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章程
天主教会也并未消极地面对来自新教改革派的挑战。教会通过各种方式从内部进行改革，并用教义和行动来对抗新教。也许，天主教改革最有效的武器是耶稣会，该会是由伊格内休斯·罗耀拉（1491—1556年）创建的。罗耀拉曾是一名士兵，在受伤康复后转向了宗教生活，吸引了一批严守纪律、为教皇服务的追随者。1540年，教皇正式接受了他们的服务。耶稣会成为教会反对新教，向外国土地传播天主教和欧洲天主教地区获得影响的武器。下面的内容选自耶稣会章程，1540年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
思考：有助于解释其成功的该组织的特点；无论在语气还是内容方面，这一材料如何区别于路德和加尔文的材料。
材料来源：James Harvey Robison，ed．，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vol．II（Boston：Ginn，1904），pp．162-163．
那些希望在我会——我们希望用耶稣的名字来区别——高举十字架旗帜为上帝而战的人，那些只侍奉上帝和他地上的代理人教皇的人，严肃地发誓永久纯洁后，要把这样的思想植入他的头脑，即他属于为某些特殊目的而建立的团体：在基督教生活和教义中改善灵魂，并通过公共祈祷和服务上帝之道、精神训练和慈善行为，尤其通过用基督教训练年轻人和无知者，并通过聆听忏悔时所有基督信徒的精神宽慰来传播信仰。而且他应当倍加小心，始终把上帝的目的，其次把我会的目的放在心上……
所有的成员只要活着，都要意识到而且要每天想到，我会，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都是在忠诚地顺从最神圣的主、教皇和继任教皇的前提下为上帝而战。虽然通过福音的教导和正统信仰，我们已经认可并坚定地承认基督的信徒隶属于罗马教皇，他是他们的首领和耶稣基督的代理人，然而我们也宣布，为了在我会中进一步促进谦卑、每个人完美地禁欲以及牺牲我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除了一般的义务之外，还要为特殊的誓言所约束，即无论目前的罗马教皇还是将来的教皇，无论就灵魂福祉和信仰传播在何时颁布何种内容，我们都发誓尽一切可能立即遵守，不逃避不推脱，无论他把我们送到土耳其人还是其他异教徒那里，甚至送到遥远的称作印度人的地方；无论把我们送到异端还是分裂宗教者那里，或是送到某些忠信者那里。
阿维拉的泰瑞莎：完善之道
尽管耶稣会是宗教改革期间建立的最著名的天主教修道团体，但是其他团体也建立并进行了改革，在重申天主教教义的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许多是妇女的修道团体，它们强调沉思、祈祷和神秘宗教体验。这些女性修道团体最著名的领导人是阿维拉的圣泰瑞莎（1515—1582年），她是一位西班牙圣徒，加尔默罗革新修会的创建者。下面的选段选自他的《完善之道》。
思考：她对路德改革如何反应；这一宗教团体和天主教教义在哪些方面会吸引妇女。
材料来源：E．Allison Peers，ed．and trans．，The Complete Works of Saint Teresa of Jesus，vol．II（London and New York：Sheed and Ward，1950），pp．3，13．
最初建立这座修道院的原因，我以前在我写的书里记载了，而且也是由于上帝给我某些奇妙的启示，向我说明如何在这间房子里侍奉他。当初建立的时候，修道院在外部事务方面如此严厉，而且修道院没有正规收入，这都并非出于我的本意：相反，我倒是希望那里什么都不缺。一句话，像我这样一个虚弱而不幸的女人，这样做是出于良好的意图而不是自我安慰。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路德派在法国将要造成的伤害和混乱以及这个可怜的教派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令我非常烦恼，似乎我能有所作为，或者对这件事情有所帮助，我面对主哭泣，恳求他消除这个大恶魔。我意识到我应该牺牲上千次来拯救一个要在那里失去灵魂的人。鉴于我是一个女人，一个罪人，而且没有能力在侍奉上帝中做所有喜欢的事情，而且由于上帝有那么多敌人和那么少朋友，最后的这些人就是最忠诚的人，所以我决定像我一直所渴望的那样，做造物主钟爱我做的小事——即尽可能完美地遵循福音书的忠告，而且监督留在这里的少数修女也这样做，对上帝的大善充满信心，他永远会帮助那些为了他而决定放弃一切的人……
为了获得这一点，如果我认为自己能做一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但是我的主，我对在这里的你的仆人充满信心，知道她们不会渴望或努力追随其他东西，只会取悦你。他们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仅有的东西，希望她们拥有更多以便以此来侍奉你。既然你，我的造物主始终心存感恩，我认为你不会辜负她们对你的恳求，因为我主你在俗世的时候，并没有鄙视妇女，而是始终帮助她们，向她们表现出大慈大悲。你确实会发现她们身上的爱和信仰一点都不亚于男人，而且其中一个就是你最神圣的母亲，我们从她的美德中获取美德，并仿效她的举止，尽管我们的罪使我们不配这样做。我们不能公开做任何对你有用的事情，也不敢讲述某些真理，只是私下里哭泣，唯恐你听不到我们这一正当的请求。然而主啊，我不相信这就是你的善和正义，因为你是正义的法官，与俗世的法官不同，后者终究是人和亚当的子孙，拒绝承认妇女的美德无可怀疑。我的主，事情确实如此。但是一切都真相大白的日子就要到来。我并不是为自己打算而讲这些，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意识到我的罪恶，而我很高兴那样的日子要真相大白。但是如果我看到那样的时代，我认为排斥那些公正和勇敢的灵魂是不公正的，哪怕它们是妇女的灵魂。
