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魏氏表》，中华书局，1974，第2660页。
[2]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一《魏扶》，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770页。
[3] 《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附孙从谠传》，中华书局，1974，第4169页。
[4] 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宋）洪遵辑《翰苑群书》，中华书局，1991，第29页。
[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73页。
[6]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六《辑考五下 礼侍》，中华书局，1986，第881页。
[7] 《新唐书》卷六三《宰相下》，第1730页。
[8] 《唐大诏令集》卷四九《大臣宰相》，商务印书馆，1959，第251页；《文苑英华》卷四五〇载沈询《崔铉魏扶拜相制》，中华书局，1966，第2279页。
[9]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第5341页。
[10]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21页。
[11]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详注，（清）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集》卷三《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97页。
[12] 《新唐书》卷六三《宰相下》，第1731页。
[13]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中华书局，1956，第8043页。
[14]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27页。
[15]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07，第162页。
[16] （清）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中华书局，1992，第337、461页。
[17] 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中华书局，2004，第319页。
[18] 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第29页。
[19] 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第319页。
[20]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162页。
[21] 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9、324～327页。
[22]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163页。
[23] 《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第512页。
[24] 《唐大诏令集》卷四九《大臣宰相》，第251页；《文苑英华》卷四五〇载沈询《崔铉魏扶拜相制》，第2279页。
[25] （唐）李商隐撰、（清）钱振伦笺、（清）钱振常注《樊南文集补编》卷四，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影印，第15页。
[26]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17、618页。
[27] （唐）李商隐撰、（清）钱振伦笺、（清）钱振常注《樊南文集补编》卷四，第15页。
[28]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详注，（清）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集》卷三《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97页。
[29]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164页。
[30]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七，中华书局影印，1983，第7859、7860页。
[31] 《文苑英华》卷五五〇，第2814页。
[3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七，第7859页。
[33]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用计臣为相》，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388页。
[34] 《唐大诏令集》卷四九《大臣宰相》，第251页；《文苑英华》卷四五〇载沈询《崔铉魏扶拜相制》，第2279页。
[35]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附绹本传》，第4466页。
[36] （唐）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29、30页。
[37] 《全唐诗》卷五一六，中华书局，1980，第5898页。
[38] 《新唐书》卷八《宣宗纪》，第47页。
[3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34页。
[40] （唐）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第29、30页。
[41] 《唐大诏令集》卷四九《大臣宰相》，第251页；《文苑英华》卷四五〇载沈询《崔铉魏扶拜相制》，第2279页。
[42] 《全唐诗》卷五一六，第5898页。
[43] （唐）康骈：《剧谈录》卷上《李朱崖知白令公》，第29、30页。
[44] （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黄寿成点校，中华书局，2002，第72页。
[45]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详注，（清）钱振伦、钱振常笺注《樊南文集》卷三《启》，第187页。
[46] （唐）李商隐著、（清）冯浩笺注《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第273页。
[47] 《全唐诗》卷五一六，第5899页。
[48]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九《韦式范尧佐》，第590页。
[49]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上《一字至七字诗》，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3862页；（宋）计有功著、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第三十九卷《白居易》，巴蜀书社，1989，第1049页。
[50] 《全唐诗》卷五三二，第6078页。
[51] 《文苑英华》卷二一八，第1090页。
