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出人意料的是，两个故事彼此重合的主题竟然如此之少，仅仅集中在两个地理名称上。无论如何，这对想把赤娘子与天女直接比附的观点来说，显得太牵强了。从主题的缺乏一致性来看，毋宁让人相信二者并非由一个共同的祖源传说发展而来，而是起初各有各的渊源，到了晚期阶段才稍稍显出合流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少许具有共同性的要素。可惜仅凭现有的辽代史料很难有充分的证据来详细考察二者形成、发展及合流的全过程。在此谨提供两篇相关论文的主要论点，以揭示该问题的复杂程度和研究现状。任爱君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可以说是近来少见的比较分析这两个传说的专文，他的结论是“赤娘子”故事在出现时间上要早于“青牛白马”故事，并分析了后者产生的历史背景。[32]而汤开建在考察党项风俗的问题时，发现了《燕北录》所记的七个骑马人和身世奇异的女子结为夫妻并产下契丹族人的故事类型，竟然也见于藏文史料中对党项开国国君的身世介绍中。他认为二者的相似并非巧合，而是反映党项起源时所受的北方民族文化影响。[33]由此可见，王易笔下的这段“赤娘子”传说还有诸多待发之覆。[34]
该文最后一节是讨论《契丹国志》中的先祖传说，这一话题同时涉及契丹语言和民俗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既富有研究旨趣，也与其他学者的意见颇有出入。作者对三位可汗名称的复原除了列举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以外，国外学者的成果仅注意到白鸟库吉的研究。其实在卜弼德（Peter A.Boodberg）写于1933年的未刊札记《胡天汉月方诸》和石泰安（R.Stein）1940年发表的对《契丹国志》部分内容的译释长文中，都已经得出了国内学者在晚近时期才提出的一个结论：第三位可汗的名字“昼里昏”当为“画里昏”之讹，恰好可以和蒙古语的“二十只羊”相勘同。[35]《契丹国志》中的先祖传说所带有的强烈神话色彩，是该问题吸引学者兴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自卜弼德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民俗宗教的立场进行解析，代表性的有石泰安从主题类型的比较入手分析第三位可汗杀羊又使之复生的传说，护雅夫和蒲田大作从萨满教的观念探析契丹先祖所显现的萨满性格。[36]对这些意见的吸收与批评并未反映在作者文章中，这使得本文考察问题的角度略显狭仄。
《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大概是全书中最有创见也最具跨学科研究特色的一篇文章。我们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结论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文中的最后一节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对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及汉文文献所见契丹语名字做一个粗略统计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辽代契丹人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分别是胡都古和乙辛，前者意为‘福’，后者意为‘寿’。汉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就连契丹人的契丹语名字都充满了汉民族的价值观念。”（该书第172页）如果作者的分析成立，那么学界重新评估汉文化对契丹民族的影响就多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我们以阿尔泰学的视角全面审视了这两个词语的文化历史以后，却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胡都古”的拟音可作﹡qudugu，它明显和下列阿尔泰语系中的词汇具有亲缘关系：古突厥语中的qut，以《蒙古秘史》为词汇基础的中古蒙古语中的 qutuq/quduq （派生词qutuqtu/qutuqtai）和qutluγ，女真语的忽土儿，满语的hûturi，通古斯语中的kutut′i。[37]而上述词汇的基本义项均为“福运”。它也应和白鸟库吉所考察的余靖诗中表示福佑之义的契丹语“苦统”一词同源。[38]目前学界对该词是否阿尔泰语系的共有词汇尚存有不同意见。反对同源词说的学者认为该词本来只是突厥语的固有词，以后才被转借到蒙古语等其他语言中。[39]但无论是中世纪的突厥-回鹘人，还是当时的蒙古人，都十分流行以这个表示“福运”的名词（含其派生词）来作为人的名称。仅以《元史》中提到的突厥人的名字为例，以忽都海牙（Qut Qaya）、忽都的斤（Qut Tigin）、忽都于斯（Qut Yüs）命名再加上名称中含有忽都鲁（Qutluq）的人名有近20例。[40]至于《蒙古秘史》和《圣武亲征录》中的类似蒙古人名则多含有Qutuq，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41]所以用突厥-蒙古语中表示“福运”的qut或其同源词来作为人的名讳是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特征的一个体现。以此为参照，契丹人多以“胡都古”（福）来命名亦应属于这种情况。
