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娃不记得总共有过几个了。倘若她以正常人的眼光回顾自己的一生，她一定会觉得可怕，因为就连第一个都已经从她的记忆里消失了，或者和其余的彻底混到了一起，她非但记不清第一个长什么样，甚至都不记得那是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发生的了。当她环顾四周时，她会觉得，那其实并非她自己的眼睛，她感觉自己是坐在另一个人的脑袋里，透过他的眼睛去观察，如同透过一扇窗子，而四周都是些她过去不大会看见的生物。在她看来，人原本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具体是什么样子她也不记得了，她只知道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在这些新人中间，在这个新的身体里面，她不得不扮演人的角色，按照周围这些自诩为人的生物对于人的设想。彼得罗娃很惊讶，她如今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何以如此安静。在她的过去，有的只是哔啵作响的火舌，将她团团围住，那火焰并不灼烧她，甚至都不会发光，却又确凿无疑是某个无底深渊的火焰。在她来到这个安静的地方以前，她记忆中的一切都是由火焰构成的，就连她本人以及周围那些被她视之为人的生物，都是火做的。
安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爱。一方面，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最喧闹的地方也比她所来自的那个世界的最安静的角落还要安静；可另一方面，安静对她而言仍不足够，因此她选择了她所能设想到的最安静的职业——图书管理员。也正是在图书馆或者在家里（当一切家务都做完时），她才总算能够对人类有所理解，不再将同事乃至儿子和丈夫视作会移动、会说话的一坨坨肉，不必再去伪装对他们的爱，因为她的确会对他们产生某种好感、某种关心、某种怜悯，她会渴望关爱他们，好让他们推迟腐烂，她会为儿子担心，为丈夫担心，担心他们遭遇不测，担心自己把饭菜做咸，令他们不快。她尤其开始为儿子担惊受怕，特别是在跟儿子同级的一个小男孩带着冰刀出了家门就再没能回来之后。
彼得罗娃很想知道，她的这些心理以及对人类的看法有没有遗传给儿子。她有时候心知肚明：是她疯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火舌和火人，也许只是她的脑袋在哪儿撞了，神经错乱了。但她不愿意去看精神病医生，她自认为控制得很好，从来没有暴露过。
彼得罗娃反倒觉得自己的女馆长才是个地地道道的疯子，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找她，她永远在织毛衣、织帽子，可彼得罗娃从来没见过女馆长的任何一位家人穿戴过她织的任何东西（女馆长超爱给下属们展示家人们的照片），她自己也向来只织不穿，手头没毛线了，就把织好的拆掉，重新织。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编织的杂志，每到一本都得先过她的手。
图书馆还有个阿林娜，其疯狂程度较之于彼得罗娃和女馆长有过之而无不及。都三十五了，却跟一个坐牢的刑事犯交上了笔友，等后者出狱后还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把自己跟前夫生的几个孩子介绍给他认识。起初倒还风平浪静，可就在前不久，阿林娜戴着“黑墨镜”来上班了。彼得罗娃心想，这下完了。馆里的同事们都大呼小叫，阿林娜却说是自己不小心磕的，大家都假装信了，其实谁都不信。
事实上，馆里总在谈论那个前刑事犯以及阿林娜跟他在一起之后的种种遭遇，彼得罗娃根本用不着特意打听。她本人也参加过他们的婚礼，还举杯祝福过他们，跟着大家一块喊过“苦啊！苦啊”[1]。她知道他在哪儿上班，几点下班，长什么样，她对他的了解一如她对于那个专攻情色小说和解剖学教材的读者大叔（此人在一所小学当门卫）。前刑事犯对阿林娜的粗暴引起了彼得罗娃的兴致，她不禁想对这个家暴者深入考察一番。
阿林娜出现黑眼圈的当天，彼得罗娃就去了前刑事犯所在的工厂。当他在售货亭排队买鸡尾酒时，她就站在他身后；当他坐小巴士回家时，彼得罗娃也坐在他身后，紧盯着他那剃得精光的后脑勺。她喜欢他宽厚的肩膀，喜欢他身上的除臭剂味儿，是那种经典的小蓝瓶，男人们在男人节[2]经常获赠的那种。
直到公交站台，彼得罗娃才放过他，却并未就此离去，而是满怀享受地注视着他穿过一片灌木丛生的小树林向家走去。他的步态很像一头人畜无害的蠢笨家伙，是那种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也要道歉不迭，那种会帮女士撑门之类的人。彼得罗娃几乎都要相信，真的没有人揍阿林娜，真是她自己磕的了。
