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正按照这些规则行事，他站在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连续讲了大约六分钟，不过是连篇空话而已。关于“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曾经有过一些“有趣的议论”。州长和国会议员所见略同，“都希望看见这个国家有新的领导人”。他们两人都相信——虽然都不愿意说出来——不管谁在十一月份的大选中获胜，这个国家都会繁荣起来，这是因为历任总统之间和各个政党之间在政治上小小的分歧，一般都会在国会大厦里的吵吵嚷嚷中消失。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松垮垮，以致总统选举一次比一次更像是选美比赛。福勒心想，虽然看见他梦寐以求的权力可能真的变成空想的时候，他会感到垂头丧气，但那样也许挺好。接下来是提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使他大吃一惊。他没有注意是谁问的。他被灯光和照相机的闪光弄得眼花缭乱——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他怀疑自己的视力还能不能恢复正常——提问题的是个男的，大概是一家大报纸的记者。
“州长，哥伦比亚有消息说，一颗汽车炸弹炸毁了麦德林毒品卡特尔一个重要成员的家，他的家人都被炸死了。这件事距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我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遭暗杀的时间那么近，可否请你评论一下？”
“我今天早晨和一位议员共进的早餐，没有听新闻广播。你有什么想法？”福勒问。这种态度反映出，他已经从乐观的候选人变成了谨慎的政客。他希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不管政治家是怎么回事。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是非常清楚的。
“先生，有人猜测说，美国可能介入了，”那个记者进一步说。
“哦？你知道我和总统在意见上有很多分歧，在有些事情上有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有过愿意从事谋杀的总统。我绝不会指责说我们的总统干了这样的事情。”福勒以政治家的最佳语气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也不说——政治家的话就是这样，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说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他始终为自己的总统竞选保留着广阔的前景。就连福勒最有力的政敌——在他自己党内就有好几位，更不用说反对党的人了——也说他是受人尊敬的、富有思想的人，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而不是在谩骂上。他刚才的一番话就反映出这一点。他并没有想过要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没有想设下圈套让他的潜在政敌上当。但是他的这番话却起到了这两种作用。当然福勒本人并不知道。
总统的这次出行是预先经过周密计划的。出于礼貌，在反对党召开年会期间，总统一般都保持低姿态。在戴维营工作同样也很轻松——其实更轻松，因为在这里更容易避开记者。但是要到戴维营，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非议。一架海军陆战队的VH-3直升机已经在白宫草坪上等候。总统在第一夫人和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大楼大门走出来。那里又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摄影机。他不知道那些大谈“公开性”的俄国人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总统先生！”一位资深的电视记者大声喊道。“福勒州长说他希望我们没有卷入到哥伦比亚的炸弹问题当中去！你有什么评论吗？”
总统朝着被拦在绳子外面的新闻记者那边走去，他知道这是个错误，但是他被这个问题吸引过去了，就像旅鼠被大海吸引过去一样，实在是身不由己啊。那个记者发问时的声音那么大，每个人都知道他听见了，他们必然会认为，不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不能让记者们说总统在回避某个问题！他不能以低姿态离开华盛顿一个星期，让对方大做文章——至少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就离开白宫草坪，是吧？
总统说：“美国不会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美国坚决和干这种事情的人斗争。我们决不会堕落到他们那种残忍的地步。这个回答够清楚了吧？”总统的语气平和，说得振振有词，他投向这位记者的目光，使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丧失勇气，无言以对。总统心想，看见自己的力量居然封住了这帮记者的嘴，倒也是一件快事。
