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晨由妻子和儿子的争吵开启，彼得罗夫并不感到意外。还在昨天，当小彼得罗夫还瘫在沙发上的时候，争吵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彼得罗娃压低了声音责骂，唯恐吵醒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意识到，她是有意让自己睡过头，好来不及赶往青少年剧场。小彼得罗夫则相反，扯着嗓子喊，一心想要吵醒彼得罗夫，不让他睡过头。但小彼得罗夫的声音是嘶哑的，听上去也像压低了声音似的。假如他们都是用喊的，睡梦中的彼得罗夫恐怕会误以为是电视机的声音，也就不会醒来，而这种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被昏沉的大脑当成了针对自己的阴谋，令他猛然惊醒并削尖了耳朵。
“你就是胡闹，”彼得罗娃不容分说，“你昨天好不容易才能站起来。你自己昨天有多难受你都不记得了吗？说不定还会更严重呢！我可不是你爸，被你支使得团团转。我可不想让你得肺炎。要真得了肺炎，立马就得去医院，然后就得在医院过年了，小畜生！”小彼得罗夫顶了句嘴，具体没听清楚，因为被泪水哽咽了。“是，没错！”彼得罗娃低声喝道，“他是好爸爸，我是坏妈妈，一点没错！我不让你干蠢事，所以就是坏妈妈；我没有什么都依着你，所以就是坏妈妈。好极了。总之，我是哪儿也不会让你去的，就这样。就算你的好爸爸跟我拼命也没用。”
彼得罗娃和小彼得罗夫彼此相处的时间，要比他们跟彼得罗夫相处的时间多得多，两人之间早就积攒了大量的不满和愠怒。相比之下，他们对彼得罗夫则要宽容得多，因为他们并不经常见他，至少不是天天见。彼得罗夫继续装死，盼着妻子和儿子能够自行解决。睡觉的时候，彼得罗夫成功地将枕头顶到了一边，脑袋直接枕在床单上。他脸朝下趴着，清楚地闻到了床单布料的气味，那气味似曾相识，不是他家床单被褥的惯有气味，倒像是他曾经在姑妈家做客时闻到的床单味。纵横交错的布匹纤维近在眼前，具体图案反倒看不清了，床沿则像地平线一样遥远。彼得罗夫觉得有趣，便将视线忽而集中在眼前的纤维上，忽而集中在床沿上，忽而集中在暖气片上，床单由此逐渐变成了一块白色光斑，外缘还有一圈淡白色光环。小彼得罗夫和彼得罗娃仍在低声撕扯。彼得罗娃虽然嘴上不同意丈夫和儿子起床外出，可房间里却洋溢着咖啡和早餐的味道，而且恰恰是学校食堂所特有的那种白菜和肉的混合味道。彼得罗夫本想悄没声儿地溜到浴室去冲个澡，可他的身体却像是洞察了他的阴谋似的，以一阵剧烈的咳嗽出卖了他。那咳嗽中混杂着流感和尼古丁两种动因，若是二者择其一，彼得罗夫或许还能压制，但二者一同发难，势必干呛而持久。彼得罗娃应声而至，预备将炮口由小彼得罗夫转向彼得罗夫——剧场之行的主谋。“你还是要带他去？”彼得罗娃对坐在床上的彼得罗夫发问，后者边咳嗽着边点了点头。小彼得罗夫从身后抱住彼得罗娃，双手环在她的小腹，倒好像反对他去联欢会的人是爸爸，而妈妈正护着他似的。小彼得罗夫还从彼得罗娃身后探出头来，用两只哀怨的小黑眼睛盯住彼得罗夫，眼神中掺杂着些许责备，以防彼得罗夫屈从。
彼得罗娃虽然嘴上反对，却给儿子洗了澡，把儿子原本扎煞着的头发洗得香喷喷顺溜溜的，还梳成了由女理发师精心设计的发型（女理发师在红色座椅的扶手上架了一块板，把小彼得罗夫放在上面，鼓捣了半天）。连床上都有股儿童沐浴露的糖果香气。彼得罗娃也喜欢用这种沐浴露；每次夫妻俩亲热，这种气味都往往令彼得罗夫兴致全无，尽管同样的味道从儿子身上散发出来令他觉得格外可爱。彼得罗娃又换上了一袭黑衣，儿子的手脚在其映衬下显得尤其惨白。看到这种由于冬天和流感造成的惨白，彼得罗夫几乎也要改变主意了。妻子和儿子都站在那儿，等他做出决定，尽管彼得罗夫已经表明准备好了。彼得罗娃低吼道：“他还是个孩子，我能理解，你可是个大人啊。你俩打算合伙气死我呀？”“我说，”彼得罗夫说，“能不能先让我洗漱穿衣服，然后再做决定。”
就连在浴室里，妻子和儿子都不肯放过彼得罗夫，虽然他很想把他俩轰出去。“不是，你真要带他去？”妻子提高了嗓门问，儿子则在妈妈身后探头探脑，唯恐爸爸少了他无声的支持会打退堂鼓。彼得罗夫刮胡子时，从镜子里瞥见妻子正对自己怒目而视，便忍不住道：“有什么的嘛，坐上车就去了，有什么要紧？又不用等公交，他连冷空气都来不及喝两口。”“可他会传染其他人哪！”“应该不会吧。”彼得罗娃这边刚不纠缠了，小彼得罗夫又开始步步紧逼，暗示快要迟到了，哪怕是迟到的可能性都令他担心。彼得罗夫洗完澡穿好衣服，却并没有像小彼得罗夫期待的那样，急着扒拉两口饭，然后赶紧出发，反而走到阳台上抽烟去了。小彼得罗夫以悲伤的叹息目送爸爸走向阳台，说了句：“吸烟有害健康。”“是吗？我都不知道哎！”彼得罗夫揶揄地问，他喜欢这样逗弄儿子。
