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沙劝道：“至少明天能少干点。”
彼得罗夫在心里叹了口气，朝地沟走去，顺道拿了只扳手和一只塑料桶，用来接变速箱油。
钻出地沟，街上已经黑了，每家修车行门前都有道黄光躺在土路上，彼得罗夫也想躺在这土路上，直到天亮。他没法设想自己还能走到谢尔盖家，看他是否在家，有没有打消自杀的念头。他跟巴沙往外取变速箱时，箱底没抽干净的油淋了彼得罗夫一头，顺着后脖领子流到了背上。后背他用洗衣粉（修车行里用它来代替香皂）好歹搓了几把，头上却没敢用洗衣粉，就这么顶着一头油回家了。
巴沙把彼得罗夫捎到了自家附近的1905年广场站。彼得罗夫喝着从站台上买来的汽水，站着等了半天的无轨电车。跟彼得罗夫一块儿喝着汽水等电车的还有两个人，但彼得罗夫对他们毫无印象，因为他们也跟他一样阴沉着脸，一样沉默寡言，一样是苦逼的加班人。一队巡警原本朝他们走过来，走到跟前却只挥了挥手，他们也知道：假如有人大晚上的在电车站台打摆子，绝不是喝了酒或者吸了毒，而是累的。几个巡警看上去也没什么精神，个头都跟彼得罗夫差不多，走得越远就越像几头小灰驴。
无轨电车终于来了。车厢内闪耀着神奇的昏黄的灯光，远远望去不像真的电车，而更像个电车模型。从远处望去，空旷的车厢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干净、更完整。当电车慢慢驶近，慢慢停下时，彼得罗夫感觉司机和售票员都像是粘上去的塑料小人。
彼得罗夫每次坐无轨电车，总会有一群疯子跟他纠缠不清，唯独这回一个也没有：也许是天太晚了，疯子们都各回各家了，也许彼得罗夫自己就是那个折磨彼得罗夫并计划杀死谢尔盖的疯子，又或者谢尔盖才是那个疯子，他已经跟彼得罗夫约好了见面，而见面的地点并不在电车上。彼得罗夫直到最后一刻都希冀着，谢尔盖还没有回来；当他看见谢尔盖家亮着的灯时，他又希望谢尔盖的父母也一起回来了，而他们是不会让谢尔盖实施计划的，至少今天不会。
彼得罗夫像溜进别人家似的溜进了自己家，唯恐半路被女友或者谢尔盖截住，连门锁都开得小心翼翼，仿佛一旦门锁弄出超过保密所需限度的响动，立刻便会警笛大作，红灯狂闪，无数个谢尔盖和无数个女友从一切缝隙里钻出来，齐声高喊：“意不意外？！开不开心？！”他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甚至屏住了呼吸，就像年轻时贪玩晚归，唯恐将已经睡下的父母吵醒一样。记得有一回，彼得罗夫强忍着啤酒嗝，开锁进屋，掩上房门，再一回头，父母已经齐刷刷地堵在那儿了，差点儿没把他吓死。
漆黑而空旷的房间骤然发出惊悚的尖叫——客厅茶几上的电话仿佛嗅到了彼得罗夫的气息。在最初的几个瞬间，彼得罗夫的整个内脏仿佛跳下了电梯井，许久才从地底深处传来一声惨叫。彼得罗夫安抚好肾上腺素狂飙的心脏，溜进了浴室。他本想摸着黑洗，但黑暗并不彻底，还是有些光亮，足以看清盥洗盆上方的镜子里晃动的身影。电话铃声仍在持续。彼得罗夫用想象的眼睛看到，从天花板上垂下某个黑色生物，状如偌大的一滴石油，没有脸，没有眼睛，却不知用什么盯住了彼得罗夫，而且如此之近，几乎要碰到他的被变速箱油污染的头发了。催命铃每响一声，黑色生物的表皮上便凝胶似的滚过一阵颤栗。彼得罗夫紧紧地抓住盥洗盆坚硬而冰冷的边沿，试图熬过内心的恐惧，接着，他不知怎地，又坐在了浴缸里，灯已经开了，他正往脑袋上抹洗发水，嘴里还哼着小曲。
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彼得罗夫吃罢晚饭，躺在了电视前的沙发上，遗憾回家路上没买点儿酒。电话铃声中断了片刻，随后又催命似的叫了起来。彼得罗夫对铃声已经完全适应了，伴着铃声入睡了，当铃声再次中断时，居然反倒醒了。再后来，彼得罗夫听着电视声又睡着了，直至被持续的门铃声和不依不饶的敲门声吵醒。彼得罗夫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是女友缠着他说话来了；他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从低矮的沙发滚落到地板上，忍着快要哭出来的背痛，慢慢地爬起来，穿上衣服，扶着墙走过去开门。
