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仔细安排让自己对所有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消息灵通，无论这些事情发生在公共区域、私人家庭、公开碰头的地方，还是家庭或私通的秘密空间里。眼线和搬弄是非的人不可胜数。他们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有些人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告发传达到国王那里，有些人则有意如此。有些人则通过国王专门为他们设立的通道直接给国王写信，这些信件只有他看得到，而且总是把这件事排在其他事情之前；最后，有些人则有时在后走廊的房间里与他秘密交谈、这些秘密的沟通使得各个等级的许多人在还无法知道什么原因时就被扭断了脖子，这通常是不公平的，而国王一旦有人提醒，就不会或很少再重新考虑，而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
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喜欢宏大、壮丽和丰富。他把这些风格转变成政治思考的准则，并将其全面植入他的宫廷。人们可以通过沉溺于美食、服饰、侍从、建筑和赌博来取悦他。这些场合能使他与人们交谈。其中的实质是，通过把奢侈变成一种美德，或对某些人而言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就能尝试和成功地使每个人都筋疲力尽，这样就使每个人都堕落到为了生存而完全依赖他的慷慨。通过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宫廷，通过进一步混同而打破天生的差别，他也从中找到了自豪感。这是一种罪恶，一旦引进，就会成为吞噬掉所有人的肌体内部的癌症——因为它从宫廷很快传播到巴黎、传播到各省和军队中，自从那一不幸的革新出现之后，不论是什么地位的人，其重要性与否仅仅取决于他摆设的餐桌和豪华程度——它吞噬了所有人，它迫使那些处于偷窃状态的人为了满足支出而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它因社会地位的混乱、傲慢甚至面子而不断繁盛，它因疯狂地渴望发展而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它造成的后果不可胜数，所导致的只能是毁灭和总体危机。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立法权
在整个17世纪，英国国王的专制主义一直遭到攻击，最后通过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而被打败。那时，权力明确转向了由社会上层控制的议会。约翰·洛克（1632—1704年）在他的《政府论》二篇（1690年）中，为革命和英国新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并阐释了在18至19世纪影响甚大的政治观念。这本著作和其他作品确立了洛克是一位一流的经验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下面的选段选自他的《政府论》下篇，其中洛克分析了立法权。
思考：进入社会状态的目的；立法权的范围和限度；洛克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如何与君主专制主义相反。
材料来源：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London：J．M．Dent，Everyman，1924），pp，183-184，189-190．
既然人们参加社会的重大目的是和平和安全地享受他们的财产，而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是那个社会指定的法律，因此，所有国家最初和最基本的实在法就是立法权的建立，正如甚至可以支配立法权的最初和最基本的自然法一样，它本身就是要保护这个社会和（在与公众福利相符的限度内）其中的每个人。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到某些人手里后，它就是神圣和不可变更的。任何人的任命法令，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如果没有得到民众选举和任命的立法机关批准，都没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立法机关，那么法律就不具备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须的条件，也就是社会的同意，除非他们自己同意或者基于他们所接受的权威，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制定法律。因此，任何人因最严肃的约束而不得不表示的顺从，最终都归结到这一最高的权力，而且要接受它所指定的法律的指导。对外国任何权力或国内任何从属权力所发的誓言，都不能解除社会任何成员对基于他们信任而行使权利的立法机关的服从，也不能让他们违背它所制定的法律或不情愿地服从，如果设想要求一个人最终遵从并非最高权威的权力，那是非常可笑的。
