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对李治安关于朱元璋父子奉行北方本位、继承北制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明初政治制度的来源相当复杂，汉唐、宋与元三个来源都存在，需要辨明的是孰轻孰重。“综合而言，明初的君主专制既有独特性，又有对各代大趋势的继承，对元朝的继承性则并不突出。”[38]不过他对于明代中叶以后制度的转向，即走向“南朝化”并无异议。
这一学术讨论对我们的启发，正在于它从历史长时段发展的视角，点明了南宋历史的价值，将其对后世历史影响的观察落到了实处。以往学者们虽然也常常谈宋朝的历史影响，喜欢引用近代严复等前贤关于近代中国“为宋人之所造就”等评论，但囿于断代史研究的旧习，并未能真正深入去观察南宋对后世的历史影响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实际上，也就是未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认识“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并作为明代中期以后走向“江南体制”出发点的南宋历史的意义。所以说，只有超越以成败论英雄的认识水平，以一种无论在纵向与横向都更为深邃全面的观察视野，以及持有一种更为平静通达的文化心态，才可能进一步推动南宋史研究的真正深入。
三
近年来南宋史研究的进展，虽然“渐成气象”，但与学界的期望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所谓差距，无非表现在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在近年来出版的论著数量明显增加的同时，观察南宋历史的水平是否与之成正比例地提高，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分析以“南宋史研究丛书”为代表的论著，可以发现，平面的史实铺述占了大多数。其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各种专史，共有22册，如《南宋交通史》《南宋人口史》《南宋思想史》等。此外还有《南宋全史》8册，如《南宋全史：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等；南宋名人传记系列10册，如《陆游研究》《朱熹研究》等；临安研究系列10册，如《南宋临安文化》《南宋临安宗教》等；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博士文库，各种论文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等。尽管这些论著大多有所创见，有一些比较优秀，但总体而论，多数以史实铺叙为主，当前学界常见的以综合归纳为主要手法的简单重复式文字，仍占不小的比例。“南宋史研究丛书”之外的一些论著，情况与之相近。
因此，归纳起来看，可谓在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两个方面都留有相当的深入研究余地。就史实复原方面看，一些相对清晰、凸显的历史现象比较受人们的关注，而且一再被复述，例如关于一些名人的生平事迹等就是如此，另一些相对隐匿不显的历史现象，则由于资料有限与认识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得到充分梳理。例如黄宽重指出的南宋中晚期的政治与文化变化，就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39]就现象解释方面看，可以说关于南宋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目前仍然停留在一些空洞的概念与说法上面。二十多年前，黄宽重讨论大陆与台湾两岸宋史研究走向，指出四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其中所谓“大观念尚待形成”[40]，虽然是针对整个宋史研究状况而言，但南宋史领域无疑尤为突出。及至今日，研究领域整体状况的改善不能不说仍然比较有限。
在实际研究中，所谓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两个方面当然是相互牵制的。一些关键性史实的隐匿不显，必然会妨碍史家对历史现象的正确解释；同样，如果未能相对准确地解释历史现象——亦即未能合理地梳理各种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也会导致史家忽视某些重要的史实，无法推动他们去发现那些虽然隐匿但实系核心的史实。所以，研究水平的提高必然同时体现在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两个方面。
不过，所谓知易行难，从对研究领域的点滴认识到将它落实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两者是有距离的。在这里，如何发现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取径是学人们应该努力的方向。笔者粗浅的体会是，改变观察史事的角度，争取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铺叙孤立现象走向分析现象间的联系，也许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下文略举几例。
如前文所述，相比于简单、孤立地强调南宋对后代的历史影响，不如将这种影响落实到具体论证明代中叶以后的南北整合与最终走向“江南体制”——由南宋代表的“唐宋变革成果”。这不仅使我们可能在关于南宋史意义方面跨越旧认识，同时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研究取径：从历史的前后联系之中来观察它。如果说近二三十年来，关于讨论宋代历史应该首先了解唐代历史的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并且程度不等地落实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那么，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宋代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其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就当时彰显未明的史事及其走向，获得一些启发，或者激活一些原本局限于一时一事无法获得真切认识的史料，从中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取向，似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笔者近来观察乡村基层组织问题，略有体会。存世地方志所载南宋时期乡村基层组织的情况，纷杂无比，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记载，似乎了无规律可寻。如元人张铉所纂《至正金陵新志》称当地“盖初以乡统里，宋末易里之名曰保，或曰管，曰都”[41]，与常识完全不符，如果不纵向地从南宋中后期乡都组织的地域化过程，尤其是联系元代初年的一些建置来做观察，就无法读懂这种看起来了无章法的记述文本。同时，如果不联系明代初年江南地区乡村基层组织的建置，站在“里以编户……图以领圩”“图与里亦有不同”的基点之上，[42]也就是认识不到乡村基层管理组织从中古时期单一的联户制走向了近古时期户籍与地籍分头管理的双轨制的史实，我们也是说不清楚以经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行政措施的时代意义，更无法理解南宋时期乡村基层组织新旧叠加式的演化过程。[43]
