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醒来时，天色尚未大亮。起初他感觉自己是被寂静吵醒的。意识一块一块渐次苏醒，像拼凑起了一张九宫格拼图。彼得罗夫最先觉察到的是寂静，他以为自己之所以醒来，是因为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关掉了那台收录两用机。接着他感到彻骨的寒冷从四面八方将他攫住。再接下去，他发现自己被安全带绑在汽车座椅上，而在前面，透过前窗玻璃，他看见了静止不动的路面，上面覆满了被轮胎碾压得脏兮兮的青灰色的晨雪。道路右侧有道低矮的黑色护栏，像一排被无限复制粘贴的字母H。街对过，在昨晚被他看成了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的窝棚周边唯一一栋五层楼的地方，分明是几栋零零落落的二层小楼。还有一栋楼，的确是五层，却在离道路很远的山坡上。再往前是一片耕地，高高的围墙圈住了一户户人家，房屋形形色色，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的森林边上。在自建房和彼得罗夫所在的汽车之间站着几个人，其中两个彼得罗夫认出是伊戈尔和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另外两个他不认识，但一看警服就全明白了。
看见警察，彼得罗夫猛然回想起昨晚他跟伊戈尔干的那些事、坐的那辆车，心里登时一阵发凉。他四下张望，这才发现，自己仍坐在昨晚那辆灵车上，那具棺材也还停在车里，也就是说，尸体到现在还没还给家属；这下，彼得罗夫觉得该轮到自己脊背发凉了。脊梁骨的确应该，甚至已经滚过了一股凉意，只是彼得罗夫无法察觉，因为他全身都已经凉得像根冰棍，想必还在昏睡中就被冻得硬邦邦的了。连一直火烧火燎的鼻咽部都已经没有了一丝热气。彼得罗夫用冻僵的手指捅开安全带按扣，捆绑他的束带应声向右弹开。
街上的行人丝毫没有留意彼得罗夫的举动。去你们的吧，彼得罗夫想着，小心翼翼地推开车门，钻出车厢，用两条几乎毫无知觉的腿勉强撑住身子，转身关好车门，贴着车身，悄悄向反方向走去，慢慢远离那个惹是生非的伊戈尔。彼得罗夫将手揣进冰窟窿一般的袄兜里，以车身作为掩护，一瘸一拐地踅摸着随便什么交通工具。他很好奇，伊戈尔昨晚把他带到了哪个城区，但最近一堵墙上的蓝色标牌未能给他任何提示。他只看到“扎米亚京”四个字，心想：也不知道是那个写《我们》的作家，还是哪位革命家[1]。积雪上的车辙勾勒出道路的轮廓，在另一栋五层楼后面向右拐去。彼得罗夫老老实实地跟着车辙，终于走上了一条像样点的下坡路，路两旁栽满了白杨，不知通往何处。街面上别说人，连条狗都没有。彼得罗夫在白杨树下踽踽独行，东张西望，想找条更宽阔的街道，却只在道路尽头发现了另一片圈着围墙的自建房和几间车库，车库和房屋的前方和右侧又都是森林，而在左侧，在对于冻僵的彼得罗夫而言过于遥远的地方有条街道，驶过了一辆蓝色无轨电车。
彼得罗夫向着街道上的电车站台缓慢移动。站台长凳上坐着几个跟本地居民难以区分的流浪汉，又或是几个跟流浪汉没啥差别的本地居民，总之，是些社会边缘者，一个个面红耳赤，不知是冻的还是醉的。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在喝着手中的“777”波特酒[2]或者“波罗的海”9号[3]时保持着绝对的寂静，仿佛这寂静令严寒中的酗酒变得深沉。彼得罗夫这才发觉，自己竟然丝毫没有醉酒后的难受，除了意识稍微有些游离于身体之外；但并非完全的游离，不是的，而是灵与肉之间隐约有道间隙，这间隙通常只有在恶心难耐或者头痛欲裂时才会扩大。彼得罗夫心想，不管咋说，伊戈尔是真行。这么想着，昨晚发生的一切，从喝到醉，从刚坐上棺材车直到在棺材车里醒来，全部蒙上了薄薄一层怀念的轻烟，像周围的寒雾一样，只在彼得罗夫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和愉悦。
除了坐在长凳上喝酒的人以外，马路边还站着一个背黑色双肩包的年轻小伙儿，没戴帽子，两只耳朵在寒风中冻得通红，看上去跟小猫爪子上的肉垫一样软和，口鼻被一条挂了霜的黑围巾蒙住。彼得罗夫不好意思靠近小伙儿，生怕自己身上的酒气熏到对方，何况小伙儿显然刻意跟周围人保持着距离，无论是那群酒鬼，还是彼得罗夫。用彼得罗夫修车行同事巴沙的话说，这小伙儿就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你说你站就好好站着吧，可他偏不，时不时地就瞟一眼那群酒鬼，接着又鄙夷地扭过头去，然后又瞟一眼彼得罗夫，搞得彼得罗夫觉得自己也像个流浪汉似的。
彼得罗夫不由得想起，巴沙（此人说话的派头活像个度量衡鉴定所的小律师）曾经解释过，他为何从来不吼自己的子女，更从未打过他们一巴掌。当然，首先是因为巴沙的妻子独自包揽了父母双方的责任，但其次，巴沙说，在打骂中长大的孩子容易产生负罪感，当他们在街上被人欺负了，总会觉得那是自己的错，是自己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总之，暴力的受害者会认为是自己招致了暴力，这就是小时候挨打挨骂的惯性思维的结果。这种条件反射将伴随孩子们一生。