这就是社会给予他们的委托以及上帝律法和自然法对每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所设定的限制：第一，他们要以所颁布的正式法律来进行统治，不应因特殊情况而变更，无论对待穷人还是富人、对待权贵还是庄稼人均一视同仁。第二，制定这些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的幸福，此外别无其他目的。第三，未经人们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它们绝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征税。而这仅仅适用于这样的政府，即那里的立法机关始终存在，而且人民至少没有把部分立法权保留给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们。第四，立法机关不应该也不能把指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其他人，或者将其置于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地方。
图像材料
近代早期的城堡
下面的图片是沃勒维孔特城堡的建筑、庭院和花园（图16.1），它既反映了法国的富裕也反映了17世纪的某些潮流。该城堡是1657年至1660年间受法国财政大臣富凯之命，按照建筑师勒沃、画家勒布伦和园艺家勒诺特的规划而建。它讲求几何秩序以及对称平衡，体现了古典的风格。它根据人的理性计划征服和控制自然，反映了当时不断增强的科学精神。它也反映了仍然由少数精英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进行控制的基础稳定的社会。该城堡和类似的建筑并不像中世纪城堡那样用于军事防卫。它后来成为凡尔赛宫的样板，后者则成为17至18世纪欧洲君主辉煌威严的典范。
图16.1 沃勒维孔特城堡的建筑、庭院和花园
思考：这样的建筑和花园为何得以建造，圣西蒙会如何看待这样的工程。
彼得·德·荷赫：母爱
这一家庭生活的风景画（图16.2）由17世纪荷兰的艺术家彼得·德·荷赫所作。它被命名为《母爱》，描绘一个女孩跪下来，她的母亲正检查和除去她头上的虱子。这一景象发生于荷兰这一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欧洲国家。房间的中等富裕程度，特别反映在窗帘的图案和质地上，而强调整洁、私密性和相对的简朴，则反映出这是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
图16.2 《母爱》
思考：画家想向欣赏绘画的人传达什么。
二手材料
G·杜兰：专制主义——神话和现实
17世纪期间，有些君主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和权威，历史学家们因此用“专制主义”一词来描绘这些政治制度。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一词汇使人误解，无论是君主的野心还是后果都没有构成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下面的选段中，G·杜兰分析了专制主义的神话和现实。
思考：为什么杜兰选择把专制主义看成一种趋势；杜兰如何评价君主的目标和态度；弗里德里克·威廉和圣西蒙的原始材料是否支持杜兰的分析。
材料来源：From George Durand，“What is Absolutism？” in Louis XIV and Absolutism，pp．23-24，ed．By Ragnhild Hatton，copyright © 1976 The Macmillan Press，Ltd，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如果把专制主义看成一种趋势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那么它是无可否认的现实。在每个国家中，君主都努力摆脱压力和控制。其方法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极力通过自己选择的议员而不是认为理应担当此任的贵族进行统治。他还努力恢复控制被封建贵族和教会接管的司法管理。这些倾向产生了每个国家都有的两种制度。
第一是小型的、内部的或秘密的政务会，也就是内阁（Conseil des Affaires），它不同于传统的政务会，因为后者是从古老御前会议职能的分化中产生的。例如，在卡斯提的国务会议（Consejo de Estado）、英国枢密院的内部集团、奥地利1748年的国务会议以及凯瑟琳大帝所设立的帝国议会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
第二是整合和集中司法制度。在法国，16世纪起草习惯法以及17世纪颁布发行法典、大型条例，构成了王室干预司法进程的基础。移送高等法院的程序或由国王任命的专员进行审判，是法国所特有的，但是像枢密院（conseil des parties）这样的机构，可以对应卡死提的皇家会议、英国的皇室法庭或奥地利的宫廷枢密官。
我们根据这些来推断存在着总体的专制主义气氛，未免有些荒谬，它给君主提供的只不过是一种机会，使他能不受阴谋和压力的影响仔细审议国家事务，而且能确保法律程序遵从他的意愿和指示。
作为一种实际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只是一种神话。君主本人从来没有视自己为绝对的，只有俄国的独裁者是例外，那里缺乏基本法，没有既定的惯例和自治的秩序，这些都使它成为独裁政府。然而在法国，即使是路易十四也从来没有计划取消议会，只是限制了它的权力而且于1655年限制了它抗议的权利，他也没有尝试取消社会等级。君主们从没有尝试创设一种制度，后者因为不活动而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他们只是想限制那些惹麻烦的人的活动，想设立一种与旧制度并行的新的行政结构，少数官员指导、推进和控制原来以劝告、抗议和分享权力为原则的社会制度。君主还是继续通过出售官职来委托他们的行政权力，或把它们出租给富豪，后者成为实际的国中之国。西班牙的国王还遭受了他们自己议会的暴政。实际上，专制主义似乎更多是环境和个性的结果，而不是深思熟虑要对整个国家的结构进行彻底变革。