吃早饭时，小彼得罗夫一直盯着爸爸，目光不时从他脸上滑到手机屏幕的时间上，惹得彼得罗夫几乎笑岔了气。儿子让他想起了修车行里的一位女顾客，每次听见修理工骂娘她都要沉重地叹上一口气，结果，她不得不频频地叹气，几乎要因为换气过度晕厥过去了。这位女顾客也总不停地抬腕看表，不停地翻白眼，每过两分钟就问一遍“快好了没”。
小彼得罗夫在蓝色化装服外面套上了暖和的绒裤和毛衣，但父母仍不肯放他下楼——彼得罗夫得先把放在家里保暖的蓄电池装到车上，再给车预热，把车厢里连日来积攒的冷气全赶出去，等一切妥当，他才会用电话震一下彼得罗娃，后者才肯放快要憋疯的神兽出笼。
彼得罗夫其实并不乐意出门。他装好蓄电池，打着火，便拿起一柄橙色塑料刷扫起车上的积雪来。这是一辆白色的拉达2105，父亲传给他的。不知为何，拉达2105绝大多数都是白色的，2106则以红色和橙色为主，至于2109，除了白色或茄色，彼得罗夫简直想象不出其他颜色，有一回他看见一辆宝蓝色的2109，心里便莫名地有种抗拒。
儿子从厨房窗户谴责地望着彼得罗夫——也许并无谴责，只是寻常地望着，但却对彼得罗夫的良心产生了谴责的压力。彼得罗夫阴险地朝厨房窗户笑了笑，坐进了车里，看看车厢对于生病的儿子来说是否已经足够暖和。但车厢还没有暖透，冷热空气仍在明显地交互移动，坐垫依旧冰凉。彼得罗夫甚至担心，冰凉的坐垫会让自己的肾受凉，让儿子二次感冒。前挡风玻璃上挂着一株小枞树，向车厢里散发出香水味道，但彼得罗夫每次回家，他的衣服乃至整个人依旧散发出汽油味。枞树旁边还用细绳挂着两个皮毛骰子，象征着前任车主——彼得罗夫父亲的冒险天性，彼得罗夫却总感觉那像两颗睾丸，还是一只公猫的睾丸，与方向盘上包裹的毛皮（同样是父亲的杰作）来自同一只公猫。父亲还往换挡杆上套了一枝用有机玻璃做的玫瑰花。彼得罗夫每次坐进汽车，都恨不得把这些劳什子通通扒下来，因为巴沙每次看见都要嘲笑一番。但每次彼得罗夫都拖到下次。
谢尔盖的父亲穿着一身灰大衣，穿过小区朝商店走去。他故意不往彼得罗夫的车子这边看，因为他很气不过，为什么谢尔盖自杀了，彼得罗夫却没有。彼得罗夫也觉得不大公平，自己还活着，谢尔盖却在地底下年复一年地腐烂下去，但他也没办法，他既不想上吊，也不想吞枪，他原则上是幸福的。谢尔盖的父母以及很多同班同学都将彼得罗夫视为懦夫，认为他有义务追随朋友而去，要么自愿，就像古印度为亡夫殉葬的妻子；要么借助外力，比如车祸或者疾病。彼得罗夫对此不以为意。打小父亲就指着鼻子骂他窝囊废，他几乎也默认了自己的窝囊，因此对这些并不当一回事。
对彼得罗夫而言，谢尔盖之死最有趣的一点在于，谢尔盖的父母先是被沉重的痛苦压弯了腰，但不到一年，就变得比谢尔盖在世时更加精神抖擞，显然，谢尔盖生前对他们同样造成了压抑。经过痛苦的洗礼，他们仿佛重新焕发了活力，而在谢尔盖生前，彼得罗夫感觉他们已经是老头老太太了，几乎和自己的祖母同龄。赋予他们力量的，或许是打算在彼得罗夫的坟前跳支舞的愿望，但更有可能是源自他们的养女，从一个被剥夺了抚养权的女亲戚那儿过继来的。据彼得罗夫的母亲说，他们早就在为养女步入青春期积攒力量了，因为这个养女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十来岁就学会了偷家里的钱，逃学，说脏话，还不干家务。“基因问题。”彼得罗夫的母亲为自己挑选了这样一个高级字眼而自鸣得意。无论谢尔盖的父母和全体亲友如何小心在意，养女的结局已不可避免，生物学包办了一切，人力已无可奈何，剩下的只有靠到椅背上，等着看酒后乱性的报应。
车子暖透了，彼得罗夫用电话震了妻子一下，保险起见又按了一下喇叭。儿子几乎立刻就蹿出来了，仿佛是从五楼瞬间位移到一楼的。楼道门照例没有关严，又用一块砖头给撑住了，显然又在等人，但彼得罗夫没去看等的是什么人，他只见门上贴着一张方格纸，上面潦草地写着“请勿关门”，纸张四角各贴着一块透明胶带。儿子钻到副驾驶座上，气喘吁吁的，像刚跑完步一样，将刺猬头放在膝盖上，扭着身子去扣安全带。彼得罗夫对儿子说出了早就想好的玩笑话：“你的脑袋没忘在家里吧？”“没忘。”儿子回答说，隔着红色连指手套抚摸着刺猬头上的刺。
彼得罗夫精神不错，开出小区时甚至还跟儿子开玩笑，说万一转弯时不小心撞上一个人或者一辆车，那可就哪儿也去不成了。但玩笑归玩笑，他们还真的有可能迟到，因为时间已经很紧了，无论走哪条路（无论是古尔祖夫大街，还是三八大街，或者穿过陶里亚蒂街上莫斯科大街）都有可能堵车。这两年市区忽然添了那么多车，恐怕只有清晨和深夜才能畅通无阻地开到市中心，而不必堵在暴躁的车主和似乎同样暴躁的车辆中间。
小彼得罗夫焦急地盯着手机上的时间，但他们果然遭遇了轻微的堵塞。先是在列宁街入口处，接着是在列宁街上、广场之前，接着刚通畅了没一会儿，便又死死地堵在了伊谢季河大桥上——有个冒失鬼图快，走了电车道，结果跟一辆迎面开来的电车亲了嘴。路上仿佛圈出了一个舞台，演员是愁眉苦脸的小车司机、眉头紧皱的保险公司职员，以及手持黄色卷尺、一本正经的交警。为了避免撞伤演员，所有车辆都得小心翼翼地绕过舞台，依次穿过骤然缩窄的车道瓶颈。看着车辆慢吞吞的，小彼得罗夫居然急出了一头大汗，帽檐下面的刘海儿全粘在脑门上了。“别着急，赶得上。”彼得罗夫说。“哼，赶得上，”儿子用颤抖的声音怨恨地说，“我早就说要早点儿出门的。”