图像材料
路德和《新约》
路德1546年版《新约》的卷首插画（图13.1）揭示了许多新教改革的内容。首先，许多词是用德国而不是拉丁语写的，从而反映了新教的如下观点：每个人都应该阅读圣经。出版地点是威登堡，这里是路德1517年招贴《九十五条论纲》发起宗教改革的地方。1546年是路德去世的那一年。在这幅图画上，分列十字架上的耶稣两边的，右边是祈祷的路德，左边是他的保护人萨克森选侯。这象征两者在新教因信称义的核心信仰下结合起来，象征着对路德教在德国传播至关重要的真正政教联合，也象征着教会和国家依据路德教而达成一致。这部作品总体简朴没有装饰，反映了路德教并表明它舍弃了天主教的部分内容。这本书本身是机械印刷的，表明新近发明的印刷术对宗教改革的重要性。
图13.1
思考：这幅卷首插画如何可以解释或象征宗教改革的原因。
赛巴尔德·贝哈姆：路德和天主教教士辩论
在宗教改革的辩论中，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经常使用艺术来宣传各自的观点。纽伦堡的艺术家赛巴尔德·贝哈姆1525年的木刻画（13.2）登载在以《路德和工匠》为题的由汉斯·萨克配文的宽幅印刷品上。左边是“无神论者”——是商业的成员，包括拿着棒子和画笔的画家、铸钟人和拿着渔网的渔民——所有人都依靠天主教会的佣金生活。他们抱怨路德不公正地攻击教士从事出售赎罪券和出租教会土地等活动。领导他们的是一位修女和一位教士，后者向路德伸出诅咒的手指。右边是路德率领的一队粗鄙的农民——代表“普通人”，路德用圣经回应对他的指责并教导诅咒他的人寻求上帝的王国。基督在上方的环形云中，像地上的君王那样拿着球体和权杖，他把权杖倾向路德的那一边，作为对教士不利的判决。
图13.2 《路德和工匠》
思考：这幅图画反映了宗教改革的什么内容；这幅图画如何与前幅图画进行比较。
彼得·保罗·鲁本斯：罗耀拉和天主教改革
在这幅由耶稣会1619年委托彼得·保罗·鲁本斯所做的油画中（13.3），表现了伊格内修斯·罗耀拉正在祈祷并把魔鬼赶出教会。中间的罗耀拉带有光环，在右边教士的支持下进行祈祷。上面有天使支持他。左上方魔鬼在逃离下面的受害者，后者既为这一体验而惊慌失措，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图13.3 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油画作品
与图13.1比较起来，路德1546年版的德语《新约》译本揭示了天主教改革的部分性质。而这里强调教会在上帝和人之间的调停，强调圣礼的重要性以及强调需要被任命的教士。天主教会希望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壮丽用于该事业之中。这不仅表现在罗耀拉的法衣和教堂内部的壮观上，也表现在委托著名艺术家鲁本斯用新颖、精致和豪华的巴洛克风格绘制油画上。
思考：如果你把这幅画和前面两幅画看做宣传画，它们在哪些方面具有吸引力，而且对谁会有吸引力。
二手材料
尤安·卡梅伦：什么是宗教改革？
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宗教改革由16世纪欧洲全面的宗教变革所构成。然而他们也经常就宗教改革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产生分歧。在下面的选段中，尤安·卡梅伦认为，宗教改革的本质是宗教改革者的抗议和俗人政治野心的结合。
思考：教会人士和学者的抗议如何与政治上激进的俗人的野心结合而成为宗教改革的本质；这种解释如何暗示了宗教改革的原因。
材料来源：From Euan Cameron，The European Reformation，pp．1-2，© 1991．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宗教改革运动是独一无二的，它把欧洲基督教分成了天主教教派和基督教教派。从古代开始没有一场宗教反抗或改革运动传播得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对正统的知识批评得如此深刻和敏锐，对它所要废止的东西如此具有破坏性，它所创作的东西如此丰富……
欧洲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场单纯的革命，一场只有一个领导人、有明确界定的目标或紧密组织的反抗运动。然而它也不是一大堆混乱或矛盾的野心，松懈而又凌乱。它是一系列平行的运动。在每一个运动中，对历史上某个关键时期持有不同看法的各种各样的人，与那些追求其目标但又对目标不完全了解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首先，宗教改革是作为中世纪特权阶层的教会人士和学者反抗他们自己的上级。那些上级是罗马教皇和他的代理人们，他们攻击一些真诚、可敬、有学问的教会人士的教导，似乎他们的教导威胁了教士和教皇的声望和特权。马丁·路德这位第一个反抗的教士，攻击“教皇的皇冠和僧侣的肚子”，而后者则进行反击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反抗的教会人士——“改革者”——并非用沉默和私下里反对来回应罗马的反击，而是用印刷品公开谴责那些咒骂他们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展自己的教义使他们的反抗更有凝聚力，并为他们的不顺从进行辩护。
