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over，as a resul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ang-Song period and the rising of emerging educated class，the elegant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the Lanting Gathering had plenty variety of art forms and styles. The story of the Lanting Gathering based on well-bred literati from prominent families in the Middle Ages，were be inherited and then also be changed and innovated later，especially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Due to sudden changes in politic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the types of literati assembly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increased，and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became ever more pluralistic and diversifie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of literati bureaucrats who named Lanting Gathering as joined organizations in the Southern Song to the Yuan Dynasty. The article is concerning the implication of the Lanting Gathering，organizational changes of the associations，and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in the subjugation occasio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The Southern Song，Yuan Dynasty，Official Literati，Literary Gatherings，The Lanting Gath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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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黎臻《从人生趣味到诗歌精神——以两晋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52页；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第1～11页。
[2] 包括熊海英的《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衣若芬：《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集》，线装书局，2001；等等。此外陈一梅的《宋人关于〈兰亭序〉的收藏与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尤其值得参考。
[3] 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85～190页；唐朝晖：《元末续兰亭诗会及其文学史意义》，《兰州学刊》2010年第3期，第173～175页。
[4] 展龙：《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84～187页；谷侠：《元末玉山雅集研究综述》，《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67～72页。
[5]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第2a页。
[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76～378页。
[7]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12页。
[8]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第4页。
[9] 林木：《从兰亭修禊到文人雅集——对中国绘画史一个母题的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第80页。
[10] 《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74，第386页。
[11] （晋）干宝《晋纪》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转引自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2，第580页。
[12] 《世说新语》原作“诸名士共至洛水戏”，据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其“戏”即为修禊事，此段可视为上巳日出游记载。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第85页。
[13] 马尚玲：《从“西园之游”到“兰亭雅集”》，《语文学刊》2008年第1期，第16～18页。
[14] （唐）王勃：《王子安集》卷四《三月上巳祓禊序》，《四部丛刊·初编》第102册，上海书店，1989，据上海涵芬楼借景江南图书馆藏明张绍和刊本重印，第10a～11a页。参见林木《从兰亭修禊到文人雅集——对中国绘画史一个母题的研究》，第80页。
