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兰亭雅集的原貌与变异
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二人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在会稽兰亭举行的修禊集会，是中国传统士人雅集的典范。这个集会是由既有民俗节庆活动转型而成的。三月三日上巳日，是中国古人到水边沐浴以除灾求福和男女相会的民俗节庆活动，葛立方（1138年进士）《韵语阳秋》云：“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涤，祓除去宿垢，故谓之祓禊。禊者，洁也。”[5]《诗经·郑风·溱洧》描写了民家在这天倾城而出，宴饮游乐的盛况。[6]《周礼·春官》也有“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的说法。[7]东汉时士人于三月三日成群结队修禊春游，显然士人已选择在民俗节日举行游赏咏唱的集会。[8]魏晋以后，将上巳节正式定于夏历三月初三日，是为春禊，作为岁时节会中的重要节日。[9]君臣乃至文人多利用此日为宴饮游赏之举，如魏明帝（206～239）曾于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与群臣饮宴，[10]晋武帝（236～290）于上巳日曾宴于华林园，命群臣赋诗，[11]《世说新语》也记洛下“诸名士”于上巳日“共至洛水戏”。[12]这些都说明魏晋君臣文人将上巳日视为优雅的春游雅集日期。
这种雅聚到王羲之、谢安诸人所处的东晋，有了更具体的情景与活动内容。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次聚会的四十二人，选择天气晴朗、徐风和畅的三月三日，在有山水亭园之美的会稽兰亭，饮酒赋诗。这一活动承袭建安十六年（211）曹氏父子与在邺下文人的西园之游，[13]留下各体诗文，具体呈现生动的活动内容。后世更借着名家之手，将此一山水胜景，名士汇聚、宴集游乐、曲水流觞、吟诗作赋的场景，以绘画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上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使得此一内容丰富、时间具体、环境优美而生动的曲水流觞，结合名人饮酒赋诗及书法名品的文化活动——兰亭雅集，成为从古迄今，在士人社群中流传不辍，历世弥丰的雅集典范及绘画的母题。
兰亭雅集在唐以后相继被模仿、复制。唐高宗（628～683）上元二年（675）三月上巳，诗人王勃（649～676）曾在云门主持一次模仿兰亭雅集的修禊活动，并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下《三月上巳祓禊序》。[14]宋仁宗（1010～1063）景祐中（1034～1037），会稽太守蒋堂（980～1054）也“修永和故事”，并留下诗句。[15]而在元祐年间以苏轼（1036～1101）为领袖所形成的文人社群，彼此既有书信往来、游山观水的活动，也有人数不一的文人雅集。如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赠邓润甫（1027～1094）的《武昌西山》诗，和者达三十人。此外士人也经常在王直方（1069～1109）、王巩乃至东坡家雅聚，李公麟（1049～1106）以绘画形式，将此场景以“西园雅集”为题呈现出来。这是融合西园之游与兰亭雅集，所形成的北宋晚期文人雅聚之集会。[16]到元至正二十年（1360），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刘仁本在三月三日召集瓯越名士四十二人，于余姚州署后山的秘图湖主持的“续兰亭会”，则直接承继一千零八年前王羲之兰亭集会遗绪，是具有历史传承与时代意义的文人聚会。[17]
唐代士人雅集的形式与内涵逐渐转型，且趋于多元化，超出兰亭会的样态。东晋的兰亭会，旨在体现中古社会高门世族高雅清旷、优游闲适的生活文化，是门第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表征。[18]及至唐代，通过科举取士，擅长诗赋的新兴士人在仕途上崭露头角，他们集会交流的形态趋向多样。初唐固仍多承袭六朝遗风，以皇室、世族、文学侍从为主体，但中唐以后，随着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确立，以举业为目标的文人群体不断壮大。为因应此一发展的人际关系与社群活动，产生以同乡、同僚为名的交游联谊，借诗文酬唱，以增进情谊的新集会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不仅参与活动者人数增多，形式也更为多元；出现了名为曲江宴、杏园宴等以进士同年聚宴、交游所形成的同年会，还有白居易在洛阳举行的七老会，及至大历年间（766～779）浙东诗人严维（757年进士）、吕渭（735～800）等人举行的松花坛茶宴等其他主题的聚会。[19]这些都是在科举考试中崛起的新兴士人组成的社群，其集会交流的方式，对东汉、魏晋以来西园之游，金谷祖道饯别，竹林七贤以及兰亭雅集等，固有继承，也有新的发展。
