要的农书。
《王祯农书》有两种版本：
第一种：37集本，包括“农桑通诀”6集、“百谷谱”11集，“农器图 谱” 20集。
第二种：22卷本，包括“农桑通诀”6卷，“谷谱”4卷、“农器图谱” 12卷。
《王祯农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对广义的农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诀”部分，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农业（农桑） 总论 （通诀），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
“农桑通诀”以“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这三个题 目，叙述了农事和蚕桑的起源，把元代的农业同自古以来的农业联系了起来； 把元代的农业作为历史农业的一部分，使元代农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纽带。
然后，“农桑通诀”以“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天、 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系统地对狭义农业的各个方面进行 了论述。
开始，它以“授时”和“地利”两篇探讨对农业生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 和规律性进行了探讨，强调了“时宜”和“地宜”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在尊重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对人事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阐述：其中包括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专篇，对 农业种植中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概述。
“农桑通诀”还分列了“种植、畜养、蚕缫”等专篇，对林、牧、副、 渔等广义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阐述。
“农桑通诀”还以“孝弟力田”、“劝助”、“蓄积”等遍，对封建官 府的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进行宣扬。
读完“农桑通诀”之后，使人们对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农业生 产中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清晰明了的认识。这是《王 祯农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兼论南北农业，分析和比较了南北农业的异同。
《氾胜之书》主要总结了以整个关中平原三辅地区的西北农业生产经 验。
《齐民要术》主要总结了华北地区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一带的农 业生产经验。
《农桑辑要》成书于元灭宋之前（1279年灭宋，1273年成书），主要总 结了以金朝旧地为中心的北方农业生产经验。
《陈旉农书》偏于南宋半壁江山，主要讲以东南为主的南方农业。
《王祯农书》则能兼论南方和北方农业。它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比较了南 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功能，这是它的又一重要特色。
王祯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齐鲁之地成长，后来又长 期在南方做地方官，他具备了对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生产都比较熟悉的客 观条件，所以他能从全国范围全面系统地阐述农业生产。
第三：有比较完备的“农器图谱”。
唐代的陆龟蒙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耒耜经》，记载了江东犁、 耙、砺 和磟碡4种水田耕作农具，但没有图。
南宋曾之谨写了一部《农器谱》（该书已经失传），书中所收的农具， 在数量上没有王祯的“农器图谱”多，而且也没有图。
《王祯农书》以后的《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重要农书中的“农 器图谱”是从《王祯农书》中抄来的，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所以说，《王 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王祯在古农书中的一大创造。
“农器图谱”约占全书篇幅的4／5，有200多幅插图，涉及105种农具， 称得上丰富多采、洋洋大观和别开生面。
第四：在“百谷谱”中描述了植物的性状。
《王祯农书》中的“百谷谱”，对各种作物栽培进行了分论。其中包括 谷属、蓏（luǒ）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等内容。这一部分比其他古农 书，多了植物性状的描述，这也是《王祯农书》的一项创举。如谷属中的梁 秫，他的描述是：“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带毛芒。”谷属 中的蜀黍，描述为：“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蓏属 中的冬瓜，描述为“其实生苗蔓下，大者如斗而更长，皮厚而有毛，初生正 青绿，经霜则白如涂粉，其中肉及子亦白”；蓏属中的芋，描述为“叶如荷， 长而不圆，茎微紫，干之亦中空，根白，亦有紫者，其大如升，食之味甘， 旁生子甚多，拔之则连茹而起；蓏属中的芡，描述为“叶如荷、皱而有刺， 花开向日，花下结实；蔬属中的薤，描述为“叶似韭而阔，本丰而白深；” 蔬属中的韭，描述为“丛生，丰本，叶青，细而长，近根处白。”
