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
进入基地没有费什么工夫，布赖特对去码头的路很熟。从车上看过去，“羽翎”号很大，像高高耸立的白色峭壁，中间有一道橙黄色的杠，靠近船身的中央有一些污渍。默里知道这只是艘小艇，但这只有到了海上才能辨认出来。他和布赖特下车时，发现有人走到舷梯头上接电话，接着又有一个人走了过来。默里一看就认出来了。此人正是档案里介绍的韦格纳。
韦格纳原先是一头红发，现在已成了泥土色，而且还夹杂着数不清的白发。默里看见他走上铝质踏板，觉得他挺结实，只是肚子有点鼓，其他倒还好。他的前臂上刺有花纹，一看就知道是海船上的。从那双冷淡而没有表情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是个不太欢迎别人向他提问题的人。
“欢迎你们到艇上来。我是雷德·韦格纳，”他微笑着打招呼，显得彬彬有礼。
“谢谢你，艇长。我是丹·默里，这位是马克·布赖特。”
“听说你们是联邦调查局的？”艇长问。
“我是助理帮办，从华盛顿来。马克是莫比尔分局督察特工。”默里发现韦格纳的表情有所变化。
“我已经知道你们的来意了，到我的舱里去谈吧。”
“怎么一股焦味儿啊？”走在韦格纳身后的默里问。他闻到什么东西烧焦了，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儿。
“一艘捕虾船的发动机起火了。是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发现的。当时它离我们五海里。我们靠上去救援时，它的油箱发生了爆炸。还算幸运，没有死人，只是大副被烧伤了。”
“船怎么样啦？”布赖特问。
“无法营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船员救出来。”韦格纳拉着门，把客人让进他的卧舱。“有时候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你们二位喝点咖啡吗？”
默里没有要咖啡。他的眼睛看着韦格纳，心里在想，他显得有点尴尬，情绪有点不对头。韦格纳请客人坐下后，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边也坐了下来。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艇长说，“这都怪我。”
“唔，艇长，在你进一步——”布赖特想说点什么。
“我做过几次傻事，不过这一次我可真的犯了大错误，”韦格纳说着点燃了烟斗。“我抽烟没关系吧？”
“抽吧，没关系，”默里违心地答道。他还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事情绝不是布赖特所想象的那样。他比布赖特了解的情况要多。“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讲呢？”
韦格纳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把它递给了默里。原来是一包香烟。
“是其中一个家伙丢在甲板上的，我当时让人还给了他们。我想——嗨，你看看吧，我是说，它看起来像不像一包普通香烟？我们关押人犯时总不能虐待他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允许他们抽烟。这是大麻烟。这下可好了，当我们审问他们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开口说话的家伙——他们显得极度兴奋。这一来就把事情搞糟了，你们说对吗？”
“不只是这些吧，艇长？”默里以友好的口气问。
“赖利水手长揍了其中一个家伙，责任当然应当由我来负。我找赖利谈过了。那个叫，嗯，我记不起姓名了——那个令人恶心的家伙——他朝我身上吐了口唾沫，当时赖利看了很生气，就揍了他一顿。他本不应该动手打人的。不过这里是军队，当部属看见有人朝他的长官身上吐唾沫，他们是不会高兴的，所以赖利当时自然有点冲动——不过，他在我的船上打了人，责任理应全部由我来承担。”
默里和布赖特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两个疑犯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艇长，我们不是来听你讲这个的，”默里稍待了片刻之后说。
“哦？”韦格纳似乎颇为不解，“那你们想知道什么呢？”
“听说你们处决了其中一个人，”布赖特说。舱里一阵沉默。默里听见了锤子的敲击声，不过最响的还是那台空调机的声音。
“他们两个人不是都还活着吗？总共就两个人，现在都活着。我们拍摄了搜查那游艇的现场录像，录像带我已经让直升机带走了。我是说现在那两个家伙都还活着，怎么可以说我们处决了其中一个呢？”
“是吊起来，”默里说，“他们说你们吊起了其中一个。”
“请稍等。”韦格纳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驾驶台，我是艇长，叫副艇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谢谢。”韦格纳放回电话，抬起头来，“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让副艇长也来听听。”
默里的脸上尽量不露声色。他暗暗告诫自己：丹尼，你该明白，他们有很多时间，足以串供。韦格纳先生不是傻瓜。他有一位参议员后台。再说他交给我们的那两个人是残酷的杀人犯，即使没有他们提供的那两人的供词，也有足够的证据判他们死刑。所以，如果伤害了韦格纳，很可能会使案情更加复杂化。那个受害者名气很大——可是联邦检察官是不会喜欢这个案件的，绝对不会……美国的联邦检察官没有一个不怀有政治野心，把这两个人处以电刑就可以争取到五十万张选票。默里不能把这个案子搞糟。联邦调查局局长雅各布斯曾经当过联邦检察官，他会理解这一点的。也许通过他事情会好办一点。
