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德“与父亲最后一次散步是1944年10月14日，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父亲的参谋艾丁格上尉，他是斯图加特著名的的园林建筑师，我们两人才是父亲临终最后见到的亲友。”
中午12：00，一辆黑色“本茨700K”（Mercedes 700K）停到隆美尔家大门口，陆军人事署长布格道夫将军和希特勒的侍卫长梅塞尔将军晋见隆美尔元帅。他们和隆美尔在书房谈了一会儿，隆美尔出来时脸色灰白。
“希特勒以叛国罪起诉父亲。可慑于父亲威望，不敢把他交给人民法庭。父亲可以选择服毒，如果接受，家庭免受株连，不追究战友同事，柏林还可以为他举行国葬。”
隆美尔请求给他10分钟与家人告别，对死亡冷静之极。他穿好皮大衣，戴上帽子，拿起元帅杖，又习惯地抓起钥匙，犹豫一番后，塞到曼弗雷德手中。
“父亲对我说，他可能今天就要死去。在阴谋者名单上，父亲似乎是内阁总理。”“我陪父亲走出家门，有辆车在等着父亲。房子已被包围。” 隆美尔走出房门就再没回头。
20分钟后，乌尔姆的瓦格纳医院给隆家来电话，说隆美尔元帅死于脑溢血。接电话的曼弗雷德时年15岁。
“1945年，作为一名战俘，我在雷德林根接受了审讯，一个法国士兵问到父亲的死因。当时我还只有16岁，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拒绝接受‘被迫自杀’。一个人既然被迫，就不是自杀。我不喜欢自杀（suicide）这个词。我倾向‘自愿受死’，尽管在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
七、隆美尔问：投降或坐视苏军占领柏林，哪个对德国更好？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连海外的隆美尔也毁在女人身上。
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败露后，牵连出B集团军群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B集团军群参谋长一直是高斯将军，隆美尔夫人因与高斯夫人失和，遂怂恿隆美尔用老乡斯派达尔取代高斯中将。可隆美尔做梦也没想到，斯派达尔是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想借隆美尔的军中威望，刺杀希特勒并取而代之。
德国：隆美尔和他的儿子(6)
斯派达尔一进去就全盘招供, 而且想到谁咬谁，专拣个儿大的。加上给希特勒安炸弹的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也是隆美尔的老部下，这一切让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以往被隆美尔得罪的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墙倒众人推，唯恐隆美尔死不成。那帮被隆美尔斥为“心肠狠毒、冷酷、圆滑、穿红裤子”的总参同事，早就巴不得亲手把隆美尔钉死在棺材里。最终谋杀主犯斯派达尔坦白从宽，活到战后，还靠宣讲“隆美尔领导他刺杀希特勒”荣升西德陆军总长、北约中欧地面部队司令。
早在1936年9月，纳粹党纽伦堡集会，就是女导演勒妮·瑞芬施塔尔拍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Will）》那回，辉煌之后的希特勒突发奇想，要隆美尔阻断跟在身后的欢迎车队，微服出访。隆美尔立马在十字路口停了两辆坦克，把拍马屁的部长、将军、州长全堵在后面，一举把能得罪的全得罪了。
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最后一个要塞格丁尼亚，希特勒到一线视察，由于街道狭窄，隆美尔再次实行交通管制：“只有元首和警卫可以通过。其余车辆一律原地等待！”飞扬跋扈的党魁鲍曼一再大喊“我是马丁·鲍曼！”可隆美尔却不为所动。当众出丑的鲍曼涨红了脸，等了整整五年，以希特勒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判隆美尔死刑。
1944年，隆美尔出任B集团军群司令（辖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等地）后，至少两次劝说希特勒与西方和谈，挽救众多的无辜生命。据曼弗雷德介绍：“早在阿拉曼战役时，希特勒就反复下令不许后撤，然而考虑到对士兵负责，都被父亲拒绝了。”“在诺曼底前线，有10个党卫军装甲师归父亲指挥。他直接去找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豪森，问他们‘投降或坐视苏军占领柏林，哪个对德国更好？’两人齐称：‘您是我们的长官，我们永远跟随您。’”这让一向带兵如子的的隆美尔动了感情：“如果必要，我会开放西线！”
只有隆美尔的威望才敢说“开放西线”。一旦开放，盟军3～5天内就能占领鲁尔，使战争提前10个月结束。从这时到1945年5月8日德军投降，共有270万德军阵亡，相当1939年～1944年夏天德军牺牲数目的总和，这还不算损失更大的盟军。
隆美尔与行刺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毫无关系。行刺的前3天，他还乘车视察诺曼底。两架英国喷火式飞机炸翻了他的座车，隆美尔颅骨破裂，颊骨粉碎，医生说他的左眼可能失明。当时他军装口袋里还有一份写给希特勒的请愿书，以B集团军群司令身份，恳请挽救德国。
