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阅读《朱雀》中译本时大概感受还不甚明显。本书除征引正史、方志、笔记、类书等文献，还大量引用文集和唐诗，就笔者粗粗统计，其中唐诗有近两百首，很多是单句或对句的征引。虽然本书不少译注已经指出其中偶有误读之处，但绝大多数运用是切当精确的，按照薛爱华对历史语言文献学的提倡，该书中唐诗英文翻译本身，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贡献。薛爱华本人不懈追求精确与诗意的写作实践，正源自他本人明确的学术旨趣。
从世界史的视野、比较历史语言的方法、文献学的立场来考察中古中国史，还使得薛爱华的研究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透过比较发现新鲜而生动的文化现象。比如104页提到《太平广记》中“阆州莫徭”条记载阆州樵夫莫徭为大象拔出脚底竹丁而使大象获救的故事，作者由此想到古罗马传说中的类似记载，即为狮子拔去足刺而救活狮子的奴隶安德鲁克里斯（Androcles）；163页则提到《酉阳杂俎》中对邕州一位西原蛮姑娘的记载，虽然源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其故事结构却与西方起源很久的灰姑娘传统存在款曲暗通之趣；再如195页分析马援铜柱时，谈到其具有文明与野蛮分界、防止黑暗势力侵袭的功能，作者由此提到与之极其相似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之柱；371页在考察南越柑橘时，作者引述了这种植物在唐代柳宗元眼中和笔下的模样，所谓“密林耀朱绿”，接着提到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阐述过类似的意象，“他将明亮的橘林放在一片树荫中，正如金色的明灯悬于碧绿的特色里”，而一个世纪以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再次重塑了这一场景，“金橘的光芒闪烁于幽绿的叶子中”。诸如此类的文化比较还有很多，不时的神来之笔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停下片刻玩味其中妙意，这些意象与故事之间的雷同、飘移与影响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但薛爱华信手拈来点到一笔，已然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历史文化细节中的幽微曲折与妙趣深意，这些论断的趣味每每让人想起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
薛爱华第三个常被忽略却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他对西欧文化，特别是对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与艺术的无限热爱，这使得他醉心于野生动植物，喜欢漂亮的石头、花朵、美食与美酒。他钟爱热带，无数个假期，他都与妻子一道，徒步穿越热带雨林，寻找那些罕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罹患顽疾之前的一个月，他刚刚结束对拉丁美洲伯利兹（Belize）的考察。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朱雀》会以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巨细靡遗地讲述中古中国南方的矿物、植物与动物，这正源于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无限深情。
我们还必须在此强调的是，薛爱华对于自然万物的热爱除了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艺术的影响外，恐怕无形中还受到了英国长久以来丰沛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传统的影响。博物学虽然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但它在近代以来受人瞩目却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关，其与物理学和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但就其主要形式，在于强调从经验考察出发，对兽类、鱼类、鸟类、昆虫、植物、矿物、地形、天体等各方面知识进行收集、整理和认识[5]。实际上，中国自《诗经》《山海经》以来也有不绝如缕的博物学传统，这一文类到魏晋南北朝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博物志》这一集大成的著述，此外，中国历史典籍中不乏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等规模不等的笔记、杂章，皆具有博物学的意味，但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博物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发展脉络[6]。薛爱华本书中频繁引述的《酉阳杂俎》《北户录》《岭表录异》《南方异物志》《本草纲目》等无疑都具有中国传统博物学笔记、类书的属性，但就《朱雀》一书的写作结构而言，作者身处其间的，是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博物学传统。西方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的著作陆续问世，历史学由此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出现所谓的“新文化史”范式，其中“物质文化史”是重要内容之一。这里无法展开但需强调一笔的是，同样是对物的关注与重视，薛爱华的研究与近二三十年以来被热议的“物质文化史”是大异其趣的，即便其著作带给我们类似甚至更为深刻的启发。