到宋代，士人成为政治、社会的主流，其文化活动与交流方式更为多元。宋朝标举文治，宽容士人并增设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大量拔擢科举新贵进入仕途。官员定期轮调，并有荐举制度构成升迁门槛，使得士人的社会网络增加，且需借交游以活络人脉。而印刷术的发达，书籍刊刻流传，及古文物大量出土，提供了士人求知与学习的便利条件；加上朝廷推广文治，追求复古，广搜典籍文献、器物，并通过画院培育艺术人才，与由馆阁、秘书省珍藏书画文物，明确彰显、提升书画艺术的价值，都使士人得以取得丰富多样的文物为资源，累积知识、培养兴趣，乃至成为与人共赏、交流酬唱的题材。士人群体不断扩大，可资利用的资源多，活动类型较唐代尤为多样，是宋代士人聚会交流的重要特色；像结社为文的诗社、怡老会、真率会、棋会、酒会、乡饮酒礼、同年聚会，乃至曝书会、茶会、中秋聚会等，种类繁多。他们借着题跋、序、记等文体，记录活动内容及其意见、感受。这些文字不仅见证宋代士人精彩多姿的文化活动与营建人际关系的样态，也构成宋代文学与艺术发展的重要成分。熊海英教授对北宋士人相关雅集，有相当简要却突出的论述。[20]他指出宋代新型的士人集会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继承传统之余，并不全然接受魏晋士人集会的形态与心态，实则多有创新。对融合山水诗、书、画与酒的兰亭雅集的表现形态与内涵的超越，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本文的论述将聚焦于南宋至元代的现象。
三 南宋士人“兰亭雅集”的形态与内涵
南宋士人数量增多，聚会交游的方式与品味雅俗兼具，游赏的形式、时间、地点更趋多元化，其中多取兰亭为喻。
绍兴三年（1133），南宋肇建伊始，就有士人仿王羲之修兰亭褉事。葛立方举仁宗景祐中会稽太守蒋堂修王羲之父子雅集故事，却赋诗表达对献之不成诗的讽意，说“一派西园曲水声，水边终日会冠缨。几多诗笔无停缀，不似当年有罚觥”[21]。葛立方并举自己的父亲葛胜仲（谥文康，1072～1144）晚年卜居宝溪上，在溪滨建观禊堂之事。葛胜仲于绍兴三年，仿效780年前兰亭故事，与客同泛舟游赏，作诗自述他们不似右军“痴生死情缠绵”，而是更为豁达恣意：“吾党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细腰女，舞袖轻向旋。且毕今日欢，不期来者传。”[22]
南宋中期士人仿效兰亭雅集在上巳日聚会时，共同鉴赏王羲之的《兰亭序》帖是一大特色。这是孝宗淳熙年间，一批对兰亭序的书法具有高度兴趣的士人官僚聚会时的主要活动。王羲之《兰亭序》帖是中国书法的极品，又为宋君臣所雅好，但真帖不存，摹临乃至拓本繁多。南渡以后，掀起收藏与鉴赏热潮，不仅出现像尤袤（1124～1193）、沈揆（1160进士）、王厚之（1131～1204）、汪逵等重要的收藏、鉴赏与研究者；[23]宋廷更借兴建秘书省馆舍，将北宋时期分储不同殿阁的书画器物，集中储藏管理，并由馆阁之士直接取代北宋画院的画师，实际负责鉴藏整理等工作。丰富的国家典藏，成为国家育才，及官僚艺文陶铸的重要资源。[24]在政策激发下，众多雅好书画的同道在聚会中，每以《兰亭序》作为怡情交流的媒介，是在一般游赏、酬唱、赋诗之外，更具雅意的集会。这样的赏玩雅集，超越个人式的鉴赏题跋，是更切合兰亭主题的群体活动。
这类活动，首先见于淳熙九年（1182）上巳日，朱熹（1130～1200）与友人观赏王厚之所藏包括《兰亭序》在内的金石书画。淳熙八年（1181），朱熹奉宋廷之命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后，于次年三月游历至会稽，与友人在上巳日禊饮于会稽郡治的西园，并共赏王厚之珍藏十二幅《兰亭序》及金石、书画；陈傅良（1137～1203）亦在同行之列。[25]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兰亭序》的收藏名家沈揆升任秘书监，自此迄淳熙十四年（1187）五月出任江东转运副使的三年半的时间里，[26]先后有四次与秘书省同僚或在京友人游赏并鉴赏《兰亭序》的雅集。淳熙十二年（1185）九月，沈揆的同年王信（1137～1194）奉命使金贺正旦，三馆之士共有十四人，在史退傅北园与他饯别。沈揆即出示自己珍藏的定武本《兰亭序》与友人共赏，参与者包括时任敷文阁待制同修国史的洪迈（1123～1202）及尤袤、莫叔光（1163进士）、范仲芸、邓驲（1175进士）、倪思（1147～1220）、罗点（1150～1194）等人。[27]李心传（1167～1244）曾在淳祐元年（1241）四月记下这一聚会的佳话，说：“实沈贰卿于群玉暨史园，两尝出示坐客者，而尤公遗墨在焉，其为定武真帖不疑矣。前后同观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间盖有出处与隆替对者，自是右军辈人物。”[28]这是士人借交流集会，观赏《兰亭序》帖，可以说是在情境上，最贴近王羲之的历史记忆。他们在雅集时共赏个人珍藏的《兰亭序》帖，并以诗文唱和或留下题跋，这当是北宋元祐年间西园雅集在诗词唱和之外，兼有鉴赏古董字画的延续，具较强烈的雅趣追求。[29]参与这类雅集的士人通常都具备相似的出身背景或仕历条件，如出身于富贵之家，得以收藏珍贵文物、擅长书画或有相当的学养，具典藏或雅好兰亭帖的鉴识能力，任馆阁秘书省等清要官职等，最是此类士人官僚的典例。这些士人官僚彼此交游，聚会频繁，其活动内容较一般士人官僚的聚会更具雅意。