“我后来明白了，”巴沙说（巴沙经常这么说，每结识一个人他都会这么说，竭力想把自己的理论发扬光大），“根本没有什么乖孩子坏孩子，没有什么对话错话，就算你是个总说对话的乖孩子，就像我小时候那样的，如果你被两个人揍了，大家也都会说，你不该抽烟喝酒，而应该从小练习拳击；假如我是个女的，人们就会说，你不该大晚上的穿着短裙在外面闲逛。”
接着，巴沙讲到他如何将一群街头混混痛打了一顿，却丝毫没有觉得痛快，而只为悲哀的现实感到苦涩和失望。每到此时，彼得罗夫就感觉一道明亮的光从天而降，照在巴沙身上，光柱里还飞舞着雪花或者灰尘——具体是啥取决于巴沙布道的季节。
“咯吱吱，咯吱吱……”冻硬的靴底摩擦着瓷实的积雪，几个大约六年级的小学生，从站着的彼得罗夫和小伙儿以及坐在长凳上的酒鬼们中间走过。与站台上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衣服和书包的鲜亮颜色：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紫的、天蓝的。小学生们也都一言不发，假装沉稳老成，但每次遇到雪路上被磨出的冰道便会自动排成一列，依次从冰道上溜过去，然后再继续走路。出于百无聊赖，小伙儿、酒鬼们还有彼得罗夫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小学生们逐渐缩小的背影。
等彼得罗夫再回过头眺望路面时，发现一辆黄色小公交正停在十字路口。风是朝彼得罗夫这面刮的，因此小公交排气管喷出的白烟一个劲儿地绕着右侧轮胎打旋儿，像条猫尾巴。十字路口太远，看不清楚是几路，等开近了才看出是8路。彼得罗夫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原来，脚下这条路自己天天看，每次从修车行出来抽烟时都能望见，包括这个电车站台，只不过平日里远远望去，站台只是一团蓝，而挤在站台上的人只有火柴棍大小。昨晚游历的整个路线图立刻清晰可见，他像高空鸟瞰一样看到了路线中的自己。驶近的公交车丝毫没有进站停车的迹象，直至看到潜在乘客才慢慢减速。车屁股后面的烟柱被空气卷成了一团，变成了兔子尾巴，继而在右轮胎处扩散为散发着浓郁汽油味的烟圈。
透过被严寒染白的前窗玻璃看不出车上有多少人，而从车厢内的座位上又看不到公交车走过的路。彼得罗夫坐在取暖器边上，热气先烤热了他的脚踝，继而渐次向上，等到身体暖和过来了，流感症状也随之出现，肺里呼哧呼哧的，鼻咽部虽然化冻了，却依旧干燥，而鼻子里，特别是靠近鼻孔处，吧唧吧唧的。公交车开了还不到两站地，彼得罗夫已经瘫软在座椅上了，呼吸只能靠嘴巴维持，而他嘴巴里呼出的气味直接把坐他前面的女人熏到了车厢另一头。女人这么做无可厚非，彼得罗夫自己也有过类似遭遇。今年三八节刚过完，他坐在了两位体面的大婶对面，从聊天的内容判断，两人都是小学语文老师，可从她们身上却散发出如此令人作呕的酒臭味儿，好像她俩头天晚上合伙干掉了满满一缸足以闷倒驴的家酿酒似的。
“买票！”女售票员冷冰冰地说，怨怼的声音乃至整个相貌都像极了苏联食品商店的女售货员。
看样子她似乎早已料到，浑身酒气的彼得罗夫会胡搅蛮缠，或者插科打诨，说些不着调的笑话，好省下车票钱。她那张五十开外的死板脸，她的肥硕体格，裹在她身上的羽绒服和绒线裤，她脚上那双沉重的靴子，无不透露着丘八气，让人立刻联想到越战电影《野战排》和《全金属外壳》。彼得罗夫唯恐自己钱包里没有零钱，从而被人视为坐公交车不带零钱、专带千卢大钞的人。再加上他不时喷出的酒气以及瘫软的坐态，极易给人造成坏印象，让人怀疑他先是在小酒馆里摆阔，把原本可以用来买车票的零钱全当小费打发了，然后大模大样地坐在公交车上，故意用找不开的大钞捉弄女售票员。更糟糕的是，彼得罗夫的钱包居然找不到了，他开始挨个翻兜，他从不知道自己身上居然有这么多兜。他翻得越久，女售票员的目光就越沉重。
“要是没钱买票，下站就麻利下车！”
在此之前，彼得罗夫并未留意车上有几个人，眼下他立刻看清楚了：一共五个，包括背双肩包的小伙儿和被他熏跑的妇女。此外有个老妇人，拉着辆带轮子的买菜车。还有个小伙子，看着比“双肩包”大几岁，体格敦实健硕，像个举重运动员。这类人通常自诩罗宾汉，喜欢维护世界正义，比如在地铁上逼人给老太太让座，督促乘客调低耳机音量，制止逃票行为，等等。更要命的是，这人旁边还有个跟他一样年轻力壮的，看似他的同伴，两人已经在用不满甚至挑衅的目光频频扫视彼得罗夫了。也别说他们了，就连被他熏跑的妇女和拉着买菜车的老妇人都以同样的眼神瞪着彼得罗夫。这灼灼的目光令彼得罗夫更加燥热，简直比取暖器和流感加起来还要厉害。彼得罗夫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小学的少先队纳新仪式上，当时叫了一个又一个预备队员的名字，彼得罗夫心里一个劲儿打鼓，生怕叫到他的名字时人们会对他的预备资格揪住不放，指指点点。