[15]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第1b页。
[16] 关于西园雅集，文学史与艺术史界有许多讨论。见林木《从兰亭修禊到文人雅集——对中国绘画史一个母题的研究》，第80～81页；薛颖、郎窦如：《“西园雅集”的真伪及其文化意蕴》，《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25～31页；薛颖：《元祐文人集团文化精神的传播——以〈西园雅集图〉的考察为中心》，《美术观察》2009年第8期，第97～100页；范凡：《雅集与宋代文人生活》，《数字时尚（新视觉艺术）》2009年第1期，第61～62页。
[17] 参见前揭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展龙《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唐朝晖《元末续兰亭诗会及其文学史意义》等文。关于元末续兰亭诗会的讨论，详第四节。
[18] 参见黎臻《从人生趣味到诗歌精神》，《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52～60页。
[19]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第12～14页；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0]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第131～137页。
[21]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第1b页。
[22]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九，第1b～2a页。葛胜仲生平，见（宋）周麟之《海陵集》卷二三《葛文康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1b～23a页。
[23] 黄宽重：《以艺会友：南宋中期士人对〈兰亭序〉的讨论》，发表于“游于艺：十一至十四世纪士人的文化活动与人际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待刊。
[24] 彭慧萍：《两宋宫廷书画储藏制度之变：以秘阁为核心的鉴藏机制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第13～40页。
[25]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729页。陈傅良之参与，见其为王厚之所藏撰写的题跋，收入（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七，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知不足斋丛书》第10函，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第15b页。
[26] 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南宋馆阁录·续录》，张富祥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244页。
[27] 凌郁之：《洪迈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45～346页。
[28] （宋）李心传所记，见其为洪迈藏品所撰写的题跋，收入（宋）俞松《兰亭续考》卷二，《知不足斋丛书》第10函，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第1b～2b页。案《南宋馆阁录》引《麟台故事》云：“宋三馆、秘阁官员升迁外补，众必醵会置酒，或集于名园僧舍，饮酒赋诗。”见（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六，《南宋馆阁录·续录》，第69页。
[29] 范凡：《雅集与宋代文人生活》，《数字时尚（新视觉艺术）》2009年第1期，第61～62页。
[30] （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九《上巳日予与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谦招陆务观沈子寿小集张氏北园赏海棠务观持酒酹花予走笔赋长句》，中华书局，2007，第1002～1004页；系年见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97～298页。
[31] （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上巳同沈虞卿尤延之王顺伯林景思游春湖上随和韵得十绝句呈同社》，第1110～1112页。
[32] （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九《安溪县复赡学田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3册，线装书局，2004，据清抄本影印，第14a～15a页；（明）阳思谦修，徐敏学、吴维新纂［万历］《泉州府志》卷一〇，《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4辑，台湾学生书局，1987，据万历四十年（1612）刊本影印，第7b页。考《泉州府志》，此时的泉州知州为邹应龙，因此，陈宓文中提到的邹某即邹应龙。
[33] （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九《安溪县安养院记》，第16a～16b页；同卷《安溪县丞厅题名记》，第19b～20b页。
[34] 除上引《安溪县复赡学田记》《安溪县安养院记》，见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九《安溪县惠民局记》，第15a～15b页；同卷《安溪县龙津桥库记》，第16b～17b页。