此后沈揆与诸友的聚会主要在西湖赏景赋诗，未见赏兰亭帖。淳熙十三年（1186）春上巳日，陆游除知严州，赴京受命。馆阁友人杨万里（1127～1206）、沈揆、尤袤、莫叔光，邀他游西湖、张氏北园、天竺寺，赏海棠，题韵赋诗，持杯酌酒，杨万里有诗相和。[30]十四年杨万里又约沈揆、尤袤、王厚之、林宪（字景思）等人于上巳日游西湖，作十绝句呈同社。[31]
到南宋中晚期，士人官僚仿兰亭雅集选择于上巳日聚会游赏赋诗，有文字可稽的有两次。其一是嘉定六年（1213）陈宓在知安溪县与友人偕子侄出县衙，登山临水，饮酒赋诗的雅集。陈宓（1171～1230），字师复，号复斋，福建莆田人，是孝宗名臣陈俊卿（1113～1186）之子，少登朱熹之门，长从黄榦（1152～1221）游。嘉定三年秋（1210）受知泉州邹应龙（1172～1244）之召，任属邑安溪知县。[32]安溪县是泉州最偏僻的穷乡，“地无重货，商旅不至”，“地逾百里，荒远而民贫”。[33]他到任之后，积极改革弊政，设赡学田，惠民局，安养院，建龙津桥。[34]勠力学校教育，刊刻司马光《书仪》，劝谕百姓服药戒巫，劝农谕俗，推动教化。[35]经过两年的努力，到六年上巳日才有心情邀集亲友，寻胜地、赏良辰，“东出龙津桥，步登高山，山上有台，翠旁远，下瞰曲湍，如过几席，杯行到手，疾如飞羽，咏《兰亭》之章，如与昔人同此一席”。接着西登凤池桥，拏舟抵流惠亭，酒半各赋诗，假笔旁舍，即景成咏，不烦钩索。“回泊双清阁，五峰屏立，一水镜净，觞一再引，日薄暮，意恋恋犹未足，嗟乎！乐不可极，游不可放。斯集俱同心友，又子侄偕来，向之数美，今兹尽偿，其所得不既充矣乎。”遂以仿王羲之之兰亭修禊事为韵，并书序文。[36]
其二则是理宗宝庆三年（1227）由临安府尹户部尚书袁韶（1187进士）召集幕僚十三人于上巳日修禊事于西湖，拟承继晋永和兰亭禊事的雅集。作记的程珌（1164～1242）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兼侍读；他的记文显然是要借在西湖游赏之乐，与“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观”联结，认为是继晋永和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的洛滨之游后的盛会，而聚焦于在西湖一日的游赏诗歌酬唱：“且今日之游，群贤毕至，举觞张圃之池，舣棹苏堤之柳，谒先贤之祠，仰千载之风。羽衣翩跹，抱琴而来，弹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云》之操。已而联辔孤山之馆，引满海棠之下。是日也，晓烟空蒙，昼景澄豁，睹物情之咸畅，喜春意之日新，却弦断管，一尘不侵，越嶂吴山，尽入清赏。凡贩夫所粥，毕售于公。左右游桡，不令亦舞……于是乐甚，献酬交举，或哦坡仙之什，或论晩唐之诗，颓然西景，放舟中流。”从程珌描述的西湖一日游可知，其活动的人数虽不多，但留下记录动静兼顾，内容较之晋唐雅集更丰富多样，因此留存“是集也，傥有以纪之，宁能多逊兰亭、洛滨邪”之赞。这时的士人虽处于升平繁荣的年代，也自觉不能仅以兰亭士人逍遥避事自况为己足，而是冀中兴之望，“虽然，吾侪亦岂燕安于是哉！他日舆图尽版，护跸上京，则追洛水之游，寻曲江之胜，未央也，尚当续纪之”。[37]
南宋士人雅集性的文化活动较之前代更为多样。南宋业儒任官的士人增多，人际往来频繁，聚会绵密，游赏活动增多、类型多样，如各种耆老会、率真会、诗社、棋社、乡饮酒礼。同年同僚之间以节庆如中秋茶酒为名的聚会，普遍流行，各种文物都成为同道、同僚共赏怡情的资源。这些不同形式的聚会或有以上巳兰亭为名，或仅取其名而变其形。如标榜以举业相砥砺的青云课社，于嘉定十二年（1219）由徐鹿卿（1189～1250）召集，其以文会友、以文辅仁，共同以砥砺科举时文为目标；[38]又如陈造（1133～1203）所述在高邮贡院举行的乡饮酒礼，活动过程虽也饮酒赋诗，与兰亭雅集类似，但认为兰亭会无诗者罚酒，属于欢饮的性质，而此次乡饮酒礼并未罚酒，属于礼饮，[39]明显与兰亭会诗文交流的目的相异；甚或也有如程珌借机批评东晋兰亭会过于消极，而以中兴自期者。活动的方式，有同僚的聚会，如三十六岁的王十朋（1112～1171），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底任绍兴府签判后，[40]次年十一月与八位同僚经镜湖，至会稽县南三十里的天衣寺游历，留下相关诗文，雅会的兴味不逊兰亭。[41]除同僚游赏外，也有由地方长官召集的聚会，如前述知安溪县陈宓与僚友登山、临安府尹袁韶召幕僚共游西湖。雅集的举行地点中，杭州西湖显然成为会稽之外的重要地方，此外还有泉州安溪，这显示区域性活动增多。由于南宋士人参与的群体活动趋于多元，即便仍以兰亭为名，与东晋原貌相较，亦多变易；这种现象或与士人在仕进过程中，异动频繁，必须不断参与各类聚会以排遣时光、结交同道、经营人脉，而发展出雅俗有别的文化活动，关系密切。
