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彼得罗娃意识到，什么远赴站台、守株待兔，都是不可能的了。她感觉自己不是睡了一宿觉，而是搬了一夜砖。她的确梦见自己在搬一堆铸铁块，形状很像商店里的长面包，但比那个还要长一倍。一整宿她一次也没起来过，别说冲包感冒灵了，连退热净都没顾得上吃两片，因为实在起不来。她依稀梦到自己终于下定了决心，挨到了客厅，打开药箱，可里面净是些没用的药，找药于是变成了一场流感噩梦，她没完没了地翻拣着药片，翻着翻着就搬起了铸铁块。她想起来，铸铁块上还刻着字母，按照被烧烫的大脑的逻辑，那应该是药品名称，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不是什么“左旋霉素”，就是些不知所云的玩意儿。彼得罗夫之前说，他一个朋友有次得了流感，梦见自己在几何课上没完没了地画三角形。彼得罗夫还说，他自己有次得了流感，梦见自己在食指肚上托着个极小的东西，怎么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但与此同时，他又看见自己正站在一片广袤的田野上，一眼能望到天际，可头顶上却并非天空，而是一张巨脸，甚至不是脸，而是一只巨眼，甚至连眼睛都不是，而是一个黑色的什么东西，恍惚是趴在他头顶的那只巨眼的黑色瞳孔。
从睁开眼睛到不得不叫儿子起床上学，整段时间里，彼得罗娃几乎一直站在淋浴喷头下面，忽而想要暖和起来，忽而想要冷却下来。
但杀人的念头却仍未放过她。彼得罗娃希冀着，吃完药，她能有力气满足腹部的冷螺旋——它依旧赖在原地，连窝都没动。因此，吃早饭时（儿子吃的是昨晚剩下的那半张用鲜血换来的鸡蛋饼，彼得罗娃则只喝了一杯用白开水冲泡的柠檬口味的药），她嘱咐儿子今晚去爸爸那儿住，理由是自己病了，不想害他生病，结果一下子说秃噜嘴了，说成了不想“害他性命”。小彼得罗夫听了咯咯直笑。
彼得罗娃想起来，由于昨晚的意外，她非但默许儿子在厨房看了电视，还忘了检查他的功课。她当即将儿子的书包开膛破肚，对着儿子的作业本长吁短叹，叹儿子那大而幼稚的笔迹和无可救药的错误，叹记分册上三分与四分的循环往复。记分册封皮上的变形金刚贴纸同样令她无语。而当她看见记分册封底写着的几个大字——“彼得罗夫大傻蛋”时，她简直要骂出来了——儿子为啥不把贴纸贴在这上面，而要贴在封皮上？！她想，那句话或许真有几分道理，但她没这么说，她为儿子感到伤心。
儿子的鞋还没穿好，他那位人小胆也小的小伙伴就来了。从局促的门铃声判断，他应该是跳着按的门铃。彼得罗娃客气地请他喝茶、吃饼干，他只是红着脸摇头。他头上戴着一顶漂亮的蓝色护耳皮帽，帽身是防水料子，帽檐和耳朵内侧缀着白色的假毛皮。彼得罗娃问他从哪儿买的这么漂亮的皮帽（小彼得罗夫戴的只是顶普通的红色编织帽），可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却答不上来。直到彼得罗娃使出了诱导性提问（只让他点头或者摇头），才问出了答案。
她站在窗口目送两个孩子走出家门，朝学校走去，好确认没有变态狂跟踪他们。小彼得罗夫知道母亲在窗口，便回头望了一眼，朝她挥了挥红色连指手套。小彼得罗夫跟他的朋友并排着走路，但彼得罗娃还是看见儿子摘下了连指手套，将手指上的创口贴展示给朋友看。“小兔崽子。”彼得罗娃恨恨地想，儿子指不定咋描述事情经过呢。
注视儿子走远以后，彼得罗娃又给自己量了一遍体温，冲了一杯感冒灵，虽然她觉得感冒灵一点儿也不灵。反正烧是一点儿没退，还是38.5度。这个样子没法再去图书馆了。当然，她也可以硬着头皮去，把流感传染给其他人，但非到万不得已，她还是不想这样做。她给女馆长打了电话。
“你就不能等到新年吗？”女馆长故作不满地说，“行啊，你请病假吧，我可不想托你的福，躺在床上听新年钟声。你确定是流感，不是肠病毒啥的？馆里也有好些个读者，靠，流鼻涕的，咳嗽的，你说你都感冒了，还他妈来图书馆干吗？行，你在家待着吧！唉！你这一待就短不了。你儿子还没病？等着吧，早晚得病，你还得请假照顾他。”
彼得罗娃连忙保证，说儿子已经大了，就算真的病了，她也不必请假，女馆长这才放过她。
深受鼻涕咳嗽之苦的彼得罗娃决定收拾东西去趟医院。她想找包纸巾路上擦鼻涕用，可家里没纸巾了，新买的手绢她又不爱用，它们有些掉色，总在鼻子底下留下一抹红，还得挑着没沾鼻涕的干净地方擦。为了止住鼻涕，她连最不待见的薄荷药水都用上了——那薄荷味儿太冲了，弄得鼻子里酸爽又刺激，一整天下来，不管吃啥喝啥，都有股子桉油味。她又喝了止咳药水，里面除了桉油味之外，还有股廉价白葡萄酒的余味，喝完之后连打嗝都是杂醇油味的。就算是急性呼吸道感染引起的普通咳嗽，喝了这玩意儿也会觉得难过，再加上流感，真的要哭了。最糟糕的是，两年前彼得罗夫生病，禁不住大街上药品推销员忽悠，一下子买了六盒，如今两处房子都还有存货。扔了又怪可惜的，因为难喝归难喝，倒也确实管用。