然后，以中世纪俗人对宗教分裂的惯常反应为背景，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政治上激进的俗人继续宗教改革家的反抗，把他们的反抗（也许是错误的）等同于自己的反抗，并紧逼他们的统治者，这些俗人（最初）并不是磨刀霍霍的政治领导人，而是普通的、中等富裕的人。这种混合和结合——宗教改革家的反抗和俗人的政治野心——是宗教改革的本质。它把宗教改革者的运动转向了新型的宗教分裂：它没有变成“教会分立”，教会分立是指天主教会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起来反对权威，但并没有改变信仰和仪式；它也不是“异端”，异端是指一些人偏离了正统的信仰和崇拜，但没有威望、力量或权威。相反，它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崇拜和信仰，公开传教并得到认可，这种崇拜和信仰也在整个社区、地区和国家内构成所有团体新宗教原理的基础。
G·R·埃尔顿：宗教改革的政治解释
最近，宗教改革的宗教性解释受到政治历史学家的挑战。从高度权威的《新剑桥近代史》中选取的下列片段对此观点进行了说明。在此，剑桥的G·R·埃尔顿认为，尽管精神因素和其他因素是相关的，但对宗教改革能够扎根与否的原因进行解释，首要的基础是政治史。
思考：埃尔顿如何证明他的论点；卡梅伦会在哪些方面驳斥这一解释。
材料来源：From G．R．Elton，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II，The Reformation（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p.5．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在欧洲许多地区，人们对精神营养有很大的渴望，而且思想运动给那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刚刚开始寻求上帝的运动提供了思想内容，它拥有自己的尊严。然而，在解释宗教改革为什么在这里扎根而在那里消失——为什么这一复杂的反教皇“异端”事实上导致了依靠罗马的教会内部永久分裂时，这些思想运动都不会摆在前面。这一特定位置留给了政治和世俗野心的表演。一句话，只有在世俗权力（君主或地方官员）支持它的地方，宗教改革才能维持自身，而在世俗权威决定镇压它的地方则不可能生存。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公国都证明了前者，英国也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西班牙、意大利、哈布斯堡在东方的地区以及法国（尽管并非决定性地）则证明了后者。1555年和约背后隐含的那一著名短语——谁统治就信谁的教，在人们用文字将其表述出来很久以前，就在实践上是一种常识。因为这是一致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主张，一个政治单位不可能在其内部容纳两种信仰或崇拜。
这一信条基于简单的事实：只要世俗政体的成员包含着宗教组织的成员，宗教分歧就相当于政治不满甚至背叛。所以政府整齐划一，统治者的宗教也就是他的国家的宗教。英国是将这一原则付诸行动的极端的例子，官方迅速地从亨利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经过以瑞士和玛丽教皇制度为基础的爱德华新教，转到更具英国特色的伊丽莎白的新教。但是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这无须引起灾难或恼人的疑惑。君主和政府以及被统治的臣民一样，也不会出于纯粹的动机行事，至少某些君主在改变信仰过程中忽略精神因素，同在民众的渴望中只看到纯洁一样不真实。宗教改革的成功超过早期或类似运动的梦想，主要并不是因为（如该词所表示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是因为它找到了世俗力量的支持。觊觎教会的土地、抵制帝国和教皇的要求以及创建独立自主国家的野心，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这通常要真正附属于宗教改革家的教义。
约翰C·奥林：天主教改革
16世纪天主教会的历史同新教改革的历史一样充满争论。确实，从“天主教革新”、“天主教改革”和“天主教复兴”到“反宗教改革”等所使用术语的变化，反映了历史学家在解释这段历史方面分歧很大。争论的核心是天主教会的改革和复兴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新教改革的反应，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独立于新教改革的力量所促成。在下面的选段中，致力于宗教改革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C·奥林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分析了16世纪天主教改革的性质。
思考：在奥林看来，将天主教改革称为反宗教改革有什么问题；天主教改革运动有什么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材料来源：John C．Olin，“The Catholic Reformation，”in the Me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ed．Richard L．DeMole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74），pp．268，289-290．