以兰亭为名的交流名目虽多，但职任转徙频繁，多属临时或同僚随意性的聚会，组织较为松散，与南宋晚期以后，有领袖人物、定期聚会、组织较为严密的诗社有别。[42]南宋晚期，科举竞争激烈，仕进不易，出现众多漫游江湖、行谒权门的士人，及虽获功名，因仕途壅塞，而居家待阙的低层选人。他们所形成的社群日益增多，成为晚宋的特殊景象。周密（1232～1298）《武林旧事》和吴自牧（1161～1237）《梦粱录》提到杭州士人所组成的西湖诗社，都是“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43]，为一般士人组成的江湖诗派、词派的社群。其活动的内容，也从原来较随性、质朴的赋诗、抒情，发展到多数文人借节庆宴会或群聚宴游时，雕琢、推敲、讲究格律的研习，乃至竞赛，其组织性与群体意识增强，与兰亭一类较随意的游赏联谊雅集，明显有别。
四 宋元易代之际的士人雅集
蒙元入主中国，不仅是改朝换代，更是由夏变夷所带来统治体制的极大变革。这一转变对于在两宋既有体制及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士人而言，有着巨大的冲击，需要在心态上有所调整。不过，蒙元政权的文禁不严，其统治政策颇具包容性，因此，随着局势的缓和，旧朝遗士逐渐由敌视而接纳新政权。这些旧朝士人在新政权下的遭遇及其转变，可从彼此聚会时的心情中显露出来。
蒙古征服金宋之后，旧王朝的士人各以不同的态度面对新政权的统治。在北方，元初重要学者兼官员王恽（1227～1304）所记载的北方士人雅集即具代表性。至元十一年（1274）蒙古亡宋之前，王恽曾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当年三月上巳日，王恽与平阳府同知张明卿、治中忽德辉、前平阳府判官张傃（字行甫，北燕人）在平阳（今山西临汾）晋源乡兰庄刁氏的醒心亭禊饮并赋诗。[44]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恽暂回卫州汲县家居，也于三月上巳日，约二三知友燕集于当地林氏花圃，重修永和兰亭故事，“所有事宜，略具真率。旧例各人备酒一壶，花一握，楮币若干，细柳圈一，春服以色衣为上，其余所需，尽约圃主供具。秉简续咏，辨追洧水欢游；禊饮赋诗，修复兰亭故事”。[45]这两次参加雅集的人数不多。第一次恰在忽必烈发动大规模南征的前夕，在山水清音、野卉留香的兰庄，虽得“暂脱帕车三日妇，怯怜时序百年心”，但心情未见快慰。第二次则在忽必烈灭亡南宋后，王恽自燕返乡之际，与同乡知己于上巳日相聚。两次聚会方式像一般士人真率之集，但追寻兰亭禊饮，显示兰亭为此时北方士人雅集的通称。
蒙古征服南宋后，北方士人官员也曾参加江南雅集。兹以魏初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杭州参加以兰亭为名的雅集为例。魏初（1232～1292）出生于北方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任职江南行御史台。至元二十三年他与南台御史马煦（字德昌，1244～1316）同巡历至杭州，与杭州士人一起到钱塘门外陈氏山庄的此君亭。“亭在万竹中，轩户足清，杯盘足古。酒数行，谈议蜂起，笑谑间作，觞猛于阵，诗严于律，熏陶浃洽，其气象有大不凡者。明日诸公咸有乐府，以歌咏其事。又令子昂赵君图之，且嘱余序所以意。”[46]从魏初的序文中可以看到蒙元官员与当地士大夫的聚会场面是热闹欢乐的。此次聚会未必是上巳日，但取法晋唐兰亭或竹林七贤、洛下九老会以“托物兴怀，自得天地之妙”的用意十分清楚；而时年三十三岁、已展露诗画才艺的赵孟頫（1254～1322），受命以图像记录这次集会，更通过此次雅集见证北方士人面对新政权的心情。
相对于北方士人，江南士人对新旧政权递嬗的冲击感受颇深，而其则需要时间来抚平。蒙元征服江南，不仅改变了士人的政治地位，且使其生存于相对险恶的环境中。虽然基层的官员与士人所受冲击较小，其社会关系与地位相对稳定，但面对新环境的急骤变化与挑战，他们同样借与友人聚会，宣泄、抒发忧闷的心情。
士人处于政权交替的处境与遭遇，可由四明人戴表元（1244～1310）所撰二篇比附、对照兰亭的聚会之序文得知。戴表元是四明奉化人，字帅初，一字曾伯，号剡源先生，曾受业于王应麟（1223～1296）、舒岳祥（1217～1301），并与降元的袁洪（1245～1298）友善。他是著名元代四明士人袁桷（1266～1327）的老师。宋恭帝（1271～1323）德祐二年（1276），元兵进逼宁海、奉化，曾任建康府教授的戴表元早在前一年（1275）归乡。为避兵乱，他与舒岳祥等人辗转流徙，生活困顿，对兵乱导致的离乱感慨至深。这种遗民心情使他对陶渊明的诗文有更深的理解。[47]等到局势稳定，戴表元返回四明。此时的文士多借诗会抒发对易代的感伤与故国之思，像陈著（1214～1297）即于至元十四年（1277）丁丑九月九日借赏菊之名，组织以诗抒发对时局变迁感怀的诗会。[48]
