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男女性别理论正面讨论武则天称帝问题的，现存的文献资料只有李商隐《宜都内人》一篇。其内容如下。
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宜都内人以唾壶进，思有以谏者。后坐帷下，倚檀机，与语。问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娲，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岛耳。后世娘姥有越出房合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独大家革天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动，真天子也。然今者内之弄臣狎人，朝夕进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当天意。后曰：何？内人曰：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虽大家以阴事主天，然宜体取刚亢明烈，以消阳。阳消然后阴得志也。今狎弄日至，处大家夫宫尊位，其势阴求阳也。阳胜而阴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如是过万万岁，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后虽不能尽用，然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8]
陈寅恪先生引证此文，对“作明堂者”注释道“此指薛怀义”。[9]这段文字，虽然希望指导武则天努力改变男女阴阳关系，希望“万万岁”之后，“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彻底改变“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的现实。但是，这段文字来源并不清楚，如果是李商隐的作品，此事是否真的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值得怀疑。所以，还不敢把这段文字当作证据，证明武则天时代确实有人跟武则天讨论男女阴阳问题。
但是，武则天时代，全然回避了男女阴阳理论，这个判断也不成立。武则天和她的御用文人们，显然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并且有研究应对，特别突出的是制造一个“圣母”概念。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洛水“宝图”故事。根据《通鉴》的记载，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10]
如果仅就男女性别理论来说，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武则天一派的宣传不具优势，但是母亲的概念具有特殊价值。一方面，母亲也是女性；另一方面，母亲更有尊贵的一面，在孝道理论中，母亲是孝道中被尊敬的对象。在母亲面前，是无法讨论男尊女卑的。这样，当时的性别理论遇到母亲这样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只好将尊卑理念放置一边。这说明孝道理论与男女性别理论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男女性别理论的彻底性或理论性尚存在漏洞和不完善。也许应该这样表述：男尊女卑仅仅是一种观念，称为理论并不适当。当然，武则天的拥护者们显然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要害，以母亲概念为突破，使得男尊女卑理论不能再成为女皇的障碍。其实，从实践层面来看，武则天背后的拥戴人群，除了武家成员之外，也不应该没有其他男性成员。他们在支持武则天进一步升级的时候，显然置男尊女卑观念于不顾。
洛水宝图发现之后，“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在“神皇”之前加“圣母”二字，是武则天特殊身份的恰当表达。宝图中已经点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了，于是顺势再增加“神皇”称号。神皇与皇帝，还有区别吗？区别不大，但不等同。显然，这是一个模糊战略，对于最后称帝的目标接近的意义十分明显。两年以后的天授元年（690），在武周建立大势所趋的政治背景下，《通鉴》记载：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11]
在积极上表请求武则天改朝换代的人群中，恐怕以男性为主，但是他们谁会不明白，即将称帝的人是武则天，而武则天是女人。但是，武则天是当今皇帝唐睿宗的亲生母亲，她真的是“圣母”。当武则天“不得不同意”大家的建议，改朝换代之后，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称号，叫作“圣神皇帝”[12]。
敦煌出土文书P.2005为《沙州图经》，在垂拱四年（688）的“野榖”条中，已经使用了“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的字样，而“圣神皇帝”是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的尊号。[13]把“唐”和“圣神皇帝”写在一起，有一点政治讽刺。但我们在这里要指出，武则天的模糊战略十分成功，在敦煌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去管唐与武周，以及圣皇与皇帝的区别。模糊战略具有试探性，也具有暗示性：试探是否有强大的反对力量显现，暗示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方向。傅游艺明白了暗示的方向，立刻聪明地行动起来。