从各种表现上，天主教改革都受到1517年后出现的危机和随后教会分裂的深刻影响，其中既有实际的影响也有潜在的影响。它不是在那时突然出现的，但是新教改革所提出的问题给它造成了新的急迫性、提供了新的场景和维度。在宗教和教会传统内部进行更新和改革，也是对那一传统的保护以及为保持和恢复它而做出的努力，过去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在宗教反抗和分裂的震动下，天主教非常复杂的活动方式展现出来。给它贴上反宗教改革的标签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个词汇太狭窄并容易引起误解。其中确实存在着对新教改革的反应，但是这个因素尽管重要，却不能涵盖16世纪天主教生活的所有层面，也不能恰当地解释天主教复兴的源头和特征。
那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关于新教改革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陈规旧俗，以更全面和客观的方式来考察天主教改革。这有必要考察对教会分裂和新教发展的反应，但是这个主题即不能当作出发点也不能占据这个舞台。天主教的存活和继续发展启示了新的景象，即当时有那么多最重要基督教人物的生活和贡献。确实，如人们最近所注意到的那样，如果天主教改革的真正意义一定要在它的圣徒中发现，那么强调教会分裂、争论和教会人士更加世俗化的反映，有点本末倒置。
从萨伏纳罗拉和希梅内斯时代到特伦特宗教会议结束时期，天主教改革运动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是需要改革的意识广泛传播而且人们做出许多认真的努力去完成它。这场运动在最初是零散的和无联系的，是个人自发的努力而不是影响整个教会的联合行动。希梅内斯是1517年前教会和机构改革的典型例子。伊拉斯谟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不管影响多么广泛和深刻，都是靠个人的能力在努力，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展望了基督教生活和社会的广泛改革，但实质上是寻求个人的重新定位和更新。在保罗三世担任教皇期间，天主教改革越来越一致和正式，并扩展到整个教会。1535年孔塔里来到罗马引领了新的时代。新的血液融入了教皇的宫廷，早期的耶稣会组织起来并开始广泛活动，最终全体宗教会议在特伦特召开。尽管这场运动本身也有多样性，但是它有内在的一致和连贯性，并遵循着一条可以辨认的连续的道路。
这种内在的一致和连贯性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很明显它首先表现在对宗教改革的渴望中……什么特征区分出了天主教改革家并使他们联合一致行动呢？我们看到，有两个特征像两条主旋律一样贯穿整个天主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改革家专注于个体或个人的革新以及专注于教会牧师职责的恢复和更新。一句话，天主教改革有明显的个人和牧师定位。
天主教改革家聚焦于个体基督徒以及他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他们实质上寻求成员的革新而不是教义或结构的改变。基督教会的成员必须过优良的生活并被教导和引导沿着那条路前行。这就是萨伏纳罗拉预言性说教的责任，是伊拉斯谟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目标，是伊格内休斯·罗耀拉和他“精神训练”的目的。基廷会、嘉布遣会和耶稣会通过成员更大的献身和圣洁强调这一点。西班牙希梅内斯、维罗纳的吉尔伯蒂和特伦特全体会议的改革在关心信徒教育和精神改善方面将其作为根本的目标……
这样的聚焦点也预示着关心制度性的教会改革，因为如果人要被宗教所改变，那么宗教需要正确地表现和忠实地传授。因此教会的牧师职责——教导、指导和使信徒圣洁地工作——一定要摆在首位并非常有效。因此要强调训练教士、选择优秀的人当主教并坚持让他们住在教区里，指导年轻人并传播福音，在教会中恢复纪律，并根除在侍奉基督和拯救灵魂中受贿和其他不相称行为。彼得的小船不愿凿沉或重建，而是要驶回原来的航道，它的船员各守其位，负责自己的任务。天主教改革中教士的地位被清晰地放大。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如果是因为他们的无知、腐败或忽视给教会带来了麻烦，那么对他们的改革就迫在眉睫，是所有革新的基础和根本。这包含个人的革新，教士和主教的革新，后者是实现教会天职的工具，改革的目标和结果是委托给他们照顾的信徒个人的革新。然而改革直接的目标是制度和牧师的革新。教会本身要得到恢复，以便使徒真正的使命得以完成。
斯蒂芬E·奥兹门特：宗教改革的遗产
不同的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由宗教改革而造成的广泛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它所造成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宗教联系和冲突的变化。然而，还存在着由宗教改革造成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变化，它们直接影响了日常生活。在下面的选段中，斯蒂芬·奥兹门特分析了宗教改革的遗产，强调他如何取代了许多日常信仰、仪式和风俗。