“父亲是一个职业军官。10万精兵组成的德国军队从不介入政治活动，他们既不入党也不选举。这是魏玛宪法的核心原则，以此防止类似南美国家的军事政变。当军人为一个民主政体效力时，‘服从’、‘勇敢’、‘纪律’都被誉为美德。可政府一旦被国家社会主义所控制，军人的美德就被打上问号。父亲从未以服从命令推托责任，他自始至终都在为国家鞠躬尽瘁。在一个民主政体里，‘悄然判罚’是很困难的，可是在专制国家就在所难免。让我们一起巩固民主政治吧！不论何时，都要杜绝任何可能背离民主原则的美丽诱惑。”
八、哪儿老呀！像您这个年龄，在我们那儿专管大事！
曼弗雷德14岁起在空军服役，后被勒克莱尔的法军俘虏。出狱后继续读完中学，在图宾根大学主修政法，在英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历任《德国城市报》记者、总编，1974至1996年任斯图加特市长，兼任德国联邦市镇议会主席等职。
曼弗雷德骨子里是一个低调、害羞的老人，他自称一事无成，现在老了。我说哪儿老呀！像您这个年龄，在我们那儿专管大事！听到我的话老人嘿嘿乐了：“幽默不是罪过，而是一种德行。你们是一个尊敬老人的国度。”我说是啊，您说不定能当领导人呢。中国历来喜欢德国，道德、品德都是好词。中国人眼中的德国货都绝对一流，比如马克思……“我最喜欢听别人说德国好！”曼弗雷德打断我：“我去过北京、南京、上海、西安、南京、桂林……哦……还有斯图加特。”
曼弗雷德富有演说天才，任斯图加特市长22年共演讲5000多场。他挥动大毛手给我表演：“最后一次竞选市长，他们说我年龄大。我立即用数学予以回击：‘以我的年龄，马上就要消失了。你们选我只需要负担1／10的退休金，可你们选那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先生就得多支付他3／10的退休金。’选民一听我省钱，就都把选票投给我了。你看！父亲教我的数学全用上了。我靠数学当了财政部长，斯图加特市长。这全得感谢我父亲。”
当年隆美尔出版《步兵攻击》不仅惊动希特勒，连美国的小巴顿都奉若圣经，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1976年，斯图加特税务局归还隆美尔的税务档案，发现隆美尔用数学知识合法避税，他要出版商每年只从版税中给他提一万五千帝国马克，其余累计利息，以一万五千帝国马克申报税务。
曼弗雷德不仅继承父亲的数学天赋，在人际交往上更高一筹。他提出的“市政府哲学”超越党派，奉行各党派共同执政。基于普遍的人权原则，他力排众议，把公认恐怖组织的“德国红军”领袖拉德尔安葬在斯图加特公墓，理由是 “所有仇恨，都必须在墓地终止。”
德国：隆美尔和他的儿子(7)
曼弗雷德还是记者、律师、作家：“一个市长整天埋头于行政事务，想的都是面包，可面包一定变成屎。我是政治家，也是一个诗人。政治是理性，诗人是和感性的月亮女神亲吻。西门子洗衣机Siemens、根德电视机Grundig、大众汽车VW加剧过去、现实、未来的各种矛盾，把世界弄得一团糟。可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地球。我们无法抗拒过去，我的心在流血，我在用情人的情感倾诉、怀念过去。”
曼弗雷德已经出了14本书，有《告别懒人国》、《把德语弄得乱七八糟》、《小隆美尔箴言录》、《小隆美尔诗集》、《有限的可能性》、《小隆美尔政治学辞典》、《小隆美尔笑话全集》、《回忆录：笑谈过去，雨过天晴》、《德国人的彷徨》、《政治家和政治》、《感动世界的是什么》、《批评与真实》……内容涉及经济、历史、政治、哲学以及施瓦本地区的幽默笑话。他送给我几本新作，书中插图都是他自己亲笔画的。他说席勒的诗太长，他的诗都短，“作为诗，短和清楚十分重要。”
九、最好的教育是不教育
隆美尔家客厅摆满了涉及隆美尔元帅的二战书籍，我那本对元帅充满敬意的《我钻进了金字塔》也混迹其中。书柜右上角挂着小朱可夫赠送的朱可夫像片，黑白相纸已经泛黄，有朱可夫的亲笔签名。蒙哥马利的照片来自蒙哥马利的儿子小蒙哥马利，他是曼弗雷德的好朋友，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现在是伦敦的工程师。
书柜中还有一张十四寸彩色全家福，一家十多口挤在一起其乐融融。正中一个干瘦的小老头面露凶光，曼弗雷德说这就是小巴顿的儿子小小巴顿，曾经官拜陆军少将，后来金盆洗手成了电影导演。我从书柜中取出照片仔细端详，果然在小老头儿的身后找出巴顿将军的半条马裤。越南战争司令威廉·韦斯特摩兰曾经报告，小巴顿的儿子在越战开飞机失踪；马格南战地记者菲力普·戈列夫斯看到小巴顿的儿子玩弄一块越共的骷髅头……可我不敢肯定这几个小小巴顿和电影导演是否同一个人。曼弗雷德的箴言是：“为人掘墓者，必为自己掘墓”，
我问曼弗雷德平时谁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他挥挥胳膊：“理论上我和夫人互相照顾。可一般德国男人在生活中影响微弱，而我在家里没有丝毫地位。”我听得不由一阵心酸，恨不能自己立刻变成女人来照顾他。
曼弗雷德身后堆着许多火车、铁轨，这是外孙们的游戏玩具。他和夫人生有一个女儿，女儿又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家住得不远，偶尔会过来照看一眼，外孙们经常跑过来给曼弗雷德捣乱，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我们小时候都讲规矩，现在的孩子却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现代人总是永无止境地制造不幸，我接电话时经常被他们乱丢的玩具绊倒。最好的教育是不教育，听任孩子整天地看电视。可电视机还不能用来打死蚊子之前，就不能取代报纸。”
