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出书版）》作者：包伟民/刘后滨
作者: 包伟民 / 刘后滨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15
内容简介
《唐宋历史评论》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以唐宋史研究为主的专业历史刊物，以关于唐宋历史的专题研究与评论为特色，主要刊发问题导向的关于唐宋历史专题研究论文，以及以梳理唐宋研究学术史为目的的专题述评和书评。文章类别包括论文、书评、序跋、读史札记等。
目录
笔谈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宋代史料整理二题
刘浦江教授纪念专栏刘浦江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述评
评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良史的胸怀、视野与方法
专论论武则天称帝
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与唐代地方官府政务运行
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为中心
南宋中后期告身文书形式再析
交游酬唱：南宋与元代士人的兰亭雅集
札记大中宰相魏扶史事杂考五题
唐代的科技、外贸与绘画
中古佛教与隋唐政治关系研究随札
述论从“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
新世纪南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书评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笔谈
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
编者按语：
自从陈寅恪先生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学界对于什么是新材料，如何定位不同性质的新材料的研究价值，有了新材料如何提出新问题，如何处理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关认识得以不断提高。对于唐宋史研究来说，新材料不仅包括出土的文书、碑刻和其他各种考古资料，也包括不断被发现的湮没无闻、久不“传世”的文献，如明抄本《天圣令》。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材料如何才能做到高度警觉、紧密跟踪，与此同时，又不被材料所牵绊，真正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从容驾驭材料，淡定“预流”，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本辑特邀两位唐宋史领域的领军学者，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就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的问题各抒己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在北京大学上课，时刻谈论史料与史学的问题，但真的要就这个题目写篇文章，似乎还颇费考量。材料有传世与新出，问题有旧义与新见，我主要从基本史料与新材料运用两个方面来谈，不够全面周到，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漫谈。
一 研究历史首先要抓住基本的、核心的史料
与研究印度史、伊朗史的学者相比，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中国古代史料可谓汗牛充栋，有纪传体、编年体的史书，还有政书、地志、行记、谱牒、笔记等史料价值很高的撰述，也有文集、选集、总集等各类文本的合集，甚至类书、丛书等大部头的文献集成，加上出土的典籍和文书，留存的档案、书信、日记等，真是琳琅满目，多得难以驾驭。好在对治隋唐史者而言，史籍数量相对来说比较适中，据说一辈子可以读完遗留的隋唐史著述，而又不至于像前面的历史朝代那样史料明显不足。但是，没有材料无法研究历史，有材料也不见得就能研究好历史。面对这么多的史料，应当如何下手，从哪里开始，往往是困扰年轻学子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历史研究，首先重视的是制度史和政治史，这两史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确实是最重要的历史内容，因此，阅读历史、研究历史，首先要重视制度史和政治史。教我隋唐史的老师们，首先让我们精读《唐六典》和《资治通鉴》，意思就是先要熟悉唐代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政治史脉络，有了制度，可以举一反三，知道一个官名、一个称呼意味着什么；有了基本的政治史脉络，就可以把更多的细节，一步步添补上去。
把握历史的基本问题，应当在史料阅读中把握最基本的史料。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个讲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制度变迁，一个讲唐代政治史的基本脉络。他的写法看起来更是十分枯燥无味，就是抄史料加“寅恪案”。胡适对这种写法颇有异议，说他的文章写得不好看。但这两本著作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隋唐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不论后人说好说坏，只要你讨论到隋唐史的基本问题，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原因就是陈先生所用史料是基本史料，按语所论是基本问题，虽然他的写法是“以论带史”，而其论又是“论从史出”的，所以他用史料堆砌出来的观点，不容易被颠覆。比如有关“关陇集团”的讨论，后人总是想用统计数字来反驳他的观点，却总是无法驳倒，因为陈先生是用最基本的史料来谈关陇人物的，这些人物掌握着一个时代的国家命运和政府最重要的部门，控制着最重要的地域，你举一堆无关紧要的人物，数量虽多，是些“备位宰相”之流，那是驳不倒陈先生的理论的。