[35] 见陈宓所撰《安溪县到任谕俗文》《安溪县劝民服药戒约巫师文》《安溪县劝民造砧基簿》《回使府造砧基簿拟事件》《安溪县劝农文》，俱见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二，第1a～5b页。关于刊刻司马光书仪，见《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一〇《跋安溪县刊司马温公书仪》，第9a页。
[36] （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九《安溪县集右军字续兰亭记》，第27b～28b页。
[37] （宋）程珌：《程端明公洺水集》卷一〇《西湖禊事记》，《宋集珍本丛刊》第71册，线装书局，2004，据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影印，第4a～5a页。
[38] （宋）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青云课社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9b～20b页。
[39]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三《高邮贡院落成诗序》，《宋集珍本丛刊》第60册，据万历刻本影印，第20a～20b页。
[40] （宋）汪应辰：《汪文定公文集》卷一二《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46册，据清抄本影印，第3b～4a页；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一一《民事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76～177页。《宋史·王十朋传》未系年绍兴佥判之任，也没有提到王十朋在绍兴二十七年中第。汪应辰的王十朋墓志则首先提到他在二十七年中第，再提任官绍兴。根据王十朋的诗作《民事堂》，他在绍兴二十七年已受命绍兴佥判。该诗作于十二月，十朋已在绍兴。
[41] （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一二《游天衣寺》，第199页。
[42] 郭峰：《论南宋江湖词派的词社》，《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30～133页。
[43] （宋）吴自牧：《梦粱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第167页。
[44] （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一五《至元十一年岁在甲戌上巳日会府倅张侯明卿治中忽英甫前总判张行甫禊饮于晋源乡兰庄刁氏之醒心亭张侯行甫之子思诚息翁孺侍宴》，中华书局，2013，第 693～694页。
[45] 《王恽全集汇校》卷七〇《禊约》，第2988页。有关王恽两次修禊的地点与第二次的时间，承洪丽珠博士提供资料与意见，仅此致谢。
[46] （元）魏初：《青崖集》，《山庄雅集图序》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8b～19a页。
[47]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附录“四明文士活动年表”，中华书局，2009，第300～302页。
[48]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09～310页。
[49] （元）戴表元著，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卷一〇《杨氏池堂宴集诗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35～136页。《剡源文集》卷一〇《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7下～9下页。另参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21页。
[50] （元）戴表元著，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卷一〇《游兰亭诗序》，第141～142页。
[51] （元）邓牧：《伯牙琴·鉴湖修禊序》，《知不足斋丛书》第11函，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第31a～31b页。
[52] （元）邓牧：《伯牙琴·鉴湖修禊序》，第31b～32a页。
[53] （元）邓牧：《伯牙琴·西湖修禊序》，第32a～33a页。
[54] （元）舒岳祥：《阆风集》卷一一《宁海县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0b页。
[55] 关于入元以后，江南士人的遭遇与对新朝态度的转折与变化，及对遗民的讨论，学界已多有修正性的观点，如旅加华裔学者谢慧贤，及萧启庆、陈得芝、包伟民，乃至日本学者森田宪司等，都很具代表性。请参考相关学者论著，兹不赘述。另见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33页。
[56]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11页。
[57]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09～310页。
[58]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12～313页。
[59]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212页。
[60] 牛海荣：《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附录“元初宋金遗民词人活动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412页。
[61]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29页。
[62] 牛海荣：《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第413页。