“现在的新闻也变得迫不及待，总把明天的事情写进今天的报纸里。巴登人喜欢美酒、景色，善于享受人生；而施瓦本人节俭、吝啬，是最典型的商人。现在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不需要的，其实人最缺乏的是人生经验。在你等火车之前，首先要确定那里是否铺了铁轨。我喜欢把生活阅历、观点、智慧浓缩在小书里。可是孩子们说，住嘴！爷爷，你又聋又看不清东西，既走不动路，也不会说话。你对现在的事情什么都不懂，你是一个大傻子！爷爷的父亲是坦克将军，可现在的孩子不知道坦克是什么东西。”
“每个人都在和自己过不去。是基督错了？还是每个人都是基督！他们自恋，赞美自己，想代替主。我们都没有我们的父亲名声大，我们不是将官、不是校官、不是尉官、不是士官，甚至我们连列兵都不是。希特勒说列兵都该杀，因为他害怕有人像他那样列兵变司令。我们什么都不是，可我们制造了和平。”
刺杀希特勒(1)
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等五人在我站的位置被处决。
一、1944年7月20日，一枚炸弹在德军东线司令部定时爆炸
德国国防部紧邻埃及、印度、意大利、日本……友邦大使馆，二战曾为国内驻防军总部，现在的门牌是施陶芬贝格大街13号。当年阿拉伯人和圣雄甘地都想靠德语势力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不料德国战败，阿拉伯人的圣城变成犹太人首都，圣雄甘地也因“非暴力不合作”身陷囹圄。井冈山红军的李德、蒋介石的赛克特、法肯豪森、中华民国兵工厂都是德国原装，淞沪抗战的87、88、36德制师和一排长蒋纬国也都是德国毕业。伊拉克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至今保存在柏林博物馆，国宝季羡林的印度学问也是在哥廷根大学修炼的。德语民族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打败德国的约翰·潘兴、艾森豪威尔也都是德国移民的后裔。
威名远扬的柏林国防部大门四开，既没有“军事禁区”标识，也不见哨兵、武警，甚至连个保安都没有。办公的德军自由进出，看到我身材胖大肩背两架Canon照相机，还主动退后为我让路。这里原来叫本德勒建筑群（Bendler Blocks），院内铺着古罗马样式的花岗石块，拳头大小的碎石整齐划一、密密麻麻，每块都是边长10cm、高20cm的四棱锥，深深楔进夯实的地基里，就像一个个倔强刻板的德国兵。
“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我的大吉普“米奇林245”轮胎碾过的开罗、德里、巴格达、耶路撒冷、纽约、巴黎、伦敦、罗马……乃至云南的滇缅公路，到处都有“磐石筑路”的罗马遗风。花岗岩编织的“磐石路”不仅禁磨、耐晒、渗水、防滑、抗冲击，还能满足某些地区经常把道路开膛剖肚的特殊爱好。石块路面就像我儿子亚述的LEGO积木，可以随时从地里拔出来，挖沟刨土、埋管布线，完事之后再原样拼回。既节省进口改性沥青的美金欧元，也匹配当地领导日新月异的无计划经济。
院子正中的菩提树下，站着一个比我还高的黄铜像，光头赤脚、五体下垂，迎风立在空地里，就像从地里钻出来的大石头。铜人浑身上下裸身露腹、一丝不挂，唯一覆盖物是紧缚双手的冰凉手铐，细长的手指紧攥双拳，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铜像右前方2点钟方向的墙壁上挂着一块一米见方的铜牌，用阳文刻着“HIER STARBEN F?R DEUTSCHLAND AM20.JULI 1944（1944年7月20日在此为德国献身）”。再向下有五行小字：
陆军大将路德维西·贝克（注：驻法司令、陆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
步兵上将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注：德国国内驻防军副司令、二级上将）
陆军上校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陶芬贝格（注：德国国内驻防军参谋长）
陆军上校奥尔布赖特·利特·摩茨·冯·奎尔恩海姆（注：施陶芬贝格的助手）
陆军上尉沃尔纳·冯·海符腾（注：施陶芬贝格的副官）
1944年7月20日12时42分，一枚炸弹在德军东线司令部——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定时爆炸，24名与会者4人死亡、3人重伤，希特勒头发烧焦，右臂出血，左掌擦伤，双耳鼓膜严重受损……国社党政府旋即逮捕7000多人，其中4980人惨遭处决。这墙上留名的五名军官只是被处决者的千分之一，60年前的“七二〇”当夜，这五条汉子在我驻足的大墙下被执行枪决，为首的施陶芬贝格伯爵年仅36岁，留下娇妻和两个儿子。
为世界制定规则的丘吉尔把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说成狗咬狗，按《大英百科全书》“出于政治目的，对个人、组织、政府实施莫测暴力”的定义，施陶芬贝格伯爵绝对属于恐怖分子。战后首任西德总理阿登纳拒绝资深外交官科尔德进入内阁，“政府雇员秘密参加抵抗运动等于欺骗人民政府。”隆美尔元帅的独生子曼弗雷德·隆美尔是英国政治学博士，他在家中接受我的采访时，坚决否认其父和谋杀有任何牵连。直到60年代，还有半数德国人把施陶芬贝格看成叛国者。就连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也说“不要把七二〇事件的参与者看成英雄”，因为他们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一贯传统。