这是他那一天的第二个政治大谎言——这一天肯定是消息缓慢的一天。福勒记得很清楚：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曾经策划要杀死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人。当时他们的心情就像伊恩·弗莱明(2)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极度喜悦，可是在他们吃尽各种苦头之后，他们才知道暗杀是一件肮脏的事情。实在太肮脏了，因为通常在附近总有一些你不想伤害的人。现在，总统对“附带损伤”是非常了解的，他觉得这个名字令人讨厌，但它却表明了某些既有必要但又不可能向人们解释清楚的东西，因为这些人不了解世界的实际情况：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各式各样的胆小鬼——残忍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胆小鬼——通常隐藏在无辜的人们背后或者中间，故意刺激强大的力量对他们采取行动，以敌人的利他主义为武器对付敌人。你们不能碰我们。我们是“坏”人。你们是“好”人。你们不可能既攻击我们而又不损害你们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这些最可恨的人的最可恨的特性。有时候——虽然很少见，但却并非没有——必须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没有什么用。这确实肮脏，难道不是吗？就和某种国际性的车祸一样。
但是，我究竟应该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在这大选之年？请求投票人重新选举现任总统，因为他为了保护你们的孩子不受毒品之害，杀了一个人的妻子、两个孩子和几个佣人……？总统怀疑福勒州长是否知道总统权力是多么的虚无缥缈——是否知道当一项原则与另一项原则相互抵触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吵嚷声。总统心想，那声音比新闻记者的吵嚷声还厉害。他走向直升飞机的时候，被这个问题弄得头昏脑涨，不断地摇头。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士官在飞机舷梯附近向他敬礼。总统还了礼——这是传统，尽管乘坐这架飞机的所有总统从来都没有穿过军服。他系好安全带，回头看了看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摄像机仍然对着他，录下了飞机起飞的动作。电视网并不想播放那个特别的镜头，只是为了防止这架直升飞机爆炸或者失事，他们才让摄像机继续运转的。
消息传到莫比尔的警察局那里，已经比较晚了。法庭书记员还在处理文件，这时从另一个法院已有消息泄露出去，一般来说消息都是从法院泄露出去的。这一次书记员大为光火。他经手过多少案件！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人，他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一直念完了大学，总算没有使他们染上吸毒的恶习。但是，这个书记员邻居家的孩子们并非个个如此。他隔壁那家人的小儿子买了一“小块”上好的可卡因，然后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开飞车，结果撞在一个桥墩上。这个书记员是看着他长大的，有两次还开车送他上过学，曾经掏钱让那个孩子用割草机替他修剪过草坪。那孩子的棺材是在塞普里斯山的浸礼会教堂盖上之后下葬的，他听说孩子的妈妈在辨认尸体残骸之后，至今还在接受治疗。牧师把毒品的惩罚说成像基督因自己的激情所受的惩罚一样。他是个能说会道的牧师，是个遵循南方浸礼会教派传统的天才演说家，当他带领大家为那个死去的孩子的灵魂祈祷冥福的时候，他对毒品的怨恨使得听布道的信徒个个义愤填膺……
书记员对此无法理解。达维多夫是个非常优秀的检察官。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上帝亲手选定的人，在一个充满骗子的行业里头，他是个真正的英雄。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两个社会渣滓就要逃脱惩罚了！一定是弄错了，书记员心想。
书记员对酒吧很不习惯。他是个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严肃的浸礼会教徒，从来没有喝过酒精成分很高的烈性酒。至于啤酒，他也只是在小时候尝过一次，而且是别人使用激将法的结果，对此他一直感到很内疚。这是妨碍他成为正直的高尚公民的两个缺陷之一。另一点就是公正。他信仰公正就像他信仰上帝一样。虽然在联邦法院当了三十年的书记员，他的这个信仰却一直没有改变。他认为公正不是人给的，而是上帝赐予的。法律不是人制定的，而是上帝制定的。难道西方所有的法律不是以某种形式的圣经为基础而制定的吗？他把自己国家的宪法看成是神赐灵感的产物，因为自由一定是上帝希望人们在生活中所享有的。人们可以学会认识上帝，并为上帝服务，这不等于去做上帝的奴隶，而是为了寻求正义并作出的积极选择。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问题是，正义未必永远会获胜。多年来他已习惯于这种看法。虽然这令人丧气，但他知道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上帝的审判必将压倒一切。但有时候上帝的审判也需要人的帮助，人人都知道上帝通过人们的信仰为自己选择助手。虽然今天下午亚拉巴马州的天气非常炎热，但是书记员有自己的信仰，而上帝也有自己的助手。
书记员来到一家为警察开的酒吧，这里离警察局只有半个街区。由于天气炎热，他要了点汽水。当然警察们都知道他是谁。他参加过警察局的所有葬礼。他曾经领导过一个公民委员会，负责照顾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牺牲的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家属。他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他甚至从未交过罚款——他连一次罚款单也没有收到过，也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查他一查。
“你好，比尔，”他跟一个负责侦破杀人案的警察打招呼。
“和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共事怎么样？”这位警探问。他觉得这个书记员有点怪，但又比多数书记员好得多。他真正需要知道的，是这位法院书记员比较关心警察。这就够了。