类似的例子尚多，已经大致梳理清楚的却相当有限。典型的如关于后代以族权、绅权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从南宋一步一步演进的，就是一个迄今为止未能讲清楚的大题目，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南宋时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仍然只有含混的认识而已。因为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一个问题的两端，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去观察。
这样前后联系的观察方法，当然并非仅仅在讨论南宋对后代历史影响相关问题时才有意义，对于它与前期历史的联系，同样也有意义。落实到关于国家制度建设问题，也就是不能孤立地观察王朝初期的一些制度设计，视其为静止之物，而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制度常常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调整，王朝初期所构建起来的制度框架虽然重要，后续的调整同样有意义。北宋是如此，南宋也当如此。譬如国家财政，南宋初年的种种建置，征榷制度的更张，征调项目的创设，赋役征敛的扩张，中枢财政管理机构的调整，乃至经界法的推行等，如果不充分了解北宋后期的财政史，与之相联系，恐难以厘清。特别是宋徽宗（1100～1125在位）年间的制度创设，实为南宋初年许多制度的溯源所在，是理解南宋初年建置的起点。另外，炎兴（1127～1162）以下，若以为南宋国家财政就依其初年建置的格局而一成不变，当然也有违史实。实际上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随着政治经济以及内外军事形势的变化，赋税与财政管理层面都会出台一些调整措施。简单举例，宝祐（1253～1258）以后，地理格局上西川残破，广西从大后方变成了战略前线，军政体系上兵力的重新布局与新军的组建，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管理体系的更张，都必然会使得从南宋初年形成的户部—总领所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财赋调拨系统做出必要的调整，可惜迄今未见学界有具体深入的讨论。即如郑兴裔（1126～1199）所言“自军兴以来，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44]，实际的状况，在炎兴、乾淳（1167～1189）及其之后各不同时期，演变过程也很复杂，存在着相当的讨论余地。
与此相类似，即便就南宋初年的建国过程而言，目前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停留在想当然的认识之上。相对而言，学界对南宋中枢行政演变的讨论略多，例如三省制度，等等，其他方面则多语焉不详，认为是北宋制度的自然延续而已，实际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简单。例如关于北宋的漕司路到南宋的帅司路的变化，就值得深入分析，其他各方面大多类此。
这样从“关系”出发来观察南宋时期的史事，值得引起史家关注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绝非仅限于前面举例所及的范围。李华瑞讨论淳祐四年（1244）阳枋（1187～1267）《广安旱代赵守榜文》，提出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他认为这篇榜文提示了南宋广安军地方社会的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这篇榜文把朱熹感召和气以救荒的思想运用到广安救荒活动中，昭示着朱熹的理学思想在理宗时代已深入基层社会，成为下层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准则，或认识问题的方法原则”[45]。坦率说，仅仅因为某位道学家在其为郡守撰写的谕民榜文中提到了朱熹“感召和气以救荒”的说法，是否足以证明朱熹的道学（理学）思想已经深入基层社会，成为下层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准则，笔者有所保留。但是，他从这篇榜文所观察到的关于道学思想如何渗透基层社会的问题，的确是关乎南宋乃至整个帝制后期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在文化史与政治史相关联的领域，此前学界已就道学何以在党禁打击之下仍能保持其影响力问题，有过不少讨论，但是在文化史与社会史相关联的领域，类似的关注与讨论则付诸阙如。
南宋史领域一些相对传统的议题，例如权相政治、宋金宋蒙关系、经济发展与区域开发、科考与社会文化等，如果能够调整视角，更多地从不同历史现象相互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孤立地去观察，都可能有新的收获。就拿权相政治来说，将各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孤立起来讨论，还是重在相互比较与联系，有时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结果。[46]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历史资料与研究现状的关系问题。论者无不意识到南宋——尤其是其后期——存世资料过少，对学术研究有不利影响，这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不同历史时期存世资料各有特点，一般所谓南宋后期存世资料过少，是与北宋或者南宋前期的情况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与明清时期相比较，那么即便是北宋或者南宋前期仍难称充沛，但如果拿南宋后期的情况与隋唐五代或更早的历史时期相比较，则应该可算是相当丰富了。因此所谓资料少影响了研究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讲，主要也是指对南宋中后期文献的处理方法类同于北宋或南宋前期那种类型而言的。实际上，学界对于处理隋唐以前印刷术未普及时期的历史资料的方法，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如果能够认真参照、借鉴，更精心、深入地研读存世文本，南宋史研究状况会有所改观，这是不用怀疑的。其次，与北宋及南宋前期相比较，所谓南宋后期资料过少，主要指诸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宋会要辑稿》那样一些基础文献的阙如，影响所及，主要关乎国家上层政治层面，但在另一些方面，例如文集、地志、笔记、考古材料，等等，则并不见得少，有些还明显多于北宋与南宋前期。所以，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研究拓展的余地并不比北宋或南宋前期为少。学术史上也已经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明确的示范。[47]当然，相比于资料更为丰富的那些时期，讨论南宋中后期历史，要求研究者更多智力与毅力的投入，是可以肯定的。