乔治·麦考莱·特里威廉：英国革命，1688—1689年
在英国，对君主权力的两次打击构成了历史的转折点。第一次是内战和查理一世在1640年被斩首。尽管这是议会的胜利，但是继后的克伦威尔时期以及1600年查理二世从流放中归来使人对议会胜利的持久性产生了怀疑。第二次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一次把詹姆斯二世赶下台，但并没有发生第一次革命的动荡。在下面的选段中，剑桥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特里威廉比较了这两次革命并分析了第二次革命的意义。遵循辉格党人的传统，特里威廉把英国历史上的这些趋势看成是具有建设性和进步性的。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他更把这场革命视为议会的巨大胜利。
思考：为什么与第一次革命相比第二次革命是议会更加明确的胜利；使议会获得胜利的因素是什么。
材料来源：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The English Revolution，1688-1689．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England，1938），pp．164-166．
1688年所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法大于国王还是国王大于法？议会与法利益相关，因为议会毫无疑问可以更改法律。随之而来的是，如果法律高于国王的意志，而议会又可以对其更改，那么议会就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詹姆斯二世试图由国王来全面更改法律。如果这一要求得到许可，那么必然就使国王高于议会，而且事实上成为一个暴君。但是1688—1689年冬天的那些事件使相反的观念获得胜利，大法官科克和塞尔登在本世纪早期已经阐述过，国王是法律的高级仆从而非它的主人，是法律的执行者而非它的源头，法律只能由议会来更改——包括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正是这一点使这场革命称为英国宪政历史上决定性的事件。它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失去效力，而克伦威尔革命的效果已经基本消失。
确实，第一次内战也部分就这一同样的问题进行斗争：——在纳西比战役中，普通法与议会联手在争夺宪法最高地位的斗争中战胜了国王。但是在那时，法律和议会取得胜利，仅仅是因为清教这一当时最强烈的宗教情感增强了它的战斗力，而且宗教情感很快就与宪法问题混为一体。清教冲破了法律界限，配合穷兵黩武，同时推翻了法律、议会和国王。因此，在1660年有必要同时恢复国王、法律和议会，并没有明确定义它们之间最终的相互关系。
在1688年的第二次危机中，站在法律和议会一边的，不仅是已经严重衰落的清教情感，而且还有整个正处巅峰的英国教徒的力量以及自由主义、怀疑主义不断增长的影响——所有这些联合起来对抗衰弱的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而詹姆斯二世则把皇家事业的政治命运押在后者身上。17世纪斗争最终胜利的，不是带有清教理想的皮姆和克伦威尔，而是持法律至上这种世俗观念的科克和塞尔登。1689年清教徒不得不满足于勉强的宗教宽容。但是法律取得胜利，因此制定法律的议会最终战胜了国王。
菲利普·阿里耶斯：孩童的世纪
通过分析彼得·德·荷赫的油画《母爱》以及其他种类的证据，就近代早期人们对待孩子的态度这一问题，历史学家们改变了我们的臆想。其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菲利普·阿里耶斯。下面的选段选自他的《孩童的世纪》。
思考：这一读物和荷赫的油画有怎样的联系；在阿里耶斯看来，17世纪的家庭、中世纪家庭和近在家庭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材料来源：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Robert Baldick．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lfred A．Knopf，Inc．（News York，1962），pp，403-404．Copyright © by Alfred A．Knopf，Inc．
中世纪末和17世纪之间，孩子已经获得了依偎在父母身边的权利，在一个习惯把孩子委托给陌生人的时代，这是他不能要求的。孩子回归家庭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赋予17世纪的家庭以不同于中世纪家庭的主要特征。孩子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他的父母为他的教育、职业和未来而操心。他还不是整个系统的轴心，但是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17世纪的家庭并不是近代家庭，它还保留着很强的社交特性。也就是说，家庭存在于大房子中，它是社会联系的中心，是男性家长控制下小型集体和等级社会的核心。