谢尔盖站在门口，在对自我生命终结的幸福期待中愉悦地颤栗。对于彼得罗夫企图置身事外的行径，谢尔盖并未表露任何不满。他腋下挟着几个邮包，一进屋便将彼得罗夫拽到厨房，向他叮嘱起寄送手稿事宜。彼得罗夫必须在他死后第四十天整，将几份手稿分别寄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部去。“这里面写的啥？”彼得罗夫问；他知道就算他不问，谢尔盖也会读给他听的。还是那个同性恋水暖工的故事。说水暖工参观了一次画展，心中郁郁不平，觉得自己这辈子是没指望办画展了，事实上，除了跟其他水暖工一块儿喝酒，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指望。水暖工又一次喝得大醉，因为他听说自己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一位年纪轻轻的剧作家，不但已经得了好几个戏剧奖，就连他的舞台布景的草图都在英国的拍卖会上卖出了天价。彼得罗夫从来没跟水暖工喝过酒，只跟修车工喝过，但他想，水暖工跟修车工应该差别不大，至少绝不会像谢尔盖写的那么混蛋。谢尔盖笔下的水暖工完全是种低级生物，只会干些狗屁倒灶的勾当，跟客户谈论各种龌龊话题，对客户坑蒙拐骗，讲述禽兽不如的风流韵事。新稿里还添加了一条情节支线，说有个姑娘爱上了水暖工，但这姑娘跟水暖工一样蠢，整个就是一坨脏兮兮的肉，包裹在从来不洗的内裤和脏得流油的胸衣里，但水暖工却不得不对她假意敷衍，因为他害怕暴露自己不正当的性取向，从而遭到其他水暖工的排挤和围殴。
彼得罗夫想不通，谢尔盖怎么会这么恨他，而他又凭什么忍受这些粗鲁的、原始的、幼稚的、立体主义的变相羞辱。彼得罗夫理解不了谢尔盖获得的那种快感——当他将水暖工写得如此卑贱，与剧作家同学相比一文不值时。彼得罗夫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谢尔盖的事，可谢尔盖却仍对他心怀怨恨。上学时，彼得罗夫的成绩一直不如谢尔盖，可谢尔盖仍不满意，好像为了反衬他，彼得罗夫就该故意考倒数第一似的。
彼得罗夫再也受不了了，他打断谢尔盖，问他为什么。
谢尔盖便解释说，小说写的根本不是彼得罗夫，准确地说，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彼得罗夫，实质上是写人们的浅薄，写他们如何不肯接纳天才；说能够成为文学形象的原型是莫大的荣耀；说人们将来会拿形象与原型做对比，而现实与虚构的差异将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云云。彼得罗夫反驳说，他并不觉得男主人公是不被同代人接纳的天才，相反，他觉得同代人对他相当接纳，那些水暖工们甚至很喜欢他的画，反倒是男主人公不接纳周围人，认为所有人都是畜生，可与此同时，男主人公自己却干着一切畜生不如的勾当。
“那是因为周围人就是畜生！”谢尔盖叫嚷道，“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从上到下，一群畜生！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喜欢画画的修车工，你就超凡脱俗了，屁！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别人眼里多么可怜，也包括那些个业余搞音乐的，那些大学生摇滚乐队，那些住在地下室的看门人画家，而你，不过是这群垃圾中的一分子罢了！”
“你行！”彼得罗夫说。
谢尔盖又说：“我从未隐瞒过自己的观点，我不知道你为何会惊讶。我想要的就是摆脱这一切的一切，因为没有任何出路，因为再过几年我就会有老婆孩子，家里会挂满尿片，满屋子屎味、尿味、饭味，要三天两头往达洽跑，还得跟老婆的亲戚们来往，还有愚蠢的婚礼、彩礼，醉醺醺的客人们起哄高喊：‘苦啊！’新郎新娘比赛看谁咬面包咬得多，还得去民事登记处，听那里的大婶一本正经地念出那堆老掉牙的废话，孩子三天两头闹肚子、流鼻涕。我妈年轻时有两个追求者，一个是物理数学系的大学生，另一个是我爸，我妈——这个傻女人，居然选了我爸。我爸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毁了我妈的生活，他整天泡在酒杯里，动不动就跟我妈吵架，从不体谅我妈，我就想啊，万一我要是娶个白痴女人，她肯定会嘲笑我写的东西，嘲笑我这个人，再给我生个白痴或者脑瘫的儿子，那我得伺候他一辈子，给他擦口水，为他丢人现眼，我可受不了这个，哪怕想想我都要疯了。人们活得太低级了，没有任何追求，就知道吃饭、喝酒、睡觉、看电视、滚床单。我很确定，假如有人催逼我，我就会放弃写作，变成我爸那样的畜生，只知道闷声喝酒，逼着家里人每天给他买新出炉的面包，根本不管要排多么久的队。现在是好多了，可改革那些年，我为了他这个怪癖，每天都得跟一群老太太一块儿排队，听她们不停地喊叫：‘小圆面包一人最多买俩！’”
