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隆说，由于战争，飞往以色列所有的航班全中止了。目前，只有一家私人小飞机后天（２月１日）中午飞以色列，可有一定冒险性。为保险，可以乘船去海法。老陈问我意见，我说：“越快越好。”
十四、从拉纳卡到本——古里安
十四、从拉纳卡到本——古里安
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是我北大老学长，经参处二秘小陆是我北大师兄，他开着使馆的奔驰２６０一直把我送到拉纳卡机场。新华社分社的陈德昌夫妇象嘱咐三岁的孩子，关照个没完没了。
在候机厅问询处旁的长沙发上，我们终于找到Ｓｕｎ＃ｉｔ公司的代表。这位西装革履的瘦高男子建议我们先去咖啡厅坐坐，一会儿他会找到我的。
２０分钟后，瘦高男子鬼鬼祟祟地进了咖啡厅，象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机厅厕所旁，已聚集起１０来个旅客。两位便装的犹太男女逐一检查旅客们的行李。一位戴眼睛秃顶的犹太男子正用一箱仪器探试旅客们的行李。一位大胡子阿拉伯旅客的箱子的夹层被撕开，东西散落一地。一位要到特拉维夫当保姆的波兰女人正被一位女警察盘问。
轮到我，那位秃顶戴眼睛的犹太人并不动手检查我的行李。只是说他是警官，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须配合他一下。他先问我从哪里来，在巴格达干什么，在约旦去了哪里，住在尼科西亚什么地方、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没有什么陌生人碰过我的行李、是否有人送我电子玩具和巧克力，当他听说我是乘中国大使馆的车到机场的从未与任何陌生人接触之后，表示没有问题，感谢我的合作。我端起莱卡想要拍一张安检的场面，这位秃顶犹太立即制止了我，让我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虑一下。
一刻钟后，那位漂亮得象《三个侦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请回答我的问题。”接着，把刚才的提问几乎重复一遍。提问过程中，美丽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回答完问题，我早已出了一头冷汗。女便衣说感谢合作，之后掏出一卷不干胶纸，撕下几片一厘米见方的小黄纸，在上面用记号笔画上个希伯来符号，逐一贴在我的５件行李上。整个安检结束，既未开包也未用探测器。
直耗到晚上七点多飞机才起飞，据说这种不定时的改变时间也是为了对付恐怖分子。飞机是老式的螺旋浆飞机，象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Ｂ—１７轰炸机。机内很简陋，算上安检人员，两个驾驶员、旅客和我共有１４人。飞机滑跑时震耳欲聋，我就坐在驾驶员背后，越过他的肩膀，可以看到发着绿色荧光的仪表板。地中海上空细雨蒙蒙，小飞机在风雨中上下颠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侧舷窗上划出的直线和前排驾驶员膝盖旁雷达屏幕上飞转的绿色影象。
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左前方四十五度天际出现一线金光，驾驶员说那是海法。举目望去，以色列笼罩在一团桔黄色的灯光之中，若隐若现，神秘安静。
特拉维夫（Ｔｅｌ Ａｖｉｖ）是以色列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点。它位于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尔贡河下游，南到雅法湾，面积在５０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九点，我们的破飞机吼叫着在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淋过的跑道上着陆。当飞机起落架平稳地接触地面，机上旅客齐声鼓掌。大胡子的驾驶员扭过头问我：“飞得怎么样？”我问：“你是问驾驶技术还是问飞机？”“两者。”“飞绝了！”我竖起大拇指，“可美国飞机造的也不错。”没想到，这家伙竟大为不满：“嘿！这飞机可是我们自己造的，型号叫‘阿尔法’。”
诺大的机场内静悄悄空无一人，刚才的旅客眨眼间如水银泻地不见踪迹。循着英、阿、希伯来文路标，我扛着被雨水弄得温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楼敲开移民局办公室的大门。一位着土黄军裤的中年汉子开门发给我一个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药粉，挥动着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飞毛腿，中毒后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将药粉涂到被糜烂型化学武器弄伤的皮肤上。
机场问询处的小姐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一声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新鲜，刨根问底地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我帮他们概括了一下：凡是象我这样一米八几的大汉一般都是中国人，其他各国一个比一个矮。
深夜，在我落脚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我湿淋淋地赶到以色列新闻部办公室。一位官员正在锁门，“你是苏联人？”他指了指我摄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红旗。“不，中国，北京。”他“哦”了一声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对不起，我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我马上就给你办采访证。你打算呆多久，１０天？我先给你开１５天。如果不够，我再给你延期。”
十五、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十五、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昨夜（２月１日）特拉维夫没有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人们在不安中度过了二月的头一个周末。这天，只有一架为Ｓａｌａｍｉｓ 私人所有的“阿尔法”式小飞机载着１４名旅客在特拉维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湾战争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飞行。
在特拉维夫机场二楼，移民办事处的民防人员向刚入境的旅客免费提供防毒面具。虽然刚刚晚上九点，机场已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特拉维夫城区。
２月２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们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里的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Ｔｅｎｌｉ ｃｈｏｗ的主人因为怕轰炸已不知去向。一位名叫哈雅肯（Ｈａｙａｒｋｏｎ）的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说“饭馆全关门了”。他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一家小馆子Ａｖａｚｉｎ吃“希希立克”，好歹填饱了肚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ＡＬＥＮＢＵ）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马特冈Ｒａｍａｔｅ Ｇａｎ，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１４人死亡，１９２人受伤。”废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树立起一块高４米，长１０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拉马特冈在它公民支持下坚强挺立（Ｒａｍａｔｅ Ｇａｎ ｓｔａｎｄｓ ｆｉｒｍ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ｔ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Ｔｅｌａｖｉｖ Ｈｉｌｔｏｎ）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司机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Ｚ ＨＡＩＭＥ 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２月２日晚，我和加拿大摄影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９９—Ｇ —９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１０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两百谢克（合１２０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我就找不到焦点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在有十七层高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而警报一响，闲不住的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各国记者还赛着炫耀自己的军用品，那天，“台视”朱增有左腿上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Ｔ３—７５式防护面具”，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ＣＢＳ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他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ｌｓｒａｅｌ——ｌｉｆ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ｋ）２月８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开幕。共有４０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２月８日是伊拉克“６３年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ｓａｂｂａｔｈ ），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ＳＳ—１２，使参加影展开幕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耽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十六、“飞毛腿”袭来之际
