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对起讫点认识的差异，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有关，比如“政治变革”终点为宋初，“儒学变革”则是在北宋中期。参看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第144～146页。
[5]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第130～134页。
[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第7955页。括号中为原书注释，下同。
[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中华书局，1986，考523。
[8] 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9] 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隋唐五代》，人民出版社，1996，第126～136页。
[10] 贾宪保：《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1]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文津出版社，1994，第140页。
[12]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第261页。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第8093页。
[14]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杜悰”条，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82～83页。
[15] 与“唐宋变革期”相比，“唐宋之际”或“唐宋之间”并不能体现五代十国在唐宋转变中的地位，反而容易因为夹在唐、宋两个辉煌王朝之间被忽略。
[16]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17] 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载《唐研究》第11卷，2005。
[18]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19] “南朝化”系唐长孺提出，意在说明唐代历史的发展更多受到东晋南朝的影响。参看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486～491页；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0]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附录《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中华书局，2010，第368页。
[21] 严耕望：《通判不始于宋说》，载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805～807页。
[22]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7～65页。
[23]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1]
丁义珏
宋朝官僚制度素号繁难。邓广铭、宫崎市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研究者把官制作为宋史研究的关键领域，不仅为辨名物、考源流，实是因官制演进与变革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也是通体理解赵宋王朝的钥匙。此后，梅原郁、龚延明、邓小南等学者又将宋代官制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大为推进，但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以文官为主。20世纪70年代，刘子健就批评宋史研究中存在与宋代一样“重文轻武”的现象[2]。而按梅原郁的说法，宋代武官的数量与文官不相上下，甚至还“凌驾”于其上[3]。即便只从所涉群体的庞大基数来看，宋代武官制度、武官群体的研究都有待开拓与深入。
以往涉及武官的研究，以王曾瑜、何冠环、陈峰等为代表，相对偏重武将、军制等议题。然正如王曾瑜所言，宋代“武官”不能依现代观念理解为军人。武将、军职等职业军人，只是武官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4]。而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以下简称《文武之间》）正是择取武官中，主要不是军人的“武选官”群体进行专项研究，更显现出特别的学术价值。