医院里像彼得罗娃这样的已经排成了长队。光排队挂号就等了半天，等护士找她的病历本又等了半天，最后才沿着镂空楼梯向二楼爬去。楼梯上贴着很多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的招贴画，有的上面画着被烟熏黑的肺部，有些教人们如何做人工呼吸，如何包扎伤口，骨折时如何固定夹板。彼得罗娃问清楚谁排队尾，坐到了理疗室门口的长椅上。每次有人从理疗室出来，连鼻子不透气的彼得罗娃都能闻到臭氧和桉油的混合味道。走廊长而昏暗，只亮着些晦暗不明的小灯；每当有人从身旁经过，长椅下的地板便微微颤栗。走廊两侧各有一扇窗户，其后都有光，但亮度不一：右侧窗户后面是粉红色光，左侧窗户后面只有些微弱的蓝光，仿佛病房里正在用紫外线灯消毒。
彼得罗娃百无聊赖地用病历本拍打着膝盖，看着墙上宣传醉酒受孕危害的招贴画。她环顾四周，发现周围全是咳嗽、擤鼻涕的病人，比招贴画上奇形怪状的生理畸形强不到哪儿去。
足足过了一个半小时，天已大亮，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两个老太婆却先后加了塞，说“就是问一嘴”。终于，彼得罗娃挪进了内科医生的诊室。女医生戴着口罩，似乎唯恐被病人传染。她随口问了两句，便断定彼得罗娃得了流感，填起桌上的一张浅蓝色单子来。彼得罗娃坐的病患椅侧对着女医生，正对墙壁，墙上也有张招贴画，描绘的是分娩的不同情形，有顺产的，也有不大顺产的，比如脚先出来的那种。
女医生的办公桌上铺着一张玻璃台面，台面下压着几张明信片、一张奖状，还有张黑白照片。斜侧射入的阳光越过女医生的肩头晃在玻璃台面上，看不清照片上的人的性别和年纪，只能看见一件男女老少都能穿的针织衫。阳光将窗户的上半部分晃成了一片亮白，如同核爆炸的光华，仿佛窗外并非街道，而是另一间装满顶灯的办公室；窗户下半部分用跟女医生的白大褂同一种料子的白色窗帘遮住。
彼得罗娃头顶正上方的荧光灯不知为何也开着；在窗外阳光和头顶灯光的双重压制之下，女医生左侧的台灯黯然失色。
彼得罗娃临走前，女医生塞给她几张广告传单，上面以科学的视角宣传了免疫调节剂在感冒预防中的作用。彼得罗娃一出门就把它们丢进了垃圾桶。
走到街上，彼得罗娃连咳带喘了好一阵儿——在医院她一直努力憋着来着。她感觉自己不是从寻常的地表建筑中走出来的，而是从某个尘封已久的地下室乃至防空洞里钻出来的。医院的外表看上去和内里一样古老，仿佛刚从灰烬中挖出来的庞贝城，倘若再次走进去，一定能发现僵死的人形石膏，或者类似“拉奥孔群像”的雕塑，只不过，被蟒蛇缠死的拉奥孔及其儿子们换成了患者，而蟒蛇则换成了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蛇。
想到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去上班（准确地说是不必费尽周折地穿越整个城市），彼得罗娃感觉精神有所振奋。她想，天黑之前她或许可以攒足力气，赶到阿林娜家附近。关键是不能倒在床上睡过去，否则再想爬起来可就难了。
回到家，为了给自己找些事做，彼得罗娃同时发动了大扫除和大清洗运动。但她的气力仅够支撑她擦完了两间屋子的地板，将儿子房间里到处乱扔的衣服收进衣柜（她心想，非得好好数落他一顿不可），又收拾了儿子的书桌和电脑桌，将光盘摆到架子上，捡走了窗台上的糖纸，整理了他的被褥，想了想，又把被褥摊开，更换了床单被罩，再重新整好。
然后她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卧室床上了；她想，也不知道两个小时的洗涤结束了没有，可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过去察看了。
大扫除一开始，她就把家里所有窗户一一打开，连阳台门也开了一条缝，好按照医院招贴画上的建议，给屋子通风换气。可眼下她却鼓不起力气起身将那些倒霉的窗子一一关闭了。裹在被子里她觉得热，可刚从被子底下探出一只脚，小风一吹，她就立刻浑身发冷。
最后，她还是裹着被子，哆哆嗦嗦地，唯恐着一丝冷风，沿着自己的领地巡视了一圈，将窗户和阳台门一一关严。阳台护栏上停着一只山雀，一只爪子里抓着什么东西正在啄，看见彼得罗娃，翅膀一扑棱，直直地掉下去了。
