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的病渐渐好了，彼得罗娃也渐渐好了，小彼得罗夫却越发严重了，看着都叫人心疼。他几乎已经失去了一切兴趣，躺在客厅沙发上，头扎进被子里，面向墙壁，只在父母叫他吃药时才做出反应。吃药时，小彼得罗夫一脸严肃而痛苦的表情，一眼也不看彼得罗夫，只盯着他手里的药或者杯里的水。他时不时便从被子底下发出一阵剧烈而急促的咳嗽，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直咳得喘不上气来，咳过一阵又戛然而止，害得彼得罗夫夫妇三番五次从房间里跑出来，担心儿子失去意识或者憋死过去。
彼得罗夫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畜生——他跟妻子反锁了客厅门，一天之内偷偷摸摸要了两次，以抚慰彼此因生病而变得轻飘的肉体。似乎是出于对儿子的流感的尊重，他俩专程躲到了另一个房间。要的过程颇为滑稽，因为两人的鼻塞和咳嗽都还没好利落，当彼得罗娃咳嗽时，彼得罗夫感觉她是想把他从她身体里挤出去，而彼得罗夫则像个小毛孩似的不住地吸溜鼻子，搞得彼得罗娃忍不住想笑，她咬住枕头一角，身子却因为努力憋笑而抖个不停。
不过，在儿子生病的整个期间，这种隐身模式下的做爱是夫妻二人唯一的放松方式。其余全部时间里，他俩都像是在某位远房亲戚家里做客一样局促不安。他们在屋子里蹑手蹑脚，将电视音量放到最低，彼得罗夫连翻动书页（那是美国作家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Glamorama，彼得罗夫买它完全是冲着封面[1]）都小心翼翼，仿佛任何轻微响动都会损害儿子的整体状态。
彼得罗夫和彼得罗娃生病的时候，一个慰问电话也没有；当彼得罗夫拖着病体，跨越全城去上班、去喝酒的时候，谁也顾不上理会。可小彼得罗夫一病，电话几乎要被打爆了。彼得罗夫怀疑父母生他只是为了抱孙子，假如孙子能够绕开他这个儿子从其他途径获得，父母一定求之不得。彼得罗夫把这个想法告诉彼得罗娃，后者说她也有同感。他们回绝了彼得罗夫的父亲，回绝了彼得罗夫的母亲，回绝了彼得罗娃的母亲，回绝了彼得罗娃的继父——他们四个都非要赶过来照顾生病的孙子（外孙）不可。每个人都要求跟小彼得罗夫说话。彼得罗夫将话筒塞进小彼得罗夫被窝里，后者从被子底下以孱弱而嘶哑的声音做出简短回应：不用来，爸妈照顾得很好，嗯，给我吃药了，嗯，给我喝果汁了，嗯，让我看电视，可我不想看，什么都不用给我带，不，我不想吃巧克力，没有我想要的新游戏。彼得罗夫的父母和彼得罗娃的父母像是在相互较劲，都想把小彼得罗夫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两对亲家从一开始就互相较劲儿。刚结婚那会儿，他们较量谁培养的子女更优秀，谁能给新婚夫妇更多的帮助，谁的生活更成功。彼得罗夫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对从事普通工作的亲家很有些瞧不上眼；可反过来说，彼得罗娃是大学生，彼得罗夫不是，这又令彼得罗娃的父母引以为傲，他们认为彼得罗夫呆头呆脑的，配不上自家女儿，是一朵鲜花插在了那啥上。当然，这个想法只有彼得罗娃的母亲说出来过，而彼得罗娃的继父则向亲家关系中引入了某些理智的冷静，一旦有人出言不慎，导致争吵急剧升温，他便会说：“虽说我是个外人，可我得说……”每到此时，其余人便会将其打断：“谁说你是外人啦，你疯啦？”
当彼得罗娃提出离婚时，她的母亲无法掩饰幸灾乐祸，因为她始终觉得彼得罗夫智力发育得不太健全，配不上她成熟稳重的宝贝女儿，这下女儿总算能找个般配的丈夫了，而不是彼得罗夫这个痴迷画画不务正业的懒汉。彼得罗夫按照修车工的方式喝了两天闷酒，彼得罗娃的继父也乐得作陪。也正是他，令彼得罗夫多少平复了心情。他说，彼得罗娃突然提出离婚，不见得就是因为彼得罗夫，她肯定有她的原因，说不定是被荷尔蒙冲昏了头脑，女人嘛，在荷尔蒙的刺激下啥事干不出来呢？继父说：“她是个铁一样的女子，一旦爱上了谁，就是一辈子。好在她没有爱上一个四眼混蛋，像你爸那样的，一听我说话就摇头叹气，你别介意啊，谁叫他就是那样的呢！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连我亲生儿子都没她那么在乎我。我记得有一回，我喝醉了，其实也没喝多少，我妈，非要帮我清醒清醒，我老婆也是，还要把我的酒倒进洗碗池里，被我硬抢过来了。大晚上的，我就坐在楼底下喝酒。这时，闺女过来了，她那年好像才八岁吧，她把我抱住，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当时我那个眼泪呀，刷就流下来了，我坐在那儿，想不明白呀，我这么一个混蛋，咋这么好命，我不配呀！我这辈子干的都是招人嫌的事，谁都恨不得让我滚远点儿，可她却总在我身边。我可是个少有的二百五啊，而你呢，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不相信她会永远离开你。”