我们只有将薛爱华放置在特定的学术研究时空坐标当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朱雀》的写作背景和薛爱华独特的研究风格。人类学的视角、历史语言文献学的基础、博物学的趣味都深深影响着薛爱华的选题和取径，而这些知识结构的形成，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那就是20世纪中叶以降伯克利加州大学汉学乃至相关人文学科的蓬勃发展。人类学家克虏伯、罗维，东方历史语言文献学家卜弼德，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专家陈世骧等人因缘际会于伯克利，为这所向以开放著称的大学奠定了深厚、多元且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基础，薛爱华在伯克利接受教育，又长期在这里教书育人。伯克利丰沛的汉学研究土壤滋养了他，而他又回过头来反哺了这所大学，包括《唐代的外来文明》在内的系列专著，无一例外出自加州大学出版社，就是例证。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1948年，也就是薛爱华拿到博士学位后的次年，著名的历史学家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讲学，并很快受聘于该校社会学系，得到长期教授职位，直到1976年退休。艾博华研究有夙，视野广阔，授课对象不限于本系，还吸引了大量东方语言系、历史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听众。艾博华也以历史语言文献学为基础，对东亚、中亚和西亚的社会与文化探研有夙，贡献卓著，罕有其匹，甚至被视为研究全亚洲的“启蒙者”[7]。艾博华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但终其一生都对亚洲地理、民族和各地民俗文化、民间故事兴趣不减，有关于此的创见蔚为大观。《朱雀》一书除大量采用诗歌材料外，另外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对笔记、小说、逸闻与志怪等文类的运用与分析，此中独到的眼光或也与艾博华影响下的伯克利人文学风分不开。
正如柯睿教授提到的，薛爱华发表关于中国茉莉的札记后，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条目已逾百条；这一不甚起眼的例子提醒我们，时隔半个世纪各个研究专题和细节都积累了丰厚学术史的今天，回过头来盲目批评薛爱华著作的不足是欠公允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以批判的眼光重读经典。和优点一样，《朱雀》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本书虽然从族群、语言、地理、习俗和物种等多个方面强调南越并非铁板一块，是驳杂、多元的存在，但就全书论述来看，作者却将唐代，特别是八九世纪的南越视作一个整体的历史时空来考察，共时性观察是其亮点，但遗憾却在于缺乏具体的历时性分析，由此在《朱雀》中，我们只能看到唐代南越纷繁异常的面貌和意象，却看不到种种意象之间的嬗变与联系，尤其是时间线索上的联系。南选制、科举制、市舶司、岭南节度使等种种制度的建立与推行都对中央与南越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势必也改变了南越在唐朝权力结构、政治版图和知识系统中的位置，进而造成人们对当地印象的改变。只有结合唐朝政治史、制度史的背景，这一历时性的线索才能出现，但本书基本上没有观照这一背景。征引文献虽然不乏正史、通鉴、方志、典章等传世文献，但所引内容基本偏重于地志、土贡类，涉及史事者很少，至于《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和唐朝政治制度演变关系密切的重要文献，本书则鲜有使用。
说到本书的谋篇布局，作者在最后一章指出，中古南越的景色和生物，从天空到海洋，岩石到河流，野兽与鸟类，“遵循了上帝造物及从诺亚方舟登岸时的顺序”（501页），但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作者坦承，其实“尚无一个统一的视界”。确实如此，本书篇幅庞大、内容丰富，很少有读者的知识体量可与作者相匹，而即便有相应的知识体量，恐怕也很难抓到本书结构的线索。本书结构看不到清晰的呼应关系，而且篇幅存在明显的失当，第四章“女人”17页，第十章“植物”却达87页。当然凡是《朱雀》一书中没有展开的篇章，比如第四章“女人”、第五章“神灵与信神者”、第六章“世界”、第七章“天与气”等在此后都被不同程度地发展成了专书，但这并不能成为《朱雀》篇章间明显详略失当的理由。这与作者的关注点有关，进而又影响了他的文献采集，“神灵与信神者”一章的佛道部分基本依靠当时的二手研究，几乎没有采用任何僧传、道藏类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在于完全没有地图和插图，而图像类资料对于本书研究与论证的意义却又是无比重要的。南越的地理构成和行政区划、南越在当时唐朝版图中的位置以及内部、内外的交通路线等，如果能辅之以地图，论述效果必会大为提升。另外，本书重点着墨的形形色色之“物”，如若适当插图，也将大为增色。还有一些具体论述，比如147页谈及占婆神像、建筑和碑铭风格的变化，182页讲到唐代桂林摩崖佛教石刻与敦煌、云岗及龙门大不相类的独特造型等有考古材料依据的论述，最好能提供相应的图像信息。
