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还在上小学时就认识谢尔盖了，从一年级开学的第二天起。开学前不久的夏末，彼得罗夫才跟着父母搬到新家。彼得罗夫只来得及认识了同楼的几个孩子，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跟着母亲一起逛商店，购置秋冬衣物，排着长队领校服（领回来之后，母亲又亲手把它改成彼得罗夫的尺码），买文具，等等。彼得罗夫想不通，这些事儿母亲明明自己就能搞定，干吗非要拽上他一起。
一年级是由原来的幼儿园升上来的，班上的孩子们老早就相互认识，头一节课间就凑到一堆儿，聊起了自己的话题。彼得罗夫没人说话，就走出了教室。另一个小男孩也走了出来，淡黄色头发，个子小小的，看着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小男孩问彼得罗夫看过《大耳查布上学记》[1]没有（当时正火的一部动画片）。彼得罗夫说看过，两人便聊了起来。谢尔盖也是从外地新搬来的，在班上也谁都不认识。放学后，彼得罗夫把谢尔盖送回了家，在他家玩到了天黑。打那以后，两人便经常到对方家里玩儿。高中毕业，彼得罗夫因扁平足参军未果，当了一名修车工，谢尔盖则考上了大学文学系，但两人仍没断了联系。
这个谢尔盖哪儿都好，唯独有些自命不凡。他无端地认定，自己必将成为大作家——恰恰是“大”作家，而非“小”作家。若是寻常的年少轻狂也就罢了，过几年也就消停了，可谢尔盖非但笃信自己未来的成就，还莫名其妙地认定，他只有在死后才能获得盛誉。在他死后，亲戚们会将他的巨著遗稿寄到杂志社，等编辑们拜读以后才会意识到，世界错过了怎样的天才。假如谢尔盖向父母宣告了自己的梦想也就好了，父母一定能一巴掌将他拍醒，或者把他送到专业的治疗机构，帮助他恢复理智。可他却只将这一设想分享给了几个朋友，而朋友们为了证明自己够朋友，一律保持缄默，或者并未当真。谢尔盖的父母千方百计地培养儿子对生活的热情，反复向他灌输，如果他不能在一切事情上成为最好的，将来就会一事无成。谢尔盖上学时哪怕得个四分（五分制）都会遭到父母申斥，好像他将来的成就完全取决于这些分数似的，虽然有成百上千万的例子证明了相反的事情。
谢尔盖的长篇小说，说穿了，就是叠加到本土现实的《洛丽塔》[2]，其对读者的冲击力理论上存在于，小说女主人公不是十二岁，而是八岁。冲击波到此结束，接下来便是男主人公不痛不痒的内心纠结。尽管小说直击了男主的自慰场面，又对女主身体的各部位不吝笔墨，但跟市里、州里的街头真实比起来还是差远了。不仅如此，随着大学语文教材的不断深入，谢尔盖忽而仿效屠格涅夫，忽而师法托尔斯泰，忽而步武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又往小说里掺入了多甫拉托夫式的看似好笑的小段子，而所有这一切，彼得罗夫都不得不照单全读。每隔一段时间，谢尔盖便在一栋废弃建筑里点起篝火，将小说手稿隆重焚毁。彼得罗夫从不记得小说进展到三章以后，甚至连第三章写完过没有都很难说。小说包含着众多隐秘内涵和典故，谢尔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给没文化的彼得罗夫解释，但每一稿都跟前一稿完全不同。小说开篇（头两章及第三章开头）的最后一稿，写到男主人公正在刮胡子，打算去某报纸编辑部，可他那位犍牛一样的父亲却对他百般纠缠。这本来没啥，但在彼得罗夫这个对友谊、尊严之类抱有怪癖的二缺青年看来，谢尔盖肯定是在影射自己，因为男主父亲唱的那首电影主题曲正是他最喜欢的。
彼得罗夫还有一个朋友，两人总一起画漫画，说一个庄稼汉的牛棚被从天上掉下来的宇航员砸了个大窟窿，庄稼汉揪住宇航员，四处讨还公道，索求赔偿，从村里一直告到省里，但省里建议他上空间站去打官司。漫画还不无科幻色彩，庄稼汉和宇航员分属不同种族，此外还有无产者族、军人族、电视人族、月人族，后者只有搭乘月球电梯才能找到。彼得罗夫跟这位朋友相处从来没有任何麻烦。他俩谁也不知道为啥要画这个，他们并没有出版的打算，却在上面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像那是他们的第二职业似的。
谢尔盖订了好几份厚厚的文学杂志，《文学报》也是每期必买。他总说发表出来的东西都很烂，没有一个人会写，说文学奖项都颁错了人（没颁给他），却从不肯将自己写的东西寄出去。彼得罗夫建议他从小说里抽出一章，作为短篇寄给杂志社，可谢尔盖对着那一章改个没完没了，努力从中剔除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瑕疵，以便达到他所谓的“音乐性”。作为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好学生，谢尔盖深知，伟大作家非但对鸿篇巨制精雕细琢，即便一首短诗也会反复涂改，用掉大堆纸墨。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在谢尔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设想它，赋予它大概从未真实有过的模样。他一面计划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问世之前死去，一面又积极准备着接受采访、举办读者见面会，好借机抱怨小说家的艰辛，告诉人们，写小说可不是谁都干得来的。