“我听说一件事，是你也应该知道的。”
“哦？”这位正在喝啤酒的警探抬起头。他也是浸礼会教徒，但是没有那么虔诚。即使是在亚拉巴马州，真正的浸礼会教徒在警察当中也寥寥无几。他也和其他警察一样，感到很愧疚。
“那两个‘海盗’即将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书记员告诉他。
“什么？”这不是他的案子，但是这说明出了问题。那两个海盗和他的那些犯人关在同一所监狱里。
书记员详细说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多少情况。这个案子出了点问题。一些技术细节方面的问题，或者别的什么问题。法官并没有解释清楚。达维多夫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无能为力。他们两人都认为，这太糟糕了。达维多夫是个大好人。书记员说的这番话当然不是真话，他不喜欢说假话，不过有时为了正义就需要说假话。这一点是他在联邦法院的工作中学到的。这只是证明了他的牧师所说的：“上帝是神秘的，他创造奇迹。”
有趣的是，下面这句话并非全是假的：“杀害布雷登巡佐的坏蛋与这些海盗有关系。联邦调查局的人认为，是海盗命令他们杀了他，还有他的妻子。”
“你对这件事情有多大把握？”警探问。
“有十分把握。”书记员喝完杯中的汽水，然后把杯子放下。
“好的，”警探说，“谢谢。我们决不会说是你说的。感谢你为布雷登的子女所做的一切。”
书记员觉得很尴尬。他为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家庭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要谁来感谢他。这只是职责，是纯洁而朴素的职责。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职责，上帝会奖赏他的。
书记员离开了。这位警探走到角落里的一个雅座上，和他的几个同事坐在一起。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看法，那就是不让——也不能让——海盗用认罪的办法获得减刑。不管这是不是联邦法院的案件，这两个家伙犯的是多起强奸罪和谋杀罪——而且，看样子还犯有一起双重谋杀罪，莫比尔警方对此很有兴趣。外面已经有小道消息说，贩毒分子们有生命危险。这又是一个信息。与比他们级别高的政府官员相比，警官们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犯罪分子完全能理解的语言。
“但是谁会发送这个信息呢？”另一个警探问。
“帕特森兄弟俩怎么样？”这个警探答道。
“啊！”队长略加思索，接着又说了一声“好”。总而言之，针对这个问题作决定，要比政府就重大问题作决定容易得多。而且执行起来也容易得多。
日落时分，两个农民来到麦德林。此刻科尔特斯已经气急败坏。有八具尸体需要处理——这在麦德林并不困难——可是杀死这些人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对此他已毫不怀疑，就像六个小时之前，他对另外一件事情毫不怀疑一样。究竟消息是从哪里走漏出去的呢？三个女人和五个男人都死了，这证明他们没有走漏任何消息。其中最后两个人死得并不痛苦，是子弹直接打进头部而死的。他俩曾亲眼看见其他六个人痛苦万状地死去，紧张极了。此刻房间里一片狼藉，科尔特斯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污损。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了徒劳。他无缘无故地杀了人。因为他恼羞成怒了。
他洗过手，换了衣服，在另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会见了那两位农民。他们很害怕，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怕的不是他科尔特斯。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明白。他们像放连珠炮似的、支离破碎地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而且连细节都记得很准确——有些细节相互矛盾，但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他让他们一直讲下去，然后再问一些具有导向性的问题。
“他们的步枪不是AK-47，”其中一个农民很肯定地说。“从声音我能听得出来。不是那种枪。”另一个农民耸耸肩，因为他不会辨别不同的枪声。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没有，先生。我们听见了很大的响声，还听见有人叫喊，我们拔腿就跑。”
你们真敏感啊！这话科尔特斯没有说出口。“你说有人喊叫，是吧？使用的是什么语言？”
“怎么啦？是我们的语言嘛。我们听到他们追赶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劲儿地跑。他们没有抓住我们。山里的路我们很熟。”那个懂得武器的人说。
“你有没有看见或者听见别的什么东西？”
“枪声、爆炸声，还有火光——枪口的闪光，就这些。”
“出事地点——你以前去过几次？”
“去过多次，先生，我们就是在那里做糨糊的。”
“好多次了，”另一个人证实说，“我们在那里已经干了一年多。”
“不要跟别人说你们到这儿来过。不要把你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任何人。”科尔特斯对他们说。
“但是他们的家……”
“不准告诉任何人。”科尔特斯冷冷地、语气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他们知道说出去就会有危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得到回报，其他人的家庭将获得赔偿。”