从史学立场看来，这本书谈到的很多话题和细节都有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空间，兹举几例。第四章“女人”对“越女”意象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献中“越女”的形象是与江南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江南”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区域，甚至本身也成为一个文化意象，但其地理位置大体而言与长江关系密切。那么，“越女”这一意象由江南向岭南的漂移，就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观念和书写中对江南的恶感和审美在中古不同程度地向岭南延伸（比如对当地石头、园林鉴赏态度以及南越风景题材绘画的出现等，298～301页），除了文学意象或典故自身的发展与变迁，这背后是否与中古中原政权向南渗透的程度有关也值得考虑。第五章“神灵与信神者”中“鬼神”部分，除了海神、雷神等与地方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信仰，书中提到了很多华人英雄被神化的现象，比如上古帝王舜（190页）、南越王（192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194页），以至于唐朝的地方官柳宗元（199页），这些历史现象显然都是特定的权力机制运作和文化接触交流后的产物，值得深入具体分析，包括祭祀盘瓠这一举动（215～217页），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这样做，都是类似的问题[8]。作者在书中提到多部关于南方风土、物产的中古笔记，其中有一部多次引用，即唐代莫休符（活跃于九世纪末）所撰《桂林风土记》。这是现存较早的桂林方志，也是一部有关桂林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最早的风物志。该书176页提到岭南北部张天师宅、191页祭祀舜庙、197页桂州的马援祠等，都出自这本书。作者已经注意到，莫休符应该出自岭南桂州一带的莫族（297页），莫人是当地颇为古老的土著族群（104～106页），但有趣的是，莫休符笔下的桂林方志，却多是与外来汉人统治者有关的建筑、庙宇、遗迹或逸事，显然这位莫氏族人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政权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那么这一政治支配和文化传播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莫休符身上所反映的“主流文化”有何特点，他是否有“本土意识”，又是如何表现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议题[9]。
即便有诸如上述的不足和缺憾，《朱雀》一书超越时代的价值依然不容置疑。薛爱华对字词精确性超乎寻常的严苛态度，警醒我们阅读文献时要追求层层深入、仔细辨析；他对修辞与表述的反复强调和格外重视，也提示我们，研究方法和视角固然重要，但学术表达和写作也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他反复劝诫同行与后辈的八个字，即“准确地读，审慎地写”。和薛爱华几乎同时代的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2006）曾经说道，真正理解一段历史，必须对那个时代的全部有所感知。如果说杜希德是从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考察唐代历史，那么薛爱华就是从气味、滋味、声音、色彩等感官系统进入唐朝的，正如《朱雀》最后一章所写的那样。然而，薛爱华这种打通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取径，虽然对此后研究中古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影响深远，但诸如《唐代的外来文明》《朱雀》此类的研究却近乎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10]。抱憾之余，我们必须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西方汉学发展的多重面向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进行仔细辨析和深入反思，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位史家对一个时代的洞见与不见。
优秀的史家总是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薛爱华在绪论里说，“无可否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呈现的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过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所特有的”。《朱雀》确实可谓集理性、精确与诗意于一身的独一无二之作，是薛爱华关于中古中国南越之地的思与诗。著名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曾著有《凯尔特的薄暮》一书，饱含爱意、下笔深情地记录古代蛮族凯尔特人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叶芝写道：“我忠实、公正地记录下我所听到、看到的东西，除了发些感慨之外，并不妄添自己的想象。我的信仰其实与农人们相差无几，所以我所做的，无非只是容许我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鬼魂和仙人们各行其道，既不用我的任何观点挑剔他们，也不为他们辩解。人所听到、看到的事情，均为生命之线，倘能小心将之从混乱的记忆线轴上拉出，谁都可以用它来任意编织自己想要的信仰之袍。我和别人一样，也编织了我的袍子。”这一旨趣，与薛爱华的学术追求，我想是不谋而合的。
2015/9/5
（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叶蕾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80页，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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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ul Kroll，Edward H.Schafer，1913-1991，T’ang Studies，8-9，1990-1991，p.3.
