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彼得罗夫一上无轨电车，立刻就会冒出一大群神经病，拼命往他跟前凑。只有一个人例外——一个安静的、胖乎乎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像个挨了欺负的小男孩的小老头。反倒是彼得罗夫，每次一见到这个小老头，都忍不住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再狠狠地欺负他一顿。这种野蛮的无从解释的冲动将他攫住，如同蓬勃的达尔文之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气的紧密结合。每每觉察到彼得罗夫逼视的目光，小老头便会怯生生地别过头去。
偏巧小老头这个神经病是个固定角色，彼得罗夫打小便隔三岔五碰见他，甚至不只在电车上。其他神经病都只是偶然地闯入彼得罗夫的生活，就好像他们三十年来唯一一次从西伯利亚大道八公里街冲出来，跳上3路无轨电车，只为了向彼得罗夫骂两句好的，然后永远消失。
有过一个老婆子，非要给彼得罗夫让座，坚称他是残疾人，胳膊腿儿都是木头的，还得了癌症。有过一位大叔，酷似苏联电影里的铁匠，厚身板、大嗓门，说起话来整个车厢的铁皮都嗡嗡震颤，如同半空的敞口玻璃瓶近旁轰然驶过了一辆重型卡车。这位大叔用一扇膀子将彼得罗夫抵在电车皮上，竟给售票员大婶朗诵起诗歌来——真想不到，在浸透着铁屑味、汽油柴油味的棉袄底下，居然埋藏着一颗温柔的诗人心脏：“岁月飞逝，我们的年华如鸟群飞过。”大叔将“年华”和“鸟群”读得尤为深情。售票员大婶则温顺地微笑倾听。
有过很多次，坐到彼得罗夫身边的人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年纪，却一个个如同得了老年消瘦症，他们跟彼得罗夫随便打声招呼，便开始喋喋不休，什么神秘失踪的苏共黄金啊，什么以前年年发放免费疗养券啊，什么如今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啊。每次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些五花大绑等待枪决的贪官。他们脸上仍是之前现身电视屏幕时的那种神情，有的和蔼可亲，有的道貌岸然。
有一次，彼得罗夫眼睁睁看着两位退休的老大爷差点动起手来。二者的立场其实是相同的，连政治阵营都大差不差，却仍旧争得面红耳赤。彼得罗夫不禁怀疑他俩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因为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分明是一致的：诸如叶利钦是被别列佐夫斯基搞下台的；诸如塔吉克人太多了；诸如从前才是真正的民族友谊，如今只剩下了犹太人；诸如叶夫图申科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为他谴责了大屠杀；等等。这一情形动摇了彼得罗夫全部的逻辑认知，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梗着脖子朝对方喊叫。他觉得自己也快疯掉了。眼看俩老头就要大打出手，终点站到了，二人下了车，气定神闲地各自散去，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争吵似的。两人到了也没能辩论清楚，到底哪个时期的苏联最幸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这一次，彼得罗夫得了流感，自觉颇有些神志不清。他晃晃悠悠地站在车厢后部，使劲抓住扶手。车上人并不算多，但座位都被占满了。司机每到一站都重复着同一个玩笑：
“小心，门不关了。”
从建筑学院站上来一位老干部模样的人，穿着一尘不染的灰大衣、裤管笔挺的灰西裤，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胡须几分像列宁，几分像捷尔任斯基，几分像利莫诺夫。他撩起暗红色方格围巾的一角，擦拭起镜片上的白雾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起身给他让了座。老干部道声谢，坐下了。
沉默片刻，老干部按捺不住，问小姑娘：“今年几岁啦？”
“九岁。”小姑娘说着，不自然地抖了抖背上的书包。
“你知道吗，在印度和阿富汗，女孩子七岁就嫁人了。”
彼得罗夫心想，老头儿肯定是在说胡话，要么就是自己听错了。他看向老头儿，只见后者继续嚅动嘴唇，发出声音。
“你想想看，你都已经结婚两年啦，”老头儿促狭地眯起眼睛，“已经跟自己男人滚了两年床单，没准儿都给他戴过绿帽子啦！你们女的呀，都一个贱样。”他说完这话，依旧和善地微笑着，促狭地眯缝着眼，抚摸着小女孩的书包。
“高尔基站！”司机边喊边打开了车门。老头儿正待继续，坐他身边的一个十七八岁的、苍白瘦弱的、此前一直透过车窗冰花上的指甲刮痕欣赏郊外景致的小伙儿，像被突然惊醒了似的，猛然转向老头儿，拿掉他的眼镜，照他脸上来了一拳。这一拳虽来得突然，却轻飘飘的，似乎都没怎么用力。一个垫圈似的东西骨碌碌滚到彼得罗夫脚边——是老头儿的假牙套。