不一会儿副艇长到了，互相介绍完毕之后，布赖特把那两个疑犯对莫比尔联邦调查分局说的话说了一遍。他说了大约五分钟时间，韦格纳边听边抽烟斗，眼睛睁得大大的。
“先生，”布赖特一讲完，副艇长便对他说，“我听过一些动听的海上传奇，可是这个故事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这都是我的过错，”韦格纳摇摇头嘟哝着，“我不该把大麻烟还给他们。”
“当时怎么谁都没发现他们在抽大麻烟呢？”默里问。他倒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到好奇，而是对自己提问的技巧感到好奇。然而，副艇长的回答却不禁使他吃惊。
“禁闭室外面有船员来回巡查。我们没有派专人一直监视他们——而且我们这是第一次关押犯人——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进行恐吓什么的。反正我们没有派专人监视他们，这在我们的航行日志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再说我们艇上就这么些个人，也抽不出人手来。至于有没有烟味儿散发出来，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闻到那股烟味儿，可是已经太晚了。当我们把他们带到军官会议室审问的时候——审问是单独进行的，这都是记录在案的——发现他们的目光呆滞。第一个家伙一声不吭，第二个家伙是开口了。你们已经拿到他受审的录音带了，对不？”
“是的，我见过，”布赖特说。
“那么你们该明白了，我们是根据我们手上拿的卡片，把他们的权利念给他们听的，就像卡片上说的一样。可是，吊死他们？天哪，这是从何说起！我是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嘛。我们不——我是说，我们不能——我甚至连什么时候这样做是合法的都不知道。”
“我知道在一八四三年以前是这样的，”韦格纳插上了话。“后来之所以在安纳波利斯成立海军学院，就是因为有人曾经被吊死在‘萨默斯’号上，其中有一个是陆军部长的儿子。有人认为那是一次未遂兵变，当时搞得满城风雨。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把人吊死了，”韦格纳讲最后一句话时略带讽刺语气。“我们已经服役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去干那种事呢？”
“我们连一般军事法庭都不能设，”副艇长补充道，“我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设。要进行军法审判，光是法律指南之类的资料就得有十来磅。老天爷啊，还要有法官，要有真正的律师，要有……我自己服役也快九年了，还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军法审判呢——只是见过海军学院学生的实习而已。我们艇上能做的只是艇长审问，然而就连这个也很难得。”
“不过，要真的吊死他们倒也不错。真把那两个狗东西吊死，我们一点儿也不会介意的，”韦格纳说了一句。默里觉得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奇怪，但却非常巧妙。他有点可怜布赖特，心想也许他从未经手过如此棘手的案子。从这一点来看，默里为自己曾在伦敦担任过法律参赞感到欣慰，因为他对政治很了解，这是联邦调查局里绝大多数所望尘莫及的。
“哦？”
“我很小的时候，杀人犯是被吊死的。我是在堪萨斯州长大的。你知道，当时杀人案不多。当然，我们现在文明起来了，不再干这种事了，但是现在杀人案倒他妈的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文明了，”韦格纳哼了一声。“副艇长，当时他们有没有这样把海盗吊死？”
“我想不是这样。当时海盗黑胡子那帮人是在威廉斯堡受审的——去过那儿吗？——是当地游览区的那个旧法庭。我记得当时听人说过，那帮家伙实际上被吊死在如今盖了假日酒店的地方。海盗船长基德是被押回英国后送上绞刑架的，对不对？对了，他们有一个地方叫死刑码头什么的。所以——不，我认为他们不在船上执行绞刑——即使过去也不这么做。我敢发誓，我们绝没有干过这种事情。老天有眼，我们没有干过。这纯属谎言。”
“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默里说，他并没有使用疑问的口气。
“没有，先生，确实没有，”韦格纳答道。副艇长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愿对此起誓吗？”
“当然，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需要找你的一个军士长谈谈，就找那个揍了——”
“赖利在艇上吗？”韦格纳问副艇长。
“在。他和波泰奇正在下面‘山羊间’里忙着呢。”
“那好，我们去见见他。”韦格纳起身打了个手势，示意客人跟他走。
“您还需要我吗，长官？我还有点事。”
“去吧，副艇长，谢谢你。”
“是。两位，回头见。”副艇长说着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默里觉得这段路比预期的要长。他们两次绕过两组正在重新油漆船头的人。“山羊间”是军士长的舱室——这是早年沿袭下来的名字，听起来令人莫名其妙——在船的尾部。赖利和奥雷泽这两个资历最老的军士长合住一个舱室，隔壁就是他们和其他同僚单独用餐的地方。韦格纳走进那本来就开着的门，只见里面烟雾腾腾，军士长嘴里叼着一支雪茄，那双粗大的手正拿着一把小得出奇的螺丝刀在摆弄着什么东西。一见到艇长，两位军士长马上立正。