彼得罗夫一天下来太累了，也太困了，他感觉自己是在做梦，梦见谢尔盖坐在他家，以其俄狄浦斯情结发出探照灯的强光。现实开始在他眼里塌陷，他人还站在那儿，大脑却已经断了片，他看着谢尔盖，听见的不再是后者对于全人类的控诉，而只是一片刺刺拉拉，像从达洽邻居家遥远的收音机里传来的。
“我明天还得上班呢！”彼得罗夫哭丧着脸说，“我知道你有一肚子话要说，可你也得讲点良心吧——你到底要不要死？”
问出这句话时，彼得罗夫还希冀着，谢尔盖会立刻犯，说他还有些别的计划，不得不延迟自杀。毕竟，为了他说的那些屁事自寻短见实在太愚蠢了。
“当然要死。”谢尔盖爽快地说，“我来只是交代一些后事，最后说个明白。推托的人是你。要是你一下班就去找我，现在早完事了，你也就能安心睡觉了。咋地，你怕了？”
“我当然怕，”彼得罗夫坦承道，“我跟周围人一样，只是头愚蠢的畜生，当然害怕你那些崇高的愿望。要是我请你做同样的事，你肯定也会害怕的。”
“那是因为你的死没有任何意义，”听到彼得罗夫将他的死跟自己的死相提并论，谢尔盖大皱其眉，“你活得毫无意义，也将毫无意义地死去；而我的自杀能够证明我的真理，证明我不惜为自己的思想去死，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创作是无意义的，要么就染上铜臭，要么就不被认可——哪个更糟，尚未可知。就算我到晚年成了泰斗，我依旧摆脱不了衰老，我会变得老态龙钟，口齿不清，我会得痔疮，这我可受不了。你现在去看电视上那些演员、画家、作家，你会亲眼见证他们如何化为碎片，知道他们也曾像个俗人一样追求女人，忍受便秘或者压力的折磨，他们的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像弱智。我无法忍受，有一天我也会跟在哪个姑娘的屁股后面，像头狒狒一样大献殷勤，炫耀自己的智力、善良和慷慨，以此来掩饰交配的欲望。我也无法忍受，我必须努力让别人听见我，虽然我明知道没有人会听得见！”
彼得罗夫不想再争辩了，他只希望谢尔盖别再缠着他。
“我无法忍受，作家、画家、科学家也全都是普通人，也是跟所有人一样的猴子。这一点令我发疯，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想活的——因为这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缺陷。”
“知道了知道了。”彼得罗夫说。
彼得罗夫没法发出信号，说是时候做出决定了，要么立马就走，要么就干脆别走了，一直聊到天亮，然后说拜拜。可谢尔盖却又被自己最后一个思绪给迷住了，朗读起小说中的某个片段来，作为对这一想法的佐证。
“上帝呀……”彼得罗夫心想。
这个片段讲的是水暖工画家跟另一个半瓶子醋的业余画家成了哥们儿，两人开始共同创作一幅巨型油画，但更多的只是一起喝酒吹牛，骂周围人全是混蛋，狗眼看人低。
问题或许在于，谢尔盖生性好妒，像个三岁小孩，凡事都想当最好的。假如他想当某人最好的朋友，那就意味着，某人再不能跟其他任何人要好。他之所以讨厌写作研修班，正是因为研修班的负责人对他跟对其他人一个样。他讨厌父亲对母亲好，讨厌母亲对父亲好，讨厌彼得罗夫跟他父母好。
在朗诵欲得到满足之后，谢尔盖再次叮嘱彼得罗夫，务必在他死后第四十天寄出手稿，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之后他便领着彼得罗夫朝自己家走去。他挽着彼得罗夫的胳膊，虽然只是为了协助他走路，但看着却像是怕他临时反悔，趁黑逃走似的。
街头笼罩着暴雨将至的沉寂，树木也像暴雨之前那样喧哗躁动，而天空却一派澄澈。彼得罗夫怀疑这依旧是梦境的延续，因为倘若头脑清醒，他是绝不会跑到别人家里朝人开枪的。谢尔盖依旧挽着彼得罗夫的胳膊，不住地提醒他脚下的磕绊：“小心石头”，“小心台阶”，这让彼得罗夫怀疑自己是玻璃做的，一旦摔上一跤，整个梦境就会像气球一样炸裂，而他则会双腿一颤，在自己家中醒来。