总的来说，彼得罗娃的魔怔很像在她体内运行的一个冷螺旋，大致在腹部的太阳神经丛处。冷螺旋会因为某种外部刺激自动出现，起于彻头彻尾的愚蠢，终于稀里糊涂的蠢事。某年春天，彼得罗娃看见图书馆窗台上的仙人球开了红花，冷螺旋便在她体内熊熊燃烧起来，似乎冷螺旋非但不冷，反而灼热得很。那一次，彼得罗娃在离家很远的一栋楼里干了蠢事。她偶然地走进了那栋楼，又偶然地在四楼楼道里撞见了一个刚喝了啤酒的小个子男人。她为那件事感到很难为情，这个小个子男人也因此成为她唯一记得的一个，因为通常她都会周密策划行动，仔细考察目标，以免事后为破碎的家庭、哭泣的孩子、无人照料的狗狗产生羞愧感——这些突如其来的羞愧感对她而言同样并不稀奇。
有个规模不大的文学小组，每周都在彼得罗娃所在的图书馆聚会。彼得罗娃觉得，文学小组里的所有人都跟她一样，都是精神变态者。他们对待馆里的工作人员就像对待家具。他们尽管也跟图书管理员打招呼，但那神态就像是为了走进聚会厅而不得不跨过入口处的低矮围栏。彼得罗娃感觉自己就是那道围栏，她觉得文学小组的人大概更希望她压根儿不存在。这令她很不爽。她本人很不情愿为这些人耽搁下班，但其中一人是女馆长的亲戚，而女馆长声称，能为市民做些诸如此类的额外工作，将来汇报工作时会比较好看。
厌恶归厌恶，彼得罗娃对这些人仍不免有些可怜。他们全部辐射出一无是处、寂寂无名却又野心勃勃的负能量。在他们的小组内部也有等级制度，同样是毫无益处、荒唐可笑的。有个小老头是他们的头头，总是第一个发言，其余的男男女女要相对年轻些，但也都快五十了。似乎也正是年龄所限，小组聚会每隔十五分钟就要休整片刻，好到门廊上去抽根烟或者跑趟厕所。
彼得罗娃无可奈何，只能郁闷地看着他们在礼堂的镶木地板上踩来踩去。他们每次都要用到那个还是从苏联传下来的演讲台，每次都要用到话筒，彼得罗娃在办公室都能听见他们叽里呱啦。
图书馆办公室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摞编织杂志，墙边摆着一张外皮剥落的沙发，角落里放着一只十来年没人用过的电炉，上面的螺旋感应线圈早就烧坏了，一台矮胖的古董冰箱终日嗡鸣颤栗，搞得桌上图书管理员们的杯子们不停地相互磕碰。总之，这里看起来完全像公共住宅里的一间住房，而绝不像一间办公室，更无法想象这里偶尔还会召开会议，策划些小打小闹的图书馆活动。
墙边那张沙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岁了，据表面正经骨子里闷骚的女馆长坦白，她跟丈夫的头两个孩子都是在这张沙发上造出来的，而女馆长的孩子们都跟彼得罗娃年岁相当。彼得罗娃跟彼得罗夫交往之后，甚至是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曾效仿前辈，像标记领地似的，几乎在图书馆的每个房间都做了爱，包括在礼堂的舞台上（就在钢琴和演讲台之间的那个舒适角落，列夫·托尔斯泰画像的正下方；打那以后，彼得罗娃就觉得文豪的目光似乎不再那么严厉了，倒像是因为没能加入他们而深感遗憾似的）。
在某年的三八妇女节上，彼得罗娃不无失落地发现，有这种疯狂幻想的远不止她和丈夫，馆里人几乎全这么干过。因为放着那么多房间、那么多幽静角落而不加以利用，简直就是罪过或者白痴。
彼得罗娃不记得自己小时候读过书，准确地说，她确定读书这个事实，却完全不记得捧书夜读、信手翻阅的那种感觉。因此，每次文学集会，她都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童书，津津有味地翻看，往往便入了迷。像是补偿自己似的，她尽量营造出一种儿时的家庭阅读氛围：电水壶里咕嘟咕嘟煮着茶，顶灯关闭，台灯亮起，从冰箱里摸出饼干，伴着隔壁类似邻居家吵架拌嘴的说话声，坐到桌前，开始读书。
彼得罗娃曾立志读遍克拉皮温[3]，但后者写书出书的速度比她啃书的速度还快，于是她便转向了那些创作道路业已完结并被墓碑永久封印的作家。她陆陆续续读了梅恩·里德、大仲马、柯南·道尔、沃尔特·司各特、萨多夫尼科夫[4]，读遍了诺索夫[5]和楚科夫斯基[6]，包括《比比贡历险记》这样的作品。她还看了小时候看不到的书（特别是一些插图精美的绘本），比如《绿野仙踪》，其中她最喜欢的一本是《奥兹玛公主失踪记》，她在一部苏联电影里见过类似的故事——一群象棋棋子和一个普通的苏联小学生联手对抗一副扑克牌；此外好像还有一部电影，波兰的还是捷克的来着，讲一对双胞胎兄妹（或姐弟）假期里彼此冒充的故事。
馆里还搞过一次科里亚科夫[7]主题晚会，彼得罗娃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位作家，可一读就停不下来，一口气读完了他的全部作品。她在阅读时尽量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普通的苏联小学生，却仍然无法抑制对中篇小说《无密之岛》的主人公的强烈仇恨。那是一个小男生，一位梦想成为破冰船船长的模范少先队员，一个自以为是的败类。彼得罗娃对他的敌视极有可能仅仅因为，她的儿子更像小说里的负面形象——一个怯懦胆小的少先队员。毕竟，无论彼得罗娃对亲人的同情再怎么有限，终归还是有的。正面人物是个从不犹疑的领导者，彼得罗娃不喜欢这种对自我事业充满信心的人，每当她读到“坚定的目光”“自信的声音”“带着对自我正确性的兴奋加以痛斥”时，她体内不大好的东西便燃烧起来。