相反，近代的家庭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并与社会相对，是孤立的父母和孩子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所有能量都花在帮助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它有个体的而非集体的理想：孩子胜过家庭。
彼得·拉斯利特：失去的世界——近代早期家庭
在任何社会中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它的结构和功能变化缓慢。从近代早期开始经历了几个世纪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家庭和今天的家庭之间明显的区别。在下面的选段中，社会历史学家拉斯利特指出了这些区别，他出身剑桥，在近代早期研究领域著述广泛。
思考：这一选段所揭示的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这一文献如何丰富荷赫的绘画以及阿里耶斯的文献所提供的家庭画面；这一家庭的结构如何不同于17世纪典型的家庭结构。
材料来源：Excerpt From The World We Have Lost by Peter Laslett．Copyright © 1965 by Peter Laslett．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619年，伦敦的面包师们向权威部门申请提高面包的价格。为了支持自己的要求，他们附送了对面包房的详细描绘以及每周的费用记录。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有13或14个人：面包师和他的妻子，两个拿薪水的雇工，他们被称作熟练工人，两个学徒，两个女佣以及3到4个面包师本人的孩子……
当时描绘这样一个团体的唯一词汇是“家庭”。这个团体的头、企业主、雇主或者说经营者被称为家庭的主人或者头人。他是其中某些成员的父亲，同时也相对于其他成员的父亲。他的家庭功能和经济功能没有明显区别。他的妻子既是他的同伴也是下属，说她是同伴，是因为她管理家庭，负责食物并管理女佣，说她是下属，是因为她是女人、妻子和母亲，并相当于其他人的母亲。
拿薪水的佣人，无论男女都有特定和熟悉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主人的孩子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在当时，家庭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而是三种社会合为一体：男人和妻子的社会，父母和孩子的社会，以及主人和仆人的社会。但是当他们都很年轻，而且仆人也大部分都是未婚年轻人时，他们的地位和功能非常类似于主人的孩子……
因此，学徒是工人，也是年轻人，是额外的儿子和女儿（女孩也能当学徒），由于供他穿衣、学习和吃饭，学徒必须服从而且被禁止结婚，在21岁之前不拿报酬并绝对从属于师傅。如果说学徒是处于儿女地位的工人，那么家庭的儿女也是工人。约翰·洛克在1697年写道，穷人家的儿女在长到3岁以后也必须每天劳动一段时间。伦敦面包师的子女在年轻时的许多年里，不能自由去学校读书，回到家里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玩。很快他们就发现要做力所能及的筛面粉工作，或者在路上帮助背着面包筐前往市场摊位的女佣，或者在为整个家庭准备永无休止的一日三餐方面出一份力气。
因此，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所失去的世界并非天堂或者平等、宽容或充满爱的黄金时代。我没有被这一观点所误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假思索就可以说，不能说工业时代的到来带来了经济的压迫和剥削，它已经存在。我们开始考察的家长制的安排在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并非新生事物。它们同希腊和欧洲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并不限于欧洲。或许可以说，它们虐待和奴役人的冷酷程度，同取代它们的布莱克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状况别无二致。当人们只能指望活到30岁，当他意识到他的大部分或整个成年生活都必须为了自己生存而不是为了他人家庭的生存而工作时，一个人怎样会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呢？
本章问题
1．什么环境加速了17世纪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国王采取了哪些政策？
2．为什么重商主义原则特别吸引17世纪的君主？
3．家庭生活如何反映了17世纪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
17．科学革命
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思想革命之一发生在17世纪。一部分精英思想家——笛卡儿、伽利略、牛顿、开普勒、培根和波义耳等，基于16世纪的突破和对自然界运转根深蒂固的兴趣，确立了近代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科学的基础。尽管最初只有很少人知道他们的作品，但到18世纪，他们的观念广泛传播。
