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罗西奥德：城市的生活——暴力和恐怖
11世纪后城市的发展造成了现在所认为的典型的城市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和平。西欧的城市通常是暴力和恐怖的场所。历史学家们研究社会生活的部分倾向是越来越注重对中世纪城市犯罪和暴力的研究。在下面的选段中，雅克·罗西奥德分析了西欧城市中的暴力行为，强调城市的暴力如何造成了焦虑。
思考：从事暴力行为的人主要是谁；对城市暴力有什么可能的解释；这种暴力会有什么后果。
材料来源：From Jacques Rossiaud，“The City-Dweller and Life in Cities and Towns，” in Medieval Callings，pp．152-154．ed．By Jacques Le Goff，trans．By Lydia Cochrane．© 199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西欧城市的历史自始至终闪动着暴力、恐怖和革命的画面，在这样的画面中，家庭荣誉、市政会议的参与以及工作环境均岌岌可危。这样的冲突是“权贵”和“平民”集团互相对抗。在意大利对抗的是宗族所操纵的政治党派，而在法兰德斯的大城市里则转向了不时穿插有屠杀、放逐和破坏的真正阶级斗争。在1250年至1330年间，这样的冲突非常普遍，结果是过去的富裕地区处处受挫，而寡头集团不断扩大。14世纪后期第二波动荡的浪潮袭击了城市世界，这波浪潮更具清晰的社会特征（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梳毛工人起义、巴黎的铅锤党起义等等）。低等级的失败并没有终结社会紧张关系，而是转变成偶尔出现的短暂的恐怖，这种恐怖到处发生，但通常表现为频繁的但和缓的“原子式的”冲突，从证明材料看很难和普通犯罪区分开来。晚上向主人窗户里扔石头、债权人残酷无情、二个敌对工人团体的争吵，很容易被法官判定为普通犯罪。
换句话说，许多城市居民即使生活在长期困难的紧张时期，摆脱了起义和镇压的恐怖，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每天面对暴力的氛围。罗列各种各样的例子似乎是不必要的：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巴黎、里尔、第戎、阿维农、图尔或弗瓦，司法档案中所显示的是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冷血仇杀，个人或团体之间的激烈搏斗用刀子或裹有铁头的棍棒解决，强奸，通常是轮奸，在可怜女孩的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她们晚上被殴打并被人从房间里拖走。
从事这些暴力行为的，大多数是由年轻人或成年人，通常社会条件一般，但是人们无法把他们与遵纪守法的市民区分开来……
酒——醉酒常常是借口——不能解释一切，不顾市政法令人人携带武器也无法对此进行解释。因为榜样往往在上面，甚至在14世纪初期的兰斯，法官无法阻止宗派用武力手段解决他们的纷争。然而，市民的暴力（行刑、折磨、迫使罪犯游街，而人群嘲笑和攻击他）提供了一种景观，家庭的道德法典允许殴打。而且司法并不会激发人们的信心，它更令人害怕而不是令人赞赏，而且司法没有效率且花费巨大。当一个人被人嘲笑时，他转向直接复仇。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正是以荣誉的名义年轻人惩罚女孩，在他们眼里，这些女孩超越了规定的界限。同暴力一样，荣誉也是城市社会广泛传播的价值观：上层市民被称为“尊敬的”。没有荣誉就没有名声，没有权威就没有荣誉。富人的财富和朋友支撑了他的荣誉；没有财富的劳动阶层视名誉为必要的资本……
暴力促使了焦虑。尽管有时知名人士对此进行谴责，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想办法根除它（无论在威尼斯还是第戎），对下等人而言，这种恐怖加剧了其他困扰——在总体的漠不关心中会被遗弃，就如同“贫穷女士”（Dame Poverty）一样，尚·德·墨恩描绘她被装在一只旧口袋里，“有点与其他人相互隔离……蜷缩下来、弯腰弓背，像一只可怜的狗。”悲哀、羞耻、没人疼爱。
乔治·杜比：独处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中世纪盛期的人们差不多每天都与其他人在一起。我们今天认为是私密性的东西，在中世纪社会则不以为然。不仅生活空间是公共的，而且人们希望成群结伙地工作、游戏和旅行。在下面选自《私生活史》的片段中，乔治·杜比描绘了这一喧闹的、公共的社会以及人们寻求独处所遇到的困难。
思考：在各种职业和活动中人们如何成群结队；杜比如何分析私人空间；渴望独处的个人会遇到什么问题。
材料来源：George Duby，“Solitude：Eleventh to Thirteen Century，” in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vol．III，Philippe Aries and Georges Duby，eds．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09-510．