“乙辛”的情况完全与之一致。据称契丹小字中表示它的第一个原字应当读音作[əs]（该书第231页），那么这个契丹语含义为“寿”的词的近似形式当为﹡esin，这明显让我们联系到突厥-蒙古语中的esen（也先）一词，该词在13世纪以前的古突厥语文献中就已出现，正是“身体健康、良好，安全的”之意，以后这一表示身体健康的基本词义一直保留在各种突厥语近现代语言中。[42]它也出现在13世纪的《蒙古秘史》中，明人所给的汉字旁译为“安、安存”。[43]与上例相似的是，突厥-蒙古人中也流行以它来给人取名。[44]这在元代蒙古人中尤其明显，也先不花、也先帖木儿堪称当时蒙古人中最常见的名字。而从读音和词义上比较，契丹语中的“乙辛”一词当为其亲属词，原意也应是“健康、安全”，只不过在翻译成汉语时，被润色成语意基本一致但更加文雅的“寿”字。所以突厥-蒙古的姓名文化的实例启发我们，契丹人喜欢用“胡都古”和“乙辛”来起名恰恰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显现。
《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可以说是一篇全面梳理并探究契丹语言资料源流的“凿空”之作，文中表现出的深厚文献学功力令人尤为叹服，但在外文成果的汲取上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本文的一个讨论重点就是澄清清代的索伦语与契丹语本身存在着极大距离，以此来说明乾隆所首倡，并为四库馆臣所部分遵守的“索伦为契丹苗裔”的理论的荒谬性，从而揭示了他们炮制出的《钦定辽史语解》的问题所在（该书第193～195页）。不过在论证索伦语性质时，作者仅仅引用了清人西清的一句“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加以说明，忽略了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Ligeti）在半个世纪前所发表的一篇专门考察《辽史语解》中的索伦词汇性质的论文。李盖提逐一分析了其中出现的25个索伦词语，结论是它们大多与语言学家在新疆和大兴安岭布特哈旗等地所搜集到的鄂温克语词汇相契合，仅有一两例未能在鄂温克语中找到对应词。这一调查证明了《辽史语解》中不时采用的索伦语（按刘教授文中的统计，总共有38例）确系通古斯语族下的一种鄂温克语。而且刘教授在行文最后也对四库馆臣的索伦语素养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在做这项以索伦语正契丹语的工作时，并没有从事过任何实地调查索伦语的活动。[45]我想如果刘教授能够吸取此文的主要论据的话，那么无疑可以运用这些成果将本课题开拓得更广更深。
本文最后一节实际上是在举述并评论明代以降，学者对契丹语材料的整理、考辨情况。作者对现代学者研究情况的评论集中在白鸟库吉等身上，但也注意到黄振华翻译的德国学者傅海波和道尔佛（G.Doerfe）的两篇相关论文。既然如此，那么引起傅海波商榷的孟格斯（Karl H.Menges）的契丹语研究论文似更应提到。孟氏作为具有良好阿尔泰学知识背景的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因为协助参加魏复古和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计划而对契丹语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后来出版的《辽代社会史》在涉及对民族语言的解释方面，大多吸取了他的意见。孟氏这一时期关于契丹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是考释辽代文献中所见的若干契丹语官职专名和统治者的头衔，先是集中刊出在《辽代社会史》的第14章“政府组织”中，后来又专门抽出增补后作为单篇论文发表过。[46]最后他又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表了《通古斯与辽》的长文，将自己对契丹语专名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部族名称和人名领域。[47]其早期研究曾受到柯立夫（F.W.Cleaves）的批评，晚期研究则引发了傅海波著前述商榷文章。[48]柯氏的批评认为孟氏过多地依靠通古斯语言中的词汇来解决契丹语问题，却忽略了一些明显的蒙古语因素，即使如此，柯氏仍然承认，孟格斯堪称用阿尔泰学知识来解决契丹语难题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对于孟氏用力最深的契丹官衔专名的考释部分中，柯氏并未做多大修正。笔者阅读了相关内容以后，深感其成就不可忽略，孟氏考证的若干词语的词源如葛儿罕、挞林阿点等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孟氏作为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语言学家，还敏锐地发现了契丹语中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例如刘凤翥曾注意到辽朝贵妇人的称号“迤俪免”、“乙林免”与“夷离的”词干及语义相同的情况，但未做语言学上的分析。孟氏则特地指出“夷离的”中的“的”字很可能与早期蒙古语中的一种指代女性的后缀﹡-din有关，并举出了后来蒙古语中指代妇女和雌性动物的后缀-jin作为旁证。更富有启发性的是，他还顺手拈出了鄂温克语中的女性后缀-mni，这很容易让人联系起前述贵妇称号的后缀“免”字（﹡-men），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辽代有“迤俪免”之类的名称。