“嘿，你！”老头儿恼羞成怒，“我为了你在安哥拉待了十五年——”
“小心，门不关了。”司机又提醒道。
小伙儿揪住老头儿的围巾，像拽一条撒泼抵赖的老狗一样，三下两下将他拽下了车。彼得罗夫弯下腰，从湿漉漉的网纹塑胶地板上捡起假牙套，扔到了正在进行体罚的街面。车门关闭，电车继续前行。小女孩若无其事地坐到了空出来的靠窗位置上。彼得罗夫不知怎的，不敢和她挨着坐，径直走到了电车尾部。后挡风玻璃大体干净，没有冰花。玻璃外侧贴着一张广告宣传画，上面写着一个缩略语——Росгосстрах，从外面看去自然是指“俄罗斯国家保险公司”，但从里面看去就变成了一串荒诞无意义的字母。宣传画上还莫名其妙地画着一头斗牛犬，从外面看得很清楚，从里面看去却略显惨白，酷似那头隐在迷雾中的巴斯克维尔猎犬。透过玻璃，彼得罗夫看见几个警察把小伙儿和老头儿一并带走了，老头儿还在反抗，甩着公文包连番攻击警察，后者则毫不客气地以拳头和警棍做出回应。“也许真的是安哥拉吧。”彼得罗夫漫不经心地、用彻底被流感高烧占领的那部分大脑想着。
殴斗场景逐渐从彼得罗夫的视野中隐去，他又端详起保险公司的广告，心想，也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缩略语，还是说只用汉字就够了。他每呼出一口气都觉得鼻咽部火烧火燎，空空荡荡的。真想来上一大瓶冰镇汽水，再抽上一支烟，吃上一片阿司匹林，再来上一瓶冰镇汽水，然后倒头睡上一大觉。
“这样的人以前被尊为圣愚，”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彼得罗夫身后以教训人的口吻说道，“人们敬重他们，专门寻访他们，如今却成了这个样子。”
“……”彼得罗夫漫不经心、混混沌沌地想。
“养老金，”那个声音继续说，“你看看如今电视上播的那些个破事，可却连一句话都不让人说。”
彼得罗夫不无快意地想，要是他一回头，发现身后的车厢空空如也，而声音却仍在继续，那可就真的太搞了。但想归想，他却并没有回头。他垂着眼皮，盯着路面从电车屁股底下没完没了地滚将出来，不由得一阵头晕恶心。他抬眼去看路面上的车辆，发现一辆灵车正紧跟在电车屁股后面。那是一辆绛红色的瞪羚[1]，车前盖上有两道黑色竖条纹。副驾驶上的人正兴奋地挥舞手臂。并非彼得罗夫的眼睛，而是他滚烫的大脑缓缓聚焦到挥手者脸上，半晌才反应过来：那是他的一位老熟人，伊戈尔。伊戈尔使劲儿朝他招手，意思是叫他过去。彼得罗夫真后悔没坐到小女孩旁边，因为上次碰到这个伊戈尔，彼得罗夫跟他，两人趁着酒劲儿，差点儿没跑到两百多公里以外的伊尔比特去。好在伊戈尔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就冲着行人骂骂咧咧，又赶上空降兵日，这场说跑就跑的旅行才以斗殴和醉酒狂欢收场。在乌拉尔国立农学院[2]附近的小岛上，伊彼二人跟一群古铜色皮肤的、满是文身的、仿佛从“蓝蚝酒吧”[3]里拥出来的肌肉男干了一架，继而与之一起狂饮，齐声高唱蓝色贝雷帽。
彼得罗夫也冲伊戈尔打手势，意思是叫他自己找乐子去。彼得罗夫整个表情都写满了拒绝：不了，不了，我没空，我不舒服。何况他也的确不舒服，一见到伊戈尔就更不舒服了。可伊戈尔却跟没看懂似的，要么就是将彼得罗夫的决绝当成了故作姿态，因为他没来由地将后者当成了开心果。其实彼得罗夫也知道，打手势也是白搭：但凡伊戈尔需要谁的理解和陪伴，还从来没有人能躲得过，简直邪门。更有甚者，有一回，他俩被一队巡警给拦下了，伊戈尔眨眼的工夫就把巡警们全灌趴下了。当他举杯祝愿他们“像联邦安全局一样横行无忌”时，一位好动感情的巡警差点儿没以佩枪相赠。不消说，一分钟以后，彼得罗夫和他的无轨电车就被拦下了，而彼得罗夫本人则心不甘情不愿、脸上笑得难看、嘴上期期艾艾地被拽到了灵车上；七八分钟以后，彼得罗夫已经举着一次性塑料杯跟伊戈尔在棺材盖上碰杯了。每次瞪羚尥蹶子时，伏特加就会洒到棺材盖上，司机就会忧心忡忡地问：“没洒上去吧？你俩小心点儿，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司机显然已经后悔让彼得罗夫上车了，要没他，伊戈尔一个人也不至于喝得这么凶。而此时的彼得罗夫却已悔意全无，早把有言在先（“就一杯，然后你们就把我顺路丢下”）抛在了脑后。伊戈尔又劝司机也一块儿整两口，但司机坚决不肯，继续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司机说：“先把死人搞定，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喝。”
“咳，你还怕他跑了不成？”伊戈尔说，“再说了，你一个送棺材的，谁会拦你的车？”