十六、“飞毛腿”袭来之际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有十七层高楼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ＣＮＮ、ＡＢＣ、ＮＢＣ 的一帮摄影师。ＣＢＳ 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防毒面具。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全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由于用的四分之一秒，弹道轨迹极短，在１０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两百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５＃％用尼康，３０％用佳能，１＃％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Ｆ４Ｓ、尼康Ｆ３Ｐ、佳能新Ｆ１、佳能Ｔ—９０和莱卡Ｍ６。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两百美元的美国“多姆克”（Ｄｏｍｋｅ）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ＭＤ—４的尼康Ｆ３，四个中等体积的（如Ｎｉｋｋｏｒ８０—２００Ｆ４）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了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Ｎｅｗ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摄影记者Ｒａｙ ｓｔｒａｎｇｅ笑称我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机器，他问我为什么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ＡＰ Ｌｅａｆａｘ 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一色的用美联底片传真机ＡＰ Ｌｅａｆａｘ。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一万五千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照片（亦可用彩底）只需６分半钟，而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则需１０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ＡＰ Ｌｅａｆａｘ 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Ｄ—７６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安保人员ＹＯＳ＃Ｙ：“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Ｂ门，他用烟头给我们划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仨个一块领普利策奖。气得乔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２月８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犹太教安息日，巴格达的六三革命节联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大约凌晨两点三十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我摸黑爬上阳台，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的熄灭，正北方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直冲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再度出现。继而传来两声沉闷的巨响。楼板跟着一抖，“飞毛腿”真来了。
我从防火梯跑下一楼大厅，这里空无一人。门口竟没有出租车。两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绝我的搭车请求，绝尘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厅。这时迎面跑出一个法国人，先用法语，后用英语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开上你的车，我知道在哪。
出饭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队消防车，我们紧随其后，更多的消防车救护车闪着红黄蓝色的警灯汇入我们的队伍。
空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自来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卫——本古里安街路中央有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弹坑，几辆汽车已烧作一团乌铁。数名消防队员正用水龙灭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后一辆崭新的欧斯谋彪（Ｏｌｄｓｏｍｏｂｉｌ）牌车被炸坏的水泥预制板砸破了车顶。牵着德国黑背军犬的工兵救护队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
附近没有灯，只有消防车顶上的探照灯和乱成一片的手电光，红黄蓝各色警灯闪烁不停。士兵的军车首尾相连形成路障，上百名身背着Ｍ—１６步枪的志愿者手拉手配合军警将所有记者赶离现场。救护队员将５名轻伤员抬上救护车，我冲过去，消防水龙喷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个士兵几次用手挡住我的闪光灯，气得我破口大骂。
路边一对可怜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脸，求我别照了。一条壮汉朝电视记者大吼：“告诉萨达姆！我们要扔原子弹，炸得他屁滚尿流，我们自己打，我们不用美国人！”
这是一周来伊拉克导弹首次攻击拉马特冈也是弹头第三次落入该城。共有５座住宅被毁，１５０座受损，２６人受伤，无人死亡。被毁的建筑物包括缅甸使馆。这是犹太安息日凌晨的首次遭受攻击。
对于以色列的反应，外界一直颇为注意。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７０％的市民主张克制。以总理沙米尔今晨亦在收音机里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对此次袭击仍将克制。可如果一旦伊拉克运用化学武器，那就后果难料。他指出，过去５次“飞毛腿”袭击每次都仅发射一枚导弹，说明伊拉克的发射能力已大为减弱。到目前为止，“飞毛腿”导弹已使４名以色列人死亡，２７０人受伤。
一位房子被毁、名叫Ｒｏｎｄｉ的男子说，警报响后约一分钟他看到四面墙壁都向内压来，玻璃碎片向四面横飞，他说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尽管房子塌了，可自己仅仅是手臂受伤，还算幸运。在现场协助救护的一名女军人说，这次袭击十分万幸，因为该区不少居民已离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２６人受伤。
我找了辆出租车赶回希尔顿饭店，甩掉鞋赶紧冲胶卷。趁显影之机，写了篇“飞毛腿袭来之际”的短文，送到新闻检查处。再跑回房间，用湿淋淋的底片放传真照片。摄影部值班室主任老欧听说此时我仅有一张涂塑传真片，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拎着传真机和水淋淋的１０寸传真片跑到新闻检查处，要回审定的《飞毛腿袭来之际》文字稿，传往新华社巴黎分社，等到新闻官在我的送审照片上盖完审查章，北京新华社摄影部的林川袁满已要通了我。我装上图片，只听袁满大喊一声：“调幅１２０转，开发。”湿淋淋的图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划出一条线。我抓起另一台电话向林川口授了图片说明。林川指示：战争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占领土。
发完照片，已是早上五点钟。我收起传真机，将两卷彩负交给新闻中心的小姐，请她帮我冲一下。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天一亮好去被占领土。爬上楼才发现，刚才放完照片忘了关放大机，湿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没有成功。
十七、戒严中的加沙
十七、戒严中的加沙
加沙（Ｇａｚａ）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滨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３０＃＃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内多古迹。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传说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附近长约４０公里、宽６—８公里，面积约３０＃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１９４８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Ｂｅｄｏｕｉｎｓ，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７８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２月４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Ｔｅｍｐｏ》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ＵＨ—１Ｈ 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Ｃ—１３０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４０个谢克，合２０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Ｍ—１６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Ｍ—１６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Ｍ—１６一样，也是５·５６毫米，而美式Ｍ１６Ａ１自动步枪是６＃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我国通用“５６”、“６３”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７·６２毫米，其中以ＡＫ—４７、ＡＫ—Ｍ 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４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少，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一万六千美元。