彼得罗夫希望路上能遇见一位熟人，这样行动就不得不被迫取消，因为毕竟有了目击者，他也就能以此为借口，掉头回去，将自杀推迟到下一次，而下一次还指不定啥时候呢，也许压根儿不会再有机会了。
但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谢尔盖家的楼道里，都连一个人也没碰上，而在以前，彼得罗夫不管啥时候来找谢尔盖，总有人在楼梯平台上、在楼道口、在布满倾斜裂纹的混凝土楼梯台阶上晃悠。楼道口还总围着一群附近的小年轻，他们抽烟、弹吉他（吉他上还贴着躺卧着的长发裸女，都已经褪色发霉了），在彼得罗夫身后爆发出一阵莫名其妙、幸灾乐祸的狂笑。看来的确已经很晚了，连那些小年轻都玩累回家了。
谢尔盖家住三楼，一楼到三楼的楼道里一盏灯都没亮。对此彼得罗夫早有预料。谢尔盖拽着他刚走到楼门口，他就注意到楼道临街的窗户都黑着，只在五楼亮着一盏小灯，勉强照亮了四楼的部分楼道，三楼窗户黑得像从里面糊了一张黑纸，二楼窗户干脆就没装玻璃，透出的黑暗尤其深邃，而一楼自然没有窗户，而是黑洞洞的楼道口。楼道门哪怕冬天也从来不关。走进黑黢黢的楼道，彼得罗夫不是看到而是知道，甚至不是他本人知道，而是他的肌肉记得楼梯台阶在哪儿。每级台阶的中部位置都被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凹槽。
走进家门，谢尔盖扶着彼得罗夫贴门框站定，自己走过去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其余地方任由它黑着。谢尔盖将彼得罗夫拽到书桌前，彼得罗夫一手撑住桌面，等着看谢尔盖还能搞出什么花样。他有种预感，谢尔盖的表演尚未结束，眼下还轮不到他上场。
果然。谢尔盖给一位姑娘写了一封绝笔信，这位姑娘是他五年前去隔壁州走亲戚时认识的。谢尔盖甚至会为了这位姑娘跟彼得罗夫争风吃醋，尽管彼得罗夫连她的面都没见过，而只看过她写的信。姑娘在信中含蓄地表达了她对谢尔盖诗歌的赞叹（那首诗谢尔盖没给彼得罗夫看，但显然是献给姑娘的），并夸奖了他的小说。谢尔盖叮嘱彼得罗夫将这封信尽早寄出，越早越好，最好明早上班路上就寄。彼得罗夫却一口回绝了。谢尔盖要求他做出解释。
“你对亲戚朋友、对编辑部什么的怎么着我不管，可这……这也太过分了，这绝对不行，”彼得罗夫语无伦次地说，“这姑娘可没害着你吧？你要说你爸妈让你受委屈了，这我能理解，还有编辑、写作研修班啥的，可这姑娘跟这事有啥关系呢？”
谢尔盖双手抱头，对彼得罗夫的愚笨实在无语。他坐到自己床上——那是张被压弯了的老旧的钢丝床，与他的身材不相称到了滑稽的地步。彼得罗夫刚认识谢尔盖时就是这张床，那时谢尔盖刚上一年级，比彼得罗夫还矮半头，如今的谢尔盖高大魁梧，像个篮球运动员，而且尽管常年伏案写作，背却一点儿不驼（不像彼得罗夫）。彼得罗夫实在想不通，谢尔盖为何没在文学系女生中间受到欢迎。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谢尔盖像忍受着剧烈头痛似的说，“我写的全部东西唯独跟她有关系！”
“那你他妈还读给我们听？！你就只给她一个人写得了呗！你为啥不跟她住一块儿，读给她听？你担心她的美好形象被日常生活给毁掉，是不是？”
“对，就是这样。无论她是个怎样的姑娘，她也依旧是个愚蠢的‘女的’，这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她那下面也会每个月流血，她也会喜欢鲜花，梦想着在饭店举办体面的婚礼，邀请一大帮来自苏联各地的亲戚朋友，就是这样！”
彼得罗夫突然猜到，给谢尔盖打三分的那个老师肯定也是个女的。他以前咋就没想到呢。尽管身处此种局面，但彼得罗夫还是差点儿为自己的新发现笑出声来。
谢尔盖陷入阴郁的沉思，随后又逼着彼得罗夫从他写好的几份遗书里挑选出最有意思的一份，好给父母和亲戚朋友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哪儿还用得着遗书呢，”彼得罗夫说，“就这已经足够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了，绝对的。”