返回卧室途中，彼得罗娃险些被绊个跟头。原来是吸尘器的电源线，用完忘记收了。她将电源线一节一节缠好，将吸尘器放回满是灰尘味的壁橱里。壁橱里还堆着高高的一摞书，其实早就该扔了——里面有《大仲马文集》，从来没有人读过，不知道怎么跑到他们家里来的；还有一套《当代美国侦探小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的；另有三本零散的《列宁文集》，分别是第五卷 、第七卷和第十三卷。身为图书管理员，彼得罗娃自己是不忍心扔书的，她一直指望着丈夫或儿子有朝一日能够代劳。壁橱里还有一架小雪橇，儿子小时候坐着它去过幼儿园，后来就再没有滑过了，一直放在壁橱里落灰，甚至都有些生锈了。
收吸尘器的时候，彼得罗娃仍裹着被子；她无意间一回头，在客厅的镜子里看见了一个格尔曼电影里的人物。她之前在《首映式》杂志上（好像是一九九八年）读到过这部关于阿尔卡纳尔屠杀的电影[1]，上面有几张片场照，里面的人也全都病恹恹的，瘦骨嶙峋，披着床单一样的斗篷。彼得罗娃家的那床被罩原本是很喜庆的花色，流湍飞瀑，繁花似锦，可惜已经洗得褪了色，连正反面都分不清了。眼下彼得罗娃披着它，都能直接去格尔曼的片场拍戏了。
将吸尘器葬入它的墓穴之后，彼得罗娃决心不再做任何事。冲退烧颗粒的马克杯已经凑了五只，可高烧却依旧没退。高烧先是往电视机上罩了一床被子，接着又往它嘴里堵了一团棉花。书再也没力气读了，彼得罗娃只想静静地躺着，呆望着电视机屏幕，打盹儿。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丝光。“怕光，狂犬病。”——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立刻在她脑子里炸裂成偏执狂的臆想，她开始使劲儿回想，自己最近有没有被啥咬过，比如闯到家里的猫或者大街上的狗。她想起来了，一周前她走在街上，确实有只哈巴狗冲过来咬住了她的皮靴，直至狗主人跑过来，道歉不迭地将它拽走。
仰面躺着不舒服，彼得罗娃便翻个身，抱着枕头侧躺着，面朝电视弓起身子。电视里先是有人在照料几头生病的狮子，接着又有人捕捉鳄鱼。彼得罗娃调到专门播放苏联少儿电影和动画片的频道，里面不再是人救狮子，相反，是狮子救人——一头名叫波尼法的马戏团狮子拯救一群非洲小朋友于无聊，后者咧着嘴一个劲儿冲观众傻笑；也不再是人捕捉鳄鱼，而是一头鳄鱼千方百计想咬住一头小象的长鼻子。
抱着枕头，彼得罗娃想起了少儿图书部一位女同事的经历：有一回她得了流感，烧得迷迷糊糊，怀里抱着的东西不停地换来换去，起先她抱着一只猫，醒来时却抱着一只狗，她将狗抱得更紧，又睡了，再醒来时，身边却躺着个孩子，正用她的身子暖自己的后背，手里还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地换台。当时大家都对这个故事大为动情，唯独彼得罗娃不以为然，哪怕眼下她这么难受，也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如何如何。她之所以想起它，无非情景相似而已。
彼得罗娃伴着《燃烧吧，我的小篝火》的旋律睡着了，那本是电影《青铜鸟》[2]的片头曲，可她梦见的却不是鸟，而是一柄短剑，她想用它刺死阿林娜的丈夫，她在林荫道上逼近了他，却发现非但不能杀他，反而要救他，因为他吞下了大量铁钉。彼得罗娃在梦里长久而痛苦地拨打着急救电话。急救电话的号码长得要命，由难以想象的一长串数字构成，而且键盘上的数字不停地变换位置，后来她才发现，自己不是在拨电话，而是在编辑短信。彼得罗娃翻开功能菜单，切换到呼叫界面，可号码却死活想不起来了。吞了铁钉的阿林娜丈夫便对她口述，她又开始拨号，结果不是她按错了按键，就是阿林娜丈夫说错了数字。最后，彼得罗娃被他俩的愚蠢给生生地气醒了。
“不就是03嘛，靠！”想到这儿，尚未醒透的彼得罗娃立刻又掉进了那个梦境，继续拨电话去了。
可再回到梦里时，阿林娜丈夫却好端端的，完全忘了吞钉子的事。他没有继续给彼得罗娃提示急救电话号码，反而向她口述起了图书馆年度工作总结，谈到读者群在居民中的占比，以及馆里搞的旨在吸引新读者的活动。他着重讲了某小学来馆里参观那次，当时彼得罗娃向小读者们介绍了如何使用图书目录查找图书，她一面讲，一面担心小孩子们偷偷把藏书卡揣进自己兜里。在描述彼得罗娃当时的心态时，阿林娜丈夫换成了辞藻华丽、充斥着教会斯拉夫词汇的十八世纪语言。他说的那些话彼得罗娃全得一句不落地在手机上打出来，而且他说多快，彼得罗娃就得打多快。可彼得罗娃居然能跟得上，连她自己都觉得吃惊，然而，当她回头看自己打出来的内容时，却发现全是一堆乱码，只有两个字看得清楚——“尽量”，可她不记得阿林娜的丈夫说过这个词。阿林娜丈夫说要检查她打得对不对，彼得罗娃谎称都对，却不肯交手机，说过会儿再给他看，她百般推脱，可阿林娜丈夫偏偏倔得要命。就在这时，救护车到了，彼得罗娃这才想起吞钉子的事。
彼得罗娃终于醒了，直到确认年度工作总结已经做好了，这才松了口气，但沉重而迟缓的心跳又持续了好一阵儿。