但是，所有这些与女性有关的言行，到底在武则天称帝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用一定是存在的，是主导性作用还是辅助性作用呢？最多属于后者。尤其是，武则天突出母亲的概念，利用舆论造势，这种行为当然属于政治手段，跟社会上的妇女地位高低没有关系。
二 武则天称帝的阶级基础
此观点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武则天称帝是唐朝历史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在陈寅恪看来十分重大，甚至超过了唐朝的建立。其言：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14]
武则天称帝之前，先有废王立武，确立武则天为皇后，陈先生得出重大结论，认为这中国中古史的一个转折点：
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也。[15]
这里，陈先生把废王立武事件与后来武则天称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统一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如上结论。但是，陈先生分析这个时期的核心历史概念还是关陇集团及其被取代。
更总括以上所述者论之，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舆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16]
从废王立武到武则天称帝，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从总体考虑，陈寅恪也把唐玄宗与武则天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关陇本位政策是武则天开始破坏，而到玄宗时期完成。其言：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夫“关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维持，则统治之社会阶级亦必有变迁。此变迁可分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17]
陈寅恪笔下的阶级，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集团或阶层。以关陇集团为例，他们原本是北魏、北周以来的最高统治阶层，但是统一时代到来以后，这个阶层则变成一个地域集团，与山东、江南并立而存在。包括关陇集团在内，都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结果，而这种政策在统一时代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隋末唐初，山东豪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非常活跃，山东势力成为最醒目的政治力量，所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竞相笼络山东势力[18]，这不仅证明山东势力的强大，也证明关陇小集团的政治独占难以为继。
把关陇贵族退出历史舞台与武则天现象联系起来，前者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史背景，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传统，后者不过是一个政治事件。以前者为后者的社会基础，这便是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的重大线索。本来，用陈先生的原有表述，即关陇集团被“新兴阶级”所取代，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结论。但是，陈先生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继续研究“新兴阶级”的构成问题。如果用地域概念表达“新兴阶级”，那就是：
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但是，地域概念可能妨碍“新兴阶级”的正确表达，所以，陈寅恪还使用“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以及来自南方边远地区的“阉寺党类”等概念。由此为社会背景，形成前朝、武将和阉党三方基本政治势力与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陈先生的研究思路，明显重视政治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根源，而地方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但是，陈寅恪的研究，给人地域观念的印象还是太深刻了，所以胡如雷先生总结为“其论点是以不同的地域婚姻集团间之斗争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进程”[19]。