隋唐是律令制实施比较透彻的时代，制度规定是我们应当特别关注的基础史料。虽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的变通，但基本情形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所以把握了制度，就能为有些史料找到合理的位置，也能让没用的残篇断简变成有用的材料。
比如我在开始研究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历史时，面对的是一批在敦煌发现的杂乱无章而又残缺不全的公私文书，有些有明确的年号纪年，有些是甲子纪年，有些没有任何纪年文字，但当时当地官民在指称归义军节度使时，一般都是用他的检校官或加官名称，或者是荣誉的称号，如“尚书”“仆射”“太保”“大王”等。节度使属于差遣官，本身没有品秩，所以都加检校官衔以表示官资的高低尊卑。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对此有过整理，岑仲勉《唐史余渖》也有进一步申说，即一般的进阶顺序是，从御史中丞或诸寺卿到御史大夫或散骑常侍，再到各部尚书或左右仆射，然后进至三公、三师。[1]根据《唐六典》卷一、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下，唐朝自武德、贞观以来，三师三公的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至晚唐时，由于地方节度使尚武，起源于秦朝主兵之任的太尉这一武职日益受到尊重，逐渐升到太保、太傅之上；五代宋初，节度使都是由检校太傅迁太尉，由太尉迁太师[2]。具体到某一位节度使，他初次加官的高低也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我曾引洪迈《容斋随笔》卷七“节度使称太尉”条的概括记载：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唯有太师，故将帅皆称太尉。[3]
由此再看敦煌文书有年份记录的材料，得知中原王朝给予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也是从较低的“尚书”开始，但归义军节度使往往在朝命下达之前就自封为某种较高的官衔了，特别是五代、宋初几位曹氏执政者，虽然政权组织仍是节度方镇一级，但却在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之上，号称大王。尽管某些节度使自封的称号很高，但仍是按官品等级由低向高升进的，只是往往比中原王朝给予的职称高一个级别。按照这样一个线索，就可以把大多数有甲子纪年或没有纪年的文书，结合其他内容，放置到相应的年代范围中去，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残文书，变成有系统的史料群，许多此前不明的归义军史，也得以揭示。
归义军虽然是晚唐中央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的藩镇，到五代宋初甚至被中原王朝看作外蕃而放到“四夷”或“外国”的序列当中，但因为其基本体制是节度使制度下的方镇，所以可以用唐朝的制度来考察归义军的文书，利用这些文书来补写中原没有记录的归义军历史。这个例子想强调的是，即使是研究像沙州归义军这样的问题，即使敦煌发现了大量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但我的出发点，仍然是从《唐六典》《春明退朝录》《容斋随笔》所记录的唐朝制度开始的。
对于隋唐时期一些问题的讨论，比如士族问题、科举问题、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也是要抓住最核心的史料。什么是核心史料？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唐代政治史问题时，比较强调唐朝人对于本朝相关问题的一般性看法。这就是正确认识一个问题的核心史料。
关于唐朝人的社会观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册府元龟》卷三一〇《宰辅部·问望》记载：
李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揆美风仪，善奏对，每有敷陈，甚得称辩。肃宗赏叹之，尝谓曰：“卿门第、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推。”故时人称为“三绝”。[4]
无独有偶，出土墓志中也有类似记载，见卢轺撰《唐故范阳卢氏（轺）荥阳郑夫人墓志铭》：
肃宗朝，中书侍郎、集贤崇文大学士揆，即夫人外曾祖也。故杭州刺史幼公，即夫人外祖父也。肃宗常谓揆曰：“卿门地（第）、人物、文章，皆为当代之冠。朕宗族中乃遂有卿，足为朝廷羽仪也。”当时称揆为“三绝”。[5]
李揆是山东甲族，与荥阳郑氏、范阳卢氏，都是高门士族，相互有婚姻关系。这两条材料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到了安史之乱后的肃宗时，唐朝社会上的门第观念仍然如此之重，在品评一个人物时，重视的是门第、人物、文章。明白了这样的唐朝价值观念，对于理解唐朝士族社会，以及如何看待唐朝士人的所作所为，就不困难了。如果脱离了门第、人物、文章三个方面，也就把握不了唐朝士族的本质。如果我们研究唐朝的士族问题，这两份材料就是属于基本的、核心的素材。
唐朝的社会在发展变化，士族社会也在变化，社会观念也同样在变。我们举一个长安的例子，来看唐朝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安仁坊》记载：
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6]
一般来说，宋人《长安志》中这种能够指明开元十年（722）以前坊里位置的记录，都来自唐开元十年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7]，这里的记录应当就是韦述的原话。换句话说，开元时期的人对于京城长安中的甲第，是以一种赞叹的口气来称颂的，“京城美之”正是代表着当时流行的社会观念，因为甲第代表着住宅主人的身份地位，是京师一般人所追求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甲第的考察，来看唐朝长安社会的发展变化。甲第是壮丽而又具有相当规模的府第，是和宫阙、街道联系在一起的，使城市变得雄伟壮观。透视记载甲第的文献，可以推想长安城市的立体景观。可以说，我们研究长安城的时候，抓住了“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句话，就抓住了长安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8]。