彼得罗娃的继父说自己是二百五并没有夸大，他有时候的确会干些出格的事，除了脑袋抽筋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他带外孙的时候从不喝酒，假如临时把小彼得罗夫托付给他，而他又刚好喝了酒，他便会先去睡上一大觉，把酒醒透了。所以就更令人不解，头脑清醒的继父带外孙去动物园，怎么会隔着玻璃墙举着外孙逗弄白老虎。小彼得罗夫呢，也被姥爷的疯癫传染了，张牙舞爪地要跟老虎比试一番。结果祖孙俩被管理员逐出了动物园，并被拉进了黑名单。要是爸妈带着，小彼得罗夫还能进去，却总提心吊胆，唯恐被人认出来，再被轰出去。
彼得罗夫的父亲得知离婚的消息，平淡地说：“意料之内。门不当，户不对。”
总之，婚后初期，双方父母就儿女婚姻中的输赢展开拉锯战，随后进入短暂的休整期，偶有小摩擦，再后来，随着孙子的出生，父母竞赛升级为祖父母竞赛。彼得罗夫夫妇离婚之后，祖父母们的孙子争夺战并未中断，但在此之外，他们又找到了新的课题，即相互探讨，彼得罗娃的做法是对是错。所有人，除了彼得罗娃的继父，最终都达成共识，即错一定出在彼得罗夫身上：不是因为他那个漫画，就是因为他总不着家、不思进取，再要么就是没法满足妻子。当他们得知，彼得罗娃离婚之后仍跟彼得罗夫住一块儿，所有人都惊呆了。彼得罗夫也是一头雾水。连彼得罗娃自己，恐怕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实在是某种无法解释的魔幻行为。
彼得罗夫以前还不觉得，但儿子一病，他发现，自己的烦躁与妻子惊人地相似。彼得罗夫更喜欢儿子没病的时候。小彼得罗夫的咳嗽对于烟味的敏感简直匪夷所思，彼得罗夫刚想在厨房或者浴室抽根烟，小彼得罗夫的咳嗽就醒了，非得等到彼得罗夫掐灭烟头，烟味彻底散尽，咳嗽才肯再次睡去。简直邪门。在用三根烟勾起了儿子的三阵咳嗽之后，彼得罗夫再想抽烟就只能穿着棉拖棉服、光着脑袋跑到阳台上去了。彼得罗夫不喜欢在楼道里抽烟，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有种深入骨髓、难以克制的厌恶。可阳台门偏巧开在客厅，彼得罗夫每次开关阳台门，都会卷进一股冷流，他也知道这对儿子不好，可谁叫儿子不肯回自己屋，非要蜷在客厅沙发上呢。儿子的执拗多少为彼得罗夫开脱了部分罪责。
阳台的气温计显示，目前只有15度，好在没风。彼得罗夫刻意多吸了几支，囤着。边吸边看着楼下人来人往。楼下一天到晚有人遛狗，一会儿这几条狗，一会儿那几条狗，一会儿小狗，一会儿大狗。小狗作势要吃掉大狗，大狗当真要吃掉小狗，怎奈有狗绳或笼嘴拦着。他看见新手妈妈推着婴儿车走在机动车车道上，随后慢吞吞地让到一旁，给慢吞吞的小区车辆让路。由于积雪的缘故，小区里的一切都是慢吞吞的。就连儿童游乐场里用易散的雪球打雪仗的小孩子们也全都慢条斯理的，不跑，而只站在原地，闪躲着迎面飞来的雪球或者散开的雪粒。还有小孩子用铲子将各种小玩意儿埋到雪地里，同样慢吞吞的，像被冻僵了似的。
一个小女孩，刚才也在打雪仗，仰头看见阳台上的彼得罗夫，便问小彼得罗夫要不要下来玩。彼得罗夫很是惊讶，他原以为儿子并没有朋友，无论在小区，还是在学校——除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男生，看着跟学前班的孩子似的。同样令他惊讶的是，小女孩没叫儿子的名，而是叫了他的姓，她问：“彼得罗夫要下来吗？”（她一仰头，蓝色系带的毛绒尖顶帽就滑到了后脑勺上。）彼得罗夫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他自己也几乎从未被人叫过名字，打小人们就叫他“彼得罗夫”：“问彼得罗夫去”，“嗨，彼得罗夫”；就连叔叔阿姨，哪怕在他很小的时候，也只叫他的姓，不叫他的名。彼得罗夫回答说，儿子不出去，因为他生病了。这时，一直站在小女孩身边的一个小男孩问能不能到他家来玩。彼得罗夫说不行，否则他们会被传染的。
“传染就传染呗！”小男孩开心地说。
“你傻呀？”小女孩说，“马上就放假了。”
遭到拒绝之后，孩子们便对彼得罗夫没了任何兴趣，继续跑一边玩去了。后来不知道商量好了去谁家玩，呼啦啦全跑没影了。彼得罗夫心想，这下那户人家可热闹了。
游乐场上只剩下了几位身穿鲜亮羽绒服、手里拿着各种零碎的母亲，和一位板着脸拍打擦脚垫的大爷。大爷把各式各样的好多块擦脚垫悉数挂在了一架单杠上。这架单杠很有些年头了，彼得罗夫刚搬过来时就有了。单杠共分三段，左边最低，谁都能玩儿，右边比左边略高，中间最高最长。单杠原先刷过蓝漆，多年下来，蓝漆已经掉光了，变得锈迹斑斑，但三根横梁都被擦得锃亮。单杠旁边另有一个龟壳状的圆顶铁架，多年来仍未褪色，一直是最初的黄色。再旁边是一方沙池，上面本就落满了雪，扫雪车又把铲掉的雪堆在了上面，开春之前恐怕是别想重见天日了。游乐场上本来还有一架秋千，安装之后没过多久，也不知道谁那么手欠，把秋千座椅给扯下来了，后来连链条也被人拆了，从此秋千就变成了另一架单杠，只是要高得多。
