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材料
蒂亚戈·维拉斯贵兹：布拉达之降
漫长的、耗费巨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成为17世纪上半叶的标志。那一系列复杂冲突的主要构成成分是荷兰的新教徒努力摆脱自己的西班牙君主。
在这幅由君主委托的油画（图15.1）中，西班牙艺术家蒂亚戈·维拉斯贵兹庆祝西班牙天主教军队1625年对荷兰布拉达新教徒的胜利。这场反叛的荷兰和其西班牙君主之间的漫长战争开始于6年之前。这幅绘画集中描绘的时刻，是在遭受漫长的围攻之后，布拉达的指挥官拿骚的查士丁向他优雅的对手安布落吉奥·斯皮诺拉将军交出城市的钥匙。正如他的姿势所表明的，这位西班牙将领安慰地问候那位荷兰指挥官，并赞扬他和他的士兵勇敢地守卫了这座城市。胜利的西班牙人的宽宏大量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凭借其光荣的军事征服史，西班牙君主认为自己是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许多长枪垂直树立象征着西班牙军队的秩序和力量，尽管事实上许多士兵都是外国雇佣兵——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方都是如此。斯皮诺拉的优雅也表明西班牙人相信他们天主教事业最终的正义性。
图15.1 蒂亚戈·维拉斯贵兹的油画作品
尽管西班牙取得了胜利，斯皮诺拉将军过分慷慨的骑士姿态和投降条款，使得荷兰军队保有他们的武器并在退出城市时保持完整。荷兰会再一次用这些军队转而对付衰落的西班牙军队并最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思考：在这幅油画中如何描绘了“光荣的”战斗景象；维拉斯贵兹的油画所反映的17世纪战争的性质。
杨·布鲁盖尔，塞巴斯蒂安·沃兰克斯：战争与暴力
佛兰德尔的艺术家杨·布鲁盖尔（1568—1625年）和塞巴斯蒂安·沃兰克斯（1573—1647年）的这幅油画（图15.2）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期间抢劫的军队。这场战争对德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不仅是因为它持续时间长而且不道德，也因为普遍使用雇佣兵。在这幅图画中，没有共同服装和旗帜的雇佣军攻击看来是平民的马车队，也许后者听到他们要来，正在逃跑。妇女和孩子遭到雇佣军的攻击，无论是手执武器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男人也同样遭到攻击。当时目击雇佣军的格里美尔豪森描绘他们“只会造成伤害和损害，反过来他们也遭受伤害和损害，这是他们的全部目标和存在理由。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转向——无论冬夏、冰雪、冷热、风雨以及高山和深谷……还是对永久遭谴的恐惧。他们在战斗、攻城、攻击和战役中，甚至在冬季都是如此，直到最后一个个相继死亡、腐烂和毁灭。”这幅图画传达出这样一种见解，失去控制的胡乱的暴力是这个时期鲜明的特征。
图15.2
思考：在哪些方面可以使用这幅油画和他的观察来解释卷入其中的人如何经历三十年战争。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政治秩序和政治理论
尽管英国避免了三十年战争，但是它自身也经历了激烈的战争和王权的崩溃。在1640—1660年间，英国经历了内战、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和死刑、奥利佛·克伦威尔的上台以及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辟。这些事件刺激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明确阐述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主张。
霍布斯在内战中支持国王的事业而且担任未来查理二世的导师。他利用了17世纪正在发展的新哲学和科学概念，就国家和政治权威的起源以及合适的功能提出了一种政治理论。他主要的观念体现在《利维坦》（1651年）中，这里提供的是其封面（图15.3）。它表现的是巨人般的君主形象，拿着代表权力的象征物，掌控着秩序良好的城市和周围的土地。如果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君主的身体是由整个国家的市民组成，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市民同意把自己的独立让渡给能够维持秩序的全权的君主。下面选自霍布斯著作中的片段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他叙述了一个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及那个国家权力的性质。
图15.3 杨布鲁盖尔和塞巴斯蒂安·沃兰克斯的油画作品
思考：为什么人们来自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们把权力给了君主；如何把霍布斯的观点与詹姆斯一世的观点进行比较；主张下议院增加权力和主张增加君主权力的人各自会如何批评这一观点。
材料来源：Thomas Hobbes，Leviathan，vol．III of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ed．Sir William Molesworth（London：John Bohn，1889），pp．113，151-153，157，159．