她又回到了梦里，想看看吞钉子事件究竟如何结束。在梦里，她按照梦境的逻辑，决定还是应该干掉阿林娜丈夫，可后者却被一大群医生团团围住，又被送到了医院，彼得罗娃便以其妻子同事的身份陪同前往。乘坐救护车前往医院的路途没有呈现，场景直接切换了，彼得罗娃开始挨个病房搜索阿林娜丈夫，却只发现了一条密道，从医院直通她所在的图书馆。她意识到，自己只需要从单位离开一小会儿便可完成杀人计划。可偏不凑巧，小彼得罗夫的朋友的父母来找她了，说他们的儿子总被同年级的一个男孩子欺负。“就是那个失踪了的男孩子吗？”“没错，就是他。我们要拿走他的读者证，好给他一个教训。”彼得罗娃便跟他们解释，说那种小流氓不大可能有读者证，就算有，也在少儿部。可那对父母非要在她这儿翻腾不可。彼得罗娃为了摆脱麻烦，便又溜到了医院。可医院忽然变得空旷而荒凉，仿佛举院搬迁了，而且还是紧急搬迁，因为地板上散落着什么证件，病床上的床垫被褥还没收拾，床边还立着带脚轮的吊瓶架。
“我睡过头了。”彼得罗娃带着这种念头醒转过来，伸手去摸手机。
她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直接去了浴室。冲完澡，她感觉好些了，呼吸也顺畅些了，便当机立断，迅速收拾停当，往大衣的深兜里揣了一把刀，斜背挎包，窜到了街上。她要是这会儿被女馆长撞见，肯定会被认定为偷懒旷工。
她带的那把刀是最普通的厨房用刀，全家人都用它来削土豆。彼得罗娃的继父曾说：“啥专业刀具，全是扯淡；要说砍劈柴嘛，确实非得专业刀具不可，至于杀人，根本用不着。要说杀人非得用专业刀具，就不会有那么多新闻了，说两人在酒桌上吵吵急眼了，一个抄起餐叉朝另一个一捅，拜拜吧您那。”对于这一说法正确与否，继父本人大概都并不确定，而彼得罗娃却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这一点。继父还说：根本用不着带刀啊、手枪啥的防身，不然往往会防卫过当，自己还得坐牢。你就在兜里揣把改锥，有人找事，照他脸上来两下，对方就老实了，你也不会有事。不过，可千万别照着肚子或者心脏一顿乱捅，只有老娘们或者变态狂才这么干。想要人死，两下就够了；要是命不该绝，你就是用电锯把他锯成两截，他照样死不了。没听新闻里说吗，一位花店老板娘被吸毒者捅了十刀，愣是揪住凶手不放，后来还上了电视。
对于自己要做的事，彼得罗娃内心并无丝毫波澜，她单纯想从腹部驱走寒冷，为此只需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而无需任何特别技巧，至少在她看来如此。她莫名地认为，杀人一点儿都不复杂。她杀人时总是自然而平静，哪怕腹部的冷螺旋冷得难以忍受，哪怕是临时起意。
彼得罗娃并不赶时间，高烧也暂时退了，她决定先溜达两站地，或者干脆直接走到市中心医院站，再坐车前往奥努夫里耶夫街。在一个十字路口，彼得罗娃走进一片露天市场，想看看有没有儿子的朋友戴的那种护耳皮帽。一个小贩儿死乞白赖地向她推荐编织帽，彼得罗娃不忍回绝，买了两双袜子才得以脱身。对阿林娜丈夫，彼得罗娃毫不怜悯，但对于这些一天到晚守着摊位的小贩儿们，她却抱有真挚的同情。她很清楚，自己做不到像他们这样，终日顶风冒雪，全靠着保温杯里的热茶取暖。这些小贩儿身上的皮袄一层套一层，腿上的裤子一条套一条，嘴里哈着白气，眉毛上挂着白霜，令彼得罗娃无端地联想到某本书里，陷在雪原深处的蒸汽机车。
走出市场，彼得罗娃拐进街角处的“马克比克”快餐店，点了一份三明治，只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街头的小摊贩和快餐店的售货员，虽说本质上都属于贸易工作者，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收银台边上站着一位女青年，跟打了兴奋剂一样，令习惯了安静的大学生读者们的彼得罗娃心烦气躁。
离彼得罗娃不远坐着祖孙俩，孙子看模样还在上幼儿园，却像个大人似的冲他奶奶嘟嘟囔囔，骂她傻瓜。彼得罗娃实在既看不下去，也听不下去，好像她自己就是那个奶奶似的。可那个奶奶却似习以为常，赔着小心跟孙子解释，可孙子听了却更加恼火，继续嘟嘟囔囔。这实在比哭闹还要糟糕。孙子身旁戳着一个小提琴套。彼得罗娃一下子便猜到，这肯定是个被宠坏了的小天才，他父母也一定总这样嘟嘟囔囔。她又想到了继父。每次被彼得罗娃的母亲、姨母，以及他自己的母亲逼到绝望，继父都会躲到阳台上去抽根烟，可他刚一回屋，新一轮的嘟嘟囔囔就又开始了。继父便以吼叫作为回应。彼得罗娃觉得，吼叫、摔盘子，都比嘟嘟囔囔强。吵闹完毕，继父偶尔会来到彼得罗娃的房间（那时她还在上大学，跟母亲和继父一起住），喘着粗气躺到床上或者坐到椅子上，问彼得罗娃：
“至少你是站我这边的吧？”