人们摩肩接踵地拥挤着，杂乱无章地生活在一起，有时生活在一群乌合之众中间。在封建社会的居住区，也许除了死亡的时刻外，并无个人独处的空间。当人们离开家庭的围墙到外面冒险时，他们也结伙而行。没有一次旅行少于两人，如果碰巧他们之间没有关系，就通过结拜仪式相互约束，在整个旅程中间组成人为家庭。当时，年轻的贵族男性到7岁时，便被认为是男人了，他们要离开女人堆开始冒险生涯。然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生活还是始终被包围着——不管他们致力于侍奉上帝、被送去向一位教师学习，还是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模仿一位首领的一言一行。这位首领是他们的新父亲，自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要追随他，用武力或言辞捍卫他的权力，或者在他的森林里狩猎。他们的学徒期结束后，新骑士要集体接受武器，一群乌合之众组成了一个家庭（通常领主的儿子和附庸的儿子们一起被授予骑士称号）。从那一刻起，年轻的骑士们总是在一起，荣辱与共，相互担保或相互出面做人质。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在仆人以及经常在教士的陪同下，从一场比武赶到下一场比武，从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从一场冲突到下一场冲突，通过展示旗帜或叫喊相同的战斗口号来表达忠诚。这些年轻同伴的忠诚，用不可缺少的家庭亲密的斗篷将首领包裹起来，这是一个巡回游动的家庭。
因此，在封建社会，私人空间被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独特的区域：一个区域是固定的、围圈起来的，隶属于家庭；另一个区域是移动的，自由穿越公共空间，但体现着同样的等级并因相同的控制而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移动的单位中，和平和秩序是通过一个权威人物来维持的，他的使命是组织抵抗公共权威的侵入，为此目的，一道看不见的墙竖立起来隔开外面的世界，这道墙和环绕家庭的围墙同样坚固。这个权威包围并约束这个家庭的个人，让他们服从共同的纪律。如果私密生活意味着秘密，那么这个秘密是由家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的，因而比较脆弱，容易受到侵犯。如果私密生活意味着独立，那么它独立于集体的生活，在11世纪和12世纪集体的私密性确实存在。但是我们在集体私密中可以看到个体私密的蛛丝马迹吗？
封建社会具有如此颗粒状的结构，由如此紧密的凝块组成，任何人如果试图离开如此紧密的、无处不在的宴饮交际而独处，构建自己私密的围墙，耕种自己的花园，就会立刻成为怀疑或者羡慕的时象，要么被视为叛逆者要么被视为英雄，在两种情况下都被视为“异己”——“私密”的对立面。选择分离的人，即使他的意图不是故意犯罪也会不可避免地这样做，因为他的孤立使他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不着魔发疯的人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人们普遍相信独自一人漫游是精神病的症候。无人陪伴而在大路上行走的男女被认为是自己送上门来的肥肉，把他们身上的东西夺走是合理的。不管他们怎样说，把他们重新送回到某个团体，用武力强迫他们回到清晰界定组织良好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善功，处于这样的世界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世界有许多私密性的围墙和围墙之间的公共空间组成，人们只有以队列的形式才能在这些公共空间穿行。
戴维·赫尔利：生态环境和人口变化
历史学家大都认为，中世纪的拓展在1300年至1350年间结束，而且期间发生的变化标志着接下来是收缩、瓦解和衰落的世纪。传统上人们从政治、军事和宗教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在下面的选段中，哈佛的戴维·赫尔利集中探讨这一变化的经济方面，尤其是经济局限阻碍了中世纪在13世纪之后的继续拓展。
思考：到13世纪时阻碍经济扩张的障碍是什么；这些经济变化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能够解释中世纪拓展结束的其他因素。
材料来源：David Herlihy，“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Demographic Change，”in One Thousand Years：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ed．Richard L．DeMole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4），p．32．