因此，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必然出现的东西，也会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和发明来保障生活的时代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产业无法存在，因为其成果没有保障。这样的后果是没有了土地耕种，没有了航海，无法利用海外进口的商品；也没有了宽敞的建筑，没有了需要用更大力气移动和搬动物品的工具；没有了关于地貌的知识；没有了时间的记载；没有了艺术、文学和社会；而且最糟糕的是，人们一直生在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而且人们的生活孤独、穷困、卑污、残忍和短寿……
我们看到，那些天生爱好自由、统治他人的人引入了国家来约束自己，生活在国家之中，其最终的动机、目的或设想是预想以此保全自己并因此会获得更加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使自己脱离悲惨的战争状态，正如第13章所说明的，如果没有有形的力量让他们敬畏，或由于害怕惩罚而约束自己履行契约和遵守所指定的自然法，那么战争就是人类激情的必然结果……
因为诸如正义、平等、谦逊和仁慈等自然法或者整个自然法，施于我们也施于他人，倘若没有某种权威的威力促使他们遵守，那么就会与使我们走向褊狭、傲慢、复仇等的自然情感相冲突。如果没有武力，契约就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力量保证人们的安全……
如果要建立一种公共权力，它能够保护人们免遭外来侵略和相互伤害，并因此保障他们通过劳动和大地的果实使自己富足和生活满意，唯一的道路是把他们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交给一人或一个集体，集体能够通过多数人的意见让所有人的意志服从一种意志：这就等于是说，任命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代表他们人格的人在关乎公共和平和安全的事务中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或者促使别人采取行动，而且每个人在其中都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使自己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不仅是同意或者协调，这是全体真正统一在一个和同一的人格之中，这一人格的形成基于人人相互订立的契约，其方式就如同每个人都对另一个人说：我放弃自己管理的权利，而把它授权给这个人或这个集体，条件是你也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交给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动。如此做了之后，这群统一在一个人格中的人就被称为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或者更尊敬地说，是人间上帝的诞生，在不朽上帝的治下，由他来保障我们的和平和安全。因为依靠国家内每个人给予他的权威，他可以充分运用授予权力和力量，依靠其中的威力保证全体人的意志对内实现和平，对外相互帮助抵御外侮。在他身上存在着国家的本质，用一个定义来说，它就是一个人格，一大群人基于相互签订契约，对他的各种行为授权，目的是让他在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和共同安全的时候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
拥有这一人格的人被称为主权者，或者是拥有主权，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民。
德国和三十年战争
这些地图聚焦于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的环境。第一幅地图15.4表现战争开始时大致的政治和宗教划分。这幅地图为了清晰而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简化。其中并没有表现少数派宗教信仰区域或非加尔文教或路德教占人口大多数的地区。它只表现了政治划分的一部分，这一地域政治划分的总数接近300个。第二幅地图15.5表现了三十年战争期间的主要战斗。地图15.6表现1618年至1648年间主要由于战争和瘟疫而造成的人口变化。
图15.4 政治和宗教分裂
图15.5 主战场
图15.6 人口变化：1618—1648年
这些地图共同解释了德国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和宗教问题。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在理论上存在着，但17世纪的德国实际上是在政治和宗教上分裂的地区。历史学家认为难以确定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长期持续的责任，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通过比较主要战场和人口的变化表现了对人口的某些影响。确实，战后德国政治和宗教持续分化，加上战争对该地区和人口的巨大破坏，有助于解释德国为何虚弱以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为何无法统一。
思考：德国地理政治和宗教的划分在哪些方面解释了三十年战争破坏的广度和深度；历史学家们如何运用这些地图来支撑他们对三十年战争之原因和后果的解释。
二手材料
哈约·霍尔波恩：三十年战争的政治解释