“站你，站你。”
“谢天谢地，咱俩可得抱团挺住！这个家就咱两个老爷儿们。”
继父的这句话无疑是对彼得罗娃的弟弟、继父的亲生儿子的挖苦。弟弟当时初中即将毕业，梦想成为一名甜品师。弟弟打小就学会了母亲那套，一见父亲醉酒就撇嘴皱眉，一脸嫌弃；发生家庭纠纷时也总站在母亲那边，但从不参与声讨，而只是默默地支持。继父便百般挑逗，逼他表态。母亲时常在吵架中途提出休战，这时继父便会趁机向亲儿子开上一炮；弟弟临毕业那年，他的炮口便总对准其职业选择“：你臭着一张脸干啥，饼干烤煳啦？”母亲便大叫：“你别冲儿子撒气，混蛋，喝猫尿了你！”于是双方就又重新交起火来。当继父和亲儿子开始偶尔爆发短暂拳斗时，彼得罗娃已经搬离了那个家。母亲把电话打到图书馆告急，说得好像两人动了刀子似的，其实只不过是弟弟朝继父的颌骨抡了一拳，继父照弟弟的肝脏部位擂了一拳，战斗便宣告结束了。“打架，他不是那块料，”继父过后说，“不过，这也许是好事。”
对继父这个人很难做出褒贬。他并不聪明，也没有多少学问，但彼得罗娃清楚，假如有一天，她不得不把自己脑子里整天琢磨的那些事和业余时间干的那些事讲给谁听，那这个人只可能是继父。她大概想象得到继父对此会作何评论，包括他的那些个口头语——“靠，你可真行”，“真有你的，老妹儿”。但她知道，倾诉的欲望终将到来，正如当年如期而至的月经初潮。生性孤僻的彼得罗娃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她惊慌失措地嚎啕，惊醒了上完夜班正在补觉的继父，后者只得一通解释，虽然说了好多“靠，你可真行”，“真有你的，老妹儿”，却总算将彼得罗娃从痛苦的折磨中解救了出来。
腹部的寒流迫不及待地将彼得罗娃拽到了街上，没容她等到“祖孙俩”情景剧的结局。其实也没啥好等的，那位奶奶太过懦弱，不可能突然雄起，给小土匪一个脖儿拐或者对他厉声呵斥，好让他知道好歹。
天色渐渐暗了。十字路口处，街对过停着一辆绛红色的灵车，彼得罗娃无端地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她走过一家“基罗夫斯基”连锁超市，沿着一栋绛红色屋顶的长楼前行。大约就在这个地方，一九九八年，道边有处工地，不知是改造还是新建，工地用结实的木头围栏与人行道隔开，底下铺着木板，上面加着顶盖。正值秋天，路上积了一大汪水，彼得罗娃走在围栏与水洼之间的木板上，21路公交车缓缓驶入那条长长的水洼，仍溅起一人多高的巨大浪花，华丽丽地浇在避无可避的无助行人身上，彼得罗娃也未能幸免。可不知怎地，被冲了个污水澡的行人们却只是相视而笑，彼得罗娃也跟着笑，笑某人的雨伞被浪花击打得变了形，也笑周围人溅满污水的嘴脸，周围人也笑她。如今，仅仅几年光景，大家都变得不苟言笑了。那年秋天俄罗斯刚经历了金融危机，但人们却很快活；眼下并没有危机，况且临近新年，可路上的行人却一个个愁眉不展。看上去大家似乎都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穿得好了，吃得也更饱了，却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似的。也许恰恰少了些奔忙。以前的城市居民像一群蟑螂，大家都忙着赚外快，争先恐后地到处抢购便宜衣服和食品，着急忙慌地追赶公交车，就跟每一趟都是最后一趟似的，一门心思早点儿到家，唯恐在黑黢黢的楼道里撞见不要命的吸毒者。而如今，人们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如同走在主人屋里的宠物猫。
一切都变化如此之大，在医院旁的公交站台上，彼得罗娃居然没有看见茨冈人。她记得以前这里总有茨冈人，他们出现在每一位愁眉苦脸的乡下人和每一位郁郁寡欢的城里人面前，说出那句著名的开场白：“看你面色发青，瞧我占卜吉凶。”以前茨冈人成群结队，站台上的执勤警察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就聚居在医院边上，到站台营业方便得很。席地而坐（哪怕是雪地）的乞丐们也不见了，看来都跟茨冈人一块儿被赶走了。有家大商店，以前是卖录像带的，如今改卖游戏碟和影碟了。彼得罗娃已经很久没来过这片了，感觉都认不出来了。
公交站台上还有个冰激凌售卖亭，人们买完冰激凌，直接在街上开吃。
公交车却一点儿没变，还是两节车厢的那种，车厢连接处是手风琴似的橡胶褶子。这种公交车冬天冷飕飕的，夏天则热得要命，还土土呛呛的。座椅头枕像被乘客啃了似的。公交车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老古董的黄皮车，车上的橡胶地板有些地方已经磨破了，都能看得见车身铁皮（彼得罗娃听新闻里说，有位女乘客直接从车厢里陷了下去，卡在了车底与路面之间）；另一类则几乎是全新的，车身上白下蓝，这种要好得多。正是这样一辆较新的公交车驶进了站台，车上涌下来一堆人，全是来医院的，车厢里几乎全空了。