“稍息。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
“波泰奇发现的。”赖利说着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它是真正的老古董，我们在设法把它修复。”
“怎么样，长官？一七七八年的，”奥雷泽说。“这是亨利·埃奇沃思造的六分仪，在旧货店里发现的。把它擦洗干净后能值不少钱呢！”
韦格纳仔细看了看。“你说这是一七七八年造的？”
“对，长官，也许是最古老的六分仪之一。玻璃已经破了，不过这好修理。我知道有一家博物馆会出高价购买这类东西——当然我还不如自己收藏呢。”
“我们有客人，”韦格纳这才言归正传。“他们想找你们谈谈有关我们收押那两个人的事情。”
默里和布赖特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默里发现舱室里有部电话。他立刻想到也许副艇长已经打电话把艇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赖利手上的香烟连烟灰还没有弹过呢。
“可以，”奥雷泽首先开口。“你们想把那两个狗杂种怎么样？”
“那要由联邦检察官来处理，”布赖特说。“我们是来调查案情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搞清楚你们在逮捕那两个人的时候干了些什么。”
“这么说，你必须找威尔科克斯先生去谈才是，长官。带人登上游艇的是他，”赖利说，“我们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罢了。”
“威尔科克斯上尉正在休假，”艇长插话道。
“把他们带到你们艇上之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布赖特追问。
“噢，这个，”赖利说，“这是我的错。可是那个小混蛋，他，他朝我们艇长身上吐唾沫，长官。怎么能干这种事？我这才治了他一下。也许我不应该动手，可那个混蛋也该懂点礼貌才是。”
“我们不是为这件事来的，”默里停了片刻之后说，“他说你们把他吊起来了。”
“吊他？吊在哪里？”奥雷泽反问。
“吊在你们所说的桁端上。”
“你是说——吊，就像绞刑，吊起来？我的意思是套在脖子上？”赖利有点不解地问。
“你说得对。”
军士长哈哈大笑起来。“长官，要是我真吊了人，他第二天就不会他妈的再起来到处走动了。”
默里把他听到的全部经过，几乎是一字不落、一五一十地全兜了出来，赖利在一旁听了直摇头。
“不是这么干的，长官。”
“你说什么？”
“你说那小个子说，他最后看见他的朋友被吊在那里来回晃荡，对不对？实际上不是那么做的。”
“我还是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是在船上吊人，那你也要把他的脚捆起来。另外还得有拉绳——把它固定在栏杆或者柱子上，才能使身体不晃荡。得那么做才行，先生。你把这么重的物体吊起来——一百多磅呢——让它摇晃不停，会把东西碰碎的。所以，你得让他上滑轮——也就是说用滑轮把他拉上去，滑轮知道不？——然后把绳子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样它就不会晃荡了。否则就不是船上的活儿了，这个他妈的没有人不知道。”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布赖特压住心中的火气问。
“先生，放船下水、给船装帆都是我的份内事儿，我们把这些称为航海技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需要吊一件与人差不多重的设备，你会让它在空中像长链子上的吊灯一样晃来晃去吗？天哪，它会撞上雷达的，会把雷达从支架上撞掉下来。那天夜里正好又碰上暴风雨。从前人们吊东西是吊在一根像信号杆一样的柱子上——杆梢有绳子，杆的底部也有绳子，两头拴得紧紧的、牢牢的，怎么也掉不下来。嘿，甲板上的人要是有谁模仿这种做法，我会把他的屁股打烂的。船具是贵重的东西，先生，我们不能随意把东西损坏，像寻开心似的。你说呢，波泰奇？”
“他说的没有错，那天夜里暴风雨很大——难道艇长没有告诉你们？——这两个家伙当时还关在我们艇上，因为天气恶劣，我们没让直升机来接他们。那天夜里我们没有派人在甲板上做任何事，是不是？”
“不可能做任何事，”赖利说，“那晚我们动都没有动。我的意思是说，先生，如果确实有必要，哪怕是刮飓风我们也得到甲板上干活儿。不过，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这么做。否则我们是不会冒着暴风雨上甲板的，因为这很危险，会死人的。”
“那天夜里天气坏到什么程度？”默里追问。
“对有些新来的年轻人来说，那一夜就像是在立体声音箱中度过的。厨师决定那天晚上让大家饱餐一顿排骨。”奥雷泽说着笑起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对不对，鲍勃？”
“是这样的，”赖利答道。
“所以那天夜里也没有开军事法庭？”
“嗯？”这一问可把赖利问糊涂了。可是他很快就恍悟过来。“这么说，你认为我们先对他们进行了公正的审判，而后就把他们给吊死了，就像做啤酒生意那么爽快？”
“只吊了其中一个人，”默里进一步把事情挑明。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都吊死呢？他们不都是他妈的杀人犯吗？嘿，长官，我上了那条船，是吧？我看见了他们干的坏事——可是你看见了吗？惨不忍睹啊。你们看见这种事也许觉得是家常便饭，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不瞒你说，先生，当时吓得我直打哆嗦。你想把他们吊死？那好吧，我来干，也免得他们第二天再活过来。也许我不应该把他摔在栏杆上——当时不够冷静，我不该——好吧，我对我的行为表示道歉，可是这两个家伙把人家全家都杀害了，很可能事先还有强奸。我有妻子，有女儿，波泰奇也有。你要我们可怜这两个狗娘养的，长官，那你走错了地方。你要是把他们送上电椅，那我就来替你合电闸。”
