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Ｆ４，一台莱卡Ｍ６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ＡＦＰ”，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８０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八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３７毫米高炮，当作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卡，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Ｅｒｂｉｌ Ｓｈｏ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Ｍｏｈａｍａｄ Ｎｏｎｒｉ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３月１１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我的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说至少有十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尘冲向敌阵。
市政府左手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四月五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独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全是军人。一个至少由五十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四十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象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榄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娃吉普上平架着１２·７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Ｔ—７２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４０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２４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ＳＡ—３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我连车门都打不开。８０—２００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小孩竟怀抱一只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不见有人倒下。我和Ｂ＃Ｃ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柱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着。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Ｃｈｏａｒｔａ的立交桥下，Ｔ—７２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ＳＡ—３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Ｔ—７２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Ｔ—７２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穆斯林兄弟）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Ｂ＃Ｃ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Ｖ”手势，就象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三十、撞车 再撞车
三十、撞车 再撞车
９０年受命采访海湾战争，行前，北大气功师、我的大学同窗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不会有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中文系的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石松的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七五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７４０ＧＬ，据说是世界上最经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爱美女神阿佛洛迪成诞生处。可由于滂沱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２０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给灯光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９５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十二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我们几个轮着干。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五点开到上午九点半，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２６０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２００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记者，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鸣声。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江亚平大叫了一声“羊”，几团黑呼呼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十万个太阳从三百六十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象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２６０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６０℃，可还在逐步前进。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上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可好歹把我们的奔驰２６０与他的庞然大物联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没面目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抢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６０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５５℃就再也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磐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７９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怪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乐于助人，一辈子受用不完。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象所有多梦的中学生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锲入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竟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六十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３７楼，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１８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１９５４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１９８３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ＥＬ ＣＥＮＴＲＯ）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１９８６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３００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ＢＰ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８９年在北京跑过新闻，９０年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诉我，新华社播发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速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１月１４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７４７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再次感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１月２９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３月１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３月１５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三十二、新闻检查
三十二、新闻检查
８８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克亲自主考。老鲍勃先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Ｂｅｒｕｔ ”（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认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站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居然，不出两年，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９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１０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送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躲着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我场场必到。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所有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场，因此没有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就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ＩＤＦ）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象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烦了。
我和法国Ｌｅ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ｐｒｅｖｏｔｏ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Ｆ—１机身＋ＦＮ马达＋３０＃ｆ４，我用尼康ＦＭ２机身＋ＭＤ１２马达＋８０—２０＃ｍ＃ｆ４，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说，“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诺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１０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１０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田拍的那卷用３０＃ｍ＃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２０＃ｍ＃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爱钱但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列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剌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２月１１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Ｍ４＋３５ｍ＃镜头ｆ１·４，１／２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Ｂ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Ｍ４＋３５ｍ＃镜头ｆ１。４Ｂ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跑过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读者无法正确判断“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以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０＃８６１３０７３６４２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恕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终于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似乎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我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在这关键时刻，一向稳重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摇摇摆摆的进来了，我顿时象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中国青年报的语言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嘎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的，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地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１９４４·６·６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三十三、再见巴格达
三十三、再见巴格达
５月７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检验就得等１０天。
可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小姐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长约９０＃多公里，由东向西穿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沿途被炸毁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被填上新鲜的黄沙土。被炸毁的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一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了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了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有５０℃，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
车到卡迪西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小朱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挂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大使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肯接受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卫星厅的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７·１４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ＯＫ”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５月１２日２２点３０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５月１４日１１时３０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的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耽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了张１０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３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邰在人群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饭。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了，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ＣＢＳ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３月２９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就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２７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两年前，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张郇和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的硬羽毛的两个多梦青年，是历史的幸运儿，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们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们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徐老板、林老板，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见到了我的老板徐佑珠，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