从传统的中原大一统帝国的立场来看，赵氏南宋王朝疆域局促，国势萎靡，似不值得后人更多的关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都拓宽视野，就可以发现无论从它“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并深刻地影响了帝制后期的中国历史，还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各方面的璀璨成就来看，都向我们展示着其突出的历史地位，与非同一般的文化吸引力。如果我们在观察立场与研究取径上也尽可能地拓展视野，潜心投入，更重要的是，时刻保持不断反思观察视野与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南宋历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从“渐成气象”最终走向“气象万千”，是可以预期的。
* * *
[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2] 参见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东大图书公司，2002），同氏《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东大图书公司，2006），又同氏《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等。
[3]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关于“明州计划”，参见郭万平《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日本正在开展以宁波为中心的跨国界、跨学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8期，第24～28页。
[5] 参见范立舟、於剑山《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郑丞良：《南宋明州先贤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
[6] 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辛薇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13。
[7] “南宋史研究丛书”所收入的这10种专著是：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考古》，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王勇、郭万平《南宋临安对外交流》，方建新《南宋临安大事记》（以上均由杭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林正秋《南宋临安文化》，鲍志成《南宋临安宗教》，何兆泉《南宋名人与临安》，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以上均由杭州出版社2010年出版）；徐吉军《南宋临安工商业》（人民出版社，2009）。
[8] 丁式贤：《南宋贤相吕颐浩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9] 沈如泉：《传统与个人才能：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巴蜀书社，2009。
[10] 王三毛：《南宋王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
[11]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
[12] 丁楹：《南宋遗民词人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
[13] 陈书良：《江湖：南宋“体制外”平民诗人研究》，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
[14] 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15] 参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文物出版社，2008；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宋御街遗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
[16]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
[17] 马亦超：《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
[18] 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9] 汪勃等：《江苏扬州宋大城北门水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12期，第24～40页。
[20] 严文明、李伯谦、徐苹芳：《浓墨重彩 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2 期，第76～87页。
[21] 参见陈鸿钧《广州宋代修城铭文砖数种考》，《岭南文史》2012年第3期，第23～28页；《广州发现保存最好的宋代城墙 墙砖有“番禺”字样》，《广州日报》2015年6月8日A6版；《广州市一大道下发现宋代明代城墙遗址》，搜狐新闻2015年6月9日，http：//news.sohu.com/20150609/n414657903.shtml。
[22] 参见黄豁、陈敏《白帝城宋城遗址大规模发掘》，《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第13期，第50页；南京博物院、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城南水关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第43～52页；符永利等：《四川南充青居城遗址调查与初步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8～27页。