司机终究架不住堵车的郁闷和伊戈尔的蛊惑，喝了一杯。随后他又喝了一杯，但已经是自愿的了，并随即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在苏联时期上过航海学校，还拿过全苏拳击亚军。从未来的海员、未来的拳击冠军沦落到如今的灵车司机的曲折经历，像一柄大锤敲击着彼得罗夫混沌不清、疼痛不已的脑袋，迫使他的思绪同时朝两个方向裂开：一面感叹于司机的讲述，并为其感到淡淡的忧伤；一面为自己感到心安理得——他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因此也从未体会过失望。自然，他也有些小小不言的麻烦，但都不至于为他的生命插上十字架，像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谢尔盖那样。他也可能会遭受一些严重损失，比如儿子也许会出什么事，前不久不就有个跟儿子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带着冰鞋出了门就再没能回来吗？妻子也许会另找个男人，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妻子跟他已经离了婚。除此之外，还能出点什么事呢？彼得罗夫只顾审视自我生命的周遭，但竟对眼皮子底下的危险熟视无睹：他很可能是在参与偷运遗体的勾当，甚至已经干出了亵渎尸体的行径，为此，他很可能会被判为伊戈尔和司机的共犯。
司机仍在絮絮叨叨。他说，他们殡仪馆里几乎全是他这样的。有个从前的歌星，六岁就开始学音乐，最后却一路从天上掉到地下，全是因为愚蠢，其实也不光是愚蠢，准确地说是好运和背运的交替。很多亲人都在他身上寄托了希望，但与此同时，显然也向他遗传了一些不良基因。这位前歌星不过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还在幼儿园时音乐老师就发现了他的天赋，青春期变声时嗓子也没坏，上中学时被老师们当成宝，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却只待了半年不到就被劝退了。再后来进了部队音乐连，一度名声大噪，可没过多久就因为酗酒被踢到了基建工程营。再后来他换过很多份工作，组过好几支乐队，换了好几任老婆，一人一笔赡养费，就这么的，二十年不到，前歌星已经在乌拉尔挖坟坑了。
“嚯，比小说还带劲儿。”伊戈尔听完，满不在乎地说。彼得罗夫真恨不得扇他一巴掌。
伊戈尔又问：“你们那儿还有些什么人？比方说作家啊，画家啊什么的……”
彼得罗夫心里一颤，仔细地打量着伊戈尔，后者却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塑料杯底，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居然真让他给说着了，殡仪馆还真有一位作家和一位画家。那位作家，更准确地说是诗人，长久以来总去一个名叫“诗河”[4]的文学小组，据说就设在乌拉尔重机区[5]的图书馆里。
彼得罗夫说：“好像就在我老婆上班那地儿。我老婆说，她觉得那些人很可怜，每周都要在会议厅聚上一次，她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敲昏过去，再一把火点了图书馆，省得他们再遭罪了。”
伊戈尔又问：“那个画家呢？”
画家嘛，司机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差劲，只不过他除了乌拉尔的森林，别的啥也不画，而且还不是一年四季的森林，光画秋天的，顶多偶尔画个静物画，美其名曰“大自然的馈赠”，也全是乌拉尔森林里那些东西，什么蘑菇啦，花楸果啦。画家总说，乌拉尔之秋是画不完的。他在殡仪馆的本职工作是木工，负责钉棺材板儿。听到这儿，彼得罗夫不由得萌生了一个疑问：自己上小学时经常拿着母亲的工厂饭票去吃饭的那个食堂里的画，该不会就是这人画的吧？那家食堂四面墙上都钉着窄窄的板条，用木纹漆做成了橡木效果。墙上挂了很多幅秋季风景画和静物画，全是装满蘑菇的篮子，最顶上一嘟噜花楸果。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入口处的一幅大型临摹画《三勇士》[6]，以及一个标语条幅，标语原话彼得罗夫记不清了，总之是呼吁杜绝酗酒的。在彼得罗夫的童年记忆里，这个条幅和三勇士仿佛连为一体了，三勇士像是标语的插图：阿廖沙·波波维奇微微瘫软在马鞍上，显然是喝醉了。如此一来，《三勇士》就变成了一幅讽刺漫画，告诫人们莫要学他。不知不觉间，越发东倒西歪的彼得罗夫已经颇有几分醉勇士的神韵了。
伊戈尔让司机停车，说他没酒了。彼得罗夫感觉司机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找地方靠边停车。
“咱们都干掉一瓶了？”醉意和惊奇之下，彼得罗夫的问话声很大。
“没，”伊戈尔说，“多半儿是我自己喝的，我都快喝完了你才来。我建议，咱们再整点儿。”
伊戈尔一把剖开瞪羚的肚子，一股新鲜空气立刻迎面扑来。彼得罗夫这才觉出车厢内是何等憋闷，还有股甜腻腻的尸香气。他同时发现，自己的熟皮短袄不知何时已经敞了怀，浑身上下都在淌汗，像刚冲完澡还没擦身子似的。
“我跟你一块儿。”彼得罗夫对伊戈尔说。
“去吧，伙计们，下去转转。”司机连忙表态赞成。
“走吧！”伊戈尔愉快地同意了。
彼得罗夫知道伊戈尔耐不住寂寞，要让他一个人去了，回来时肯定有人陪着；甚至干脆一去不回头——假如被他碰上了更好的乐子。而较之于司机，彼得罗夫情愿跟伊戈尔待在一块儿，尽管他对司机的情况已经一清二楚，而对于伊戈尔他至今仍知之甚少，甚至除了名字之外一无所知。