[2] 《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86～92页；作为代译序收入《朱雀》《神女》二书。
[3] Edward H.Schafer and Alvin P.Cohen，Peter A.Boodberg，1903-1972，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4，No.1，pp.1-13
[4] 原文刊于T’ang Studies，No.8-9，1990-1991；薛爱华：《汉学：历史与现状》，周发祥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91～98页。
[5] 可参看有“现代博物学之父”之称的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晚年的一部著作《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熊娇译，商务印书馆，2013。
[6] 可参〔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 张广达：《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10～213页；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0卷第1期，1991，第30～33页。
[8] 这很可能反映了南越地区华夏化的历程，关于江苏一带吴人早期华夏化的过程，可参王明珂《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载《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71～193页。该书初版于1993年。
[9] 对方志文类背后权力机制的分析，参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本文与情境》，载孙江主编《新史学：概念、文本与方法》第2卷，中华书局，2008，第97～118页。
[10] 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第86～87页。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
闫建飞
一
唐宋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枢密院作为五代、两宋、金、元时期中枢体制的一部分，也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就唐宋时期枢密院的研究来说，大多数成果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除了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之外，主要集中在唐五代，对作为中枢体制存在最重要时期的宋代的枢密院关注反而较少。唐前期的三省制确立之后，很快就随着使职差遣的发展发生变化。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确立了中书门下体制[1]。宋初又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二府体制。从中书门下体制向二府制转变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枢密院。因此，讨论唐宋时期的中枢体制，枢密院自是关键。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以下简称《枢密院》）一书正是从枢密院这一角度观察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讨论的核心问题为宋代二府制如何形成，时段上自中唐至宋初，空间上包括五代和十国。选择中唐至宋初作为研究时间段，既与所研究的问题本身相关，也受到了学界流行的唐宋变革说的影响。
晚唐至宋初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时段，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邓小南指出：“如果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历史发展运行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很明显，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时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2]因此，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是由所研究的问题决定的。唐宋时期的枢密院，以朱温诛杀宦官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枢密院主要作为内诸司机构存在，后一阶段枢密院成为中枢机构的一部分。晚唐至宋初，正是枢密院从内廷机关向外朝军政机构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的完成，也意味着宋初二府体制的形成。以二府制的形成为旨归，自然须以晚唐至宋初作为研究单元。这一转变发生之前，唐朝枢密使的产生、发展、对中枢体制的影响等问题，作为“转变前史”，将其纳入讨论范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者的研究起点也就从晚唐进一步上溯到枢密使产生的中唐。