[23] 参见蔡东洲提交“‘宋代的巴蜀’学术论坛”（重庆大学，2015年10月24～25日）会议论文《大良城与虎啸城》，以及蒋晓春提交同一学术论坛的论文《巴蜀地区宋蒙城寨田野考古工作述要》。
[24] 孙继民、魏琳：《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5] 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
[26] 参见张澜《“南海一号”的时空之旅——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峻、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中国科技奖励》2007年第12期，第22～26页；佚名：《“南海一号”科考成果展 珍贵宋瓷首度亮相》，《国学》2008年第7期，第4页。
[27] 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第38页，载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第21～40页。
[28] 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91～205页。
[29] 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5～27页。
[30] 参见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75～78页；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第123～126页；葛金芳：《两宋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笔谈）》，《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第122～123页；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第36页；邓小南：《宋朝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第98～104页。不过近来李华瑞另有新说，认为“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见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第33～42页。
[31] 如许怀林《江西通史》第六卷“南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32] 迄今为止，“南宋史研究丛书”的“博士文库”已出版五部专著，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何玉红《南宋川陕边行政运行体制研究》（2012）；郑丞良：《南宋明州先贤祠研究》（2013）；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2014）；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2014）；朱文慧：《南宋社会民间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研究》（2014）。
[33] 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72～79页。
[34]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5～19页。
[35]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19页。
[36] 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14页。
[37] 分别参见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77页；《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文史哲》2015年第1期，第27～34页。
[38] 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第83～102页。
[39] 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91～205页。
[40] 黄宽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37～152页。
[41]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影印《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90，第5518页。
[42] 沈彤等：《乾隆震泽县志》卷三《疆土志三·乡都图圩》，《中国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3册影印乾隆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3页。
[43] 参见拙文《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83～201页；《新旧迭加：中国近古乡都制度的继承与演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5页。
[44] （宋）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宽民力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19B页。
[45] 李华瑞：《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8～25页。
[46] 参见韩冠群《史弥远与南宋中后期中枢政治运作（1194～1260）》，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此文讨论是否深入，结论是否得当，容或再议，不过它将不同时期“权相”现象作联系与对比的努力，是明确的。
[47] 例如，梁庚尧利用明清时期地方志资料讨论南宋的社会经济史，取得显著成果，就是明证。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又黄宽重强调文集资料对南宋中后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示范。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书评
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李丹婕