彼得罗夫从瞪羚的肚子里钻出来，畅快地来了个深呼吸。
“瞧你，脸蛋红扑扑的，简直像个严寒老人。”伊戈尔看着彼得罗夫的气色，赞许地说。
“这不快新年了嘛，”彼得罗夫觉得这话多少能够解释自己的状态，“加上又感冒了。周五还得带我儿子去砍枞树呢，状态如何，到时候再说吧。”
两人踩着人行道上咯吱作响的积雪，缓缓朝街对过的小超市走去。伊戈尔若有所思地提拎着空酒瓶，他用两根手指夹住瓶口，任由瓶身不停地晃来荡去。彼得罗夫很想叫他把空瓶子随便放在地上，可伊戈尔却极有素质地走到了附近的垃圾桶旁。垃圾桶里空空如也，周围地上却满是烟头，好像是垃圾桶自己在等待幽会时抽的闷烟。伊戈尔扬手一丢，空酒瓶在空垃圾桶里铮鸣良久，倒像是掉进了九层楼高的垃圾管道似的。
“原来你在殡仪馆上班？”彼得罗夫问。
“不是，熟人，半道上碰见的。”伊戈尔漫不经心地说，接着深吸了一口气，像要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似的，却没了下文。
过红绿灯时，彼得罗夫左右无事，鼓足勇气问：“那辆车上真有死人，还是你们串通好了想吓唬我？”
“回头你自己看吧，”伊戈尔微微一笑，又说，“里面真有一具男尸，穿着西装寿衣。我要是他，我也乐意像这样在人间多耽搁会儿。你难道不想？”
“我不知道，”彼得罗夫迟疑道，“真到那个时候，我反正是无所谓了。关键是他的亲戚朋友，会因为他的失踪不安吧，他们大概会不太好过，毕竟一切早都安排好了。”
伊戈尔坦承道：“我要是能做主，就把他扣留到31号，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在31号把他埋了，然后迫不及待地赶去庆祝新年。”
这时他俩发现，一个女人正瞠目结舌地望着他们，支棱着耳朵听他们说话。女人牵着一个六岁光景的小男孩，也在等红灯。
伊戈尔颇为恼火地说：“喂，你傻愣着干啥，走哇，别挡着路。没见都绿灯了吗？”
女人忙拉着小孩跑开了。在斑马线的中间位置，伊戈尔，外带彼得罗夫，追上了他们。“我说，”伊戈尔没头没尾地冲女人来了这么一句，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才正跟女人聊着什么，现在又重归话题似的，“要是您还单着，那就另当别论了，刚才纯属玩笑，真的。”
女人慌慌张张地将孩子拽进超市，尽量靠近人群和保安，可伊彼二人却紧随其后，一直跟到蔬菜区，二人才放过女人，拐到了酒水部。在酒水部，一瓶瓶原封未动的烈酒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但百无聊赖的黑衣保安的目光却也尤其狐疑，比澡堂子里的桦树叶子还要黏人[7]。
“别这么瞅着我。”伊戈尔对保安说。
“又来了。”彼得罗夫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郁闷，简直比他刚从电车上被拽到灵车上时更甚。
“瞅你咋了？”保安说。
“据统计，”伊戈尔解释说，“从超市里偷东西最多的恰恰是超市保安。别看你表面上一副尽忠职守的样子，心里边恐怕整天都在盘算着，怎样既能把东西偷出去，又能将其列入自然损耗。”
保安不以为然地冷笑一声作为回应，但还是把视线移开了。
这是一家神奇的超市。音响里单曲循环着法兰克·辛纳屈的那首Let It Snow。角角落落挂满了枞树枝条编成的桂冠，像是献给长眠地下的众地精们的。枞树挂饰随处可见：吊在天花板上的，摆在伏特加酒中间的，放在其他酒水货架上的。还有一口大箱子，里面堆满了八十卢布一瓶的“苏联香槟”。彩灯绳一刻不停地闪烁着，酷似一长队荧光蚂蚁川流不息。这一切本可以营造出十足的新年气氛，只可惜，到处充斥着大煞风景的洋葱味，连酒水部也不例外。
“难不成洋葱小子[8]死他们这儿了？”伊戈尔不满地嘟囔道。
伊戈尔的快活劲儿在超市里消失殆尽。无论在酒水部还是肉类熟食部，他挑选商品只用眼看，而绝不上手，甚至还眯缝着眼往后躲，仿佛他是一位球队教练，眼前的酒肉全是他的队员，马上就要上场厮杀，而他身为教练，必须做一番振奋人心的阵前动员。当他俩拎着购物篮沿着货架缓慢移动时，伊戈尔仿佛一直在酝酿讲话稿。这让彼得罗夫再次浑身燥热，又找到了冲澡的感觉，只不过这次是刚搓完肥皂，浑身泡沫还没冲的阶段。直至挪到收银台前，面对身穿血污色围裙（超市统一制服）的女收银员，伊戈尔的讲话才喷泻而出。
话虽然是冲着女收银员说的，但伊戈尔的部分心思却放在了过马路时碰见的那个牵孩子的女人身上。后者此刻就站在伊彼二人身后，因为除了这条付款通道之外，其余三条都暂停服务了。看来，伊戈尔打算一石二鸟。
“新年好啊！”趁着装有酒和香肠的购物篮还在传送带上，伊戈尔对女收银员说。
“您也是。”女收银员例行公事地回了一句。
伊戈尔又说：“你们店里要过的好像并非黄土鼠年[9]，而是不知道什么年，您闻着这味难道不头疼？”
女收银员说：“我头疼是因为顾客，就像您这样的。请不要影响我工作。”
伊戈尔听到这话，暂且放过女收银员，扭头在收银台旁边的货架上挑起奇趣蛋来。伊戈尔问小男孩想要哪个系列的，带小男孩的女人没好气地瞪了伊戈尔一眼。伊戈尔若无其事，彼得罗夫却窘得要死。
“哪种更好卖？”伊戈尔问女收银员。
“都好卖。”女收银员嘟嘟地扫着条形码说。
“你想要哪个？”伊戈尔又问小男孩。