“这么说，你们没有吊他？”默里反问。
“长官，但愿我以前考虑过这个问题，”赖利一本正经地说。奥雷泽毕竟考虑过。
默里看了看布赖特，发现他脸色微红。事情的进展比他想象的要顺利得多。他早就听说艇长是个精明人。总不能把一艘舰艇交给一个傻瓜去指挥——至少不应该那样做。
“好啦，各位，我想我们的问题都有了答案。谢谢你们的合作。”片刻后，韦格纳领着他们走了出去。
他们三人在舷梯处停了一会儿。默里向布赖特示意，叫他先上车去，然后他转向韦格纳。
“你们那个甲板实际是用于直升机起降的？”
“一直是，我真希望能有一架自己的直升机。”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我还从来没有上过快艇呢。”
“跟我来吧。”不一会儿，默里来到了直升机甲板的中央，正好踩在黑色防滑甲板上的黄色十字线的交叉点上。韦格纳在介绍飞行控制台灯光的功能，默里却在看桅杆，想象着从桅杆梢拉绳到甲板的情景。是啊，他心想，你们干这种事还不是易如反掌嘛。
“艇长，替你自己着想，希望不要再做这种不理智的事了。”
韦格纳惊讶地回过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我知你也知。”
“你相信那两个人说——”
“是的，我相信。陪审团恐怕不会相信——至少我认为他们不会相信——当然，谁也说不准陪审团会相信什么。但那件事你们是干了，我知道——不要再辩解……”
“你怎么会认为——”
“艇长，我在联邦调查局干了二十六年，这类不理智的事我听得多呢，有真的，也有编造的，听多了也就能辨出真假来了。在我看来，你们完全可以从顶上的那个滑轮上拉一根绳子下来，轻而易举，而且只要把握住航行，吊上一个人，即使晃荡几下也没有关系。肯定不会像赖利说的那样会碰坏雷达天线。我刚才说了，别再干这种傻事。这是个送上门来的案件，没有你们提供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起诉。因此不要再张扬了，我们相信你是不会的。你们已经发现，这个案子比你们原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不是？”
“我觉得惊讶的是，受害者是——”
“是啊，你打开了一个装满毒虫的罐子，但是并没有把手弄得太脏，真够走运的。别再张扬了。”默里又强调了一次。
“谢谢你，长官。”
一分钟之后，默里回到车上。布赖特仍然愁眉不展。
“有一次，我刚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不久，就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去工作，”默里讲开了。“有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了，我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参与了这个案子，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跟在菲茨杰拉德探长身后拿拿他的衣服。你听说过大乔没有？”
“我爸爸与他共过事，”布赖特答道。
“那你肯定知道，乔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资深警察。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得到情报，说当地的三K党分子正扬言要杀掉几个我们的人——这你是知道的吧——他们还叫嚣说正在骚扰某些家庭。这下可把乔惹火了。我开车和他一起去看那个人——我把姓名忘了，他是当时三K党的地方大头目，嚣张得很。我们开车到达他的住所时，他正坐在房前草坪上的一棵大树下面，喝得醉醺醺的，坐椅旁还放着一支猎枪。乔走到他跟前，那个狗杂种一见到他，就准备伸手拿枪。可是乔的一双眼睛瞪得他不敢轻举妄动。菲茨杰拉德就这么厉害，他一个人能够对付三个人，而且从他的脸上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手了。我当时挺紧张的，一双手牢牢地握着手枪，可是乔只凭他的那双眼睛就把那个家伙镇住了。他警告说：只要他再扬言要杀调查局的人，或者再在电话里威胁他们的老婆孩子，乔就会回来要他的命，而且就在他自家的前院。乔并没有咆哮如雷，连嗓门都没有提高，只是像订早餐似地吩咐了他几句。那个家伙明白他说话的分量。我也清楚。不管怎样，那些威胁恐吓的事从此销声匿迹。
“乔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合法的，”默里继续说，“有时候我们容易越轨行事。我越过轨，你也越过轨。”
“我从来没有——”
“不用紧张，马克，我说的是‘越轨’，而不是违法。规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照搬照套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希望我们的人在执法时要有判断能力。整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在这个案子中，海岸警卫队的人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我们要想得到这些情报，但不要去问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这些情报的。这样做并不伤害任何人，因为那两个家伙要以杀人犯论处，而我们需要的是物证。要是他们拒绝与我们配合，不坦白交代他们的凶杀行为，不讲出那位不寻常的韦格纳艇长从他们嘴中逼出的所有真情，那他们就得被送上电椅。这反正是华盛顿的意思。我们要是把刚才在艇上的谈话情况全部抖露出来，那大家都会很尴尬。你认为地方陪审团会——”