至元二十三年（1286），久居家乡，馆于袁洪家，教授袁桷的戴表元，以四十三岁之年来到杭州，与由外地游寓士人，如山阴徐天祐（1262进士）、会稽王沂孙、台州陈芳、番禺洪师中及受杨大受之邀而移居杭州的周密（1232～1298）等，与杭州士人群体有密切往来。周密于当年三月五日，约集杭州及游寓士人共十四人至杨大受所营建的流觞曲水游赏，修兰亭故事。当天适逢大雨，六人缺席，遂移至临池的堂背宴集，共同观赏周密所收藏珍贵古器物。他们以抚琴观书、吟歌饮酒为乐，“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穷达壮老之历乎其身也”，并感慨“晋之既迁，名士大夫侨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愿为盛时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而何择于禊之有？”既以古况今，致“壮者茫然以思，长者愀然以悲。向之叹者欲幡然以辞。既而曰：‘事适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饮酒而已，非叹所也。’”周密责各人赋古体诗，编成《杨氏池堂宴集诗》，请戴表元撰序。[49]从戴表元序文，可以看到易代之初，江南士人对时局的变易仍不能适应，借由诗文抒发他们内心的悲怆，吐露遗民情怀。
至元甲午（1294），戴表元到会稽，参加官方色彩浓厚的兰亭会。在他所撰《游兰亭诗序》中，述及至元三十一年部使者王公与继任者狄公曾分别修建右军祠塾及右军肖像，于三月三日由王氏子孙祭拜外，更行永和修禊故事，并由书塾诸生诵永和诸贤兰亭诗。旁观者“缝衣峨冠，弥巷满谷。山翁野叟，奔走出睹”，与会者“音容谐同，情礼清鬯，凡在饮者无不欢惬”，戴表元赞叹“美哉游乎！自吾具耳目以来所未始睹识也”。时人虽比于永和诸贤，但戴表元认为“人苦不自知，当永和诸贤，徘徊几席间，取快一时，岂暇豫期后世。事若然者，徒败人意耳”。遂取右军诗为韵，每人探一韵成若干篇，由表元为序。[50]从序文的内容看来，当时官府似颇重视兰亭会，士人也想借修禊故事，进一步自比、思索永和诸贤的想法与态度。此时宋亡已十五年，士人多走出亡国阴影，认同新政权，因此认为古今无法相比，希望会友抛弃纠结，“今日之事，且极饮为乐”。
而入元后不仕的邓牧（1247～1306）与友人举行修禊故事则是江南士人另一种心情。邓牧，字牧心，钱塘人，自号三教外人。自幼读书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宋亡后，绝意仕进，游方外名山；元贞二年（1296）至绍兴山阴，被延至陶山书院。离开杭州到绍兴的邓牧错过了杭州友人在西湖的修禊聚会，而兰亭右军祠在这年的三月三日亦有活动，邓牧虽然受邀却没有参加，反与少数友人在镜湖举修禊故事。此事见于他留下来的两份修禊的序文。他与陈观国（字用宾）、刘邦瑞、胡侨（字汲古）三人会于镜湖佛寺，遥望兰亭，举行褉礼。礼毕，游春波桥、禹庙，场景欢乐，“有浩歌者，有瞪目视太虚者。有连举大白不置者……间有起复坐喧笑，亦不暇恤”[51]。但众人也感伤自晋迄今景物虽无大变化，天运却是无情，因而相顾叹息。邓牧则以豁达的心情看待：“千万世，一日之积也。千万人，一气之分也。死死生生于天地间，如阅传舍……以死生为大者，前此盖未悟尔。”[52]事后，杭州友人告知邓牧西湖之会有十四人举行修禊并赋诗，以他未参与为憾，请他作序。他提到，“余追思醉越时，坐念西州故人，其乐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独得知其乐其悲乎哉”[53]。从序文来看，邓牧婉辞右军祠之会，可能与其官方色彩有关。邓牧选择与少数不仕的士人朋友私下在镜湖举行禊会，而其杭州友人的修禊故事也可能是不仕士人。他们似乎都借着雅集以豁达相勉，抒发苦闷心情，回避对现实的不满，这与入元之初南人的心态已有相当差异。
从上述士人以兰亭修禊为名的聚会，可以看到易代之际南北士人的聚会模式与心境有别，南方士人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微妙变化。王恽在平阳的修禊会是官员之间的活动，而在汲县则是王恽与乡友的聚会，其场景实与永和兰亭会有别，真率会的倾向较明显。魏初仕宦南台，与同是北士的御史马煦参加在杭州的江南士人的雅聚，则颇有兰亭兴味。不同于北士官员出席的场合，四明戴表元入元后的两份参与兰亭会的序文，则突出了遗民心态的转变。至元二十三年戴表元在杭州以遗民之姿参与周密等十四人的雅集时，虽游赏美景，观赏珍贵文物，但仍表露出江南士人在新政权统治初期的苦闷与困顿。到至元三十一年，戴表元参与北来官员因会稽兰亭右军肖像落成所举行的雅集，所撰序文则不见遗民之忧愤。然而，钱塘邓牧则婉拒此一官方色彩浓厚的褉会，选择友人举行的私人活动。邓牧在相关序文中虽示豁达，却可能反映了江南士人面对新统治环境犹心怀忧惧，不敢于诗文中坦然表达他们对新朝的态度。
五 元末士人雅集与续兰亭会