全书主体分为两编共八章，另有序论、余论及外一章。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提出了“武选官”的概念。这一概念已引起学界不少争议，故本文第一部分着重梳理这一概念，辨析争论的焦点。
一
《文武之间》提出“武选官”的概念，并认为宋代的文武分途其实是文官—武选官—军职的“三途分立”。作为全书的核心，“武选官”的提法、“三途分立”的论断都受到一些质疑。如吴挺志、雷家圣的书评，王曾瑜在给作者的信中都提出不同的看法[5]。争论的发生，恰说明在宋代官僚制中，存在我们还不能表述清晰的重要特征。争论因《文武之间》而起，故需明确作者本人的概念体系。目前一些质疑，比如吴挺志认为，武选官与军职不能截然两分，故“三途分立”说值得商榷等，在作者的逻辑框架内其实是可以解释的。《文武之间》以身份标识区分了武选官、军职，也承认军职特有的身份认同，但她没有否认两者共同拥有武官的身份认同。这些误解的产生与作者对基本概念的处理方法有关系。作者在《文武之间》序论中着重解释了“武选官”这个新概念，但并未花足够笔墨对过往研究充分批判，阐明扬弃的原因，再加上“武选官”的定义、“第三种官僚”的判断并不单个出现，是由一组概念构成的网络，而相关解释却散在书中，不易聚焦，这都容易让人对新观点产生疑问。故本文重点梳理作者的概念体系，与学界其他的看法进行比较，突出争论的焦点，便于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首先，作者虽以“武选官”作书名，但逻辑起点是“武官”。本文认为，用以标示不同群体的概念，比如文官、武官等，表面上平行并列，实际却有差别。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常在一些学校门口看到“本校人员”与“社会人员”两个并列概念。但前者才是较为主动的界定，后者实际是“非本校”的意思。从“社会”的角度是断然无法理解“社会人员”的内涵，也难以把握其外延范围的。宋代“武官”的概念与此有一点类似，不能仅以“武”理解这个群体。本文认为，作者实际是从“杂”的角度解释宋代武官群体的。她在序论中很细致地将宋人的“武官”概念区分出三种指称范围[6]，但实际上运用最广泛的显然是最宽泛的第三种，即“与文官相对的官员群体”。作者又在序论中说：“太宗骨子里视武官为杂类渊薮。”[7]这一认识也得到了王曾瑜的肯定。在给作者的信中，王曾瑜进一步指出：“对宋时所谓‘武官’，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予以推敲。”[8]梅原郁在界定“武臣”的概念时也曾说，武臣虽有部分是武将和职业军人，但更多的人是作为文臣官僚的补充，是形成宋代官僚机构的重要成员[9]。可以说，将武官视为文官之外的杂类，清流之外的浊流，实际上已在学界有了共识。既然是“杂类”，且“武”不能作为该群体的内涵，我们只能去逐一凿实“武官”群体的外延边界。从外延边界入手，即要对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逐个考察和排除，难度大，也容易出现争议。
划定“武官”边界的方法无非两种，一则以阶，即品位。梅原郁就认为“武阶”的持有者都应归入“武臣”的范畴[10]。这样处理有一点简单化。例如，带武阶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内侍宦官，他们是否能算“武臣”？二则以阶与差遣（职位）结合来说明。何冠环在讨论宋初三朝“武将”（梅文中的“武将”，实际上接近一般所说的武官、武臣）时，将带相应“官”和“职”的群体一并纳入讨论[11]，再剔除宗室、转武阶的文官与宦官、归顺授武官武职的蕃官。
《文武之间》也是以武阶与职位的结合来界定“武官”范围的。书中涉及“武官”群体的论述见于两处。在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中，她说：
武选官与军职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宋代的“武官”群体。[12]
在外一章《武选官研究的意义》中，她又补充了宋朝武官的结构。
（一）宋代的武官分为高级武官和中下级武官两部分。
（二）高级武官即所谓“正任武官”，其核心品位标志是“正任”，必须由正任武官担任的职位包括：1.禁军军职中最高级别的“管军”职位；2.最高级别边防统兵官——都部署、副都部署等。
（三）中下级武官又可以分为武选官和“管军”以外的普通军职两部分；武选官用武阶标志身份。武阶是武选官独占的品位符号。
（四）资深高级武选官与普通军职中最高的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两级均采用“遥郡”作为辅助性品位符号，带遥郡的武选官与带遥郡的军职都有可能向上升迁，成为正任武官，此后，他们之间的差别体现为出身差异。[13]
按照她的解释，武官群体包括正任（管军与都部署、副都部署等职）、武选官（武阶标示，或带遥郡）、普通军职（管军以外，或带遥郡）。可以留意三点：第一，正任、遥郡不属于武阶；第二，军职在获得遥郡、正任之前只有职位，不能染指武阶；第三，按外一章中的详细界定，则序论中的“武官”范围漏掉了“正任”中非军职出身的官员，显得前后论述不一。第三点不得不说是本书的微瑕。而第一、第二两点则正是作者与学界通常认识差异较大的部分，也是争论的实际焦点。
首先，关于“武阶”的问题。《文武之间》对“武阶”的定义和核心概念——武选官直接对应。