“他哪个也不要。”小男孩他妈（又或是他姐，他姑，他姨）抢着说。
“不，我要小汽车的。”小男孩高兴地说，手腕子立刻被女人掐了一下。
随后伊戈尔又接连问了女收银员好几遍同样的问题，后者每次都以同样的音调做出回答，但并没有像彼得罗夫预料的那样逐渐提高调门。
“他就是有意胡闹，让他由着性子来，过会儿就消停了。”彼得罗夫一遍遍地暗自宽慰，可心里却兀自没底。
彼得罗夫没有料错：付完账，伊戈尔又给小男孩买了一盒奇趣蛋、两三枚金币巧克力，随即便像消失在了迷雾中一般，对两个女人一下子没了任何兴趣。带小男孩的女人一面把东西塞进旁边的购物袋，一面催促小男孩说谢谢，可小男孩就是不说，也不知道是犯倔，还是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了。彼得罗夫转过身背对众人，生怕冲谁呼出带有流感病毒的气体——万一把谁感染了，那就无异于把谁的新年像砍枞树那样齐根砍断了。
伊戈尔像有意跟带小男孩的女人比赛似的，以更快的速度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塞进印着血污色字母的白色购物袋，一声不吭地走进了玻璃门外暮色渐浓的街头，沿原路朝斑马线疾步走去。彼得罗夫小跑着追上去，气咻咻地问：“你又抽啥风？”
伊戈尔以天神俯视凡人的姿态望着彼得罗夫，无从分辨他是彻底醉了，还是完全清醒（反正彼得罗夫已经有点醉了），红灯的暗红色反光映照着他那头稠密、乌黑、利索的短发以及黑色大衣的肩头，脸上一副“你是何许人也”的疑惑表情。
愣了半晌，伊戈尔才道：“我突然想到，咱俩还在超市磨叽，瓦西里没准儿已经开车跑了。”
“还没准儿啥呀，”彼得罗夫笃定地说，“换做我，咱俩一下车我就一脚油门蹽了。”
二人朝来时的方向过了斑马线。伊戈尔似乎还在思忖彼得罗夫下的定论，他虽说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却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果不其然，瞪羚车已经不在他俩之前下车的地方了。
“这个笨蛋，”伊戈尔顿时泄了气，“他一个人跑哪儿去了？没我他搞得定吗！”
伊戈尔瞥了彼得罗夫一眼，又说：“赶紧把棉袄扣起来，这样可不成。你咋出这么多汗？”
“我不是感冒了吗，”彼得罗夫扣着熟皮短袄上的粗笨纽扣，说，“我好像也差不多该回家了。你可以到我家去，就在附近。”伊戈尔撇嘴皱眉，一脸嫌弃。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去过彼得罗夫家，而且遭遇不堪回首似的。
“不去拉倒，我走了。”彼得罗夫说。
“你要丢下我吗？”伊戈尔说得可怜巴巴，俨然一个在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摔断了脊椎的同伴。
“那不然怎么办？”彼得罗夫登时没了主意。
“去埃尔马什区[10]吧，拦辆车就去了。”伊戈尔说。
“好嘛，我大老远从埃尔马什来的，现在又回去？去那儿能干啥？”
“那你在家里又能干啥？一个人等死吗？”
“没准儿我儿子会来呢，或者我老婆，”彼得罗夫一边说，一边寻找托词，“我病了，得好好休息，过完年且得忙活呢，累死累活的。”
“过完年所有人都得累死累活，”伊戈尔说，“我那边有个熟人，正写哲学博士论文呢，只要咱俩能把他灌醉，听他说醉话，比嗑药还来劲儿呢！当然，前提得是他眼下还没和当地人喝趴下。而且，他说的那些话，过后你跟人聊天还能显摆显摆。不然在你们修车行里，整天钻地沟，能知道个啥？”
“别说了——”彼得罗夫刚想出言反驳，伊戈尔已经站到了马路边上，平直伸出拎着购物袋的手臂，竖起大拇指，开始拦车了。
“你倒是说说，你们修车行有啥好玩的？”伊戈尔第二次这么问时，两人已经坐在一台暖和的伏尔加车上了。彼得罗夫一上车就去解袄扣，以免再次热汗淋漓。伊戈尔将购物袋放在膝头，双手抱着，袋子窸窣作响，里面的酒瓶相互磕碰，像冰天雪地里抱着的一捆劈柴，发出高脚杯般悦耳的叮当声。车厢里起初洋溢着两人从街上卷进来的凛冽空气和靴子上的融雪气息，但很快就被坐垫的皮革味、副驾驶座上的枞树味和车厢里的烟味盖住了。彼得罗夫想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抽烟了，还在电车上就想抽了。
司机的身子随着车厢上下颠簸，眼睛从后视镜里审视着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从侧旁看去，只见司机脸上一根胡茬都没有，不知是刮得足够仔细，还是压根儿没到长胡子的年纪，但后视镜里的那双眼睛却分明像个胡子拉碴的老货车司机。车厢里很暗，但街上的霓虹灯和前车的尾灯却足以照出司机脸上的不快。彼得罗夫心想，好好看路吧你，嘴上却问：“车上能抽烟吗？”
面对彼得罗夫的询问，司机不屑于从喉咙里发出一丝声音，只漠然地摇了摇头，随即扭开了收音机，里面立刻飞出了关于新年玩具、蜡烛和鞭炮的歌曲。
“你们修车行到底有啥好玩的没有？”伊戈尔不依不饶地问。