宋金治下的士人面对蒙元侵犯及政权转变，在适应与认同上颇有转折。初期由于政治利益与社会身份的冲击，士人对新政权产生敌视、无奈悲怆的心情，出现继金末、宋末以后士人多元的集会形态。随着元政权趋于稳定，士人的文化活动形态也有明显的变化。他们以诗词酬唱为名的雅集活动增多。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是士人延续宋末以来群体性的结社活动。江南士人在政权递嬗时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有二：一是原有官职的士人若不顺服新政权，身份地位无法保障或因战乱漂泊居住，生活困顿，对新政权不免怨怼、疏离；这些不得意者聚会时，多借诗文抒发心中的愤懑。随着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渐趋恢复，返乡者仍须建立人际网络，谋求长久性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蒙元朝廷在经历一段压制征服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采取相对温和的手段，弭平创伤，化解对立，甚至须拉拢在地有名望的士人，维持秩序或兴学校推动教化，如宁海人舒岳祥为宝祐四年（1256）进士，曾知定海县，宋亡不仕，以诗文自遣。景炎元年（1276，元至元十三年）元兵进逼宁海、奉化等地，舒岳祥为避兵祸，辗转流徙，生活十分困顿，对乱离多有感慨，对新政权多有抗拒之心。但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舒岳祥在七十四岁高龄撰写《宁海县学记》时，已强调“一统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术者也”，[54]此可以反映元廷统一全国后，江南士人对新政权态度的转变。[55]同样在宋亡后受战乱波及的戴表元也曾有诗劝袁桷之父袁洪任职元廷。[56]此外，像四明人陈著在蒙军进入浙东后，遭受极大痛苦，故国之思与仇蒙之意甚明。他于景炎二年（1277）九月重阳节时，组织以“菊集”为名的诗会。以赏菊为名，即深怀故国之思。[57]但到次年，诗会所表达的已由故国之思，转为人生徒行乐的感受。舒岳祥、戴表元与陈著的例子均说明大部分士人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心态有所转变与调整，[58]他们在度过战乱，消除对统治者信任危机之后，逐步对新政权有所认同，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互动趋于活络。不论是丧失旧政治舞台的士人官僚或寻找新出路的新锐士人，多借参与诗文酬唱的雅集活动，寻找新契机。
其次是士人仕进途径的改变。通过举业追求入仕，是两宋320年间士人谋求仕官仕进的主要方式。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可以获得政治地位、社会名望与经济利益，驱使众多士人迈向举业；士人仕官与升迁有既定的路径，但彼此的关系多元而复杂，如同乡、同年、同僚，都是建立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加上可资交流的资源多样，易于形成不同类型的聚会方式。入元以后，科举时废，大部分士人失去进身之阶，对仕途无望的士人多留在乡里营生或传扬儒学。[59]
科举废罢，担任学官与投入吏职成为元朝入仕的重要途径。众多为谋生而追求仕进的士人，即因地方长官拔擢，出任教授、山长或幕职，转变身份。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陈恕可（1258～1339）出仕西湖书院山长，[60]邓文原（1259～1328）应征为杭州路儒学正，[61]二十九年（1292）刘铉为徽州路紫阳书院山长，[62]成宗元贞元年（1295）被荐为茂才异等的袁桷（1266～1327）出仕金华丽泽书院山长，[63]二年（1296）王英孙延聘邓牧至陶山书院，[64]大德四年（1300）盛彪得吉水州学教授，后为镇江路学正。[65]前述戴表元即曾记录数位友人同时担任各地学官，他在大德五年有诗题云：“钱塘数友，皆不免以学正之禄糊口；邓善之（文原）得杭，屠存博（约）得婺，白湛囦（珽，1248～1328）得太平，仇山村（远，1247～？）得镇江，张仲宾得江阴，一时皆有远别。”[66]到大德六年（1302），五十九岁的戴表元也被荐出任信州路教授。[67]士人无论投入学官还是吏职，多借集会抒发情怀，增进情谊，并觅求仕进机会，形成游走各方的交友论道之风。于是以诗社雅集为名的群体文化活动，蓬勃发展。
在这两种因素的激荡下，入元以后雅集性的群体活动层出不穷，成为士人的主要文化活动，杭州即有西湖诗社、杭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等诗会，浙东有越中诗社、山阴诗社，浙西浦江有月泉诗社，江西有明远诗社、香林诗社，以及由文人组成的各种书会。[68]这些集会都在世祖、成宗期间兴起，为活跃于各地的士人提供交流的机会。