好不容易下了桥，立马又堵在李卜克内西街的入口处了。
再有一刻钟就上午十点了，而十点正是联欢会开始的时间，可他们仍堵在红绿灯前，望着“竞技场”电影院。小彼得罗夫的脸阴沉得如同电影海报上的亚历山大大帝。街对过就是音乐喜剧剧院，彼得罗夫后悔没买那儿的联欢会的票。再说那家剧院里还有“马克比克”快餐店，看完演出正好去吃点东西；沿街不远处还有家书店，吃完东西还能顺便去逛逛，而青少年剧场周边啥好玩的都没有，除了有座滴血教堂[1]。彼得罗夫对滴血教堂没兴趣，令他感兴趣的只有几个与教堂相关的事实：建教堂的时候死了几个穆斯林；教区总在要钱用于教堂供暖和维护，尽管教堂才落成不久；彼得罗夫还做过一个梦，梦见教堂对面建成了一座庞大的犹太教堂，如同一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开车经过时，彼得罗夫竟无端地期待着能够看见那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
“嗯，的确不太妙。”彼得罗夫坦承道。小彼得罗夫没说话，只是委屈地别过头去，望着人行道旁慢慢聚拢的行人。突然之间，奇迹出现了，车流像被施了魔咒一般，一下子通畅了，彼得罗夫前面的车辆并未消失，却变得稀少了，跑得也更快了。彼得罗夫打算绕过一辆停在建筑学院站的电车，他有种预感，不能开太快，果然，一个红褐色头发的高个子男生差点儿没钻到他的车轮子底下。男生似乎急于步入梦想中的学府，因而决定“鹿跃”穿过机动车道。“真是好险。”彼得罗夫试图唤起儿子的同情心，想到自己差点儿撞死一个大活人，他忍不住浑身哆嗦。小彼得罗夫只是白了他一眼，随即浮夸地别过脸去。彼得罗夫自知理亏地叹了口气。他小心而快速地驶过了余下的一大段路程，刚在剧场附近的红绿灯前停下，小彼得罗夫便急不可耐地解掉了安全带，虽然他知道父亲还得找地方停车，然后才能前往剧场。
青少年剧场夏天看着还行，两旁都是绿意葱葱的，但冬天剧场前面就未免太过空荡，周围也太过萧索了，看着不像是专门面向孩子们的。休息室内光线昏暗，入口处的一排玻璃门黑黢黢地连成了一片，黑洞洞的高窗不友善地向外张望，悬挂在入口上方的金属雕像远远望去仿佛三角怪兽的脑袋。剧场夜里看上去要欢快得多，因为下面有路灯照着，馆里也亮着灯，冬季的白天则一派阴郁。彼得罗夫从来没去过剧场，哪怕上小学时，他也总能想法子逃避学校组织的集体观戏，比如契诃夫的《海鸥》啥的，尽管语文老师反复强调，剧场观戏等同于平时上课，剧场溜号视同旷课。从班上同学们的讲述中彼得罗夫了解到，剧场是一个乏味至极的所在。就连比所有人都更亲近文学的谢尔盖，对于幕间休息和茶点部的兴趣也要比演出本身更浓厚。这还有可能是因为，语文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先后去了两家剧场，看了两场《海鸥》，以此证明对契诃夫的解读可以何其丰富，她甚至计划带队去下塔吉尔市的剧场看那里的《海鸥》，只是由于全班坚决抵制才算作罢。对于小学生而言，看一遍《海鸥》就已经够够的了，看第二遍时，同学们便对演员们的装腔作势哄笑不已，有个小男生还大声而滑稽地模仿每一位演员的台词，直到被轰了出去。至于彼得罗夫，哪怕他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某出剧目，也总忍不住会去注意那些假定性的舞台布景，以及那些随意摆放在包围着演员们的昏暗之中的象征性的家具。他总有种感觉，哪怕他坐在家里看电视，一旦他就主人公的行为说句什么不妥的话，悲剧女神或者喜剧女神就会出现在他身后，朝他后背推搡一把，骂他傻瓜。
彼得罗夫将车停在剧场一侧（旁边有道围栏，后面在建什么），小彼得罗夫立刻冲了出去，彼得罗夫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在存衣处，小彼得罗夫毫无悬念地被泼辣的女人们挤到了队尾，她们加塞的神情如此自然，小彼得罗夫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彼得罗夫感到惊讶，竟然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关照别人家的孩子。“去他的存衣处吧，”彼得罗夫说，“你就在这儿脱吧，我给你拿着。不然出来还得等半个钟头，搞不好再把号码牌弄丢了。”