拍打擦脚垫的大爷看样子是在搞大扫除，彼得罗夫几次来阳台，其他人都换了，唯独大爷还在执着地拍打。他用的是一只塑料拍子，很像带手柄的奥林匹克标志，只不过不是五环，而足足有十来个。
出来第六趟之后，正当彼得罗夫为了避免散发过多的冷气，试图以最快速度穿过客厅时，小彼得罗夫却把他叫住了，求他把《一个男孩》给他拿过来。《一个男孩》是小彼得罗夫对爸爸的漫画的叫法，而彼得罗夫自己取的名字叫《一秒千劫》。小彼得罗夫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去爸爸卧室拿，厕所他自己就能去，可他的声音和表情都透露着楚楚可怜，这种可怜劲儿又被他的演技和自我正义感渲染夸大了，彼得罗夫只得默默地给儿子拿来了漫画，虽然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漫画拿给别人看，担心画纸被弄脏、弄皱。这种事儿子还真干得出来，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都是他跟他那个小伙伴一块儿干的。有一回，小彼得罗夫为了向他的小伙伴证实漫画是画上去的，而不是印上去的，居然舔湿了手指，把某一页边角的铅墨弄花了。这虽说算不上灾难，却令彼得罗夫心里很不痛快。
小彼得罗夫无端地认定，“一个男孩”说的就是他。漫画里的男孩的确跟小彼得罗夫同龄，也是个差等生，同样不爱说话。小男孩跟父亲开车出门，就在父亲的车跟一辆从侧面冲出来的大卡车相撞的前一秒钟，外星人出现了。外星人的时间跟地球人的时间几乎是垂直的。外星人将飞碟悬停在汽车上空，却搞混了技术程序，误将劫持模式弄成了召唤恶魔模式。男孩帮外星人解决了麻烦，外星人于是抹除了他的记忆，将他送回到了被劫持的前一秒钟。小彼得罗夫非常担心小男孩会在车祸中挂掉，虽然彼得罗夫并没有这种打算。
小彼得罗夫最喜欢的是，外星人一再邀请小男孩留下来，都被小男孩拒绝了。他还喜欢，在小男孩去到的那个星球，算术并非精密科学，而是约略科学，算加法时，算着算着，得数可能会清零，或者有不止一个正确答案。他还喜欢，故事里起先说人类是从那个宇宙被驱逐的，因为他们构成了可怕的威胁，但后来真相大白：人类是自愿离开那个宇宙，定居到我们这个星球的，只留下了唯一的一条隐秘通道，好在必要的时候对那个宇宙施以援手。
彼得罗夫将一叠画稿塞到沙发靠背和小彼得罗夫中间，被子动了动，小彼得罗夫用双肘撑起身体，朝外挪了挪，看了起来。他几乎每次都会从头看起，仔仔细细，一直看到爸爸在他忘记追更的这段时间里新画的部分。
彼得罗夫打开电视机，调低音量；他要等儿子读完，好把画稿重新收好。儿子打喷嚏或咳嗽时会尽量用被子蒙住，以免溅湿画纸。儿子面向彼得罗夫的那侧脸颊上，红晕如此诱人，彼得罗夫真想凑上去亲一口，但他知道，儿子肯定会一脸嫌弃地叫着躲闪的。别说他了，儿子连他妈都不让随便亲。对于体统，小彼得罗夫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他跟爸妈亲吻除非是小别重逢，比如爸妈下班回家，再就是他刚洗完澡或者需要安慰时爸妈可以亲他。最令彼得罗夫夫妇感到委屈的是，对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小彼得罗夫非但任由他们亲昵，还主动投怀送抱。彼得罗娃的母亲对外孙的爱最浓烈、最澎湃，有一回彼得罗娃实在看不下去，没好气地说“：妈，你这是幽会小情人呢吗？”还有一回，姥姥又跟外孙腻腻歪歪，彼得罗娃对母亲扔下一句“等你们亲热够了再叫我们”，便把彼得罗夫拽走了。彼得罗夫临走前，咕哝着对岳母道了声歉，后者则兀自对外孙亲个没完，事后才回应说：“那是因为你们不爱他，所以他才不跟你们亲。”
或许的确如此。失去儿子带给彼得罗夫的痛苦，或许远不及彻底失去妻子。对于自己有儿子这件事，彼得罗夫总觉得像过家家，儿子在他看来就像个没羞没臊的宠物。小彼得罗夫最好玩的时候是四到六岁，简直像个活洋娃娃，小嘴永远微张着，露出一排小白牙，牙也像是玩具厂给装上去的，连炖肉都嚼不烂。那二年，彼得罗夫私底下一直管儿子叫“彼得罗夫两件套”，因为儿子在家里永远只穿两件衣服，从不肯穿全乎了，却也从不只穿一件，而不多不少永远两件：穿了袜子裤头就不穿背心，穿了背心袜子就不穿裤头，穿了背心裤头就不穿袜子。
小彼得罗夫至今仍喜欢新年，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虔诚了，他已经完全确定，严寒老人不是真的，他之所以仍期待和他见面，只是为了履行所有孩子都在履行的新年仪式，假如其他孩子突然间都不喜欢新年了，他也一定会跟着这么做。而在四到六岁那两年，他却喜欢得不得了：全家一起去买枞树挂饰，一起装扮人工枞树，一起挂彩灯，这一切都令小彼得罗夫欢天喜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用落满灰尘的纸箱子，给他拖来了自己小时候收藏的新年玩具，有斑驳褪色的玻璃球，有动物摆件，还有两颗挂在枞树顶上的塑料星星（一颗会发光，一颗不会发光），这更让他如登天堂。他总是坐在枞树前，盯着枞树挂球里自己的被扭曲的影像。今年他还一次都没问过家里啥时候摆枞树，而往年一入冬，甚至从秋末的第一场雪开始他就不停地追问，还会跟其他小孩子攀比，看谁家先摆枞树。每年枞树被撤掉时他都会很伤心。