钱包终于找着了，在绒线衫下面的衬衫的胸前口袋，而彼得罗夫一般是不会往那儿放的。彼得罗夫暗自吃惊，感觉像变戏法似的：刚才他隔着熟皮短袄，明明摸到钱包就在他总放的那只袄兜里，可等手探进去，钱包却不在。彼得罗夫手指哆嗦着，抠出一枚五十戈比硬币，递给女售票员。
“臭酒鬼。”女售票员脸冲着过道骂了一句，数出找给彼得罗夫的零钱，又厌恶地撕了半张车票，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满塞到彼得罗夫手里。看样子，她似乎专等着有人跟她对骂几句呢。接着她又以同样的态度去招呼比彼得罗夫晚一站上车的一对夫妇。那个丈夫受不了，质问她为啥这么凶巴巴地塞车票。结果，女售票员一甩手，一把钢镚儿直接摔他身上了。此女绝对属于售票员族群中的濒危物种，珍稀保护动物，像她这样的彼得罗夫已经很久没见过了。如果说彼得罗夫在无轨电车上遇到的乘客十有八九都是神经病，那么售票员则无一例外彬彬有礼，有位女售票员甚至记住了他，还问他怎么老不坐她们的车了。“谁说不坐，我这不是来了嘛。”彼得罗夫回答说。总之，粗野的女售票员几乎已经绝迹了，应该珍惜她们，把她们展览给游客。只不过，被摔了一身钢镚儿的男乘客可不这么想。他用隐忍克制而微微颤抖的声音和华丽的辞藻向众人宣告，他严重怀疑女售票员已经很久没有过床笫之欢，无论跟异性，还是跟同性，并且暗示，女售票员大概从未享受过男欢女爱，如果有，那她的性伴侣一定是瞎了眼。
“什么——！”女售票员拖长声音叫嚷道，声音尖细得令人意外。按照彼得罗夫的希冀，女售票员会委屈得大哭起来，男乘客则会道歉。然而，在长长的“么”音发完之后，女售票员说了一句话，逼得彼得罗夫下意识地开始寻找急停按钮或者弹射手柄，只求尽快逃离车厢。
女售票员说：“你也不瞅瞅自己的娘们儿。”
这一切之所以令彼得罗夫如此窘迫，是因为他的母亲跟这个女售票员很像。他母亲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管在厂里听到学到了什么脏话，她都能现学现卖地用在任何公共场合以维护正义，声如黄钟大吕，调似鬼哭狼嚎，听得当年还是个孩子的彼得罗夫总恨不得从排队的人群中间、从公共交通上、从商店里、从学校里钻进地缝里去。对彼得罗夫的任何一位小学老师，他母亲从不会客客气气地尊称“您”，而总是理所当然地以“你”相称，而这简直比公众场合的叫骂更糟糕。每次电视上播放街头采访，看见受访的路人在话筒前支支吾吾、手足无措，母亲就会说：“咳，要是采访我就好了，我得让他们瞧瞧！”彼得罗夫每次听到这话，都忍不住发抖。他毫不怀疑母亲会让人们“瞧瞧”，他怀疑的是，如果她真让人们“瞧瞧”了，自己今后还怎么出门。当然，长大后的彼得罗夫也不是只小羊羔：顾客质疑他要价高，他会说“去你妈的”；顾客怀疑他的技术，他会说“去你妈的”；附近超市的保安嫌弃他满身油渍，他也会说“去你妈的”；他还跟同事合伙捉弄过隔壁消防队里那个笨手笨脚、经常向他们求助的钳工。但这些脏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似乎再正常不过，毕竟，没有人会指望他一个修车工开口说拉丁语。倘若彼得罗夫掀开发动机罩，而没有懊恼地叹口气，说上一句“我×”，顾客们反倒会不知所措；假如他在修车费用产生争议时辩解说“您说什么呀，您没有搞错吧，这点钱显然是不够的呀”，大多数顾客甚至会认为他软弱可欺。不过，彼得罗夫和同事们自有其轻易不肯逾越的红线，比如，与顾客争吵绝不牵涉与其同来的家人或朋友，再比如，除了国骂以及把车推出修车行以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出格举动，至于把零钱摔到顾客脸上则更是闻所未闻。
倘若女售票员也只是来句国骂，男乘客顶多礼尚往来地跟她对骂几句，随后双方便可偃旗息鼓。可她偏偏捎上了女乘客。女乘客立即出言自卫，彼得罗夫只得用指甲划破窗玻璃上的冰花，透过缝隙观察路面，沮丧地确定：到地铁还有四站地。
“咋着，野男人没钱打出租呀？避孕套总买得起吧？要不然以后还得带着一群小崽子来挤公交。”
彼得罗夫这时注意到，如坐针毡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双肩包”。
“科利亚，停车！”女售票员冲司机吩咐道，可司机却没听她的，乘客夫妇趁机尖刻地予以嘲笑。
是啊，科利亚，你倒是停车呀！彼得罗夫也想让司机停车，同时却又十分纠结：要是真停车了，自己是立即下车呢，还是勉强撑到地方？
“科利亚，把车停下！”女售票员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脸也变成了猪肝色。
“这儿能停吗！”科利亚也叫道。
“我们是不会下车的，”男乘客说，“我们买了票，凭什么下车？”
“你们不下，小伙子们就把你们轰下去。”女售票员扭头向两位运动员请求支援。两位运动员一听，也立刻跟彼得罗夫和“双肩包”一样如坐针毡了。其中一个诧异地问：“关我们啥事？”
这下，女售票员展开了一对四的骂战，让人不由得想起施莱德大战忍者神龟四兄弟的名场面。在骂战过程中，男乘客和女乘客都因愤怒而涨红了脸，继而传染给了两位运动员，他俩也各自面红耳赤地应付着女售票员的辱骂。彼得罗夫不禁觉得，坐在灵车里守着棺材都比在这趟公交车上舒坦。