[63]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36～337页。
[64] 牛海荣：《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第414页。
[65]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第348页。
[66] （元）戴表元：《剡源佚诗》卷四，收入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第532页；牛海荣：《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第415页。关于白珽任学官之处，缪氏蕅香簃抄本《剡源佚诗》作“白湛囦得太山”，与他本不同。考（宋）张伯淳《养蒙文集》之《送白湛渊赴太平》，可知“得太平”无误。见张伯淳《养蒙文集》卷九《送白湛渊赴太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8b～9a页。此条数据承洪丽珠博士提供。原注比对某一版本之《佚诗》与《养蒙文集》，得出“太山”应为“太平”之误。然而，此实涉及《佚诗》之版本问题。
[67] 袁桷所作戴表元墓志铭记表元六十一岁为信州教授，然《宋元戴剡源先生表元年谱》所引戴表元自述，明言表元出任信州路教授时为五十九岁。见孙茀侯《宋元戴剡源先生表元年谱》，载《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6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75～76页。此条数据承洪丽珠博士提供。又见管正平《戴表元任信州路儒学教授时间考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 113～117页。多谢邱逸凡先生提供论文。
[68] 展龙：《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84页。
[69] （元）刘诜：《桂隐文集》卷二《送欧阳可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8b页。本文所举之例多参用展龙《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第184～187页。
[70] （明）宋濂：《桃花涧修褉诗序》，收入陶宗仪《游志续编》卷下，阮元辑《宛委别藏》第5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23b～25b页。
[71] （元）戴良著，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山居稿》卷五《修禊集后记》，第51～52页。
[72] 参见唐朝晖《元末续兰亭诗会及其文学史意义》，《兰州学刊》2010年第3期，第173～175页；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85～189页。
[73] 唐朝晖：《元末续兰亭诗会及其文学史意义》，第173页。
[74] （元）贡师泰著，邱居里、赵文友校点《贡师泰集》卷六《羽庭诗集序》，第284页。
[75] （元）刘仁本：《续兰亭诗序》，收入陶宗仪《游志续编》卷下，阮元辑《宛委别藏》第5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21b～22b页。
[76] 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85～187页。
[77] （元）朱右之序见朱右《白云稿》卷五《上巳燕集补兰亭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初刻本影印，第17a～18a页。
[78] （元）刘仁本：《羽庭集》卷六《跋家刊定武兰亭帖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42a～42b页。
札记
大中宰相魏扶史事杂考五题
梁太济
两《唐书》不为立传的宰相
魏扶曾任宰相。一位宰相，两《唐书》竟然不为立传，这在唐人中是极其罕见的。何况这位宰相又系正途出身，历任清资，升迁亡故，皆无异常，其为相又恰在曾一度被认为是小太宗的宣宗朝，实在令人不解。今不揣浅陋，拟将散见诸书的零星材料略加汇聚，对其一生行实的大致轮廓，试作勾勒如下。
身世微不足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魏氏表》载其家世极其简单，仅只四代，且皆单传。父“昌”祖“盈”，皆无官位，本人“扶字相之，相宣宗”。子“筜字守之，刑部侍郎”。[1]
进士及第出身。《唐诗纪事》卷五一《魏扶》：“扶登太和四年（830）进士第。”[2]《旧唐书·郑余庆附孙从谠传》：“故相令狐绹、魏扶，皆父贡举门生。”[3]
为郎官，充翰林学士。郎官石柱题名司封员外郎第十一行、考功郎中第十二行，有魏扶题名。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魏扶：会昌二年（842）八月八日，自起居郎充。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赐绯，五月二十九日，加知制诰。四年四月十五日，转考功郎中。九月四日，拜中书舍人。并依前充。”[4]漏载何时出院。按，当在知举时，见下。
知举，放大中元年榜。《南部新书》所载即此期间事。李商隐《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礼部魏公》：“国以斯文重，公仍内署来。”[5]严耕望谓：“扶知是年春贡举，其始事必在会昌六年冬，盖即由中舍翰学出院知贡举也。”李商隐此诗，“尤为的证”。[6]