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非宦官，就是武选官。[14]
然后，她又用他们所从事差遣、入仕途径等来辅助说明。
他们（武选官）是以武阶标志品位的官僚群体，主要分布在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以及监当管库等职位上，参与统兵并因此获得武官的身份认同。
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获得武阶的途径有恩荫入仕、军班换授、武举以及流外入流、文官换授等等。[15]
作者定义的武阶，来自《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
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末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16]
其后，述及“绍兴以后阶官”时，《职官志》又云：
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17]
据此，作者认为“武阶”与“武选”基本同义[18]。而武阶包括横班、诸司使副（诸司正使、诸司副使）与使臣（大使臣、小使臣），亦即排除了正任和遥郡。
然而，同卷《职官志》又有“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19]。其“武臣”范围自小使臣至正任均有涵盖。若我们紧扣“武选”二字去其他史料追索，又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的《改武选官名诏》中，被改名的“武选官称”，包括：（1）横行；（2）诸司正使、诸司副使；（3）大小使臣；（4）入内、内侍两省阶；（5）大将、正将、殿侍等；（6）正任；（7）环卫官；（8）率府率、副率；（9）医职[20]。范围比《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增加了宦官阶、医官阶、杂阶、环卫官、率府率等五类（此诏只改“官称”，遥郡所用官称与正任同，故而未单列）。
史料记载不一，我们再来看当代研究者们如何处理“武阶”的范围。龚延明《宋朝官制辞典》所给的武阶范围是：
武阶……：正任官、遥郡官、横行官、诸司正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以及殿侍以下无品、不系磨勘之杂阶。[21]
梅原郁给的范围更小一些，没有提无品与杂阶。他认为宋代的武阶从下往上依次分为三班使臣（小使臣、大使臣）、诸司副使、诸司使、遥郡、正任等范畴[22]，比《文武之间》增加了遥郡与正任。
《文武之间》与《宋史·职官志》代表了最小的武阶范围；梅原郁增加了遥郡和正任；龚延明又增加无品和杂阶等；政和二年《改武选官名诏》则最多。我们先置争议较多的政和二年诏不论，本书作者、梅原郁、龚延明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去取遥郡和正任、无品和杂阶。对于遥郡和正任，《文武之间》这样解释：
遥郡和正任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阶秩标志符号。遥郡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加官，正任则是高于武选官和一般军职的，独立的阶秩序列。[23]
正任这一独立品位序列的存在，使武选官与军职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构成与文官并存的“武官群体”；同时让武选官和军职的差异表现为一种“出身”差异。[24]
这里需指出两点。首先，这段文字仍未解释遥郡和正任不计入“武阶”范围的理由。“武阶”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如何处理不同史料记载的差异？的确是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追问的。其次，自上梳理至此可知，在作者看来，虽然“武阶”只是武选官的身份标志，但遥郡和正任作为整个武官群体的官阶标志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她与梅原郁对“武官”范围的认定没有太大分别。
那么无品和杂阶是否该归入“武阶”呢？除了龚延明之外，王曾瑜也倾向于将它们纳入。他说：“宋朝文官都是九品以上，而武官另有无品，又在九品之下，并且随着年代往后，无品武官的级别越来越多。”[25]亦即，殿侍、大将、军将等阶名被接受为武阶序列或许经历了一个过程，北宋前期还不明显。而《文武之间》虽以“北宋”为名，但相对侧重北宋前期。或许这是产生分歧的原因。
总之，目前要明确界定宋代武阶的范围仍有困难。将两宋划分时段讨论或许是一个办法，抑或我们使用狭义的武阶、广义的武阶来分类。这有待后来的研究者探索。