然而，中世纪的拓展从未完成真正的“突破”，从未达到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起飞”阶段，也就说具备了继续发展的内在能力。到1300年左右，某些障碍开始阻碍经济扩张。一是技术相对停滞。尽管重要的技术发现引入了中世纪，但是1300年农民耕种土地一如几个世纪前的先辈。然而，仅仅技术停滞似乎不会那么严重限制发展。非常矛盾的是，13世纪后期的许多农民并没有按照所了解所获得的最好方法耕种土地。他们主要的障碍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资金，因为最好的方法基于更有效地使用牛来提供劳动力和肥料。根据我们的判断，13世纪许多小农没钱购买牛，不得不用自己无助的、效率低下的劳动来耕作自己的小块土地。
第二个限制发展的，是没有发展维持适当投资水平的机构和价值标准，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尽管城市得到了发展，但是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控制在军事和教士贵族手中，他们不可能将从租税中获得的收益进行再投资。大地主更喜欢把租金花费在引人注目但没任何收益的消费上，如庄园建筑、城堡、教堂、战争、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等。他们也喜欢从城镇借贷钱财进行这种非生产型的支出。
第三个限制因素似乎是资源越来越短缺，尤其是上好的土地。由于上好的土地已经被耕种，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比较贫瘠、处于边缘的土地，要想得到比较好的回报，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多的资金。由于欧洲的经济受累于容易得到的资源越来越饱和，无论技术还是资金都不能提高所占有土地的回报。在今天许多历史学家看来，这种资源利用的饱和不仅结束了中世纪中期的经济发展而且使14世纪陷入了更深刻的人口和经济危机。
本章问题
1．有些历史学家描绘在13世纪中世纪文明获得了显著的平衡。这一时期在哪些方面如此平衡？
2．13世纪的主要特点在哪些方面是11和12世纪已明显之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13世纪出现了哪些新的发展？
3．本章提供了哪些证据说明权利斗争在这一时期仍然持续？
11．中世纪后期
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是衰退、分裂和瓦解的时期。通常指“中世纪后期”的这一时期，往往被描绘为“中世纪的衰败”和“中世纪的衰落”等，这一时期的某些变化很能说明这个特点。从人口方面讲，到13世纪末中世纪盛期的人口增长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人口大幅度减少，其主要原因是歉收、疾病和战争。从地理上来讲，欧洲的扩张暂时告一段落。从宗教方面讲，教会面临一系列问题：教皇经历了与欧洲强大君主们的一系列斗争，异端运动不断传播，在大分裂时期教会本身也分裂了，在教会会议至上运动中教皇遇到高级教士叛逆的威胁。从经济上来讲，报酬和价格剧烈变化，劳动力和商品的可利用量也变化剧烈，这破坏了各种社会团体间的联系。从政治上，无休止的冲突导致出现了异常激烈的战争时期，其中最严重的是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
为了说明中世纪后期破坏性的变化，本章所选的材料集中于两个特定的主题：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13世纪中期的瘟疫。威胁教皇权威的教会会议至上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教会如何为异端所威胁？它如何对付异端？瘟疫的社会和心理后果？瘟疫如何与欧洲人的宗教观相关联？各种机构对瘟疫的后果如何反应？
尽管本章视中世纪后期为分裂和衰落的时期，但它也是一个连续的时期。中世纪文明的许多方面一直延续了数个世纪，只是缓慢地发生变化。为了表明这一时代的连续和衰落的特征，要对中世纪后期的社会性质和这一时期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该社会是如何组织的？这一社会典型的成分类似什么？对妇女和婚姻持什么态度？死亡观念如何反映了心理倾向？发生了什么起义和反抗？
总而言之，这些材料所描绘的画面与我们心中关于中世纪盛期的形象反差极大。中世纪后期的衰落千真万确，但尽管如此，同一时期也是意大利社会和文化伟大复兴的时期，这将是下一章所探讨的内容。
原始材料
攻击教皇：教会会议至上运动
1378年到1417年间基督教会处于分裂状态，对抗的教皇同时进行统治，每个教皇都主张自己的权威。为了努力结束这种分裂状态，在比萨（1409年）和康斯坦茨（1414—1417年）召开了教会宗教会议。这些会议成为不断发展的教会会议至上运动的高潮——试图将最高权威置于教会大公会议之首，从而削弱教皇的权力。比萨会议由于设立了第三个教皇而使形势更加糟糕，但是康斯坦茨会议由于选出了一个教皇马丁五世而结束了分裂，在继后的数十年里，马丁五世和他的继承者都否定了教会会议至上运动。然而，教会会议至上运动代表了教会内部最强烈的意见倾向，并揭示了教会所面对问题的严重性。下面两份文献是该运动盛期在康斯坦茨会议期间通过的两份法规。