陈寅恪先生在谈到拉萨树立的《唐蕃会盟碑》时说道：“此逻逤片石，实为乌斯赤岭（此指拉萨之赤领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寻常碑碣，仅供揽古之士赏玩者可比也。”[9]就是说，《唐蕃会盟碑》是核心史料，如大玉天球，与一般仅供文人玩耍的普通碑刻完全不同。推而广之，史料非常丰富，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有的是大玉天球，有的是普通文字，需要抓住基本的、核心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出发，才能够把握历史的正确脉搏，得出经得住考验的结论。
二 新材料的使用
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利用新材料来研究问题，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这是陈先生的著名论断，对于隋唐史学界影响非常之大[10]。
陈寅恪写文章时说的新材料，主要是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现在，由于考古新发现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新材料，在敦煌文书之外，还有吐鲁番文书，以及许多新出土的碑志资料。这些新材料虽然也有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但从有学术价值的材料的数量上来说，以隋唐时期的资料最多。
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碑志，应当是研究隋唐史最主要的新史料了。这三大史料群各有其特性，使用时首先需要对它们的属性有所了解。敦煌、吐鲁番都有一些官私文书，是无意间遗留下来的，最为珍贵，内容涉及面也较广，但除个别抄在佛经长卷背面者外，多是残纸。碑志则相对完整，但属于有意撰述的文字，特别是墓志的文字过去备受诟病，以为是“谀墓之辞”。其实大多数墓志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特别是对于职官迁转等方面的研究，要详于史籍记载。新史料，特别是那些不是有意撰写的文书，虽然一般不涉及宏大的历史叙述，但提供了历史的许多细节，提供了传统史家不曾关注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如社会下层、妇女、儿童、西北史地、丝绸之路等，正是今天史学界所比较关注的方面，新史料在某些课题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如何利用这些新出史料？这就需要研究者有问题意识，因为只有知道传统史料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在，才能在新出史料中寻找可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材料。过去学者们常常说敦煌、吐鲁番文书主要的贡献是“补史”“证史”，一些学者利用这些文书材料，对于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军制、兵制等，都做了详细的补充和订正，成绩斐然。但由于敦煌、吐鲁番这些边疆地区出土的文书中，涉及中原王朝政治史的材料不多，像陈寅恪先生研究玄武门之变时利用的敦煌写本《常何墓碑》[11]，是敦煌写本中比较少见的中原碑志抄本，因此，敦煌、吐鲁番文书在政治史上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在西域史、边疆史、西北民族史、丝绸之路史等方面，比如我利用敦煌文书撰写的《归义军史研究》[12]，即属此类，其中例证很多，此不赘举。
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研究归义军与周边民族关系史时，注意到敦煌写本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或称《说三归五戒文》）。过去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从中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在于阗讲经时所用的文本，我们经过对内容和时代背景的考察，认为这是公元930年前后一位取经折返的汉僧在西州回鹘汗国讲经时留下的文本。考虑到新旧《五代史》都没有西州回鹘传，这个《讲经文》的一些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A.（小僧）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受）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诸天公主邓林等，莫不貌夺群仙，颜如桃李。诸天特勤，莫不赤心奉国，忠孝全身。扫戎虏于山川，但劳只箭；静妖纷（氛）于紫塞，不假絣纮。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竞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更有诸宰相、达干、都督、敕使、萨温、梅录、庄使、地略，应是天王左右，助佐金门，官僚将相等，莫〔不〕外匡国界，内奉忠勤。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姨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
B.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归依何佛？且不是磨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诳，欺谩人天，唯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