关于三十年战争发生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分歧已久。某些人聚焦于某一特定地区，如德国和西班牙；而有些人则强调一系列特点的原因，如宗教或政治；还有一些人认为它只是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17世纪总危机的一部分。在下面的选段中，以研究德国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哈约·霍尔波恩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德国诸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宗教问题至多是一种辅助原因。
思考：即使宗教并非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它在这场冲突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作用是什么；可能导致这场战争的其他原因。
材料来源：Hajo Holbor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The Reforma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59），pp．305-306．
那一漫长的战争在德国人的记忆中是一场“大战”，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则称为“三十年战争”，导致那场战争的并不是欧洲列强的冲突，甚至不是皇帝和帝国诸侯或诸侯之间的激烈争论。相反它是哈布斯堡王朝地域内各个等级和君主制的冲突，它燃遍了整个德国和欧洲大陆。如果没有帝国宪政方面的大危机、没有德国诸国家的混乱以及欧洲大国的野心，发生在波希米亚的那些事件不可能发展成一场灾难，使德国因此而被削弱和毁坏。
很难明确宗教信仰解释的不同在何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这场灾难。但是毫无疑问，当时在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甚至在国家和民族关系中宗教动机都是很强烈的。但是信条之战是在新教和天主教宗教复兴的热情已经失去原动力而且宗教观念重新变得程式化时才开始的。坦率的怀疑主义在德国非常缺乏，但是曾经有大量的团体已经不在宗教理想中寻求人类渴望的完全满足。然而，天堂和地狱的现实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质疑，人们也没有质疑应该把政治和社会秩序置于不让撒旦破坏上帝的工作这样的原则之上。宗教热情不仅表现在审判女巫的骇人的狂暴中，还表现在所有政府都关心自己领地范围内宗教生活的方向。然而宗教一方面堕落为迷信，同时另一方面也逐渐变得形式化并失去了其纯正性。尽管每项政治行动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宗教似乎越来越被利用来为以世俗利益为动机的行动进行辩护。
卡尔J·弗里德里克：三十年战争的宗教解释
在解释三十年战争的原因时，以往的学术界传统往往强调宗教的重要性，哈佛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卡尔J·弗里德里克接受了这一传统。在《巴洛克时代（1610—1660）》一书，弗里德里克将战争置于当时仍然非常浓厚的宗教前提中，认为强调其政治原因的历史学家忽略了宗教背景的重要性。下面是选自该著作中的片段。
思考：弗里德里克用什么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在弗里德里克看来，许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拒绝对该战争做宗教性解释；霍尔波恩会怎样批评这一观点。
材料来源：Excerpts from the Age of the Baroque by Carl J．Friedrich．Copyright 1052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
人们习惯于轻视那场席卷欧洲心脏地带亦即德国神圣罗马国地盘的大战的宗教方面。在后期，不仅黎塞留和马扎然精明的治国之术而且教皇乌尔班二世自己的主张，都支持这一观点，此时人们已经把宗教和政治看成完全不同领域的思想和行为。自由历史学家已经难以认识到，对巴洛克时代的人而言宗教和政治本是同根，最激烈的政治问题也恰恰是宗教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异教，随着它专注于到处自我实现而消失了。人们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认为生活在宗教甚至神学意义上富有意味，文艺复兴只是用来深化政治热情的权力，也被人们进一步参透，并引起了有关宗教信仰的论争。
如果不完全赞同世俗和宗教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理解三十年战争。就不幸的帕拉丁选侯弗里德里克以及费迪南、梯利、古斯塔夫·阿道夫、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萨克森的约翰·乔治而言，如果不把他们的宗教动机视为其政治的核心所在，那么他们所有人只能被视为傻瓜。如果从严格世俗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行动，他们似乎反反复复地做着“错事”。随着战争拖延日久，人们确实变得越来越老于世故，但是甚至在1648年缔结和平后，宗教论争仍未结束。自从奥格斯堡会议（1555年）接受了那一无情的立场，即人们必须承认统治自己地域的人所信奉的宗教后——这样的观点逐渐以“在谁的地盘，信谁的宗教”（cujus region，ejus religio）的口号而为人所知——宗教与政府的亲密关系成为神圣帝国脆弱和平的基础。这一原则诞生于那个时代的精神——即路德的来世与文艺复兴冷淡主义的结合体，不过是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之间的妥协，加尔文教完全在它的保护范围之外。但是在17世纪，加尔文教成为新教的战争主力，而更加充满激情的天主教徒则为特伦特宗教会议以及耶稣会和嘉布遣会所鼓舞、为西班牙的势力所支持，并充满了反宗教改革的热情，两者都逐渐认为这一原则是罪恶的而且与他们最深层的信仰相矛盾。