作者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是为提出宋代官僚“三途分立”的判断而服务的。“三途分立”说又涉及了武选官与文官的关系、武选官与军职的关系。前一对关系，相对容易厘清。作者指出，武选官与文官之间有狭窄的文武换官的通道，但是军职只和武选官之间有“换前班”制度，与文官无法互换，故宋代的文武分途其实是“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26]。
而武选官与军职的关系则复杂很多。作者认为军职“主要是指禁军统兵之官”[27]。本文将“武选官”与军职的关系概括为“合而不融”[28]，解释道：
武选官与军职的差别：一、军职隶军籍，武选官不隶；二、武选官以武阶标志品位，军职则是品位、职位合一，且不用武阶标志品位；三、武选官迁补由三班院、审官西院负责，军职的迁补则直接听命于皇帝，由三衙具体负责。
武选官与军职之间有通道，即军校的“换前班”。
在高层，武选官与军职殊途同归，在品位和职位上都走向一致。[29]
目前争议较大的，即军职是否品位、职位合一，带不带武阶标志。王曾瑜举例说明：至少庆历以后，军职很可能是带武阶的，有的是有品的低阶，有的是无品，而且甚至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战士都有可能带武阶[30]。更进一步地，他倾向于将军职算作一种纯粹的差遣，而不是品位与职位的合一。他不仅将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都虞候、承局押官之类视为军职，甚至将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巡检等本书作者认为是武选官常任的差遣，也都可以视为军职[31]。这样就树立了一个与本书作者迥异的解释体系。带杂阶在禁军中任职的低级军官，与带武官阶担任都部署、钤辖等的统兵官只有高低之分。但军职到底是否有阶，实际和上文提到武阶范围的问题一样，很可能不同时期情况不一。因此，要寻找到最优的解释，只能进行分时段的研究。
要之，作者对“武阶”的范围、军职是否带武官阶等问题的处理，仍有争议。但暂时放下外延边界的争议，若从群体的核心特征去观察，“武选官”概念的提出直指宋代官制、官僚群体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在宋代文官士大夫、“行伍”（军职）的身份认同都比较确定的两端，存在一个非文官、非“行伍”的庞大群体是毫无疑问的。《文武之间》承认武选官与军职一同构成与文官对立的武官群体，承认宋代文武分途愈加严格[32]，在此基础上，刻意将武选官与军职剥离，强调其相对独立性，特别是非军、非“武”的一面，造成实际上的“三途分立”。换句话说，宋代“文武”分途其实是“文”“杂”分途。杂类之中宜分为武选官与军职，故造成实际上的文官、武选官与军职三途分立。这确实是极富洞见的判断。当然，“剥离”该如何更细密准确减少争议，仍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但提出“武选官”群体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宋朝的官僚制度向来号称复杂，但这复杂原本主要体现在文官方面，我的研究则让武官的情形也变得复杂起来。”[33]或许这“复杂”，正是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的新起点吧。
二
本书上编《从内职到武选官：第三种官僚的诞生》阐述“武选官”群体的形成过程。时间跨度从晚唐、五代直至北宋真、仁时期。阎步克曾提出中国古代品位结构变迁的五线索：贵—贱、士—吏、文—武、宫—朝、胡—汉[34]。以往对宋代武官的讨论，往往是在“文—武”线索上展开的。但作者回溯至晚唐，渐次梳理至北宋前期，创造性地引入了“内—外”（类似阎氏的“宫—朝”关系）的认识线索[35]，使“第三种官僚”和“三途分立”说得以成立。
第一章《新官原从“末世”生》表面上看只是研究武选官阶名称的来历，实际的着眼点是群体：五代至宋初的“内职”，亦即北宋武选官群体的“前身”。唐代后期的“诸使”发展到北宋，绝大部分都失去实职变成纯粹的武官品阶，这已是制度常识。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地将这些“使名”分类，再逐一追索其“实职”在晚唐、五代与北宋的变化轨迹。正是因为“诸使”原来的本职包含了宫廷日常生活及宾赞事务，又涉及皇权从外朝收拢的非宫廷事务，加上“使臣”们有皇帝近侍的属性，使后来从事此职的群体有了皇帝“内职”的身份。
第二章《从“陛下家臣”到帝国武选官》认为“内职”到了五代相当于君主的“家臣”，具有“亲而不尊”的特点，作者称之为“结构性孤立”。随后论述自五代至宋初，“内职”官僚群不断被派往外任差遣，一方面使得内职外任渐成常态，特别是内职参与统兵守边成为分割藩镇军权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不担任本职工作，“内职”头衔符号化、品位化，开启向“武选官阶”演变的进程。到了真宗时期，“内职”基本上失去了“内”的属性，与皇帝近密关系弱化，走向外朝。其头衔即演变成纯粹官阶名称。本章论述堪称精彩。但作者为了说明五代宋初的内职官僚同文臣、禁军、藩镇都有距离，便于为皇帝所用，而使用了“结构性孤立”的说法。经过上下文的铺陈，“孤立”可以理解，但何以是“结构性”似未加说明。此处若有更精准的概括，不仅能加强论证的严整性，也利于后来学者的引用。