此外，黄振华所翻译的傅海波和道尔弗的论文均发表在1969年，此后这两位学者又继续钻研这一课题，并各自有了新的成果。前者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契丹语新释的论文考证了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新释出的一些词语的词源，强调了这些词语与通古斯语族中词汇的亲缘关系。[49]而后者在一篇讨论古突厥语中的蒙古语成分时，也集中汇释了若干他所新知的契丹词语。[50]由于上述学者分别是西方汉学界和阿尔泰学领域的权威，所以其成果不仅受到留意契丹语文研究的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而且对我们来说也颇有参考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得出跟我们的看法不同的一些结论时，那就更加值得注意。例如国内学者通常倾向于把契丹语的“捏褐”（犬）一词跟蒙古语表示“犬”的nogai联系，而外国学者则认为其相当于女真语的niaha（犬）和满语的niyahan（小狗），并且契丹语的这一形式代表了一个以腭鼻音开头的词。所以刘教授此文介绍国外的契丹语文研究状况实际上只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对一篇问世于2000年以后的作品来说，在国外研究信息的收集方面未免有些陈旧。最后还可补充一点，关于有不少国外学者探讨过的余靖和刁约的汉语契丹语双语诗中的契丹词语，2003年美国学者A.Vovin也发表了一篇新作，既吸收了前人研究中可取的部分，同时又不乏自己独特的看法。[51]这对我们了解国外契丹语研究进展也有一定价值。
该文在阐述清代索伦一名的历史变迁时，用语十分严谨，但有一处叙述却使人易生误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鄂温克包括历史上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1957年将他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该书第194～195页）笔者最初读到此处时，曾为此生疑：难道中国境内以前竟然分布着操一种突厥语的雅库特人？（按：雅库特语按照语言分类可以说是分布位置最靠北的突厥语。）后来翻检了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相关部分后，才知道原来在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以前，满族和蒙古族多称鄂温克人为索伦，而俄国人则常称呼他们为通古斯和雅库特。“鄂温克”一名才是其真正的自称。[52]这样看来，“索伦”“通古斯”“雅库特”这些名称都只是外人施加给鄂温克人的不准确的名称，并非是说中国境内真有所谓的雅库特人，而作为自称的“鄂温克”一名也应当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故上文的“1957年将他们统一改称为鄂温克族”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鄂温克一词是1957年才出现的新名词，此前通行的只是“索伦”之类的名称。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的第四节中似有两处小的纰漏。当作者认为金朝的末代皇帝因其勤勉有为、励精图治，故在亡国后仍然受到人们赞扬时，引证了下面这段论述：“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该书第265页）这段文字正如注释所示，来自刘祁《归潜志》卷一一的“辩亡”一篇。不过笔者细审文意，发现作者将“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归于刘祁的表述不合作者原意，因为这句话的前面明确标有“或问”二字，也就是说，它只是刘祁引用的别人对于末帝哀宗的评价而并非刘祁本人的意见。至于刘祁本人对哀宗是褒是贬，在所引文章的后半部分，刘祁直言不讳的品评：“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却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53]从这一评语来看，刘祁眼中的哀宗固然没有差到“桀纣之恶”的地步，但远远谈不上是一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明君。所以如果要论证哀宗因其品行政绩得到后人赞扬的话，那么显然就不应以刘祁的评价为根据。又，刘教授该文在引用许衡向世祖奏上《时务五事》时，将其事系于至元二年（1265）（该书第271页）。但笔者试检《鲁斋遗书》中有关原文时，发现其标题下有“至元三年”四字，明示了文章撰成的时间，而且这也可以和文中的具体内容相证合，因其中有许氏自述“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之语，甲寅即1254年，所以至元三年（1266）当为此文撰写上奏的确切年份。