“那边到底有没有人接待咱们哪？”彼得罗夫反问伊戈尔。修车行的事他实在懒得提，再说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有什么好玩的，“别大老远到了那儿，还得在街上冻冰棍！”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伊戈尔欠欠身，腾出一只手来，在黑色大衣里四处翻腾，像抓跳蚤一样，好半天才掏出肥皂块似的一只手机。“对了，你有手机吗？”伊戈尔用大拇指盖戳点着手机按键，问彼得罗夫。
“没有。”彼得罗夫撒谎道。
“你肯定有，”伊戈尔识破了，却一点儿没恼，“你就是不愿意我打手机找你。”
“对，可以这么说，”彼得罗夫坦承道，“在大街上碰见你是一回事儿，总跟你保持联络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又不是狗皮膏药，”伊戈尔漫不经心地说着，把手机凑到耳边，留心着听筒里的动静，“喂，维佳，是你吗？”一听到对面的回应，伊戈尔便立刻与车厢内的空间隔绝了，进入了另一个彼得罗夫无法进入的空间，里面容纳着所有打电话者的灵魂。“我是伊戈尔。”听伊戈尔的语气，仿佛全宇宙只有他一个伊戈尔似的。“这不是吗，我跟一哥们儿打算到你家里去坐坐，聊聊你的博士论文。”伊戈尔说着，短暂地放开购物袋，冲彼得罗夫挑了挑大拇指，以毫不惊讶的语气问：“已经博士后了？……不值一提？那我们就更得过来帮你把把关啦，旁观者清嘛，给你分析分析。……没错，就这么高尚。……你有啥可忙的？”伊戈尔听对面说了一阵儿，粗鲁地说：“忙工作？维佳，你也太搞了吧？你能有啥工作？我哥们儿生着病大老远跑过来看你，你却跟我说你要忙工作？我看你是忙泡妞呢吧？……我不滚，你跟我说实话。我就不滚。你才去死。你去，你去，你自己去死。我说，真泡妞呢？靓不靓？真的？那我们现在过来，帮你把把关？好了，总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听着这些话，彼得罗夫又开始冒汗，尽管短袄已经敞着怀。他不敢设想，假如电话那头的人是自己又会如何。伊戈尔从不顾及任何人，他只一厢情愿地声明自己即将出现的事实，并宣布纵情狂饮的夜间聚会即将开场，而根本不管对方是否乐意。
“我看哪，维佳，你肯定是在吹牛，”伊戈尔慢声细语，却丝毫不留情面，“你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一般女人，你一张嘴就给吓跑了；女大学生嘛，又懒得折腾到埃尔马什去找你。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你在哲学的自我鞭挞中，在禁欲主义或者其他什么思潮，又或者在酒精的影响下，沉迷于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干出蛊惑人心的勾当来。否则当地的无产阶级可不答应。”
在关于博士后论文和女大学生的言论之后，彼得罗夫突然注意到，伊戈尔至少要比自己老上十到十五岁，继而感觉自己与他格格不入。他本就搞不懂，伊戈尔为何要来纠缠他，眼下更是疑惑不解。他同样搞不懂，在听了那么多明嘲暗讽的侮辱之后，对面的维佳为何没有挂掉话筒，而是继续和他通话。直到他听见伊戈尔下面这番话：
“反正我就是不挂。我还不知道你嘛，只要有人抬杠，你就会奉陪到底。电话费我有的是，我现在就是先跑一趟塔吉尔[11]，然后再上你家去，只要我不挂电话，你就得继续站在电话柜前，唾沫星子乱溅。”
伊戈尔听着电话那头的维克多[12]的反驳，像马戏团的马儿一样不住地深深点头，最后叹口气道：“好吧，不是就不是。我们现在过来，没准儿你会改变想法呢……那我们就站在你家门口，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把脸贴在你家窗玻璃上，往冰花上哈口气，窥探你的幸福生活……二楼？二楼咱也不怕，你还不了解我嘛。你自己别害怕就成。”
挂断电话，伊戈尔把手机揣回大衣兜里，双手抱住购物袋，心满意足地扭头看向彼得罗夫。彼得罗夫心想，这人少说也得四十了。而他自己才二十八。
“他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管他呢？”
“要是他就不开门呢？”
“那咱就一直敲，敲到他开为止。”
“他也可以趁我们还没到，锁上门出去呀。”
“他没地儿可去。总之，他今天这场醉是跑不了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那你还打电话干什么？”
“为了预先把他激怒，知道吗，就像迷宫里的弥诺陶洛斯一样。”伊戈尔说着，又将一只手暂时抬离购物袋，在头上比了个牛角，挤眉弄眼地模仿暴怒的牛头怪。