有一个故事，说某德军连长在湖边操练部队，命他们朝湖的方向齐步走。刚刚下令，就跑来一个传令兵。等连长读完命令回头寻找部队时，整连人马已不见踪迹，全都消失在湖水里。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最近一件事，说柏林邮局接到一封60年前“寄自英国T先生”的明信片，地址是“柏林，帝国大厦，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收”。 明信片的正文称：“亲爱的元首：我非常喜欢您，我是您最好的朋友，是国社党、党卫军。谢谢您昨晚来看我……我的生命和所有金钱都归您。”德意志邮局自认无权干涉通讯自由，邮局的唯一职责是送达每一个邮件。他们先在明信片上盖戳“邮件地址有误”，又把正确地址“柏林，11011，德国国会大厦”填写清楚，最终寄到了德国国会。只有这种顽石般的性格才能制造莱卡（Leica）、奔驰，就像施陶芬贝格大街13号院子里铺路的花岗石块。
二、施陶芬贝格四次身背炸药试图行刺
北京市政协主席沈仁道在北大教书时开过《西方政治制度》，说无恒产者无恒心，流氓乞丐饥肠辘辘揭竿而起，却连十二月党人妻子的觉悟都没有。《五月槐花香》中范五爷是金戈铁马的铁帽子王爷，他活着没给祖宗增光，死也要死出个人样来。据说张铁林皇帝演得好正是身为旗人之后，信洋教入英国籍，兼容并蓄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味。
刺杀希特勒(2)
1907年11月15日，陆军上校克劳斯·格拉夫·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OBERST CLAUS GRAF SCHENK VON STAUFFENBERG）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耶廷根。根据德国传统，这一长串名字分别代表他的本名、教名、父名、祖父名……其中“冯（von）”及其后面的短语，表示他伟大祖先的封邑或家族的最初来源。
如，陆军上将“飞毛腿”卡尔·海因茨·威尔海姆·冯·古德里安，意思为是“飞毛腿
”卡尔是古德里安地区大地主海因茨的儿子、威尔海姆的孙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党卫军上校冯·迪特利施，是迪特利施地区的贵胄之后。至于说西班牙语、法语的贵族也大抵如此，海湾战争爆发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德奎利亚尔地区的佩雷斯。夏尔·戴高乐（Charles-André-Marie-Joseph de Gaulle）是来自高乐地区的夏尔。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干脆把封邑当成自己的大名，这一点与日本人指地为姓的“山口”、“田中”、“渡边”、“松下”极为相近。只是日本和我国都把祖籍、祖宗放在姓名的最前面，与希腊、罗马、阿拉伯人的命名习惯正好相反。
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父亲是符腾堡王国的将军，母亲是普鲁士军队改革家——格耐森瑙元帅家族的女伯爵。各国贵族都以封地生身立命，祖茔祠堂、旌旗族徽。施陶芬贝格家族相当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列祖列宗多是教堂主持、政府官员和高级将领。
施陶芬贝格自幼在符腾堡的王宫内长大，在劳特林根古堡接受私塾教育。和他形影不离的还有比他大两岁的双胞胎哥哥，兄弟三人互相影响，对自家的精英血统自豪之至。多少年后，他和双胞胎哥哥都成为贵族军官，其中一位哥哥还是“七二〇”刺杀希特勒的幕后主使。
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德国发生效法苏俄的“十一月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带着俄国皇后流亡丹麦。施陶芬贝格全家认为是革命者出卖了德意志，对取消帝制痛不欲生，“德意志帝国不能就此沉沦……总有一天要重新崛起。”
1926年，施陶芬贝格加入历史悠久的第17 骑士团（斑贝格），随之考进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施陶芬贝格品学兼优是全校闻名的优等生，毕业后回“斑贝格”任骑兵少尉，成为一名“帝国骑士团”军官。
欧洲骑士（knight）都有高贵纯正的血统，七、八岁起开始给父亲当随从，然后到父亲的领主家服务，直到作战合格后获得骑士头衔。马耳他骑士还必须出具家谱，证明自己至少与16位骑士有血缘关系。然后就贫困、贞洁、屈辱、服从四次宣誓。类似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贫困宣誓把自己财产的3／5献给骑士团；贞节宣誓不好色不奸淫；屈辱宣誓要给穷人连洗三次脚；服从宣誓永远对主人绝对服从。
1933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大选获胜，倡导所谓“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给仇恨魏玛共和国的帝国军官提供了用武之地。施陶芬贝格完全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征服，加入罗姆的冲锋队，坚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救德国。他主动到柏林军事学院进修现代科技，到第6豹车（坦克）旅下基层带兵，最后擢升总参谋部，在复兴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路飚升。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国社党开始打砸抢，这让贵族出身的施陶芬贝格十分震惊。身为帝国军官，施陶芬贝格既想通过战争收复失地，也为希特勒的歇斯底里暗自担心。1939年波兰战争爆发后，他以职业的眼光审视希特勒的战争决策，认为，接连攻打波兰、法国，一年后又进攻苏联，是在“滥用日耳曼人的优秀军队”。 “军人的首要职责是打赢战争，凯旋后还必须清除家中瘟疫（注：希特勒）。”