以中晚唐至宋初作为研究时段，又恰好与学界流行的唐宋变革说的变革期重合。唐宋变革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他认为唐和宋有本质的差别，唐是中世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中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的一段过渡期[3]。唐宋变革说提出之后，围绕着变革内容、变革程度、近世特征、过渡期等一直有不同争议。就过渡期来说，内藤湖南设定的过渡期为唐末五代，现在一般以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或两税法为变革起点，终点则有宋初、北宋中期、两宋之际等多种意见[4]。诸多说法之中，中晚唐至宋初均属于变革的基本期，作者以“唐宋变革期”冠诸书名，从研究时段上来说，自是合适。
《枢密院》一书的研究时段与唐宋变革期重合，作者讨论的问题却并未纳入唐宋变革的脉络之下。柳立言总结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对比的中古与近世差异，认为其中涉及中国历史根本问题的有六个方面：政治体制；统治阶级的构成，权力的取得与分配；社会组织和阶级的构成和流动；经济的自由化、商业化，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文化特性和价值观念；国际关系[5]。这些差异所揭示的唐宋变革之核心是中古贵族政治和贵族社会的崩解、近世君主独裁和平民社会的到来。枢密院的发展变化、枢密使的人选与唐宋政治体制变化、宋代君主独裁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密切相关，作者在论述中，对这些问题并未作积极回应。如果仅仅从强调长时段研究、打通唐宋区隔、将中晚唐至宋初作为一个研究单元的角度考虑，使用“唐宋变革期”这一名称似乎并不十分恰当。
二
《枢密院》一书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谋篇布局，作者分上、中、下三篇分别探讨了唐后期、五代十国、宋初枢密院的发展情况。就枢密院来说，唐五代史料较少，但研究比较丰富；宋代史料丰富，虽研究不多，但有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存在。因此，如何从前人的研究中“突围”，写出新意，是作者面临的重要难题。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前贤的丰厚积累，作者在重新解读材料的基础上，对不少学界的“老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读。
枢密使与枢密院的产生时间是枢密院研究中讨论众多而又难有定论的问题。作者之前，学界的研究归结起来大致有五种说法，即永泰二年（766）、元和元年（806）、元和五年、宝历二年（826）、咸通七年（866）以后。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对史料的理解不同。《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有言：
永泰二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代宗用董秀专掌枢密）……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6]
这段材料中，董秀掌枢密是否等同于枢密使，是学者对枢密使出现时间认识歧义的主要原因。作者通过排比材料，以《旧唐书》中对杨复恭的记载为例，认为“史籍中对枢密使的记载，如是强调其职务，通常是‘枢密使’或‘内枢密使’；如是强调其职任，则往往是用‘掌枢密’‘掌枢机’‘知枢密’‘知内枢密’等用语”（50页），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确认董秀为史料所见首任枢密使，将枢密使的设立时间上溯至代宗时期。此外，作者依据《旧唐书》《西川青羊宫碑铭》以及前蜀“内枢密使”设置等材料，判断唐代枢密使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内枢密使”。与此相应，枢密院出现时的正式称呼应是“内枢密院”，其证据来自《师全介墓志》中师全介“充内枢密院孔目”的记载。
枢密使产生的问题厘清后，作者讨论了两枢密制度与枢密院的产生。以往学者多根据《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的记载，认为两枢密制度的出现是在元和年间，具体时间却并无定论。作者根据对梁守谦仕履的考证，证明刘光琦、梁守谦并非同时为枢密使，而是先后为之；根据《刘弘规神道碑》等的记载，将各种或明或暗的线索整合起来，确定元和十四年（819）刘弘规和魏弘简同为枢密使，此后两枢密使的设置作为一项制度而长久存在（64页）。枢密院的产生时间，以往的研究者多根据裴廷裕《东观奏记》中唐宣宗任命宰相一事判定宣宗时期枢密院才得以建立。作者利用《师全介墓志》中师全介元和（806～820）初曾任内枢密院孔目的记载指出枢密院至少在元和年间就已经存在。之后作者又通过重新解读史料中关于枢密使“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7]的记载，认为枢密使“自其始便是有使有院，不曾有使无院，也不存在由使到院的发展”（68页）。