1995年吴玉贵先生将薛爱华教授（Edward H.Schafer，1913～1991）的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一书译成中文，以《唐代的外来文明》之名出版。此后，这本研究唐代舶来品的专著和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林筠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一道，成为了解中古中国社会史与物质文明的重要参考著作，薛爱华也由此为中国中古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所熟知。身为汉学家的薛爱华，其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54）一书的出版正式发轫，直到去世前六年出版最后一本书《时间之海上的幻境：曹唐的道教诗歌》（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薛爱华绵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可说硕果累累，相比而言，自《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译本出版以来的二十年间，我们对这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汉学家的认识与其地位是完全难以匹配的。
近日在程章灿教授的大力推荐和努力之下，我们又得以看到薛爱华两本著作的中译本，分别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和《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和雨女》（The Divine Woman：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带给我们再一次领略唐代文学与历史丰富内涵的宝贵契机，同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借以重新窥得薛爱华令人钦佩的博识、洞见与才情。薛爱华去世后，其私淑弟子、中国古典文学家柯睿教授（Paul W.Kroll）在回忆其生平的文章中称，薛爱华是“过去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1]，这句话也被印在《朱雀》《神女》两册中文本的封底，一方面反映了薛爱华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薛爱华在中古中国几近于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规模，成为后人仰之弥高的一座学术丰碑。
《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所反映的研究风格，吴玉贵先生已经在译者前言中有翔实的介绍；关于薛爱华教授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生涯，程章灿先生也已撰写专文[2]。本文在先贤论见的基础上，着重围绕《朱雀》一书的内容、特色和写作背景，来进一步反思薛爱华的学术风格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朱雀》一书初版于1967年，副题“唐代的南方意象”，主要考察的是中国唐代（七世纪末到九世纪末）各种文献中所反映的时人对南方的态度和认识。“南方”具体而言指的是包括岭南四管（广、桂、容、邕）和安南之地，即今天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尤其是红河三角洲。“意象”则是指唐代人在诗文创作、生活习俗以及历史文献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南方的人（尤其是土著）、宗教、风土、名物等的认识和观念。全书第九、十、十一章分别介绍了南方的矿物、植物和动物及唐人所知的面貌，占据全书十三章篇幅总量的三分之一强，足见是作者格外用力倾心的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者留心于“物”，除了“物”本身的面目、属性和功能外，他更关心唐人审视的眼光以及看待这些“物”的心理和态度；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唐代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我们对唐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了解。
正是基于由物及人与以人观物两条线索的复调式书写，《朱雀》可以说是两个南方的叠加。一方面是中古时代南方的自然面貌和客观现实。作者采用了大量现代天文、地理、气候、动物、植物、矿物学等知识，力图将这一面相特殊化与具体化，对于这种极具特色的重构，作者提醒读者，这种再创造并非让过去“概念化”，而是以一种生动活泼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过去，同时不必牺牲其精确性（2～3页）。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唐人对南方的描述与书写。作者意在考察中古时代南方对于唐人知识构成的贡献及其对唐人的感受、情感以及想象力的影响，同时这些观念变化如何改变着这片土地（2页）。因此，本书所有章节中，两个“南方”都以并存、套叠的形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皆非铁板一块、固定不变，彼此之间、各自内部都充满分歧和差异。薛爱华的书写本身具有极强的视觉性，这使得《朱雀》一书就整体而言产生了彩绘镶嵌玻璃的效果，斑斓炫目。
本书包括绪论在内共有十三章，十二章分别名为“南越：前景与背景”“华人”“蛮人”“女人”“神灵与信神者”“世界”“天与气”“陆地与海洋”“矿物质”“植物”“动物”“朱雀”。就整体来看可分为三大部分。绪论和第一章《南越：前景与背景》作为序曲，引出主题，概略铺陈南越地区古与今复杂的种族、语言构成，提示自公元前中原政权强势崛起以来对当地不绝如缕的征服，以及这一地区处于多元文明中间地带的特殊属性和主体意识。第十二章“朱雀”作为总结，从气、味、音、色等多方面感知中古时代的岭南地区，成为整部中古南方感官交响曲的终结篇。