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奔赴北非突尼斯战场，在隆美尔非洲军团指挥一个装甲师。1943年4月，他在战斗中失去左手两个手指和整只右手，左眼重伤，右眼破裂完全失明。由于无法在野战部队继续服役，施陶芬贝格奉调回国，在柏林负责国土卫戍防务。
转战世界使施陶芬贝格眼界大开，变得胆大心细、无所畏惧，他主动找柏林高层“反对派”共商大计，他们密谋采取极端行为——在肉体上除掉希特勒。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后，德国面临两线作战，严酷的战局促使原本犹豫不决的施陶芬贝格加紧行动。只有除掉希特勒才可能与西线盟军媾和，尽量争取“有条件和平”，避免无条件投降带来的割地赔款。
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贝格出任国内驻防军总长，凭着彪炳的战功，他可以轻易接近希特勒。在1944年7月短短的二十天里， 6日、11日、15日、20日，施陶芬贝格四次身背炸药试图行刺，只有最后一次——“七二〇”得了手。
四、“七二〇”行刺得手
1944年7月20日，8：00，施陶芬贝格从柏林乘一架JU 52飞往德军东线司令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 “狼穴”。他在牛皮公文包里放了三件东西：两枚重1950克的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新衬衫。
11：00，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一位接待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可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由于希特勒要在下午紧急会见墨索里尼，原定15：00的军事会议临时提前到12：30。
刺杀希特勒(3)
只有左手三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躲进厕所，用残存的三个手指和半截右臂紧张地组装炸弹。盛夏30度高温加上过分紧张，密不透风的厕所使施陶芬贝格汗流浃背。在希特勒副官的催促下，他不得不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匆忙换下湿透的衬衫，夹着装有炸弹的公文包匆匆走进会议室。
12：35，24名与会者全部聚齐，施陶芬贝格把炸弹放到距离希特勒两步远的桌子底下。
两分钟后，陆军副总长豪辛格将军开始汇报东线战况，希特勒和与会军官洗耳恭听。施陶芬贝格盘桓须臾，趁机溜出会场。一位军官伸腿碰到施陶芬贝格放在希特勒脚下的公文包，这位军官出于礼貌，随手把它挪到桌子腿的另一边。
施陶芬贝格驱车迅速驰往“狼穴”大门，门卫碰巧与施陶芬贝格烂熟，当即命令哨兵给尊贵的残疾上校开闸放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施陶芬贝格把剩下没用的炸弹抛出车窗。他确信，一枚炸弹足以使希特勒粉身碎骨。
施陶芬贝格随即通知柏林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以此剥夺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瓦尔基里是北欧主神沃丁（Wodin，星期三之神）的婢女，也被称作女武神，她们成群结队在战场上空飞舞，专向那些该死的坏人索命。《瓦尔基里计划》假托动员卫戍区镇压国内骚乱，组织1000名骑兵控制柏林城，准备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核心一网打尽……
“狼穴”爆炸过后，24名与会者中4人当场死亡，水泥屋顶掀塌一半，地上炸出一大坑。由于施陶芬贝格手、脚、眼睛严重残疾，三个手指只能启动一枚定时炸弹，缺乏足够的爆炸力。碰巧爆炸的一刹，希特勒正趴到桌面上看地图，厚重的橡木桌子挡住了炸弹，让希特勒躲过这一劫。
17：00，柏林的党卫队奉命到国内驻防军总部依法逮捕施陶芬贝格。盖世太保以为“狼穴”爆炸不过是施陶芬贝格个人行为，没料国内驻防军严阵以待，反将奉命前来的党卫队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戈培尔劝说来逮捕他的国防军中尉倒戈。当这个中尉表现犹豫时，戈培尔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想想，你在创造历史。”
18：00，希特勒发表讲话：“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弑君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德国人民一片欢呼，施陶芬贝格一时成了孤家寡人。
19：00，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博士指挥柏林“大德意志卫戍区”全力镇压叛乱者，武力恢复首都的安定局面。一些参加政变的军官开始左右观望，继而与施陶芬贝格划清界限。前来围剿的“大德国卫戍区”与拒捕的施陶芬贝格在国内军总部展开激战，施陶芬贝格寡不敌众，在交火中负伤被俘。他和其他四名同党未经审判就判处死刑，拖到院子里立即枪决。
施陶芬贝格在最后一刻还替战友开脱：“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作为军人，他们仅仅执行了我的命令。所有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