小彼得罗夫还会追问各种问题，而且对于父母的回答似乎并不完全信服。不知为何，他对电器尤其感兴趣：电视节目是怎么进到电视机里头的，电脑游戏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做的，为什么电话里能听到住得那么远的人说话。可有些事情他却觉得理所当然，比如汽车会走。彼得罗夫说可没那么简单，接着便给他讲汽油蒸汽微爆，带动发动机活塞之类的，小彼得罗夫听得很不耐烦。相反，对于家里停电了还能通电话，小彼得罗夫却几乎当成了魔法。说服小彼得罗夫相信某件事的概率取决于他自己对其真实性的判断。他不相信毛绒玩具是由工厂里的机床生产的，因为它们每一个都那么温暖、那么独特，绝不会是成百上千批量生产的。他不相信星星的光要走几年甚至几千年。彼得罗夫能理解儿子，他自己也不大喜欢那个相对论，不肯将之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他的漫画里，就算飞船超越了光速，也不会出现什么时间悖论。
儿子不喜欢听普通汽车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却缠着爸爸给他解释漫画里的空间通道，飞车发动机的构造，太空警察穿的密闭服。彼得罗夫便煞有介事地一通胡说，什么特殊的反重力物质啊，什么在空间站的特定条件下制作出来的异常坚固的材料啊，而小彼得罗夫居然心悦诚服，虽然这些解释听上去比生小孩的原理还要玄乎。对于班上同学关于生小孩的说法，小彼得罗夫完全不屑一顾，因为那并不符合他的内心感受，他甚至还向爸爸求证过那些说法的真实性，而彼得罗夫不得不同意，说是的，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可小彼得罗夫脸上还是写着不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彼得罗娃也溜进来了，坐到了彼得罗夫身边，接着不知怎地，儿子连被子带漫画爬到了爸妈腿上。即便隔着被子和衣服，彼得罗夫仍能感受到儿子散发的热度。彼得罗娃也感觉到了，她给儿子量了个体温，皱了皱眉，又给儿子吃了一片退热净。夫妇俩继续坐等儿子退烧，从早晨就开始等，眼看天就要黑了，而小彼得罗夫的体温别说1度，连0.1度都没降。小彼得罗夫穿着棉袜子的小脚像两只毛绒爪子似的，忧伤地探出了被子。
儿子夜里睡觉总爱踢被子，彼得罗夫每天清晨都要先到儿子房间，走到熟睡的儿子跟前，伸手摸摸他的脚丫，假如脚丫是凉的，彼得罗夫就帮他盖好被子；假如是暖的，彼得罗夫就会莫名其妙地想：“去你的吧！”然后就随他去了。
可眼下，彼得罗夫却恨不得把儿子身上的被子一把掀开，把他整个埋进冰块里——儿子身上的干热太可怕、太不正常了，简直像取暖器发出来的，又像是彼得罗夫跟谢尔盖小时候一起躺在上面晒太阳的屋顶。
如同心灵感应一样，岳母打来电话，建议用伏特加给小彼得罗夫擦擦身子。出乎岳母意料，彼得罗夫家里竟然没有伏特加；再说，医生已经告诫过彼得罗夫夫妇不要这么做，而较之于岳母，他们自然更信医生的。
巴沙也打来了电话，而且早就料到彼得罗夫一定在家，所以没打手机，直接打了座机。彼得罗夫绕过茶几上一天下来堆积的三个马克杯，扯过电话线，同巴沙就两家人的健康状况交换了意见。巴沙说他高烧不退已经两天了，都快烧毛了，恨不得现在就嗝屁，只要能凉下来——嗝屁着凉嘛。巴沙说他们全家都瘫在床上，没有人照顾他，而他需要照顾，他承认他喜欢生病时被人围着转的感觉，可眼下全家人都病了，一点儿生病的乐趣都没有了。巴沙说：“全倒下了，就跟库利科沃战场似的。你说躺着就躺着吧，可他们还给你找事，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倒杯水，好嘛，订单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砸过来了‘：给我也来一杯’，‘再给我来点儿饼干’，‘给我来杯果汁’，好像就等着我爬起来呢！我成了个端盘子送吃喝的女服务员了。倒有一样好——没有人对我咸猪手。除了人，还有条狗等着遛呢。真恨不得拿几根狗绳绑在一起，把它从阳台上系下去，等它遛够了再吊上来。因为牵着它在街上一逛半个钟头实在是没有力气，狗也是，该死，到处乱拽。”
彼得罗夫则同巴沙分享了自己生病期间的痛楚感受，顺便讲述了他与伊戈尔的奇遇。这个故事彼得罗娃早餐时已经听过了，现在不得不原封不动地听了第二遍。
巴沙感到惊讶，向来不撒酒疯的彼得罗夫，怎么会被人关在灵车里。“向来不撒酒疯”的说法，不知怎地，令彼得罗夫有些不服气，他坚称自己肯定是撒酒疯了，不然怎么会被人从外面锁上呢。巴沙问他身上有没有增添什么淤青、黑眼圈之类的新印记，彼得罗夫说他跟妻子都没发现，巴沙便一口咬定，说彼得罗夫肯定没撒酒疯，否则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全身而退，说他被关在灵车里一定另有原因。