谢尔盖还坚持记日记，记录他在文学田地里的辛勤耕耘。他把日记也拿给彼得罗夫看，后者于是又多了一份负担。由于谢尔盖将他的全部内心都倒进了小说，他的日记里啥也没有，除了对于自我平庸的无病呻吟，以及对于小说情节及辞藻的反复纠结。谢尔盖眼中的文学进程如此悲哀，如此可怜，如此晦暗，一如爱克曼日记里的歌德，或者爱克曼眼中的爱克曼，或者爱克曼的命运本身（彼得罗夫在阅读谢尔盖的日记之前，刚好读了父亲书架上的《歌德谈话录》）。彼得罗夫搞不懂，谢尔盖为何偏要在文学上浪费青春：文学之于谢尔盖好比对镜自笞，想打又不敢真用劲儿；又好比大男人偷摸换女装，想穿又不敢穿出门。
彼得罗夫将这些想法一股脑全说给谢尔盖听了，并且一时激动，建议谢尔盖把他表妹直接办了得了，省得整天在小说里对她意淫，兄弟们也省得看这些个垃圾了。谢尔盖辩解说，小说女主根本不是他表妹，而是文学形象，然后一气之下，把前两章手稿送去了《乌拉尔》杂志。
这次出征令谢尔盖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在讲述时对自己毫不留情，彼得罗夫却很感兴趣，因为他从未去过任何报纸杂志的编辑部，不知道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彼得罗夫简直不敢相信，在他们这个城市里居然就有家杂志社，里面有人挑选手稿，加以编辑，然后印成一本本纸皮厚书，再被送到图书馆和售报亭，由邮递员分发到订户的信箱，而有人会每月盼着收到并阅读它们。
谢尔盖本可以通过邮局寄送手稿，但他觉得往本市发邮包未免太过荒唐，况且跑一趟编辑部也不费事。难的是迈进去，询问该找谁，因为他担心里面的人会立刻向他投来新奇而嘲笑的目光——就你，也想当作家？谢尔盖胳肢窝下夹着个厚皮夹，绕着商店和售货亭，在大街上足足转悠了一个钟头，直到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才终于下定决心。
说起手稿，同样令谢尔盖深以为耻。他在那上面耗费了那么多时间，一遍遍在打字机上敲，一遍遍检查拼写错误，仍担心手稿出毛病，担心它不够厚，不符合格式要求，最后恰恰因为格式不符而被拒稿。为此他还特地买了两个专用的回形针，将手稿一页一页角对角地码放整齐，仔细别好。
出征编辑部之前，谢尔盖特意理了头发，换上西装，刮了胡子，喷了香水，将皮鞋擦得光可照人（皮鞋本就是干净的，因为正值隆冬腊月，平时也穿不着），又用小刷子将自己的方格大衣刷干净。
一楼有家旅行社，里面的人告诉谢尔盖得去四楼。一楼到三楼都很吵闹，有人在楼梯平台上抽烟，烟灰直接弹到棕榈树和橡皮树盆里。四楼却静悄悄的，只有一头铸铁小熊。谢尔盖彬彬有礼地连敲了几扇门，才有一个房间给出了回应，而里面似乎聚集了全编辑部的人，好像是专门来看他这个文学菜鸟的哈哈笑的。谢尔盖连同他的手稿被打发到了一个白发小老头儿跟前，后者漫不经心地接过手稿，说一周后再来或者打电话。
谢尔盖刚走到街上，就恨不得立刻返回去，拿回自己的手稿，从此再不登门。以小姑娘震撼读者的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他振奋了。谢尔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坐车回了家。整整一个星期，谢尔盖都处在一种类似疟疾发作的状态，忽而为自己的手稿感到害臊，忽而预感编辑部马上就会打来电话，将他奉为天才，忽而又觉得手稿如此糟糕，编辑部的人会奉劝他赶紧把笔扔了，从今往后躲编辑部远远的。
一周以后，他重复了自己的出征，甚至重复了在街头长达一个钟头的犹疑徘徊，唯一的区别在于这回他腋下没有了文件夹，并且知道该往哪儿走。他不知为何已然断定，发表是没指望的了，也并不认为听取白发小老头儿的批评建议有任何意义。
更糟糕的是，当谢尔盖终于鼓足勇气上到四楼，怯生生地钻进编辑室，浑身冒汗地准备迎接打击时，编辑们已经不记得他了，他不得不提醒自己是谁，送来了一份什么手稿，里面讲的是什么，而白发小老头儿却把他跟另一个人弄混了，信誓旦旦地说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诗歌。过了好一阵儿，编辑们忽然又都想起他来了，白发小老头儿的眼睛里立刻燃起阴毒的火苗（这或许并非事实，而只是谢尔盖的主观臆想），他很快就找到了谢尔盖的手稿，拽着他进了另一个房间。
白发小老头儿不住地叹气，似乎对谢尔盖的平庸深表同情，他说谢尔盖的小说缺乏原创性。白发小老头儿逐段点评，准确地识破了谢尔盖对这位或那位作家的模仿。谢尔盖的目光认真地追随老人的手指在字母上移动，好像这样便能对手稿做出补救似的。他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同样意识到了自己的平庸与愚蠢。