思考：奥兹门特所强调的那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日常生活；在奥兹门特看来，宗教改革和搜巫运动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材料来源：From Steven E．Ozment，The Age of Reformation，pp．435-436．© 1980．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从这些术语来看，宗教改革是在一个宗教几乎渗透到人们全部生活的时代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一生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却给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无论对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加入这场运动的人都不例外。在16世纪上半叶，许多城市和地区都颁布了法律和命令，逐步中止或大大限制了许多直接涉及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传统信仰、仪式和习俗：包括强制性斋戒、耳语忏悔；圣徒、圣物和圣像崇拜；买卖赎罪券、朝圣和圣坛；为死者和垂死之人守丧和葬礼弥撒；涤罪原则；拉丁弥撒和礼拜仪式；传统仪式、节日和假日；修道院、修女院和托钵僧修会；婚礼的圣礼地位；临终涂油、坚信礼、圣职礼和忏悔；教士独身、教士免除公民税收和犯罪审判；非居民圣俸；教皇革除教籍和禁令；教会法规；教皇和教会地方政府以及教士的传统经院教育。现代学者们也许会怀疑，官方宗教框架里的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个人信仰和习惯的实际改变。然而，没有人会怀疑，随着新教改革融入16世纪的法律和习俗之中，个人改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历史学家们撰写文艺复兴社会史时，我猜想他们会发现在宗教景象上发生的这些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尽管通常是间接的，但是非常深厚。
尽管宗教改革影响了地方和国际的政治势力平衡，但它不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政治革命。虽然传统的敌人通常在不同的宗教阵营中消失了而且高级教士为政治精英所取代，但是并没有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重组。宗教改革更大的社会影响反而表现在那么有效地取代了那么多信仰、仪式和习俗，后者曾经组织了社会生活并在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赋予它安全和重要性。在此，宗教改革家们继续中世纪后期简化宗教生活提高世俗生活的努力。如果研究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民间宗教的学者是对的，那么新教对中世纪宗教的成功实际上让更糟糕的迷信浮出表面。通过摧毁人们对付日常不幸和困扰的传统仪式框架，宗教改革让那些在其思想中找不到安慰的人——人数有很多——比以前更加焦虑，尤其是当它的领导人用武力寻求他们发现无法单纯通过请求获得的东西时。新教以这样的方式为世界“脱魅”，鼓励了人们对巫术和神秘事物的新兴趣，因为宗教的头脑和心灵，否定了在传统圣礼魔力和朝圣虔诚中的发泄渠道，便通过拥抱迷信来补充新教新的节制和简朴，这些迷信比宗教改革所抛弃的宗教仪式更具有社会破坏力。
玛丽莲J·鲍克瑟和让H·奎塔特：宗教改革中的妇女
宗教改革中的主要人物是男人，而且传统上聚焦于他们的斗争和教义。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询问女性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宗教改革是否在社会层面和公共生活方面对妇女有利。下面的选段选自玛丽莲J·鲍克瑟和简H·奎塔特合著的《关联领域》，她们都是妇女研究的专家，在这一选段中他们讲述了这些问题。
思考：妇女有助于传播宗教改革的方式；为什么宗教改革并没有明显改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材料来源：Excerpted from Connectiong Spheres：Women in the Western World，1500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Marilyn J．Boxer and Jean H．Quataert．© 1987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由于对陈规俗套满不在乎，妇女在1517年后把宗教改革观念传播到社团、城镇和欧洲省份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作为配偶和母亲的角色，他们通常是把早期改革观念带进欧洲贵族家庭和城市中心普通人家庭的人。英国神学家理查德·胡克（1553—1600年）通过提及妇女的“性质”、“感情热切”，而不是提及她们具备清醒选择的知识和能力，解释了妇女在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性。同样，天主教辩论家则使用妇女不成熟和“性质”脆弱的观点来败坏新教。
妇女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她们在支持早期异端挑战确定秩序甚或性别等级方面同样重要。许多赞美俗人美德的中世纪反教权运动也赞美世俗妇女……
由于宗教改革的中心思想同早期宗教运动一样，意味着放松等级制度，这对妇女特别有吸引力。宗教改革通过强调个人与上帝的联系以及他（她）对行为自己负责，肯定了每个人通过阅读圣经有能力发现真理。因此它能比罗马天主教提供更多的任务，让男女们世俗地参与……