彼得罗娃坐车前往奥努夫里耶夫街，沿路望着巴尔金街旁的开阔空间。她这侧是契卡洛夫公园，房屋都被迁到了离道边很远的地方。另一侧有栋砖楼，开着一扇十字架形状的高大窗户，再往前便又是空地和车库区，一旁有个儿童俱乐部。冬季的公园宛如空旷的原野，只有些稀疏的小树和零落的人影，连积雪也被铲走了，因而愈加荒凉。风极大，一个男人扔给狗狗的球（他居然不顾禁令，众目睽睽之下在公园遛狗）飞出去老远，落地之后又被风推着滚了好久，狗狗一路被风推着追到了球，往回跑时却费了老鼻子劲，原本直竖的毛发被风捋平，长毛狗变成了短毛狗，看着像只猎犬，其实是只傻乎乎的金毛。彼得罗娃耳畔传来气流刮擦车厢外皮的声音。她眼前的画面随着公交车的行驶而旋转，由于运动的相对性，狗狗仿佛在原地跑圈，如同《黑客帝国》里的特效画面。
还有两对跑步者，但距离较远，运动服又都是男女通用的那种，因而看不出性别和年龄。被风推着跑的人，身子向后倾，两条腿拼命刹车，以免被吹到公园尽头；逆风跑的人则相反，身子朝前倾，怎么看都不像在跑步，倒像是连蹦带跳的高抬腿走路，又像是小丑在表演哑剧，又像是慢吞吞地蹬着一辆空气自行车。
在奥努夫里耶夫站下车之后，众人各自散去，只剩下彼得罗娃一个人。她担心惹人注目，便走到了街对面，公交车掉头返回市中心的地方。方才下车的那侧有个卖油炸羊肉合子的小摊，彼得罗娃知道那不是啥好油，兴许一天到头都不带换的，但油炸羊肉合子的香气却飘得满街都是，盖过了她鼻子里的桉油味，以及从她体内渗出的酒精味。
不断有公交车和橙色小巴开来，人们从车上下来，不紧不慢地各自散去。乘客下车的过程被车身屏蔽了，只有当车身像侧幕一样被移走之后，她才能看见下车的人。但上车的情形她却看得见。上公交车的，抓住车门上的抓手，小心地在路边的冰碴上维系平衡，谨防摔倒；上小巴车的则一头钻进黑洞洞的车厢，旋即消失在虚无中。彼得罗娃担心自己会错过阿林娜丈夫的到来。不过，他的身材似乎足够宽大，应该不至于混淆在人群中。
天色愈暗，路灯亮了，下起了雪。雪粒细小，几乎难以察觉，仿佛悬在半空中的雪尘。彼得罗夫说得没错，她这件大衣的确不暖和。就连那些穿着羽绒服和皮草的人，也不停地在风里扭头缩脖，以免冷风直吹面门。彼得罗娃感觉大腿根和鼻子尤其冷。无论她怎么站，风总能绕到她前面，照她脸上招呼。
风寒令彼得罗娃的鼻涕加重了。她已经不再把手绢往兜里揣或者往包里塞了，而是一直拿在手上，同时懊恼一整天都没想到要去买纸巾。她本可以现在去趟售货亭或者日用品商店，可又怕阿林娜丈夫恰巧这会儿出现。她又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把他漏过去了，自己对他的全部印象是否准确，怀疑他或许并没有她记忆中那么高大，肩膀也没那么宽，步态也没那么摇摇摆摆。退一步说，他今天或许压根就没去上班。不过，腹部的冷螺旋极少误导彼得罗娃，总能将她带到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这一天，彼得罗娃幸运地撞见了几乎所有的特种车辆。从“马克比克”出来，她看见了一辆灵车。在奥努夫里耶夫街，她又看见了一辆长长的消防车，它将公交车挤到道路两旁，从狭窄的车道中央慢悠悠地开了出来，车顶的报警器闪烁着难以言喻的幽蓝。驾驶室里的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路旁的行人。彼得罗娃从未见过消防车像电影里那样在路上疾驰，它们总是比公交车稍微快那么一丢丢，与此同时却警笛大作，警灯狂闪，似乎专为加剧恐慌。
消防车刚过去，又来了一辆沉默的警用吉普，车上的人一个个冷着脸。消防车是开往市郊林区方向的，尽管那里似乎并未起火；而警车则是开往居民区方向的，逼得彼得罗娃和站台上的其他人纷纷避让。当警车擦身而过时，彼得罗娃跟后排座的一名警察视线相遇，便从手绢后面冲他笑了笑，以示鼓励，后者却面无表情，只是抬手整了整灰色警帽，更准确地说，只是正了正帽檐。“都他妈疯了！”警车上有人骂了一句。
警车过后紧接着便是一辆救护车。同样没有闪灯鸣笛，同样分开路人，朝居民区去了。
彼得罗娃开始担心，是不是阿林娜丈夫出了啥事。但转念一想，警车和救护车去的跟阿林娜家完全不是一个方向，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过完救护车，路上总算消停下来。街上来来往往的全是小汽车，公交车和小巴车迟迟没来，站台上积攒了一大群人。在这群人中间也有一对奶奶和孙子，孙子倒是没撒泼，可总在人群里玩消失，奶奶便喊：“伊霍尔！伊霍尔！”这听上去不大像个人名，或许正因如此，孙子非但没有回应，反而跑到更远的地方团起了雪球。他先是朝售货亭扔，企图砸碎镶在亭身四周的几面大镜子，随后又照着过路的汽车丢。