拜相。《新唐书·宰相表》：（大中三年，849）“四月乙酉，御史大夫崔铉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7]《唐大诏令集》卷四九、《文苑英华》卷四五〇载沈询《崔铉魏扶拜相制》，其中对魏扶的评价是：“天与全徳，性惟中庸，有致远之宏谋，负王佐之盛业。……爰委纲宪，仗名节而立朝，亦总地卿，尝会计而经国。纪纲式叙，征税益饶。”[8]《新唐书·李德裕传》：“（大中二年）吴汝纳讼李绅杀吴湘事，而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绅杀无罪，徳裕徇成其冤……”[9]按：《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二年十一月，已见“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10]奏事，此后直至拜相，其本官迄无变动，其为御史大夫，乃大中二年十一月前之事。李商隐《（为弟作）谢座主魏相公启》：“羲叟启：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授秘书省校书郎、知宗正表疏，续奉今月五日敕，改换河南府参军，依前充职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搜扬；大宗正之荐贤，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授班资，任重本枝，职齐载笔。”[11]拜相不久，其本官又曾迁宗正卿也。惜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失考。
大中四年六月戊申薨。是日之下，《新唐书·宰相表》仅书“扶薨”[12]，《资治通鉴》卷二四九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13]结衔有误。另，《旧唐书·宣宗纪》于大中四年载：“十月，中书侍郎、平章事魏扶罢知政事。”[14]其误更甚。
傅璇琮《魏扶传论》的三点商榷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是一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然而其中的《魏扶传论》[15]的撰写，作者似乎并未怎样用力，在资料上，于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16]、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17]之外，稍作补充；于见解上，亦未见有何新的突破。读后有三点商榷意见，如下。
一、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魏扶：会昌二年八月八日，自起居郎充。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赐绯，五月二十九日，加知制诰。四年四月十五日，转考功郎中。九月四日，拜中书舍人。并依前充。”[18]岑仲勉谓：“《郎官柱》封外有名，员外郎与起居郎同为从六品上，扶官封外，或在三年五月。”[19]当即指与“五月二十九日，加知制诰”同时。《传论》谓：“司封员外郎与起居郎同为从六品上，当为会昌二年八月八日以起居郎入院前，曾任司封员外郎。”[20]似是有意对岑说做出的更正。敝人孤陋寡闻，既未能把握岑氏作彼推断的缘由，更不了解《传论》作此更正的依据，今特存疑，识此求教。唯据孙国栋的研究，整个唐代，见于两《唐书》的自员外郎徙起居郎者，初唐无，中唐1人，晚唐1人；而从起居郎徙员外郎者，初唐6人，中唐19人，晚唐7人。他的结论是：“起居郎由补阙迁入，迁出以入员外郎为常途。”“员外郎品阶与起居郎虽相同，但员外郎负责实际行政，为中央政务的总汇，较起居郎为重要，所以起居郎多迁员外郎。”[21]《传论》改岑说似未必有何确据。
二、《传论》引《新唐书·李德裕传》大中二年“吴汝纳讼李绅杀吴湘事，而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绅杀无罪，徳裕徇成其冤。”其中只指出魏扶“积极配合白敏中，参与诬害李德裕”，[22]未指出此时曾迁官御史中丞。当日虽有中丞、侍郎相兼事例，如长庆四年十月壬寅，“以户部侍郎韦顗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23]然于魏扶，却是徙官，而非兼官。其《拜相制》特别指出：“爰委纲宪，仗名节而立朝，亦总地卿，尝会计而经国。”[24]表明在任“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前曾“委宪纲”，即官御史中丞。李商隐《为荥阳公与魏中丞状》中，魏中丞即魏扶，荥阳公为郑亚[25]。《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以给事中郑亚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等使。”二年二月，“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26]《启》系赴桂管任后所上，开首说：“某以九月九日到任上讫。”[27]又表明大中元年魏扶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放榜后，于年内即迁官御史中丞。
魏扶是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拜相的，拜相后，其本官曾由兵部侍郎迁宗正卿，《传论》也未揭出。据永泰二年官品令，宗正卿正三品，与户、礼、兵、刑、工五部尚书同，而诸司侍郎为正四品下，两者相差四阶。李商隐为弟作《谢座主魏相公启》：“羲叟启：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授秘书省校书郎、知宗正表疏，续奉今月五日敕，改换河南府参军，依前充职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搜扬；大宗正之荐贤，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授班资，任重本枝，职齐载笔。”[28]小宗伯，礼部侍郎；大宗正，宗正卿。羲叟自谓既蒙拔擢及第，又蒙征辟为“知宗正表疏”差遣，而其释褐之官又蒙自秘书省校书郎改换为河南府参军。表明魏扶拜相不久，其本官确曾迁至宗正卿。惜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失考。然《九卿考》并未列出在此期间另有何人曾任此职，这又从侧面证明魏扶迁宗正卿一事可信。不过这一疏失，不自《传论》始，也不自《九卿考》始，而是在司马光《通鉴》中即已这样。《通鉴》卷一四九载魏扶薨，于其结衔仍书“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同样忽视了拜相后业已迁官宗正卿的事实。