进出剧场都不必排队的前景令小彼得罗夫满心欢喜。他狡狯地朝排队的人群笑了笑，在入口旁的软垫方凳上脱起衣服来。彼得罗夫还没来得及问儿子有没有带双轻便点儿的鞋来，否则还要拖着冬靴在联欢会上跑来跑去，小彼得罗夫已经从棉服的深兜里掏出了一双帆布鞋。彼得罗夫顺从地将棉服夹在腋下，另一只手里拿着儿子的冬靴，靴筒还朝外冒着热气。小彼得罗夫将脱下来的绒裤和毛衣分别塞进棉服的两只袖管，连指手套和帽子则塞进了棉服口袋，又从棉服内兜掏出了演出票和手机。彼得罗夫问：“不然我跟你进去吧？里面不会有人欺负你吧？”儿子对父亲的担忧哂笑了一下，检查了一下蓝色裤子里的手机，又翻来覆去地确认了一遍演出票上的日期和时间。“我在这儿等你，还是去车上？你希望我在哪儿？”彼得罗夫冲着儿子远去的背影喊道，但儿子没有回答，混入了涌向观众厅的人流中。
彼得罗夫没来由地认定，在剧场里人们应该保持安静，可存衣处乃至整个休息室（休息室里面比外面看上去要敞亮得多）都乱哄哄的，孩子们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东奔西跑，家长们呼儿唤女，也跟着跑来跑去。周围有好几位家长在问孩子要不要去厕所，彼得罗夫这才想起自己忘问儿子了，儿子这会儿没准已经尿急了，那可就什么节日的欢乐都无从谈起了。彼得罗夫对儿子会感染别人的担心也纯属多余：在普遍的嘈杂声中可以分辨出好几处纠缠不休的咳嗽声，有孩子的，也有大人的。很少有孩子不吸溜鼻子的。一个仙女打扮的小女孩（仙女的标志是她背上的两只翅膀和手里的魔法棒，翅膀是用铜线和粉红色纱布编的，魔法棒是透明塑料的，顶部有颗会闪光的星星），手里攥着一块方格图案的大手帕（应该是她爸爸的），不停地擦拭着通红的鼻子。看来，流感杆菌正像雪花一样在大厅飘舞。
人群中最为醒目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女教师，她身边围着一群孩子，身上穿着反复清洗的新年服装，看着像从保育院来的。较之于她正在点名的孩子们，女教师显得身形庞大，再加上她那身带亮闪片的红裙子，她脸上的古铜色粉底霜和猩红色唇膏，令女教师及其身旁相形失色的孩子们组成了一幅拼贴画，孩子们仿佛从尘封多年的苏联《女工》杂志的封面上剪下来的，而女教师则像是从最新一期的德国《布尔达时装世界》上剪下来的。
“各找各的伙伴！”女教师的语调相当平静，声音却盖过了周遭的躁动、喧哗与咳嗽。彼得罗夫心想：“假如她平常说话都这么大声，真不知道喊起来会是什么样。”他再也受不了休息室里的乱乱哄哄，走到了街上。彼得罗夫打算在剧场附近转转，最好找个小酒馆进去坐坐，总比一个人坐在车里听着广播喝闷酒强。但他不敢走太远，怕儿子突然需要他的帮忙或者在场。
双层玻璃门完全隔绝了剧场的喧闹。彼得罗夫点着一根烟，慢慢地从人声鼎沸中平复下来。看着入口处几个正在吸烟的男女，以及通往地下通道的宽而缓的斜坡，彼得罗夫感觉自己仿佛遭受了长达半小时的学校铃声或者汽车报警器的折磨。从周围人呆愣愣的表情来看，他们的感觉也跟他一样。
偶尔，集体吸烟的静默会被烦人的汽车喇叭声打破，像在召唤什么人似的。“简直是疯人院，”一个抽烟的女人对另一个抽烟的女人低声说，“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我拽着我妈，穿了一整个城，去参加了一场新年联欢会，是她们单位给职工子女举办的，她不小心说漏嘴的。这回我又上了广告的当，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近买张俱乐部的演出票呢。”对方反驳说：“不会呀，这儿的礼物要好些，演员也更专业些。”“其实最好是叫严寒老人上门服务，只不过伊戈鲁什卡会提前喝醉，把整个节日都毁掉。”“我们单位每年都会叫严寒老人，但凡有孩子的家庭都会去。我老公反正是一次都没扮演过。其实啊，男人就是大孩子，他们心里边也信这玩意儿。连我自己对这个也蛮有兴趣的。”
彼得罗夫装出一副并未偷听的样子，还特意稍稍别过身子去，但女人们的声音太低了，以致彼得罗夫竖起的耳朵不禁微微抖动，好像狗狗听见主人对它说“吃”或者“散步”时那样。
“我说女士们，你们也真是够了，”一位抽烟的男人介入了女人们的谈话，听沙哑的嗓音像个大老粗，可看上去却既体面又斯文——他敞怀穿着风衣，风衣下面是类似伊戈尔的西装三件套，西装上衣也没系扣，敞开的衣襟下面是扣紧的马甲，但不像彼得罗夫那样紧绷在大肚腩上（假如他也穿西装的话），而是紧贴在结实的腹肌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看其他男人的样子，似乎也早就想插话了，只是尚未下定决心。“向你们致敬，姑娘们，感谢你们对男性的态度。”男人冷嘲热讽地说。
“别这么阴阳怪气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说疯人院的那个回怼道。她身材娇小，一身亮绿色夹克衫，一头近乎红色的亮褐色头发，看上去像个女大学生。她的发型像是出自醉酒的男理发师之手，后者脚步踉跄着，胡乱剪掉了她的刘海儿，推光了她的鬓角和后脑勺，就将她赶出了理发厅。真是奇怪，这样一个奇装异服的年轻姑娘，居然已经有了一个酗酒的儿子了（伊戈鲁什卡）。