当费迪南宣称继承波希米亚王位后，继续推行反宗教改革的工作，他最强烈的动机是宗教性的；波希米亚人的抵制以及弗里德里克通过选举而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也是宗教性的。王朝和民族的感情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它们巩固了最基本的宗教要求。尽管在漫长的斗争中宗教动机和王朝、政治，甚至经济动机长期并存，但是宗教始终是无处不在的感情。巴洛克时代的人并没有因这些矛盾而烦恼，而是体验到这些对立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宗教在促使费迪南二世解除其得胜将军的职务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鼓舞古斯塔夫·阿道夫参加反对皇帝及其同盟的战争方面宗教起了更加决定性的作用。19世纪无法感受到激起巴洛克时代人性的宗教情感，印象更加深刻的是17世纪馈赠给后代的稳固的民族国家，它往往夸大宣称自己笃信宗教的统治者们所接受的王朝政策甚或马基雅维利的政策，20世纪往往大加效仿，否定这些战争的宗教特征。但是，构成巴洛克精髓的，恰恰是人们有能力视政治家为宗教拥护者，有能力上演人类同时依赖信仰和权力的这出戏剧。
M·S·安德森：旧制度中的战争与和平
西方社会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卷入战争是非常罕见的事情。然而，1618年至1660年间，战争尤其普遍而且具有破坏性。历史学家们就这些战争的原因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下面的选段中，在近代早期研究领域著述广泛的历史学家M·S·安德森分析了战争对欧洲意味着什么以及战争在17世纪的广泛意义。
思考：欧洲人如何认识战争的原因、性质和后果；战争与和平的区别；战争和政治的联系。
材料来源：M．S．Anderson，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1618-1789．（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p．13-15．
近代早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争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所发生的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在1618—1660年期间，每年都会在欧洲某些地方发生国家间的严重冲突，在大部分时间里，破坏性的争斗会同时在欧洲几个地方进行。战争的普遍和不可避免意味着人们很少严肃地讨论个中原因。人们把它视为生活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成分，像接受坏天气和瘟疫一样接受它，将它视为普通人明显无法避免的东西，视为需要人们接受而不需要人们分析的东西。路德有这样的名言：“战争如吃、喝和其他事情一样不可缺少”，它以最为直接的语言反映了这一事实和宿命的态度。人们也没有更多地把握战争有时所产生的更深更久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只是它意味着在很短时间内就有许多死亡、破坏和损失。但与此相对有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漫长的和平会削弱一个社会的道德构成，使它松弛、懒散甚至腐朽，而战争则聚集和调动了能量，唤起人们许多更好的品质，总起来说有激励和净化的效果。同样清楚的是，一次成功的战争会提高一位统治者的个人名声，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冲突最表面的原因是君主声称自己有权利要求有争议的领土，要求所谓的继承权，甚至仅仅要求优先于对手或者要求得到某些表明自己优先的特定象征物。偶尔人们也认识到战争会有长久重要的经济后果，也就是说，战争会培育战胜国的贸易，而抑制失败对手的贸易，贸易的敌对状态成为战争的原因之一。纯粹或主要由这种物质对立而引起的争斗在这一时期并不普遍，但确实发生了……然而，如下的观念仍然是人们所不熟悉的：战争通过对社会提出要求以及对强大中央政府权力的推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社会……
最后，战争与和平的明确区分，也就是人们能明确识别的分界线，只是刚刚开始出现。中立者的地位仍然非常模糊，它们的地位难以为刚刚萌芽的国际法所保证，经常会受到侵犯。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交战国有穿过中立国的地域行军的权利，只要它补偿在行军中所造成的破坏（“无害通过”的权力）。边界还没有明确划定，邻国之间明确划定的是接触区而非边界线。通常，中央政府对地域广泛的官员和将领的控制尚不彻底，因此在这些地区经常会发生地方引起的镇压行为和公开暴力，但并没有使国家卷入正式的冲突。在这个暴烈的时代，此类事件造成了国际关系的摩擦和国家间的怨恨，尽管很少威胁国家间的和平但总是潜在的威胁……