中间十章是本书主体，概而言之，又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二、三章“华人”“蛮人”可归于一组，关于唐代南方复杂的人群构成。七世纪初唐朝大一统局面再次建立，中原政权再次确立对南越的支配权，这样的政治遭遇对南越人群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外来者（所谓华人）和土著（所谓蛮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更重要的在于，外来者和土著内部也有着语言、风俗、观念和认知等方面极大的差异，成为马赛克拼图般的存在。第四、五章“女人”“神灵与信神者”可以看作一组，展陈南越斑驳的神灵世界，作者强调，越女、丹家、道士、僧人以及其他神祇和百魅精灵共同构成在地南越人斑驳的信仰世界，也成为唐朝文化精英南方意象中的重要角色。唐代士人对南方既排斥又好奇、既鄙夷又不得不接纳的态度既激发了他们的想象，也拓展了时人对这片土地的认识。“世界”“天与气”“陆地与海洋”三章就展现了对南方的经验认识如何在唐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中逐步发展，进而化未知为已知，化陌生为熟悉。接下来就是前已提及本书分量最重的“矿物质”“植物”“动物”三章。作者在这部分中大量采用了现代人类学调查报告，同时又谨慎地辅以唐人诗文。作者也不免遗憾地经常提到，一些原本应该极为常见的热带植物，却大多数在古代文献中难以识别，乃至一片空白。这或许就在于身处南越的中古士人更关心那里所缺乏的，而不是已经存在的，他们会以熟悉的象征物（鹦鹉、鹧鸪、孔雀）来描述南方，而对种类繁多的南方鸟类无动于衷，南方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北鸟飞不到”的蛮荒之地。看得出来，“南方意象”这种非经验认知及相关的陈词滥调顽固地阻碍着唐人去发展关于南方的客观知识。
《朱雀》一书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东方学传统出发，西方学界对于热带地区的研究蔚为大观。1952年，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Marston Bates出版《那里从无冬天》（Where Winter Never Comes：A Study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Tropics）一书，指出包括南部亚洲在内的热带地区曾经创造过繁盛的文明，是古代人类精神和物质能量的重要源泉。两年后，1954年，美国学者何伟恩（Herold.J.Wiens）《中国向热带进军》（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一书，从地理和历史角度，考察中原文化、政治和人口向南方的迁徙和渗透，以及与南方非汉文化之间的相遇与碰撞，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南迁的几次大趋势，并将之视为汉民族移民、同化边地以及非汉族群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与内地同质的过程，中心-边缘、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在该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对热带地区以及古代中国南方地带的研究一时间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从《朱雀》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看出。
薛爱华介入这一领域的视角和成果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我们只需注意《朱雀》一书在其整个学术著作版图中的位置就能看出这一点。1947年薛爱华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五代十国的南汉国史研究，其地域与《朱雀》所论基本一致。延续对中古中国岭南地区的兴趣，作者1954年出版第一本专著是对五代十国中的闽国研究。1963年，作者完成他关于唐代中国舶来品的巨秩《唐代的外来文明》，充分了解唐朝社会、文化史的同时，作者实践了自身独特的透过物质文化了解时代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方法。作者将这种方法再次施用于自己已然熟知的中古岭南地区时，便顺理成章地成就了1967年出版的《朱雀》一书。此后作者的一系列专著、论文、札记或随笔，几乎都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源头或因由。
和《唐代的外来文明》一样，《朱雀》一书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的渊博与敏锐，这是与薛爱华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人类学的眼光。薛爱华20世纪30年代中叶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本科时，主修物理学和哲学，之后很快对人类学感兴趣，转学至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克虏伯（Alfred L.Kroeber，1876～1960）和罗维（Robert Lowie，1883～1957）。两人都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早年的学生，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的号角人物，其中克虏伯还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办者之一。博厄斯通过对印第安人部落的深入研究，提出历史独特论和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强调每一种文明独特的发展面貌和历史价值，反对任何将多元的人类文明化约为单一法则的做法，提倡研究者只有从自身所在的种种价值标准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深入另一种文化和思想，进而发展出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博厄斯对美国人类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以至于晚出半个世纪却以博厄斯为精神教父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曾这样说：“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事实上，身为弟子的克虏伯和罗维二位，不仅继承了博厄斯的学术精神，更在具体实践中有所拓展。克虏伯是用比较研究民族志的办法分析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高级文化的首批人类学家之一，将人类学和文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长年在拉丁美洲做田野调查，在当地搜集了大量方方面面的文化数据。薛爱华在伯克利求学时，克虏伯撰写的人类学教材正风靡全美人类学界。薛爱华的另一位导师罗维，则熟悉各种历史民族学理论，明确反对进化主义理论，中国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经翻译过一本有名的大家小书《文明与野蛮》，正是出自罗维之手。