思考：《神圣法规》的目的；为什么该会议认为也有必要通过《定期召开宗教大会法规》；这次会议如何为自身的权威辩护。
材料来源：James Harvey Robison，ed．，“The Pre-Reformation Period，” in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vol．III，no．6，ed．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8），pp．30-31．
神圣法规
以神圣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圣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以根除目前的分裂以及促成教会从首领到成员的团结和改革为目标组成全体会议，以圣灵的名义合法召开，赞美全能的上帝，为使这次会议能顺利、安全、有效和自由地促成上帝教会的团结和改革，兹决定、颁布、命令、宣布如下：——
会议首先宣布，该会议以圣灵的名义合法召集，组成全体会议并代表争斗中的天主教会，拥有直接来自基督的权力，任何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处于什么地位，哪怕是尊贵的教皇本人，只要会议之事项有利于信仰并能治愈分裂之顽疾，只要有利于上帝教会从首领到成员的全面改革，均需遵守。
会议进一步宣布，任何人，不论什么背景、地位或等级，即使是教皇本人，如果顽固拒绝遵守大会已经颁布的训令、法令、命令或指令，或者将来合法召集的以上述目标为宗旨或与该宗旨相关的神圣会议或其他全体会议的命令，除非放弃自己的行为，否则就要遭受适当的赎罪惩罚并受到适当惩戒，如果必要将诉诸其他法律手段。
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法令
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是耕种主的田地、清除荆、棘、蓟，也就是清除异端、错误和分裂、带来大丰收的特殊手段。忽视会议的召集，就会培育和发展所有这些罪恶，回想过去并看看目前的状况就会一清二楚。因此，通过永久的法令，我们同意、颁布、确立和命令全体会议应该以下列方式召集，以使下次会议在本次会议结束的第五年末继续进行。下次会议要在那次会议结束后第七年末进行，此后会议要每十年举行一次，在进行中的会议结束前一个月，由教皇应邀指派会议地点，并得到会议的同意和认可，如果教皇不在场，则由会议本身指派开会地点。这样，会议以连续的方式要么一直开会，要么在明确的时间终止。
伯纳德·居伊：宗教裁判官手稿
一直困扰教会的异端，到14世纪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教会不得不求助于宗教裁判所等正式机构来对付它。最著名、持续时间也最长的异端运动是南部法国和北部意大利的华尔多派。最初他们是追求虔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彼得·华尔多的追随者。华尔多派正式遭到谴责是在13世纪，到14世纪他们仍然存在并遭到迫害。下面的选段选自《宗教裁判官手稿》，编纂者伯纳德·居伊是一位多明我会僧侣和主教，在1307年至1324年间成为狂热的宗教裁判官。
思考：在居伊看来尔多派的主要罪行是什么；这些罪行所引起的威胁有何性质；异端和教会会议至上运动所引起威胁有何异同。
材料来源：Benard Gui，Manual of the Inquisitor，i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vol．1，3d ed．，ed．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Staff of Columbia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pp．198-202，204．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华尔多派过去和现在的主要异端是蔑视教会权威。他们因此被教会革除并被交付给撒旦，陷入了无数的错误之中，而且把早期异端分子的错误融入自己的虚构之中。
这些迷失的信徒和该派遭谴的头领们认为并到处宣称，他们绝不属于教皇或罗马主教，也不属于罗马教会的其他高级教士，而且认为高级教士不公正不恰当地迫害和谴责他们。他们宣称罗马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不能把他们革除教会，尽管罗马教会谴责他们为异端，但是当教会命令和呼吁该教派的信徒和头领放弃或弃绝这一教派时，他们不应该服从……
而且，除了有关斋戒、节日规定和教父法令等方面规定之外，该派别不再接受教规的权威，或至高无上的教皇的敕令或条例。他们偏离了正途，不承认任何权威，而是咒骂、拒绝和谴责他们。
而且，该派的信徒甚至在忏悔礼和钥匙的威力方面犯了更加恶毒的错误。他们宣称他们从上帝而不是别人那里——这是他们的原则和教义——接受了聆听愿意忏悔之人忏悔，并给予他们赦免或规定其赎罪的权力，就如同使徒从基督那里获得这种权力。尽管他们并没有被罗马教会的主教任命为教士或牧师，尽管他们仅仅是俗人，但是也聆听人们的忏悔，并赦免他们或规定他们赎罪。他们从不主张从罗马教会那里获得这种权力，相反他们否定罗马教会。事实上，他们既非从上帝那里亦非从上帝的教会那里获得这种权力，因为他们已经被教会赶出了庙堂，在教会之外既没有真的赎罪也没有救赎。