“就是。”第二个女人说，就是为青少年剧场辩护的那个。这是个身材魁梧的大婶，比彼得罗夫高两头，宽一倍，身上的皮草像是长毛斑点狗皮的，头上的圆帽子黑白相间，像个足球。“难道你们并不像孩子那样喜欢严寒老人？我才不信呢。”女人宽容地俯视着男人说。
“你说错了，”男人彬彬有礼地说，“我更喜欢雪姑娘。”其余男人们听罢，赞许地嘻笑起来。
彼得罗夫尽力不引起别人注意，但在场所有人都时不时地瞟他一眼，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抱着一堆孩子衣物。彼得罗夫感到很难为情，当他又一次捕捉到异样的目光时（那是个身穿墨黑色聚乙烯雨衣、头戴满是灰尘的便帽的小个子男人，很像电车上那个怯懦小老头的年轻版），便对那人解释说（其实也是说给其他人听的，省得他们再用那种眼神看他）：“我儿子的，省得在存衣处排队。”“知道。”小个子男人答道。
彼得罗娃打来电话，心急火燎的。彼得罗夫咳嗽着抽着第二根烟，沿台阶走下剧场门廊，走到一旁，以免其他人听见。
“你们那边没啥事吧？”
“好像没啥事，咋了？”
“他帆布鞋忘拿了。他不会是穿着冬靴进去的吧？我反正不记得他有带帆布鞋。你该不会是让他穿着体操鞋进去的吧？体操鞋可冷。”
说到体操鞋，彼得罗夫想起来，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回演出，他穿着体操鞋、高尔夫球袜、短裤、T恤衫，头上还顶着两只动物耳朵，幼儿园的女老师要给他拍照，让他把T恤衫掖到短裤里头，可小彼得罗夫不喜欢这样，因为爸爸就从不把T恤衫掖到牛仔裤里。女老师跟小彼得罗夫几乎吵了起来，女老师硬给他塞进去了，等到演出时，小彼得罗夫一看照相机对准自己了，立马把T恤衫给扯了出来。“你瞧瞧他干的好事，”事后女老师向彼得罗夫告状，“把整个照片都毁了。”彼得罗夫一直记着儿子犯倔的这桩趣事，想等他长大了讲给他的新娘子听，就像他自己的父母告诉彼得罗娃，彼得罗夫六岁那年，拿着父亲的刮胡刀片，将自己所有照片上的眼睛全给剜出来了。彼得罗夫当时挨了骂还不服气，心想反正剜的是自己的眼。他自己也说不清，当他拿到父亲的那盒刮胡刀片时，心里边在想什么。
“帆布鞋他带了，”彼得罗夫宽慰妻子道，“他把鞋塞在棉服兜里了。”“这个狐狸崽子，”妻子说，不知是在称赞，还是在谴责儿子的狡猾，“他在那儿咋样啊？你摸他脑门了吗？没再烧上来吧？出门前我给他吃了药，以防万一。”彼得罗夫说好像是没事，没觉得儿子有烧得难受，并老实地承认忘了摸儿子的额头，因为往剧场赶的路上差点儿撞了人。“他还把手机关了，”妻子埋怨道，“我先给他打的电话，可这个小混蛋却‘暂时无法接通’，你跟他说，以后别再关机了，不然我把他耳朵揪下来。”“应该是里面的人统一让关机的吧，剧场嘛。”彼得罗夫分析道。“行吧，不浪费电话费了。”彼得罗娃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听声音就知道，儿子的手机打不通很让她着了急。
门廊上的性别之争仍在继续。红头发的年轻女人说：“你别以为自己西装革履的，就能唬得住我。我老公也是整天穿西装，看着人五人六的。可他也就在下属面前装装，实际上啊，比孩子还孩子呢。真的，我不说瞎话。你们知道我跟他是咋认识的吗？他他妈的是把我偷出来的！真的。”
“你老公难道是高加索人？”穿西装的男人惊问。
“啥高加索人哪，”红发人恨恨地摆了摆手，“我现在压根不想提这个。我想说的是，你别看他表面上一本正经，实际上三天两头不着家。你说你找小三儿去了你就直说呗。我也不是不能原谅。我也知道，男人嘛，‘四十五，心里苦’。当然，他还不到四十五呢，但都一样。可他非得编一些鬼话来糊弄人，我想想都觉得好笑。关键是他承认自己爱着另一个女人，可又说那个女人在下面呢。”红发女说着，朝脚下一指。
“难道是死了？”问话的并非西装男，而是旁边的一位大爷，看样子是带孙子或孙女来联欢会的，穿着一件方格外套，很像彼得罗夫上小学时穿的那种（当时几乎全班同学都穿这种外套，经常搞混，有一回，彼得罗夫到家开门时才发现，兜里的钥匙是别人家的）。
“不是死了还能是咋了？”红发女嚷嚷道，她对老头儿明显不像对西装男那么客气。众人一齐点头，意思是除了死以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所以说嘛，”红发女继续说，“你们男人总不肯实话实说，总爱编些鬼话来糊弄人。”
西装男讽刺地笑了笑，说：“是啊，当然要实话实说。这话我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可每次一说实话，指定挨嘴巴子。从小我妈就让我认识到，每当有人跟你说：说实话，没事的，你就等着挨揍吧。我倒是想说实话呢，可舌头不听使唤哪，这是渗在骨髓里头的。”
“也许的确是这么回事，”红发女随和地说，“可问题并不在于你们撒谎，问题在于你们不会撒谎，尤其是即兴发挥的时候。”
“不对吧，我好像就来得挺快的。”西装男说。