科尔特斯认为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两个乡巴佬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一定要适当地报答他们。他还是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但是，如果他能抓到他们当中的一个——那又怎么样？M-19那伙人？不知怎么的，他不相信那是游击队干的。
那会是谁呢？
美国人？
查韦斯知道，如果罗查的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增强了他们的决心。拉米雷斯上尉心情非常沉重，任何好军官都会这样的。他们新的巡逻基地距离该地区诸多咖啡种植园中最近的一个只有两英里，距离另一个方向的加工厂也只有两英里。战士们正在干白天的事情：一半人睡觉，一半人放哨。
拉米雷斯独自坐着。他心想，查韦斯是对的。他确实感到难过。从理性上讲，他知道应该把一个士兵的死亡看成是执行任务时付出的代价。但情感和理智是不一样的。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哪些军官适于作战，哪些不适于作战，是无法预测的，不过拉米雷斯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样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作为指挥官，他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他和他的士兵们关系过于密切。要他把他们看作是可以消耗的财产，他做不到。他的这个错误和勇敢毫无关系。拉米雷斯很勇敢。要完成任务，就要敢于冒生命危险。虽然他知道，让士兵去出生入死是完成任务中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知道，这意味着难免会有人死亡。不知什么原因，他忘了这一点。身为连长，他曾经带领战士们进行过无数次实战演习，训练他们，教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每当他们的迈尔斯公司生产的激光传感器发出信号，表明他们“伤亡”的时候，他总要责骂他们。但罗查的死并不是模拟伤亡。罗查并不是刚进军队笨手笨脚的毛头小伙子。他是一个具备熟练技能的职业士兵。拉米雷斯对自己说，这说明他辜负了士兵们对他的期望，他知道他这样想也是错误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更好一些，如果他更注意一些，如果，如果，如果。年轻的上尉想极力摆脱这些想法，但是做不到。可是他也不能甩手不管。因此这一次他要倍加谨慎。
刚刚吃完午饭，两处的录像带都送到了。“突击队员”号上的航母班机和来自波哥大的一架情报员专用飞机协调飞行，有关人员谁也不知道。拉森把地面激光指示器中的录像带送到埃尔多拉多，交给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这两盒磁带被塞进中央情报局一位情报员的信袋里，这位情报员坐在空军C-5A运输机的前舱内，抓紧时间在驾驶舱右侧一个吱嘎作响的铺位上睡了几个小时。飞机直接进入安德鲁斯机场。飞机一着陆，四十英尺长的梯子就在货运区放了下去。那个情报员从货运区的门走出去，上了一辆等候在那儿的中央情报局的汽车，一直向兰利驶去。
里特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视机，每台都配有录像机。他一个人独自审看送来的两盘录像带，他调整了一下，使它们大致同步播放。从飞机上拿来的那一盘效果不太好，只能看见激光光点和房子的大体轮廓，而且到爆炸闪光之前没有看见其他东西。克拉克的那盒磁带效果好得多。上面有那幢房子，在视频放大的画面上，灯光明亮的窗户清晰可见。保安们来回乱跑——那些抽烟的人就像萤火虫一样，每吸一口烟，他们的脸就被照得通红。接着就是炸弹。里特心想，这就好像是在看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屏幕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毫无目的地四处乱窜，不知道自己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出戏是由中央情报局行动局副局长在办公室里导演的。但是——
“真有趣……”里特自言自语地说。他用遥控器把磁带倒回炸弹爆炸前几秒钟的地方，即那辆新汽车来到大门口时。“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对着屏幕问。接着他又把录像带快进到爆炸过后的场面。他刚才看见山坡上有一辆汽车——一辆宝马——被冲击波掀翻了，但是几秒钟之后，开车的人却从车里爬了出来，还掏出了手枪。
“科尔特斯……”他让画面静止。从画面中看不出多少东西。那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在房子的废墟中盲目地乱窜，这个人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喷水池的水里洗了洗脸，让自己清醒清醒——怪哉，喷水池竟然完好无损！——接着这个人走到发生爆炸的地点。里特心想，这不可能是某个卡特尔要员的随从，因为这些人此刻都在碎砖烂瓦中又刨又挖呢！不，这个人已经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磁带上的图像即将消失，在一片嘈杂声出现之前，他看见了一个最佳画面。这可能就是费利克斯·科尔特斯。他在环顾四周，极力思索，试图作出判断。不愧是个职业谍报人员。
“真该死，就差这么一点，”里特低声嘟囔着。“只要再有一分钟，你就会把自己的车和其他车停放在一起。只差这该死的一分钟！”里特取出那两盘录像带，把它放进办公室的保险柜，和“鹰眼”、“演艺船”、“互惠”等放在一起。他对着录像带说，下次决不放过你。这时候他开始思考：科尔特斯真的和暗杀有牵连吗？