而且，这个派别继续嘲笑教会的高级教士确立和授予的赎罪券，说他们毫无用处。
而且，在圣餐礼方面他们也陷入错误之中。他们秘密而非公开地宣称，在祭坛的圣餐礼中，当行使圣餐礼的教士是罪人时面包和酒不会变成基督的肉体和血，而他们所指的罪人是不属于他们教派的人。相反他们宣称，任何正直的人，甚至是一位俗人，哪怕没有从天主教主教那里接受教士任命，只要属于他们的派别，都可以行圣礼使之变成基督的肉和血。他们相信妇女若符合条件也同样能行圣礼。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圣人都是教士。
约翰·弗罗莎特爵士：1381年起义
中世纪后期特别明显的是有几次下层的起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英国农民和手工业者1381年的起义。这次起义由约翰·鲍尔、瓦特·泰勒和杰克·斯特劳领导，在起义军遭到镇压以及其首领被斩首之前给贵族阶层造成很大威胁。约翰·弗罗莎特（1333—1400年）撰写的下列选段对这些起义进行了描绘，他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编年史家。
思考：约翰·鲍尔呼吁穷人的方式；起义者如何获得力量；穷人的不满；起义如何会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传播。
材料来源：Sir John Froissart，Chronicles of England，France，Spain，vol．1，Trans．Thomas Johnnes（New York：The Colonial Press，1904），pp．211-215．
正当这些会议取得进展之时，在英格兰底层民众中发生了大骚乱，那个国家差一点因此而毁掉。为了让这次灾难性的叛乱警示世人，我将根据当时所了解的信息讲述所有发生的事情。贵族比普通人有很多的特权，这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是惯例。也就是说，低等级的受法律约束耕种贵族的土地、收获他们的谷物、把谷物运往贵族家中的谷仓，打谷和扬谷，他们也受约束收割干草并运回家中。高级教士和贵族都强制下等人从事这些劳役：在肯特、埃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贝德福德，这些劳役比王国其他地方更加沉重。在此地区有意犯罪的人抱怨说，世界之初并没有奴隶，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除非他像撒旦反对上帝那样背叛自己的主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精灵，而是和贵族一样是根据同样的形象而形成的人，而后者把他们像野兽一样对待。他们对此不能继续忍受，他们决定获得自由，而且如果他们付出劳动或者干了活，应该得到报酬。肯特的乡村有一位疯狂的教士名叫约翰·鲍尔，曾因为其荒谬的传道而三度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关进监狱，在刺激这些反抗的念头上他作用甚大。弥撒后的星期天，人们走出教堂后，鲍尔通常会在市场上召集自己周围的人群并向他们传道。在这样的场合他会说，“除非一切都共有，没有附庸和领主，领主也不再像我们这样还有主人，否则英国的事情不会变好。他们对待我们多么差！他们为了什么这样奴役我们？我们难道不都是来自同样的父母亚当和夏娃吗？他们能指出什么或者给出什么理由来说明他们比我们更应该做主人？他们穿着天鹅绒和华美的布料，装饰着貂皮和其他毛皮，而我们被迫穿破衣烂衫。他们有酒、香料和上好的面包，而我们只有裸麦和麦秆的垃圾，而且我们喝的一定是清水。他们有漂亮的别墅和庄园，而我们必须冒着风雨在地里干活，正是靠我们的劳动他们才能维持自己的奢华。我们被称作奴隶，如果我们没有履行劳役就要挨打，没有这样一位君主，我们可以向他抱怨或者他愿意聆听我们。让我们到国王那里去劝劝他，他很年轻，从他那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到有利的回答，如果得不到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来改善条件。”
就这样约翰·鲍尔在弥撒后的每个星期天都对着村民进行长篇演讲。大主教闻讯将其逮捕，囚禁了2个或3个月作为惩罚，但是他一走出监狱马上就重归旧途。在伦敦城的许多人都忌妒富人和贵族，听了约翰·鲍尔的宣讲后就在他们中间说，国家统治糟糕，贵族占有了所有的金银。因此，这些罪恶的伦敦市民开始结党，并举起反叛的旗帜，他们也邀请临近郡县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前来伦敦，告诉他们城门会为他们和同他们想法类似的普通人敞开，而且他们会给国王施以重压，今后英格兰不会再有奴隶。