[52] 《全唐诗》卷六三六，第6122页。
[53] （唐）李肇：《唐国史补》，载《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一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56页。王定保：《唐摭言》转录《国史补》卷一《述进士下篇》，中华书局，1960，第4页。
[54] （唐）杜牧：《樊川文集》第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78、179页。
[55]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第617页。
[56]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中华书局，1959，第74页。
[57] （唐）孙棨：《北里志》，收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一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2页。
[58]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第4468页。
唐代的科技、外贸与绘画
——唐史漫笔三题
吴宗国
一 科学技术对造就盛唐的意义
科学技术在唐朝的发展，这是大家都已经注意到的课题。但是科学技术在唐朝历史发展中到底起什么作用，科学技术与盛唐到底有什么关系，这却是一个唐史研究中大家似乎已经意识到，但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唐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专门史的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并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在几部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唐史的专著中，科学技术也都是不可或缺的章节，但是大多停留在孤立的学科内容的介绍上，科学技术在唐朝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1]。对于唐代的科学技术，人们经常注意的是天文、历法、数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而往往忽视技术领域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于天文、历法、数学等理论性学科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最大的，在古代首先是冶铁技术的提高和以耕犁为中心的农具的革新。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社会，耕作工具集中代表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决定一个时期的生产面貌和生产结构。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最先进的耕作工具就是耕犁，而耕犁的改进和普遍使用则取决于当时冶铁的技术水平和冶铁业普及的程度。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个新的技术和工具，从发明到应用到普及，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欧洲曾经在12世纪前后经历了一次农业革命，其标志就是重犁的使用和三田制的推广[2]。正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欧洲逐步完成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型。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全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农业也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从西汉中叶开始大犁的使用和深耕的推进。汉武帝以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东汉时期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记载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展开，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次则是随着南北朝时期灌钢技术的改进、完善，炼钢技术从官府向民间转移和铁产量的提高，带来了北方耕犁轻便化、南方江东犁即曲辕犁的发明和使用。到唐代，犁耕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包括传统的大犁耕作，逐渐在各地推广。成书于唐代的《夏侯阳算经》中有这样一段内容[3]。
今有生铁六千二百八十一斤，欲炼为黄铁，每斤耗五两。问为黄铁几何？
答曰：黄铁四千三百一十八斤三两。
术曰：置生铁数，以一十一两乘，以一十六两除之，即得。
今有黄铁四千三百一十八斤三两，欲炼为钢铁，每斤耗三两。问钢铁几何？
答曰：钢铁三千五百八斤八两一十铢五汇。
术曰：置黄铁数，以一十一两乘之，一十六两除之，即得。
这虽然只是一道唐代的应用数学题，但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涉及生铁炼为黄铁，黄铁炼为钢铁。首先，这不是简单的生产过程，而是反映了从南北朝到隋唐钢铁冶炼技术取得的空前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成就。东汉末年出现了灌钢技术。《北史·艺术列传》记载北齐綦毋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灌钢技术经过綦毋怀文的重大改进和完善[4]，使钢的品质大大提高，产量大幅度的增长成为可能。其次，《夏侯阳算经》作为应用数学题库收录了生铁炼为黄铁、黄铁炼为钢铁用料的计算方法，说明这种计算方法反映了普遍性的社会需求，也从侧面说明唐代已经广泛利用灌钢技术冶炼钢铁。
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为以耕犁为中心的农具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使犁铧变得轻巧和锐利有了可能。犁的改进和犁耕的推广，不仅为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南方广大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而且使得农民在生产上更加具有个体性和独立性，从而激发了他们在生产上的积极性。不论是向国家登记户口、田产的自耕农民，还是从地主那里租种土地的租佃农民，他们都力图在种子、口粮、生产生活的各种必要开支以及国税或地租所需之外，多生产出一些粮食和其他产品，包括经济作物和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业产品。这样，农民就可以借此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活，而且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剩余生产物，尤其是粮食。地主也可以因此而增加地租的收入，并且把作为地租收入的粮食以及其他产品投入市场，以换取货币和各种产品。只有粮食多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才能够扩大，社会分工才能扩大，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才能发展，城市才能够繁荣。唐朝前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盛唐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辉煌，就是这样形成的。取得长足进步的农业生产，支撑了整个唐朝的全面繁荣。