“好哇！”里特在办公室里大声说。他曾经那样设想过，但是……难道说他是提出这项罪恶计划之后才到美国来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根据那个秘书的说法，他并没有特别主动地要她提供什么情报。相反，那是个情侣们通常幽会的周末。他采用的技术是古典式的。第一步，勾引目标。第二步，确定是否能从她那里获取情报（通常西方情报机关是用女色来勾引男性的，但是东方集团则是利用男色勾引女性）。第三步，加强关系，以便达到利用这一关系的目的。如果里特对证据的理解正确，那么在这件事上科尔特斯还没有进入关键阶段。
那根本不会是科尔特斯，对吧？科尔特斯也许把获得的情报提供给了他们，但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对卡特尔的洗钱活动采取了行动。当他们做出决定，袭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候，科尔特斯不在那里。如果他当时在，一定会反对那样做。为什么刚刚建立一个好的情报来源，就要把它断送掉？不，这不是职业谍报人员的做法。
那么，科尔特斯，你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尽管问题的答案已很明显，里特还是愿意以大的代价换取当面向他提问的可能性。谍报人员常常被他们政治上的上司所出卖。对科尔特斯来说，这决不是第一次，不过他同样也会非常恼火，就像里特对卡特中将非常恼火一样。
现在，里特发现自己第一次在猜测科尔特斯的行动。也许他只是背叛了古巴，使自己成为雇用人员。毒品卡特尔之所以雇用他，是因为他受过专业训练，并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们以为自己仅仅是收买了一位雇佣兵——当然是个非常出色的雇佣兵，但毕竟是个雇佣兵，就像他们收买当地警察——真该死，还收买美国警察——和政界人士一样。但是，一个警官和一个在莫斯科训练中心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谍报人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向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出卖了他，认为他们的行动太愚蠢，因为杀害埃米尔·雅各布斯完全是感情用事，并非出于理智。
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里特责备自己。但是：正因为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才有借口去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他没有认真思索，因为毕竟他知道，要是经过认真思索，他就不可能采取行动了。
科尔特斯不是恐怖分子，对吧？他是个谍报人员。他曾经和那个叫“大砍刀”的组织有过瓜葛，他是被派去干这个工作的。在这之前，他的活动纯粹是谍报工作。仅仅因为他和这个疯狂的波多黎各集团一起活动过，他们就认为……也许这就是他叛逃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情况更清楚了。由于科尔特斯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毒品卡特尔才雇用了他。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收养了一条宠物狼。狼可是个危险的宠物，不是吗？
目前，里特只能做一件事。他找来一位助手，让他把录像中有关科尔特斯的最佳画面调出来，通过电脑放大后送往联邦调查局。这是值得做的，只要他们把这个人从背景中分离出来就行，但这需要靠图像处理电脑来完成。
当总统在马里兰州西部的群山中度假的时候，卡特将军仍然在白宫的办公室。他每天早晨都要飞往马里兰州，向总统作情况简报——在总统执行“度假”生活制度的时候，情况简报的时间稍微晚一些——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白宫。他有自己的职责，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做一位高级行政官员”。他想到了自己的头衔，当他向新闻界透露不供发表的情况简介时，他就被媒体称为“一位高级行政官员”。这种情报是总统制定政策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是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玩弄的精心设计的游戏：即所谓官方透露。卡特将放出“试探性气球”，也就是经销商所说的“试销”。在总统有了新的想法而又没有把握的时候，卡特——或者别的内阁成员，他们都是高级行政官员——将对其背景作出说明。主要报纸将发表有关文章，以便使国会和其他人在总统正式批准将它发表之前，对它作出反应。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这是当选的官员和其他演出者摆出各种姿势，进行各种表演，而不丢面子的一种方式。这本来是一种东方的思想，经过一番巧妙的演变之后，现在已经入侵到首都环形道路的范围之内。
鲍勃·霍尔兹曼是华盛顿一家报纸驻白宫的高级记者。他此刻坐在卡特对面的椅子上，等待对方深入介绍背景。双方对各项规定都十分了解。卡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不担心自己的姓名、官衔或者办公室的位置有可能被引用。霍尔兹曼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合乎情理，只要不把他的消息来源泄露给除编辑之外的任何人。他们两人彼此之间都没有特别的好感。卡特对新闻记者没有好感。也许他和他的军官同事们就剩下一个共同点了，尽管他肯定自己没有把这种感情流露出来。他认为军官们懒惰、愚蠢，既不会动笔，也不会用脑，尤其是他对面的这位。霍尔兹曼认为卡特是错误的人占据了错误的位置。这位记者不喜欢让一个军官与总统过从甚密，甚至为总统出谋划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卡特是一个肤浅的、为一己私利而钻营的马屁精，满脑子富丽堂皇的幻觉，更不用说是个傲慢的家伙。他把新闻记者看成是被驯服了的秃鹰，还能够派些用场。结果，他们两人反倒相处得不错。
“你下星期会去列席他们的年会吗？”霍尔兹曼问。