第三章《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的重点是武官品阶等级及其形成的原因。本章分两部分，分别说明诸使、使臣变为“武选官阶”，刺史至节度使等“牧伯”官走向遥郡、正任的过程。
读罢上编会发现，作者回溯至晚唐、五代讨论武选官的“前世”，对于入宋后的“今生”颇有解释力。但在“北宋”的时间段内，对于北宋中后期的讨论分量不足。上文也已提到“武选官”“三途分立”之所以会受到质疑，都与对北宋中后期的讨论薄弱有关。
下编《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则主要通过分析武选官担任的差遣，带我们走进北宋的“武选官”群体。与以往的制度史研究不同，作者努力将对制度的探究和对群体的讨论融合起来。这在上编对“内职”的讨论中已有体现，下编讨论武选官时更加注重对群体面貌的立体、生动的勾勒。
第四章《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典型人物与一般图像》是下编之纲，其论述方式非常新颖。作者先是列举了四位武选官的履历，随后将武选官常任差遣按任期分为“短使”“住程”两类，按职能分成五类：监当官、边防统兵官、负责地方治安的都监和内地巡检、门等礼宾通进职位、其他职位。最后，作者虚拟了一位武选官，想象了他的仕途，勾勒出武选官的“一般图像”。作者将丰富的学术信息以富有人情味的形式表达，让人耳目一新且感同身受。
第五章《军壁董戎，维护边防》实则是对宋初至北宋中期边防统兵体系的历时性研究，论述了自唐、五代以来节度使体制，经都部署体制最终发展为经略安抚体制的过程。作者认为宋太祖时期仍主要依靠节度使等军政合一的统兵官组织边境防御。宋太宗时，随着征辽失败，边境形势变化，“行营”常驻地方，取代了边镇节度使，演变为都部署体制。都部署体制下，原来在行营统兵的内职常驻地方，节度使等正除牧守离开本镇统兵。然而，都部署体制有高层统兵官之间统属不明、以武选官为主的兵官与军队之间不熟悉等缺陷。在宋夏战争失利的压力下，经略安抚使体制取代了都部署体制。
本文认为，在讨论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之后，应增入对宋代河防体系形成过程的研究[36]。河政在北宋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政，且河防体系与都部署体制的形成过程颇有类似之处。自宋初开始，治河的动员机制与“行营”很像，且由内职主导。太祖、太宗朝时，堤防日常管理体制逐渐形成，武选官、文官与宦官各自在体系内分工合作。对河防体系的讨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呈现武选官所从事的差遣。
第六章《捕盗捉贼，安靖地方》论述了负责地方治安的州兵马都监、“捕盗型”巡检两个职位。作者特别提出巡检分布的“不均匀”、为州县藩篱又不属州县等观点，均属新见。但本章对“巡检”职能本身的讨论过多，有些偏离主题。
第七章《最后的“近侍”：中央的武选官》将视野拉回到中央的武选官职位，同时又与上编的第一、第二章呼应，处理“内职”不断外任，官名品阶化以后，原有的中央事务机构由谁来承担，武选官与宦官、文官各自发挥多少作用等问题。其中，武选官群体与宦官群体关系的问题是重点，再次涉及“内—外”的线索。经过分梳，作者指出在纯内廷服务机构中，宦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军器、马政、建筑等内廷与外朝共有的事务中，武选官要么与宦官或文官“平分秋色”，要么与两者“三分天下有其一”；只有在客省、门等通进宾赞机构中的机构才由武选官独占。作者将在客省、四方馆、门任职的武选官作为一个整体“皇帝的礼宾官”单独提出，认为他们继续保持了“内职”的属性，相当于文官中的侍从官。但到了宋仁宗以后，门官员进入枢密院长贰的通道也被完全阻断。这意味着武选官中相对最侧近的群体也丧失了分享高层行政权力的可能。
本章尤为精彩，特别是对门官员的观察细致入微，若与余论《分类与隔离》孝宗的改革努力结合起来看，能揭示宋代制度惯性对政治文化的塑造。作者使用了“诸使类机构”指称曾被“诸使”掌握的大量中央事务机构。若结合第一、第二章的内容，可以理解作者希望突出这类机构历史渊源的用意。但这个提法并没有比“中央事务机构”更优，也不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们讨论同类机构在北宋中期以后的情况。
第八章《武选官的选任》是对选任制度的梳理。作者指出，到真、仁之际，由于武选官作为皇帝“内职”的色彩基本褪去，其选任由皇帝个人判断完全转向有司依照成文法规来进行。随后，作者列举了恩荫、军校“换前班”、流外出职、武举等武选官入仕途径，分析了“呈试”、磨勘、差遣注授等制度，对武选官一边“官员冗滥”另一边“短使”等差遣却“乏人”的矛盾现象展开了讨论。
整个下编是对武选官制度与武选官群体面貌的横向展开。作者努力将制度研究与群体研究结合，不仅对制度细节都力求兼顾，还分别站在皇权和国家的立场讨论员与阙、文与武、内廷与外朝、分权与效率等多对矛盾；也站在武选官群体的立场上，对他们的仕途前景、所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了分析。从下编看，作者的思考已超出了“文武之间”“第三种官僚”等核心议题。宋制对官僚群体的塑造、制度惯性与政治文化的生成，这些议题都拓展了具体官制研究的广度。然而，本编涉及面过多，也使得议题略散，详略不均。