谢尔盖拿起最简短的那封遗书，虽然他本人已经预先否决了这一版本，但还是读给彼得罗夫听了。那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勿怪任何人。”第二份是第一份的加长版，除了“勿怪任何人”之外，还有简短的解释，说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自愿赴死。
接下来的遗书一份比一份长。“勿怪任何人”的想法逐渐消失了，要怪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一份写了整整五页，里面充满了对周围所有人或详或略的挑剔指责：怪文学杂志编辑部；怪写作研修班的负责人；怪《乌拉尔》编辑部的白发小老头儿——他自己在生活上和文学上都一事无成，还敢教别人写作，并且决定着稿件的命运；怪母亲偏偏嫁了这么个男人，还对他逆来顺受；怪父亲一辈子没读过一本严肃文学。遗书里还详细交代了那把手枪的来历：他父亲从前当过押解兵，退役时顺走了一把手枪和一个弹夹，私藏起来了。谢尔盖唯独没有指责彼得罗夫，但这或许仅仅是因为，他还指望着后者帮他扣动扳机呢。“这就够意思的了。”彼得罗夫心想。
不知道谢尔盖为啥要把所有遗书挨个读上一遍，因为他显然已经选中了最后一份，作为对所有人的完美报复。谢尔盖将桌上的废纸清走，把最后一份摆在桌面正中，让台灯的光束打在上面，将其他版本通通塞进了第一层抽屉，然后像完成了一笔交易似的，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手枪，仰面躺到床上，头放在枕头上，枪管顶进嘴里，食指扣住扳机。
“我说，”彼得罗夫疑惑不解地问，“你叫我来是干什么的？”
“按一下我的手指就成。跟往常一样，简单得很。”
彼得罗夫撑着桌面，绕过桌子来到床前，皱着眉头，抓住了谢尔盖的手。彼得罗夫固然觉得遗书、小说什么的都很荒唐可笑，但对于谢尔盖的决绝却不得不心存敬意。他喜欢和某些人相处，就因为他们能够做到他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真的想好了？”
“大耳查布去上学，来吧。”
彼得罗夫扣动了扳机。他抽出自己的手，谢尔盖的手立刻垂了下去，好像他并没有死，而只是被打晕了。鲜血从谢尔盖嘴里喷涌而出。彼得罗夫一阵反胃，忙别过头去。他感觉谢尔盖还没死透，还有的救，差点儿没跑去叫警察和救护车。
半晌他才意识到，这回玩大发了。于是他做出了这场共同行动中唯一理智的举动——从桌上拿走了那份充满谴责并揭发父亲非法持有枪支的遗书，换成了一份简短的（不是最简短的那份，而是第三份），又将其他版本的遗书全部揣进兜里。
走出房间时，彼得罗夫不知怎么想的，顺手灭了灯，连头也没回。谢尔盖家的外门装的是撞锁，彼得罗夫使劲一关，门就锁上了。然后，他生平头一回去售货亭买了一盒烟，好让自己平复下来。他在电影里经常看见这样的桥段，一个戒烟多年的人，在遭受了剧烈打击之后就又重新抽起来了。也别说，好像真的管用。
几天后，彼得罗夫参加了谢尔盖的葬礼，之后便几乎再没有想起过这件事了。他把谢尔盖的那些遗书通通烧了，小说手稿和那封写给姑娘的绝笔信则扔进了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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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耳查布是由俄罗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爱德华·乌斯宾斯基（1937—2018）创作的动物形象，属于“科学未知物种”，介于小猴和小熊之间，一双大耳朵超萌。动画电影《大耳查布上学记》上映于1983年。
[2]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小说，讲述37岁继父与12岁继女的不伦之恋。
[3]苏联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1899—1951）于1930年创作的反乌托邦中篇小说，讲述苏联农业集体化期间，计划建成一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厦，但工程却止步于无休止的挖掘基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