司机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停下车，将前后两扇车门通通敞开，似乎急于散去应急阀里积蓄的高压。彼得罗夫急忙就近从后门下了车，“双肩包”则从前门下了车，两位运动员也鱼贯而出，两人都像刚跑完步一样喘着粗气，脸上潮红得像刚蒸完桑拿，相同的黑色针织帽下面滚出大颗大颗的汗珠。“双肩包”则恰好相反，脸色煞白。
“靠，简直了！”一位运动员扯下帽子，擦着脸上的汗。两位运动员这会儿不像刚蒸完桑拿了，倒像是刚喝完一大壶热茶的小贩儿。
“下去——！”女售票员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从公交车上传来，“车不走了！”
“凭什么？”男乘客喊，“除非你把钱还我！”
“噎不死你！”女售票员的话掷地有声，彼得罗夫依稀听见了硬币散落在橡胶地板上的声响。
“先把门关上行吗！”是拉着买菜车的老妇人的声音，“这大冬天的！”
公交车门缓缓关闭，似乎有些犹疑，如同幕间休息过后第二幕开场时的剧场幕布。从车上下来的四位乘客各自散去：两位运动员朝街对过走去，“双肩包”进了小商店，彼得罗夫则点着一根烟，沿着公交车路线朝前走去。嗓子眼里一夜之间堵满了流感制造出来的脏东西，第一口烟酸臭酸臭的，像一块变质的生肉。彼得罗夫四下望望，确定没有人看到自己这副衰样，厌恶地朝人行道边的雪堆里啐了一口。
到地铁的路显得比以往更直，因为彼得罗夫知道该往哪儿走，大致要走多远。他还在指望着那辆倒霉的公交车能从后面赶上来，却一直没见着影儿。当然，公交车很可能已经开到前面去了，趁他拐进药店的工夫。那家药店开在街道深处，在一处落满积雪、形似喷泉的设施旁边。彼得罗夫原本尽量集中精神走路，却不由自主地被药店里排队买药的两位老妇人吸引了。
两位老妇人很难不被人注意：一个买了一大堆药，久久地与一张手抄的价目表相对照，价目表的纸页是从方格本上扯下来的，已经破破烂烂；另一个也买了一大堆药，手里却没有价目表，只得与自己的记忆相对照，因而耗时更久。两位老妇人相继走出店门之后，药店闻上去立刻不再像个药店，而像个普通的日用品商店了；换言之，两位老妇人之于药店一如枞树造型的空气清新剂之于小汽车。
一瞅见彼得罗夫，坐在售药窗口的女营业员立刻声明：注射器和“可待拉克”[4]没处方不卖。
彼得罗夫当下愣住了。显然，这个长着一副苏联小学女教师般严厉而公正的面孔的女营业员是把他当成吸毒者了。他又想到，自己似乎总被人当成吸毒者；看来，整天钻车底盘的不健康的工作方式多少反映在了他的外表上。他很想把这桩误会编成一个搞笑段子，为此他甚至挤出了一个相应的表情来酝酿情绪，直至他发觉，自己已经带着这种表情呆立了好几秒钟，而这一定会令女营业员觉得，他是在反思自己不幸的吸毒者命运，或者在寻找什么借口，好让她卖给自己注射器和另外某种可待因类药物，某种她还不晓得的。（不过，既然她是卖药的，又怎么会不晓得呢？）彼得罗夫慌乱起来了。虽然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但每次都事发突然，人们断定他是吸毒者时总是直言不讳，直接得令他吃惊。连他姑妈有一回都说，他把挣来的钱都买了海洛因。每次彼得罗夫都像今天这样呆若木鸡，无言以对。小时候，有一回父亲让他去买溶媒，他就去了，买完以后不想用手拿着，就买了个袋子装着，结果女售货员就指责他小小年纪不学好，沾毒品，说她现在就上他家去告诉他家长，彼得罗夫呆愣在原地，小脸涨得通红，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买完泰诺林，彼得罗夫走到地铁站，在售货亭买了瓶汽水，喝下一片药，下到地铁，走过几个身穿橙黄色马甲、正弯腰从石头台阶上刮去残雪的女清洁工，又走过一个警察，后者显然也把他当成了吸毒者，正要朝他走来，却又发现了另一个生着亚洲面孔的更加明确的目标，这才放过了他。直到排队买地铁币时，彼得罗夫仍在生药店女营业员的闷气，好像自己没能想出俏皮话来全是她的错。直至看见坐在售票窗口的女售票员，看见她那头被染成火红色、紧紧扎成马尾辫的头发时，彼得罗夫才灵光一闪。
“刚才就不该那么包，直接跟她要三瓶山楂露酒[5]、一块牛血巧克力[6]。”彼得罗夫不由得一阵懊丧：当时咋就没想到呢。只可惜，没办法时光倒流，再重来一遍了。
彼得罗夫几乎总是这样的。直到坐在地铁车厢里，他的脑海才浮现出修车行里的趣事，就是昨晚伊戈尔非要他讲的那种。当然，这些事也许并不怎么好笑，也不知道伊戈尔会作何评价。倒有一桩事委实好笑，那就是他们这些整天像个陀螺一样穷忙乱转的修车匠们，居然也有了专门送饭的，有时候居然还能吃到饺子。但往往直到第七个饺子下肚，他们才会吃出来是白菜馅的——所有人都饿疯了，忙晕了。还有一件事，一位瞪羚车车主，车臣人，抱怨说他手下一个开车的如何酗酒无度，他把所有招数都用尽了：又是揍他，又是把他扔到林子里，又是揍完之后再扔到林子里，又是逼他限期还债，又是跑去向他的母亲告状，可酒鬼就是死性不改。有人建议车臣人干脆解雇这个屡教不改的司机，司机瞬间脸色煞白，说这不人道，接着便无助地嚎啕大哭。彼得罗夫怀疑，这些事只在发生的当下才会有趣，而在他乏味的转述中必然会流失大部分趣味性，但无论如何，总比避而不答强得多。不然伊戈尔肯定会以为，他们修车行里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只有一群没心肝的人整天拧着没灵魂的螺丝帽。