通过这样的方式，肯特、埃塞克斯、苏塞克斯、贝德福德和临近郡县共6000多人，在瓦特·泰勒、杰克·斯特劳和约翰·鲍尔的领导下进入伦敦……在坎特伯雷，叛军进入了圣托马斯教堂，进行了大肆破坏，他们也劫掠了大主教的宅邸，一边掠走各种不同的物品一边说：“英国的大臣们已经腻烦了这些便宜的家具，他现在必须向我们说明他们的收入，说明自从国王登基以来他征了多少税。”此后他们劫掠了圣文森特修道院，然后离开坎特伯雷，前往罗彻斯特。他们经过哪里，就从邻近村子里招募人员，像风暴一样席卷而过，破坏沿途律师、国王代理人和大主教的房屋。在罗彻斯特，他们像在坎特伯雷一样受欢迎，因为所有人都急于加入他们……
在英国的其他乡村，叛乱者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一些大贵族和骑士，如曼利爵士、斯蒂芬·哈尔斯爵士和托马斯·考斯顿也被迫与他们一道行进。现在看看事情的结果多么幸运，因为如果这些恶棍的意图成功，英国的所有贵族都将毁灭，仿效这样的成功，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反抗，以根特和法兰德斯的人为榜样，后者当时发动了真正针对君主的叛乱。确实，同年巴黎人也以类似的方式开始行动，大约20000多人都佩有铅棍，发动了叛乱。
乔瓦尼·薄伽丘：《十日谈》——佛罗伦萨的瘟疫
在14世纪中叶，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欧洲，在某些城市，半数人口死亡，而且对那些活下来的人也影响深远。其中的幸存者之一是乔瓦尼·薄伽丘（1313—1375年），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十日谈》，写于瘟疫袭击佛罗伦萨的1348—1353年之间。薄伽丘在著作的开头描绘了这场瘟疫，下面是其中的节选。
思考：人们对瘟疫如何反应；人们对瘟疫的原因和如何传播一般如何理解。
材料来源：Giovanni Boccaccio，The Decameron，in Stories of Boccaccio，trans．john Payne（London：Bibliophilist Library，1903），pp．1-6．
在我主降生后1348年，在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的影响，还是上帝降灾公正地惩罚我们的罪恶，反正几年前在黎凡特爆发了，然后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到处造成的破坏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则传到西方了。尽管人们采用了所知和能预见的各种方法，包括清理城市的污秽，赶走可疑之人，印刷出版物教育人们如何保持健康；尽管人们成群结队或者单独向上帝低声下气地一再恳求，但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瘟疫还是以令人悲伤和惊奇的方式出现了。这里的瘟疫与东方所见的不同，那里的人只要鼻孔流血就是死亡的预兆。而在这里，患者的腹股沟或腋下会出现几个瘤，有的大如苹果，有的则如鸡蛋般大小。此后在患者身体的多数地方会出现紫斑，有时斑点大但数量少，有时则斑点小而数量多——这两种情况都预示着死亡。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药物的效力都无法治愈这种疾病，也许是因为这种疾病本身就是不可救药的，也许是因为医生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因而也就无法提出正确的治愈方法（把江湖医生和冒牌的女性计算在内，当时医生的数量是很大的）；不管原因是什么，很少有人能摆脱死亡。在这些症状出现后的第三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是有些人稍早有些人稍晚，没有任何发烧和相关的症状。这种瘟疫更致命的地方在于，通过病人接触健康的人，它每天都在传播，就像干柴遇到了烈火。不但与病人谈话和接近病人会造成传染，就是接触他们的衣服或他们触摸过的任何东西都会传染上疾病……
这些和其他类似的事实，在活着的人之间引起了种种恐惧，人们采取了各种对策，但所有都导致了同样冷酷无情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都避开病人，避开所有靠近病人的东西，指望这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命。一些人认为最好过有节制的生活，凡事避免过度，他们结成伴，使自己与外部完全隔绝；他们适度地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美酒，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免得自己心神不宁。有些人则认为更好的预防方法是无拘无束地生活，对自己想满足的感情和口腹之欲绝不压抑，不停地从一个酒馆逛到另一个酒馆，喝酒狂欢，甚至闯到人家的私宅里（这些宅邸通常是被主人遗弃的，因而成为每个人的公产），尽管他们这样放荡不羁，但是竭力避免接触被瘟疫感染的人。当时这样一场浩劫如此广泛，无论世俗法律还是神圣规则都没人顾及了。因为执行这些法律的人要么死了、病了，要么就是没有人来帮他们，因此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第三种人折衷了前两者的做法：既不像前一种人使自己遵守节食的原则，也避免后者的放纵；他们吃喝适可而止，他们四处走动，但要拿着香木和花束在鼻子底下闻，认为这样最能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在他们看来空气里到处都充满了死尸的恶臭，这种恶臭有些来自瘟疫本身，有些则是药物在尸体里发酵。有些人恐怕更不人道，他们想要更安全地远离危险，便判断治愈瘟疫的唯一方法是避开它：因此大量的男男女女有了这样的念头，而且只关心自己，扔下了城市、自己的家庭、亲戚和财产，逃到乡村去，好像上帝的怒火只是落到城墙之内的人头上，或者说很多人必须待在一个地方就注定要死亡。