唐宋时期枢密使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内诸司使和中枢体制两条脉络进行的。《枢密院》一书以二府制的形成为核心，所关注的自然是中枢体制变迁的脉络。枢密使对中枢体制的影响，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吴枫、关大虹认为枢密使的崛起是中唐时期三省制削弱的原因之一[8]。俞鹿年认为枢密使、神策中尉、翰林学士均成为中晚唐中枢决策系统的一部分[9]。贾宪保突破三省制框架，认为枢密使、神策中尉、翰林学士成为新的中枢成员，新中枢体制形成[10]。袁刚比附三省制，将中书门下、枢密、翰林称为“新三头”，赋予枢密使和翰林学士二职更大的意义[11]。如果说强调枢密使的影响是“加法”的话，作者的工作与上述学者们不同，更多是在做“减法”，即在重新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剥离对枢密使影响的不恰当“夸大”。这一点受到了刘后滨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启发。刘后滨指出，中书门下体制之下，中书门下为中枢主体，翰林学士和枢密使“在体制上只是作为中书门下与皇帝两个权力点之间的补充或沟通环节”[12]。作者在对枢密使进行定位时，基本采用了刘后滨的观点，认为枢密使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配合这种新体制（中书门下体制）的发展。“专掌君主、宰相之间的信息沟通自始至终都是唐代枢密使在制度允许内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职掌”（91页）。在这一认识之下，作者重新解读了相关史料。比如讨论晚唐枢密使职权时，学者们多引“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13]来证明晚唐枢密使之权重。他指出，此条材料本身就有问题，洪迈《容斋随笔》早已辨析[14]，多为研究者忽视。即使这条材料是真，也不能证明枢密使已拥有与宰相同等的权力。“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之言与“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思基本相同；“宰相、枢密共参国政”在“中书门下体制”概念下也完全能够解释得通，枢密使本来就是沟通皇帝与宰相的渠道，“共参国政”之说于理无碍。
五代十国在作者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使用“唐宋变革期”这一名称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强调五代十国在变革中的重要性[15]。关于后梁的崇政院，学人多不甚措意，且多以为崇政院是由枢密院改名而来。作者首先指出，崇政院与枢密院在后梁初曾并置，后来崇政院兼并了枢密院，而非由枢密院改名而来。崇政院的职能与唐宋枢密院皆有不同，除了承宣诏命、保存文书之外，崇政使还获得了参决谋议之权，但与宋代枢密院之专掌军政差距甚大，由此引出宋代枢密院的渊源问题。作者结合前人研究，根据后唐枢密使基本出身于中门使的情况，认为中门使才是后唐枢密使的前身，后唐的枢密使沿袭了中门使的职权，即掌军政。李存勖之所以设置中门使一职，并职掌军政，是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后唐初的枢密院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之前枢密院不同的发展趋向，成为与中书门下对掌武、文的军政机构。
以上枢密使（院）的设置时间、职能、对唐后期五代政治的影响，宋代枢密使的渊源等问题，都是学界讨论较多的“老问题”。面对这些老问题，作者积极寻找新材料：利用《师全介墓志》发现至少在元和初枢密院就有使，有院，有印，有文书管理机构；利用《梁守谦墓志》《刘弘规神道碑》等材料，确定元和十四年（819）才是两枢密使制度确定下来的时间。但新材料的获得可遇而不可求，在文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对原有材料的重新解读就变得更为迫切。邓小南指出：“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16]作者在讨论枢密使起源时就发现，学者们所使用的材料并无太大差异，造成结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对郭崇韬身份的认定，“侍中兼枢密使”与“枢密使兼侍中”看起来差别不大，之前不少学者也是将郭崇韬官衔中的侍中认定为使相加衔。作者通过列表对比发现五代实际上有不少以侍中、中书令为宰相的，如冯道、赵莹、桑维翰、李崧、窦贞固；而以枢密使兼侍中、中书令者则必为使相，如安重诲、范延光、赵延寿、郑仁诲等，因此郭崇韬官衔中的侍中兼枢密使乃是以真宰相兼枢密使，一身二任，故权力极大，从而打破了学界陈说。就全书来说，作者在搜讨新材料方面所获并不多，但在重新解读材料方面，则下足了功夫，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三
为何选择二府制形成这一问题，作者在自序中作了交代：“最初的设想是从二府制出发，从文书运行、政务运作等层面入手观察宋代枢密院的特性及其在二府体制下的运作。写作过程中则深感二府制的形成本身才是应该首先研究清楚的问题。”（3页）以二府体制的形成为归结，实际上是从宋代出发，进行制度溯源。在作者笔下，二府制的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枢密院掌军政的确立；二是枢密使人选从内廷向外朝的转变；三是与中书门下关系的调整。枢密院掌军政自后唐时期便基本确立，但所掌军政事务范围到了宋真宗朝才大致定型；枢密使外朝化以及与中书门下关系调整也是到了宋真宗朝才确定下来。因此，作者以真宗朝为二府制形成的节点。
枢密使由内廷向外朝的转变，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曾以《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专文刊布[17]。该文受到了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一文的诸多启发。邓文揭示出宋初枢密院长官选用上文与武、亲与疏、能与庸等多种原则在不同阶段交错互用的史实，探讨了枢密院从逐步摆脱其近密性质向外朝转变的过程[18]。借鉴邓文，作者对枢密使的考察也是多维度的，既有枢密使群体身份转变的维度，包括宦官、武人、文吏、文臣的转变，以及从帝王元从亲信向外廷臣僚的转变，也有帝王对枢密使的选任原则变迁的维度，即从唐代选择“君主亲信、谨密慎重之人”（88页），到五代重视军政才能，宋太祖时期也发生了从重视军政才能、敢作敢为到恭谨中立的转变。相比邓文，作者将枢密使的人选考察置于更长的时段，讨论的角度也更加多样。难能可贵的是，多维度的分析，并未给人造成混乱的感觉。比如在对宋太宗朝枢密院的考察中，作者发现，太宗提拔的枢密使除石熙载外均为武臣，且均出身于晋王藩邸，能力普遍平庸；枢密副使中有11人为文臣，其中10人进士出身。这种武正文副的任用格局表现了“太宗不愿意使对枢密院的掌控离诸亲随以行其私欲，又不得不任用外廷朝臣以济其能力上的缺陷”（278页）。对这一时期枢密使的考察中，文武、亲随与外臣、个人能力、帝王用意等各方面都结合在一起，考察维度虽多却不杂乱，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作者的思路甚为清晰。