因此，17世纪早期的武装冲突蔓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明确界定，而且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界限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缺乏明确的定义并不会削弱它的重要性。大多数欧洲政府长期以来首先就是发动战争的机器。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他们所进行战争的规模以及对部队的有效控制都显著增强了。
康拉德·鲁塞尔：英国内战的原因
与三十年战争相比，历史学家对爆发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内战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核心是两个相关的主题：首先，在探讨内战的原因时，如何平衡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其次，如何可以说某个团体或阶层支持某一方。在下面的选段中，康拉德·鲁塞尔认为三大不稳定的原因共同促成了那场内战：复合王国的问题（英格兰和苏格兰），宗教分裂的问题以及国王的财政压力。
思考：鲁塞尔的三大原因如何共同起作用；为什么查理1637年试图将英国宗教强加于苏格兰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材料来源：From Conrad Russell，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pp．213-217．© Conrad Russell 1990．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国内战］是三个长期不稳定的原因导致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在查理当上国王之前就已经存在，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已经全部困扰着欧洲以及英国的君主们。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英国独有的（甚至很少具有英国特征），它们甚至在英国也不是特别严重。对英国和尼德兰而言，特别的是这些原因在同一时间达到了顶峰。这三个长期的原因分别是复合王国问题、宗教分裂问题以及面对物价暴涨和军费大增导致了财政和政治体制崩溃。
或许复合王国的问题是导致1603年以来不稳定的原因。始终存在着促进进一步和谐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总是容易导致严重的麻烦。1603年，英格兰面临着……服从一个超国家权威的打击……英国人希望把詹姆斯和查理仅仅视为一个叫做英格兰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国王。由于这显然不是事实，而且国王不得不牢记这一点，因此英国人总是容易误会国王的行动，尤其是强迫国王做一些根据英国的习惯无法做的事情……例如，1637年，当一位英国国王成为这一误解的牺牲品，试图作为英国的国王来统治整个不列颠，他发现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
1603年英格兰根本的错误，是没有接受所出现的是两个主权国家、因而也是法律上平等国家的联合。甚至詹姆斯也没能真正把苏格兰变成“北不列颠”。后者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制度、法律和文化的国家，明确坚持所发生的任何关系必须是法律上平等的伙伴之间的关系……
宗教问题的爆发力源自这样的信仰，即宗教一定要强迫信奉。当一个社会把这些适合单一教会的前提应用于有许多教会的社会时，问题就产生了……
但是，1640年8月，当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把宗教问题与英国的问题融为一体时，要使这样的问题完全平静下来还为时过早。人们会用马基雅维利在意大利说教皇的话来说英国的加尔文教徒：他们还很虚弱，尚不能统一国家，但是他们又太强大，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当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时，他们能够让一大批人加入自己的军队，这些人更喜欢苏格兰的宗教而不是要让他们信奉的宗教。
由于物价飞涨以及人们共称的“军事革命”所造成的战争费用的大幅增加给君主们带来的紧张，也是欧洲的课题之一。詹姆斯六世和詹姆斯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以及法国亨利四世之间在16世纪90年代的漫长战争结束后，同时共同面临着财政困难。随着正式使用火药，尤其是建造大型防御工事和组织大量军队所带来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战争的经济消耗。在欧洲各地，因之发生的财政压力给同意征税原则带来了紧张，也许只有尼德兰利用敌人就在家门口的优势，把同意原则与按照所需规模征税结合在一起。而英国由于特别维护同意征税原则，因而这一进程比其他力量使得英格兰处于更大的制度压力之下……
在这个事件中，一个甚或两个因素都是不够的：三者的结合驱使英格兰进入了内战……无论是宗教问题还是财政问题，在16世纪5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但从那时起的90年里它们并没有导致内战。毫无疑问，1637年的英格兰是一个有诸多不满的国家，有些不满可能非常严重，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稳定和和平的国家，并没有许多明显的标志说明它已经处于大动乱的边缘……1637年查理试图把英格兰的宗教强加于苏格兰，也许这是至今把三种长期不稳定的原因结合到一起的最可能的原因。我们很难说查理是睁着眼睛来冒险。同样难以看出一位国王会采取什么精心设计的行动来促成一场英国内战。