那么，回归武则天问题的讨论，依然是武则天称帝，其基础何在？
承袭陈寅恪阶层论的，最明显的是胡如雷先生。胡如雷先生对于陈寅恪观点的回应最具时代特色，他的《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用地域集团的概念分析唐代政治斗争是不准确的，武周兴起，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集团”与“大官僚贵族集团”的斗争。后来，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角度理解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关系，成为史学界的常规研究思路[20]。阶级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主流话语，强调政权的阶级性也是当时的主流思维。然而，政治权力到底怎样反应具体的集团利益？这个问题需要怎样论证才能让人更信服呢？比如，以神功元年（697）的刘思礼案件为例，在武懿宗的主持下，刘思礼广引朝士，包括宰相李元素等在内36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21]。胡如雷先生判断这些人“必然也就是李唐《氏族志》中比较显赫的一部分大官僚无疑”[22]。但此时，武则天称帝已经七年，所有的这些高官都来自她的任命，既然要打击大官僚，不任命岂不更简单，为什么要提拔了再打击呢？这样，岂不证明识人不明吗？
把政治斗争背后的社会因素尤其是集团背景发掘出来，是历史认识的深化与进步，但如果过于坚持，则可能出现求之过深反而远离了真相。比如，高宗打击长孙无忌，人所共知是废王立武事件君臣冲突的结果。胡先生认为这是打击大贵族大官僚。同时，他还把徐敬业的造反等量齐观，因为徐敬业打起的旗号是“旧臣”和“公侯”，所以徐敬业也是“大官僚贵族集团”的一分子。可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徐敬业的爷爷李勣是支持唐高宗废王立武的，是长孙无忌的对立方。此一时彼一时，人际关系发生转变很正常，非要用集团斗争来解释一切，就会造成这样的困惑。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解释，情况也一样。
过度解释造成问题，这一点陈寅恪先生也不可避免。陈先生曾主张上官仪是反武则天的，因为他是关中人。新出的《上官婉儿墓志》证明上官仪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打击，之后还获得高宗重用。而上官仪在晋王府时代就是唐高宗李治的属官。后来上官仪成为“废后风波”的替罪羊，并不能因此证明他是一贯反对武则天的。[23]
其实，除了“废王立武”事件可以作为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以外，此后的阶层斗争、集团斗争都不该进行扩大化解读。那么，怎么理解武则天称帝呢？
三 制度史的解释
用制度史解释武则天称帝，是社会史之外的另一种方案。把武则天称帝理解为后士族时代的现象是可行的，毕竟从身份性到非身份性是这个历史转变时期的核心特征。陈寅恪以废王立武为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这个标志也是士族政治完结的标志。士族政治或称门阀政治，虽然田余庆先生认为只有东晋一朝才是典型的[24]，但是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士族政治也未尝不可，即使不如东晋典型，但前后历史时期毕竟仍然具有一致的特征。
士族政治的标志，即士族的特权获得政治制度的保障。具体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保障士族特权的制度有两个，经济上便是品官占田荫客制（或叫占田制、荫族制），政治上便是九品中正制。[25]当时也强调“婚宦”，以士族内部通婚的方式维持他们的特权，是等级森严时代的特有产物。但是，到隋唐时期，这两项最重要的士族特权保障制度都被取消了。虽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但隋唐时代确实进入了崭新时代。汪篯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均田制最初对大族是有一些妥协的，以后各代田令内容变化，限田制的性质就越来越明显了。北齐时限制授田奴婢的数目，到隋朝时取消奴婢受田，限制已很严了。”[26]而吴宗国先生的结论是：“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27]
所以，吴宗国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结论有所不同。对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消亡，陈寅恪最看重的是废王立武事件，而吴宗国先生把关陇贵族集团放在整个士族时代的大概念中来对待，认为隋朝才是士族政治消亡的关键。吴先生指出：“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国家体制，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秦汉以来，“皇权本身，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是外戚，再后就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这些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中央任免；二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军化，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政治终于在隋朝结束。”