自后唐枢密院确立职掌军政的职能后，与中书门下的关系就成为重要问题。作者关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宰相是否兼枢密使、枢密院与中书门下事务是否隔绝来观察二府体制的形成。以宰相是否兼枢密使为标准，作者认为广顺三年（953）郭威罢免宰相兼枢密使王峻，在整个五代至北宋前期枢密院制度发展上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324页）。自后晋恢复枢密院以来，一方面中书、枢密对掌文武，另一方面，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常态，易造成权相，也可以理解为二府职责的区分尚不那么清晰。广顺三年以后，枢密使单独置官，此后再也没有产生过强力的枢密使，由此形成二府对掌文武而宰相稍尊的格局。五代枢密使权重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宰相兼枢密使基本上是五代的问题，到了宋初，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宰相是否与闻枢密院事务上。学者们注意到乾德二年（964）宋太祖罢周三相而以赵普为相、李崇矩为枢密使的事件，认为这标志着中书、枢密对掌文武格局的形成。作者指出，虽然中书、枢密长官不再兼任，但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格局并没有马上形成，并结合具体史实指出，乾德二年以后，身为宰相的赵普实际上参与着众多军政事务。宋太祖时期二府体制发展中，真正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开宝五年（972）中书、枢密分幕，此后宋太祖对枢密院的定位从效率向制衡中书门下转变，枢密使的选任也从重视军政才能、敢作敢为向恭谨中立转变。宋太宗时期的中书与枢密院，学者多认为处于二者并立、两不相知状态。作者通过考察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和雍熙三年（986）北伐后史实认为，太平兴国年间，宰相并没有被排挤出军政大事之外，只有雍熙北伐才可以确定没有宰相参与，淳化以后，逐渐形成了“遇有常务二府各司其职，军国大事则二府同议的惯例”（287页）。
真宗即位后，太宗朝政策大体得到继承，二府关系上，宰相、枢密同议军国大政的做法却并未得到延续，咸平四年（1001）以后，中书门下才重新参与军政事务。景德四年（1007）以后，二府的沟通协作已经有三种方式：“在皇帝的许可之下，同议军国大事；事关军机民政，二府关报；宰、枢聚厅，接待宾客，询访公事。在这些情况下，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处于不断协调过程之中的、整体的决策机构和最高行政部门。”（320页）至此，二府格局才算正式形成。
宋代二府体制的形成是本书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脉络下，十国的作用似乎并不突出。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南方诸国枢密制度的发展却表现出与五代北宋相似的发展趋向，即枢密院职掌军政和以文臣掌枢密院，这在前蜀、南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且出现时间远早于北方。在消除藩镇割据、结束武人政治、开创士大夫政治方面，南唐也远远走在五代北宋前面。这似乎暗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段“南朝化”[19]。陈寅恪20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有宋一代文化，乃南唐（包括吴越）文化之扩充……宋代文化发达地域，即人才产地有二：其一即汴梁附近，如司马光、二程、吕夷简等。其二为南唐故地，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20]明确肯定了南唐吴越对于宋代历史文化的影响。学界对于通判的研究也表明，这一制衡藩镇跋扈的重要措施，最早也源于南唐[21]，而为宋太祖借鉴以削藩。就知州制来说，南方也比北方更早朝着取代刺史的方向发展[22]。因此，尽管作者谨慎地表示“我们没有理由和必要为南唐和北宋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显示的一些共同现象建立起渊源关系”（234页），我们仍然相信，五代宋初枢密院的发展很可能受到了十国尤其是南唐枢密院制度的启迪。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北宋历史上的“南朝化”（主要指南唐吴越），未必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四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几点体悟颇深。