“不过，你也有写得好的地方，要是再多些就好了。”
白发小老头儿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说女主人公在放学路上跟自己暗恋的一个男生闲聊，聊得如此投入，回到家才发现，自己身后的裙角被掖在了连裤袜里，那还是她最后一节体育课下课之后，整理衣服时不小心掖进去的。白发小老头儿还欣赏一个细节，说男主人公的妈妈不肯让他爸爸出门去扔垃圾，担心他趁机溜出去喝酒，回到家又是醉醺醺的。
白发小老头儿还建议谢尔盖参加写作研修班，说杂志社有，大学里也有。谢尔盖知道大学里有，但主要是写诗的。此外他还认为，类似的活动纯属浪费时间。他从未听说过有哪位大作家是从写作研修班诞生的。他认为，文学，在特定阶段之前是十分私密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每次重写了小说开篇之后，都迫不及待地将手稿给朋友们传阅）。谢尔盖答应白发小老头儿，一定会加入某个研修班，一定会同他保持联系，有了新作品一定还会往编辑部送。
此后足足半个多月，谢尔盖一直感觉被侮辱、被损害了，感觉自己像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被男主人公玩弄了。他一度决心放弃写作。最后他得出结论，对于创作长篇小说而言，他所欠缺的只是生活阅历，于是决定先积攒经验，三年之后再重新动笔，写完书稿就去死。
十九世纪的人倒是好，不必总拿自己跟别人比来比去，因为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之外很少有别的参考对象。而在谢尔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更早以前，广播、电视到处都在宣扬某某作家声名鹊起的事例，他们要么是走了狗屎运，要么是迎合了读者口味，要么是经纪人运作得当，要么就纯粹是命好。谢尔盖刚刚平复下来，开始创作新的长篇——讲述一位水暖工如何热衷绘画，如何在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艺术圈里奋力拼搏——电视机就又把一则重磅消息砸到了他头上：某个文学奖项颁给了他的同龄人——几乎是同龄人，更准确地说，是个十八九的愣头青。此人被誉为“小安东尼·伯吉斯”，他的好几部短篇已经卖出了电影版权，被认定为前途不可限量。
雪上加霜的是，期末考试，有位任课老师给谢尔盖打了三分。他由此决定：是时候向这个无视他才华的残酷世界展开报复了，而且非要拽上彼得罗夫不可。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把手枪，想用它来与这个世界决裂。谢尔盖并非信徒，但他担心，万一上帝真的存在，势必会因为自杀向他问罪，保险起见，便请彼得罗夫帮忙。这种信任令彼得罗夫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毕竟谢尔盖拜托的恰恰是他，而非其他任何人；因此，从道义上讲，他没有任何理由向谢尔盖的父母泄露其计划。再者说，杀害朋友虽说不是什么好事，可既然朋友自愿如此，又有何不可呢？彼得罗夫甚至从未想过，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对。为了尽到真正朋友的本分，他起初也曾暗示谢尔盖，不值得为了鸡毛蒜皮这么做，比如出于对杂志编辑或者老师的怨恨。他还举了自己的例子，说他从来就没有幻想过发表自己的漫画，因为他不大相信哪家出版物会对它感兴趣。全叶卡捷琳堡只有一本本土的漫画杂志——《韦列斯》，但恐怕连自己内部人的漫画都塞不过来。此外还有几本迪士尼漫画杂志，关于米老鼠唐老鸭什么的，但这条路对于彼得罗夫之流无疑是封死的。更糟糕的是，彼得罗夫连下塔吉尔师范学院的美术系都没能考上，从此就把当画家的念想彻底扔出了脑袋。“那是你——！”谢尔盖听罢，一脸嫌弃地对他说，似乎彼得罗夫本就是一坨烂泥似的。
谢尔盖对彼得罗夫死缠着不放。原因大概不仅仅在于他对上帝的不可理喻的虔诚，似乎还因为他在自己脑子里编排了某种情节，必须通过彼得罗夫向他开枪才能实现。彼得罗夫猜测，是不是因为俄罗斯很多大作家都是非自然死亡，谢尔盖才打算以自己的英年早逝来弥补天赋。一连好几个月，谢尔盖都在怂恿彼得罗夫答应自己，那股子软磨硬泡的劲儿，堪比小伙子跟大姑娘求困觉。但凡两人独处，除了自杀，谢尔盖就再不会说别的了。他给彼得罗夫打电话是为了说这事，跑到彼得罗夫家里来还是为了说这事。
彼得罗夫最后只得勉强同意，但提议谢尔盖再等等，哪怕等到五月份也好。彼得罗夫琢磨着，别看谢尔盖嘴上说得坚决，过一段时间兴许就变卦了，再者说，到时候他的作品没准儿真能登出来呢。谢尔盖将小说前两章分别寄给了《星星》和《新世界》，因此，有极小的概率，它们会碰对了某位编辑的口味，后者会说：“我说，咱把这个登了吧，指定好玩儿！”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彼得罗夫不知道编辑部是如何筛选稿件的，但从谢尔盖激愤的讲述中，他猜测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形。