彼得罗夫刚才只顾着听伊戈尔打电话，这时才发现，伏尔加已经开到了市郊。此地的布局白天或许能看清楚，但在迫近的黑暗和刺目的车灯中却无从分辨。很快连车灯也看不见了，伏尔加蹿上了一条长得望不到头的弧形公路。道路两旁竖立着低矮的条纹界桩，界桩后面是被积雪压弯枝桠的针叶林。随即闪过一块锈迹斑斑的道路标志牌，右下角凹下去一块，提醒前面不远处有加油站。再往前一百米又有一块警示牌：“小心砾石飞溅”。接连两块标志牌让闷声不吭的司机不得不收敛思绪，加了小心。前面果然有家加油站，加油站近旁有棵枞树，上面挂着彩带和彩灯，不知是原本就长在这儿的，还是专程从别处移过来的。过了加油站，又开了几分钟，针叶林便开始退却，道路两旁逐渐被市郊的景致占据：公路桥下面的铁轨，门窗皆无的库房，远处拥挤又寂寥的楼群。一辈子住在市区的彼得罗夫从未到过此地，也不曾从这个角度看过城市，搞不清楚这里是哪儿。随后连市郊也几乎看不见了，伏尔加挤进了一条窄巷，在两堵相向倾斜的水泥墙之间小心穿行。围墙顶上装了铁蒺藜，墙后是些黑砖建筑，窗户很窄且落满了灰尘，但仍可依稀看见建筑内部的某些情形，里面放着些庞大的重型机器，看得见机器的棱角。伏尔加开得极慢，慢得和旋转舞台一样，他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男人和一头牧羊犬站在雪堆旁，男人正旁若无人地往雪堆里撒尿，牧羊犬则聚精会神地从旁观摩。一根粗壮的工厂烟囱高耸如电视塔，喷出的白色烟柱在黑色天幕上清晰可见。
过了工业区，开始出现一些黄色的二层小楼，还有些黑黢黢的木头房，同样是两层的。伏尔加在小楼之间穿来穿去，楼前院落的全部隐秘便随着路上的沟沟坎坎，颠颠簸簸地映入彼得罗夫眼帘，包括只有当地住户才知晓的小卖部，以及藏在某栋楼一层的一家儿科诊所或者幼儿园（里面亮着灯，可以看见墙上画着嬉戏玩耍的卡通野兽）。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伏尔加恍惚开上了一条街道（而且还是十字路口），但天色太黑，彼得罗夫无法确定那是真的街道，还是看走眼了的园区设计。汽车开始爬坡，坡顶有家“基罗夫斯基”连锁超市，随即又在灌木丛、密集的单元楼和水泥路墩之间兜来转去，搞得彼得罗夫晕头转向，几乎怀疑车在往回开了。
“对，就是这儿。”伊戈尔说。
停车之后，伊戈尔没从自己那侧下车，而是先把彼得罗夫推下车，然后从他这侧钻了出来，拽着他绕过了一小段木头栅栏。栅栏里面有只烤炉，炉上覆满了积雪。被抛弃的伏尔加几乎被困在了原地，想在这儿掉头可没那么容易，何况道上还满是积雪。伊戈尔差不多是牵着彼得罗夫的手走到了一扇门前。门被包裹得柔软厚实，门板用咖啡色人造革，边框用黑色粗毛毡。伊戈尔将彼得罗夫引到门灯下，将购物袋交到他手上，自己走上前敲门。敲门声很响，却很软；没有任何回应，只有风在栅栏木板间吹着尖厉的口哨。
“这可好。”彼得罗夫系着袄扣抱怨道。
就在这时，木器的吱嘎咿呀声在屋子的几个角落同时响起，响了好一阵儿，门被拉开了。站在门口的居然是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所在修车行的前顾客。尽管他最后一次来修车行已经是三年前，但彼得罗夫对此人仍记忆犹新。他开的是一辆老掉牙的国产车，行里给他换了变速箱。让这人掏钱给他那辆老爷车更换零件简直比割他的肉还难，连人工费都得从他的牙缝里往外抠。或许是为了惩罚他的悭吝，车开出修理厂还不到几个小时，发动机就罢工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便苦苦央求，许下金山银山，但本地几家修车行都知道他的德行，不再信他的鬼话，他只好悻悻回家，跑到外地不认识他的修车行找冤大头去了。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罗夫的印象中本就是个大块头，三年不见，似乎更肥硕了。彼得罗夫暗自惊奇，这门洞又窄又矮，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钻进去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下身穿着棉裤，上身穿着芥末黄的土耳其绒线衫——如今恐怕只有大冷天侍弄菜园子才有人这么穿了。绒线衫胸前绣着两个单词“Team boys”，每个字母都被那身肥肉撑得滚瓜溜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显然醉得不轻，身子晃晃悠悠，鼻子里呼呼噜噜，似乎随时准备一“吐”为快。
“还是来了，那就进来吧。”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说着，大费周章地在逼仄的门洞里掉了个头，沿着对他而言过于狭窄的楼梯朝楼上走去。
伊戈尔拿过彼得罗夫手上的购物袋，钻进了屋。彼得罗夫跟在伊戈尔后面，关上门，门锁咔嗒一声便撞上了。门洞里冷飕飕的，堪比农村的木屋，门口靠墙倚着几柄板锹、一柄雪铲和一把扫帚，旁边地上躺着一柄尖锹，锹上还有一坨土，想必还是秋天的存货。墙上挂着一只电表，嗡鸣不已，酷似正在行刑的电椅。
“把灯关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在楼上喊了一句。
彼得罗夫好不容易才在墙上找到一个土黄色开关，其样式无比老旧，他上次见到这种开关还是在他姥姥住的公共住宅里，算来已经是二十年前了。开关上方拴着一根长绳，像是寻常的晾衣绳。彼得罗夫扳下开关上的刀闸，眼前立刻一团漆黑，足足过了好几秒钟，楼上的门才吱呀一声，泻出若干经由墙壁反射的昏黄光线。彼得罗夫以伊戈尔的大衣和他手中的购物袋的窸窣声为指引，跟着伊戈尔朝楼上爬去，始终没能摸到楼梯栏杆。他窘迫地将一只手撑在胸前，以免撞上某个埋伏着的老古董。