科里亚科夫的中篇小说《航天少年》，彼得罗娃几乎是带着暴虐狂的享受读完的，她感觉自己在吊打那些梦想殖民月球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少年们。她清楚地知道，他们将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条件下度尽余生，因此，当她读到他们那些自信满满的话语和举动时，简直都要笑出声来了。她感到一种病态的遗憾：可惜科里亚科夫已经死了，没法续写航天少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遭遇了。总的来说，就一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而言，里面似乎散布了过多的尸体，彼得罗娃对此尤为敏感。其中有一位姑娘，曾经只因少年管海明威叫“老海”就扇了他一巴掌，后来在火灾中英勇牺牲。还有一位试飞员，一出场就是死人，勋章满胸，乐队齐鸣，极尽哀荣。
彼得罗娃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冒险世界”系列丛书上，这套书才是真正令她兴奋的。她几乎没有同情的本能，却满可以设身处地地扮演一个苏联孩童的角色。阅读时她几乎分裂了：一个彼得罗娃津津有味地读着苏联不同作家的科幻作品，另一个彼得罗娃则站在一旁，看着墙纸陈旧的房间中的自己。第二个彼得罗娃颇为遗憾，冷战的铁幕挡住了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幻杂志和书籍，因此无从比较对面人的宏图远志。也的确翻译出版了一些作品，但出版的都是最杰出的，而彼得罗娃恰恰想读些不入流的破烂货。彼得罗娃英语学得不好，但她怀疑，一个不入流的英美作家的写作词汇量未必就能大过她的阅读词汇量。她当年俄语学得也很吃力，但词汇量不也足以应付大部分的苏联科幻小说吗？
那天晚上，彼得罗娃读了《哈哈镜王国》和《晨星游记》。有趣的是，在翻看库巴列夫的作品目录时，她还发现了两本关于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却丝毫提不起阅读的兴致。《晨星游记》彼得罗娃一目了然，一部童话而已，周游宇宙的方式可笑至极，人物也很愚蠢，但至少不会激起她的愤怒。假如拍成电影，应该也会很欢乐，或许至今仍会被人们反复回味。《哈哈镜王国》却令她有些抓狂，首先是因为，帮助奥莉娅洗心革面的娅莉奥本人就是从邪恶的哈哈镜王国来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前后出入之处，总来搅扰彼得罗娃，让她没办法平心静气地读下去，当然，也有可能，她的不满早就在心里累积了，只不过尚未表现为彻底的疯狂而已。
或许是今晚的茶令她平静；而前几天带过来喝的洛神花茶，无论其酸涩口感，还是血红的颜色都令她血脉偾张。茶是普通的茶包，最便宜的那种，叫什么“努丽公主”；饼干也是普通饼干，但包装纸里面还包了一层蜡纸，这无端地触发了彼得罗娃内心深处的人性之维。问题不仅在于包装，还在于饼干本身，这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一入口就碎成渣的发面饼干，而是比寻常的饼干更硬些，类似于棋盘饼干，后者似乎更符合彼得罗娃正身处其中的那个小女孩的口味。
一般情况下，文学聚会持续的时间足够彼得罗娃先后三次将电茶壶烧热又放凉。而这次，兴许是她看书、喝茶、吃饼干过于投入了，又或是诗人们拖得太久了，总之，她先后将电茶壶烧热了五次。她不愿意去看表，以免破坏心情，因为她知道已经相当晚了，一则高窗外面已经暮色四合，二则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下班回家的、去商店的、遛狗的）已渐渐少了。遛狗的人总在路灯的光斑下逗留，因为狗狗们就喜欢蹲在这些光斑里拉屎撒尿，其姿势之销魂宛如歌剧独唱。
保险起见，她还是往家里拨了个电话，好确认儿子已经平安到家，而没有落到变态狂手里，或者被车撞了。
儿子已经到家了，却没有立即接电话，电话锋利的滴声长久地切割着彼得罗娃的神经，想象力则为她描绘出儿子躺在手术台上的惨烈画面，尽管理智上她很清楚，倘若真出了事，她肯定会第一时间接到电话的。
“又玩游戏呢？”当电话终于被接起来时，她劈头就问。
儿子没回答，反问她还要在单位待多久。
“我不知道，今天又有那个文学聚会。”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面不大的方形镜子。彼得罗娃望着镜中的自己，不由得想，假如《哈哈镜王国》里的女主人公是她，那人们就得反念她那个佶屈聱牙的鞑靼姓氏了。莫说旁人，连她自己念起来都嫌拗口。当儿子遵照她的吩咐，极不情愿地汇报自己今天在学校的表现时，她便在心里一字一顿地将自己的姓氏反过来默念了一遍：娜——夫——托——梅——赫——阿——希——特——法。