C.即将已（以）此开赞《大乘阿弥陀经》所生功得（德），先用庄严可汗天王，伏愿寿同日月，命等乾坤，四方之戎虏来庭，八表之华夷启伏，奉为可汗天王念一切佛。诸天公主，伏愿云仙化（花）态，鹤质恒芳，长丞（承）圣主之恩，永沐皇王之宠。诸天特勤，奉愿命同松竹，不逢雕（凋）谢之灾，福等山河，永在圣天诸（之）后。诸僧统大师，伏愿琉璃殿内，高然（燃）般若诸（之）灯，阿耨池边，永赞无生之偈。诸宰相，伏愿福齐海岳，寿对松椿，永佐金门，长光圣代。诸都督、梅录、达干、敕使、庄使、萨温、地〔略〕，应是在衙诸官人等。总愿人人增禄位，各各保延年，官职渐高迁，居家长安泰。诸寺毗尼、法律、僧政、法师、律师、诸僧众、尼众、阿姨师等，总愿龙花三会，同登解脱之床，贤劫数中，早证无为之果。
A、C两段，为我们提供了西州回鹘汗国内部两种最重要的职官序列，大致应当是按身份等级先后排列的：A.天王（回鹘文tängriqaghan）、天公主邓林（tängriqunchuitämgrim）、天特勤（tängritegin）、宰相、达干（Tarqan）、都督（tutuq）、敕使（chigshi＜刺史）、萨温（saghun＜将军）、梅录（buyruq）、庄使（changshi＜长史）、地略（tiräk）；C.可汗天王、天公主/邓林公主（tängriqunchui）、天特勤、宰相、都督、梅录、达干、敕使、庄使、萨温、地略。比较而言，似乎C段的排法更近情理。我们在史籍和出土文书中都见到过一些零散的回鹘官称，现在可以利用这两个有序的记录，来判定它们在回鹘汗国职官体系中的位置。在A、C两段中又保留了一系列的僧官名称，两者基本一致，以C为例：僧统大师、诸寺毗尼、法律、僧政、法师、律师。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西州回鹘汗国内佛教教团的僧官设置情形以及僧官之间的高低位置。
此外，这篇《讲经文》还举出当地流行的宗教，除作者颂扬的佛教外，还有崇拜波斯神（景教神）、摩尼神、火祆神和哭神的各种宗教。最后，还提到这个回鹘汗国所控制的葛禄（Qarluq）、药摩（Yaghma）、异貌达但（Tatar）、独西（Türgish或Tukhasi）、土蕃、拔悉密（Basmil）、黠戛私（Qirghiz）等部族的情形。可以说，S.6551虽然是一篇讲经文类的文学作品，但只要考证出它所描述的回鹘汗国的实际地点和大致时代，并阐明其所记官称、部族等专有名词，我们就不难从中复原出五代时期西州回鹘王国职官、僧官体制，以及内部流行的宗教和分布的各部族等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一篇《五代史》“西州回鹘传”的大部分内容[13]。
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碑志的例子。1984年，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发现一座“杨良瑶神道碑”，后移存泾阳县博物馆。1998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先生撰写《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抄录了其中有关杨良瑶出使大食的一段文字，并略加考释[14]。此后，周伟洲先生在《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一文中，依据张文，对杨良瑶事迹也有简要介绍[15]。2005年，张世民先生又发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录出全部碑文，并对其中丰富的内容一一做了考释[16]。
杨良瑶是不见于传世史料记载的一位宦官，他在唐贞元元年（785）出使大食一事，在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件被遗忘千年的大事。我读了碑文的相关内容，觉得仍有可以深入探讨之处。这里从如何对史料进行分析运用的角度，来加以申说。碑文云：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第一个问题是，贞元元年（785）前，唐朝与黑衣大食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何派出杨良瑶使团，不远万里去黑衣大食呢？这要从建中四年（783）十月长安发生泾原兵变说起。朱泚在长安称帝，德宗逃至奉天。兴元元年（784）正月，唐朝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搬取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泚，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七月，兵变事平，德宗返回长安。吐蕃遣使来索安西、北庭之地。德宗听信谋臣李泌建议，拒绝所请。于是吐蕃大举进攻，长安戒严。唐朝正是在此时派遣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其目的恐怕不是像“杨良瑶神道碑”中所说的仅仅是“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而是要联合黑衣大食，共同对付吐蕃。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选择海路呢？碑文说：“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南海”即广州。贞元元年四月杨良瑶出使时，从长安往西最便捷的河西走廊通道已经落入吐蕃人之手，所以要走海路去大食，先到广州。广州是唐朝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起点之一，方便准备远洋船舶。进一步追寻，我们知道杨良瑶一行到广州的时候，正是杜佑担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杜佑的侄子杜环751年在怛逻斯（Talas）之战中被俘，因此得以从中亚游历阿拉伯世界，流寓黑衣大食都城苦法（al-Kūfah，今Meshed-Ali）等地约十年；762年附商舶经海路回到广州，写有旅行记录《经行记》。杨良瑶可以从杜佑那里见到杜环的《经行记》，这是他出使大食最好的指南手册。
第三个问题是杨良瑶一行具体的经行路线是怎样的呢？碑文对此用墨极少：“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看到详细的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贾耽贞元九年（793）入朝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他曾经和杨良瑶同时在长安，那么贞元初年杨良瑶的海航日记，应当是贾耽撰著《皇华四达记》所可以依据的最新鲜而又真实的材料了。贾耽贞元十七年（801）完稿的这部著作中南海航程一段，很可能来自杨良瑶使团的报告。