[28]既然士族政治在制度上已经被隋朝取消，关陇贵族在唐初的兴旺只能作为士族政治的回光返照，其势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而“废王立武”事件不过是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不过，从制度与政治关系的视角来看，制度到位之后，并不一定能立刻取得政治上的所有效果。唐初最高当局打压士族门阀的动作仍然不断，足以证明士族的势力在社会上依然存在，让统治者感到头疼。唐太宗编《氏族志》，唐高宗编《姓氏录》，其用意只有一个，打击传统士族，抬高当朝冠冕。与此密切配合的措施就是禁婚政策，先是限制财礼数额，后来直接规定十七家内部不许通婚。打击传统士族，看上去更像与士族竞争，而编辑《姓氏录》因为并不直接与铨选相联系，所发挥的作用是按照朝廷思想重新编排规定士族标准，或者直接规定什么人属于士族。对此，汪篯先生的观点是唐太宗有树立新门阀的意图。[29]除了皇帝的意愿以外，重新编排家族等第，对于没有门阀家族背景的朝廷官员，确实动力强劲。在《显庆姓氏录》的编写过程中，史书记载李义府发挥了推动作用，因为他身为宰相却没有士族背景，所以对此特别热心。士族作为一种荣誉概念，被社会承认和追捧，必然会推动有条件的人群努力跻身其中。《显庆姓氏录》完成之后，史书记载评价不高，认为是“勋谱”。但这种评价很明显代表的是传统士族的立场。那些刚刚进入的家族一定是另外一种心情，欢呼雀跃、弹冠相庆都是可以想象的。最终，各方合力的结果是士族的界限越加模糊，假作真来真亦假，过分强调自己的士族身份，更会招来质疑。[30]很多唐代墓志就是这样，没有人不是出身高门。正如《史通》所言：“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31]这是众所周知的资料，不必详引。
士族政治完结了，政治回归士大夫政治，原来的士族后裔，依然可以在士大夫政治中找到自己的机会、上升途径和发展空间。[32]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如果用田余庆先生的说法，那就是皇权政治的回归。吴宗国先生的说法是“皇帝-官僚政治体制”。阎步克先生的观点是“士大夫政治”。他们所指是一致的，但都与“门阀政治”不同。
那么，可否从制度史角度理解武则天的称帝呢？从制度史角度可以理解士族政治的结束，皇帝-士大夫政治的重新开始；然而，制度史上士族政治结束并不等同于武则天称帝的成功，即使这可以为理解“废王立武”事件提供帮助，但并不代表为武则天称帝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所以，武则天称帝的制度支持在哪里呢？就制度史而言，皇帝制度向来为男性设计，然而当武则天以女性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为什么见不到制度性阻拦？或者，我们可以放宽思路，变成这样的提问：应该怎样理解武则天称帝与皇帝制度的关系呢？
武则天称帝的事实是，虽然皇帝制度是为男性设计的，但是当一个强势女性登临的时候，制度性的反对忽然烟消云散，甚至可以说，并不能认为存在一个制度性的选择问题。此时，所谓制度性的因素完全可以忽略，而核心还是政治。高宗弘道元年（683）去世，至天授元年（690）有7年的时间，此时的武则天67岁，是唐朝法律意义上标准的老人。但此后，武则天在政治上却步步高升，最终实现了称帝并且改朝换代。
武则天称帝，改变的是自己的身份，从太后到皇帝，她并没有改变皇帝制度。武则天穿上龙袍，登上龙床，享用皇帝制度的一切。大臣们承认并尊奉这位女皇，行礼如仪。皇帝制度说起来威严无比，其实它就像一件如意服装，谁穿上都合身。旧史攻击武则天男宠问题，陈寅恪先生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武则天已经不是太后，她是皇帝，“则皇帝应具备之礼制，武曌亦当备有之”[33]。证据呢？从当时大臣公然为武则天推荐男宠的情形看，他们并不是在为女主的淫乱提供条件，而是在为皇帝制度的完善进行努力，所以才会如此开诚布公，言无禁忌。
事实上，武则天不仅称帝，享用了皇帝制度，还充分利用包括皇帝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性因素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保障。准确的程序应该是，武则天首先控制了政治，然后利用制度，保证自己的政治发展达到预定目标。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学者们通常都能注意到专制性、中央集权等特征，但皇帝制度因为对皇帝个人的要求有限或者比较空泛，经常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某种危机。怎样的人才具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标准，除了儒家有些“哲学王”的意味之外，更多思想家对这一点要求并不高，《韩非子》的说法是“中人”即可。皇帝制度下，对于个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唯一性”上，而不是更高的素质标准。这可能是为万一状况下提供可能性，如小皇帝之类的问题。这样，皇帝制度就表现出它的另一面：看起来森严无比的皇帝制度，内在却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究竟什么人可以坐上皇帝宝座，制度并没有确然规定，也不能做绝对规定。相对而言，人们关心、关注的政治焦点，通常都不是皇帝，而是宰相。