彼得罗夫忽然想起来，还没跟巴沙提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呢，就是修车行的那位前主顾。听说彼得罗夫遇到了这个祸害精、滚刀肉、混不吝（巴沙对这类顾客都是这么称呼），巴沙一下子来了兴致，声音明显精神了，讲话也不再齉鼻了，连咳嗽都没那么频繁了。巴沙猜测，正是由于这位主儿，彼得罗夫才被关在灵车里的，没被大头朝下插在雪堆上就算幸运的了。彼得罗夫说，那人至今仍对修车行恨得咬牙切齿。巴沙说：“那还用说，那头大笨象。”所谓“大象”，既是指那人庞大臃肿的体型，又是因为大象爱记仇的传说。
巴沙说出了自己的一点担忧，即彼得罗夫很可能会因为参与偷运尸体而被追责。早晨彼得罗娃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彼得罗夫也不是不担心，好在目前还没有人就此事找上门来，所以他也就暂且不去理会这个令人糟心的念头了。
“一遇见这个伊戈尔准没好事，”巴沙说，“我一见着他就头大，真恨不得找地方躲起来，可每次都禁不住他勾搭，真他妈邪门……就好像他会催眠似的。说起来了，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巴沙也被伊戈尔坑过。岂止巴沙，修车行里所有人都上过伊戈尔的当。有一回，他们禁不住伊戈尔忽悠，从修车行跑去看少儿足球比赛，还在路上就稀里糊涂地喝醉了，坐在看台上继续喝，喝着喝着，伊戈尔就开始往球场上扔火焰信号棒，差点没跟体育场的保安队干起来。打那以后，修车工们再见着伊戈尔，张口就让他滚蛋，可每次都禁不住他诱惑，又跟他喝到烂醉。
讲完所有这些事，彼得罗夫才跟巴沙聊到小彼得罗夫的病情。说他病得很厉害，高烧一直不退，简直让人害怕。巴沙却宽慰彼得罗夫，说就是这样的，不这样病好不了，他们全家都在发烧，他连体温计都不用，省得徒增烦恼。彼得罗夫不赞成这种做法。巴沙说：“我有什么法子？该吃药吃药，该卧床卧床，剩下的就等着曼尼通到我们家来，随便把谁带去永恒狩猎王国了[2]。”话音刚落，电话那头便传来拍击声和巴沙的叫唤声（想必是巴沙的妻子不赞成丈夫的这种乐观精神）。“你们俩守在儿子身边，哭丧着个脸，有啥用？”巴沙满不在乎地继续宣扬他的宿命论精神，“让小伙子出去透口气，要是他能动弹；不然就让他一个人清净清净，你说他本来就恶心难受，还得瞅着你那张臭脸，哪儿还有力气跟病魔做斗争？”
这时，话筒被巴沙的妻子抢了过去，说要跟彼得罗娃说话。彼得罗娃翻了个白眼，她不大喜欢跟人打交道，却还是把话筒接过去了，跟巴沙的妻子聊起了孩子们生病时的感受。巴沙的妻子推荐了一种偏方——洋葱汁、煮沸的牛奶加蜂蜜。彼得罗娃应承说会给儿子试试，脸上却写满了拒绝，巴沙的妻子紧接着又推荐了另一种偏方——芦荟汁加蜂蜜（里面最好也加入煮沸的牛奶和洋葱汁）。
假如彼得罗夫对这些偏方的疗效深信不疑，他肯定会立马跑去调配，不容分说地给儿子灌下去，无论后者如何抗拒；可巴沙一家喝了不还是全体瘫倒？显然，这些偏方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疗效，而只带来了额外的痛苦。
“还是给我来点儿汽水吧？”小彼得罗夫试探着问。儿子不大相信能说动父亲上街给自己买果汁，彼得罗夫却理智地想，反正自己已经上过几次街了——到阳台上抽烟跟上街没啥区别，再说烟也快抽完了，虽然抽烟也谈不上享受，只能勾起咳嗽，但货该囤还是得囤。
彼得罗夫暗自许愿，等他再回到家，儿子的病已经好了，烧也开始退了。因此，去商店的路上他故意走得慢慢吞吞，排队结账时还礼让了几个人，除了几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只买了一罐啤酒的男人。彼得罗夫买了烟，汽水买了一大桶外带一小罐，女售货员看他的眼神颇有讽刺意味，好像他买的不是汽水，而是酒——大桶的晚上干光，小罐的留着明早醒酒。
彼得罗夫仍没有足够的勇气回家面对生病的儿子，便随意溜达到了无轨电车站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光了罐装汽水，又将肺部灌满烟气。但回家的决心似乎并未因此增加。他腋下夹着汽水瓶在街上闲逛，又抽了两支烟，这才往家走去。彼得罗夫感觉自己像个旷工者，很为自己的怯懦感到难为情，可走到楼道口他还是又逗留了一会儿，像在等谁似的，又抽了一支烟，抽完之后又站了十来分钟，似乎在等待退热净最终在儿子体内发挥退热消炎的功效。
彼得罗娃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怒——这愤怒因其平静的语调反而更加凸显——质问彼得罗夫，他一个半钟头死哪儿去了。彼得罗夫想不出该如何解释，他闲逛的真实原因如此荒唐、幼稚，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三岁小孩儿，对眼前的局面完全无能为力。他无力左右儿子的病情，只能干坐在旁边看着，没有半点用处。只能坐等病情自动好转。彼得罗夫没有回答妻子的质询，但妻子已经猜到了，便责怪他像个小孩儿，说儿子生病就够她受的了，还得为他担惊受怕，以为他在路上出了什么事。他可倒好，嫌家里憋闷，跑到街上闲逛去了。