余论《分类与隔离》颇有新意。作者选择渴望改变北宋以降既有制度的南宋孝宗切入，希望揭示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痼疾。她通过叙述孝宗打通门官入枢密院的升迁途径、提高武举地位等制度改革的努力及其失败，反衬出武选官运行百年之后，武官群体隔离、道德矮化、尚武精神丧失等积重难返的文化现象。制度塑造了群体，而文化性格固化后，又非自上而下的制度调整所能轻易搅动。其中意味，引人深思。
外一章《武选官研究的意义》是作者在书稿完成后写下的一些新思考，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军职是否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官员身份。作者强调了士兵和普通军职（遥郡以下）不带品位符号，与“官僚”间存在身份隔离。士兵作为贱民与平民隔离，普通军职与官僚隔离，都是从唐五代逐步形成的，都被宋朝继承了，而且宋朝统治者似乎乐于继承。第二个问题是武选官这种非文非武、亦文亦武的官僚群体，是否是宋代独有。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政权处理武人与政权关系时，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案。
读罢全书，令我对相关制度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展望。本书的一个优点是在解释晚唐、五代至宋初，诸使、内职向武选官变化时，使用了“内—外”的线索。但在武选官制度形成之后，“内—外”的线索似更应重视。作者给余论起的标题是“分类与隔离”，实际已点出宋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特点。此时，“胡—汉”“贵—寒”等都已不是官僚们的主要标签。宋初较为突出的“南—北”区隔在北宋中期也在渐次消弭。地缘、民族、门第等客观标签的影响力褪去之后，统治者主观对官僚群体做出的“分类与隔离”却愈演愈烈。不仅在“文—武”线索上，官僚分成了文官—武选官—军职，在“内—外”线索上也可依次分为宦官、武选官中的门官员、外朝官员。而且，每个官僚群体内部，不仅有品阶高低的区分，也增加了“内—外”差序，或者说与皇帝的亲疏的维度。比如，文官可以分为侍从官（近臣）、其他朝官、京官、幕职州县官；武选官中门官更偏内朝；宦官中也以位阶并不高的勾当御药院等最为亲信。可以说，各种或严格或松散的“分类”甚至“隔离”已将官员纵横切割，形成网格。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绝大部分事务机构中又一同共事。在品位、出身、群体认同方面的分类与隔离，差遣上的协作与共事，两者结合而成“分隔与协同”。这应被视为宋代引人瞩目的制度景观而进行更进一步研究。宋代皇权对官僚群体绵密细微、无所不在的编织，让人体会到它的笼罩性与窒息感。
此外，如何解释制度演变的动力也值得制度史学者们思考。“武选官”制度其实是很多项制度的综合。从入宋后算起，“武选官”经历半个世纪才在宋真宗朝尘埃落定。它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制度施设与调整沉淀下来的，并没有预备好的蓝图。解释这类制度演进的动力或许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作者已经做了一些解释。在余论《分类与隔离》中有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我却印象颇深：“武选官制度的‘设计意图’是分割兵权。”[37]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述中也常提到，类似宋初内职人数增多、升迁需要等制度演进的客观动力。就个人观感，就全书触及的广度来看，这些解释仍不能让人满足。作者以“内—外”线索得到对武选官的新认识，在解释制度设计的主观意图上又回到“文—武”线索上解释，有点可惜。之后的研究或可追问：将臣僚进行横向分割、制造亲疏差序等，究竟是皇帝个体的自觉行为，还是背后有“看不见的手”呢？不同群体的臣僚们对于制度演进的推动，除了个人入仕、升迁等一点一滴现实而日常的具体需要以外，是否也有刻意对整体制度格局主动建设的动力呢？这些动力只是来自文官群体吗？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尝试去回答，或许，一定是有意义吧。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2页，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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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宦官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S02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33）阶段性成果之一。写作过程中，受到李全德、陈文龙、李怡文、胡珂、张亦冰、闫建飞等学友多方面的启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2] 刘子健在《略论宋代武官群体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中说，研究者们注意到宋代“重文轻武”的特点，却也受其影响，对于“受轻视的武官群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关注不足（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第173页）。