“不会的，”布赖特不假思索地答道。“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揭穿。即使律师不——”
“对极了。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里，而且我想韦格纳再也不会重犯类似的错误。”
“唔。”布赖特未敢苟同，不过那也无关紧要。
“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弄清这个可怜的死鬼和他的家人为什么会被一个杀手和他的帮凶杀害的确切原因。你知道，我在纽约捕捉那些有头脑的凶手时，从不与他们的家人过不去，除非十分必要，你甚至不会当着他家人的面把他干掉。”
“在对付贩毒分子方面很少有什么规定。”布赖特指出。
“对——我认为恐怖分子最坏。”
科尔特斯心想，现在比当年与马切特罗斯共事轻松多了。此时此刻他正坐在一家豪华餐馆角落的雅座里，手里拿的酒单足足有十几页——科尔特斯自认为是个品酒专家——当年他去的都是低级餐馆，里面常常见到老鼠来回乱窜，吃的不过是青豆之类，还与一些人大谈革命。那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抢银行，再录上一段声明自己英雄行为的录音。这些录音常被当地电台作为新闻，在摇滚乐与商业广告中间播出。他心想，穷人能开着自己的汽车上街游行，并且在超级市场结账处排队，整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是如此。
他挑选了法国卢瓦尔河流域一个没有名气的种植园生产的葡萄酒。端酒的男侍收回酒单时用圆珠笔在纸上做了记录。
科尔特斯是在贫民区长大的——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美国，贫民区的人往往是嗜毒者，仅吸毒一项，一个星期就得花掉他们几百美元。这对昔日的上校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人吸毒从城市贫民窟发展到城市郊区，那些毒品贩子则趁机大发利市。
当然，吸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问题。美国在对其贫穷邻国进行官方援助时一直很吝啬，可是现在却向他们提供大量金钱援助，而且把这个标榜为民间交流，实在是可笑。科尔特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美国政府究竟向他的朋友提供过多少帮助，但是他确信，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过腻了饱食终日的生活而寻求化学药品的刺激——却要慷慨得多，而且不拿什么“人权”作条件。科尔特斯是情报战线上的老手，他一直在想办法诋毁美国，破坏它的形象，削弱它的影响力，然而他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没有取得成功。他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去打击资本主义，但丝毫不去理会哪些证据证明有效，哪些证据证明劳而无功。不过，他现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弱点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了，从而达到原来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尽情享受这个制度向他提供的一切好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找到了这个实际可行的办法，他原来的那些顶头上司却把他视为叛徒……
科尔特斯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人，认为他是个颇为典型的美国佬。由于营养过剩而显得有点胖，昂贵的衣服也不好好洗一洗，甚至皮鞋也没有擦。科尔特斯记得他少年时期经常是打赤脚的，而且有三件自己的衬衫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这个美国佬开的是豪华汽车，住的是舒适的公寓，薪水是古巴情报机关一个上校的十倍——然而，他对这些还是不满足。这就是在美国——在美国，人们再富有也不会感到满足。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四个人选，有关他们的情况都在我的公文包里。”
“他们怎么样？”科尔特斯问。
“都符合你的标准。”那人答道。“我不是每回都——”
“对，你是个很信得过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付给你这么多钱。”
“你对我如此赏识，我很高兴，山姆。”那人颇为沾沾自喜。
费利克斯——那个美国人叫他山姆——对与他共事的人总是十分赏识。他很欣赏他们的办事能力，也很感激他们提供的情报。然而，他又瞧不起这种人。这种人往往胆小怕死。不过，一个谍报人员——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个谍报人员——不能过于挑剔。在美国，像他眼前的这种人多的是。科尔特斯却忘记了自己也是被人收买的。他觉得自己是个老练的职业谍报人员，也许可以说是受雇用的，可是，受雇用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一项有光荣传统的职业，不是吗？此外，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与他过去的顶头上司的旨意不谋而合，况且比古巴情报机关以往任何时候的效率都高，而他的报酬却都是别人支付的。实际上，说到底还是美国人支付的。