彼得罗夫本以为谢尔盖会渐渐平复，一切将回到原轨——废弃建筑里的闲坐，森林公园里的闲逛，喝着红酒啤酒论文学。不承想，谢尔盖真的参加了写作研修班，继续创作那部关于水暖工立志当画家的长篇，手稿走到哪儿都带着。他还开始详尽筹备自杀事宜。彼得罗夫不知道哪一样更折磨人：听谢尔盖读他的各种遗书，还是听谢尔盖读他的小说手稿。在那些遗书里，谢尔盖谴责父亲对他百般压制，不给予他个性发展的空间，谴责那位大学老师给他打三分，谴责编辑们有眼无珠，谴责当代文坛沆瀣一气。而小说里呢，水暖工的原型就是彼得罗夫本人，尽管谢尔盖掩耳盗铃地将人物设置成了金发碧眼的同性恋。水暖工的中学同学，即谢尔盖本人，则被塑造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剧作家，终日穿梭于各大国际艺术节，仅仅作为一个令翻版彼得罗夫羡慕嫉妒恨的背影存在。在小说第一版里，翻版彼得罗夫竟然对邻居家年仅八岁的小男孩欲图不轨。彼得罗夫读罢大骂：“靠，你丫有病吧！”“你凭啥说我写的是你呢！”谢尔盖这么辩解着，但还是把小男孩拿掉了。后来他又把小男孩的角色换成了翻版彼得罗夫的同事，描写两位水暖工在主顾的地下室或者住宅里并肩劳作时如何摩肩擦踵，耳鬓厮磨。谢尔盖还剧透了小说结局：水暖工彼得罗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水暖工恋人被另一个男人撬走，最后一无所有，孤独终老。
春天越近，离谢尔盖父母前往郊外达洽所剩的时间就越少，谢尔盖就越急不可耐。他天天给彼得罗夫打电话，甚至亲自跑到他家里，好确认他没有变卦反悔。彼得罗夫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觉得自己虽不说一言九鼎，至少也是一诺千金吧。唯一潜在的变数是彼得罗夫跟同楼的一个姑娘处对象了。起初彼得罗夫没太当真，可姑娘却动了真格的：她去修车行找他，往他家里跑，假如彼得罗夫假装不在家，她就蹲在楼道口死守。约会本身谈不上不好，跟那个姑娘在一块儿也并不无聊，也正是在跟她交往之后，彼得罗夫才认清楚谢尔盖的计划何等愚蠢，他对世界、对父亲、对老师的谴责多么荒唐。麻烦在于，彼得罗夫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姑娘，偷偷跑去找谢尔盖，可姑娘黏他黏得太紧了，每到周末，她一大早就跑到彼得罗夫家，把他摇醒，让他陪自己玩儿。但目前为止，彼得罗夫还觉得挺好玩儿的。
彼得罗夫当然可以跟谢尔盖约定一个日子，一下班就去找他，可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几点能下班，搞不好整宿都得待在修车行。好在已经不是冬天了，把绒衣卷巴卷巴往脑袋下一垫，在工作台上就能眯个盹。最后两人约定，谢尔盖的父母去达洽后的头一个星期就动手，随便哪天都成，只要彼得罗夫能早点下班。谢尔盖的父母是重度园艺迷，一开春就跑去达洽种菜，整个夏天都待在那儿，连上下班都从达洽往返。
但计划不如变化：谢尔盖也被父母绑到了达洽。在母亲的催促声中，谢尔盖带着慷慨就义的悲壮神情，钻进了父母的红色拉达2106。同样是在这些催促声中，彼得罗夫跟女友帮助谢尔盖往拉达车上塞满了铁锹等各种园艺工具，一大堆箱子、木板、罐头、几麻袋土豆和一大摞空麻袋。谢尔盖的母亲时不时就叫唤一句：“哎呀，差点忘了！”谢尔盖的父亲硬逼着彼得罗夫给他的拉达车更换了后刹车片，还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说就他这个磨蹭劲儿，居然还有人给他发工资。
要不是念着谢尔盖父亲从前待自己不错，彼得罗夫早让他滚一边去了。彼得罗夫和谢尔盖小时候，谢尔盖的父亲总跟他们一起做航模，比如塑料飞机模型和硬纸板的和平号空间站模型，他还能照着“青年机械师”的图纸做出各种轮船模型。而彼得罗夫的父亲却总在加班。
一想到要去达洽，谢尔盖就一肚子火。他对达洽的厌恶似乎超越了一切。这也情有可原：任何一座达洽，任何一块菜地，春天都是一派古希腊地狱景象：经冬下陷的菜畦上散落的根茎残骸，泥泞的田埂，枯败的灌木，坍塌的茅厕——一切都令人心烦意乱，到处都需要拾掇，搬来搬去，敲敲打打。谢尔盖的父亲还有个臭毛病，无论谢尔盖干什么，他总要摇头晃脑、唉声叹气，连彼得罗夫这个不相干的外人都无法忍受。谢尔盖的父亲似乎在以此向妻子显摆自己的能耐，炫耀他对谢尔盖的绝对优势，好像在跟自己的儿子竞争自己的妻子似的。