正是在克虏伯和罗维指导下，进入中国研究之前，薛爱华已经具有一重坚实的人类学基础，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观察中国的视角、解读文献的方法和搜集材料的能力。因此，《朱雀》第二章“华人”开篇不久，薛爱华以张籍《送南迁客》一诗“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青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点题，切入李翱的《来南录》，接着以长镜头式的表述语言，呈现由长安一路南下的景观与闻见。这种视文献如田野的眼光，必定来自人类学的训练。
薛爱华与博厄斯之间除了学术师承之间的渊源外，还有一层间接的联系。德国著名的东方历史语言学家劳费尔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便前往美国，就是听从博厄斯的建议，进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此后劳费尔得以多次前往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实地考察，并购置大量的古代物品。从具体物品出发，劳费尔发现了亚洲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丰富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贡献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中国伊朗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劳费尔的研究无疑带给薛爱华甚多启发，《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可以说就是基于《中国伊朗编》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劳费尔独树一帜的研究正源于他早年奠定的比较语言学基础。对于亚洲各地语言的了解，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利用在这些地区所发现的文献、碑铭等记载，加上考古学的成果和人类学的视角，他往往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触类旁通。很可能正是受到劳费尔研究风格的吸引，在赵元任等语言学家指导下具备中文初步基础，后又经过“二战”中断，薛爱华回归学术界时，选择了追随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历史语言专家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03～1972）攻读博士学位。
人类学之外，薛爱华另一层知识装备就是历史语言学，这正是在卜弼德教授指导下实现的。卜弼德出生于海参崴，20世纪20年代移居美国，入伯克利求学并最终任教于此，他极其娴熟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领域。他的主要研究基本围绕古代中国-阿尔泰历史文化、早期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写本展开。据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讣告我们可以得知，卜弼德生前的古代汉语经典导读课在伯克利风靡一时，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能吸引学生的学术兴趣，又能激发大家的知识想象。在卜弼德的主导下，伯克利大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一度出现东方研究论坛（Colloquium Orientologicum）这样的非正式学术交流平台，使得研究亚洲不同地区，乃至欧洲历史文化的学者得以深入交流，取长补短，激发灵感。卜弼德强大的学术研究、组织能力，除了源于他深厚的专业修养外，还和他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特别是对音乐和诗歌的爱好。卜弼德不仅因阅读诗人Gerard Manley Hopkins作品时受到启发开始翻译杜甫的诗歌，还从当时正在伯克利大学筹办比较文学系的同事陈世骧那里学到很多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技巧。
薛爱华也亲自撰文回忆卜弼德教授，那是一篇充满深情又不失理性的文章[3]，其中两点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薛爱华研究风格的形成。一是卜弼德本人的学术理念，再加上受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法国汉学家的影响，强调从亚洲、来自欧亚世界更广阔的文化版图来考察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历史变迁，他频繁邀请远东、南亚等领域的专家前往伯克利讲演，同时也指导年轻人从事古代中国周边地区历史语言的研究，包括内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二是卜弼德在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不懈探索。他强调中文不仅是表达概念和思想的工具，字、词的形式以及发音也有其意义，他在唐诗翻译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性工作。就此而言，中文之于卜弼德就不仅仅是理解中国历史的手段，其本身也成为需要理解的目标。因此，卜弼德才会近乎执着地只认可“语言文献学家”（Philologist）这一个头衔，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意味着对渊博与敏锐的兼而有之。
成为一名“语言文献学家”无疑也是薛爱华的自我要求，《朱雀》一书便正是题献给卜弼德教授的。他1982年10月14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及文学系做了一场题为《何为汉学》“What and How Is Sinology”的讲演[4]，对西方汉学的现状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强调历史语言文献学才是理解古代历史的基础和核心，并高度肯定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一辈主导的汉学传统，称其是人文学科最优秀传统的精确学风、广阔视野和深刻理解。薛爱华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后人对这一研究风气的轻视甚至抛弃，再次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他尤其指出，文献不只是史料的来源，语言修辞本身也极其重要，古代中国文学的丰富传统，使得很多作品的措辞是经过严格推敲的产物，不经过严格仔细的辨析，往往就无法了解其细腻幽微的内涵。就此而言薛爱华可谓贯通了汉学与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旨趣，即解释一字就是一部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