“我尽量不卷入政治，”卡特答道，“要咖啡吗？”
好！记者心想。“不要，谢谢。到底在古柯生产国发生了什么？”
“你的猜测似乎是说——呃，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对这些坏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视。我的猜测是，埃米尔是被卡特尔内部的一个派别杀害的——这毫不奇怪——但是他们并没有正式形成过决议。昨天晚上的爆炸可能表明在那个组织里发生了内讧。”
“是啊！有人倒了霉，”霍尔兹曼说。他在笔记本上随手写了“卡特”这个名字，然后在下面潦草地做着笔记。他把“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写成高官。“有消息说卡特尔雇用了M-19游击队的人从事暗杀活动，还说哥伦比亚人确实拷打了他们抓到的人。”
“也许他们那样做了。”
“他们怎么知道雅各布斯局长要到那里去？”
“我不知道，”卡特答道。
“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他的秘书随后马上试图自杀。联邦调查局对此缄口不言。但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巧合。”
“那边谁在管这个案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知道。”
“丹·默里是局长助理帮办。他实际上并不负责外勤工作，但是他负责向肖作简要汇报。”
“哦！那不归我管。我负责这个案件的海外部分，国外、国内的部分资料在另外的办公室，”卡特指出，并建立起一道霍尔兹曼无法攻破的壁垒。
“卡特尔对‘海鲢行动’非常恼火，所以有些头头在没有得到整个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暗杀雅各布斯。其他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太鲁莽，于是决定把那些背弃合同的人干掉，你说呢？”
“现在看来好像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对这件事的情报很少。”
“我们的情报总是很少，”霍尔兹曼指出。
“你可以和鲍勃·里特谈谈。”卡特尽量把问题推给别人。
“好哇。”霍尔兹曼笑了笑。华盛顿有两个人是可以信赖的，他们从来不会泄露任何信息，一个是鲍勃·里特，另一个是阿瑟·穆尔。“你觉得杰克·瑞安怎么样？”
“他就要回来了。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比利时参加北约的情报会议。”
“国会里的人吵吵嚷嚷，说要对卡特尔采取点儿什么行动，说对雅各布斯的攻击是直接攻击——”
“我也在看国会的会议简报，鲍勃。说起来容易。”
“今天早晨福勒州长说的是……？”
“我想，政治问题还是让政治家们去谈吧。”
“你知不知道街上可卡因涨价了？”
“哦？我不注意这方面的行情，涨价了吗？”卡特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已经……
“涨得不多，不过涨了一些。街上有消息说，货到得少了。”
“我听了很高兴。”
“不想作点评论？”霍尔兹曼问。“你一直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们应当认真看待这件事。”
卡特脸上的笑容暂时收敛起来。“像战争这样的事是由总统决定的。”
“国会呢？”
“是啊！他们也管。自从我到政府工作以来，国会还没有就这类事情发表过声明。”
“假如我们和那次爆炸事件有牵连，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们与它没有牵连。”这次会见并不像计划的那样。霍尔兹曼知道了些什么呢？
“那只是个假设，”记者指出。
“好的。下面我们谈的内容都不供发表——完全保密。如果要进行假设，那么我们是有能力把这些杂种通通消灭的，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掉。你呢？”
霍尔兹曼哼了一声。“不供发表，我同意。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我还能记得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路的岁月。现在我每天早晨都注意清点死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华盛顿，还是在贝鲁特。这么说，不是我们干的？”
“不是。看样子像是卡特尔在清洗内部。这当然只是猜测。但是目前我们最多也只能这样。”
“好吧。我想我可以用这些材料写一篇文章了。”
* * *
(1) Bay of Pigs，一九六一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在猪湾登陆入侵古巴，试图推翻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
(2) Ian Fleming（1908—64），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以写代号007的间谍小说而出名。
20．发现
太令人吃惊了。但却是真实的。科尔特斯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和他在一起的有六个带着武器的人，还有一只狗。那只狗用鼻子到处嗅，想找到那些曾经攻击这家加工厂的人。空子弹壳多数是五点五六毫米子弹的弹壳，北约大多数国家和他们在全世界的代理人都使用这种子弹。可这种子弹最初是在美国使用的点233雷明顿猎枪用的子弹。还有一些九毫米子弹的弹壳，此外还有一枚四十毫米枪榴弹的空弹壳。攻击者中有一人受伤，可能伤势很重。攻击方式是传统式的，山上有一个护理小组，突击组也在同一高度，但略偏北一点。他们是在仓促中离开的，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在死者身上布设饵雷。科尔特斯想，也许是因为有一位重伤员吧！也许因为他们知道——怀疑？不，他们也许知道——有两个人跑了，去搬救兵了。