但总的来说，谢尔盖父母人还算不错，很和善，彼得罗夫的父母甚至放心让彼得罗夫跟他们去达洽，自己好趁机解脱一下（要知道他们连少先队夏令营都不大认可）。那些日子给彼得罗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和谢尔盖可以爬到凉台顶上晒太阳——而奶奶却从不允许彼得罗夫这么做，又怕他把屋顶的油毛毡弄皱，又怕他从上面摔下来，怕这怕那。谢尔盖的母亲在自家澡堂子里给彼得罗夫洗澡、剪指甲。有一回，他跟谢尔盖把一个老太太家园子里的马林果全吃光了，老太太跑过来大吵大闹，谢尔盖的父亲护着他们，对老太太说，想要马林果尽管从他家摘，老太太便说，反正她也没孙子，孩子要爱吃，她园子里还有草莓呢，只是得先征求同意，不然就不好了。谢尔盖的父亲便命令两个孩子把老太太家浇地的大桶装满水。两人领命而去，一边打水，一边打水仗。当时用的还是压水井，井把太沉，一个孩子的重量根本压不动，非得两人一起吊在井把上，或者同时跳上去用肚子往下压。压出的水流以那么大的力量击打在吊桶底部，激起那么多水沫，像极了城里街头巷尾的自动贩售机里流出来的不加糖浆的气泡水。
在奶奶的达洽彼得罗夫可就没这么多乐子了。一来街坊四邻全是老头老太太，而且全都无儿无女，别说玩伴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二来奶奶的达洽里别说电视机，连收音机都没有，邻居家倒是有一台，却又极抠门，不肯像谢尔盖父母的达洽邻居那样，把音量开到最大，好让所有人都能听见。彼得罗夫从那台收音机里听到的唯一响动是晚九点的整点报时，因为一到傍晚，四周便陷入一片暴雨将至的沉闷寂静。三来奶奶啥活儿也不让彼得罗夫干，过后又埋怨他不帮忙，净捣乱。奶奶不让彼得罗夫干活是因为很久以前，她的小弟在乡下割破了手指，破伤风死掉了；她过后埋怨则是因为她的确需要帮手。奶奶还不让他下河游泳，怕他淹死；不让他上房，怕他掉下来摔死；甚至连看书都不让他看太久，怕他把眼睛看坏。他在达洽里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台阶上东张西望，听奶奶发牢骚，埋怨他啥也不干。每年夏天，他都要在奶奶的达洽待上一整个月。而他居然没有疯掉，简直匪夷所思。
临别时，谢尔盖抱着一只罩着粗麻布的水桶，以那样一种眼神望着彼得罗夫，仿佛他已决意在达洽上吊或者吞枪，就在菜园子里那座酷似小房子的暖房里面。谢尔盖凭借吵闹才争取到了带上纸张和打字机的权利，打字机被放在了车顶，用绳子跟木板和铁皮浴盆绑在一起。彼得罗夫想，能在达洽写作倒也并非坏事，他眼前清晰地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谢尔盖坐在争取来的阁楼里，坐在那张麻花腿、窄抽屉的老书桌前，不停地在打字机键盘上敲打，写出又一个根据熟人杜撰的故事。谢尔盖的父亲倒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他从不干涉儿子的创作，从不翻看他写的东西，从不瞎提意见，比如该写什么、怎么写，不会动不动就塞本书过来，建议他照着书上的写，也不会站在他身后监工。而彼得罗夫的父亲则不然，在他搬去照顾罹患老年痴呆的岳母以前，动不动就抄起彼得罗夫的画纸，百般挑剔地审视。彼得罗夫没能考上美术系这一事实，令父亲彻底给他的绘画才能乃至他本人竖起了墓碑。假如彼得罗夫的漫画能卖得出去，父亲或许还会承认它们有些价值，可眼下，每次见儿子和他那个朋友埋头画分镜头，他就会冷哼一声：“我说小伙子们，你们还是去干点有用的吧！”有一回，彼得罗夫忽然从旁边看见了可怜兮兮的自己，眼前甚至迅速闪过一部关于自己和朋友的黑白电影，片名叫《不务正业》：一群自诩画家的小青年，整天胡涂乱抹些抽象派画作，混迹于爵士乐舞会，较之于艺术家更像酒鬼。终有一天，其中一个因为反苏行径被抓了，画室被查封，其余人不得不进了工厂，可他们干啥啥不成，害得生产队眼看就要输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了，肌肉发达的青年工人们只是笑嘻嘻地取笑他们，而肌肉发达的年长工人们则对他们横眉立目，只有一位姑娘相信他们的才华。主人公给这位姑娘画了一幅抽象派肖像，看着更像讽刺漫画，所有人都哄堂大笑。这时，一位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工人，不经意间聊起了自己的家人，说他们都在德军轰炸中遇难了，还展示了他们的照片，主人公心有触动，事后便凭记忆画起了老工人的妻子儿女。他画到很晚才睡，睡过了换班时间，在共青团大会和工人大会上遭到批判，共青团书记（就是主人公给她画肖像的那位姑娘）来到主人公家里问究竟咋回事？没咋回事。你现在画啥呢？没画啥。又画那些个没正行的呢？没错。给我看看！不给。争抢间，画布掉落，姑娘大为感动，将画布带到工厂，老工人嚎啕大哭，紧紧地抱住了主人公——以上所有这些画面，电光石火般从彼得罗夫脑海中掠过，就在父亲建议他干点正事的那一瞬间。但老工人拥抱完主人公以后的情节，却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彼得罗夫不知道该如何将臆想的电影引向圆满结局，显然，主人公的铣工技艺，并不会单纯因为大家对他绘画技艺的称赞而得到提升。