儿子说他数学得了三分（五分制），这令彼得罗娃既郁闷又讶异，因为她刚才读到了那么多次数学得了三分，感觉自己像是变成了小说里的那位妈妈，一个抽象的次要人物，要么对儿子絮絮叨叨，以取缔某些福利相威胁；要么就哀叹一声，对其成绩听之任之。顺带一提，克拉皮温对妈妈的刻画令人发指，又是各种体味，又是温暖的手掌，读得彼得罗娃头皮发麻，她不敢设想儿子对自己也有这种近乎乱伦的情愫，假如她发现小彼得罗夫会暗中嗅她的体味，或者对她的抚摸产生异样的感觉，她一定会鸡皮疙瘩掉一地的。
彼得罗娃继续扮演着小说里的母亲角色，叮嘱儿子先把作业做完，再玩游戏看电视。作为一位普通母亲，彼得罗娃更希望回家以后能干点别的什么，而不是给儿子讲解数学题或者俄语语法，又或者帮他做手工作业，比如用硬纸板糊个新年主题的什么破烂玩意儿。文学小组的人虽然不会强迫她参与他们的活动，可他们在图书馆的喋喋不休总令她比平常日子更加疲惫。每次他们聚会之后，彼得罗娃唯一想做的就是瘫在沙发上，随意切换电视频道，谁也别来烦她。
彼得罗娃只顾着读书，和儿子讲电话，对镜自视，不知何时礼堂里的声音已经平息了。有人在轻声叩门。那是种卖弄风情，略带挑逗的叩门声，来自文学小组的组长，一位满头银发、目光和善、嗓音温柔的胖老头儿。彼得罗娃毫不怀疑，胖老头儿当年撩妹时一定是眼神、嗓音、读诗三管齐下的。彼得罗娃本人对诗歌完全无动于衷，但她却亲眼见证过，胖老头儿的那些拜年的打油诗给馆里其他女同事带来了怎样的反应。小组长对彼得罗娃也是各种献殷勤，似乎在检验自己的雄性魅力是否仍有库存。换作别人兴许真能见效，可在彼得罗娃看来，他活像在动物园玻璃墙后面挤眉弄眼的一只老猴子。彼得罗娃已经学会了通过敲门声辨别小组成员，何况聚会之后来敲她办公室门的总共只有三个人，包括胖老头儿在内。此外还有个穿白毛衣的中年男人，他的敲门声不是卖弄的，而是坚定的，他那胡子拉碴的面孔也是严厉的（彼得罗娃毫不怀疑，假如她将他扒光，他裤裆里那玩意儿肯定也跟他本人一样坚定、严厉、孤独，说不定也穿着白毛衣，读着诗歌）。最后是个活泛的年轻人，很瘦，盆骨却极其宽大，连肥如麻袋的牛仔裤都掩饰不住，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否也能生出孩子来。年轻人敲门的方式比较复杂，彼得罗娃过了很久才从中听出歌曲《一切照计划进行》的节拍。
“请进。”彼得罗娃应道。
胖老头儿组长将大脑壳探进门缝，先在屋内扫视了一圈，才说他们已经完事了。探头张望的同时，他将方格图案的羊毛围脖绕在了脖子上。
“哦，那我也可以走了。”彼得罗娃毫不掩饰终于解脱的轻松，当着胖老头儿的面坐到沙发上，将在馆里穿的便鞋换成了棉靴。那个阿林娜为了臭美，在馆里也成天穿着高跟长筒靴，对此彼得罗娃实在无法理解。
胖老头儿刚走，看门的老婆子就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彼得罗娃她们每逢文学小组聚会便被迫留守，这位老婆子也难逃其咎。她一听说闭馆之后有外人要在馆里聚会便炸了锅，大吵大闹，声称倘若有人弄坏了椅子、打碎了吊灯或者砸了偷了烧了任何东西，她是概不负责。她还扬言要把厕所门锁了，谁也不准进。最后只能达成妥协，派一位图书管理员留守，以便维持秩序（其实就是在办公室枯坐一个半小时）。
彼得罗娃唯一庆幸的是，看门人和图书管理员的办公室不在一块儿，否则她肯定会疯掉，因为老婆子总带她孙子过来。也不知是老婆子的家里人曾经出过什么问题，还是她认定这些问题客观存在，总之她坚信，自己务必全天二十四小时盯紧孙子，否则他长大以后就会变成杀人犯或者吸毒者。每次看见这个三岁孩子噤若寒蝉的可怜样，又听说他每个星期天都会被老婆子带去教会学校，还跟她一起祷告，彼得罗娃就恨不得扭断老婆子的脖子，把小男孩领到自己家去。
“今儿个怕是累坏了吧？”老婆子问彼得罗娃，声音里透着谄媚，好像彼得罗娃不是小小的图书管理员，而是手握实权的区段医生或者社保中心工作人员一样。
“没有，还行；要不要给您孙子带本书？给他读读睡前故事。”
“他已经睡下啦。”老婆子的语气理所当然，彼得罗娃却不由得眉头一挑——这还不到六点半呢！
“跟着你，他非蔫巴了不可。”彼得罗娃坦诚地说。
“咋会蔫巴呢？”老婆子惊讶地问，“又暖和又安生，他睡得。”