因为皇帝担当者的标准比较虚化，这反而成了皇帝制度的一个最具弹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皇帝制度的软肋、漏洞。历史上，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往往与皇帝的个人状况紧密相关。这就是《宜都内人》所说：“后世娘姥有越出房合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总之，在皇帝制度下，人们对于皇帝的个人状况要求比较低，而接受程度比较高。所以，当武则天从掌权太后到名正言顺的皇帝，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完全可以接受。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因为日常生活远离政治，谁当皇帝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他们也不关心，皇帝是否是老弱病残，一概不顾。即使官场中人，绝大多数人考虑的问题也如此。武则天已经掌控国家，如今她要实至名归，有谁会出来冒死反对呢？既然没有人反对，或者反对的力量很弱小，武则天称帝成功自然就变得很正常。
虽然皇帝制度有漏洞，但武则天称帝的关键显然不在制度如何规定，而在武则天如何成功运作。而这，主要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制度问题。
四 武则天称帝是个政治事件
武则天称帝，是一个政治事件。第一是政治行为，即武则天的政治经营，是她称帝成功的关键。第二，观察的视角应该放在政治上。其他解释，皆有部分的正确性，但没有抓住要害。
在武则天的历史书写中，我们熟知的方法是把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写成是野心勃勃的女人，是心狠手辣、恶毒妇人的典型代表。对此，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不能避免。武则天在贞观时期入宫，始终默默无闻，后来跟太子李治地下恋爱成功，才为她真正成长为女政治家提供了契机。但是，如果“废王立武”惊动不是那么大，武则天的政治前景依然很有限。高宗长期为打倒长孙无忌正名，扶植武则天成为很重要的途径，而这些都锻炼了武则天的政治才干。历史上，从来没有女人当皇帝的故事，所以把武则天描写为很早就有女皇的人生规划是没有根据的，把防范女皇当作他人的评判准则也是强人所难。
武则天的女皇梦，只有高宗去世以后才有可能。
首先，高宗授予武则天一个实在的政治权力，这便是“摄政”。此前，武则天的政治判断与才干，显然获得了高宗的承认，而对皇位继承人中宗，高宗显然是不满意的，所以在上元二年（675）才有“天后摄政”之议。此事遭到郝处俊、李义琰的反对而作罢，但高宗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驾崩之前，“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34]很明显，高宗生前的这个安排，是准备很久的，中途虽然一度沉静，但并没有放弃。八年之后的结果，是在八年之前决定的。
裴炎是遗诏的坚定执行者。太子即位之前，裴炎已经有“监国”身份，但是裴炎却在此时有意倾向太后。“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35]中宗即位之前，通过太后令而由中书、门下执行最高指示，这是武则天第一次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贯彻自己意志，虽然时间不久，但意义重大。中宗即位以后，太后的这个权力无法继续保留，虽然《通鉴》在这里强调政事全部取决于太后，但属于征求意见性质，并非由太后直接发布命令。后来不久发生的事情表明，太后的权威遇到挑战，皇帝要直接任命侍中，这导致中宗立刻下台。
所以，武则天第一次尝到权力的甜头是高宗去世之后、中宗即位之前。所谓“摄政”的概念，在不同人的理解中，其实并不一致。太后的权力，根据遗诏的说法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军国大事，第二是皇帝不能决断听取太后意见。嗣圣元年（684）二月，有关韦玄贞任命侍中的问题，是否属于这个“摄政”问题呢？至少存在争议。韦玄贞是皇帝的岳父，可以认为属于皇帝的人，但这个任命裴炎不同意，与皇帝发生争执。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阻，很气恼，于是说出了一句气话：“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任命侍中，即使属于军国大事，皇帝认为自己可以决断，为什么裴炎却不同意呢？所以，中宗的气恼是有理由的。但是，裴炎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即太后摄政就是太后领导皇帝，没有太后的意见皇帝就不可决定。这种理解有可能也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对中宗不放心，才设置了太后摄政。中宗此人头脑可能确实不清楚，应该是中宗没有正确理解皇帝与摄政太后的真正关系。
虽然如此，对于中宗的行为也可以教育为主，但是武则天却决定废黜中宗。《通鉴》记载如下：
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36]