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死了，也不是所有人都逃过了这场浩劫；而那些持这样或那样观点的人，也没人关心地病倒了；那些首先做出榜样抛弃别人的人，现在没人同情的情况下凋零了。我暂且不表市民和亲戚相互间表现出的漠不关心，他们竟然会恐惧到哥哥舍弃弟弟，妻子离开丈夫，更不寻常的是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因此许多人病倒后没人帮助，只有极少的朋友出于慈悲前来，或者某些仆人贪婪钱财服侍病人；即使这些人也很难得且要价很高，而且他们也并不懂得看护，只是患者要什么他们拿什么，此外就是眼看着病人什么时候死掉，这种对钱财的渴望往往使他们因此而送命……
我不再细谈我们的种种惨状，我要说临近乡村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周围不同的市镇自不必说，那里的情形和城市里一模一样，只是规模较小，你会看到那些可怜不幸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没有医生帮助，也没有仆人伺候，在路上、田里和自己的家中奄奄待毙，像牛而不是像人那样死去。结果他们像城市人那样肆意挥霍，对什么都不顾及，好像每天都是自己的末日，他们不动脑筋想着如何改善生活，光想着如何用有的东西来满足当前。牛、驴、绵羊、山羊、猪和对人类非常忠诚的狗，都被从它们的圈栏里赶出来，任凭它们在田里和长着的谷物里乱跑。没有人关心收割谷物，有许多次，牲口们白天在田里吃饱后，晚上像有理性似的会自动回来。
如果我回到城里，除了上天的残酷，也许还有人的残酷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从3月到7月，根据权威计算，仅在佛罗伦萨城就死了10万人，而在灾难之前，人们没有想到城里能够容纳这么多人。华贵的宅邸、宏伟的宫殿那时都人去楼空！许多家庭都无一人幸存！留下了那么多的财富和家业，没有人来继承！那么多风华正茂的男女，早晨就连盖仑、希波克拉底和伊斯克拉庇斯都不否认他们身体结实，与他们的生前好友共进早餐，但到晚上就与死去的朋友在另一个世界吃晚饭了。
国王爱德华三世：劳工条例
1347年至1350年袭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来到英国，造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和劳动力的直接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幸存的劳动者可以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伤害了上层的商业贵族和土地主，他们转而向政府求助。作为回应之一，爱德华三世颁布了《劳工条例》（1351年），主旨是反对价格和劳动报酬的变化。下面是该条例的选段。
思考：瘟疫在英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国王对这种经济问题的反应；评估适当劳动报酬所使用的标准。
材料来源：Edward P．Cheyney，ed．，“England in the Time of Wycliffe，” in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vol．II，no．5，ed．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898），pp．3-4．
国王致肯特郡长，问候：由于大量的人，尤其是劳动者和奴仆最近死于瘟疫，许多人看到主人急需人员而奴仆极度缺乏，便不想服务，除非能获得额外的劳动报酬，还有一些人宁愿闲散地乞讨，也不愿靠劳动糊口。考虑到今后因缺乏农夫和这些劳动力而会出现的严重麻烦，通过与帮助我们的高级教士、贵族和有识之士讨论和协商，并经过他们一致同意，我们颁布法令如下：
我不列颠王国的所有男女，不管地位如何，自由人还是农奴，身体健康，年龄在60岁之下，未经营商业、未从事手工业、无赖以生存的工作、无自己的土地而使自己忙于耕作，未为其他人服役；如果他被要求做合适的工作，考虑到他的地位，他必须根据要求服役；而且仅能获得我们英国统治第20年或随后5到6年的普通年份所被雇佣地方按惯例支付的报酬、衣物或薪水等。
如果任何收割者、割草人或其他劳动者或奴仆，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一直在为某个人服役，如何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或获得允许，在约定期限未满之前离开所从事的劳役，则将有牢狱之灾；任何人不得擅自接纳或收留受此惩罚之人为自己服役。