三、《传论》末谓：“《全唐诗》卷五一六载诗三首，《全唐文》则未有载。”[29]谓《全唐文》未辑载魏扶文，与实际不符。《全唐文》卷七五七魏扶名下曾辑载文二首：一为《请委录事参军专判钱物斛斗疏》，二为《对毒药供医登高临宫判》。[30]后者又见《文苑英华》卷五五〇，署魏牧[31]。按：《英华》所录判文，绝少晚唐人之作，魏牧绝非魏扶之误，《全唐文》误辑。魏牧或即魏牧谦误脱“谦”字致误。前者辑自《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其小传：“扶字相之。大中四年进士。宣宗朝官司封员外郎、考功郎中，累迁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2]并未漏列其曾官御史中丞。
魏扶的相业
魏扶大中三年四月乙酉拜相，四年六月戊申薨，为相一年另三个月。对他在这一期间的作为，两《唐书》、《资治通鉴》都没有哪怕是片言只字的记载，难道还有什么“相业”可言？钩稽旧籍，起码有以下两点可以谈一谈。
一、中晚唐计相的代表者之一：南宋洪迈为了追溯北宋前期准中枢机构三司的渊源，对中晚唐计臣入相的历程有过相当精彩的概括论述。其中即提到魏扶，认为是宣宗朝以判户部入相的第一人。《容斋随笔》卷一四《用计臣为相》：“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33]魏扶以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当始于大中二年五月。此前，周墀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事，二年五月一日拜相，罢判。接替者，崔龟从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而魏扶则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至三年四月，扶遂以兵部侍郎判户部拜相。其《拜相制》中特别提到，扶此前“亦总地卿，当会计而经国。纪纲式叙，征税益饶”。[34]值得注意的是，他拜相后仍然兼判户部，罢判当在他本官迁宗正卿时，接任者为令狐绹。《旧唐书》绹本传：“（大中）四年，转户部侍郎、判本司事。”[35]其时约四年初。可见魏扶的“相业”，是与“会计而经国”“征税益饶”紧密相连的。
二、复河隍土宇中的作用：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大中初，边鄙不宁，土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公（按：指白敏中）首奏兴师，请为统帅……先是河湟关郡界内在匈奴，自此悉为内地。……白公凯旋，与同列宰相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遽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万山川，古戍秦原象纬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36]魏扶诗，《全唐诗》卷五一六所录，诗题作《和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37]。《新唐书·宣宗纪》：“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十月），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38]诚如陈寅恪所言：“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非唐“自身武力所能致”。[39]然而唐朝廷一度积极争取，也是事实。上揭《剧谈录》即提到：“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40]魏扶《拜相制》中也有：“朕欲宣明号令，宏济生灵，致寰海之乂安，复河隍之土宇。尔从容奏议，朝夕揣摩，副华夏之具瞻，展舟航之大用。”[41]三州七关之复在魏扶入相前，诗则作于入相后。足见魏扶之入相，实与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有关，且又曾以其财政为后盾也。而维州、扶州之复，已是魏扶为相期间的事了。
魏扶的诗作和诗友
《全唐诗》卷五一六魏扶名下共辑诗三首。
其一《和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42]白敏中原诗，魏扶、崔铉、马植三相和诗，以及杜牧的《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全唐诗》分载于卷五〇八、五一六、五四七、四七九、五二一，除杜牧诗外，当皆辑自《唐诗纪事》卷五一《白敏中》。其原始出处，见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条[43]。诗作的背景，以及魏扶在其中的作用，已详前“魏扶的相业”节。
其二《贡院题》。当直接辑自《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九，今又见《唐诗纪事》卷五一《魏扶》。其原始出处，则能追溯至《南部新书》戊卷：“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44]榜出以后，据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魏扶又有《春闱于榜后寄在朝同年兼简新及第诸先辈》五言四韵诗。[45]李商隐也曾奉诗致贺：“国以斯文重，公仍内署来。风标森太华，星象逼中台。朝满迁莺侣，门多吐凤才。宁同鲁司寇，惟铸一颜回。”[46]与之相先后，又有无名子将《贡院题》诗“削为五言”，即将每句头二字削去，成一五言绝句：“叶落满庭阴，朱门试院深。昔年辛苦地，今日负前心。”将它变成了一首攻击举试不公的“揭帖”。此前会昌三年（843），王起再主文柄，取士二十二人，周墀寄诗致贺，王起和之，同榜门生亦一一奉和，盛况空前，一时成为举坛佳话。看来魏扶、李商隐本欲模仿，也想来个复制的克隆版，可是经无名子这么一搅局，全都泡汤了。