太后废中宗，获得了朝廷大臣支持，出现在废黜仪式现场的裴炎、刘祎之代表行政系统，程务挺、张虔勖代表军方。新立的皇帝睿宗并不掌权，“政事决于太后”，那么制度当如何运行呢？很简单，再回到中宗未即位之前的状态，中书、门下执行太后之令。
女皇梦第一步，废黜中宗。从此，武则天虽然尚未称帝，但是已经作为最高权力人在行使国家权力。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对她俯首帖耳。这一步，因为有高宗遗诏作为合法依据，有裴炎、程务挺等大臣支持，完成得十分顺利。这一步的完成，证明太后拥有的是实实在在的最高权力，连皇帝都能废黜，这是她拥有最高权力的绝对证明。没有这个事件，太后的最高权力是无法验证的。但是，这一步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暴露了太后的权力欲念。而这种欲念一旦产生，终结点就难以控制，而政坛的腥风血雨就会如期而至。
皇帝换位之后，有两个人离开洛阳，从后来的情势看，这都是武则天预防不测的措施。一是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离开洛阳。武则天主动给刘仁轨写信，说西京如何如何重要。但是，当时政治中心在洛阳，刘仁轨作为左仆射而离开政治中心，显然是武则天对他不放心。而刘仁轨给太后的回信证明，刘仁轨确实是应该防范的人，因为他提及吕后的失败与耻辱。这已经不是暗示，是明确的提示，太后可不要学吕后。武则天十分重视刘仁轨的信件，她没有简单地回信说明，而是特意派武承嗣前往西京送信给刘仁轨，说自己绝没有吕后那样的心思，还拼命表扬刘仁轨的忠诚。在唐高宗留下来的老臣中，只有刘仁轨出将入相资格最老，只有他可以充当周勃。但武则天的防范已经提前布置，刘仁轨离开洛阳，即使有周勃之心也没有施展的条件了。
另一个离开洛阳的人是丘神勣。他专门到巴州去看望故太子李贤。结果，李贤自杀。李贤是张反武则天的王牌。能够打起皇室旗号，具有真正动员力量的人物，只有李贤。因为高宗的其他儿子都在武则天的控制之下。文明元年（684）三月，李贤死。九月，扬州事变发生，徐敬业果然打起李贤的旗号。此事证明武则天的先见之明。同时，这也证明了武则天知道废黜中宗的风险，所以立刻采取措施，调走刘仁轨，杀死李贤，都属于预防不测的措施。刘仁轨提出吕后问题，徐敬业毅然起兵，其他个人因素不计，武则天废黜中宗显然是关节点。徐敬业起兵，“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
女皇梦第二步，镇压徐敬业。
废黜中宗，为徐敬业起兵提供了说辞，而这次起兵，事实上成为武则天权力成长的第二个台阶。徐敬业起兵，有太多的私心，战略也失误严重，更重要的是没有获得响应，没有官场的支持，没有百姓的支持。连徐敬业叔叔李思文都不支持他，可见事态的严重。扬州事变对于武则天的意义十分重大，她有机会观察、考验天下反应，尤其是军队的态度。废黜中宗，军队的表态是片面的，就是值班的军人跟将军到朝堂上走了一趟而已。现在，朝廷要派大军镇压徐敬业，而军队尤其是将军的态度事关重大。李孝逸统兵三十万讨伐徐敬业，有些畏缩，因此魏元忠便催促，而魏元忠的话很能反映当时的天下状况：“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37]读《通鉴》，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功劳似乎更大，而他在军队中的位置却并不清楚。根据《旧唐书·魏元忠传》：“徐敬业据扬州作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之，则天诏元忠监其军事。”[38]原来魏元忠是监军。从李孝逸到魏元忠，在镇压徐敬业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看魏元忠的发言，他是认为许敬宗作乱，扰乱了太平。而李孝逸是李神通之子，是李唐皇室成员，代表性毫无疑问。魏元忠说他“朝廷以公王室懿亲，故委以阃外之事”，看来武则天用李孝逸是考虑到他的皇室身份的。
徐敬业起兵对于武则天称帝的意义是十分正面的，如此公开地反对武则天，但无一响应者，这让武则天的朝廷，更让武则天大获信心。徐敬业很快被镇压，军队的表现尤其让武则天满意。唐朝的军事力量分布，陈寅恪以来大家都同意，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布局，举天下之力不敌两京。但，这仅仅是一个布局问题。府兵制度之下，日常与战时是两个状态。只有行军或者处于征行状态的军队才是有组织有战力的军队，而日常的府兵与百姓几乎没有区别。所以，在中央，正在执勤的军队是一种力量，如同汉代的北军，这是有战斗力、有威胁的。所以武则天要把刘仁轨调离洛阳，便是让他远离这种力量。
行军状态下的军队是否听从武则天朝廷的指挥，这在徐敬业起兵之前是无法求证的。而徐敬业起兵，最终帮助武则天获得了验证。即使征行状态下的军队也是忠于朝廷的，武则天因此大可放心了。
武则天究竟拥有多大权力，最初武则天和其他人都需要验证。此前，双方对此问题都心里无数。现在，武则天和对方或者其他人，都获得了经验：武则天的权力是绝对至上的。唯强是从的官场生态，是推动朝臣顺从武则天最强大的动力。朝臣多担心不能搭上武则天称帝的政治列车，冒死反抗者凤毛麟角，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就会获得官场的一致拥护，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这才是铁律。
女皇梦第三步，杀裴炎。
裴炎被杀，是在平定扬州事变的过程中完成的。武则天和裴炎都在利用扬州事变，最终武则天胜出，裴炎被杀。