至此，我们通过“杨良瑶神道碑”，可以勾勒出贞元初年唐朝与黑衣大食之间一段久已湮没的史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海上丝绸之路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史[17]。通过对新出碑志史料的深入发掘，特别是与传世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把杨良瑶出使大食一事的相关材料串联起来，使碑文简洁的记录得以丰满，也让断断续续的传世史料记录得以连续。
陈寅恪先生说：“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18]新史料的价值是传统史料所烘托出来的，只有熟悉了传统史料的优点和不足，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涵，才能发现新史料的价值。
以上仅就史料与史学研究相关的两个问题略做陈说，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 * *
[1] 岑仲勉：《唐史余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64页。
[2]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下，中华书局，1985，第45页。
[3]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98页。
[4]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3658页上栏。
[5]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第174页。
[6]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辛德勇、郎杰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第258页。
[7] 参看〔日〕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16页。
[8] 详参拙文《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9] 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06～107页。
[10] 笔者对陈先生此文有详细阐说，拙文《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蔡鸿生等读解《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中西书局，2014，第34～74页。
[11] 参看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22页、第225～226页。
[1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再版，2015。
[13] 详参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24～36页。
[14] 张世民：《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351～356页。
[15] 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2～73页；同样内容又见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古都西安丛书”），西安出版社，2003，第157～159页。
[16] 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8页。
[17] 详细论证参看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百辑纪念特刊），中华书局，2012，第231～243页。
[18] 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页。
宋代史料整理二题
邓小南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历史学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问。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是我们要终生面对、尽心处理的对象[1]。
史学领域中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距今86年前，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即指出新材料与新问题对于“一时代之学术”的重要意义。与中古其他时代相较，宋代存世文献尚称丰富，而新发现的材料不多，足以撼动既有认识的材料更少。尽管有考古学界的长期关注和宋史学者的不断跟踪，但出土材料的发现，仍属可遇不可求之事。
宋史学者日常所见材料，有许多是来自“坊间通行本”的。严耕望先生曾经说过：“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2]这些材料经过深度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视域、新的方向、新的问题点，即可能“激活”许多以往不曾措意的内容，从中领悟到新的认识。
对于宋代出土材料和常用史籍的整理与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这里仅举突出的两例：就出土的文书类材料而言，浙江武义南宋时期徐谓礼文书的出土，特别是2012年包伟民、郑嘉励领军对于这批文书的高水平整理[3]，为学界开启了新的“议题群”，提供了深化研究的依据；就宋史界熟悉的文献史料而言，《宋会要辑稿》的再度整理，为学界提供了方便，更引发对于这类基础史料本身深入认识的可能[4]。
一