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转台处挂着一只脸盆，借助从二楼门缝里挤出的光线，已经能够看得比较清楚。门后还有一个过厅，但已经是暖和的了。彼得罗夫本以为会看见一个乱糟糟的熊窝，一看之下却颇为惊讶：只见一个带镜子的衣橱嵌在进门左侧墙壁，地面贴了胶合板，两道带绒线球的绛红色门帘分挂于两扇门上，一扇显然通往厨房，另一扇则通往客厅。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用他那双贼大贼亮（大是天生的，亮是酒精所致）的眼睛凶巴巴地瞪着来客，不由分说地扒下两人的外套和帽子，挂到衣帽架上，又一把抢过伊戈尔手里的购物袋，走进了正对门口的那道门帘后面。伊戈尔大衣下面是身西装，瞅着很像寿衣，就像是从瞪羚肚子里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彼得罗夫则穿着牛仔裤、绒线衫，浑身汽油味。他感觉自己的衣着很像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这令他很沮丧，他可不想日后发胖，更别说如此之胖了。
伊戈尔脱掉靴子，放在鞋架上，冲主人喊：“你拖鞋还没买？”
“等一下，我让我的狗狗给你叼过来。”听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阴阳怪气的腔调，伊戈尔就知道，拖鞋肯定是没指望了。
“喂，我说老兄，你该不会还在为上次的事生我的气吧？”伊戈尔叫道。
“不光上次，还有上上次。”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说。听声音，他正在开酒瓶，往几只杯子里倒伏特加。
伊戈尔没有急着去厨房，而是等着彼得罗夫脱鞋。流感发作令彼得罗夫慢吞吞的，伊戈尔斜眼睨着他，有点儿不耐烦。
“对了，就算你不帮忙，我也给我侄子安排了，安排得妥妥的。”伊戈尔冲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喊。
“妥妥的？”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惊讶地问，“你侄子不是个笨蛋吗，我记得清清楚楚。”
“笨不笨蛋也大三了。”伊戈尔说。
“这也是你侄子？”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从门帘后面探出半张脸，斜了一眼彼得罗夫，狐疑地问。
“差不多，我朋友，达洽[13]邻居。有一回，在青少年剧场门口，俺俩差点儿被一群空降兵揍了。”
“不是差点儿。”彼得罗夫插话道，他好不容易搞定了靴子，直起身来，险些被呛得一阵猛咳。“不是差点儿，就是被揍了。”
伊戈尔扭头看向彼得罗夫，脸上颇有些疑惑不解：“你得了吧，无非就是推搡了几下，唠了唠嗑。只要没人躺地上，就算不上打架。反正我是这么认为。”
彼得罗夫想起自己受的皮肉之苦，不由得咕哝了一声，表示难以苟同。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问：“那是怎么一回事？没谈拢？”
伊戈尔耸了耸肩：“就那么回事呗。总之，我还得说，我俩并没有挨揍。唯一我能允许揍我的人就只有矿工。还得是错在我这儿。而我永远正确。”
伊戈尔和彼得罗夫依次在卫生间洗了手，走进厨房，在一张小方桌前坐下。桌上铺着硬塑料桌布，硬度堪比小时候的《小圆面包》[14]杂志里附赠的蓝色唱片。彼得罗夫一碰到桌布边角，嗓子眼里便一阵火辣辣地疼。彼得罗夫看着日久发黄的半球形茶壶底下的蓝色火焰，忽然感觉自己也被屋内的热气烧得发烫，就像那把茶壶一样——不，他体内的热并非液态的，不像茶壶里的水，而像火炉里的砖，热得干燥、沉重、持久。伊戈尔和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刚一落座，便像刚才打电话时那样，开始唇枪舌剑，互相放毒。彼得罗夫没有别的可做，只有忍受煎熬，但求一醉。伊戈尔和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针尖对麦芒，都来找彼得罗夫评理，而他只能哼哼哈哈，因为他对二人互相攻讦的背景顶多一知半解。比方说，彼得罗夫已经知道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是教哲学的，却不知道他在哪儿教；他大致明白，伊戈尔为何会质问，怎么可以一面捣毁教育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性本身，一面又自称土壤派[15]。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回应却令彼得罗夫一头雾水，他反复宣称：若论起解体、基础、国家性和土壤这些，又有谁能比你伊戈尔门儿清呢。而伊戈尔听到这话，却露出了邪恶的微笑，讲起了阿廖沙和《妒忌》[16]。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则说他并不妒忌，有的只是对伊戈尔这种行径的合情合理的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