较之于彼得罗夫的父亲，女友对他的才华要有信心得多。她一听说彼得罗夫喜欢画画，立马预定了一幅自己的画像。第一幅画像被她否了，说画得一点儿都不像，但还是拿回家去了。几天后，女友的妈妈见着彼得罗夫，却夸他画得好极了，简直跟活的一样（原话便是如此——“跟活的一样”）。第二幅画像，彼得罗夫把眼睛画大了点儿，嘴巴画小了点儿，这下，女友简直欣喜若狂。“人体写生画不画？”女友问。假如他俩之前还没上过床，彼得罗夫很可能会觉得难为情，可他们第三次约会就睡过了，当时两人都还没有聊到彼得罗夫的绘画爱好上来呢，而只聊些电影——之前都看过哪些片子，哪些喜欢，哪些不喜欢。女友不大聪明，书也基本不读，除了软皮的言情小说，就那也只是因为她妈会买这种书（她爸则买侦探小说）。也难为她能说出“人体写生”这样的文词，而没有说得更直白粗俗。彼得罗夫赞赏她的文雅表达，却拒绝画她的裸体，因为她真正想要的绝非自己的裸体，而是把她的脑袋安到一个完美的胴体上去，还得把背景画成香车豪宅，手上脚上还要画满钻石和奇葩文身。说到文身，她还真有一个——一团火焰，在肚脐眼周围。这要是被她妈知道了，非得薅光她头发不可。
彼得罗夫没能来得及想念谢尔盖，因为没过几天，他自己也被打发去奶奶的达洽帮忙了。自打彼得罗夫的个头赶上父亲之后（这其实并非难事，因为父亲既非巨人，又非篮球运动员），达洽的无聊生活就终结了，奶奶开始把他当成壮劳力，从早到晚，像非亲生的那么使唤。但彼得罗夫最主要的用途还是翻地，在这件事上彼得罗夫的父亲是指望不上的，因为他总变着法地偷懒：每隔五分钟就要抽支烟，没干一会儿就嚷嚷背疼，动不动就往茅房跑，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还总溜出去跟邻居喝酒。彼得罗夫其实很能理解父亲，因为辛辛苦苦翻出的菜畦上长的那些土豆黄瓜西红柿，自家厨房里连根毛都见不着，都被奶奶私藏了，八成是卖了钱，留着办后事用呢。据彼得罗夫估计，那必是一场奢华的葬礼：水晶打造的棺材，八匹黑马拉的灵车，由三个本地乐团组成的乐队，当奶奶上路时，头顶还会掠过一支歼击机小分队。
但彼得罗夫喜欢翻地。他如此喜欢挖坑，觉得自己简直像《基坑》[3]里的主人公，而且小菜畦他还嫌不过瘾，非得成片的土豆地才趁他的心。闲置大半年，田里的野草都长荒了，这些草全得连根挖出来，抖落掉根上的泥土，把草梗装进桶里。春天不像夏天那么闷热，身上不会蒸桑拿，而只是微微发热，连蚊子（它们就像是从挖开的泥土里钻出来的）叮在脸上都是舒服的，虽然偶尔也会起大包。透过菜地四周尚未抽叶的灌木丛，能看见邻居们也在翻地，从而产生一种集体劳作的感觉。彼得罗夫长成壮劳力那年，收音机已经普及，无线电台遍地都是，人们纷纷把淘汰的磁带录音机带到达洽，四面八方鼓噪着各式各样的音乐，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焚烧垃圾和烤肉串的烟气从四处升腾而起。男人们穿着裤头雨鞋就能出门干活，谁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跟彼得罗夫隔一块菜地有位壮硕的大叔，在一位老太太（他母亲或者姑母）的吆喝声中，也在翻地。大叔的秃顶闪闪发亮，上身光膀子穿着棉袄，下身是条齐膝的红衬裤，脚上是双暗绿色的胶鞋。大叔停在门口的那辆车，至少值市区两套房。
在达洽已然很好，更好的是赶上奶奶感冒着凉，她便会给彼得罗夫留下一些指示，自己跑进城去，只剩下彼得罗夫一个人。彼得罗夫喜欢奶奶，却不喜欢奶奶用水罐往地头给他送水，问他脑袋晒不晒，要不要戴顶帽子——巴拿马草帽，甚至是她自己那顶遮阳帽，用白色塑料吸管编的，帽顶还有个褪了色的粉蝴蝶结。
当天傍晚，彼得罗夫跑了一趟附近那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卖部，买回一大堆啤酒（奶奶要是知道自己孙子偷着喝酒，肯定会提前蹬腿儿），坐在奶奶家黑木屋的门廊上，欣赏起了日落。多好啊，在炮弹射程乃至更远的范围内，没有奶奶，没有谢尔盖和他的奇葩想法，没有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坐不住的女友，有的只是邻居家窗玻璃上的反光，以及足够遥远不致令人心烦的人语声、电视声（美国肥皂剧《圣巴巴拉》之类）、收音机声。
彼得罗夫喜欢翻地，只不过，翻完地的第二天，他只能要么继续翻地，要么在床上挺尸，而在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期，他整条脊柱都会出现难以言喻的疼痛，甚至不能称之为疼痛，而更像是一种诡异的感觉，就藏在后背，骨盆周围，逼得人屏息凝神，不敢稍动，唯恐将其惊醒。他没办法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必须先小心翼翼地从仰躺翻到趴伏，接着撑起手臂，弓起双腿，依次借助凳子、桌子和墙壁的支撑，缓缓站起，步履蹒跚地去趟厕所，然后像只乌龟一样慢吞吞地穿好衣服，一面倾听着脊椎骨和里面的脊髓的动静。听着自己哼哼唧唧，彼得罗夫自己都觉得好笑，可就连发笑都得加着小心。彼得罗夫像拄着拐杖一样拄着铁锹来到地里，开始一下一下慢慢地翻地，好半天后背才活泛起来，好像脊椎骨之间的润滑油冻住了，只有通过脊柱来回活动才能慢慢化冻。一段时间过后，铁锹已经翻动如飞了，但彼得罗夫心里清楚，一旦坐下来歇息，后背的疲软便会立即归位，将他变回一只贴墙游走的大蜘蛛。