近些年学界注意到的宋代行政文书类材料，包括法令汇编、地方军政文书、公牍之类，相对集中的有《天圣令》、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以及宋人佚简等。这些材料被发现后，受到唐宋史学者广泛重视，从整理到研究，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呈现。
传世文献中有许多涉及行政文书的内容，但对于文书流程通常并非直接记载。政令文书的流程是政治秩序的体现，反映着权力的枢纽、制度的环节与政令的流向，从中得以观察帝国时期行政网络的运行方式、官员关系网络的结构形式。当年留下的有关行政运作程序的书法卷帙和出土文书，使我们有机会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讨论从唐朝、五代，经过北宋直至南宋的制度设计、行政规程与实施中的具体情形。
徐谓礼文书，基本是围绕官员个人的个案材料，就其涉及内容、篇幅规模而言，自然远不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材料相比；但它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尽的中古官员个人仕履资料，在制度史上有其特殊价值。该文书的面世，为宋史学界开启了一扇重要的窗扉，提醒我们追踪新的材料，也使我们得以提出并且思考新的问题。
这批文书的发现，充满了偶然性，但偶然中也有必然。仕途是官员的命运所系，官宦身份是其一生成败的重要证明。就今见唐宋时期的材料来看，以不同形式保留仕履记录（尤其是官告），可能是当时普遍的做法。唐代西北、宋代东南，都不乏例证。研究者曾经指出，唐代有以正式告身文本随葬者，也有家人在临葬时抄录死者告身原件用以附葬者；不同地区发现的唐代随葬告身抄件，有纸本，亦有石质[5]。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随葬告身抄件实为唐代丧葬的一项制度”[6]。南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7]后附8份官告1份敕黄，杨万里《诚斋集》附有其“历官告词”31份[8]。陈康伯、方逢辰等人的文集，都是其后裔编成[9]，其中也存有他们任官南宋时的敕牒、告身。徐谓礼是南宋中后期众多官僚中的一员。正是由于其身份、事历平常，因而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其历官文书，是成千上万中下层官员履历记录的代表。官告、敕黄、印纸等材料备份“录白”，承载着官员（包括已逝官员）的精神寄托，鲜活体现出当时官僚社会的特色，也反映着时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些告敕无论是珍存于家中、附着于集内，还是随葬于墓中，都体现着官员本人及其家属的理念，体现着他们对于仕宦身份证明的重视；而不同之处是，文集中的告身等材料，皆无程序，无签署，对于实际流程的质证意义，远远不及文书实物。对研究者来说，保留完整的徐谓礼文书无疑是珍贵的制度史资料。
整整30年前，我自己的硕士论文，主要针对宋代文官选任制度的研究。当时讨论到宋代的磨勘叙迁、差遣除授，成资、年满、待次、待阙等问题，也涉及宋代考核官员的印纸批书。写作时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官方文献的记载。近年里一些青年朋友关注文书制度，观察官僚体系的运行方式，一直希望寻求能够体现“运行流程”的实物载体，不仅从正史文献，也从传世的书法卷帙中探索制度的运行踪迹。恰在此时，这批文书提供了契机，使学界的认识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徐谓礼的告身、敕黄、印纸录白，反映南宋时期人事除授中文书档案制度的成熟，也呈现出以往不为人知的若干细节。通过这批文书，我们了解到当时相关制度运行的方式、程序、实态。这“实态”一方面是相当的程式化，体现制度的异化，并非如想象般地“运行”；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得以窥得制度的实际目标及其施行重点所在。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面世后，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反应。继2012年11月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之后，201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学术研讨会”；2014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出土文献与历史研究：7～13世纪”博士研究生研读班，也包括了有关徐谓礼文书的专题。我个人2014年春季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开设的“宋代文官选任与管理”（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ng Civil Service）课程以及2015年秋季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走向‘活’的制度史”工作坊，也都涉及文书中的内容。
出土文书带来了新研究的可能性，而将这可能变为现实，要靠我们的切实努力。就徐谓礼文书而言，尽管其性质相对单一，但我们的研究要秉持多面向、重综合、广格局、深追问的原则。
所谓“多面向”，主要是对于观察与研究的切入点、着眼点而言。首先，传统史学应该与田野考古工作相结合。如郑嘉励所说，文书是墓葬整体的组成部分，要结合南宋时期的墓葬理念、墓葬格局、墓葬形制，观察文书材料在特定墓葬随葬品“序列”中的原始位置。我们的研究着眼点，是要把特定材料“嵌入”历史现场[10]，力求还原其本初“意义”。其次，议题要充分拉开，要对文书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从目前对于官告、省札、荐举、考核的研究，对于给舍封驳、签署花押的研究，对于地方行政、发运司的研究，对于公文处理乃至书手书法的研究，等等，延伸出多方面的认识，挣脱出论题单一的窠臼。另外，我们要充分利用“录白”特点，既关注文书类型、文书性质、文书内容、文书结构、文书形制，也关注“录白”与原始文书的区别，这样才可能形成更为丰富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重综合”，主要是指材料的综合利用，相互发明。首先，要将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形成不同来源的“材料组”，彼此质疑、印证，这样才能改变我们习用的设问方式，真正深化我们对于相关制度的了解。其次，要善于汇聚不同类型的散在材料，例如文字材料中的石刻材料、书法作品、宗谱族谱，以及非文字材料中的各类图像、历史遗迹、墓葬群等，使我们对于文书自身及其制度文化背景、环境氛围的认识相对综合而非琐碎“散在”。