“不是有手机嘛……”
“你把手机忘家里了！你个蠢驴！”
两人并肩挨着儿子坐在沙发上，儿子又把被子裹严实了些，面冲墙壁，愁眉苦脸地躺着，只有对着瓶子喝汽水时才坐起来。小彼得罗夫喝汽水时的神态令彼得罗夫想起了他小时候的一件玩具——一头小熊，看着软，摸着硬，一边嘬奶瓶一边哼哼。小彼得罗夫也在哼哼。小彼得罗夫突然想起来（也许他一直都记着呢，只不过现在才下定决心说），说他明天想去青少年剧场参加枞树联欢会，他担心自己这种状况去不成了，因此很不开心。“去什么联欢会！”彼得罗娃说，“裹着被子去吗？”儿子的生病似乎令她松了口气，因为既然儿子参加不了联欢会，那化装服也不用再继续缝了。彼得罗娃超级讨厌缝衣服，刚从衣柜里取出针线，还没开始缝她就要疯掉了。（彼得罗娃还讨厌套被罩，当她不得不这么做时也会抓狂。）
彼得罗娃说，哪怕烧退了他也哪儿都不能去，以免出现并发症。小彼得罗夫伤心地大哭起来。彼得罗夫便说，要是烧退了，他就带儿子去。小彼得罗夫对彼得罗娃说“：要是退不了，你也得把化装服缝好，我可以穿着去学校的联欢会。”“学校的联欢会又不是明天。”彼得罗娃说。“哼！”小彼得罗夫透过眼泪和被子抗议道，“现在说不是明天，等是明天了你又该说没时间了。”小彼得罗夫表现出平日里罕见的任性。彼得罗娃恨恨地啐了一口，取来针线和没缝完的刺猬索尼克的蓝裤子和蓝上衣，冲丈夫骂道：“都是你！”
对于儿子一心要去枞树联欢会，还非得穿着化装服去，彼得罗夫确实脱不了干系。刚进十二月他就注意到，跟他们隔着两家修车行，有家专门更换汽车皮革、定制车身彩绘的店，里面的人利用空闲时间，用纸浆、氨纶和有机玻璃做了好几头怪兽，放在角落里，新顾客往往会被吓一大跳，老顾客则齐声喝彩。彼得罗夫便请他们给自己儿子做一个面具，作为新年礼物。两天之后，面具做好了，还不只是面具，而是刺猬索尼克的蓝色头套，氨纶做的刺，亮闪闪的塑料眼睛，眼神里闪烁着彪悍与狡黠。这个头套在彼得罗夫看来如此漂亮，要不是年纪不允许，他自己都想戴着它去参加枞树联欢会呢！
小彼得罗夫眨巴着疲惫的小眼，看着彼得罗娃缝。想到妈妈不但要照顾生病的自己，还肯答应给自己做化装服，小彼得罗夫感到了稍许安慰。为了给爸爸也找点儿事做，他叫彼得罗夫给他找个动画片。儿童频道正在演《图坦斯泰恩》，彼得罗娃气得直跺脚，说缝衣服也就算了，图坦斯泰恩她可受不了。“听着，在我缝衣服的时候，我要看我想看的节目。”彼得罗娃严正声明，并抢走了彼得罗夫的遥控器。小彼得罗夫说“：你不是要缝衣服吗，你还怎么看？”“看不见，我听。”儿子索求未果，便又让爸爸去给他拿刺猬头套，他要试试。“你就不能老老实实躺会儿吗？”彼得罗夫问，心想儿子没准儿已经好些了，既然又知道调皮捣蛋了。然而，当他拿来头套，一摸儿子的额头，心里不禁咯噔一下。“降了吗？”儿子察觉到了爸爸的触摸，尽管后者极力将其伪装成无意的触碰。“咱们量一下。”彼得罗夫尽量故作轻松地说，转身拿体温计去了。
儿子一解开睡衣领扣，一股热浪便迎面袭来。量之前，彼得罗夫将体温计甩了又甩，在吊灯底下反复端详着水银柱的闪光，好像这能起到作用似的。“真凉。”小彼得罗夫用胳肢窝夹住体温计说。“先躺下，别乱动。”彼得罗夫说着，拿走了头套，摁着儿子在沙发上躺好。“那我得看动画片！”小彼得罗夫借机要挟。彼得罗娃恨恨地骂了一句，但还是妥协了。
《图坦斯泰恩》里的木乃伊显然让小彼得罗夫联想到了什么，他问：“听说杀人凶手临死的时候，那些被他杀死的人的鬼魂儿会围在他床前，是真的吗？”“谁跟你说的这种蠢话？”彼得罗夫问。“姥姥说的。”“我不知道，我既没杀过人，也没死过，所以我也没办法验证。”彼得罗夫诚恳地说，因为他的确相信他手上并没有一条人命。彼得罗娃漫不经心地说“：那都是瞎编的。就算围在床前又能怎样？还能把凶手送到法庭上吗？”小彼得罗夫听罢，不知为何，冷笑了一声。
体温计显示39.5度。
儿子问自己有没有好一点儿，彼得罗夫嘴上说好点儿了，却仍旧坐在那儿，被一个念头攫住，这个念头里没有任何字眼，只有无助与恐惧的感受。当妻子疑问地看向他时，他只挤出了一个愁闷的表情，并沮丧地甩了甩手。彼得罗娃问：“不然叫救护车吧？”彼得罗夫说：“可是，巴沙一家不也都在床上躺着呢吗，也没啥事啊。”“他们没准儿38度呢，咱儿子都多少度了？而且都一整天了。”“已经39度5了。”彼得罗夫低声说。“不行，还是得叫，”彼得罗娃说着，咬断线头，“他们还能因为一个电话把咱毙了不成？顶多骂两句，怪咱们打搅了他们休假。万一儿子真有个好歹呢？”
但彼得罗夫没有立刻打电话，而是又等了一段时间，指望着病情会有所好转，随后又给儿子量了一回，又借此拖延了一点时间。彼得罗夫发现，全家人都以那样的表情坐在沙发上，好像不只小彼得罗夫，而是所有人都夹着体温计似的。新的测量结果显示，小彼得罗夫的体温又升高了0.1度，彼得罗夫却谎称体温照旧。彼得罗娃刚好缝完了，儿子便迫不及待地将闪烁着绸缎光泽的蓝色衣裤套在了黯淡的睡衣裤外面。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儿子散发出一股阵亡的吞噬细胞味、星星牌清凉油味（那还是彼得罗娃早晨给他抹的）和桉油味。彼得罗娃问彼得罗夫打算什么时候打电话。彼得罗夫说，再量一次体温就打。小彼得罗夫穿着刺猬服在屋子里转起圈子来，但很快就浑身发冷，又脱得只剩睡衣，钻进了被窝。