一个冬天不见，奶奶的达洽旁边就多出了一座四面院墙的红砖小楼。彼得罗夫记得起初那里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后来挖了一个大基坑，坑底总积着一汪水，再后来打了地基，闲置了一两年，可眨眼之间，砖房和院墙就起来了。彼得罗夫喜欢那堵砖墙，墙身笔直，砖缝整齐，砂浆勾缝；可他却不喜欢墙里面的人，他们用这道砖墙与周围人隔绝开来，让外人看不见他们在里头干什么。除此之外，彼得罗夫在这家人面前还颇有些自惭形秽，虽然他只见过那家的男主人。那个男人经常在阳台抽烟，烟头灭在烟灰缸里，时而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从他的阳台望去，周围形形色色的屋顶尽收眼底，时而同样若有所思地望着彼得罗夫。彼得罗夫很为自己身上的破旧衣服感到害臊：运动裤和旅游鞋已经穿了三年，都快穿烂了，所以才专门拿到达洽，刨地时穿的。他上身是件灰不溜丢的针织衫，上面共有七道横纹，每道条纹上都有一排鹿，头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又向左，以此类推。这件针织衫大概织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家里人对鹿何以如此热衷，彼得罗夫不得而知，但他猜测，大概跟银鹿车标的伏尔加小轿车有关，兴许是种召唤仪式。
男邻居时不时地便走到阳台上望望彼得罗夫，好像彼得罗夫翻的那块地是他的，他在监工似的，而彼得罗夫也的确有了种雇工的感觉。问题似乎出在男邻居的眼神上，那眼神里有种君临天下的自信从容，仿佛整片土地连同地底下的东西全是他的。当他环视四周时，仿佛在筹划将这片土地改建成别的什么，比如别墅区，整个片区都用他家那样的砖墙圈起来，里面全是独栋别墅，每栋别墅又各自圈着围墙。彼得罗夫无端地认定，男邻居家的围墙内一定有一大块平整的英式草坪，一个蓝汪汪的圆形游泳池，虽然眼下还没到游泳的季节，露天泳池暂时也还派不上用场。男邻居穿着黑西装、黑衬衣，还扎了条黑领带，这让彼得罗夫很看不惯，在他看来，穿着西装来达洽纯属装逼。穿着这身黑西装的男邻居如同脱下了蝙蝠侠制服，尽情享乐的亿万富豪布鲁斯·韦恩，跟他一比，周围这些简陋的木屋令彼得罗夫感到窘迫和羞耻，既为他自己，也为周围全体达洽邻居。话又说回来，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喜欢穿一身黑，好让自己显得更聪明、更气派，彼得罗夫怀疑男邻居正是这么一个故作聪明的家伙。
男邻居耐心地等待彼得罗夫将整块土豆地翻完，当他佝偻着腰，撑着铁锹柄，像个疲惫的老魔法师拄着魔杖站在地头时，才开口问道：
“喂！俄语，会说吗？”
男人显然是把彼得罗夫当成外籍雇工了，原因肯定出在彼得罗夫的黑头发和貌似斯拉夫人却又颇有些亚洲风味的长相上——巡警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总在大街上拦住他查验证件的。可他也不动脑子想想，外籍劳工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位普通老太太家的菜地里？
彼得罗夫点了点头，没吭声，尽管他本可以说，男人自己长得也不像什么高贵人种，而更像是高加索山民。
“我家的花田需要翻一下，我可以付钱。”
按照男邻居的设想（彼得罗夫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一听见“钱”，彼得罗夫立马就会跟他讨价还价，然后满心欢喜地走进他家院子，像个乡巴佬一样打量着眼前的洋房、院子和泳池。彼得罗夫感觉受到了羞辱，他将铁锹插进土里，仿佛那是一面飘扬在要塞塔楼最高点的旗帜，而他是一位护旗手似的：
“有多远滚多远吧，该死的！”
说罢，彼得罗夫便走进了奶奶的木屋，准备烧水泡茶，用电磁炉热汤。他像个老太婆一样不自觉地呻吟着，拎着水壶在水龙头下面接水。渐渐变沉的水壶令他的腰越发难以承受。汤锅倒是没有变重，因为它本就很重。他很想坐下，可一旦坐下去，再想站起来可就费劲儿了。彼得罗夫倚墙而立，后脑勺顶到了一个画框。那是一幅风景画，不知道怎么跑到达洽里来的，上面画着一小片白桦林，一条小路在雪地上逶迤延伸。奶奶和父亲总指着这幅画教训彼得罗夫：“这才叫画画，不像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彼得罗夫决定再待一天，等后背完全不疼了再走。他打算傍晚再去一趟小卖部，并庆幸父亲没把车给他留下，不然就他那车技，真不知道怎么把车弄回去。想到还能痛痛快快喝顿啤酒，他很高兴，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止痛药，比任何药膏、安乃近都强。
男邻居连门都没敲就进来了。彼得罗夫赞许地看到，男邻居非但一点儿没生气，反倒一脸的欢喜。但他不喜欢男邻居到别人家跟进自己家似的。男邻居拎着一瓶白兰地。在木屋里，他看上去比在红砖墙背景下自然多了。彼得罗夫感觉，男邻居的出现令小木屋蓬荜生辉，不再是从前那个简陋住处，而更像是田园风情的独特设计了。男邻居轻车熟路地伸手探入壁橱，取出两只落满灰尘的酒盅，朝其中一只吹了口气，将杯底的一具胡蜂残骸吹了出来。