在发展近代科学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家对已有的宇宙概念和以前的知识前提提出了挑战。这一最终成功的挑战现在被称为科学革命，它有一系列关键的因素。首先，认为宇宙固定不动而且有限、以地球为中心的观念让位于认为宇宙运动、无限、地球仅仅是千百万天体之一、所有天体都服从自然法则的观念。其次，过去探查真理的方法主要是参考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教会等传统权威的学说，现在让位于强调基于观察事实和熟悉法则的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和严密推理。第三，尽管这些思想家仍然关心他们所秉持的宗教信仰，但是总体的科学趋势已经从神学问题转向世俗问题，这一趋势聚焦于事物如何运转。
本章的原始文献强调17世纪这些科学家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首先，人们如何确定真理？文献对笛卡儿、伽利略和牛顿的答案进行了考察。其次，科学和圣经权威之间有何恰当的关系？与教会权威最直接发生冲突的伽利略给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
二手材料集中于科学革命的性质和原因。17世纪的科学与早期的科学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什么可以解释这些区别？17世纪科学家的动机是什么？
在整个欧洲，大部分这些思想的发展只有少数人了解。在18世纪，这些科学观念和方法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催化剂的一部分，逐步流行起来。
原始材料
勒奈·笛卡儿：《方法论》
为获得真理，17世纪的科学需要新的哲学和方法论标准，取代过去用来支撑科学假设的标准。勒奈·笛卡儿（1596—1650年）在他的《方法论》中有说服力地提供了这些标准。笛卡儿出生于法国并在法国接受了教育，但他大部分创作的岁月是在荷兰度过的，以作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形而上学哲学家而著名。下面的选段选自他的《方法论》，里面包含着他对发现真理之方法的著名论述。
思考：笛卡儿的方法在哪些方面构成了对传统上确定真理方法的突破；这种方法的缺陷以及现代科学家会如何批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如何反映了笛卡儿作为数学家的背景。
材料来源：Renè Descartes The Discourse on Method，in the Philosophy of Descartes，ed，and trans．Henry A．P．Torrey（New York：Henry Holt，1982），pp．46-48．
我相信，不理会构成逻辑的大量规则，只要找到下面四条规则，且坚定不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它们，也就足够了。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清晰认识到的东西，绝不把它接受为真理；也就是说，要避免轻率和偏见，除了清晰明显地呈现在头脑中让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的东西之外，在我的判断中不去理解更多的东西。
第二个原则是把我要考察的每一个难题尽可能分成许多部分，或者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进行划分。
第三个原则是按照次序进行思考，从最简单和最容易理解的对象入手，以便一步步上升到最复杂的知识，就连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自然联系的事物，也假定有某种次序存在。
最后一条是最完全地列举并最全面地考察，以便做到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几何学家总是运用一长串非常简单和容易的推理来完成最困难的证明，这使我想到，人们可以认识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以类似的方式相互联系着，只要人们注意不把并非如此的东西接受为真理，只要人们总是细心地遵守一个真理推到另一个真理的必要次序，那么就没有遥远到最终无可企及的东西，也没有隐蔽很深发现不了的东西。我认为发现从哪些东西开始并不困难，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一定是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在科学方面有所发现的人中，只有数学家能够获得一些证明——也就是说，一些明确和明显的证据——因此我毫不迟疑地要从他们考察的那些真理入手。
伽利略·伽利莱：致托斯卡纳的克里斯蒂娜的信：科学和圣经
17世纪初最著名的科学家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伽利莱（1564—1642年）。他在地心引力、速率和天体运动方面的发现，都是基于与既定真理和权威标准相反的科学方法。下面的选段选自致托斯卡纳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件（1615年），其中，伽利略为自己的观念辩护，并表达了他正确区分科学和圣经权威的观点。
思考：根据伽利略的观点，哪些题目或问题是科学的，哪些是神学的；如何比较伽利略和笛卡儿的观点；为什么伽利略的观点对科学革命至关重要。
材料来源：From Galileo Galilei，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Stillman Drake，ed．and tran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oubleday ＆ Company，Inc．（New York，1957）pp．182-183．Copyright © 1957 by Stillman Drake．