威廉·蒙特尔：魔鬼的侍女——宗教改革时期的妇女
如《女巫之锤》所表明的，16世纪和17世纪对巫术的信仰非常广泛，而且权威的资料也证明大多数巫师是妇女的看法。许多人也被指控杀害自己的孩子（杀婴者）。无论是巫术还是杀婴，大多数受指控的都是女人。在这一选段中，专门研究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学家威廉·蒙特尔分析了16和17世纪巫术和杀婴者不断增加的原因。
思考：哪三种变化最有力地解释了这一时期对巫术和杀婴的迫害日益增加；哪些妇女团体受到的影响最大，为什么？
材料来源：William Monter，“Protestant Wives，Catholic Saints，and the Devil's Handmaid：Women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in Renate Bridenthal，Koonz，and Susan Stuard，eds．，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Copyright © 1977 ＆ 1987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Used with permission．
三种关键的变化共同作用，导致男性歇斯底里地对待宗教改革时期的巫师和杀要者。首先，公共机构——国家和教会等——越来越多地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整个新教和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敦促人们参加教会，而教会官员则教导人们服从国家，两者都越来越努力控制人们的行为。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和加尔文教的宗教法院等教会法庭，都非常依赖国家强制推行它们的政策，英法等国家则依赖教士提供受洗的记录或者从神坛上宣布国家的法令。
其次，这些越来越活跃的公共权威存在于一个充斥着恐惧的世界。大多数欧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仍然从有城墙的城镇和防御的城堡里窥视邻居，路德最著名的赞美诗开头是这样的：“巨大的堡垒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找不到许多物质原因解释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恐惧，鼠疫这一前工业欧洲最大的杀手，无论在宗教改革之前还是之后都造成了最大的破坏。新教和天主教欧洲的宗教改革家，都明确要攻击所有形式的“迷信”（当然包括巫术），这削弱了驱魔或特别祈祷等善意魔法的影响，但并没有提供替代它们的东西。近代科学还没有出现，正统的医药通常对许多疾病都没有解释（甚至更糟糕的是没有疗效）。在这样的环境下，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家都把“四旬斋的胜利”强加给生下死胎的未婚母亲，而且让有离奇梦境的老女人成为16世纪基督教着魔的替罪羊。
最后，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的父权理论，在决定哪些团体的妇女成为这些着魔的牺牲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遭到谴责的巫师大都是寡妇，而被控杀婴的人都是单身妇女。在父权核心家庭得到强化的时代，两个团体都生活在男性的直接监督之外。她们“不自然的”地位引起人们的怀疑，有时引起人们的恐惧，邻居的憎恨也是原因之一。
章节问题
1．很清楚，在1560年至1660年间的骚乱中，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宗教的因素。总起来说，你认为哪一个最重要？你的答案基于何种证据？可以得出什么论点承认这两者的重要性？
2．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的政治和宗教发展是前面两章的重点，本章的主题与这些发展有怎样的关系？
3．君主专制主义的兴起与这一时期的骚乱有怎样的关系？
16．贵族统治与专制主义的17世纪
17世纪下半叶是欧洲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战争仍然发生，但是并不像前一个时期那样剧烈。在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英国，中央政府获得了权力。法国是主要的强国，成为许多国家政治权力的样板。在法国，由强大的常备军、重商主义政策和不断成长的官僚机构所支撑，路易十四行使着绝对的权力。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英国的模式有所不同，那里的中央政府仍然非常强大，但君主本身正变得虚弱。1660年至1688年间，在斯图亚特国王重返政权后，一场革命进一步加强了议会的权力。
在这一时期，不均衡地发生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化，总体而言那些变化有利于已经非常显赫和富裕的人。在法国和普鲁士等国家，贵族失去了某些独立性，但是他们继续担任大多数重要的政府官职，保持着很高的声望并影响着文化的风格和口味。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一时期的政治结构、生活方式和相关制度几乎没什么变化。