在山里活动肯定不止一个小组。到目前为止，从受到攻击的加工厂的数目和位置分布来看，可能有三四个小组。这就排除了M-19游击队的可能性。M-19游击队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人，干不出这样的事——从他所听到的情况看，没有这种可能，他纠正自己说。卡特尔收买了当地游击队的一些派别，还对那些单位提供信息的人给以报酬。这一点哥伦比亚政府显然做不到。
他暗自思忖：所以，现在可能有美国人的秘密行动小组在山里活动。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干什么？也许是士兵，也许是高水平的雇佣军。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国际上的雇佣军组织已是今非昔比了——实际上雇佣军从未发挥过什么特殊作用。科尔特斯曾去过安哥拉，知道非洲部队的实际情况。雇佣军要打败非洲军队并不需要很强的战斗力，当然这一点也正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此刻一定离这里很远——远得丝毫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当然他要把追踪这些人的任务交给别人去干。科尔特斯是个谍报人员，并不幻想当一名军人。眼前，他几乎像个警察似的在收集证据。他发现那些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都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记在脑子里，但他发现这些九毫米的弹壳和他从哥伦比亚北部海岸附近一个机场发现的弹壳属于同一批号——弹壳的底部都有压印。他认为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当初那些监视机场的人，现在已经到了这里……？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简单的办法可能是坐卡车或者交通车辆，但是那又有点儿太简单了。如果是M-19游击队，倒可能这样干。可是，如果是美国人，这样做风险就太大了。美国佬会用直升机。从哪儿起飞呢？也许是从一艘军舰上，更有可能是从他们在巴拿马的基地。他知道在直升飞机航程范围内没有美国人的海军演习。所以一定是一架能在空中加油的大型飞机。只有美国人才会这样做。而且必须以巴拿马为基地。科尔特斯在巴拿马有人。他把子弹壳收起来后便进山去了。他现在有了一个出发点，像他这种受过训练的人，必须找到这样的出发点。
瑞安的VC-20A飞机——把它看成是他的飞机，还确实需要有点想象力——下午很早就从蒙斯郊外的机场起飞了。他出人意料地以真实身份参加国际情报业大联盟的会议，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那篇关于苏联人和他们在东欧活动的报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同。他非常满意地得知，在对敌人政策变化问题的看法上，北约组织各情报部门的分析要员和他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谁也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各种观点都有，如“和平正在突破，我们现在怎么办？”的看法，还有同样不太可能的“一切全是花招”的看法等，不一而足，理论上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要作出正式的情报评估，就连那些在瑞安出生之前就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也只能摇摇头，对着啤酒兴叹——瑞安有时候也这样。当然，这一年真正的好消息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组织在整个欧洲击败了克格勃的行动，虽然它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巴兹尔勋爵，因为制定计划的时候有他在）这是如何发生的，中情局开始在欧洲地区享有很高的威信。用瑞安曾在投资业务中经常引用的说法，底线是相当清楚的：北约在军事上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它的秘密机关所取得的成绩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然而，从政治上来看，这个联盟的总体使命受到了怀疑。在瑞安看来，这似乎是成就，只要政治家不是头脑发热，这样的成就已经不错了。
脚下的比利时乡村渐渐远去，好像变成宾夕法尼亚州荷兰人聚居区的一条特别迷人的被子。瑞安觉得有许多事值得高兴，至少从北约方面看是这样。
然而，最能说明北约目前的高兴程度的证据也许是：在全体会议的休息时间、在宴会桌旁、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并不是多数与会者认为的“正事”。来自德国、意大利、英国、挪威、丹麦和葡萄牙的情报分析家们，都对本国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表示关注。毒品卡特尔的活动正向东扩展，它不再仅仅满足于在美国推销毒品。这些职业情报人士都注意到雅各布斯和其他人被暗杀的事，他们都怀疑，国际毒品恐怖主义活动是否已完全转向新的危险道路，他们对此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法国代表对麦德林附近的这次炸弹爆炸称赞有加，因为从历史上看，法国人就一直采取积极的行动保卫自己的领土，所以他们对瑞安那种困惑的、有点让人恼火的反应感到茫然。瑞安的反应是：无可奉告。当然，他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如果法国一位同样职位的高官被公开杀害，法国海外安全局一定会马上采取行动。法国人极擅此道。法国的新闻媒体能够理解并予以赞同，更准确地说，法国人民能够理解并赞同。所以，法国海外安全局的代表希望瑞安即使不作评论，也要有一点儿会意的微笑，而不是露出毫无表情的窘态。欧洲人一般是不会这样的，这使美国的欧洲盟友觉得，美国人真是太怪了。他们会问自己：美国人非要表现得这样深不可测吗？美国人用这副架势对付俄国人还有些战略价值，但是不应当这样来对待盟友。