［然而］，宗教改革并没有明显改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宗教改革家从没有打算这样做。确实，他们召唤男女共同阅读圣经和参加宗教仪式。但是阅读圣经加强了保罗对妇女意志薄弱和有罪的看法。当如法国西南部发生的那样在俗人讲道方向上，或如茨维考所记录的那样在妇女聚会讨论“非基督教内容”方面发生激进转向时，宗教改革家们——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相同——都在恐惧中退缩了。与路德教相比，激进改革派或再洗礼改革派总体上在宗教生活领域给妇女提供了更积极的任务，甚至允许她们讲道。
更加保守的新教徒“劝告回到基督的正义”，因此，再洗礼教徒被指控认为“婚姻和娼妓是同样的事情”。妇女甚至被谴责“胆敢否认丈夫的婚姻权利”。在一次审问中，一位妇女解释说“她嫁给了基督，所以一定要贞洁。为此她引用了格言：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
权威改革家的反应是明确的。福音的平等并不能推翻社会等级或性别次序的不平等。正如法国人皮埃尔·维瑞在1560年所解释的，新教选民同基督教和其他信仰者一样，仍然求助于两极分化——如男人和女人、主人和仆人、自由和奴役。而且，宗教改革没有提高妇女的地位，同时还从她们那里剥夺了情感上一直存在的女性圣徒和保护人意象，后者在她们生活周期的关键点上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宗教改革家否定了圣徒的特殊力量而且不予重视，例如圣玛格丽特和圣安娜，她们曾经是妇女在生育和守寡期间忠实地提供帮助的同伴。随着否定玛丽亚和圣徒、修女和女修道院长，圣父的地位更加稳固。
本章问题
1．16世纪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这些区别在哪些方面可以解释各自的吸引力以及宗教改革的原因？
2．思考前一章的资料，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和文化的某些发展有怎样的联系？
3．说路德和他的教义——其实是总体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比人文主义和近代的思想更加中世纪、更加保守，这种说法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
14．海外扩张和新政治
在15世纪中期和16世纪中期之间，欧洲大部分地区获得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些力量在中世纪后期一直在消失，这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中央政府在一系列有才能的君主领导下获得了新的权威和力量，他们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新君主”。这尤其表现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甚至在人们通常认为皇帝比较虚弱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地位和力量也上升了。其次，欧洲国家支持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张的新浪潮。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领导下，这些国家向全世界派出了探险者、传教士、商人、殖民者和军队，迅速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第三，近代外交得以发展，使国家承认了有权威并精通外国事务的代表。这反映并促进了欧洲国家的新政治力量和相互竞争。
本章的材料探讨15至16世纪欧洲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说明与探险和扩张有关的问题。扩张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这时候出现扩张？扩张与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扩张的后果是什么？有些材料探讨该时期的政治发展，尤其是该时期最著名的统治者查理五世的统治。他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他们怎样为扩张所影响？他的地位同商业和经济新的繁荣有什么联系？
简而言之，本章的材料解释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新发展，它与前两章所探讨的宗教、文化和思想发展有密切关系。尽管文艺复兴文化并不代表与中世纪文明的彻底决裂，但是这些选材强调这一时期比较独特并被认可为“近代的”内容。历史的模式正在确立，它将成为今后几个世代欧洲的特征，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方面的内容。
原始材料
戈麦斯·埃亚内斯·德·阿祖拉拉：几内亚发现和征服编年史
15至16世纪的地理扩张和征服是由葡萄牙的亨利王子（1394—1460年）发起的。虽然他没有亲自参加探险，但是在葡萄牙的西南端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和活动基地，在这里他向非洲西海岸派除了探险队。阿祖拉拉很清晰地解释了他这一努力之动机，他是亨利王子［他称亨利为“婴儿勋爵”（The Lord Infant）］的朋友，应国王阿尔方索五世的请求他将1452—1453年的航海进行了编年记载。