我认为在讨论自然界的问题时，我们一定不要从圣经段落的权威出发，而是从感觉经验和必要的论证开始；因为圣经和自然现象都同样来自神的语言，前者是圣灵的命令，而后者是遵守上帝命令的执行者。为了适合每个人理解，就其表面的含义而言，它要讲许多似乎与绝对真理不同的事情。但是自然界不可动摇和改变，她从不违反施于她身上的法则，一点也不关心她深奥的理性和运作方法是否能被人理解。因此，感觉经验置于我们眼前或者必要的证明向我们证实的自然现象，不会因为圣经段落的证据而遭到质疑（很少收到责难），在圣经词语的背后也许有不同的含义。因为圣经并不在所有表现上与控制所有自然效果的同样严谨的环境相联系，上帝在自然行为中所揭示的自身，也绝不逊于圣经的神圣表述……
我并非想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尊重圣经的段落。相反，我们一旦在自然界获得某种确定性，就要利用他们适当地帮助阐释圣经以及考察那些可能隐藏在背后的含义，因为这些一定与所证明的真理是一致的。我断定，圣经权威是设计用来让人们相信那些超越人的所有理性、不能为科学，或任何其他手段而只能通过圣灵之口而证实的那些物体和命题。
然而，即使在那些并非信仰领域的命题中，这一权威也要强于那些仅凭单纯的主张或可能的论点来支撑、并未用证明的方法来解释的人的作品。同样，坚持认为神圣智慧超越人的所有判断和猜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适的。
但是我们没必要相信，赋予我们感觉、理性和理智的上帝，会打算放弃使用它们，我们本来可以用它们获得的知识，上帝却用其他手段给予我们。
1633年教皇的审讯：伽利略被宣告有罪
伽利略发现自己的观点遭到来自各个角落的攻击，其中也包括教会内部的重要团体，这并不令人吃惊。最终，他对哥白尼学说——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的辩护，遭到教会的正式谴责。当他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年）中再次争论性地总结了这些观念时，被带到了教皇的宗教裁判所面前，他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并被禁闭于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下面的选段是他因异端而于1633年在宗教裁判所接受审判时对他提出的某些指控。
思考：为什么伽利略的观点对教会构成如此大的威胁？教会对这些观点所采取的立场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材料来源：Excerpt from George Santillana，The Crime of Galileo，P．310．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55）．Copyright © 1955．
我们宣布和宣判，由于审判中所列举的问题以及你前面的供述，在宗教法庭的审判中，你、伽利略被怀疑有严重的异端嫌疑，也就是相信和持有这样的学说——这是虚妄的并违背神圣的经典——即，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并不从东向西移动，而地球是移动的，且并非宇宙的中心；在被判定违背圣经后，你仍然认为这种观点是可能的而且为它辩护；而且你最终招致了圣典和其他或总体或具体的法令针对此类错误所颁布和实施的谴责和惩罚。如果你首先按照我们为你规定的形式，以真诚之心和诚实之信仰，在我们面前发誓弃绝、诅咒和憎恨前述错误和异端以及违背基督教和神圣罗马教会的所有其他错误和异端，我们可以免除你的这些罪责。
伊萨克·牛顿爵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综合是由伊萨克·牛顿（1642—1727年）完成的，他出生在英国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了数学教授的职位。牛顿在早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科学发现。18世纪早期，他是欧洲最令人钦佩的科学家。他在地心引力、光学和微积分学等方面都有重大发现。更重要的是，他综合了各种科学发现和方法，描绘宇宙按照可测量的、可描述的机械原理进行运转。牛顿最著名的著作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其中包含了他的万有引力理论。在下面选自该著作的片段中，牛顿描绘了他获得知识的四个规则。
思考：牛顿的规则为什么对经验科学特别有用；这些规则在哪些方面与笛卡儿不同。
材料来源：Sir Issac Newton，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trans．Andrew Motte，rev．Florian Cajori（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7），pp．398，400．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规则I
我们所承认的自然事物的原因，不会超过真实且足以解释其现象者。
为了这一目的，哲学家们说，自然不会做徒劳之事，少已有效多则无用。因为自然喜欢简单，不会因原因多多而动容。
规则II
因此对相同的自然结果，我们要尽可能赋予相同的原因。
例如人和野兽的呼吸；欧洲和美洲的石头下落；我们烹饪用火和太阳的光亮；地球与行星的反射光。
规则III