“你，我不知道，反正我老公只要一撒谎，我肯定能感觉出来，因为他每次都吹些不着边的丰功伟绩。什么他把一队巡警灌醉了，还跟他们一块儿巡逻了两天，什么空军节那天差点儿跟一群空降兵干起来，什么他带着一群修车工去看少儿足球队（他的矿厂赞助的）比赛，所有人都喝醉了，又差点儿没跟球场的保安队干起来。昨天又说什么坐着一辆运尸车，遇见了一位老朋友，又坐着运尸车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喝了一整宿，把死人忘在了脑后。说什么他那位朋友喝断片了，他跟酒友们就打算把他跟尸体掉个个儿，好让他第二天醒过来吓一大跳，可刚拖到半路他们又改主意了，然后就把他忘在街上了，后来就再也找不着了，想必是自己回家去了。”
彼得罗夫完全呆住了，原本要去点烟的打火机也僵在了半路。他回想起来，女人刚才说她家有个爱喝酒的“伊戈鲁什卡”，他想当然地以为是她儿子，现在想来，应该是她对伊戈尔的戏谑称谓，因为丈夫在她眼里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红发女继续说：“他还有个幻想出来的伙计呢——美国电影里最近不正流行这个么，就跟从前流行孩子得哮喘似的。只不过其他人幻想出来的朋友都要么比自己快活，要么比自己有钱，他可倒好，幻想了一个傻逼出来——上帝原谅我说脏话——一个臭修车的。我跟他说，除非你让我见见那个修车工，否则我绝对不信，因为世界上就不可能有那么衰的人。可他却只知道笑。一看就是扯谎。”
汽车喇叭依旧不依不饶地叫唤，彼得罗夫终于忍不住朝难缠的汽车望去，发现竟是伊戈尔的吉普车，但驾驶座上的人不是伊戈尔，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伊戈尔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边向他招手，一边从一个金属扁酒壶里喝着什么。彼得罗夫用双手和脑袋同时示意伊戈尔，他没法跟他们去，走不开，还得带儿子呢。为了让伊戈尔明白自己儿子在剧场里头，彼得罗夫又亮了亮手里的东西，将头朝门口撇了撇。
“喏，车上那个就是他，嘚瑟样！去你的吧，亲爱的。”红发女说罢，将烟头扔到垃圾箱脚下，转身走进了剧场。一部分人跟着她进去了，另外一些人继续留在外面。看见伊戈尔，西装男吃了一惊，道：“原来您是伊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夫人？”一阵恐慌瞬间扩散开去，西装男迅速地消散在了空气里，比他留下的那团烟雾散得还快。
“唔，”穿方格外套的大爷说，“这姑娘人倒是不错，就是脾气太坏。”“一点没错。”小个子男人接茬道。这句随声附和拉大了他与电车上怯懦小老头的距离，反倒让他跟彼得罗夫的父亲有了几分相似——彼得罗夫的父亲跟人聊天时（不是跟彼得罗夫，而是跟自己的熟人）就是这样的。彼得罗夫的记忆殷勤地向他展示了他上小学之前的一个场景，他跟父亲一块儿在黄色罐车前面排队买格瓦斯[2]，父亲就是这样和颜悦色地跟一起排队的人聊天的。后来他们拿到了满满一大杯，那么大，那么沉，彼得罗夫自己都端不住，而且如此澄澈，如此清凉，彼得罗夫真想再带一杯回家。
伊戈尔的司机继续鸣笛，剧场门口聚拢的人群开始纳闷，红发女都走了，为啥还鸣笛。彼得罗夫用脸上的表情告诉伊戈尔的司机和伊戈尔本人，他是不会过去的，然后便走向了自己的车，边走边整了整从胳肢窝出溜下来的儿子的棉服，将眼看要掉的棉靴抓得更顺手些。他将车上的广播音量调大，想借此咽下伊戈尔对他的捉弄。尽管那个恶作剧只实施了一半，却足以令彼得罗夫对伊戈尔心生厌恶。他讨厌伊戈尔的狂妄自大，讨厌他那种大哥大的腔调，讨厌他对周围所有人的玩世不恭。彼得罗夫明白，自己遭到这种对待怪不得别人，毕竟，他算什么呢？修车工？画家？父亲？丈夫？似乎每一样都沾点边，却又哪一样都算不上。他甚至想到了《圣经》里的一句话，说有些人既不冷也不热，而是温吞的[3]。彼得罗夫很想把这句话改成：“你既不冷也不热，而只是个衰货。”他不喜欢这句话，每次有人提起都令他厌恶，因为这话就是说他的。可他有什么法子呢，谁叫他生来就是这样的呢？他没办法强颜欢笑，像电台主播那样，轻松自如地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像小孩子或者小麻雀从一个枝头跳向另一个枝头。彼得罗夫又突然想到，自己前两天就做到了既冷且热，而且是在这两个字的最直接意义上。他为自己抖的这个机灵无声地笑了。接着他便看见伊戈尔闲庭信步地朝他的车子走来，忙抹去了笑痕，装出一副出神凝望车窗外空地的样子。
伊戈尔并没有像彼得罗夫预料的那样敲打车窗，而是一把拽开了副驾驶座那侧的车门，见副驾驶座上放着小孩衣物，也没伸手去挪，而是跨出一步，拽开后车门上了车。车厢内瞬间充斥了某种强大气场，令电台广播营造的欢乐气氛顿时黯然失色，因为伊戈尔辐射出的，乃是宿命的能量。
“咋地，生气啦？我们还生你的气呢，谁叫你偷摸溜了呢。不告而别，真不够意思。”