也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政府官员嘛，瑞安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瑞安对这件事的看法之所以能比较超脱，是因为它发生在距自己国家三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目前还没有任何机构来对付此类犯罪的情况下，也许直接采取行动的办法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如果直接向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力挑战，那就要随时准备这个国家的直接反应。如果因为有人组织了对柏林迪斯科舞厅(1)里的美国士兵采取敌对行动，就可以对一个国家进行轰炸，那为什么不能——
——在一个美洲民主国家的领土上杀人？
它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这是困难之所在，对吧？哥伦比亚有自己的法律。它不是利比亚，统治利比亚的是一个稳定程度令人怀疑的小丑。它也不是伊朗，伊朗是一个由老人政治手段维持、靠神权统治的国家。哥伦比亚是个具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它曾经使自己的制度遭受危险，为的是使别国的公民不受他们的危害而斗争。
我们在干些什么呢？
按照现在的治国方略，正确与错误具有不同的价值。这种看法是对还是不对？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规则？有没有法律？有没有规则？瑞安知道他必须先了解事实，然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向后靠在舒适的座椅上，看着下面的英吉利海峡。随着飞机向西朝兰兹角飞行，海峡开始变宽，形成漏斗状。在那一片能造成船毁人亡的礁石外侧就是大西洋，大洋彼岸就是家了。他有七个小时时间可以考虑回国以后需要立即做什么。整整七个小时呢，瑞安心想。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次他可以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有多少次他只会遇到新问题而找不到答案？
法律是陷阱，默里心想。它是一个令人崇拜的女神，是黑暗中高举指路明灯的可爱的青铜女士。可是，它所指引的道路要是不通呢？在如何对付暗杀局长的“嫌疑犯”的问题上，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哥伦比亚人已经得到了疑犯的供词。长达三十一页的密密麻麻的供词就放在他办公桌上。经过联邦调查局传奇式的刑侦取证实验室的化验测定，他们有了足够的物证。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引渡条约目前还没有生效。哥伦比亚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该条约与他们的宪法有抵触。不久前，M-19游击队杀害了十二名法官，而所有遇害的法官生前都是反对引渡条约的。没有条约就无法引渡。疑犯将在当地受审，无疑将被判处长期监禁。可是默里和联邦调查局希望，最好能把他关在伊利诺伊州的马里恩——那里有安全性最高、收押真正捣乱分子的联邦监狱。那里是没有周边设施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司法部认为，可以运用关于“与毒品有关的谋杀”的死刑法规。但是——哥伦比亚人得到的供词不符合美国人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不过律师们也认为，这样的供词很可能被美国法官否决，这样就不可能判处死刑。这一来，那个杀害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家伙在伊利诺伊州的马里恩监狱就有名了，因为在那里的大多数犯人并不像大多数美国公民那样喜欢联邦调查局。他昨天刚得知，海盗一案也是如此。但有个该死的辩护律师很狡猾，他打听到海岸警卫队有出格的做法，所以使一桩死刑案告吹了。默里认为，惟一的好消息是，政府肯定已经以某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了反击，但是在法律上却构成了谋杀罪。
丹·默里的确认为事态的这一发展是个好消息，可是这也使他担忧，因为这不是他在联邦调查局学院学到的东西，也不是他后来当教师时教别人的东西，是吧？政府违法行事会出什么问题呢？教科书上的答案是无政府主义——至少大家知道政府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对罪犯分子所下的真正可操作的定义是——违反法律而被抓住的人，难道不是吗？
“不是，”默里暗暗对自己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因为在黑暗的夜晚，整个社会只有“明智”这座灯塔还亮着。他和整个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就是使他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忠实地执行。会有灵活的余地的——应该有，因为落在纸上的东西不可能包罗万象——但是，如果法律文字表述不够清楚，人们就得依照该法律所依据的原则行事。也许这个情况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舍此又别无选择，不是吗？可是当法律无法解决问题时，你怎么办？难道这也是法律游戏的一部分？难道说归说，做归做，这也是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