彼得罗夫对面是整整一个班的小学生和一位女教师（或者家长委员会主席），后者长得像极了药店里的女营业员，简直让人怀疑是同一个人，而且她也正用同样谴责的目光瞪着彼得罗夫。这目光令彼得罗夫的思绪从汽车螺丝上游移开去，让他不禁想到：真是奇怪，从他上小学那会儿直到今天，国内的一切几乎都改头换面了，唯独药店、诊所和女教师还跟从前一模一样。时尚完全没有波及女教师们的化妆品及化妆方式，也丝毫没有改变药店的装潢和装饰，无非多了些感冒药的彩色宣传画而已。就连那个有机玻璃隔板都得到了传承，依旧绕着药店内墙围上一整圈，将顾客与药品隔开，而那些最紧俏的药总是紧贴着玻璃摆放，跟商店橱窗里一样。隔板中间依旧留着一扇半圆形窗口，里面的营业员依旧总穿着白大褂（莫名其妙），窗口上方依旧总挂着一块牌子——“收银台”（这不废话吗，除了收银台还能是啥？）。
和每次坐地铁时一样，神游的彼得罗夫猛然一惊：没坐过站吧？此时，列车正行驶在机械工人站与乌拉尔站之间的漫长区间，那里有一段略微弯曲的路，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假如透过车厢之间的玻璃看后面的车厢，会透视出怎样的效果？这让彼得罗夫想起了他小学同学的那本厚厚的美术教材。彼得罗夫从同学那儿借过几次，但前面关于透视和色彩的章节他总是草草翻过。关于色彩，他只记得些冷暖色调、饱和度什么的，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接下来的章节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石膏头像、石膏正方体、石膏球体（准确地说，应该先是正方体和球体，随后才是各种角度的阿波罗头像），这些才是令彼得罗夫痴迷的，他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后面还有专门讲眼睛的、讲鼻子的、讲耳朵的，也全都是石膏画像，彼得罗夫同样钻得很深。再接下来便是人物肖像，其酷似照片的逼真和出神入化令彼得罗夫惊诧不已，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如何能从呆板的石膏练习奇迹般地跨越到传神的人物肖像，寥寥几笔而栩栩如生。他所学到的仅仅是捕捉形似之处——他意识到，一切头颅本质上都是阿波罗的头颅，无非是加了些变化而已。而这已经是彼得罗夫的天花板了，对此他心知肚明，无论班上同学怎样夸他。
这就是为何伊戈尔在灵车上提出的那个关于作家和画家的问题会令彼得罗夫如此不快。对于历来羞于承认自己的绘画爱好的彼得罗夫而言，这无异于某种无心甚或有意的挖苦。每当有人以不可思议的直白谈论私己之事时，彼得罗夫都会惊诧莫名，有些作家的描写简直令他寒毛倒竖。比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和小斯塔夫罗金的亲密关系令他反胃[7]，而利莫诺夫的《这就是我，爱迪奇卡》[8]则令他毛骨悚然，不能卒读。利莫诺夫的叙述让他联想到了连环变态杀人狂魔奇卡季洛临刑前接受的采访。纵使严刑逼供，也撬不开彼得罗夫的嘴巴，让他坦白自己在奔三的年纪仍偷偷画着日系风格的漫画。彼得罗夫很清楚，假如他画的是怪兽出没的情色漫画，男人们也许会喜闻乐见，他自己说起来也不至于难为情。可他画的偏偏是未来战警题材，关于机械战警和邪恶的网络罪犯，关于摩天大楼、爆炸、飞行汽车、突变体、四处飞溅的玻璃碎片——所有这些令彼得罗夫感到俗不可耐，平庸至极，而亲儿子的喜欢只令他更觉得糟糕透顶。
彼得罗夫又是猛然一惊，以为坐过了站。好在还没有。女教师正要求学生们保持安静，并提醒他们做好准备，再有一站就下车了。她还专门点了几个淘气包的名，唯恐他们下错了车。在坐车的这段时间里，这群捣蛋鬼已经搞出了几场恶作剧：一个小男生冲着全车厢人叫了声“屁股”，女教师气得大骂，其余孩子们则赞赏地嘻笑；另一个小男生怂恿班上同学走到竖立的扶杆前，用它当钢管跳脱衣舞，女教师便说，你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是不是想让老师特别记住这个玩笑，好在家长会上宣扬宣扬，说不定你爸妈也会欣赏你的幽默感；小男生们还去骚扰了班上那个只顾埋头摆弄手机的书呆子；随后他们又包围了一个看电子书的男人；又冲着因流感而呼吸粗重的彼得罗夫嘿嘿窃笑；又提醒班上一位小女生，让她小心别又抽起了羊角风，并且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一段。