以上是笔者对书中一些具体论述的意见。就本书的总体而言，应当说考据史实式的论文还是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章。简要地说，作者写作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力求澄清有关研究课题中一系列前人尚未解决圆满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故具有显著的史实重建性质，而解释历史现象，探求发展规律的地方则相对较少。从这一点来看，《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多数论文的研究路数，仅从标题即可看出这是一篇志在解释历史现象之间有机联系，以探讨“为什么”之类问题的诠释式论文，具有鲜明的考述、评论并重的特色。此文一开始即揭示中外学者在“征服王朝”等的评价问题上的尖锐矛盾，随之进入作者着力论述的女真汉化问题。在细致地考察了各项历史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大体与陶晋生教授的观点一致，即认为女真入主中原以后，逐渐走上了一条“全盘汉化”的道路（该书第237～263页）。而在后面的部分，作者把女真汉化与金的衰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金元之交民间盛传的“金以儒亡”的话题作为论述的楔子，强调汉化彻底改变了女真人质朴勇武的精神面貌，使其养成懒惰奢靡、安于享乐的作风性格，最终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该书第264～272页）。对于作者这一论证思路，笔者略感以下疑惑。
其一，作者既然一开始就亮出中外学者在对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的汉化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那么应意识到出现歧见的原因并不在于论争的双方对对方所举的史料熟视无睹，而在于各自对“汉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解说上存在着分歧，要突破这种作者视之为“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的学术交流上的困境，最好的解决途径无疑是作者对“汉化”的解说下一确切定义。但由于作者没有做出这种必要的交代，所以读者只好从具体的论述中去领悟作者对“汉化”的见解。从该文章的第二节“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中列举的史实来看，作者心目中的“汉化”主要集中在女真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整个汉文化的倾慕与学习，继而作者在最后一节中这样分析：“在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人将金朝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该书第266页）接下来即将女真人生活作风的变迁与汉化相联系。由此观之，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将“汉化”与“儒化”等同起来，所以才自然觉得“金以儒亡”实际上说的就是女真的全盘汉化。这一点恰恰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先验性判断，因为“儒化”（Confucianization）和“汉化”（Sinicization）这一对概念并不全然等同。
窦德士（John W.Dardess）早就以蒙古人为例，指出蒙古-色目统治精英中那些表现出很高儒学修养的人并不能被简单地用“汉化”来解释，因为儒家的影响使得他们将对儒家伦理的恪守与自己的忠孝观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与通常意义上的“汉化”有别。后者不仅指向一种对自己民族-语言认同的丧失，还涉及对自身的夷狄祖先的否认，而对先人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不合儒家伦理的。[54]张帆教授则认为“儒化”只能理解成“汉化”的一个方面，但一般意义上的后者却又难以完全涵盖前者，且“儒化”之深浅并不与“汉化”的程度高低成正比，并举出了元朝皇帝的若干实例。他将两者分别理解为“受儒家思想影响”和“受汉文化影响”。[55]两相比较，窦德士对“汉化”的界说重在认同的变迁转移上，而张帆教授的定义更趋宽泛，但两者均反映出将上述概念相切分对待的认识倾向。如果考虑到直至金末，大多数女真人都还清楚地保持着自身的族属意识，那么窃以为用“全盘汉化”一语概括其汉化面貌就显得太过，毕竟他们与汉人和契丹人的认同隔阂还未消除，并没完全融入汉人群体。借鉴张帆指出的元朝“汉化”最深的文宗、顺帝恰恰“儒化”不深的事实来反观金朝，可见实际上金朝的统治上层多少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刘教授文中列举的完颜氏贵胄子弟的“汉化”表现往往也是以诗文书画为主要的旨趣取向。至于金朝统治者是否“儒化”到了愿以儒家伦理治国并且真正重用儒臣的程度，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刘祁对金帝中“汉化”最深，表面上崇尚儒雅、信用名士的章宗就有“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的批评。[56]而作者文中未将“汉化”与“儒化”仔细区分就显得有些简单化了。[57]