据目睹处决全过程的军人回忆，陆军上校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大义凛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陆军元帅A·约德尔被纽伦堡战犯法庭绞死时，说的也是这句话。
五、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残破的生命挽救民族尊严
60年前，第三帝国的人民法庭判处施陶芬贝格“卖国”，说他在祖国危难之时，从背后捅元首一刀，最终使得东部战线崩溃。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发生“十一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推翻德皇威廉二世，“后方革命出卖前线军队，直接导致祖国的失败。”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云客乐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杀死希特勒，《瓦尔基里计划》也未必能行，因为当时希特勒威望极高，被当做民族的大救星，举国上下一呼百应。而为世界制定规则的丘吉尔态度强硬，坚持把“七二〇事件”说成狗咬狗，决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扶植西德实行自由经济；苏联占领东德埋头建设社会主义。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反政府起义，整个欧洲才把“反抗”和“反对派”旧事重提。铁幕外的“自由世界”普遍认为，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民主、法制国家”，根据林肯“人权大于主权”原则，施陶芬贝格以暴抗暴，应该奉为全人类的共同楷模。早在美国内战时期，林肯借口南部诸州侵犯“人权”，首开武装干预先例。1999年5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对伊拉克发表讲话：“如果一个政府迫害人民，同时辩解是自己内部事务时，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大英百科全书》的恐怖定义一经美语重新解释，施陶芬贝格就从“狗咬狗”变成了世界英雄。
我觉得施陶芬贝格一直对国家社会主义心存好感，积极投身希特勒的“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双手粘满人民鲜血。残酷的战争不仅把他变成瘸腿、单臂、独眼龙，也让他良心发现，不惜铤而走险挽救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祖国。值得注意的是，施陶芬贝格只是以军人政权取代国社党领导核心，与共和国的民主法制风马牛不相及。
二战结束后，德语民族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道义上无地自容。一个贡献了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贝多芬、莫扎特、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伟大民族，怎么会委身一个小市民出身的大独裁者？
刺杀希特勒(4)
让世界肃然起敬的是，就在全民族追随伟大领袖的狂热年代，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自己残破的生命挽救德意志的民族尊严。如果《瓦尔基里计划》侥幸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提早结束9个月。400万德国人、150万苏军、数十万盟军、几十万集中营囚犯就可能免遭杀戮；德累斯顿、基尔等历史名城也不会被盟军炸成一片废墟。
2004年7月2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60年前枪决“卖国贼”的施陶芬贝格大街13号，盛赞
“这是德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天”，“施陶芬贝格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行者。”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铁幕不仅创造了茨威格、哈维尔、卡夫卡、米兰·昆德拉……也贡献了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柏林市长沃维莱特认为“抵抗独裁从来就不是徒劳的。” 国家电台德国之声（DW）也把行刺说成是“良知促使的起义”，德国电视2台的民意测验干脆把施陶芬贝格伯爵评为“最棒的德国人”。
达豪：集中营之母(1)
唐师曾在达豪集中营门前。
一、狱墙，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
2005年4月29日，我和我的大吉普开进达豪。整整60年前的这一天，隶属陆军中将“闪电乔”柯林斯第7集团军的157步兵团，和美国最荣耀的“彩虹师”——第42步兵师攻占达豪。42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1917年美国参战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42师上校参谋长，一战结束时是42师准将师长。麦克阿瑟一直以42师的兵源结构自豪万分，“西起加利福尼亚，东到缅因州……42师囊括了全美国的进取精神，就像一道彩虹（It is just like a Rainbow)”，所以42师也被称作“彩虹师”或“虹霓师”。