所谓“广格局”，主要是对于南宋整体的观察与研究而言。“点”状的研究本身并不意味着“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心中是否有开广的格局观。就文书解读而言，随文释义是重要的研究方式；而“义”之所在，不仅通过文书中的语汇字词表述出来，也经由充斥、渗透其中的倾向、气息体现出来。仅就文书讨论文书，不是历史学真正的出路。徐谓礼文书对我们而言，是思考的例证，是观察的线索，而不是聚焦的终极。现有的知识结构对于文书理解有重要帮助，但不能拘泥于既有框架；要以文书实例来丰富以往的认识，挑战以往的认识；要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前行，走出以往认识的束缚，争取对于宋代制度格局有新的体悟。
所谓“深追问”，是希望提醒我们这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善于提出问题，善于深化问题，是成功追索的关键。就学人普遍关注的印纸来说，徐谓礼时代的批书方式，可能比北宋规定细密，但从目前材料来看，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这一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盖着不少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能停留于表浅层次的论断，不能让我们的研究沦为具文。真正的“研究”，要继续追问如何理解这“制度”本身：世上本没有不经实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没有原原本本谨守规定的“实施”。就徐谓礼印纸批书中的考成文书而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尽管异化却有模有样、代价不菲的做法，在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退一步讲，即便如我们所批评的，当时某些做法是体制内“敷衍”的产物，甚至是各级人事部门对朝廷规定阳奉阴违的表现；我们也很难认为宋廷的行政官员、“行家里手”们根本不了解这类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问：这种循规蹈矩的“阳奉”，为什么会被认定有其意义；这种显而易见的“阴违”，为什么会被长期容忍。这些问题，都牵涉对于印纸性质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二
2014～2015年在宋代基本史料建设方面的另一大事，是《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的整理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众所周知，《宋会要辑稿》称得上宋代史料之渊薮，被所有宋史学者视为“看家”的重量级史籍。先父邓广铭在其自传中曾经说，抗战期间他到昆明不久，在傅斯年先生的强烈建议下，用自己的全部月薪购置了《辑本宋会要稿》，从此“把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11]。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辑稿》对于宋史学人的意义。
《辑稿》在辑录、流传、整理过程中的坎坷身世，一方面使其受到许多关注，辗转整理者不乏其人；另一方面因其部头太大，内容纷繁，甚至蒙罩着不少谜团，长期以来对其的整理研究被视为畏途，工作难以到位。研究者对于这一重要史籍的阅读利用，感觉诸多不便，学界一直期待严肃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
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着手进行《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准备工作。1988年，陈智超先生整理的《宋会要辑稿补编》面世。2001年，《宋会要辑稿·崇儒》在王云海先生指导下点校出版。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U盘版的《宋会要辑稿》数据库，可惜并未做全面整理。多年前，四川大学古籍所与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完成了《宋会要辑稿》的校点工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该电子版经台湾大学王德毅先生加工修订，纳入台湾中研院汉籍全文资料库，登上了海外学术网络，而当时国内学者却无缘直接使用，无疑是一大憾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倾力合作，2014年终于贡献出水准上乘的《宋会要辑稿》校点本。在喧嚣扰攘的时代里，能够致力于古籍整理研究，沉潜于校正纠谬，可以说是造福学界的“良心活”。这项工作不仅是比对整理，而且渗透着学术研究的心得。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鉴别文本、移正错简、添补缺漏、改正行款。多年整理过程中的甘苦和崎岖，非他人所能想象。
2015年，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由陈智超先生领衔，启动了“《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工作，争取整理出一部尽可能符合《宋会要》原貌的《（新辑）宋会要》。这一课题的起步点，建立在剥茧抽丝、回溯源流的基础上。20年前，陈智超先生在《揭开〈宋会要〉之谜》一书的出版序言中说：“（历史的）真相并不一定很复杂。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过程却非常复杂，并且永远不可能完成。这个过程，也就是一层一层地拨开当事人以及后人有意无意地所加的种种迷雾的过程。”[12]下决心进行这样一项探索性的整理工作，无疑需要学术的眼光与切实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