其二，强调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一方面，有些女真人将他们的旧有习俗与汉族伦理结合起来以固守其俗。如金末的女真人高嗣荣虽然已经改用了汉姓，但在其父亲去世时，却毅然“以刀刺额血面”[58]。这种被汉人视为“至孝”的举动实际上是《三朝北盟会编》所记女真人“剺面”为死者志哀旧俗的遗留。另一方面，金统治下的部分汉人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女真化”的趋势，例如南宋时出使金国的范成大等人业已观察到中原一带的百姓“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59]。虽然从长时段上考虑，汉人的“女真化”或许不像女真人的“汉化”那样占据民族融合中的主流位置，但对于考察女真汉化问题而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反向材料。
至于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金以儒亡”一说出现的时代背景，作者文中的理解恐怕尚不足成为定见。联系到金南迁以后的社会风气，让人觉得它的出现与金亡之后，时人对金末儒风沦落的反思有关。当时的士风被认为是“南渡后儒风日入颓靡，狂生怪士竟以口舌取重一时，以闲闲公之宿德，犹被侵侮”[60]。而在国力凋敝的南迁时期，不少儒生不顾国家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继续沉湎诗学。元好问称之为“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摘，终死为敌”[61]。故金末流行的脱离现实、取媚世道的颓靡士风使得儒生及其所学容易成为后来人们追探金朝亡国原因时所归咎的对象，这正如明朝亡国以后，不少遗民惯于将个中原因追溯到明季盛行的王学的空疏上。
其三，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女真人的汉化是否是造成其丧失勇武之气的根本原因，这涉及汉文化的影响是否必然导致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养成懒惰习气，从而逐渐走向衰落的共通性问题。如果按照刘教授文中的观点，似乎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正如其提供的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金末名将完颜陈和尚的事例，他予人的印象恰恰是“如寒苦一书生”，可见泛泛而论的“汉化”或者“儒化”与北方民族勇武性格的销蚀至多只有部分的相关性，汉文化的影响也并不必然导致女真族质朴作风的蜕变。更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在于这些民族入主汉地后的迅速腐化，而这种本族成员的腐化最终源于其对异族人民的压榨和掠夺。金朝纵容猛安谋克下的女真将士强括民田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奴役外族，终尝苦果这一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度的金朝与后来八旗制度下的清朝都具有相同的轨迹。所以我们如果过于强调汉化的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客观上反而替这些沉溺于腐化生活并享受特权的征服者开脱了他们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62]
此外，笔者就本书吸取国外学术成果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日本辽金史的学术阵容从早期的白鸟库吉等人到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人的研究情况都显得比较熟悉，对于像《立命馆文学》这类在国内图书馆罕见收藏的学术期刊也时有征引，可见作者在搜集日文材料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但与此相比，欧美国家的西文学术出版物中的相关著述却因为学术交流渠道的不够通畅和语言上的隔阂，往往未被作者纳入搜索视野。如卜弼德、石泰安等的研究情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做过简要介绍。这里再就几个具体问题稍加提示。该书第345页评价了蔡美彪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将《辽道宗哀册》中的鞑靼与《辽史》中的阻卜勘同的研究。（按，差不多与之同时，冯家昇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将其写入1949年在美国费城出版的《辽代社会史》第101～102页对阻卜的注释中。）作者在全书中不时提到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史料性质的看法，此前也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有关专文详加阐述。[63]其实伯希和生前即已涉足这一课题，其论述见于1959年巴黎出版的其遗著《马可波罗注释》卷一的第369～371页。伯希和明确论证两书实际上都是“伪书”，为元人杂采宋代史料所凑成，而且出自同一位炮制者之手，其价值只不过是抄录保存了一些宋代记载而已。再有刘教授该书第357页引用学界对完颜襄北征塔塔儿年代的考订时，注明的参考出处是外山军治的相关研究。实际上对此问题更为绵密的考证要数伯希和与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第193～199页的考证，他们准确地将此役发生的时间定在1196年的5～6月，这就恰好和纪功石刻中所提供的“同年6月”的时间契合。所以国内辽金史学界对于像伯希和这样的硕学大师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有关注、介绍的必要。