四、南北耕作体系的新概括
王祯为了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时宜”的原则，创制了“授时指掌活法之 图”，简明总结了历法和授时问题。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不要依照历书所 载的月份，而要用节气定月，这样就可以正确代表季节性的变化；其次，图 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该按照该地区所处的地 理纬度和其他因素来变更。如果各地都能斟酌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这样一个 农事的月历，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对贯彻“时宜”原则将会有重要的帮助。
王祯为了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时宜”的原则，还创制了一幅《全国农业 情况图》。这幅图是王祯根据全国各地的风土和农产知识绘制的，它能够帮 助人们辨别各地不同的土壤，以便能遵循“地宜”的原则，实行因土种植和 因工施肥。可惜原图已经佚失。
王祯强调在北方旱地耕作中要深耕细耙。他认为，只有“深耕易耨”才 能“岁可常稔”。他不仅仅认为“犁深为功”，而且强调“耙熟为全功”。 又说：
“耙劳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实栗难矣”。
他还总结了先浅耕灭茬，然后再细耕多耙的新经验。
王祯对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作了新的概括。他把北方旱地的 耕作体系概括为“耕、耙、劳”。所谓“其耕种陆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 细，再犁再耙，后用劳，乃无遗功也”；所谓“犁耕既毕，则有耙劳，耙有 渠疏之义，劳有盖磨之功”等，都是对北方旱地翻耕法耕作体系的概括。与 此同时，王祯对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概括为“耕、耙、耖”。即所谓“南方 水田，耕毕则耙，耙毕则耖，故不用劳”。
五、总结北方旱地实行套耕的新经验
王祯提出：
“所耕地内，先并耕两犁，垅皆内向，合一陇谓之浮疄，自浮疄为始， 向外缴耕，终此一段，谓之一缴，一缴之外，又间作一缴，耕毕，于三缴之 间，歇下一缴，却自外缴耕至中心，作一墒，盖三缴中成一墒也。其余欲耕 平原，率皆仿此”。
这是王祯总结的北方旱地采行内外套翻法，减少开闭垄，提高耕作质量 的一个新经验，从而将北方旱地耕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六、总结南方稻田旱作开疄作沟的新经验
南方一向有“水乡泽国”之称，因此，南方稻田在收稻之后复种旱作时，
“最忌水湿”，这是实行稻麦两熟的一大障碍。经过人们的长期探索，大约 在元代，才创造了“开疄作沟”，整地排水的经验。
王祯在他的《农书》中首先总结了“开疄作沟”的经验。
“高田早熟，八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拨为疄，两疄之间， 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拨，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 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
王祯这一经验总结，为南方稻田实行稻麦两熟，夺取稻麦双丰收，做出 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是南方稻区夺取二熟高产的关键措施之一。
七、强调秋耕为主春耕为辅的原则
北方旱地的气候特点是春旱多风，夏秋多雨，为了适应这个气候特点， 以便保墒防旱，王祯引用《韩氏直说》中总结的经验：
“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极省锄功，如牛力 不及，不能尽秋耕者，除种粟地外，其余黍豆等地，春耕亦可。”提出了秋 耕为主，春耕为辅的原则。
王祯还指出，对于土地的翻耕，要区别生地和熟地，熟地要相对耕得浅 一些，这样不致把生土翻上来。他还引用北方农谚说，春宜早晚耕，夏宜兼 夜耕，秋宜日高耕。
早晚耕和兼夜耕是为了防止跑墒，日高耕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在深秋要抓 紧土壤化冻的机会及时耕地。
在《播种篇》，王祯还介绍了选种和播种的方法。
王祯吸取前人的经验，特别强调了良种的选择和保存。书中指出每年挑 选好的穗子割下来挂在高处，或把种粒窖藏，播种前晒干种子，或者进行浸 种处理，以促它发芽。
在播种方法方面，王祯介绍了漫种 （撒播）、耧种（条播）、瓠种（点 播）等几种方式。其中介绍的砘车和耧车配合使用的播种方法，增加了播后 镇压工具，比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中的单纯耧种法进了一步。
除了对生产技术进行介绍，王祯在《锄治篇》里，还介绍了当时北方农 村中出现的“锄社”。这是贫苦农民的农忙互助组织。它的办法是：