其实，几乎全班人都很安静，发疯的刨去女教师只有三个，但却足以令彼得罗夫在列车进站后如蒙大赦般逃出车厢，跳上了1905年广场站的花岗岩站台，扭头向继续留在车厢里的乘客们投去同情的目光。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儿子要比这群兔崽子规矩得多，他儿子恰恰属于那类要么低头摆弄手机，要么埋头看书，要么满眼幻想的书呆子，时常因为动作迟缓、耽于幻想而被班上同学推推搡搡，揶揄挖苦。也正因如此，彼得罗夫才对那个低头玩手机的男孩和他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心生厌恶。
站台上人不多，大部分在原地跺着脚，或者坐在长凳上，望着彼得罗夫刚刚坐车驶来的方向，那里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市场。闪耀的金属圆柱间回荡着提前录制好的广播，提醒人们不要捡拾无主包裹。两个警察背对彼得罗夫而立，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彼得罗夫短暂地羡慕起了女人们——她们一般不会被拦住检查，除非做出异常举动。搭乘公共交通出行时，彼得罗夫经常不带证件。虽然他总被人怀疑吸毒，但在他身上从未发现过毒品，再加上他手机里还存着一位警署官员的电话号码，后者的德国车不止一次在他们店里换过发动机油、刹车片、离合器片，因此，就算他被警察拦住盘查身份，一般也不会太久。
彼得罗夫无法理解巡警们的工作。他无法想象，整天在站台上或者大街上走来走去，寻找违法乱纪者，或者拦住行人盘问。这简直枯燥难耐。在他的印象里，有一回，他窝在地沟里一连几天没见着太阳，天还没亮就来了，天黑透了才走；另有一回，他蹲在修车行里一连几天没着家，而且那些天恰好赶上极昼，夜里就睡在修车行：他感觉，那些日子悄无声息地飞走了。对他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欢欣，但他没法向伊戈尔讲述，就算讲了他也不会懂，怎么会凌晨一点半不睡觉，从几个修车行里叫来一大帮同行，一群人（连同车主在内）挤在顶起的发动机罩下面，瞪着迷迷瞪瞪的双眼，试图搞明白车子为啥打不着火。伊戈尔同样理解不了，何苦一天到晚义务修车，给亲戚修，给朋友修，给熟人修，给认识的交警修，给认识的巡警修，完事还会以共青团积极分子的欢欣口吻相互打趣：“彼得罗夫，今儿个咱又是星期六义务劳动日，跟妓女一样，白嫖！”
刚想到这儿，同事巴沙就心有灵犀地打来了电话。彼得罗夫恰好走出地表，手机也有了信号。听声音就知道，巴沙也病了。
“你咋样？”巴沙问，“你说你，昨天干吗非得来上班？我今天也去了，干了一会儿就不行了，我心想去他妈的吧，把车交给别人，就爬回家了。”
彼得罗夫心说，我还不如留在修车行呢。他对巴沙说：“我真不该搭那辆出租车，他在青少年剧场就把我扔下了，我只能等无轨电车。回头再跟你说吧，省点电话费。”
“行吧。回头用家里座机打吧，就怕我到时候没力气聊了。我今天真是见了鬼了。刚一睡着，就梦见上语文课，我站在讲台上，背一首什么狗屁长诗，我哪儿会背呀，只好挖空心思临场瞎编，还得合辙押韵。真是完蛋。关键是啥药都吃了，就是不见好。”
“好在不是胃肠型流感，否则连安安生生躺床上都别想。”
“这倒是，得了，回聊吧。”
电话挂断之前，听筒那头传来汤匙磕碰马克杯的声音，接着巴沙像在蚕茧里一样翻了个身，发出毛皮所特有的舒适的沙沙声。
离家越近，彼得罗夫越觉得难受。他感觉像在爬一座大山，越到山顶就越缺氧，越寒冷彻骨。站在冷风呼啸的街头和玻璃站台里头，巴沙那头毛皮的温暖舒适越发显得诱人——玻璃站台虽然挡风，却不知怎的，比风里还冷，好像站台收纳了周围的全部寒冷似的。站台内侧贴着一张旅行社的宣传画，爸爸妈妈和女儿穿着泳衣在踏浪。彼得罗夫感觉他们身后的海水酷似一大块冰坨，而他们裸露的身子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电车也是故意刁难，光17路，一辆接着一辆，过了四辆17路才来了一辆3路，但已经塞得满满当当，再也挤不上去了。3路电车例行公事地打开车门，只为了展示一下被挤成鲱鱼罐头的乘客脊背，然后又吃力地闭拢车门，继续朝前开去，真搞不懂它何必停下。
过了几根烟的工夫，在几阵穿插于轻微咳嗽之间的经久不息的剧烈咳嗽之后，在几趟空的但不顺路的电车和几趟顺路但人满为患的电车之后，在彼得罗夫反复琢磨、信口哼唱随即忘却了的几句歪歌（诸如“电车开往马加丹，可惜与我不相干”）之后，终于来了一趟空的3路。它紧跟在一趟满的3路后面。两趟车同时进了站，可前车乘客宁愿受挤，也不肯换到后面的空车上来，这令彼得罗夫心生疑窦，怀疑后面这趟车是不是开往某个公园的。但他还是决心赌上一把，朝后面的空车扑了过去。
“你们是去公园的吗？”他问女售票员。
“不是。”女售票员说。
“那前车的人咋不坐到你们车上来？”
“我也纳闷了好几站了，喏，只有这个小姑娘坐过来了。”
女售票员抬手朝旁边座位一指，彼得罗夫一看，顿时心头一紧：那正是昨天那个小女孩，老头儿和小伙儿为她打起来的那个。小女孩看了彼得罗夫一眼，向他问了声好，彼得罗夫慌忙机械地回了一句，随即满脸通红，好像昨天跟小女孩分享民俗差异的人是他似的。