唐朝以后，耕犁没有大的发展。直到近代乃至19世纪80年代，我们仍可看到唐代耕犁的影子：江南水田耕犁与陆龟蒙在《耒耜经》中所述的江东犁（曲辕犁）是一脉相承的，北方使用的步犁与唐代使用的比较轻便的犁也很相像。特别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甘肃河西走廊不仅看到了出土的重达八九公斤的唐代大犁，而且看到田间几台二牛抬杠曳引的大犁同时进行耕作的壮阔场景[5]。
钢铁冶炼技术的重大进步，也为重大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保障。隋朝大兴城和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凿，能在短期完成，除了可以调集大量人力，科学技术的提高和比较好的工具也是必要的条件。这些工程都对计算提出了要求，而这又推动了建筑学、水利学和机械学的发展。
《夏侯阳算经》《辑古算经》就是为了满足当时工程计算需要产生的。正如王孝通在《上辑古算经表》中所说，“《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门，同欹邪之用”[6]，故作《辑古算经》。《辑古算经》全书二十题中，第二题至第十四题是关于修筑台、堤、河道以及修筑各种粮仓、粮窑等问题[7]。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学习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王孝通用几何方法而不是代数方法导出了三次方程式解法这样的新成果。在当时看来，数学不是一门理论学科，而是一门应用学科。建筑、水利、冶炼等，都要运用数学。
数学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二 海上丝绸之路与唐代的对外交往
关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当时的航线、来往的船只、往来的商品，都有深入的研究，但杨良瑶碑、长沙窑、“黑石”号等几个和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唐史研究者和广大学界的关注。
1.杨良瑶神道碑
杨良瑶，事迹不见于传世文献。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即杨良瑶的神道碑，才让我们知道了这位唐代宗、德宗时期的宦官，并且呈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效也。[8]
这段记载说明，贞元元年（785）四月，杨良瑶充聘国使，受命出使黑衣大食（西亚一带）。“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是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国家使团。他从广州出发，通过海路，“星霜再周，经过万国”，往返如期，完成了出使的任务。这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位航海到达阿拉伯地区的外交使节。也就是说，早在8世纪，中国的使团就已经通过海路，跨越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这比明代郑和下西洋早了6个多世纪。
1998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先生发表了《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9]，介绍了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的情况。2005年，他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10]一文中发表了《杨良瑶神道碑 》碑文的全部录文。2012年，荣新江据张文并通过实地考察发表了《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11]，对杨良瑶的聘使大食史事进行了全面的考订。从广州通往南海和阿拉伯地区的航线，在《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记贞元宰相贾耽所述“广州通海夷道”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中国文献中我们一直还没有看到在这条航线上活动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实物，因此杨良瑶的聘使大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荣文具体论述了这件发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在中西交通史和世界航海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但是没有能在唐史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
2.长沙窑和“黑石”号
关于长沙窑，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所认识，知道它是中国瓷器首先使用釉下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长沙窑瓷器的发现以及长沙窑的挖掘，对长沙窑的认识有了飞跃的进展。[12]“黑石”号的发现更使得我们对长沙窑有了更新的认识。经过许多考古和陶瓷学者的研究，对于长沙窑的特点，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唐代时期沉没的阿拉伯船只。船上打捞出大量唐代的瓷器和金银器。在6.7万件瓷器中，长沙窑的瓷器就有5万多件[13]，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长沙窑瓷器作为外贸瓷器的特征，并且向我们提供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生动的实物证据，由此也引发了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是长沙窑本身的生产与销售问题。作为唐朝后期第一大出口瓷器的窑口，它的生产流程、生产规模、销售渠道、订货渠道、瓷器上外国纹样的来源，等等，这些都有相关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
其次是长沙窑瓷器运往阿拉伯国家的运输通道。是从长沙直接运往广州，还是通过长江运到扬州？运到扬州后是先运到广州，还是直接装上去往阿拉伯的货船运往阿拉伯国家？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三是“黑石”号上的瓷器问题。瓷器作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量最大的商品，长沙窑的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全面系统地研究这艘船上作为对外贸易商品的瓷器，可以揭开唐代对外贸易产品和国内瓷器生产中隐藏了一千多年的秘密。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黑石”号上5万多件长沙窑的瓷器，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远远没有引起像古瓷研究者和一些热爱古代美术的青年学子那么大的热情。在中国知网所收的有关长沙窑的23篇硕士论文中，没有一篇是历史系的学生所写。