他这顿晚餐吃得很自在。酒是绝对的好酒，这使他如愿以偿，但是肉烧得太老，蔬菜也不理想。人们说“吃在华盛顿”，他认为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吃完晚餐，他拿着他同伴的公文包走出餐馆，上了汽车。一路上他的心情很轻松，二十分钟后，他回到旅馆，一口气翻阅了几小时的资料。他想，这人很可靠，给他留下的印象不错。那四个人选都很有实力。
他将于明天考虑录用他们。
* * *
(1) Hoover Building，美国联邦调查局本部的办公大楼。
7．知与未知
果然像胡利奥·维加所说，适应这样的高度用了一星期时间。查韦斯中士卸下了负重只有二十五磅的背包。他们采用了逐步增加负荷量的训练办法，查韦斯还比较适应。要是突然加大负荷，他就可能会吃不消。他刚跑完八英里，还在喘着气。他的双肩有些痛，双腿也像往常一样胀痛。身边没有恶心呕吐的，也没有掉队的。只是仍像往常一样，有人在发牢骚。
“这一次还不错，”维加说话时一点也不喘。“不过，我还是认为累得筋疲力尽才是最好的训练。”
“说得有道理，”查韦斯笑着说，表示同意。“就像减肥瘦身的人常说的，还有好多肌肉没有用上呢。”
训练营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伙食。午餐得在野外吃即食食品——三种花色，一种价钱——但是早餐和晚餐很丰富，训练营的伙房很大，提供的伙食不仅花色多而且味道好。查韦斯除了拿一客军人常喝的咖啡外，每次总是拣水果装得最满的大碗拿，而且还要洒上厚厚的一层白糖。白糖可以使身体产生热量，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以提神醒脑。他把装满葡萄柚丁、橘瓣和其他好吃的水果的大碗以及咖啡端到餐桌上。同桌用餐的人总是挑选油脂多的煎鸡蛋和咸肉片。然后他再去排队拿些粗黑面包过来，因为他听说碳水化合物也能增加热量。由于他已经基本适应了这里的高度，他也产生了早餐吃点油腻东西的想法。
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这里的训练很艰苦，但却丝毫没有米老鼠故事中的那种荒唐事。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经验的老手，而且也是被当作老手看待的。没有把精力花在整理铺床上，士官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有人的毯子没有折叠好，不用上司喊叫，同伴的压力就可以使之得以纠正。他们都是年轻人，知道如何认真对待，但又都觉得挺有意思，挺有冒险性。他们还不清楚训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私下里免不了会有各种猜测，连夜晚躺在床铺上也在轻声交谈，但这种胡乱的猜测不久就被此起彼伏的鼾声所代替。
查韦斯虽然没上过多少学，可是人并不笨。他感到那些猜测都不大对。阿富汗的风波已经结束，他们不可能再去那里。再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一边嚼着猕猴桃——一个星期前他还不知道人间竟有这样的珍果呢，一边思索着。在这么高的山地进行训练，显然不是练着玩的。古巴和巴拿马可以排除。尼加拉瓜吗？有可能。那里的山有多高？不过，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他国家也有高山。这里，每个人都是军士，都曾经当过班长，而且都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这里，每个人又都是轻步兵，很可能会派他们去担任什么特种训练任务，说不定会去训练其他轻步兵。如果那样，就是去对付搞叛乱的游击队了。的确，格兰德河以南的各个国家都有这样那样的游击队问题。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办事不公正，分配不合理。但在查韦斯看来，原因比较简单，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国家都他妈太糟糕！他曾经随所在的营去过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一路上看得太多了。那里的城镇脏得很——相比起来，他家乡的那些西班牙语居民区可以称得上是人间天堂。那里的警察糟得很——倒不是说洛杉矶警察局有多好——但他最看不起的是当地的军队。实际上，那些军队与大街上的流氓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配备了清一色的枪罢了（洛杉矶流氓团伙的枪往往各具特色）。使用武器的水准都差不多。士兵用枪托打人是无师自通的。那里的军官也很差劲，没有一个能与杰克逊相提并论。杰克逊少尉喜欢与部下一起跑步，浑身像士兵那样弄得脏兮兮的还散发着汗臭也不在乎。最使查韦斯瞧不起的是那里的士官。当初在韩国的时候，是那个爱尔兰人麦克迪维特中士使丁·查韦斯懂得了：技术加军人素质等于自豪。你只要认真地干，就能真正赢得男子汉的自豪感。为了这种自豪感，你就会继续拼搏。为了这种自豪感，你就不会在这该诅咒的爬山训练中掉队。为了这种自豪感，你就不会辜负朋友们，不会让他们说你是草包。他在军队里学到的东西，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个。而且，他知道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因此，他们现在进行的准备，就是为了将来把别人也训练成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任务可能只是常规的军训。不管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政治原因——查韦斯才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呢——他总觉得他们要执行的是一项秘密任务。查韦斯很聪明，他意识到这种秘而不宣的准备工作是为了执行中央情报局的某项任务。他判断得不错，只是具体任务猜得不对。