“在这儿真他妈没劲。我原以为上班才没劲，没想到，哎！对了，我叫伊戈尔。”
彼得罗夫也报了姓名。
“你年纪轻轻的，脾气咋那么冲？”伊戈尔在桌旁坐下，往两只酒盅里各倒了一盅酒，“坐下呀，站着不累呀？”
彼得罗夫说他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继续背靠墙站着。
“牛！我没耽误你干活吧？我看你家大棚还没盖膜呢。”
“不耽误。”
“你喝酒不喝？瞧你那狠样，跟个拳击手似的。你该不会是个运动员吧？”
半小时后，再也站立不住的彼得罗夫终于坐到了板凳上，还起身端来了汤锅，给伊戈尔和自己各盛了一碗汤。半小时后，又来了一位男邻居，说看彼得罗夫好像地都翻完了，铁锹能不能借他使使。
“嗬，你眼神倒是挺尖。”伊戈尔对男人夸奖道，“咋着，想不想让眼神变得迷离点儿？”
较之于翻地，男人显然更乐意让眼神变得迷离。伊戈尔飞跑回家，又拿来一瓶酒。等男人的妻子纳过闷来为时已晚，伊戈尔已经开车带着彼得罗夫去小卖部买啤酒去了，而借铁锹的男人已经被温暖的阳光以及顺着静脉泛滥开去的“超强光”化成了一团泥。女人一把揪住男人的后脖领子，拖起来就走，拖到门廊，男人还没忘了顺手抄起那把铁锹。就这样，女人拖着男人，男人拖着铁锹，“拔萝卜”似的走远了。
余下的傍晚时光，彼得罗夫和伊戈尔在露台上痛饮啤酒。伊戈尔一边喝一边兴奋地叫嚷“：靠，真他妈够劲儿，真应该一上来就喝啤酒。”彼得罗夫对此深表赞同，因为喝罐装啤酒的确比用酒盅喝白兰地带劲儿。
第二天早上，伊戈尔准备回城，问彼得罗夫要不要搭便车。彼得罗夫其实也该回去上班了，虽然请的假还没用完，但良心已经在对他说，既然活儿都干完了，也该回地沟里去了。彼得罗夫有种预感，女邻居一定会向奶奶打小报告，说他领人到家里喝酒，奶奶一定会转告母亲，母亲就会怪罪他，年纪轻轻就喝大酒，再过几年准得变成他父亲那样。为了尽量减轻罪责，彼得罗夫将空啤酒罐和空酒瓶通通塞进了麻袋，答应跟伊戈尔一块儿走。
彼得罗夫将麻袋扔在了达洽区入口处的垃圾场。垃圾已经堆积如山，正中央是大件废品，旧吸尘器、旧冰箱、没轮子的手推车等等，四周是小件垃圾，塑料瓶塑料袋、碎酒瓶碎玻璃碎花盆、旧书旧报纸旧杂志什么的。土豆皮之类的厨余垃圾在这儿看不到，因为一切能腐烂的都被填进了堆肥箱，或者干脆就近埋进了菜地。但垃圾堆的一面坡上却堆着去年的土豆秧。
酒精的麻醉劲儿已经过去了，彼得罗夫又没法从坐姿自主转换成站姿了，因此他没坐副驾驶，而是爬到了后排座上，像个古希腊人一样半倚半卧，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哀声连连。伊戈尔一个劲儿地道歉，虽然完全不是他的错。彼得罗夫对伊戈尔说，只要把他送到城边就行，并再三保证他自己能走到单位，但伊戈尔还是一路将他送到了修车行，并且趁着彼得罗夫从车上把自己“掏”下来的时候，认识了巴沙和季蒙。巴沙也回来上班了，抱怨岳母把他当牲口使，他后背倒是不疼，但两只手掌全被铁锹柄磨破了，头也疼得厉害，而且从里疼到外——里边疼是陪岳父喝酒喝的，外边疼是在岳母家达洽的矮门上撞的。
“开吉普那家伙是个什么人？黑社会？”伊戈尔的车屁股刚转过街角，巴沙就问。
“有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奶奶家达洽的邻居。”
伊戈尔把彼得罗夫送到修车行是上午十一点，那时修车行门口已经停了四辆车，四位车主正在屋里海说神聊，他们心情都很好，因为车子都是小毛病，也就换个机油，换个制动主缸，装个万向节什么的。这些活儿基本上站着就能搞定，不用跪着躺着的。正是阳光明媚的春日，干燥，暖和，干这些活简直不叫干活儿，而叫作积极休息了。下午还不到五点，四位顾客便各奔东西了。季蒙提议去趟商店，继续彼得罗夫和巴沙在达洽的消遣。邻近修车行的几个哥们儿也都召之即来，有的还拎着已经开封的酒瓶，可巴沙和彼得罗夫却都想回家了，在经历了达洽的苦役之后，他们渴望好好洗个澡，睡上一大觉。就在这时，来了一辆拉达2109，说变速箱还是离合器有异响。这是个大活，巴沙本想让给其他修车行，但都被谢绝了：有家店正在拆修一台发动机，自己的活儿都忙不过来；另外几个人接了个给瞪羚车换底盘件的活儿，结果中心销卡得死死的，怎么也敲不出来，几个人轮番上阵，十五分钟一换，已经连续敲了五个钟头了。也正是这帮既窝火又没辙的人，极力怂恿大家一醉方休。巴沙只好对车主说，车子可以留下，但活儿得明天才能干了，车主同意了，将车开进修车行就走了。
巴沙和彼得罗夫在修车行门口待了半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还是打不定主意走，因为天还亮着呢，其余人都还干活呢，尤其是给瞪羚车换底盘件的那帮人，老远就能听见他们抡锤打铁的敲击声和绝望的咒骂：“靠！你他妈倒是出来呀！”
巴沙提议：“不然，今天就开干吧？反正衣服还没换。”
彼得罗夫扭头瞅了一眼静静地停在那儿的拉达车，无奈地说：“我最烦摆弄这种前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