尽管古瓷研究者怀着巨大的热情，倾注了全部心血，关注和研究长沙窑的瓷器，企盼着“黑石”号上数万件瓷器和其他文物回归故土，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能对此起到一些作用的人员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批文物巨大的历史意义，因而没有大力支持并想方设法采取恰当的措施把这批文物赎买回来。
第四是“黑石”号上的金银器和铜镜等高等级物品的性质问题。其中八棱胡人伎乐金杯比何家村出土的两件八棱胡人金杯尺寸还大。铜镜中有十分珍贵的江心镜。这些皇家亲贵才能使用的器物出现在黑石号上，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是与杨良瑶出使大食这类海上使臣往来有关，还是为阿拉伯王室进行的特殊采购？还是其他什么？这也只能通过研究来揭开谜底，目前各种各样的猜测只能丰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3.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走向，尤其是起点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很多的研究。一般认为广州和扬州是两个主要的起点。广州，是通往南海和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港口，这在《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广州通海夷道”和《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早有记载。中外学者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题是扬州。扬州除了横跨东海直接通往日本，是否还直接通往南海和阿拉伯国家？扬州聚集了众多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可以说扬州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但是这种交汇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交汇？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是通过什么路线来到扬州的？是从广州通过陆路和内陆水道来到扬州，还是从广州换乘来往于广州、扬州的海船来到扬州，还是从阿拉伯直航扬州？这些都还缺少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证明。而“黑石”号上发现的扬州铜镜，特别是江心镜等扬州产品，似乎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黑石”号就是从扬州起航的。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通往南海、阿拉伯乃至非洲西海岸航线的开通，唐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日本、高丽的贸易，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成书于9世纪的阿拉伯文抄本《中国印度见闻录》载：
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Bassorah）、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原注：由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冲积泥沙所形成的浅滩阻碍所造成的问题，使庞大的中国船无法在波斯湾内通航无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促使了尸罗夫的发展。海船到达尸罗夫后，货物用吃水浅的小船转运到巴士拉）
同书又载：
故临有一个军事哨所，归故临国管辖。那里有水井，供应淡水，并对中国船只征收关税，每艘中国船交税一千个迪尔汗（原注五十个迪纳尔），其他船只仅交税十到二十个迪纳尔。[14]
法文译者索瓦杰指出，中国人也曾航抵波斯湾，中国大船排水量特别大。他还指出：“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15]英国学者思鉴在《公元九到十世纪唐与黑衣大食间的印度洋贸易：需求、距离与收益》一文中提出：“这种贸易在公元九到十世纪间是全球化的吗？在最简单的程度上，它确实是全球化的，因为它确实影响了现今位于世界不同角落的遗址——从最宽泛的地理角度上的印度洋海域——它的西部边界到达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向东则达中国和日本。来自于高度专业化的长沙窑和越窑的制陶群体内的数据已经勾绘出了发生于公元九世纪的工业变革和大规模生产的图景。”他还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长沙窑群是作为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试金石而兴起的。它的鼎盛时间很短，它的制造技术如此发达，它相对独立于帝国的管理和控制如此引人深思，它在中国之外波及的范围又是如此的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同某一时期印度洋上的贸易紧密相连，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特定时期的贸易。在这个框架内，它具有了一些早熟的全球化工业的特征。”[16]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几段话告诉我们，在唐朝后期中国商船已经到达阿拉伯的许多口岸，阿拉伯商船也从这些口岸直接开往中国。中国船体庞大，无法在遍布浅滩的波斯湾内通航无阻，因此尸罗夫成为中国商船停靠的主要港口。索瓦杰则指出了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思鉴则是以一位现代学者的眼光根据“勿里洞”号（即“黑石”号）等水下沉船的考古材料，从全球贸易的角度做出的论断。这对我们研究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上的意义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个问题是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以及对外贸易对当时国内生产的影响。唐代前期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到了唐朝中后期，陶瓷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而香料和珠宝，则始终是波斯、阿拉伯和南海各国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于是有了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不同的名称，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当时中外海上贸易。