本章主要探讨两大主题：中央政府的成长和近代早期社会。这些选段提出了大量问题。就第一个主题而言，问题包括：法国君主专制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它与普鲁士的君主专制主义怎样区分？如何将君主专制主义类型与英国议会权力的增长进行比较？发展了什么制度和政策来促使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强？就第二个主题而言，问题包括：近代早期社会家庭的性质是什么？对孩子的典型态度是什么？这一时期普通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什么？
这两个聚焦点可以让我们对17世纪欧洲有许多认识，并有助于确立17世纪各种发展的背景。
原始材料
菲利普W·冯·霍尼克：奥地利人随心所欲遍布各地——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放任的经济观念和相应的政府政策，是17世纪政治专制主义共有的东西。重商主义者典型的目标是获得金银、贸易顺差以及经济自足。1684年，菲利普W·冯·霍尼克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表述，颇有影响。霍尼克是一位律师，后来成为政府官员，他制定了自认为一个恰当的经济政策所应具备的九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节选于此。
思考：鼓励重商主义政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样的经济政策所支持的对外政策决策；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会使一个国家最容易追随重商主义政策并从中获益。
材料来源：Philipp W．von Hornick，“Austria Over All if She Only Will，”in Arthur Eli Monroe，ed．，Early Economic Thought，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1927），pp．223-225．Copyright © 192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国家经济的九项基本原则
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强盛在于金、银以及其生存必需或适合其生存的一切物品的过剩，这些物品主要来自自己的资源而非依赖其他国家，同时还在于能够合适地培育、使用和应用这些物品，那么，总体的国家经济政策（Landes-Oeconomie）必须考虑如果不依赖他人、不依赖在各方面都行不通的地方，怎样获得过剩、怎样培育和享有，同时尽可能不依赖外国并节约使用本国的现金。为了这一目的，下面的九条原则特别有用。
首先，特别仔细地考察国家的土地，不错过任何耕种的可能性，也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小块土地。阳光下的任何一种有用的植物都要尝试栽种，看它是否适合本国，因为太阳的远近并非植物所需的一切。尤其是要不惜代价发现金银。
其次，在国内发现的商品，若不能在原生状态下使用，应当在国内加工。因为加工品的报酬要超过原材料的2倍、3倍、10倍、20倍甚至100倍，忽略这一点是谨慎的经营者所厌恶的事情。
第三，为了实现上述两个原则，无论是生产和耕种原材料还是进行加工，都需要人。因此要特别关注人口，人口要在国家有能力养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多，这是秩序井然的国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但不幸的是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略。而且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让人们由无所事事转向有报酬的职业。用各种各样的发明、技艺和贸易来教育和鼓励他们，如果有必要，可以为此从国外引进指导者。
第四，金银一旦进入本国，不管是来自自己的矿山还是通过工业来自国外，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都尽可能不要将它带出去，也不要把它压在箱子和柜子里，而必须要让它一直处于流通状态，尽可能禁止在这些金银曾遭到破坏不能重新利用的地方使用。在这样的条件下，曾拥有大量现金供应，尤其是占有金银矿山的国家就不可能会陷入贫穷，它也确实有可能不断地增加财富和财产。
第五，一个国家的居民应该努力依靠本国的产品生活，使他们的奢侈品仅限于此，尽量不使用外国的产品（除了因为急需而别无选择，或者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因为广泛普及无法克服的恶习，印度香料就是一例）。等等。
第六，假如因为需要或者无法克服的恶习，上述的购买无法避免，那么应该尽可能直接从这些外国人手里获得这些东西，而且不是为了换取金银，是为了交换其他本国产品。
第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口未加工过的此类外国商品，然后在自己的国家进行加工，这样就赚取了在外国加工的费用。
第八，只要需要，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找机会把本国过剩的产品以加工过的形式卖给外国人，而且要换取金银，为了这一目的，一定要在地球的最远端寻求消费者，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开发。