“又要量，”小彼得罗夫不满地嘟囔道，“我想睡觉了。”彼得罗娃跪坐在儿子脚边，身穿黑色绒线连袜裤和黑色高领绒线衫，黑色衣服映衬着白色皮肤，黑白相间，如同死神。“刚才你闹着要化装服的时候咋不想睡觉呢？”骂完儿子，她又转向丈夫：“怎么着，要我亲自打吗？”
儿子的体温又上升了一个刻度。彼得罗夫叹口气，拿起话筒，按了两个数字，心里却想：“不该叫救护车，该叫消防车。”听见话筒里冗长而单调的蜂鸣声，彼得罗夫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像是为了向即将被他搅扰的人表示尊敬似的。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像极了一个原本只打算更换汽车零件，却被查出重大隐患而被迫长久滞留的车主。他下意识地摆出一副悲恸而负罪的表情，好像是他把儿子害成这样的。
“我不要去医院。”小彼得罗夫预先声明，大概是考虑到，从医院前往联欢会的可能性要比从家里（哪怕发着烧）小得多了。“也没人说现在就要带你去呀。”彼得罗娃以不大自信的声音回答说。
听筒那头传来一个如此疲累的女人声音，仿佛刚刚推完石头又做了变性手术的西西弗斯。“是这样的，”彼得罗夫谦卑地说，“我家孩子发高烧了，您能来一趟吗？”“我倒是能去，”女医生说，“但得等值班结束了。救护车我也能派，如果病得很重的话。”“嗯，病得很重，孩子烧到39度多。总之，他不太好。”“我也39度，我也不太好。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流感吗？”“不然还能是什么原因？”彼得罗夫讶异地问。“原因多了去了，”女医生疲惫地解释说，“比如败血病。你确定是流感？”“好像是。”彼得罗夫说。“有意识吗？”女医生问。“有。”彼得罗夫点点头。“有没有惊厥、呕吐、腹泻？”“好像没有。”彼得罗夫越说越没底气。女医生怒了：“你怎么总是‘好像’‘好像’的？你难道没在身边看着吗？啊？你人在哪儿呢，怎么会不知道他有没有惊厥呕吐腹泻？”彼得罗夫被这一通连珠炮轰得乱了阵脚，忙解释说，“好像”只是他的口头语，事实上确定没有惊厥、呕吐和腹泻。女医生说“：那就等有了这些症状再打吧。”“这是什么意思？”彼得罗夫急了。“就这个意思！”女医生也毫不示弱，“你以为你是今天头一个发烧的吗？所有人都在发烧！眼下是流感爆发期——流感，能不发烧吗？你想让我把哪辆救护车拨给你？去接羊癫疯病人的那辆？那还是去接被一锅开水扣在身上的孩子的那辆？再说医生就是去了，能拿你家孩子咋着？”“我咋知道……总该有法子退烧啊！这难道正常吗，一整天了都这么高！”“生病本来就不正常。你别给他裹太厚，没准儿问题就出在这儿。你给孩子裹三床被子，烧降得下来才怪。等真有什么事儿再打吧，比如有些不大像流感的症状。再不济还可以往额头上敷条湿毛巾啊，也不能光用药片对身体狂轰滥炸。对了，你们有给他吃药吧？还是说你们也是迷信自然力量的那号人？”“有吃药，只是不大管用。”“总之，该说的我都说了。”女医生说罢，便撂下了听筒。
彼得罗夫仿佛被这番对话掏空了，塌着背站在原地，垂下的手里攥着听筒，茫然地一下一下敲击着大腿。彼得罗娃问：“那边怎么说？不肯来？”彼得罗夫说：“说流感发烧是正常的，让我们给他吃药，敷毛巾，别裹太厚。”
小彼得罗夫的两只小眼睛里闪烁着晦暗的欣喜。“也许真该给他盖薄点，”彼得罗娃说着，也不征求儿子同意，直接扯掉了后者身上的厚被子，吩咐道，“来，用沙发罩盖。”小彼得罗夫顺从地裹住了沙发罩，他先是用里面裹，又嫌里面的布太硬，跟粗麻布似的，便又踢腾着将沙发罩翻过来，用柔软的那面贴住身子，又适应了好半天，看是否暖和。彼得罗娃将厨房的擦桌布沾了水，拿过来要往儿子脑门上放，被儿子打掉了，说太臭。于是彼得罗娃又从冰箱里拿来一袋未拆封的速冻水饺，敷在儿子额头。小彼得罗夫笑了，说过半小时饺子就熟了。
“可惜没有热水袋，”彼得罗夫苦涩地说，“不然只需要换换水就好了。”彼得罗娃说：“你冰箱里有那么多袋饺子，换着用就行了。”
看着脑门上顶着速冻饺子的儿子，除了害怕和无助，彼得罗夫还感到了愤怒。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但他隐约觉得，儿子是在装病——要是真病得厉害，应该躺着说胡话才对呀。他甚至遗憾儿子没有上吐下泻，否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他交给医生，从而将对儿子健康的责任转移到专业人士身上了。速冻饺子将儿子的体温引入了堪称滑稽的轨道，更让彼得罗夫觉得，儿子与其说是生病发烧，不如说是在胡闹耍宝。彼得罗夫不知为何，没办法完全同情儿子，他只知道，当他自己生病难受，发着烧四处折腾时，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可儿子的痛苦却并不真实。彼得罗夫为自己无法充分感知儿子的痛苦而痛苦，而这种因自我冷酷而产生的痛苦他却能够充分感知。只有自己的病令彼得罗夫觉得真实，儿子的病更像是一场游戏，而儿子玩得太入迷了，哪怕死在游戏上都不肯停手。