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彼得罗夫挑了一个既不会从街道方向被人认出，又能不看见小女孩的座位，他坐到了前面给带小孩的乘客及残疾人乘客预留的专座，背对小女孩，还不是司机那侧，而是靠门的一侧。这个位置坐着并不舒服，因为台阶前的塑料隔板顶着他的膝盖，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膝盖顶着塑料隔板，而塑料隔板则危险地变了形，随时可能彻底碎裂。（隔板上已经有了一条裂隙，想必是带小孩的乘客，或者小孩，或者残疾人乘客弄出来的。）
车厢里也冷，但在寒冷的街道之后已经感觉不出了。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前车乘客的脸，彼得罗夫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冲他们在太阳穴旁摇动食指[9]并做出邀请的手势。
彼得罗夫的注意力从倒霉的乘客们身上转移到了沃尔洪卡剧场[10]旁边的狭小站台，那里贴着剧场跨年演出的海报，想到自己已经买了青少年剧场的票，彼得罗夫不免有些幸灾乐祸。他座位旁的窗玻璃上贴着一张公告，说12月31日晚上11点电车将开往公园。不知怎的，这张公告给予彼得罗夫的新年气氛要比挂满全城的彩灯绳以及电视上播放的所有新年广告加起来还要充分。彼得罗夫想起来，两年前的新年之夜，家里的香槟喝光了，他便跑到附近的小商店里去买，回来时已经11点45了，有个人被困在电梯里头，一边咣咣砸门，一边发出醉酒的哀嚎，知道凌晨1点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解救他了。
东张西望之际，彼得罗夫错过了女疯子的登场。从莫斯科高地酒店[11]到中心体育场[12]的这段路很难不令人心塞，拜蹩脚的立交桥和相交的两条窄路所赐，这里总会堵车，不是大堵，也是小堵。到中心体育场的多半是些乡下大婶，她们背着印有方格图案的编织袋，喘着粗气，每隔一分钟就问一遍站点，忐忑不安地向窗外张望，唯恐坐过了站。她们自然不是去看球的，而是去探监的。体育场对过是一座监狱，这些大婶都是去探望在那儿坐牢的儿子们的。彼得罗夫不忍心去看她们，他自己当年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年少鲁莽栽进去，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的母亲也会像她们这样，在儿子服刑的陌生城市追赶公交车，焦虑不安地询问站点，因此，这些乡下大婶的手足无措令他心生嫌恶。每次看见她们头上被挤歪了的，或者滑到脖子上像系了条红领巾似的方头巾，每次看见她们像刚在大街上打完雪仗似的从棉帽下面淌出热汗，彼得罗夫便会扭过头去，或者挤到角落里。他看不得她们脸上那种愧疚表情，因为他仍记得从前那些在修车行里大吵大闹、以黑帮丈夫相威胁的悍妇们。如今这类情形已不多见了，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彼得罗夫刚开始拧螺丝那会儿却司空见惯。他不难设想，在眼前这群乡下大婶中间，没准儿就有这么一位曾经大闹修车行的主儿。就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样，读剧本就够难受的了，看演出更受不了；设若车厢里一下子挤进来好几个这样的，简直堪比连刷三遍催泪电影《白比姆黑耳朵》[13]。
彼得罗夫错过了女疯子的登场，否则一眼便能猜到她脑袋有病，也就决不会跟她说一个字，因为话语之于疯子恰似腐肉之于秃鹫。
彼得罗夫感觉肩膀上被人推了几下，这才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扭头看去，只见一个年轻女人，穿着蓝色的秋季尼龙雨衣，戴着毛线无指手套，较之于天气，这身衣着未免太过单薄了。但女人脸上却浓妆艳抹。彼得罗夫的妻子从不用化妆品，因此年轻女人的妆容在他看来尤其扎眼，何况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流行的风格——带闪片的浓重眼影，用以凸显颧骨的深色粉底，嘴唇上厚厚的一层口红。女人的头发被烫成了蓬松的波浪卷，又染成了各种颜色，既多且杂，显得花里胡哨。
好一个小丑，彼得罗夫不由得暗自发笑，可这笑意瞬间掉落，因为小丑开始了她的表演。
“你知不知道这座位是留给带小孩的乘客的？”女人的音调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征兆，尽管有些奇怪——车厢里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她为何非要来纠缠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猜测，这个位置也许会比其他位置要暖和些，因为离女售票员的供暖的座位最近，而女人手上牵着的小孩子自然更需要温暖。那是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身穿橙黄色的秋季棉服，头戴针织帽，脚上是雪青色的橡胶雨鞋。虽然小男孩看上去并不像被冻坏了的样子，也未见得有多么畏冷，可他的嘴唇却呈现出跟橡胶雨鞋一样的雪青色。彼得罗夫道歉不迭，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坐到别处去了。