关于唐代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唐代文献中特别是笔记小说中有不少相关的记载，提供了不少关于到达广州的外国船舶，在广州、扬州、长安等城市的外国商人活动的情况。
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由于保存下来的丝绸实物材料非常稀少，文字材料也很缺乏，研究起来困难是很大的。而瓷器的材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从亚非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唐代南北各窑口都有瓷器出口，而从“黑石”号沉船所载瓷器和阿拉伯地区考古发现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碎片来看，唐朝后期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瓷器出自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和广东等地窑口，而长沙窑的瓷器占绝对多数。“黑石”号沉船上大量的瓷器以及长沙窑遗址中发现的瓷窑等遗迹和遗物，为我们研究唐代对外贸易的规模，以及外贸对国内生产的影响提供了具体的实物材料，但要完成从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材料还是远远不足的。
三 唐代绘画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唐代绘画题材走向世俗化、生活化，即使是宗教题材的绘画，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世俗的内容。各种绘画形式，在唐朝发展成熟，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在唐朝都已经成为主要的绘画形式。而随着文人画的兴起，绘画已经不仅仅是适应宫廷和宗教的需要，不仅仅是对客体的反映，而且还用来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抒发自己的情怀。这也推动了唐代的绘画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与此同时，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在唐代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不论是构图、线条和色彩，还是透视方法的运用，都使唐朝的绘画和过去的绘画有很大的不同。
唐朝初年的绘画，仍然以人物画为主，并且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唐太宗曾命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唐初人物画，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图卷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步辇图》（宋人摹写？）。《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尽管一个个神态各异，极具个性，但大部分是孤立的、静止的一个人站在那里。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唐太宗、宫女、吐蕃使臣禄东赞和官员的群像，则更加具有动感。《步辇图》在构图上突出人物的主次、相互关系，在表现手法上突出人物的神态、动作，通过线条的描画，特别是透视的运用，把这些都立体地、动态地表现出来。看似简单的一幅人物群像，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表明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透视的巧妙运用，不仅把人物立体地表现出来，而且把人物的神态和关系通过形体，特别是通过眼神，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观者的面前。
唐代卷轴画流传到今天的屈指可数。而作为初唐到盛唐绘画主要形式的壁画则全景式地向我们展现了唐代人物画以及山水画的面貌，及其所达到的高度。虽然殿堂和寺庙的壁画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了，但是敦煌莫高窟和一些石窟寺，西安、洛阳等地的唐墓，都保存了唐代大量的壁画。特别是昭陵和乾陵的陪葬墓，由于墓主人是皇家成员和高级官员等亲贵之人，其中的壁画不仅形式多样，而且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准确捕捉，线条的灵活运用，特别是透视的巧妙运用，在艺术表现上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例如，当我们走进懿德太子墓的墓道时，在《阙楼图》和《仪仗图》前，突然发现前面的阙楼巍峨壮丽，仪仗队伍气势庄严，两边人物迎面站立，狭窄的墓道向两边扩展了很多，就像置身于阙楼前的广场一样。其实，这都是两边墙上壁画中的人物和场景。透视法的运用，达到了使狭窄墓道两壁上的绘画展示出宏大场景的艺术效果。
通过这一组两壁对称的《阙楼图》和《仪仗图》，可知唐朝前期画家对于透视的认识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对于透视原则的运用已经是如此的巧妙和得心应手。在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透视理论和焦点透视的运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也没有出现这种类型的作品。尽管如此，许多艺术史家在谈到唐代绘画时，对唐代壁画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更没有谈到这些以人物为主要对象的壁画对于透视的巧妙运用，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惊人的艺术效果。一些西方艺术史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更是对唐代的人物画只字未提。
艺术史家漠视唐代壁画，这是不奇怪的。
第一，对于绘画的样式，人们总是把卷轴看作中国画的正宗。而现在流传下来的卷轴画，唐以前的不仅数量很少，有的还是长卷。而唐以前对于透视的认识和运用还不是很充分。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其中的山水还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流传下来的卷轴画大部分是唐中叶以后甚至是宋以后的，中国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一是由于透视法运用的成熟，山水画从唐朝前期开始，有了飞速的发展，散点透视成为山水画经常使用的透视方法。这就让一些对中国绘画发展历史缺乏了解、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产生误解，误认为散点透视是山水画专用的。二是随着文人画的发展，绘画的目的不仅是客观地表现人物、山花的神韵，同时还要抒发画家个人的情怀。表现在画面上，对客体有了更多的提炼和升华。在表现方式上，如同欧洲19世纪、20世纪前后出现的各个流派，包括抽象派一样，也有新的突破。