下午一点，我们抵达诺思雷特（Ｎｏｓｓｅｒａｔ）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Ｍ —１６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哩哇啦乱叫。阿尔米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的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２０２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龙。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１８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Ｅｌ Ｂｏｒｅｇ），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Ｍ—１６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开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４名以军士兵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吉普车顶，用８０—２００镜连扣两张，３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维科（Ｊｅｖｉｃｈｏ ）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Ｃｕｒｆｅｗ）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Ｓｈｉｎｉｃｈｉ Ｍｕｒａｔａ）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Ｋｕｎｉｏｍｉ Ａｓａｉ）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２月１８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Ｈｏｔｅｌ）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加长的梅塞德斯——奔驰２４０Ｄ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Ｂｅｎｚ ２４０Ｄ ），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１９６４年“六日战争”（Ｓｉｘ Ｄａｙ Ｗａｒ）中，以色列占领了Ｊｕｄｅａ ，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约有５，８７８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Ｒａｍａｌｌａｈ、Ｎａｂｌｕｓ、Ｂｅｔｈｌｅｈｅｍ和Ｈｅｂｒｏｎ。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Ｒａｍａｌｌａｈ。”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Ｒａｍａｌｌａｈ，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说他会安排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象加沙、杰维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Ｍ —１６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其中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３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乌黑的枪口。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让我们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地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驶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嘎然而止。以军士兵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给他看。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您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梅塞德斯２３０”（Ｍｅｒｃｅｄｅｓ２３０）。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２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１岁半。他们１７岁的大哥纳赛尔（Ｎａｓｅｌ）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ＡＬ ＡＭＡＲ ＣＡＭＰ难民营，一位名叫Ｎａｆｙ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Ｎａｆｙ说，她２１岁的儿子１９＃０年１２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１２０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３年来以军在这带已拆毁３００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Ｋａｄｕｌａ Ｃａｍｐ难民营５３岁的Ｍｕｈａｎｍｅｄ Ｙｏｓｅｆ由于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ＡＬ ＡＭＡＲ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照相。
下午三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Ｒａｍａｌｌａｈ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四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Ａｌ Ｒａｍ，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１２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警”，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Ａｓｅｅｌ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它们是ＪｉｎＪｉｎ的Ｈｉｔ＃ｅｅ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和Ｎａｂｌｕｓ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Ｍｕｈａｍａｄ Ａｍｉｒｅｈ 办事处（Ｈｉｈｅｅ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ＪｉｎＪｉｎ，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Ｍｕｈａｍａｄ Ａｍｉｒｅｈ ｉｎ Ｎａｂｌｕｓ ）。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十九、坦克，进攻！
十九、坦克，进攻！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Ｉｒｉｔ Ｂｅｎ－ａｂａ）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２月１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本—阿巴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摩加迪沙”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联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国家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常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绝。
２月７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２月８日电，记者唐师曾，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１９５０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九七年以后仍能继续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故事。
２月１１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花２０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１０天的经费用２０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要收１８０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以色列国防军（ＩＤＯ）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２月１２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象法国的古德里安、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龙。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Ｍ－１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１９８２年阿里尔·沙龙率以军锲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２月１３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２０位记者中的第１８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莱大吉普，车尾两根４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凯福拉钢盔的警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