若物体的特性，其程度既不能增强也不能减少，而且发现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为所有物体所共有，就应视为一切物体的普遍性质。
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实验了解物体的性质，所以我们认为所有在实验上普遍相同的就是普遍的，而且它既不会减少也不会被完全消除。
规则IV
在实验哲学中，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出任何相反的假设，但我们要把通过从总体上归纳现象而推断出的命题视为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除非出现了其他现象，它或者使命题更加精确，或者会排除这些命题。
我们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不能因假设而规避归纳所得出的论点。
图像材料
新科学观
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1517—1630年）。图17.1展示的是他1627年首次出版于纽伦堡的某一著作的卷首页，其中寓言性地表现了天文学“大厦”。其中喜帕恰斯和托勒密的古老但仍然可敬的天文学立柱，让位于开普勒直接的前辈哥白尼、第谷·布拉赫的粗壮的新立柱。在左下方的镶板上描绘着开普勒正在研究；中间的镶板是布拉赫的天文台所在的岛屿的地图；在右边的镶板上是两个人正在从事印刷工作。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天文学使用的各种仪器。
图17.1 约翰内斯·开普勒著作卷首页
这幅图画揭示了科学革命丰富的内容，这些共同强调了测量和观察对新科学多么重要。描绘新旧立柱表明，基于他们直接前辈的工作——在这里，布拉赫基于哥白尼，而开普勒基于布拉赫和哥白尼，新的科学家在不需挑战过去权威的情况下取代了他们。通过赞颂印刷术则指明了科学家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思考：这幅图画如何描绘了17世纪科学家与早期科学前提决裂的方式。
伦勃朗·范·利津：蒂尔普博士的解剖课
荷兰艺术家伦勃朗·范·利津（1606—1669年）于1632年创作的这幅作品（图17.2），描绘了尼古拉斯·蒂尔普博士利用被绞死罪犯的尸体上解剖课。类似的公开尸体解剖已经出现在17世纪欧洲的尼德兰和其他地区。典型的解剖由学生、同事、普通市民参加，而且在阿姆斯特丹这样的解剖教室里进行。看着蒂尔普博士的那7个人——都是外科医生——的服装表明他们正在参与重要的职业活动。他们专注的面容——尤其是最靠近蒂尔普博士的那两位外科医生——反映出他们对了解人体越来越感兴趣、努力把外科术和科学联系起来以及他们的职业日益上升的名声。然而，只有蒂尔普博士进入了大学。除了拥有医药学的博士学位和在这里担任教师外，蒂尔普博士也是阿姆斯特丹重要的官员：只有他在室内带着帽子。
图17.2 伦勃朗·范·利津的作品
在远处的右边有一本打开的书，暗示进入这一讲座中的知识以及医药学的学术研究和人体真相之间越来越强的联系。然而，在17世纪外科医生并未享有很好的名声，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人们总体上对医药职业的信心很低。另外，进行类似的解剖学课程并不仅仅为了“科学”目的。它们必须被证明是肯定上帝无所不能这种基督教信仰的研究。这些事件也有不怎么严肃的方面：一般观看的人要付费，而且尸体解剖后通常举行宴会。
思考：这幅油画所表现的人们对科学和医药学观念的变化。
二手材料
米切尔·波斯坦：科学为何在中世纪退步了？
人们通常把17世纪的科学进步视为革命，是因为它们与以前的科学状况形成了反差。了解17世纪进步根源的方法之一是审视早期时代，看那时是否有些东西失去了，这些东西可以解释两者的反差。在下面的选段中，米切尔·波斯坦进行了这种颇具争议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中世纪所缺乏的科学刺激。
思考：为什么中世纪缺乏科学刺激；阻碍中世纪人进行科学探索的中世纪的典型特征；伽利略所关心和面对的问题如何与这一观点有关。
材料来源：Michael Postan，“Why Was Science Backward in the Middle Ages？” In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Origins and Result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p．10-17．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Ltd．
人们普遍同意，中世纪保留了供后来的时代所运用的古代科学。其中既有中世纪文明的科学成就也有科学失败……中世纪并没有丰富他们所接管的东西。确实他们的贡献如此之小，科学史家往往把中世纪视为停滞的时代……
无论在纯粹的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中世纪都有一些进步，然而综合起来与中世纪生活全景相比照，或者与公元前4世纪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科学成就相比照，或者与17世纪的科学活动相比，所有这些成就一定是非常可怜的。那时成就缺乏的原因是什么呢？
针对该问题，答案可以有很多，也已经给出了很多。但是大多数答案可以归结为中世纪生活中缺乏我一般所称呼的科学刺激。研究科学的学者有时对鼓励科学进步的东西意见不一致。有些人在人们的好奇心中、在了解自然运转的渴望中寻找和发现它。其他人相信科学知识产生和生长于人们试图改良工具和生产方法，简而言之，科学真理是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我在此不想加入这一具体的争论，我想要说明的是，在鼓励科学的这两个方面，中世纪都是不幸的，无论在头脑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多少是欠缺的。