解放达豪的“彩虹师”意外发现，德意志是一个非常干净、讲究卫生的民族，即使在达豪集中营的犯人囚室，也都装备了抽水马桶。此前，美军根据各种英文报刊传递的官方信息坚信：“达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之母”。其实说达豪是集中营之母有些冤枉，在它之前苏联至少修了23座劳改营。只是日耳曼人干什么都讲究规范、制式，有纲领、有图纸，把集中营都修得像数控机床。
1933年建立的达豪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这里原来是德国陆军达豪武器试验场。集中营共分为四部分：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简易棚式营房；南端是管理处；管理处与营房之间是“点名操场”，这里是每日点名和集体处罚犯人的地方；集中营西北角有一排小平房，就是臭名昭著的焚尸院。与小城达豪毗邻的有慕尼黑、斯图加特、纽伦堡等工业名城。斯图加特以奔驰汽车、保时捷跑车著名，慕尼黑生产宝马轿车、齐柏林飞艇，纽伦堡一直就是全世界的玩具之都。
作为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达豪的建筑设计、管理模式、组织运营都为日后其他集中营建设树立了样板。这座“集中营之母”布局呈长方形，看上去横平竖直，很像附近拜仁慕尼黑球队的主场。营区占地上百公顷，四周有和我一般高的围墙，目测估算高度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八五。和我们熟悉的宫墙、狱墙截然不同，集中营围墙，建筑材料是我们盖房子用的水泥预制板，高度不到上海租界提篮桥监狱的一半，厚度不及提篮桥监狱的五分之一。
狱墙顶端装有半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我站在地面上伸手可及，要是没有通电，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围墙每隔80米有一座高高的塔楼，玻璃窗巨大、明亮，看不到鬼子炮楼的射击孔，与我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收租院”、“三条石”的阴森恐怖截然不同。
“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最初是英国人的发明物，按《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解释：“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少数民族、特殊社团的拘留中心。某些政府出于国家安全、拓荒或惩罚反抗者，通过行政或军事命令将某些特定人群集中拘禁。这些被集中羁押者不是因为个人原因，往往由于从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政治组织或某种信仰。这种羁押未经合法起诉，更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
集中营不是根据《宪法》关押民事、刑事罪犯的普通监狱，不是依据《战争法律》关押被俘军事人员的战俘营，也不是为流动人口提供膳宿的临时收容安置中心。在许多极权国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设立各种政治集中营、劳改营，它们实际都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的特别监狱。
二、希特勒借“国会纵火案”说事
与我们熟知的严肃历史记载不同，据美国TIME-LIFE 40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一家之言，1933年2月27日，来自阿姆斯特丹，半瞎、低能的荷兰人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在柏林一家酒吧信口开河，借着酒劲放大话，自称要烧了德国国会。一旁的冲锋队闻言不动声色，没有惊动卢贝，而是贴在卢贝身后暗中监视。眼看着半瞎的卢贝摸进帝国大厦，强行脱掉他的上衣当做引火之物放火，待烈焰滚滚、浓烟冲天后，再叫来警察当场抓住赤裸上身的卢贝。戈林接到密报立即赶赴火场，当众宣布：“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号，每个共产党头子都该枪毙！每个共产党议员都该绞死！”
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和另外四名共产党一起被送上柏林法庭，其中一名德共党员，另外三位是来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及两名助手。连瞎带傻的卢贝在法庭上对纵火案供认不讳。法庭当即宣判卢贝犯有纵火罪和叛国罪，考虑卢贝认罪伏法，态度良好，故从轻发落，由绞刑改判砍头。其他四位共产党慷慨陈词，声明自己与纵火的卢贝毫无牵连，被当庭无罪开释。
此举让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另眼相看，误以为只有国社党才是德国的安全保障。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国社党威望一路飚升，获得国会608个议席中的288个，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大选后的希特勒成为合法总理，借“国会纵火案”说事，宣布强化首都安定，清洗持不同政见者，光共产党就逮捕了4000多人。他还用冲锋队补充警察加强社会治安，把国家机器变成自己一党专政的暴力工具。