“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 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懒，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 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名为 ‘锄社’。甚可效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早在 600多年前就创造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农具劳力不足和病患等困难，取得好 收成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地主阶级统治下，这种可贵经验同劳动人民创造 的其他许多先进技术一样，不可能得到广泛推广。
八、粪壤理论的新发展
汉代的《氾胜之书》在农业总论部分没有谈到增肥和灌溉问题，在各论 部分记载了基肥、种肥和追肥3种施肥方法。
基肥结合整地，起到“和土”的作用，主要用之于枲、芋、瓠等作物； 种肥结合播种，可以起到防虫、御旱、忍寒的作用，主要用于禾麦等粮食作 物，追肥则是结合田间管理，以促进作物生长，主要用于种麻，这是中国文 献上有关追肥的最早记载。在各论部分还叙述了作物的灌溉次数和用水量， 在种稻部分记述了水温调节法，在种瓜部分记述了地下灌溉法。
水温调节法，主要用于种稻，即水稻生长初期，对水的温度要求较高， 可将稻田的出水口和进水口，安排在田边的同一侧，使水在田的一边直线穿 过，整田的水流动不大，保持原有水温。夏至后，水温过高不利水稻生长， 可将出水口和进水口错开，水流斜穿过田面，田中的水换动较大，从而相对 地降低水温。另外，用井水浇麻，可以将汲起的井水在太阳下晒一晒，以提 高水温。
地下灌溉法主要用于种瓜，方法是将一口容积为三斗的瓦瓮埋在四棵瓜 苗中间，瓮口与地面平，瓮中盛满水，然后用瓦盖住瓮口，水减少了又添加， 经常保持瓮中水满。这种方法通过瓮的渗透作用，可使作物得到均匀的水分 供给，减少地面蒸发，提高水的利用率，特别适用于干旱的北方。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的总论部分也没有谈到增肥和灌溉的问题。 在各论部分谈到了踏粪法和使用绿肥方法。
踏粪法是：
“凡人家秋收后，治粮场上，所有穰谷稖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下3 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牛踏成30 车粪。至12月、正月之间，即载粪粪地，计小亩亩别用5车，计粪得6亩。”
使用绿肥的方法是：
“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穰种，七八 月犁馣杀之。为春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
《齐民要术》在个论部分还谈到了冬灌问题。总之，肥水问题在农业增 产中仍然没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时的《陈旉农书》设立了《粪田之宜》专篇论述增肥问题。他认为， 如果能常给农田施用肥料，则可使土壤越来越“精熟肥美”，地力将“常新 壮”。
《陈旉农书》的不足之处是，《粪田之宜》专篇重在理论阐述，实践性 较差。
《王祯农书》不仅仅是将“粪壤”和“灌溉”摆在《农桑通诀》这个总 论的重要位置上，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发展。
农业土壤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粪壤”二字的深刻含义中。因为，自然 土壤和农业土壤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区别就在于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 力，而农业土壤不仅仅具有自然肥力，并且具有人工肥力，而“粪田”则是 人工肥力的主要内容。
王祯从理论上论述了从自然土壤到农业土壤的转化问题：
“田有良薄，土有肥硗（qiāo，地瘠薄的意思），耕农之事，粪壤为急， 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
王祯还继承和发扬了《陈旉农书》中提出的“地力常新”理论，他指出：
“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 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
王祯还首先阐发了施肥是化无用为有用的思想，他说：
“夫埽除之猥，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乎，田得之为膏润，唯务本者知 之”。
九、广辟肥源的新努力
必须广辟肥源，才能增施粪肥。
王祯得到的肥源有苗粪、草粪、火粪、大粪、小便、泥粪、旧墙土、草 木灰、糠秕、谷壳、腐草，败叶、泔水、马蹄羊角灰，沃鱼水、沟泥水、淘 米水、禽兽毛羽亲肌之物等，比以前农书中得到的肥源大为增加了。
王祯不仅仅对绿肥的应用特别重视，而且首次对绿肥进行区分，把栽培 绿肥称之为“苗粪”，把野生绿肥称之为“草粪”。
十、积肥沤粪的新措施
为了增积粪肥，王祯提出了设置常年积肥车的新措施。他说：
“农圃之家，欲要计置粪壤，须用一人一牛或驴，驾双轮小车一辆，诸 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施之种艺稼穑倍收”。
为使粪肥腐熟，提高肥效，王祯提出了田头汇粪的主张：
“南方治田之家，常于田头置砖槛窑，熟而后用之，其田甚美。北方农 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