最容易说明的是思想层面。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并达到了对科学思考不利的程度。并不是说类似的科学家遭到了禁止。因为总体而言，因其科学观念而遭受迫害的人非常少，少的原因是因为具有这些危险思想或任何科学观念的人本身非常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人倒是令人惊讶。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思想界的巨人。意思是说在那个信仰的时代，具有思想和精神的人发现信仰的天职本身——信仰的阐释、争论和征服——已是一项足以让他全神贯注的任务。简单地说，他没有时间从事科学这样的职业。
事实上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因为即使有足够的人从事像科学这样世俗的活动，他们也仍然没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在中世纪宗教教义完整而且不可动摇的时候，科学的思想对象和方法说到底是多余的。科学调查的目的是逐步建立起一个有关宇宙、宇宙起源及其运转方面的统一理论。但是在中世纪那一进程真的需要吗？难道迷恋上帝、创世故事和全能意志原则的中世纪人，没有完整解释世界如何起源，世界如何、以什么手段、为何目的而被指挥的吗？当一幅图案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很清晰，每个人都看得见时，为什么还要辛苦和痛苦地去拼凑呢？
思想上的刺激就是如此。实践层面的刺激也几乎同样虚弱。对自然的进一步理解并非来自技术改进，主要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改进。中世纪的职业延续了几个世纪，没有什么明显的方法变化。经历了最初的大发展之后，也就是在11世纪之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中世纪农业的程序如风景般固定不变。在铁器锻造、编织店和陶器的历史中，偶尔出现革新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中世纪的技术改进稀缺而又缓慢。中世纪的经济政策也因此被诟病。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经济活动被包围在一个庞大的规章和细则的结构之中……细则建立时基于存在的技术方法，而一旦建成就会阻碍后续的变化。
另外，保护的意识根深蒂固，在任何地区贸易中技术方法都被视为秘密……中世纪的人由于缺乏科学刺激因而只能做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于提高实用的人文艺术或者保存和传递古代的学问，他们在并非典型中世纪的领域有所作为。
乔治·克拉克爵士：近代早期欧洲——科学革命的动机
到17世纪，某些明显的历史变化为个人进行与科学革命有关的探索发现提供了舞台。另外，这些个人为中世纪所没有的方法所促进，使用新的不断发展的技术、材料和知识进行探索发现。在下面的选段中，17世纪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乔治·克拉克爵士考察了引导人们从事科学工作的某些动机。
思考：克拉克所归纳的从事科学工作的不同人之间的差别；与13或14世纪人们相比，为什么17世纪的这些人有“无私的求知欲望”。
材料来源：Sir George Clark，Early Modern Europe，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England，1957），pp．164-165．
有无数的动机促使人们从事科学工作、清除科学观的各种障碍，但是我们可以把最重要的动机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标题之下，而且要始终牢记，在实际生活中，它们都是相互混合在一起的。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动机。葡萄牙的探险者想得到新的航海工具；德国矿主则就冶炼及提升和装载重物的机器提出问题；意大利工程师则用流体静力学改进了河道、水闸和港口；英国贸易公司则雇用使用新制图方法的人。医生和外科医生也与经济动机密切相关，他们革新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并在新医药和新手术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无害的工作，尽管某些工作现在看来有些荒谬。同医生一样，士兵在设计和瞄准大炮或设计防御工事方面也求助于科学。但是也有远离经济领域的其他动机。珠宝商对贵重或半贵重的玉石了解颇多，但魔法师也是如此。音乐家学会了和声学；画家和建筑师不仅作为工匠也作为艺术家研究光和色彩、材料和均衡。出于许多理由宗教促使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最明显和长久确立的是希望在计算每年固定和非固定宗教节日方面绝对准确：正是教皇主持天文学研究，通过这些研究，16世纪日历得以改革。更深更强烈的动机是研究科学奇观、宇宙中未阐明的秩序，把它作为造物主意志的体现。这比任何其他动机都更接近驱动他们所有人的核心动力，即无私的求知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