彼得罗娃想不通，怎么会有这种塌肩驼背、从头到脚都像粗麻布做的女人。她无法相信老婆子不是被人施了魔法，毕竟她年轻时绝不会是这副样子，否则她也不可能有儿子，更别提孙子了，任何男人见了她恐怕都得落荒而逃，哪怕是最能凑合的男人。无论如何，她毕竟曾让她未来的丈夫迷恋过、流连过一段时间啊。当然，老婆子也可能是老了以后才痴迷宗教的，年轻时或许也曾及时行乐过，但彼得罗娃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如此彻底地改头换面。就连她自己，表面上似乎成功地伪装成了一位正常女性，但时不时地仍旧难免露出马脚。有一回，就在图书馆，当着所有人的面出过这么一档子事：醉醺醺的丈夫跑到馆里来找妻子——少儿图书部主任——的麻烦，彼得罗娃愤然出手，左右开弓，几记漫不经心的勾拳就把醉汉打得头破血流。看着醉汉的鲜血大颗大颗滴落到镶木地板上，她努力装出一副厌恶的表情，又故作懊丧地甩甩被磨破的手指关节。所有人都惊呆了，纷纷问她以前是不是练过拳击，彼得罗娃只得谎称她只是在电影里见过，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彼得罗娃跟看门的老婆子道过别（她甚至不屑于打听老婆子的名字），又刻意等了一会儿，直到老婆子把长钥匙在高大的橡木门板的锁眼里转了两圈，这才走下门廊，朝无轨电车站台走去。她得去转地铁，坐到1905年广场站，再换乘26路有轨电车才能到家。
彼得罗娃无法理解丈夫对无轨电车的热衷：家门口的无轨电车（3路或7路）总是堵车，她不喜欢；无轨电车总拖着一对长辫子晃来荡去，她不喜欢；无轨电车上的乘客下车时总是慢吞吞的，她不喜欢；无轨电车的车厢里不是冷得要死，就是热得要命，她更不喜欢。没错，无轨电车基本能到家门口，而坐有轨电车还得多走一段路，而且等车的时间也久。但无轨电车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大老远就看见无轨电车混在车流中了，杵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面了，可左等右等就是不挪窝，有轨电车则不然，说走就真能走起来。
家附近的超市建得也不是地方，没法下班路上顺带逛一下，而必须专程绕道过去，然后再绕道回家。但彼得罗娃喜欢那里的人：忧郁的女售货员，忧郁的保安，忧郁的收银员。没有任何事能令他们情绪激动，彼得罗娃从来没见他们吵吵过。彼得罗娃怀疑他们在上班之前喝了什么镇静剂，要么就是集体磕了药。每次看到他们那种放松的姿态，看他们慢条斯理地分装商品，相互交谈，彼得罗娃都会惊讶，在这样一种整体情绪的感召下，超市里何以没有自动响起魔性的雷鬼音乐？当然，超市的地板有点脏，遍地脚印，周围的店铺门脸（修手机的、卖光碟的、卖鲜花的）也多少遮挡了光线，但这只在春夏两季才明显，冬天彼得罗娃通常都是晚上才来，那时超市里的霓虹灯比外面的路灯还亮。装冻鸡的冰箱上方的那只灯泡已经眨巴了快两年了，也不见有人更换。超市里的冻肉看上去永远像化开了又冻上，冻上又化开，化开了又冻上过很多次的。
彼得罗娃不喜欢晚下班，但晚下班也有一样好处——晚点儿超市里人少。她不喜欢在货架间的过道上挤来挤去，不喜欢随时闪避载着小孩子的购物车，不喜欢自己的衣服被别人的购物篮钩住，不喜欢排队的人超过两个。唯一令她不满意的是，这个点儿的蔬菜称重处总等不着人，只能买已经包装好的，而那样的往往是不新鲜的。其实，散装蔬菜也新鲜不到哪儿去，但好歹还能挑拣挑拣。
还在货架间溜达的时候，彼得罗娃就预先生起了儿子的气，气他作业没做，餐具没洗，还气他昨天晚上就闹着要吃鸡蛋饼，还要放番茄、洋葱、香肠，偏偏她自己又不爱吃这个，所以晚饭还得做两份。
带着这份愠怒乃至怨毒，彼得罗娃回到了家。小彼得罗夫一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就知道凶多吉少，便没敢立刻走出自己房间，可转念一想，要是不出来迎接，妈妈恐怕会更加火大，所以还是出来了。这时，彼得罗娃已经在往衣帽架上挂大衣了。
彼得罗娃一进家门，便将所到之处的电灯通通打开。她不喜欢暗，而前夫和儿子却总怕费电。小彼得罗夫的行为举止一点儿也不像个八岁的小男孩，反倒像个小老头儿，这点彼得罗娃也不喜欢。
彼得罗娃亲了儿子一下，埋怨道：“家里黑得跟地下室一样。把东西拎厨房去。”
儿子的鬓角有股洗发水的味道，说明他已经洗过澡了，这点也更像个大人，同样令彼得罗娃不安。
小彼得罗夫拎起对他来说有点沉的购物袋，趔趔趄趄走到厨房，连灯也没开，便将购物袋不是放，而几乎是砸在了地上。
彼得罗娃忙说：“轻点儿，里面有鸡蛋！自己要买的都忘了。”
她和儿子住的这套房跟丈夫住的那套（公公传给丈夫的）格局一模一样，墙纸也是同一种色调（虽然图案不一样），连浴室里的瓷砖、浴缸、马桶、盥洗池也全都一样，都是彼得罗夫的堂兄当年以优惠价搞到的。这总让彼得罗娃有种时空错乱的分裂感，神情恍惚之际，总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套房子里。
连洗衣机都是同样的意黛喜牌，彼得罗娃每天下班回到家都会把身上的衣服扒下来，看也不看地扔进滚筒里速洗，只有那件羊毛衣留着单独洗。
浴室里没有浴巾，彼得罗娃便自己回卧室去拿，顺手打开卧室灯，打开电视，又将遥控器扔回了床中央。喊儿子给自己拿浴巾已经不合适了，毕竟儿子都已经上小学了。但结婚多年，她已经养成了洗澡不关门的习惯（结婚之前自然是要关的），因为家里人随时可能内急，丈夫倒还好说，儿子可不能憋坏了。