第一，作者虽以研究枢密院制度为主，所完成的却并非一部“死”的制度史作品。近年来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活”的制度史成为新的研究趋向。“活”的制度史强调问题意识，是“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既注重制度规定，也关心制度的运作[23]。作者研究枢密院，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整部著作较少静态描述，而多“变化”，关注枢密院职能的变化、枢密使人选身份标准的变化、与中书门下关系的变化等，使得本来比较枯燥的制度史“鲜活”许多。本书制度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取径也使得本书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枢密院作为中枢机构的一部分，与高层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观察其运作最好的方式无疑是从政治史出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作者对宋初两朝的研究中。
第二是材料与史学研究。就议题来说，如果材料比较丰富而研究成果较少的话，相关研究容易着手，但流于平淡者多；如果材料相对匮乏而研究成果较多的话，相关研究起点较高，反而会有高水平作品出现。《枢密院》一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从材料上来说，唐后期枢密院的相关材料并不多，《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中甚至没有枢密使（院）条目。正因为材料少，片言只语都值得重视，对材料的解读就比较充分，新材料发现的意义也比较明显。作者利用《师全介墓志》，将学界争论纷纭的枢密院产生时间一下子提到元和时期，正是明证。
既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时候也会使一些观点逐渐层累，成为“成说”，进行相关研究时，将史实从“成说”中层层剥离，是一件非常痛快淋漓的事情。《枢密院》一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剥离“成说”的过程。但“成说”并不意味着错误，很多时候只是视角不同。相对而言，《枢密院》对“成说”剥离较多，对“成说”揭示的一些史实的重视则略有欠缺，这主要体现在五代枢密使权力的相关研究上。
后唐是枢密使掌军政确立的时期，也是枢密使权势最盛的时期，这主要以郭崇韬、安重诲为代表。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作者着力辨明郭崇韬是以宰相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故权重是有制度保障的。这一点笔者颇为认同。但作者对郭崇韬宰相身份的强调，给人的感觉是：在宰相和枢密使中，宰相的身份比枢密使对郭崇韬来说更重要。显然，这种“潜台词”与后唐时期的史实是不符的。只担任枢密使的安重诲可以自由调动节帅，可以影响宰相任免，甚至擅杀宰相任圜。可以想见，即使不兼侍中，郭崇韬的权势也非宰相可比。职亲权重，应是后唐时期枢密使的基本特点。
第三，就唐后期五代宋初来说，所留下的史料大多是宋人编集，宋人的唐史观、五代史观、本朝史观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修纂者，也影响到后来的阅读者、现在的研究者。宋人以“防弊之政”立国，“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成为宋代设法立制的基本原则。宋人以“今”为出发点，在对晚唐至宋初历史的书写中，不免受到此观念的影响。就枢密院来说，枢密院源于中书门下枢机房，崇政院是改枢密院而来，枢密之设是为了分宰相之权等观点均来自宋人，学者们的研究包括《枢密院》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史实从宋人观念中剥离出来的过程。故而对研究者来说，既要注重史实本身的“复原”，也要留意史料书写者的历史观念。研究唐宋史，很多时候需要将史实从宋人的唐史观、五代史观、本朝史观中剥离出来，这本身就是学术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
想要从宋人史观中剥离史实，就不能局限于宋人所说，应当在更长时段、更广空间内把握历史。就宋初的设法立制来说，学界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从宋初谈起，至少要将眼光延伸到唐末五代，甚至中唐，学界前辈邓广铭、王赓武、邓小南、李锦绣等对此已多次呼吁，只是具有如此眼界的优秀作品目前仍然不多。此外，学界在讨论宋初史实时，对于五代影响涉及较多，对于南方诸国的影响则很少涉及。前举陈寅恪之语、知州通判的例子都提示我们，南方诸国尤其是南唐吴越对宋代的历史文化有诸多方面的影响。研究唐宋时期的历史，不能仅仅因为宋承继五代，就将眼光局限于五代，南方政权的影响也应该考虑进去。我们期待着未来唐宋史学界能产生一批时段上跨越中晚唐至宋初，空间上包含五代十国的优秀作品。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04页，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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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
[2]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78页。
[3]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黄约瑟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第153～242页。内藤之文原载『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译文误为19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