今天，在德国柏林帝国大厦议会前，树立着几十块乌黑的金属板，每块金属板都一端朝下，插在帝国大厦左前方的雪地里。我粗粗一数，整整70块，每块金属板都代表一名被国社党清洗的国会议员。我用皮手套拂去金属板上的积雪，露出深刻在钢板上的被清洗者姓名、生卒年月、被囚禁的集中营、党派。第一块钢板是“Lotte Zinke，1891年生，1944死，囚禁于Kz Ravensbruck集中营，德国共产党KPD”。第二块钢板是“Johanna Tesch，1875年生，1945年死，囚禁于Kz Ravenshbruck集中营，德国社会党议员”……
达豪：集中营之母(2)
三、抢着对展板前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1933年，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阁政府，通过各种法令限制其他党派的参政、议政。这一年，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开始在达豪动工，由希姆莱的党卫军直接管理，用来拘留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随着法西斯政权逐步稳固，党卫军的镇压范围迅速扩大到抵制政府政策的犹太社团。因为犹太人凭借金融、经济、学术、宗教影响力，不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政策提出质疑、消极抵制。1935年，德国通过《纽伦堡法》限制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其他民族通婚。
1938年德国合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区以后，苏联将芬兰东南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收并，强租汉科港30年。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国占领波兰西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在光天化日之下瓜分了波兰。
1940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秘密设立“灭绝集中营（Extermination Camp）”，这是国社党集中营制度的登峰之作。“灭绝集中营”以波兰的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最为著名。在某些灭绝营里，如布痕瓦尔德灭绝营，许多新毒素和抗毒素、新外科手术以及人工诱发疾病都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集中营遍布全欧洲，集中营里的关押者被强迫当做辅助劳力，他们必须拼命劳动以挣得食物作为工资，改造思想，无力劳动者只有饿死。为免于饥饿，许多人因为劳动过度疲劳而死，被形容为“自然解决”。到二次大战末期，“灭绝集中营”的规模、范围都无限扩大，除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以外，大约有40万吉普赛人也被消灭。
1942年1月20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柏林南郊靠近波茨坦的度假村召开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海德里希为首的15名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处处长艾希曼等制定决议，决定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由于二战愈演愈烈，放逐犹太人的计划暂时无法实行。
万塞会议形成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欧洲搜捕犹太人，将他们集中东运，组成劳改队，任其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中“自然减少”。万塞会议的最终文件突出劳改性质，没有提到“灭绝”、“处死”。但此后不久，波兰灭绝营中出现了第一个毒气室。
万塞会议遗址陈列着英、法、德、意、西班牙、阿拉伯、希伯莱、日本、荷兰……十几种文字的宣传材料，谴责国社党迫害犹太人，要求德意志民族自觉自省。
我在万塞会议旧址发现这样一条史料：“1939年10月以前，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这年共有14000名犹太难民逃亡上海，他们大多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1941年战争爆发后，逃亡上海的难民增多到17000人，其中90％是犹太难民。1943～1945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这些难民再次被拘留。”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抢着对展板前参观的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