彼得罗夫没说话，暗自整理着思绪，好一次性堵住伊戈尔的嘴，免得他倒打一耙，也不给他油嘴滑舌的机会（这在伊戈尔或许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习惯使然），而是直接将他引入正经的谈话，尽管彼得罗夫一次也没能做到过。
“咋地，我老婆又在背后说我了？你们认识了？”
伊戈尔大剌剌地坐在后排座中央，彼得罗夫沉默地从后视镜里看着他那副心安理得的模样。
“你这车有点挤呀。”伊戈尔挑剔地说。
“我不觉得。”彼得罗夫的声音由于过分严肃而略显干哑。
“咋地？见着我老婆了？你们认识了？”伊戈尔又问。彼得罗夫仍没说话，因为明摆着的，他见也见了，认识也算认识了。
“她正抽风呢，因为我过年不想去海边，”伊戈尔解释说，“我压根就不喜欢什么沙滩、太阳、海水啥的。我更喜欢在阴影里待着。我倒是可以让她俩去——我老婆、我闺女，可一家人不在一块儿算什么新年呢，谁家这么过年呢。再说我这边还有事呢。”
“我知道你有啥事，”彼得罗夫脱口而出，“喝酒加乱窜。”
眼下，和伊戈尔坐在同一辆车里，彼得罗夫尤其尖锐地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变成了废墟。虽然废墟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家庭、工作，所有人都是相对幸福的，但彼得罗夫看到的恰恰是废墟，在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就是谢尔盖，还没有正经开始生活，便已经对生活大失所望。彼得罗夫也渴望些别的什么，但不同于谢尔盖，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仿佛在迷雾中彷徨了许久，刚从里面走出来，却发现自己正坐在车里，有儿子，有老婆，有个把朋友，但所有人都是完全陌生的。彼得罗夫的生活仿佛被切成了几段，眼下他正站在其中一段的末端，但他却觉得这是一切的末端，如同死亡。彼得罗夫本以为自己是主角，却突然发现，他只不过是某个宏大构思中的某个支线的主角，而这个宏大构思要比他的整个生命复杂得多，也阴暗得多。他就像伊沃克人，一辈子窝在自己的星球，而周围却在上演星球大战的古希腊悲剧。他又像是屌丝罗宾，跟猫女结了婚，而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却住着阴暗的蝙蝠侠。伊戈尔本人虽然并不十分阴暗，却能让每个与之接触的人变得阴暗。令彼得罗夫耿耿于怀的恰恰是这种配角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听完伊戈尔妻子的讲述之后便萦绕不去。
这一令人不爽的发现刺激了彼得罗夫本就微弱的自尊。伊戈尔显然觉察到了彼得罗夫的心绪，讪讪地笑了笑，继续从扁酒壶里喝着什么。两人的视线在后视镜里相撞，伊戈尔有些招架不住，又讪笑了一下，扭头看向一旁，似乎终究觉得有些对不住彼得罗夫，但不是因为打算将醉酒昏睡的他关在棺材里，或者因为把身患流感的他丢在了冷飕飕的棺材车里，而是因为别的什么。
“她就知道撒泼，其实除了我，谁还会稀罕她呢，”伊戈尔说，显然是指妻子，“女儿不是我的。谁还会要她这样一个被人踹了的女大学生呢。当然，我知道，她完全可能找到别的什么人，毕竟她还年轻。说来真是奇怪。一个女人爱我，却离开了我，因为不想毁掉我的生活；另一个女人不爱我，却仍旧跟我一起生活。你们人类就是奇怪。”
“我们人类？那你是谁？外星人吗？”彼得罗夫恼怒地问。
“如果考虑到苏联解体才十几年，人类已经发生了何等巨大的改变，是的，我几乎是太空来客。甚至可以说，我是虚空来客，因为我带来虚无。”伊戈尔大笑起来，同时认真地凝视后视镜，看彼得罗夫是否喜欢这个笑话。但彼得罗夫并不喜欢，他压根就没听懂。伊戈尔便又扭过头去。
“开灵车的家伙后来了，知道躲不过去，就又给我打电话，我就让他上咱们那儿去。那时候你已经喝断片了。我本来想让你睡沙发的，可又怕维佳真对你下手。他对你可是恨之入骨哇。你睡着了，他的仇恨却醒过来了。他想用靠枕把你闷死，等夜深人静了再把你扔出去。简直跟疯了一样。套用一句名言：如果戏剧开头沙发上有一个靠枕，最后肯定要用它闷死一个人。[4]”
“其实应该这么说，”彼得罗夫也被勾起了兴致，插话道，“如果戏剧开头得到了一粒药片，最后肯定要把它给谁吃下去。”
“什么药片？”伊戈尔问，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彼得罗夫耐心地给他讲述了儿子生病当晚发生的事，说兴许是药片起了作用。