泡澡之前，彼得罗娃感觉自己已经再没有力气做饭、收拾屋子了，她担心自己会一跤跌倒；看见床，她好不容易才抑制住瘫在上面、一睡不起的冲动。部分罪过在于那双不舒服的棉靴，穿着特别累。可在热水里泡过一通之后，彼得罗娃的血条又满上来了。她在浴缸里整整泡了半个小时，真正洗澡其实只用了五分钟不到，其余时间她就那样躺在热水里，等它慢慢变凉，眼睛盯着浴帘，大脑一片空白。
泡澡令她如此放松，她甚至都不想再吼儿子了，虽然杯盘刀叉都是脏的，甚至都没有泡到洗碗池里，而是堆在了旁边。一个空可乐瓶堂而皇之地搁在餐桌上。这要是搁在泡澡之前，彼得罗娃一定会对儿子问责，喝令他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垃圾桶还没倒！再亲自监督儿子把杯盘刀叉刷洗干净，洗不干净还得重洗。
听到洗碗池里响起了流水声，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小彼得罗夫这才走进厨房，在餐桌旁坐下，又一头扎进手机里。彼得罗娃懒得问他在玩什么游戏；儿子对其他孩子的手机和机载游戏的艳羡令她很不以为然。假如她像刚才那么光火，一定会让儿子放下手机去读会儿书，没准儿还会指定书架上的某本书，或者问他老师留了什么阅读作业，甚至会逼着他读出声来，从而把母子俩的心情全毁掉。
彼得罗娃自然明白，爱好阅读远非人生成功的保证，就拿她们这些图书管理员来说吧，对阅读的爱好给了她们什么呢？再说她丈夫吧，从小就喜欢看书、绘画，到头来还不是个修车的？饶是如此，每次看见主动往图书馆跑的孩子们，彼得罗娃仍不由得羡慕他们的父母。其实根本没啥好羡慕的，有些孩子不但穿得比自己儿子差，还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可彼得罗娃就是羡慕。为了培养儿子的阅读兴趣，她和丈夫各种招数都用尽了：给他读睡前故事，给他买自己喜欢的书（在这方面最卖力的是丈夫，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哪些书），他们自己也经常读书，以身作则——但通通不奏效。小彼得罗夫磕磕巴巴地读了一本《哈利·波特》，貌似还算喜欢，可续集出得太慢了。可电脑手机呢，小彼得罗夫是拽都拽不开。在这一点上，彼得罗娃跟馆里的女同事们同病相怜。每次跟扎在电脑里头的，钻进电视里头的，埋在手机里头的儿子说话，后者心不在焉的敷衍都令她抓狂。游戏机或者电脑游戏尚可理解，毕竟画面是彩色的，还有爆炸，有故事情节啥的，可黑白屏手机里头的游戏有啥好玩的？彼得罗娃想不通，也懒得去想。
倘若小彼得罗夫玩游戏（哪怕是电脑游戏）时能表现出点儿情绪来也就罢了，可他却不然，不管玩什么游戏，小脸上都是同一副冷漠表情。欢乐的“辛普森：横冲直撞”也好，恐怖的“寂静岭”也罢（这款游戏里有些地方连彼得罗娃听着都脊背发凉，尤其是主题曲），小彼得罗夫玩起来都跟在黑白屏的手机上玩“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一样淡定。要知道，有些小孩子就算玩起“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来都比他玩“寂静岭”反应更强烈。彼得罗娃甚至觉得，哪怕她放只乌龟在键盘上，没准儿都比儿子欢实。只有一点令彼得罗娃聊以自慰：像儿子这样的他们班上还有几个，也就是说，儿子至少不是什么另类甚至怪胎，而是近年来电子设备层出不穷导致的一种孩子发展的趋势。
小彼得罗夫甚至还有朋友，虽然只有一个。那是个小男孩，两人经常到对方家里做客，但也只是坐在一块儿，一起默默地玩游戏。彼得罗娃宁愿希望，他俩是因为有她在才放不开，当她不在的时候也会疯玩。小男孩一见着彼得罗娃就声带瘫痪，连句“阿姨好”都说不出来，但每次开家长会碰见小男孩的父母，被问起小男孩在她家的表现时，彼得罗娃都会一脸真诚地说，他们的儿子非常懂礼貌，希望他常来家里玩儿。小男孩的父母则说，还咋常来呀，他俩就差晚上睡一块儿了。
很难想象，两个外表如此不同的孩子脾性却如此相像。小彼得罗夫是黑头发，皮肤黝黑，即使大冬天也像是晒足了太阳的，整个人像是被拉长了的，一颗大脑袋顶在一条长脖子上；而他那位朋友则是淡黄色头发，小小只的，总被人当成幼儿园小朋友。单从相貌来看，哪怕是按照宪法规定，他也应该更活泼些，可他却不然，又文静又腼腆，跟小彼得罗夫一模一样。彼得罗娃想象不出，他们俩是如何在喧哗的学校、在闹腾的班级、在一群正常的坐不住的孩子们中间生存的。每次彼得罗娃带儿子去医院，其他孩子要么在走廊里疯跑，要么屁股上扎了蒺藜一样扭来扭去，要么就不停地跑去察看前面还有几个人并大声报出来。小彼得罗夫却老老实实坐在原地；跟他一起排队，省心是真省心，糟心也是真糟心。
有这样两件事恰恰发生在医院，令彼得罗娃对孩子产生了真正的喜爱。有一回她和小彼得罗夫在理疗诊室门口排队，已经相当晚了，走廊里几乎没什么人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坐在长椅上，闲得无聊，便晃荡着一条腿，一下一下敲着椅腿。这种响动没有搅扰到任何人，除了一个带着自己十六七岁的儿子来看病的女人。她一下比一下重地喘着粗气；她每喘一次，彼得罗娃心里就涌起一股幸灾乐祸的舒坦。女人终于按捺不住，冲着小男孩嚷嚷，叫他别再敲了，因为她儿子病了（女人边说边指了指坐她旁边的少年，后者登时满脸通红）。小男孩打量了女人一番，敲得比刚才更响了，女人腾地站起身就要扑过去，却被彼得罗娃一句话定在了原地：彼得罗娃从书页后面冷冷地说，如果她不立马坐下，就得跟她儿子一起看医生了。小男孩感觉受到了庇护，下意识地坐到了彼得罗娃身边，腿却也不再敲了。