第二，从人们的欣赏习惯来说，总是按照焦点透视的理论，从正面去欣赏画面上的内容。而唐墓壁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陆续出土的，很多人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壁画。而有些画只有在类似现场的环境中，按照一定的角度，才能看出作者的真正意图。《阙楼图》和《仪仗图》就是画家根据创作壁画的目的和现场的具体情况，按照人们行进时不断变化的视角来确定一系列的透视点，再通过构图、线条和色彩，完成整个画作。因此，只有在行进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变换的特定的角度欣赏，才能充分领略这些壁画的神韵。而通过以印刷品形式发表的壁画，仅仅从正面去看，是很难看出这些奥妙的，甚至还会感到画面有些呆板。更何况现在发表的壁画，包括较早的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唐李贤墓壁画》《唐李重润墓壁画》和201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由于版面大小和当时印刷水平的限制，大多是特写或局部的画面，让人很难一窥墓室壁画的全貌。
第三，缺少对中西绘画史的全面了解和比较。大多数艺术史家不是从中西绘画发展的历史中去探讨绘画发展规律，而是把西方绘画发展某个阶段的特点和观点，特别是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理论，看作绘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不符合绘画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以透视为例，不论是中国洛阳玻璃厂东汉墓壁画《夫妇宴饮图》[17]，还是在意大利庞贝附近罗马时期“帕布里厄斯·法尼厄斯·西尼斯特别墅”卧室中的一幅壁画[18]，都已经在二维画面中展现出了立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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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有些青年学者已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如周尚兵《唐代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 参见〔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67～170页。
[3] 夏侯阳：《夏侯阳算经》卷中《秤轻重》，中华书局，1985，第19～20页。
[4] 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科学出版社，2007，第627～629页；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载《中国冶金史论文集》，1986，第65～66页；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第319～320页。
[5] 傅玫：《河西的犁》，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第124～134页。
[6] （唐）王孝通：《辑古算经》，中华书局，1983。
[7] （唐）王孝通：《辑古算经》。
[8] 录文见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
[9] 《唐史论丛》 第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351～356 页。
[10]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1] 《文史》2012年第3期。
[12]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李辉柄主编《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刘美观：《解读长沙窑》，文物出版社，2006。
[13] 李辉柄主编《长沙窑·综述卷》，第24～26页。参见《国宝档案·海外寻宝——黑石号遗珍》，央视网，2008年6月14日；《国宝档案·海外遗珍——解密黑石号之旅》，央视网，2013年10月28日。
[14]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7～8页。
[15]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第25页。
[16] 〔英〕思鉴：《公元九到十世纪唐与黑衣大食间的印度洋贸易：需求、距离与收益》，刘歆益、庄奕杰译，《国家航海》2014年第3期。
[17] 韦娜：《略论汉代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62～65页。
[18] 〔美〕克雷纳·马米亚：《加德纳艺术通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第196～197页。
中古佛教与隋唐政治关系研究随札
孙英刚
笔者尝论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的关联性[1]，但并未讨论佛教。原因在于佛教本身在中古时期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从方方面面影响到中古时代的政治起伏、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的心灵世界，因此值得单独提出来重点探讨。以往有关中古政治史的研究，或多或少地视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忽略了其作为政治学说和社会理论的一面，从而将其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外。虽然从政治集团学说角度，将佛教势力作为一种投机角色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很多，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揭示佛教僧团与政治的关系。下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佛教文献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不同书写；教派与僧团划分的政治背景；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属性。虽然所用具体例证多为隋唐史的材料，但对整个中古时代的情况，有总体上的参考意义。
一 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不同书写