像往常一样，他们吃罢早餐，站起身来，把自己的托盘端到堆放餐具的桌子上，然后走了出去。大多数人去上厕所，许多人换上干净的T恤衫，查韦斯也换了。查韦斯并不过分讲究，但他喜欢刚洗过的衬衫那股清新的气味。这里的洗衣房工作很认真。查韦斯觉得自己一定会想念这个训练营，想念山上的训练以及这里的一切。山上的空气虽然稀薄，但却清新、干燥。每天他都能听到火车驶进莫弗特隧道时单调的汽笛声。他们每天两次跑步都能看见那个隧道的入口。傍晚的时候他们常常看见远处双层车厢的侧影——那是向东开往丹佛的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火车。他很想知道在这里打猎是什么滋味儿。他们的猎物会是什么？也许是鹿吧。他们曾见过一群鹿，那是一群高大的黑尾鹿。他们还看见过远处的一群白色野羊，士兵一跑过去，它们就迅速爬上陡峭的山岩。胡利奥昨天说现在正是这些家伙长到正合于猎获的时机。查韦斯很快就把心思收了回来。他要猎获的是两条腿的野兽，一不小心，那家伙就还会反扑。
四个班的人准时集合。拉米雷斯上尉下达立正的口令，然后把队伍带到主营地东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这是深谷中一片平地的尽头。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穿着T恤衫和黑色短裤的黑人。这人身体很棒，强健的肌肉似乎要冲破衫裤的束缚。
“早安！”这位黑人对大家说，“我叫约翰逊。今天，我们要开始实战适应训练。你们都进行过肉搏战的训练，我先要看看你们以前的训练效果，然后教你们一些新的本领。把对方悄悄杀死并不很难，难的是如何先尽可能地接近对方。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悄悄地将双手伸向自己的背后，继续说了一阵子。“这是悄悄杀人的另一种办法。”
约翰逊突然亮出一支手枪，枪口上有个罐头盒大小的东西。查韦斯刚想到这是消音器，约翰逊就双手握枪打出了三发子弹。查韦斯立即意识到这个消音器相当好，因为他几乎没有听见金属的撞击声——比二十码开外那三只被击中瓶子的炸裂声还轻。太棒了。
约翰逊对他们顽皮地笑了笑。“手上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刚才说了，你们都知道肉搏战，肉搏我们也是要训练的。不过，我跟你们一样，也到那边去过几次。我们也别去猜究竟要干什么了，反正无论什么时候手里有枪总比手无寸铁强。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一套全新的打法：无声的枪战。”他俯下身子，掀去一支冲锋枪上的罩布，枪上也装着消音器。查韦斯这才明白自己把任务猜错了。不管是什么任务，反正不是让他们去训练别人。
詹姆斯·卡特海军中将是个贵族，至少在瑞安看来是个贵族。他又高又瘦，满头银发，白里透红的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当然，他的举止也像个贵族——不，他自己肯定认为这样像个贵族，瑞安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看法。在瑞安看来，真正重要的人物是无需装腔作势的，当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并不等于就是贵族了。瑞安认识几位真正有贵族头衔的人。卡特来自新英格兰一个土里土气的农场，原本世代务农，后来开始经商。卡特家子女较多，于是就把多余的送进海军。对卡特来说，参加海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的大半时光是在五角大楼里度过的。在瑞安看来，五角大楼并不是真正的海军军人待的地方。瑞安知道，卡特曾先后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当过舰长，而且干得都很好——好到足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因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才华出众的海军军官当到上校就到了顶，原因就是未能引起身居高位者的注意。卡特到底干了些什么才得以如此平步青云的呢……？
也许是抱了某个大人物的粗腿？情况简介完成之后，瑞安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总统当时就注意到杰夫·佩尔特的参谋班子里的卡特了。因此，佩尔特卸任后，回到学界——担任了弗吉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系主任，卡特就像驱逐舰停靠码头一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穿着裁剪十分得体的西装，坐在办公桌后面，啜着咖啡。他的咖啡杯上镌刻着“美国海军‘贝尔纳普’号”，这明显是在提醒人们，他曾在那艘巡洋舰上当过舰长。也许是怕来到他办公室小坐的为数不多的客人可能不注意杯子上的字，因此左面墙上几乎全是他服过役的军舰的纪念徽章以及签了字的照片。大多数海军军官喜欢这样做，他们把这称为“自珍墙”，不过通常都布置在自己的家里。