最后，笔者拟强调的是，除了前面涉及的对于材料的考释这类基本问题以外，刘教授著作中所得出的一些关于学术史方面的认识或者评价对读者也应当颇有启发。犹记刘教授在《辽金史论》的自序中提及，与中国史学界习惯上将辽金史归入中原王朝史序列不同，日本东洋史学界因受到征服王朝说的影响，传统上将其划进满蒙史的系列。对于这一概括，笔者稍持异议，缘于所谓“征服王朝”命题的正式提出，业已晚至二战结束后不久，然而包括辽金女真契丹史在内的日本满蒙史研究格局的发轫与成熟则可以上溯到20世纪早期的明治、大正之际。[64]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日本的战败，原先与日本大陆扩张政策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传统满蒙史研究面临着就此丧失合法性的尴尬局面。此刻，德裔美国学人魏复古（K.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却在大洋彼岸悄然问世。它十分有助于其时因战败而倍感失落的日本东洋史学界重新拾回学术研究的自信，并转而以这一最新理论作为强有力的依托，将其稍加改造后逐步取代了由矢野仁一、白鸟库吉那一代学者开创，如今在政治上已摇摇欲坠的旧有满蒙史研究体系。无怪乎仅仅在“征服王朝理论”问世后两年，日后成为日本战后敦煌学第一人的京都大学出身的藤枝晃随即出版了日本首部以“征服王朝”命名的重在概述金朝历史的史学著作。[65]此书的问世事实上宣告了日本东洋史研究话语的转型。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上述“征服王朝”的话语体系一直支配着日本对于辽金元清等北族王朝的具体研究，其影响延续至今而不衰。可以说魏复古当初创立的“征服王朝”理论体系在日本史学界激起的反响和共鸣远远大于其对欧美各国学界的影响。
而日本辽金史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其实在刘教授新著中的《辽代的渤海遗民——以东丹国和安定国为中心》一文中已表露无遗。此文令人信服地指出日本历史学者仅仅凭借非常有限的一点史料，竟然构筑起一部关于辽朝渤海遗民政权的灿然可观的完整历史体系，这完全与日本学者素来讲求实证的严谨学风大相径庭。如果我们稍稍扩展观察视野，就会发现渤海史从20世纪直到今天，是日本学者长期情有独钟的关注领域。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东洋史学界拥有的渤海史（含考古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多于中国和相邻的朝鲜、韩国。这些研究成果不时流露出的对于渤海国历史的推崇和高估倾向似承载了过重的泛东北亚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或明或暗的“渤海情结”决不仅限于前引刘教授著作中所批评的和田清和日野开三郎二者的著作。甚至1980年前后，还有日本学者径直将东亚大陆“征服王朝”的鼻祖由辽代上溯到唐代的渤海国那里。同样值得从学术史尺度予以重视的还有《松漠之间》中对清朝皇帝在宋辽金正统问题上所持观念的评价，以及对于乾隆一朝借修《四库全书》之机篡改辽金史籍史实的清理与揭示。刘教授的以上发现对于我们反思近期流行于美国的“新清史”学派的某些观点也是颇有助益的。作为不治辽金史却又时时受益于刘教授指点的后学，笔者衷心期望能够等到先生身体完全康复以后，再就上述学术史问题与老师充分交换意见与看法。
[补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秋季，成文后呈送刘师教正。刘师胸怀宽广，不以拙文内容为忤，并加以赞许肯定，如此学者气度，使后学至为感佩。2014年11月承刘师高足邱靖嘉学兄雅意约稿，遂将全文略做修改后寄送。本想待到刘师身体彻底康复以后，再就相关问题向老师做进一步的请益。令人悲痛不已的是，2015年1月7日早晨突然传来刘师于前晚辞世的噩耗。笔者在学术前进的道路上从此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良师，谨以此文作为对老师的永久纪念。
——受业 钟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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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日文本以『契丹名、字研究——文化人类学の视点からみた父子连名制』（饭山知保译）为题，刊于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第10号，2007。英文本则以“The Forenames and Courtesy Names of the Khitans：The Father-Son Name linka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为题，收录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中国学者论内亚史》（Luo Xin ed.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Indiana Univ. Press，2012）中。