还有一回，彼得罗娃也是在医院排队时看书，一个小女孩从走廊那头走到她跟前，合上她的书，瞥了一眼封面上的书名，点着头，长长地“哦”了一声，然后说：“而我读的是这个——”说着，给彼得罗娃展示了她的书——一本厚厚的奇幻故事，封面上画着一头恶龙。彼得罗娃只得笑笑，以此回应小女孩的天真冒失及其交换读书心得的愿望。
彼得罗娃怀疑，在小彼得罗夫体内也住着一头野兽，和她体内的是同一头，但她不敢直截了当地问，唯恐被儿子当成疯子，令儿子对她产生本能的恐惧。彼得罗娃不知道自己小时候什么样，不记得自己当年都在想些什么，又干过什么，所以无从对照儿子的情况。她几乎可以确定，她小时候没被人强暴过，上学路上也没遇见过变态狂；她确定，她小时候没受过家暴，母亲和继父也没对她实施过精神压迫。那么，这种精神错乱为何会出现在她的脑子里，又为何已经，正在，或者将要出现在她儿子的脑子里呢？——她不知道，因而饱受折磨。虽然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罪过（至少是当冷螺旋在她腹内盘旋的时候），但她不希望这种破事也降临到自己儿子头上。
她的思绪从自己的儿子突然跳到了另一个小男孩。有一回，她帮少儿图书部的一位女同事顶班，一个小男孩看错了她的铭牌，叫她“希特勒阿赫梅托夫娜”（实际应该是“法特希阿赫梅托夫娜”）。彼得罗娃怀疑，馆里的同事恐怕没有一个能准确无误地叫出她的全名，从她记得目前这个身体起，周围人便都叫她“纽拉”，嫁给彼得罗夫之后，人们便改用夫姓，叫她彼得罗娃。有个刻薄的糟老头子，读了她的铭牌，恨恨地骂了一句“外来户”，说纯正的俄罗斯族就快绝种了。
尽管彼得罗娃不喜欢人类，她选择图书馆主要是图清净，但对于馆里的同事她还是不无好感的。就拿女馆长来说吧，对此人无法不产生感情，因为那是独特的、来自过往时代的人，这种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享有充分的出行自由，国内外来去自如。女馆长生在农村，是无障碍办理身份证的第一代农村居民[8]，她参加过石油城建设，铺过石油管道，还上过大学，她住过最东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也住过最西边的加里宁格勒，甚至一度在极圈地区执掌过图书馆。不仅如此，当年正是通过她，刚大学毕业的彼得罗娃才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
女馆长住得离彼得罗娃不远，也在列宁区，有天下班，女馆长说她丈夫在附近办事，让彼得罗娃（那时她自然还不姓彼得罗娃）搭车回去。彼得罗娃同意了，但馆长的丈夫没法直接送她们回家，他还得去一趟修车行，向一位熟人还钱。还完钱自然没法立刻就走，两人又聊上了，接着女馆长也加入了谈话。时值八月，车里闷热难耐，彼得罗娃实在熬不过，便也下了车。女馆长注意到旁边有个小伙子，正猫在发动机罩下面拧螺丝，皮肤黝黑，不知是晒的，还是机油弄的，当场便给彼得罗娃撮合上了，尽管她认识彼得罗娃才两礼拜。这种说媒拉纤的草率程式，令彼得罗娃想起当年，她母亲带着自家的母猫去跟邻居家的公猫配种时的情形，两只小兽冲着彼此咝咝嚎嚎了一整个晚上，后来自家的母猫就开始在家中各个角落做标记了。彼得罗娃投向自己未来丈夫的第一眼充满了慌乱和敌意。对于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男人，彼得罗娃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之共度一生。尽管当时她对人类的厌恶已经初现端倪，但对于自己将与之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的那个人，她仍旧抱有某种理想。她没来由地认为，那个可能令她心动，令她萌生爱意的男人应该比她大，而绝不能比她小。她起初觉得，彼得罗夫就是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愣头青，尽管他看上去既不嬉皮笑脸，也不油嘴滑舌，甚至还有点儿内向。
彼得罗夫的一位年长的同事也极力鼓动、怂恿，说一天到晚搞汽车有害身体健康，总用手解决也非长久之计，是时候做出决定，变得成熟了。彼得罗夫以一种彻底野化的眼神瞪着对方，这令彼得罗娃感觉他像个白痴；后来她才知道，就在那些天，有个姑娘正对彼得罗夫死缠烂打，宣称怀了他的孩子，彼得罗夫正一个头两个大，不住地埋怨自己从用手解决的正确道路滑向了男女关系的危险道路。后来真相大白，怀孕是假的，而彼得罗娃则留了下来。