瑞安不喜欢卡特，也从未喜欢过佩尔特。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佩尔特就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的确精明过人，而卡特就大为逊色了。这位三星海军中将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了，可是依然毫无自知之明。遗憾的是，虽然瑞安也是个帮办，但却不是总统的特别助理。这就意味着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得向卡特汇报工作。而且，由于顶头上司住院，他只好经常来卡特这里。
“格里尔情况怎么样？”卡特问。他说话时新英格兰人浓重的鼻音早就该改掉了，不过这一点瑞安也不在乎，无非是使他想起自己在波士顿学院就读时的情形而已。
“检验报告还没有出来。”瑞安答话中流露出不安。格里尔患的很可能是胰腺癌，这几乎是不治之症。他和妻子卡西交换过意见，并想方设法要把这位上司送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治疗。无奈格里尔是海军的人，只能进贝塞斯达海军医疗中心。虽然这个中心在海军里首屈一指，但仍无法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相提并论。
“那就要由你代行他的职权了？”卡特问。
“这话太不妥当了，将军，”陪同瑞安来的鲍勃·里特说，“格里尔将军不在任期间，瑞安博士将不时地代表他。”
“如果你在处理那件事的时候也能像这次简报做得这么好，那我们在一起共事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真为格里尔感到遗憾，但愿他能好起来。”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就像是在向陌生人问路。
你真的如此热心吗？瑞安合上公文包时暗自思忖。我敢肯定“贝尔纳普”号上的人太喜欢你了。但是，卡特的工作不是去关心人，他的工作是为总统出谋划策。而瑞安的工作不是去喜爱他，而是要向他作汇报。
有一点瑞安还得承认：卡特并非傻瓜。卡特对瑞安干的这项工作并不内行，在幕后政治活动和交易方面也没有佩尔特那么精明。卡特也不像佩尔特，他做事常常把国务院撇在一边。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懂苏联是怎么做的。他之所以坐上了浅黑色橡木办公桌后的那把高背椅，完全是由于他在其他领域是小有名气的专家，而那些领域正好是总统当前最感兴趣的。这一方面是瑞安没有想到的。瑞安接着向卡特简报了苏联的克格勃在欧洲中部的企图，但没有提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性意见。这是瑞安的另一个更基本的错误。卡特知道自己与前任杰夫·佩尔特很不相同，因而想改变这一切。
“瑞安博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你汇报得很好。这件事我会提请总统注意的。现在，我有事要和行动副局长商量，你不介意吧？”
“杰克，我们回兰利见。”鲍勃·里特说。瑞安点了点头便告辞了。等门关好后，里特简要地介绍了“演艺船行动”的准备情况。足足汇报了二十分钟。
“那我们怎么协调这个行动呢？”卡特问。
“老办法。‘沙漠一号行动’惨败，它的惟一好处是证明了卫星通信的保密性能。见过那种手提式机子吗？”里特问他。“轻步兵配发的那种。”
“没见过。我只见过舰载的，可那些不是真正手提式的。”
“这种通话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X状天线和一个小线架，看上去就像用两个旧挂衣架做的。另一部分是个新型的背负式小匣子，连同送受话器才十五磅重。如果送话者不想用话报，还可以用上面的莫尔斯电码键。用的是单边带、超级加密的超高频。其保密性能在当前的通讯方式中是最好的。”
“但是怎样才能不为人所知呢？”卡特很担心。
“如果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对方就不使用，”里特不大耐烦地解释说，“再说，很显然，他们主要是在夜间使用。我们的人白天睡大觉，只在夜间活动。他们都经过这种训练，这个问题我们早就开始考虑了。这些人早已训练有素，而且我们——”
“补给方面呢？”
“用直升机，”里特答道，“用在佛罗里达那边的特种作战部队的人。”
“我还是认为应该用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另有任务。我们考虑过，将军。这些小伙子都受过严格的训练，素质比陆战队队员更高，大多数都去过类似地区，派他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神不知鬼不觉的，而且要容易得多。”里特已经解释过二十遍了，可卡特总是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话。行动副局长里特实在无法想象总统怎么能跟这种人相处。但实际情况是明摆着的。身边的人对总统悄悄说上一两句话，要比其他人大喊大叫管用得多。问题在于，总统常常依靠这些白痴把希望变成现实。要是里特知道自己对这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看法与瑞安的不谋而合，他是不会感到吃惊的。只不过，瑞安不会知道个中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