在通常情况下，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真相的重现，而更多的是对讲述过程和形式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简单地组织和讲述过去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讲述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重组画面、灌输特定认识和意识的过程。看似客观的历史书写，一旦形诸文字，仍然要借助文学的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书写者自身的知识、意识和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讲述（representation）。这种重新讲述是一个再造（reproduction）的过程，一般通过裁剪、扭曲、隐藏、突出等方法，构建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画面。有时候不需要“说谎”，只需讲述想让观众知道的片段——即便这些片段都是真实的——隐藏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情节，整个画面的效果就截然相反。不同的书写者，因其立场、观念的不同，呈现出的画面就会有很大差异[2]。对于古代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来说，持官方立场的历史记载，难免会受到当时政治倾向、局势、权力结构和正当性的影响；而宗教精英在重现同一历史画面时，其取材、剪裁、突出的重点更加体现出宗教立场的考虑，因此他们呈现出的画面就与官方记载有显著的差异。从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学术价值来说，两种文献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在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只使用世俗文献甚至只使用官修史书来推断历史情景——哪怕是只研究政治史——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缺陷。
直到8世纪，佛教高僧们的重要关怀，不仅仅在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也期望用佛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将自己的信仰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他们讨论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强调佛教和转轮王之间的彼此护持，憧憬弥勒下生带来的美好世界。很多高僧投身相关政治理论和实践之中，持续对政治的起伏和走向产生影响。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经过窥基的弟子，也就是玄奘再传弟子慧沼（648～714）的注疏（《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3]，获得推广。十一面观音和护国思想紧密相连，这一带有强烈密教色彩的信仰和理念，不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甚至被用以解决实际面临的政治军事危机。万岁通天二年（697），为讨伐契丹，武则天诏高僧法藏（643～712）依经教请法，建十一面观音道场，摧伏怨敌。因为军事的胜利，这次十一面观音强大的护持威力给武周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则天为此甚至改年号为神功[4]。慧沼除了给玄奘的《十一面神咒心经》进行注疏，还配合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并著《金光明最胜王经疏》，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强调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的核心理念，是讲述佛法和转轮王之间彼此护持的关系；而《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具体地将修持十一面观音的功德与转轮王思想以及国家的利益联结在一起，这代表着当时主流佛教僧团对十一面观音信仰的看法[5]。
毫无疑问，佛教不但强烈地影响着中古时代的精神世界，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佛教信仰的普及甚至让素食成为隋唐长安都市男女追捧的一种饮食习惯，蜂蜜的生产销售成为重要的商业内容）。在政治起伏上，佛教也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其关键之处，除了提供系统的政治解释（比如有关王权的“新”理论），还在于佛教对宇宙秩序和超自然力量的“驾驭”为军国命运提供了“保障”，甚至这些积极参与政治军事运作的高僧，比如上文提及的玄奘、慧沼、法藏、义净们，若揭去其僧人的身份，其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治理论、宣传造势、朝廷礼仪，乃至政治斗争中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佛教僧人与僧团，本身就是当时政治势力结构中的一极。
信仰世界与政治世界本处在同一场域中，但是目前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往往无意识地将宗教信仰的板块，排除在整个历史画面的拼图之外。如果我们去读两《唐书》，除了几个邪恶的政治和尚以及玄奘、一行等少数僧人之外，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有关佛教强烈影响了政治史的痕迹。可以说，佛教在隋唐政治史上的痕迹被几乎完全抹去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跟佛教有关，但是在以两《唐书》为代表的官修史书中，佛教几乎踪迹难寻。这跟中古时代佛教昌盛甚至在儒释道三教中占据上风的历史图景完全不符。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源于佛教自唐中后期至两宋从官方意识形态舞台和主流学术体系的退出，道学的兴起带来的对宗教信仰成分的摒弃；另一方面也源于现代学术不断重复早已形成的论述模式。历史记忆往往经过后世文本的不断重构，加上近代以来学者的反复申说，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逻辑和表述[6]。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常识”，深究某些细节，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甚至军国运数，都不可避免地跟特定僧人、僧团或者寺院存在密切的关联。从佛图澄、昙无谶，到昙延、玄奘、慧范、德感；从同泰寺、永宁寺，到大兴善寺、普光寺、大安国寺，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无处不在。隋唐长安城的天际线被佛塔装点着，俯视着在城中发生的、兴衰起落的政治活剧。许多看似和佛教无关的画面，其实背后也隐藏着佛教的因素。笔者尝用最“老套”的一个话题说明佛教文献对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即发生在贞观十七年（643）的李承乾被废事件。储位之争，本就是贞观朝后期的一条政治主线。官修史书（相当于对若干历史重大问题的决议）有关李承乾的记载，一个主要基调，是“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7]。在这些经过政治操弄的文献中，李承乾被描述成一个漫游无度、性格乖戾、精神紊乱、道德败坏的人物。《旧唐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他跟太常乐人称心的关系，暗示其同性恋倾向，并将李承乾跟太宗关系的破裂归结于此[8]。从官方记载的李承乾的诸多细节上，我们可以读出历史被书写时书写者有意无意地灌输某种倾向的痕迹。但是在道宣等高僧的笔下——基于宗教的热情而非政治的考虑，他们对官方的政治结论似乎并不完全买账——李承乾却完全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一点也再次说明，宗教书写，往往并不完全屈服于世俗政治的压力[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