彼得罗夫感觉自己像是某个愚蠢的圣诞话剧（或者短篇小说）里的人物，那是他有一年在姑妈家做客时，在某份《真理报》的倒数第二版上无意间看到的。当然，在此类故事里，通常不是父亲，而是母亲守在垂死的孩子的床前，无助地哭问：“为什么？”这时就会出现一位天使，对女人解释说，反正这孩子以后长大了也是个道德败类，将来死后还得下地狱，倒不如现在死了，上帝还能拯救他。在另外一些版本里，天使还会向女人展示来自儿子的假定性未来的场景——他如何喝酒、抽烟、做爱，总之，干着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干的事，而上帝免除了孩子向寻常成人生活的堕落，将他变成了一个小天使。孩子的母亲总会莫名其妙地心悦诚服，感激涕零地开始祈祷。彼得罗夫看见自己也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感觉自己随身带着这个故事，如同抱着一个硬纸箱。而硬纸箱就像一个房间，里面有三个玩具小人和玩具家具，而在它周围，除了黑暗一无所有。
为了摆脱这种无力感以及对儿子的愤怒，彼得罗夫从客厅走进卧室，感受着内心彻彻底底的黑暗，仿佛笼罩硬纸盒的黑暗并非臆想，而是真实，而他自己就在这黑暗中沉沦。他漫无目的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其中一个恰巧在重播经典影片《简·爱》，刚好演到幼小的简和一个患有肺结核的小女孩，在同一床被子底下沉沉睡去。总的来说，《简·爱》里面正义得到伸张，恶毒的舅母及其子女遭到报应令彼得罗夫满意，但女主角最好的女伴咳血而死却令他耿耿于怀。
彼得罗夫努力回想，自己小时候生病时有没有人像照顾小彼得罗夫这样围着他转。但他想起来的却并非生病本身，而是请病假的甜头，当流感基本过去之后——他可以不用去上学，待在家里想干啥就干啥。父母都去上班了，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自己热饭吃，牛奶不想热，就直接喝冷的，后来挨了一顿骂。打那以后，彼得罗夫吸取了教训，牛奶继续喝冷的，但总会在锅底倒一点儿牛奶，坐在火上，故意烧到微焦，以此瞒天过海。他还记得有一回他没病找病，好逃避去马明——西比利亚克的故乡维西姆[3]的参观。参观的头天晚上，他特意泡了个冷水澡，然后只穿着小裤头在阳台上吹冷风，结果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反倒感觉比之前更结实了。最后只得一大早挤上学校的巴士，跟全班人一道，晃晃悠悠两百多公里，就为了看几间小木屋，听人讲解枯燥的作家生平。到维西姆非但路途遥远，而且每隔二十分钟就得停车休整一下，因为班上有个同学一直晕车想吐。
彼得罗夫小时候最怕的还不是流感，而是脑炎疫苗。那才真正令他吃尽了苦头，至今难忘。打完疫苗，所有人都跑来跑去，伺机绕到谁的身后，照准那人肩膀的针口部位猛力拍打。彼得罗夫遭受了暴风骤雨般的袭击。他不仅肩胛骨下方疼痛难忍，而且一连几天头痛欲裂，比高烧咳嗽鼻塞加起来还要难受。彼得罗夫头疼得直恶心，咽唾沫也疼，眨巴眼也疼，连点头都疼，他感觉自己的脑子在一锅肉汤里上下翻滚，不停地磕碰着颅骨内壁。
跟彼得罗夫一样，彼得罗娃似乎也准备放弃了。她也走进卧室，脱掉身上的黑衣服，换上睡裙，开始往脸上手上抹夜霜。
“儿子咋样？”彼得罗夫问。
“还能咋样，就躺着呗。”彼得罗娃没好气地说，“能有啥法子？”
二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竞赛，看谁能撑得更久不去看儿子。为此二人开始不停地换台，每换一个便交换一下意见——看两眼还是继续换。此间二人还彼此搭话，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彼得罗夫问彼得罗娃自己感觉怎么样，彼得罗娃说没事。彼得罗娃又问彼得罗夫自己感觉怎么样，彼得罗夫也说没事。有那么一段时间，二人成功地制造出儿子不在家的假象，成功地伪装成平心静气的样子。二人佯装无事地来到厨房，彼得罗夫拿着一包烟在手里把玩，努力克制去阳台抽烟的欲望，以免看见病中的儿子。末了，还是彼得罗娃先撑不住了，她提议不再吃退热净了，改吃阿司匹林试试。彼得罗夫说小孩儿不能吃阿司匹林，却又说自己小时候也吃过阿司匹林，也没什么事。“你确定你吃的是阿司匹林吗？”彼得罗娃不大相信，“阿司匹林不是对胃黏膜不好吗，还可能引发脑水肿。”“我现在对什么事都不确定了，”彼得罗夫坦承道，“我甚至不确定，咱们给儿子喝了一整天的退热净是不是假的。现在啥东西都有可能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