头几次约会，彼得罗娃怀疑自己摊上了一个自闭症患者。彼得罗娃已经够不爱说话的了，可她的男伴更甚，连她自己说的屈指可数的几句话，也全都贴着对方的耳朵溜过去了。他们默默地在公园里散步，默默地坐在电影院嚼爆米花，默默地在比萨店吃比萨饼，然后——彼得罗夫就黔驴技穷了。“上帝啊，你可真没劲！”彼得罗娃有时候真想这么说，可一年后她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嫁给了这个男人，他每逢节日都会送她一束小花，她和他住在一起，而且一点儿不觉得乏味。再没有哪个男人，在彼得罗娃看来，能够如此平静地忍受她情绪失控时的大爆发，而她最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以平静面对狂暴。在她突然失控，割伤了丈夫的手臂之后，她开始为丈夫的安危担心，于是决意离婚，这样一来，当她难以自控时便分开单过，等危机过去再住到一起。当然，情绪的爆发有时并不取决于她自己，她也并不总是能够从头到尾控制得住，但单从统计学角度来讲，有了这层缓冲机制，丈夫保存性命的几率毕竟提高了。
就连对她离婚的要求，丈夫也做出了惯有的反应：他啥也没问（彼得罗娃最怕他盘问），也没有大吵大闹，甚至没有表现出痛苦，当然，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痛苦。儿子似乎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像电影里那样，为自己臆想出小伙伴，或者看见鬼魂，或者陷入抑郁，将父母的离异归咎于自己。儿子的成绩也没下滑，仍然跟他本人一样，中不溜。这多少令彼得罗娃有些心塞，她宁肯儿子为家庭的解散感到难受，也好证明他是有感情的。
只是极其偶然地，他们家也会擦出一些火花，宛如在一团漆黑中擦亮一根火柴。那天，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看电视，好像是一部贺岁片，里面有美国巨星约翰·特拉沃尔塔和一些狗狗。没有人说话，只有儿子偶尔笑两声。彼得罗夫突然讲起他小时候有次去新年联欢会，雪姑娘牵了他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就跟真的雪姑娘一样。儿子原本坐在彼得罗夫旁边，不知怎地，突然舒舒服服地靠在了爸爸身上。彼得罗娃见状鼻子一酸，喉头一阵哽咽，她悄悄起身去了浴室，破天荒地插上了门，打开水龙头，用手掌捂住嘴巴，尽量压低哭声，可事与愿违，她就像一个试图止住哭泣的孩子，越想停下就越哭得厉害。
彼得罗娃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何如此激动。
当这些思绪在她头脑里流动时，彼得罗娃并没有坐着不动，而是在做晚饭。自己的晚饭她决定搞简单点儿，煎点儿土豆片就得了。土豆彼得罗娃喜欢煎嫩些，不喜欢太焦。但彼得罗娃总估摸不好，煎几颗土豆就够自己吃了，免得吃不了放在冰箱里变硬了。她留一些在冰箱也是为了防备饥饿的前夫突然出现。彼得罗夫有时候半夜下班，突然想老婆儿子了，便会跑过来看一眼，全然不知正冒着生命危险。但这些多做的煎土豆、沙拉、白米饭什么的，最后往往还得扔掉。每到这种时刻，彼得罗娃都不由得心生愧疚，她会想起她的祖母，祖母每次都要把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扫到手掌上吃掉；她还会想起杂志上对某位意大利导演的采访，后者说他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能买一顿像样的午餐，而在此之前，自打二战以来他就一直吃不饱，有时候甚至完全饿肚子。
儿子从来没有挨过饿，也从未经历过战争及其恶果，可有时候却像个从前饿怕了的，或者饿死鬼投胎，一见着吃的就管不住嘴。彼得罗娃每次做饭，他总要把手伸过来，揪一团烙馅饼的生面啦，拿一片拌沙拉的包菜叶啦，挖一指头生肉馅啦。他最爱的是各种生蔬菜——生胡萝卜、生土豆、生洋葱、生茄子。彼得罗娃一切法子都用尽了：又是给他补维生素，又是带他去化验蛔虫，看内分泌科医生，可小彼得罗夫却啥毛病也没有，尽管瘦得令人怀疑营养不良。生胡萝卜也就罢了，小孩子似乎都爱吃；生包菜有些孩子也爱吃；生土豆嘛，有些孩子出于好奇，偶尔也会尝一尝；可小彼得罗夫居然连生洋葱都吃！也别说生洋葱了，他连生肉都吃，就跟只猫似的。彼得罗娃便真像赶猫似的赶他，因为吃生肉很容易感染寄生虫和沙门菌，再说，上帝知道屠宰场会干出什么恶心事儿来呢！
彼得罗娃削土豆皮的时候，小彼得罗夫仍坐在那儿盯着手机屏幕，但彼得罗娃看得出来，他的耳朵已经竖起来了。当彼得罗娃开始切土豆丁的时候，小彼得罗夫便将手伸到了案板上，伸到了平底锅里。锅里的油已经哔哔啵啵地迸着油星子了，他捏了几块刚下进去的生土豆，塞进了嘴巴里。
“上帝啊！”彼得罗娃连叫了几声，“我不是给你买酸奶了吗，小祖宗！”
直到彼得罗娃用铝锅盖将平底锅盖住，偷吃土豆才算告终：铝锅盖很快就热得烫手，没办法徒手掀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