“你们俩真是疯了，”伊戈尔不无吃惊地评论道，“要说你媳妇儿能干出这种事来，我信；至于你，我还真没想到。就算对非亲生的女儿，我都不敢冒这种险。你们俩有毛病吧，过期的药给孩子吃？要是你口袋里装了根大麻烟卷，是不是也得给儿子抽两口？何况还是一整粒，哪怕先吃半粒也好啊。你们还把他带这儿来了，他刚好点儿？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喂，我说，”彼得罗夫怒了，“那药片你们不是也给我吃了吗？还差点儿把我扔进雪地里，这你们就觉得没毛病了？”彼得罗夫想到，当初他还跟巴沙争辩，说自己肯定是撒酒疯了，谁承想，自己居然是被活活扔出去的，跟扔个塑料假人一样。彼得罗夫突然无语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
“当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伊戈尔耐心地解释说，“我们不是有意的。起初我们只想把你放到车里，好让你能清醒过来，也能躲开维佳。后来才有了把你装进棺材里的念头，好让你被冻醒之后醒得更彻底些。后来又决定不把你往棺材里装了，因为太麻烦了，就直接把你放在旁边的座椅上了。然后我们又回屋喝了一会儿，过会儿又担心你小子别被冻坏了——你瞧，我们没把你忘喽！我们三个就又回到了车上。维佳当时已经喝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了，他说你们修车工其实并不坏，是他自己太各色了，甚至决定亲手把你抱回家去——还不是他家，是你家。可到车上一看，你人不见了。看了周围的雪地上，好像也没脚印啊。我们甚至还打开棺材看了看，连死人身子底下都找了。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是在前排座位上醒过来的，还系着安全带。”
伊戈尔一拍脑门：“靠，可不是嘛！你当时身子总往下出溜，我们担心你万一吐了，很可能会被呛死，还是司机把你弄到前面去的呢，他还说，只要好人能活着，他啥都舍得。我们咋把这茬给忘了？咋就没想到去前面看看呢？这得喝了多少哇！”
“你们就是畜生，”彼得罗夫下了结论，“要是再晚醒一会儿，我就没法在这儿坐着了，肯定肺炎住院了……灵车司机后来咋着了？有事没有？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警察了，所以就偷偷溜了。我可不想再找麻烦了。”
“他能有什么事？”伊戈尔不解地皱了皱眉，“我们就说，司机对市区路况不熟，走岔了，给警察塞了点钱。我又给死者家属拿了点钱办丧宴，他们本来打算在家里搞的，吊丧的人来得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这家人一向入不敷出，这回却在死人身上挣了点钱。你是没见着他们用铁皮焊的那个墓碑，连流浪汉坟前的十字架都比那个体面，总之寒碜极了。所以司机啥处分都没有，甭为他担心。但我怀疑，下次再见面，他就该躲着我了。”
“为啥什么事到你这儿都这么轻巧？”彼得罗夫不忿地说。
伊戈尔开怀大笑，拍了拍彼得罗夫的肩膀，笑着问：“在你这儿不轻巧？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啥会是这个样子？”
“我刚才正琢磨这事呢，大概是因为我不大聪明吧。因为我不擅长结交有用的人，专门擅长结交你这种人。”
伊戈尔不理会彼得罗夫话里的讥讽，脸上仍挂着微笑：“难道你真的以为，你就是不走运？你当真这么觉得？也就是说，你周围的一切，你身边的人，都不合你的意？”
彼得罗夫无法用言语解释。他只是有种感觉，一切都不该是现有的样子，除了他眼下拥有的生活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宏大的生活，为另一种未知的东西所充满，但绝非修车地沟，绝非家庭生活，而是别的什么，一种不那么世俗、不那么庸常的东西。尽管这种生活规模宏大，但彼得罗夫活了近三十年，却从未触碰过它，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彼得罗夫有时会觉得，他的脑子大部分时间都深陷于某种类似于流感谄妄的状态之中，无数的荒诞念头对他纠缠不休，他并不愿意去理会它们，可它们却一个劲儿地往他脑子里钻，妨碍他理解某些更为重要的，却难以表达的东西。
“你看，”彼得罗夫试着向伊戈尔解释，“我只是个修车的。我一辈子都只是个修车的。这一点我早就看透了。平常我根本不去想它，修车就修车呗，也没啥不好。只是有时候会觉得悲哀，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提前算定了，连我自己的后事都能看个大概。区别仅仅在于，我跟巴沙谁先蹬腿儿，谁去参加谁的葬礼，就这。我死后啥也留不下，除了一个儿子，这点巴沙比我强，就他妈的因为，他孩子比我多。所以，当我发现，我整个一辈子都已经提前画好了，就像用铅笔打好了底稿，只剩下勾边了，我心里就难受。所以我才会怨天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