“伊霍尔！伊霍尔！”奶奶的叫喊声更加绝望，却并未尝试制止孙子。好在天气干冷，积雪不易捏成团，刚扔出去就散了，化成射向路面的道道雪箭。
就在奶奶生气喊叫的当口，一辆小巴士迅速开来，迅速地挤满了人，又迅速地开走了。当人们争抢着上车的时候，奶奶一直在呼唤孙子，等小巴士开走以后，奶奶便鼓足了气力，在愤怒的加持下，一举逮住了腿脚伶俐的孙子，拉开萨满敲打手鼓的架势，照着孙子敲打起来。孙子转着圈地躲，奶奶转着圈地敲，而站在圈中央的，正是彼得罗娃。奶奶说了很多话，但彼得罗娃只听出了刚才那句“伊霍尔”。
关注这一情形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旁边拎公文包的高个子男人，另一个是正在收摊的卖油炸羊肉合子的摊贩。
“你这样会把他的肾打坏的！”摊贩从街对面高喊。
“我这就打死他！”奶奶叫嚷着，继续绕着彼得罗娃追孙子，并在他身上敲出毛绒的闷响，孙子却一个劲儿地笑，因为他身上穿的衣服又多又厚，而奶奶又太老了。奶奶敲打的唯一效果，是在孙子“咯咯”的笑声里加入了“嗝嗝”的变奏。
孙子笑嘻嘻地抬眼去看正等得心焦的彼得罗娃，接着同样笑嘻嘻地说：“你流血了。”
奶奶一看，不禁“哎哟”一声。彼得罗娃走到售货亭前去照镜子。她丝毫没有觉察到血是如何从鼻孔流出，淌过下巴，又滴落到大衣上的，甚至有血流进了嘴角她都没有尝出味道。站在冷风中这么久，她早已习惯了擦鼻子的动作，完全没有注意到手绢已经被血染黑了一半——在路灯的照射下，血恰恰是暗黑色的。
她从路上捧起雪擦脸，又把雪捂在鼻梁上，血却止不住。
她下意识地朝身旁拿公文包的高个子男人瞟了一眼，后者忙自我辩解：“我还以为你脸上蒙着条围巾呢。”
彼得罗娃的手绢上、手套上、脸上全浸染了血，只有红色大衣上的血迹看不出来，她周边的雪地上也十分干净，仿佛从她鼻孔滴落的热血径直烧穿了积雪，渗进了雪下的路面。
不知怎地，她从旁边看到了自己，仿佛她正站在卖油炸羊肉合子的售货亭的顶上，看见自己蜷缩着身体，可怜兮兮地站在那儿，从雪堆里挑拣一捧净雪，捂到自己脸上。拿公文包的男人不知所措地走过去，毫无意义地站在她身旁，充满同情地弯腰看着她。彼得罗娃乜眼看着他公文包上亮闪闪的锁扣，在上面发现了一些闪动，是街景的奇特而扭曲的映射。
彼得罗娃取下浸满血的手套，想看看血有没有沾到手上。手上并没有血迹，但也许是路灯太昏暗了。
“要不要给您叫辆出租车？”男人关切地问。
彼得罗娃摇了摇头，说她家就在附近。
“那我送您回家吧？”男人又问。
“不用，都好了。”彼得罗娃说完才意识到，“好”的不只是流鼻血，还有腹部的冷螺旋。看来，见血而出的冷螺旋，再次见血便得到了满足，退回了巢穴。
“您耳朵边上还有。”男人提醒道。
“那没事儿。”彼得罗娃愉悦地摆了摆手。
除了带公文包的男人之外，祖孙二人也一直站在彼得罗娃旁边，只不过站在她身体的另一侧，而她一直扭头看着男人，所以没注意到他们。孙子兴奋地盯着彼得罗娃的黑手绢看。
“给你来片瓦洛科金吧？”奶奶问罢，不等彼得罗娃回话，便在斜肩背的挎包里翻腾起来。“要不来片可乐定？[3]”
老太太说话时的浓重口音、过时的口头语以及一惊一乍的腔调，都令神情恍惚的彼得罗娃怀疑，这个老太太并非真人，而是在扮演某个角色，而且入戏太深了。只见她先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证件包，准确地说，是包在包里的包里的包，接着又掏出一个打着绳结的钥匙包，然后是装水电费单据的大钱包、装零钱的小钱包，最后才是装药片的中钱包。她打开中钱包，从里面掏出一把药片，开始咕哝着嘴唇仔细阅读药品说明，读着读着，哎呀一声，想起装纸币的钱包不见了，又急忙翻腾起来。与此同时，彼得罗娃一直在说不用不用。
奶奶、孙子和男人将彼得罗娃团团围住，奶奶和男人一左一右架住她的胳膊，将她护送上了返程的公交车。男人要去地铁站，奶奶和孙子要去火车站，彼得罗娃比他们下车都早，奶奶便不安地嚷嚷起来，怕她在半路晕倒，再被人当成女酒鬼，再冻死在街头。彼得罗娃疲惫地向她担保，说自己绝不会晕倒。孙子坐在彼得罗娃旁边，一直好奇地用手指头戳点着彼得罗娃的大衣口袋，那里面装着她的手套和那把刀。显然，正是那把刀引起了孙子的兴趣，但大衣和手套掩盖了刀的形状，使他无法确定那是什么。他的手企图伸进去探个究竟，被彼得罗娃温和地拿开了。
“那是把尺子吗？你为啥要带把尺子？”
“我是数学老师；数学老师都习惯随身带把尺子。”
为了摆脱这个小鬼，彼得罗娃不得不提前一站下了车。可刚一下车，又被另一个小鬼缠住了，这次是她自己家那个。