到元末，士人、士大夫交游讲学之风更盛。以诗文会友，题咏唱和的雅集诗社，更成为士人文化活动及建立人际网络的主要途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学史学者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注元代文学的展龙之论可为代表。依展龙所列，元末江南至少有二十四个雅集，尤其是苏州、松江、昆山、无锡、长洲、杭州、嘉兴、绍兴等经济文化中心，参加者主要是民间艺人、科场及仕途失意人士、宗教人士及官员。这些集会的次数多，规模大，如玉山雅集，前后举行诗会达五十次，参与者达一百四十余人。不少诗社组织严密，有召集人，诗题、评语及赏罚，并编汇成集。结社活动除了使士人得以文墨相尚，以道艺、文字相切磋，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以外，更是在仕途壅滞的环境中，士人借以建立人际关系而成就功名的重要渠道。正如刘诜（1268～1350）在《送欧阳可玉》中所说：“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则欲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69]
在元末众多的诗社雅集聚会中，也出现自比修禊故事的雅集。其一是至正十六年（1356）宋濂（1310～1381）与浦江友人郑铉（1295～1364）于三月上巳日到浦江县东桃花涧仿古修禊。参加这次雅集的士人仍然赋诗，并由郑铉结集成编，宋濂撰序。宋濂在序中，强调此次修禊是追寻《韩诗外传》所记上巳日“桃花水下之持”的郑国旧俗，持论“追浴沂之风，舞雩之咏叹，庶几情与境通，乐与道俱，而无愧于孔氏之徒”，与“晋人兰亭之集多尚清虚”明显有别。[70]而曾参与此次集会的同乡人戴良（1317～1383）在后记中更批评晋人永和雅集“其雅好游谈，耽嗜华藻，亦不免于君子之所讥，原其故，右军岂得辞其责哉！”与此相对，宋濂与友人之仿古修禊则具正面积极意义：“今景濂则不然，惧斯道之不闻，而末俗之益偷也。既以舞雩之咏勖之，复以山阴之集戒之，终篇数语，凛乎其可畏。呜呼，使晋诸人而闻此，咸以惜时叹老之心，而为汲汲求道之举，则当时士习宁有不振者乎。”[71]此例显示，在乱象已征的元末，部分士人并不像东晋士人那样清虚消极、随波逐流，反而积极向道。
其二则是由刘仁本（？～1368）于至正二十年（1360）主持，以承续兰亭会为名的“续兰亭会”。此次雅集不仅留下较丰富的史料，而且已有若干论著。文史学界针对元明政权更迭之际江南士人的心态进行研究，让我们对此次诗会有更清楚的了解。[72]不过，若将此次诗会置于元末雅集盛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当能凸显刘仁本传承永和修禊的用心与努力。
刘仁本，字德玄，号羽庭，天台黄岩县人，历官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至正十四年（1354）任方国珍幕僚，在庆元、奉化、定海、上虞、黄岩等地积极兴儒学，推动建设，并广泛结交浙东知名士人，乃至佛、道、山野之人，包括朱右（1314～1376）、贡师泰（1298～1362）、如阜、赵俶、徐昭文等，使浙东特别是绍兴一带，成为元末社会秩序稳定的地区与文人聚集的文化中心。[73]刘仁本除推动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外，对文化振兴尤为关心。他通晓诸史、百家、阴阳、卜技、名法诸学，尤其雅好玄学，崇尚晋人自然之趣。不仅慕东晋玄学名家孙绰“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而自号羽庭，亦将其诗文集名为《羽庭集》。[74]他到会稽后，感受到山阴兵乱之余，既有的兰亭古迹不存，于是在他驻节余姚州署后山的秘图湖上建雩咏亭，作为与士友聚会之所。雩咏亭虽不在会稽，但其环境与王羲之的兰亭相似。刘仁本认为晋人尚自然玄妙之风，至唐宋已失，“东晋山阴兰亭之会，蔚然文物衣冠之盛，仪表后世，使人景慕不忘也。……唐宋虽为会于曲江，率皆矜丽务为游观，曾不足以语此”。[75]为了追寻永和修禊的轨迹，直接师法王羲之兰亭会的做法，刘仁本在与永和八年（352）相距一千零八年的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三日，召集四十二人举行大规模的诗人雅集。出席者除官员与士大夫外，尚有军官与方外之士等绍兴名流。为接续兰亭诗会的精神，刘仁本要求与会者“仍按图取晋人所咏诗”，并接兰亭会上未完成的诗，而其内容则体现兰亭雅集的精神、气质与文采。[76]此次诗会之后，刘仁本集成《续兰亭诗》，他及朱右撰序并刻石。[77]至正二十二年（1362），刘仁本更将定武本兰亭帖刻石。[78]
六 结语