其三《赋愁（并序）》：“愁。迥野，深秋。生枕上，起眉头。闺阁危坐，风尘远游。巴猿啼不住，谷水咽还流。送客泊舟入浦，思乡望月登楼。烟波早晚长羁旅，弦管终年乐五侯。”[47]当辑自《唐诗纪事》卷三九《韦式》：“乐天分司东洛，朝贤悉会兴化亭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48]下载王起《赋花》诗，李绅《赋月》诗，令狐楚《赋山》诗，元微之《赋茶》诗，魏扶《赋愁》诗，韦式郎中《赋竹》诗，张籍司业《赋花》诗，范尧佐道士《赋书字》诗，白居易《赋诗字》诗。共九人之诗，其中即有魏扶此《赋愁》诗。白居易诗，以及其他八人之诗，皆被汪立名以《一字至七字诗》为题，作为补遗，辑入《白香山诗集》卷四〇。按：白居易大和三年三月底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裴度等曾于兴化里第置酒饯行。诗当作于此时。然据朱金城、王仲镛所考，李绅、元稹、张籍、白居易诗俱不载本集，大和三年春末王起、李绅、令狐楚、元稹皆不在长安，九诗所咏内容又悉与送别无关，两位皆谓“恐俱属伪撰”。[49]甚当。此处可以略加补充的，是魏扶大和四年进士才及第，大和三年春竟与政坛、诗坛耆宿有如此亲密交往，也令人颇难索解。
至于魏扶的诗友，从以上的叙述可知，虽然有记载说魏扶曾参与王起、李绅、令狐楚、元稹、张籍、韦式、范尧佐等“朝贤”为白居易分司东洛举行的送别诗会，既然诗会、诗作“俱属伪撰”，那么这个诗人圈子，魏扶与圈中诗友的交往，亦全属子虚乌有。李商隐、杜牧这两位晚唐诗坛的璀璨明星，虽然都有诗作奉上或奉献给魏扶，但在当日，一方是沉沦下寮的从事，一方是高高在上的相国或主司，地位悬隔，彼此之间也很难说存在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诗友关系。与魏扶确实存在着真正诗友关系的诗人，今日得以考见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许浑。许浑在晚唐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他的一些诗作曾被混入杜牧集中，足见两人的水平乃在伯仲之间。魏扶致许浑的诗作今已无一首存者，只能从许浑的诗作中来反观。
许浑《山居冬夜喜魏扶见访因赠》：“霜风露叶下，远思独裴回。夜久草堂静，月明山客来。遣贫相劝酒，忆字共书灰。何事清平世，干名待有媒。”[50]表明两人都还处于“干名待有媒”期间，亦即进士及第以前，即已深有交往。两人之交乃布衣之交。
许浑《夜行次东关（一作行次潼关驿），逢魏扶东归》：“南北断蓬飘，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塞（一作海）遥。劳歌此分首（一作手），风急马萧萧。”[51]诗下有刊刻者按语：“此诗二百九十八卷重出，今已削去，异同注为‘一作’。”诗题未书魏扶官衔，也未见有“先辈”等字样，同样是布衣之交的交往诗。
许浑《东陵赴京道病东归寓居开元寺寄卢员外宋魏二先辈》：“西风吹雨雁初时，病寄僧斋罢献书。万里咸秦劳我马，四邻松桂忆吾庐。沧洲有约心还静，青汉无媒迹自疏。不是醉眠愁不散，莫言琴酒学相如。”[52]据陶敏考证，诗中宋、魏二先辈即指宋邧、魏扶，同是大和四年（830）的及第进士。卢员外为卢弘止，大和八年已见自兵部郎中为昭应令，其历员外郎一职当在此前。许浑大和六年已进士及第，今诗中有“病寄僧斋罢献书”“万里咸秦劳我马”之句，当是业已赴举，复因卧病而罢考也。时间不外大和五年或四年，诗则作于该年“西风吹雨雁初时”，即秋末冬初。
可见魏扶与许浑确是诗友，是真正的诗友。两人间布衣之交的友谊是深厚的，而且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大中元年这一科或这一榜
围绕魏扶，叟已连发四帖，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兹特返回引起这一话题的出发点，重新捡起魏扶的贡院题诗和无名子的删诗这个话头，谈一谈大中元年这一科、这一榜。
李肇《国史补》，以及王定保《唐摭言》转录《国史补》，谈到唐代科场习气，提到：“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53]无名子的揭帖，可以说是当日对举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监督。表面上打着公正的旗号，实际上则维护着官僚集团或举子团伙中部分人群的切身利益和愿望。魏扶的贡院题诗：“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回顾自己孤寒及第的经历，表达了定将公正主司的决心。无名子则通过删诗制造舆论，将诗删改成：“叶落满庭阴，朱门试院深。昔年辛苦地，今日负前心。”攻击此科取人不公。彼此都有些什么背景呢？
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作于会昌六年（846）或大中元年（847）。书中强调指出他心中“窃惑之”的自会昌元年或二年以来形成的举场“坚如金石”的现状：“自去岁前五年，执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熟于上耳，固于上心，上持下执，坚如金石，为子弟者鱼潜鼠遁，无入仕路。某窃惑之。”[54]看来，魏扶以为使公卿子弟为孤寒让路即是公正的体现，并无改变现状的意愿。无名子的举动显然是在为“无入仕路”的子弟们鸣冤叫屈。于是在发榜以后，魏扶接着又有如下的行动：（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二］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令中选。’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后但依常例发榜，不得别有奏闻。’”[55]
朝廷强调只凭词艺，不问是否子弟、孤寒，态度似乎更其公正。但是由于既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予以保障，子弟、孤寒的公关等社会能量复相悬殊，彼此之间又怎能展开真正公平的竞争？于是在李德裕被再贬为崖州司户的大中二年或稍后，复有相当于无名子揭帖的诗句流传。《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56]毕竟孤寒占举子的绝大多数。孙棨《北里志》序言中谓宣宗朝进士科“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57]当是当日实情，非虚说也。魏扶之子魏筜，由于父系故相，大中末年也被人与故户部尚书郑浣之孙郑羲、故相裴休之子裴弘余、故相令狐绹之子令狐滈归于“子弟”一类，深遭诟病。[58]足见在大中元年这一科或这一榜之前和之后，举场的情况有了截然相反的变化。而在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即是魏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