[2] 此文收入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第62～63页。
[3] 参看〔美〕李方桂《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吴玉贵译，收入《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第62页。
[4] Paul Pelliot，“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 Histoire des Ming”，T’oung Pao，1948，pp.207-249. 参看神田喜一郎『明の四夷馆に就ぃて』，《史林》1927年第12卷4号。
[5] Paul Pelliot，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pp.249-252.
[6] H.Serruys，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Ⅱ：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1400-1600），Bruxelles1，967，ChapterⅩⅤ：Hui-t’ung-kuan，pp.408-442；赵令扬：《记明代会同馆》，《大陆杂志》第41卷第5期，1970。
[7] 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 Ⅰ，Paris，1959，p.220.
[8] W.Kotwicz，“Les ‘Khitaï’ et leur écriture”，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2/1924，p.249；W.Kotwicz and A.Samoïlovitch，“Le monument turc d’ Ikhe-khuchotu en Mongolie central”，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4/1926，p.103，105.
[9] 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1949，p.1.
[10] H.Frank，“The forest peoples of Manchuria：Kitans and Jurchens”，in.D.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02.
[11] 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1968，p.87. 此前孟格斯（Karl H.Menges）曾采取这种转写方案。
[12] 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345.
[13] 采用ny转写方案的代表性著作是葛玛丽的《古突厥语语法》一书，参看A.von Gabain，Alttürksche Grammatik，Leipzig，1974，S53，357。作者在书中简要地指出，碑文中的ny与写本中的n或y有交替现象。我们注意到，在森安孝夫等编撰的考察报告『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1999，第152页）中对古突厥碑文的转写中，契丹即作qïtany。
[14] M.Erdal，A Grammar of Old Turkic，Leiden：Brill，2004，p.71.
[15] 我国突厥学家耿世民先生在1999年与亚库甫合著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曾对腭鼻音在古突厥文中的出现表示怀疑（参该书第59～60页），故把碑文中的契丹转写成以鼻音-n收声的形式，然在最新出版的关于古突厥碑铭文献的著作中，仍采取了ñ的转写方式。
[16] 关于国内各家对于小字中“契丹”一名的拟音争论问题及其各自所参照的拟音依据，清格尔泰教授有很好的综述，参看清氏编著《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第97～100页。
[17] 乌拉熙春（吉本智慧子）：『契丹文墓志ょり见た辽史』，松香堂，2006，第318页。
[18] 从注释交代的出处来看，刘教授对古突厥文中契丹转写形式的了解来自韩儒林早年所翻译的汤姆森的有关著述，在同页的另一条注释中还提到了韩氏认为qitan可能是qitai的复数的见解。这一点也曾为田清波（A.Mostaert）所指出，但早已被伯希和否定，参看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 Ⅰ，p.220。
[19] D.Sinor，“Western Information on the Kitans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1995；Karl H.Menges，“Tungusen und Ljao”，in. Abhandh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1968，Wiesbaden. S56.