思考：比探险原因听起来更合理的解释；经济、军事和宗教动机是互补的还是矛盾的；这份材料在哪些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与伊斯兰交战的历史。
材料来源：Gomes Eannes de Azurara，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vol．I，trans．Chalres Raymond Beazley and Adgar Prestage（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896），pp．27-29．
设想当我们熟悉了做这件事的人，我们就了解了这件事的内容并会了解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既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明这些事情的主角是婴儿勋爵，尽我们所能清楚地了解了他，那么本章就应该了解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你应该牢牢记住，这位王子高贵的灵魂，受到某种自然的约束，一直促使他开始和实践伟大的事业。因此，在夺取了休达后，他让船队针对异教徒全副武装，一方面为了开战，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想了解加纳利群岛和博多哈尔角之外的土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作品中还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对该海角之外地方的状况都还不清楚。一些人说圣布兰德确实经过了那个地方，也有其他传说说两艘船绕过了海角但再也没有回来。但这似乎一点也不可信，因为无法想象如果所说的大船到过那里，其他船只会不努力了解他们走过的航程。由于我们所说的婴儿勋爵希望了解那里的真相，——因为对他而言，如果他或其他领主不努力了解那方面的知识，就没有船员或商人敢于尝试。（因为很清楚，没有人曾经冒险前往不清楚或不能确保获利的地方。）——并看到没有其他领主努力做这件事情，他向那些地区派出了自己的船队，去弄清楚那里的一切。刺激他这样做的，是出于对上帝和当时在位的他的哥哥爱德华国王的敬奉。这就是他采取这项行动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那个地方碰巧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有一些避风港，航行到那里没有什么危险，那么就会有许多商品带回王国，并能够发现新的市场。而这极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地区的其他人还没有与他们进行过贸易，他们也还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而且我们王国的产品也可以运到那里，这样的买卖会给我们的国民带来很大的利润。
第三个原因是，据说摩尔人在非洲土地上的势力远比人们猜想得要大，而且在他们中间没有基督徒也没有其他种族。同时，因为每个聪明的人出于天生的谨慎都希望了解敌人的势力，因此这位婴儿勋爵尽量让自己充分探索它，并彻底了解这些异教徒扩张的范围到底有多远。
第四个原因是他在进行的一次长达三十年针对摩尔人的战争中，从没有在以外的地方发现一位基督教国王或者领主，因为爱我主上帝耶稣而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他。所以他想知道是否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基督教君主，基督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极大的仁慈和爱，他们会帮助他对付信仰的敌人。
第五个原因是他特别希望推广我主耶稣的信仰，并把所有应该获得拯救的人带给他——要知道我主耶稣化身、受难和死亡都是为了这唯一的目的，即拯救——婴儿勋爵愿意费时费力把他们带到正途，因为他认为这是奉献给上帝最好的东西。如果上帝允诺因一件善事而回报百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因为这样大的善行，也就是说因为这位勋爵的努力有那么多人的灵魂得到拯救，他就会在上帝的王国里得到成百倍的回报，并因此死后在天国里获得荣耀。因为写作这段历史的我亲眼看到那些地区那么多的男女都转向了神圣的信仰，因此即使这位婴儿勋爵是一位异教徒，他们的祈祷也足以让他获得拯救。我不仅确实看到最初被俘获的人，而且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也都成了基督徒，似乎上帝的恩惠与他们紧紧相随，而且上帝向他们清晰地透露了自己所有的秘密。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致桑切斯勋爵的信，1493年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的航行给欧洲开启了新的世界，并标志着西班牙开始了由葡萄牙发起的探险、扩张和征服进程。哥伦布是热那亚探险家，历经许多困难后他说服了西班牙君主，即王后伊莎贝拉和国王斐迪南，支持他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他指望发现通向亚洲及其财富的西方通道，然而却在加勒比海的某些岛屿上登陆，他认为这是亚洲的一部分。下面是哥伦布在第一次大西洋航行返回后不久，于1493年3月14日在里斯本写给西班牙财政大臣的信件。在下面的节选中，他描绘了自己遇到的土著居民。