而且，任何人不得支付或承诺支付高于前述惯常支付的报酬、衣物、薪水等。
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刻画中世纪后期代表性人物的最好文学作品之一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该著作于14世纪最后25年由这位英国诗人、战士、政治家和外交家所作，它收集了由许多想象力丰富的英国朝圣者所讲述的故事。在这里所选取的前言中，乔叟描述了一成不变且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已经走向衰落的中世纪颇具代表性。
思考：根据这一文献这些人在中世纪社会应该扮演的各种角色；这些关于中世纪的材料在何种程度上既精确又有所歪曲。
材料来源：Geoffrey Chaucer，The Canterbury Tales，trans．David Wright（New York：Random House，1964），pp．3-8，11-12．Copyright © 1964 by David Wright，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Literistic，Ltd．
“骑士”是非常著名的人。从他生涯的一开始就热爱骑士精神、忠诚、光荣行为、慷慨和良好教养。他在为国王服役中作战勇敢。此外，无论在异教还是基督教土地上，他都比任何人旅行得远。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因勇敢而受人尊重……
他总是非常成功，尽管杰出但很谨慎，他的举止如女性般谦逊。在整个一生中，对任何人讲话都从不失礼。他是真正完美尊贵的骑士。但是，讲到他的装备，他拥有良马，但穿着并不华丽。他穿一件厚棉布的束腰外衣，盔甲外套锈迹斑斑，因为他刚从旅行中归来，现在正前去朝圣表示感谢……
也有一位“修女”，是一位小修道院院长，她笑起来自然而又安静；……在餐桌上她处处表现自己的良好教养：她从不让面包屑从嘴里掉出来，也不过深地蘸调料以免把手指弄污；当她把食物递到唇边时，小心翼翼地不让一滴溅到自己的胸脯上。礼节是她所热忠的。她喝水的时候小心地擦拭自己的上唇，以免人们在她喝过水的杯子上发现油脂斑点；吃东西的时候她优雅地取自己的食物。她确实最快乐、最友好、最使人感到舒服。她不辞辛苦地模仿宫廷举止，并培育高贵行为，以使人们认为她是值得尊敬之人。讲到她的情感，她如此心地温柔和富于同情心，每当看到老鼠被机关捉住，尤其是老鼠流血或死掉后，她就泪流满面……
同她在一起的有另一个修女，即她的牧师，还有三个教士。
有一位特别英俊的“僧侣”，他是所在修道院的领地管家，爱好打猎：他是一位很有男子气的人，很适合担任修道院长。他马厩里养了许多良马，当他骑马外出时，人们会听到他马缰绳上的铃铛在风中叮当作响，就如同他当头的那座小型修道院礼拜堂的钟声一般清脆。由于圣莫拉和圣本尼迪克的院规已经过时而且有点严格，这位僧侣忽略那些旧条例而遵循最新的习惯。他对下列说法毫不在乎：猎人不能成为圣人，僧侣不注意院规——意思是说僧侣跑出修道院——无异于鱼儿离开了水。在他看来，这些说法一文不值，而我告诉他他的见解是对的。为什么他应该在修道院里永远盯着书看而累坏脑子呢？为什么他要用手劳动，按照圣奥古斯丁的命令而辛苦劳作呢？所侍奉的世界是怎样的呢？让圣奥古斯丁本人保留自己的辛苦劳动吧！这位僧侣的全部乐趣在于骑马和猎兔（对此他好不吝啬），因此，他仍然是一位努力的骑手，而且使自己的灰狗如鸟一般快……
接下来有一位留着八字胡的商人，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靴子用整齐漂亮的扣子扣紧，头上戴着法兰德斯的海狸帽。他浮夸地给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不停地谈论自己财富的增加。在他看来，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从哈维奇到荷兰之间公海上的海盗肃清。他是钱币兑换的高手。这位可敬的市民绞尽脑汁算计如何获得最大好处，以高贵的方式从事钱币借贷和其他金融交易，从不考虑自己会欠债。他真的是一位最可敬的人，但说实话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同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位很虔诚的人，他是贫穷的“教区牧师”，但充满神圣的念头和行为。他也是一位有学识的人，是一位学者，他真诚地宣讲基督的福音，而且诚恳地教导教区居民。他和蔼、勤劳、在逆境中有耐心——他经常被付诸考验——很不情愿地把未交十一税的人革除教籍。说实话他宁愿把富人献给他的东西或者自己口袋的东西散给教区的穷人，因为他尽量以最简单的东西生活。尽管他的教区很大，但是房子很少而且相隔很远，无论风雨雷电还是疾病不幸都不能阻止他手持棍棒步行去探访最远的教民，不管他们是在高山还是低地。他为教民树立了高贵的榜样：他先身体力行，然后再传道……他从不讲究礼仪和人们的服从，他的良心也不是过分小心和徒有其表的。他教导基督的福音和十二福音书，但是他自己首先遵循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