高宗去世之后，裴炎在朝臣中处于万人之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在裴炎阻止中宗即位之前宣赦之后不久，他升职为中书令。他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迁政事堂于中书省”。《通鉴》解释唐朝的制度：“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征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39]而中书令裴炎此举，当然是为了自己控制宰相议事大权。裴炎反对中宗任命韦玄贞，理由也在此。因为韦玄贞一定会获得皇帝更多的信任，因此威胁到裴炎的地位。
废黜中宗，裴炎即使不是首倡者，也是积极拥护者。裴炎赞成废黜中宗，但后续的发展大出裴炎预料。裴炎可能认为，换了皇帝之后，太后会将大政奉还，没有想到太后变本加厉。太后的摄政，本来属于过渡状态，这在特殊时期未尝不可，根据祝总斌先生的研究，太后制是已知过渡办法中最佳的[40]。但是，武则天要把这个过渡状态常态化，这是裴炎始料未及的。
不仅如此，武则天开始设置改朝换代的小动作，这是裴炎反对的。现在所知，裴炎在几个问题上与武则天发生不愉快，即冲突：一、裴炎不同意立武氏七庙，这明显是皇家的礼法。裴炎在反对的时候，提及吕后。武则天自然不高兴，但还是进行的辩解，说这是对死者的，跟吕后封王吕氏是不同的；二、武承嗣要找借口杀韩王元嘉、鲁王灵夔，武则天征求宰相的意见，刘祎之、韦思谦不表态，而裴炎坚决反对；三、扬州事变发生，裴炎认为只要太后还政，“不讨自平”。
总之，裴炎表现出忠于李唐的态度，与武则天发生了明显的对立，而裴炎曾经帮助武则天证明太后的至高权力，如今养虎为患，武则天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裴炎。在裴炎案件中，裴炎是否谋反，是否与扬州起事者联盟都不是关键所在。关键何在？立场才是关键。所有为裴炎辩护的人，都忘记了根本问题。武则天需要的是立场支持，而不是资料贡献。所有指控裴炎谋反的人，都没有实际证据，但是，他们推论不利于太后的就是谋反。所以，凤阁舍人李景湛等人，很快职位高升。
有人肯为裴炎证明，但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太后专政。一方面，太后摄政是一个模糊概念，无法确认摄政时间长短。另一方面，很多事情已经证明，太后势力最大，权力最高。谁有必要去得罪太后呢。这是官场的一般性政治生态，对于绝大多数人具有绝对引领作用。看看刘仁轨的表现，就能知道官场中的一般情形。《通鉴》记载：
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41]
刘仁轨已经看到事情不可挽回，武则天已经为所欲为，刘仁轨不能为裴炎辩护，也不再提什么吕后故事，最多只能拿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物姜嗣宗出气。太后满足了他的这个小小愿望。耍小聪明的姜嗣宗就这样玩掉自己的性命。刘仁轨及其一家的态度，雷家骥先生用一个标题进行概括，即“反对力量的沉潜”[42]，很是恰当。到裴炎案件发生，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武则天的野心了。
光宅元年（684）十月丙申，裴炎死。十二月，程务挺死。这时，《通鉴考异》引用《唐统记》的文献，事关武则天此时的心态，内容如下：
既而太后震怒，召群臣曰：“朕于天下无负，群臣皆知之乎？”群臣曰：“唯”。太后曰：“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制如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唯太后所使”。
《通鉴考异》的说法是：“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43]但是，这完全可能就是事实。从废黜中宗以来，武则天连续使用强硬手段，迫使群臣低头，这几乎是唯一的事实。武则天这个时候公开宣战，也具备了条件，不管武则天用什么方式宣言，事实都是如此，群臣不可能不唯唯诺诺。
武则天杀裴炎之后，看刘仁轨的表现，已经放弃斗争。光宅元年（684）十二月程务挺死，转年垂拱元年（685）正月，刘仁轨去世。朝廷完全在武则天的掌控之下。之后，又发生如刘祎之、琅琊王李冲事件等，都不再成为问题。此后，武则天利用舆论，大造声势。至天授元年（690）九月，傅游艺等六万人上表，声势浩大，连唐睿宗都要出来表态，支持武则天称帝。至此，改朝换代，一切都水到渠成。武则天称帝，社会性的因素一定是存在的，其隐藏在政治斗争的背后，表现出了过于复杂的形态，很难简单概括。地域或阶层性质的归纳也都难以概括，所以还是回归政治更恰当。
为什么武则天改朝换代，看不到有力的反对力量。两个很特殊的因素或许需要考虑。武则天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这样年龄的人到底能走多远，很多人是否因此对武则天的前途并不看好而放弃努力斗争。此其一。
其二，武则天的儿子就是大帝的儿子，武则天一直没有放弃睿宗作为继承人的动作。虽然后来武承嗣等有过非凡的努力，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说，武则天改朝换代，一开始就存在继承人危机，如果还是她儿子继承，那就等于回归唐朝。对此，祝总斌先生的研究值得参考。[44]这个危机伴随武周始终，最终社会继承制度成了武周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一点并不难看到，或许这也是许多人放弃斗争的着眼点。
总之，武则天称帝成功，是众多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这些偶然因素再没有机会集合于另外一个女性政治家身上，于是女皇故事终成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