思考：哥伦布如何看待土著居民；哥伦布最关心什么；这封信如何反映了哥伦布的动机。
材料来源：Select Letter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trans．and ed．R．H．Hajor（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847），pp．6-10．
据我亲眼所见或听到的信息，该岛和其他岛屿上的居民，无论男女都从出生开始就赤身裸体，只有一些妇女例外，用树叶、大树枝或者棉花围裙遮身。我已经说过，他们没有人拥有铁，也不熟悉武器，而且没有能力使用它们，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畸形（因为他们身材很好），而是因为他们很羞怯而且非常胆小。然而他们也携带替代性的武器，就是在太阳下晒干的藤条，在两端固定上干木做的削尖的头，就是这样的武器平常也不大敢用。因为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派两三个人到他们的村落进行商谈时，他们会队伍不整地出来，在我们的人接近时他们就迅速逃跑，父亲抛弃孩子，孩子抛弃父亲。他们的这种胆怯并不是因为我们给他们造成了损失和伤害，相反我会把身边所有的东西给任何我接近的人，如棉布和所有其他东西，而不从他们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他们实际上是天生胆小怕事。然而他们一发现自己安全了，抛弃了所有的恐惧，他们就非常单纯和诚实，对自己拥有的东西非常慷慨，当有人要求时，没有人会拒绝给予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东西，而是反过来请我们索要。他们向别人表现超越自己的大爱：他们常常受人滴水之恩而以涌泉相报。然而，我禁止把小东西和不值钱的物品（如几个碟子、盘子以及玻璃、钥匙、皮带等）给他们，尽管他们得到后就想象它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饰品。甚至有时一位水手会用一根皮带换来一个半金币。如果我们的人给他们价值更小的东西，尤其是刚刚铸造的布拉卡和任何其他金币，印第安人就会给卖主所有想要的东西，例如，半盎司、一盎司或两盎司的黄金或者30或40磅的棉花等，对这些商品，我们的人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像白痴一样用棉花和黄金来交换零碎的弓箭、玻璃、瓶子和罐子等，我下令禁止了这种不公正的交易，而我本人则送给他们我带来的许多漂亮和合意的物品，而不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我这样做是为了更容易博得他们的好感，从而引导他们成为基督徒，愿意尊重国王和王后、我们的贵族和所有西班牙人，并促使他们有兴趣找出、搜集并把他们大量拥有而我们急需的东西交给我们。他们没有任何偶像崇拜，但是坚信所有的力量和威力，所有好的东西都来自天上，相信我带着这些船和水手从天而降，正是带着这样的印象，他们抛弃了恐惧之后接纳了我。他们也不迟钝或愚蠢，头脑非常清楚，那些跨海到过邻近岛屿的人羡慕地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穿衣服的人，也没有看到类似我们的船只。当我到达那块海面时，曾经用武力从第一个岛屿抓住了一些印第安人，为的是让他们学会我们的语言，跟我们交流他们所了解的那个国家的情况，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对我们好处很大。因为很短时间里，通过手势、符号或者单词，我们便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人仍然与我们一起旅行，尽管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但仍然认为我们来自天上，而且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们就公布这个消息，立刻大声向其他印第安人叫喊，“快来，快来看这些来自天上的人”。听到这话，那些男女老少，抛弃了最初的恐惧后，便会成群地出来，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人拿来了食物，有些人带来了饮品，都带着令人惊讶的爱意和善意……在所有这些岛屿上，人们的面相、习惯和语言都有一些不同，但是他们都能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非常适合实现让这些人皈依基督神圣信仰的目标，我想，这是我们最尊贵的国王非常希望的。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对此非常赞许而且颇有好感。
伯纳德·迪亚兹·德·卡斯蒂洛：回忆录——阿兹特克人
尽管许多首次接触非西方民族的欧洲人往往会傲慢地看待前者，但是也有些人对他们见到的事物印象深刻。这对一些目击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尤其如此。在科蒂斯于1519年征服墨西哥之前，阿兹特克人主宰了“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下面的选段是半个世纪后由科蒂斯征服军中的一员伯纳德·迪亚兹（1492—1581年）撰写的，他认识到阿兹特克人高度发达的文明和首都的辉煌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