第九，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原因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进口本国供应充足、质量良好的商品。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向外国人表现什么同情和感情，不管他们是朋友、亲戚、同盟还是敌人。因为当所有友谊结束后，它会使我们陷入虚弱和毁灭。即使本国的商品质量很差、价格很高也应该如此。因为在国内花2元钱买一件物品，也要强于在国外花1元钱购买，尽管那些见识不多的人认为这件事非常奇怪。
大选侯弗里德里克·威廉：密信——普鲁士君主的权威
17世纪的君主们经常通过熟练运用精心设计的政策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从而在自己的王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最引人注目地巩固自己权力的，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弗里德里克·威廉（1640—1688年），他被称为布兰登堡-普鲁士的“大选侯”。他制定了新的税收，发展了训练有素的由贵族成员担任的官僚机构，使自己的军队近代化，针对贵族和代议机构要求权利的要求，他主张自己的权威。1667年，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秘密的忠告信，后者是皇位继承人之一。这里是这封信的节选。
思考：在弗里德里克·威廉看来，对君主权威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弗里德里克·威廉认为什么政策对维持权力最重要；弗里德里克·威廉的哪一建议反映了重商主义原则中所表现的态度。
材料来源：From Documents of German History，edited by Louis Snyder．Copyright © 1958 by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你举止如同子民的慈父，爱护臣民而不分信仰，始终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幸福，这都是必要的。努力促进各地的贸易，牢记增加布兰登堡马尔克的人口。尽可能接纳教士和贵族的建议；聆听他们并对他们和蔼可亲，这与你的地位相称；认可你所发现的能力，那样就会增加臣民对你的爱和感情。但是为了不使你的地位出现危险并失去人们的尊敬，你必须始终态度谦和。凭你在生活中的地位，在任何有优先权的事情上以及所有你有资格的事情上都不要让步；相反，要坚守你优越地位的崇高。记住如果一个人允许宫廷成员太夸耀和炫耀自己的作用，那么他就会失去自己优越的地位。
要真诚地关心在你的全境实施正义。务必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都维持正义，没有任何区别。务必毫无拖延地处理案件，因这样做就会巩固你的地位……
务必与帝国的诸侯和贵族保持友好关系，经常与他们通信并与他们保持友谊。确信不要给他们留下仇视的借口，尽量不要激起嫉妒和憎恨的感情，确信在任何可能出现的冲突中，你都处于强势地位来保持你的分量……
如果必要，与人结盟是明智的，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更好。如果你没有手段、也不拥有人民的信任，你就处于弱势。这些就是上帝所赞美的事情，自从我拥有它们的那一刻起我就变得强大了。唯一遗憾的是，在我执政初期，我放弃了这些政策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从了其他人的建议。
圣西蒙：回忆录——法国被削弱的贵族
法国的路易十四是当时最强有力的统治者。1643年他还是个孩子时就继承了王位。他1661年亲政，一直统治法国直到1715年去世。当时的统治者都视他为模范君主。他巩固自己地位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凡尔赛宫组织华丽的宫廷生活。在那里，贵族们希望获得宠爱或任命，竞相引起他的注意并越来越依赖国王的兴致。其中有位贵族圣西蒙伯爵（1675—1755年）感到被忽视了，于是对国王心生怨恨。圣西蒙在自己的会议录中对凡尔赛的生活进行了编年记载。在下面的选段中他指出路易十四如何利用这种宫廷生活达到自己的目的。
思考：国王的活动如何削弱了贵族的地位；贵族想要维持或增强自已的权力有哪些选择；如何比较国王的行为和大选侯对儿子的建议。
材料来源：Orest Ranum and Paritcia Ranum，eds and trans．The Century of Louis XIV．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 ＆ Row（New York，1972），pp．81，85，87-88．
路易十四所利用的手段，是经常举办游乐会，在凡尔赛宫进行私人散步或者进行远足，他的目的是，通过在每次都到场的人中指名道姓，挑选某些人而使另外的人感到屈辱，同时他的目的也是让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取悦于他。他意识到，到目前为止为了保持持续的效果而一直施以恩惠是不现实的。因此，他通过嫉妒——每天表现一点点的偏爱，而人们随时会说出来——和手腕，用虚幻的宠爱取代了真正的宠爱。这些一点点的宠爱和尊重生出了希望，同时从中也出现了顺从——在发明这些事情方面没有人比他更足智多谋。最终，玛丽城堡在这方面用处很大，而在特里亚农宫，尽管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去向他献殷勤，但女士有与他共餐的殊荣，而且每餐都要在她们中间挑选人；每天晚上在床边准备好的蜡烛台都由他希望尊重的大臣拿着，总是要从在场的人中挑选最配得上的人，当他做过祈祷出来后就大声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