但女人却并未就此饶过他。她把小男孩摁在夺取过来的座位上，两步跨到彼得罗夫跟前，摇晃着他的肩膀，不依不饶地质问：
“你还有没有点羞耻心，啊？你知不知道我儿子（她伸出食指，冲着她的宝贝儿子用力戳了几下）是人类的未来？地球最后的希望！”
又来了……彼得罗夫无可奈何地想。
这时，像提前排练好了似的，乌云背后钻出了太阳。窗户上挂满冰霜、地板上积着残雪的车厢刹那间变成了一间冷冻室，太阳的光线与黄色扶手的蓝色阴影驳杂交错，令女乘客的狂躁行为越发寒气逼人。
女人说，她儿子体内的查克拉[14]已经打通了，说普通人的气场都是白色的，她儿子的却是蓝色的。女人又说，她儿子已经能读会写，能从0数到1 000再从1 000数到0，还知道很多英文单词和德文单词。女人还说，她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还被诊断为弱智，但这纯属胡扯，因为邻近村子的巫医婆早就给他治好了，她儿子还在全市少儿作文比赛上得了第一名，但评委们全被集体收买了，硬说那些诗是她代写的。彼得罗夫只得不住地点头，身子紧贴窗户，好尽量远离义愤填膺的女人。好在女人并没有在他身边坐下来。彼得罗夫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脸上摆出一副“知错了”的表情，好像一只因为弄脏了地板或者偷吃了餐桌上的东西而被主人训斥的狗狗。他想到，他朋友谢尔盖的父母就是这样对待谢尔盖的，铁了心要让他登顶珠穆朗玛峰，逼着他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绩，不断抬升虚拟横杆的高度，可事实上呢，谢尔盖连体育课上实实在在的横杆都跳不过去，生怕把杆碰掉了在班上出丑。其实他未见得就真跳不过去，可他却连试都不肯试，直接请老师给他打不及格，扭头就走。这个患有弱智的小男孩自然未必有机会经历这种失望，可他却委实有夭折之虞，要么死于伊万诺夫修炼体系[15]引发的肺炎，要么死于素食疗法、饮尿疗法，或者他母亲随时可能迷信上的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疗法。他母亲也许会加入邪教，或者进了女修道院，而他就会变成东正教电视频道里那些领受圣餐的孩子们中间的一员，他们目光谦卑，面容像被打了镇静剂一样，平静得令人心惊（尤其是那些小女孩，明明只有三四岁，却戴着老太婆式的头巾）。彼得罗夫继续点头不止，女人则兀自喋喋不休，说她儿子已经能够治病祛邪，预言未来。彼得罗夫很想说，他也能预言她和她儿子的未来，却没敢吱声，因为他撞见了女人那彻底野化的目光，知道哪怕一个怀疑的字眼都将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电车停靠在终点站时，女人的演说也达到了癫狂的顶点，她向彼得罗夫宣称，她在怀孕期间遭到了外星人的反复劫持（她说外星人根本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就像电车外皮的颜色），还说小男孩也已经被外星人劫持过好几回。彼得罗夫跳下电车，疾步前行，企图甩掉女人，可女人却拽着儿子穷追不舍。小男孩脚上的橡胶雨鞋磕磕绊绊，试图为终结谈话提供合理依据，可女人却将他拽得死死的，使得小男孩每次都绊而不倒，而是吊在了女人的胳膊上。彼得罗夫无奈地目送昨天那个小女孩坦然离去，嫉妒她今天没有受到任何疯子的纠缠。
彼得罗夫给小男孩买了一块巧克力，女人却一把从小男孩手里抢了过去，说她儿子乳糖过敏。小男孩一直呆呆地目视前方，彼得罗夫将巧克力塞进他手里时他是这样，妈妈从他手里抢走巧克力时他还是这样。彼得罗夫又给小男孩买了一兜橘子，可他妈妈又说，他有过敏性皮炎。彼得罗夫又给小男孩买了一把香蕉，可他妈妈连香蕉也夺过去了，说香蕉里全是钾，吃香蕉等于慢性辐射。就在彼得罗夫认定，女疯子是不打算放过他了，也许会一直纠缠到他家门口，甚至会闯到他家里去时，女疯子突然被另一个女疯子截住了，后者身穿秋季风衣，手里牵着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孩子，都比小男孩稍大些。两个疯女人兴奋地大笑，像苏联领导人与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那样相互亲吻了三次。三个孩子相互望着，眼神呆滞——不，不是呆滞，是僵死。
“柳布什卡，我同在基督里的姐妹！”当彼得罗夫从会晤现场逃之夭夭时，听见半路杀出来的女疯子兴奋地喊了这么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