[3] 〔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二章『宋代の武階』，同朋社，1985，第100页。
[4] 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中州学刊》1984年第2期；又收入氏著《点滴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第302页。
[5] 吴挺志直言“三途分立”的提法值得商榷，认为军职与武选官很难截然两分。参见《评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台湾）《新史学》第22卷第1期，2011，第170～171页。雷家圣认为武选官似乎并非文官、军职之外的第三种官僚，武选官与军职并非平行并立，而是上下级的关系。参见《评介：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韩国）《中国史研究》第74辑，2011，第387页。王曾瑜与作者在信中讨论了多个概念，特别是对军职的解释与作者不同。参见《关于宋朝武官、军职、遥郡等的通信》，收入氏著《纤微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第218～229页。
[6] 赵冬梅认为武官是指：（1）唐武职事官；（2）武选官；（3）与文官相对的官员群体。作者还特别补充说道：第三种情况下，宋人还会使用“武臣”，“武臣”的内涵变动过大，故不用。参见《文武之间》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1页注1。
[7] 《文武之间》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第22页。
[8] 王曾瑜：《关于宋朝武官、军职、遥郡等的通信》，收入氏著《纤微编》，第220页。
[9] 〔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100页。
[10] 〔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100页。
[11] 何冠环所谓与“武将”相关的“官”包括七类：（1）枢密院的职事官；（2）宣徽南院、北院使；（3）横班使臣；（4）诸司使臣；（5）三班使臣，包括大使臣、小使臣；（6）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史、团练使、刺史；（7）六军官、环卫官、太子诸率府率等。“职”包括：（1）军职；（2）兵职，包括都部署、都钤辖等；（3）近职，如门舍人、门祗候等。参见《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合刊（1986），第19～31页，后收入氏著《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香港），2008，第1～23页。
[12] 《文武之间》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第11页。
[13] 《文武之间》外一章《武选官研究的意义》，第380页。
[14] 《文武之间》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第5页。
[15] 《文武之间》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第6页。
[1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中华书局，1985，第4054页。
[17]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第4066页。
[18] 《文武之间》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第6页。
[19]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第4029页。
[20] 参见佚名编《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三《改武选官名诏》，中华书局，1962，第620～625页。
[2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中华书局，1997，第32页。
[22] 据〔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