东晋永和年间王羲之聚集士人而举行的兰亭修禊，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与曹氏西园雅集、石崇金谷宴集并称的典范性士人雅集，且独具特殊意义。它是东晋门第士人将传统民间于三月上巳日在水上招魂续魄，执兰草以祓除不祥的习俗，转化为士人在春天万物新生之时，聚集于山水优胜处，酌酒赋诗的聚会。此会在崇尚自然玄学之风甚盛的东晋举行，因此诗文弥漫着清虚的气息，贴近时代的氛围。更特别的是，此次雅集留下王羲之典雅的书法，显现士人与景色、诗酒、书法交融的文化盛会，成为后世所追法、继承的典范。
随着时空的转变，唐宋士人的雅集，在继承旧惯之余尤有新的发展与变化。隋唐的科举取士，让新兴士人得以经由考试任官，形成政治社会上的优势群体；由于士人群体的扩大，人际关系更趋复杂，像同乡、同学、同年乃至同僚所建立的朋友之伦，既有相同文化背景，又有聚散离合情境，需要透过集会以交流情谊，相互唱和，经营人脉。因此新形态的聚会如耆老会、同年会因应而生。及北宋以后，更有诗社、曝书会、真率会，乃至乡饮酒礼、茶会等不一而足，士人交流频繁，内容增多。南宋以来，以繁盛的江南文化为背景，士人仕途壅塞，需广建人脉，获取荐举，以图升迁；更有众多不仕或低阶官员，为争取奥援或行谒求职，诸多功能与目的有别的诗社雅集等文化团体遂相继出现。出身富盛之家的士人，因收藏或鉴识《兰亭序》等书画文物成为名家，亦多借雅集性的聚会，共赏兰亭帖，书写题跋，鉴别真赝优劣，增进情谊。这些士人的雅集即使标榜兰亭，却不尽然在上巳日举行，其形式、内容更不全然与永和修禊切合，甚或多有歧异，而且多随性地联结或比较兰亭会，亦有新的诠释。因此，在日趋多元的士人交流活动中，兰亭仅成为象征性的雅集符号，未必为真实的模仿或继承。
宋元交替之际，由于南北环境不同，士人以兰亭为名的聚会在方式和气氛上也有显著差异。江南士人在既有诗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组织。部分江南士人在政权交替之际，因曾经历战事蹂躏或心怀亡国之念，其集会弥漫悲怆，而南下任官的北方士人所参与的雅集则显得轻松愉悦。及蒙元统治稳定，江南士人渐渐认同新朝之后，因科举举罢不时，规模狭小，士人需以吏入仕或任职学校以求晋升之阶，多借雅集结交同道并争取仕进，这使当时雅集的发展较之南宋不仅毫不逊色，且有较强的功利取向。
宋元士人以不同名目进行交流的修禊雅集，其形式及精神已与东晋讲求质朴的原貌相违，甚至出现追求儒者精神的例子。元末，宋濂在家乡与友人尝试融合古代习俗与儒家积极致道传统的桃花涧修禊，正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刘仁本在余姚试图恢复东晋追求自然质朴的续兰亭诗会，则是士人在长期形式化的聚会方式之后，欲返璞归真，追求雅集原貌的一项努力。
后记：本文初稿承陈雯怡、洪丽珠两位博士及邱逸凡先生提供修订意见，谨此致谢。
Exchanging Writings in the Polite Arts：The Lanting Gatherings among Official Literati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uang Kuanchung
Abstract：The Lanting Gathering（兰亭雅集）represents one of the ideal literary gathering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which bega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While the well-known calligrapher，Wang Xizhi（王羲之），invited 42 Southern celebrities and held a classically elegant gathering on March 3 of Lunar calendar in Huiji（会稽），the Literati Group had altered an ancient custom of expelling filth and congregating unmarried men and women into pure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of specific activities，many participants were engaged in writing poetry，producing aesthetic penmanship and simultaneously enjoying the delightful feast with wine. Some ancient records preserved the imagined scen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poetry and paintings，which became an imitable model of literati gathering with elegant cultural activities in sp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