[20] 陈述：《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21] 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年第2期；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有关的总结性评述参看陈智超《辽契丹双国号制的发现——评刘凤翥关于契丹语双国号制的新研究》，《燕京学报》新2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2] 关于这两个词读音在蒙古语族各支语言中的出现情况，参看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28页，第361页。
[23] 其在蒙古语族中的出现情况见《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第328页；在突厥语族各支语言中的出现则参看W.Radloff，Versuch eine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Ⅱ/1.SS132-137，St.Petersbouge 1899。
[24] 清格尔泰的评论参看《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第101页。他在评论中赞成即实的结论，认为契丹语“黑色”一词读若汉字“姚”的发音。此说参看即实《谜林问径》，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第289～293页。
[25] O.Pritsak，“Qara. Studie zur türkischen Rechtssymbolik”，in. Zeki Velidi Togan’s Armagğan，Istanbul 1955，SS239-263.
[26] M.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Cambridge University，2005，p.217.
[27] 〔日〕蒲田大作：《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赵冬晖、冯继钦译，收入王承礼主编《契丹女真辽金史译文集》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第292～319页。
[28] 有关内亚民族尤其是蒙古-突厥人中流行的对马名的多种称谓，参看N.Poppe，“Pferdenamen in der Geschichte und Sage der Nomaden Zentralasiens”，Oriens Extremus 1962，SS97-194；G.Doerfer，“Türkische Farbbezeichnungen und Pferdezucht”，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9/2，1995，SS208-227.从两文的列举来看，在内亚游牧人中间，多数情况下马的命名确实与颜色有关。
[29] Igor de Rachewiltz，“Some Remarks on the Khitan clan name Yeh-lü～I-la”，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9/1974，pp.187-204.
[30] 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 Ⅰ，pp.134-135；L.Bazin，“Recherches sur les Parlers T’o-pa”，T’oung Pao 39/1950，pp.290-291.
[31] 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收入氏著《党项西夏史探微》，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5，第52页。
[32] 任爱君：《关于契丹族源诸说新析》，《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32～46页。
[33] 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第48～50页。
[34] 笔者初步判断，《燕北录》所载关于赤娘子来历的“阴山七骑所得黄（潢）河中流下一妇人”的传说实际上是顺水漂流母题在内陆亚洲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变体，有关这一故事类型的研究成果，参看李勤璞《铜匣（Zangs-Kyi Gavu）漂流记——聂赤赞普和支贡赞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35] 卜弼德所作的“胡天汉月方诸”系列札记有不少于生前并未发表，后来收入其弟子所编辑的该氏论文选集中，本条的出处见P.A.Cohen ed.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9，pp.113-114；R.Stein，Leao-Tche，T’oung Pao 35/1940，p.25。石泰安在文中声明这一看法来自伯希和。
[36] R.Stein，Leao-Tche，pp.26-27；护雅夫：『古代一テユルク部族（高车）の始祖说法につぃて』，收入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Ⅱ』，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第299～304页。原文发表于1953年。
[37] 该词在古突厥语中的形式参A Von Gabain，Alttürksche Grammatik，S360；在中古蒙古语中的形式参Igor de Rachewiltz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Volume Two，Brill，2004，p.1335，1336；在女真语中的情况参看孙伯君《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第224页；在满语中的形式参看E.Hauer，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Tokyo-Wiesbaden1952，SS475-476；通古斯语中的形式则参看G.Doerfer unter M.Knüppel，Etymologisch-Ethnologisches tungusischer Dialekte（vornehmlich der Mandschurei），Hildesheim：Georg Olms Verlag，2004，S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