儿子头一回用手机来打电话，而非打游戏。彼得罗娃其实还不大习惯总将手机带在身上，况且充话费必须得去通讯中心，每次都要排老长的队，所以她总是尽量节省话费。彼得罗娃不太理解，丈夫干吗送她手机。移动信号尚未完全覆盖，随时有可能中断，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就连市中心的河坝广场[4]附近居然都没有信号，地铁里也没有信号，往彼得罗娃所在的图书馆打电话也最好用座机，因为在图书馆那片，三楼以下就收不到Motiv公司的信号了。彼得罗娃怀疑，Motiv公司的创始人是故意取了这么个名字，好为日后甩锅做准备：motiv嘛，本就是虚无缥缈，难以捕捉，可遇而不可求的。对手机还得小心在意，又怕它没电了，又怕它丢了，又怕落在哪儿了，又怕被人偷了。不仅如此，现在还时兴用无线耳机接电话，大街上全是这种目光凝滞、自言自语的人，时常冷不丁地开口说话、大笑、唉声叹气，每每令彼得罗娃躁动不安。
“妈，我明天可以不去上学吗？”儿子为了节省时间和电话费，直截了当地问。
“为什么？”彼得罗娃也没客套。
“我不舒服。我病了。可能是发烧了。”
儿子的声音的确像是病了，不是装病时的那种故作难受。仿佛他体内翻涌的热浪企图穿透听筒似的，特别是当他发开口元音或者唏辅音时。
“好吧，我现在过来。你在爸爸家？”
“不然还能在哪儿？”小彼得罗夫不满地问，意思是，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叫你爸给你量个体温。”彼得罗娃没好气地说，意思是，我又不是单亲妈妈。
“……你爸在家吗？”
“没。”
“你那儿有吃的吗？”彼得罗娃问，心想，早晨打发儿子去他爸那儿过夜的时候就该想到这个问题的。
儿子回了一阵持久的干咳，彼得罗娃则附和了一阵湿咳，并且感觉鼻子里又塞上了啥东西，而鼻咽部又尝到了新鲜血液的味道。彼得罗娃仰起头，听儿子说他爸那儿只有香肠和速冻水饺，而他想喝点儿果汁，吃点儿酸奶橘子之类的。“好极了，我可以去逛超市了。”想到自己浑身是血在超市里闲逛，彼得罗娃几乎有些亢奋。
从超市出来时，彼得罗娃一直在倾听鼻子里细微血管的动静。她将那些微血管想象成了纤细的水晶管，上面还雕刻着精细的花纹，诸如缠绕的草茎和间杂的小花。超市购物袋在她大腿上有节奏地敲击着。超市里坏洋葱的气味如此强烈，甚至盖过了她鼻子里桉油和鲜血的味道，回家的一路上她不停地将袖管凑近鼻子，看大衣有没有沾上坏洋葱的味儿，尽管这并无意义，因为大衣总归是要洗的。
“奇怪，车在家，”彼得罗娃见丈夫的车停在楼下，心想，“没准儿已经到家了。”
彼得罗娃走进家门，脱掉靴子，先走进厨房，将大衣兜里的刀放到餐桌上，又将手套和大衣扔进洗衣机，选择了羊毛洗模式，还没顾上倒洗衣粉和按下启动键，就听见厨房里传来购物袋的窸窣声，便走过去察看。
儿子的脸色比平时更难看了。他从购物袋里翻到了一杯酸奶，一看是樱桃的，立刻露出失望的神色，撂下继续翻腾。彼得罗娃知道儿子不爱吃樱桃，但必须得儿子在身边时她才记得住，而当她自个儿逛超市时，脑子里总会自动响起“水果园”牌果汁的广告——“儿子爱樱桃”。每次买酸奶，她总买一杯樱桃的，再买一杯其他口味的。结果小彼得罗夫总选其他口味的，樱桃的都被彼得罗夫吃掉了。
彼得罗娃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愉悦地感受到了儿子与自己相近的热度。她喜欢儿子这样烫烫的，假如高烧不会危及性命，她甚至愿意儿子总这样，身体像暴晒的砖块一样火热，眼睛灼灼放光。小彼得罗夫从头到脚全是厚衣服——高领毛衣、棉裤毛袜，口鼻并用地呼吸着。手指上的创口贴已经灰不溜丢的了，却仍没揭下来。
彼得罗娃拿来体温计，给自己和儿子各量了一次体温。他俩的体温几乎一模一样，都是39度，彼得罗娃比儿子还高着0.1度，可她却感觉比儿子精神得多，想来是放血和散步的功效。儿子坐在板凳上，吃着香蕉，贪婪地喝着橙汁，身子却痛苦地扭来扭去，看样子不像是装的。
彼得罗娃想打电话给彼得罗夫，问他死哪儿去了，但他极有可能正躺在地沟里，而彼得罗夫不喜欢别人打电话到修车行找他。否则，倘若他真在地沟里，就得丢下扳手，从车底下钻出来，脱掉手套，小心翼翼地从袄兜里掏出手机，唯恐将润滑脂或者机油蹭到衣服上，等接完电话，还得以相反的顺序将这一整套动作重复一遍。而且每次都得额外找一通扳手，而它总像变戏法似的，不是钻进口袋里去了，就是跑到工具箱里去了，要不就是跟工作台上的扳手混在一起了。这时候的彼得罗夫绝不是个好说话的，假如打电话为的是鸡毛蒜皮，他甚至会有些粗鲁，而“你死哪儿去了”简直会令他发疯，但他不会像彼得罗娃的继父那样大吼大叫，而是不自觉地出长气，每次他这样做，彼得罗娃都恨不得隔着电话掐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