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款1．妇女生而自由而且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社会区别只能基于公用事业。
条款4．自由和公正在于归还所有属于别人的东西，因此妇女行使自然权利的唯一限制是男性永久的暴政，要根据自然和理性法对这些限制进行变革。
条款6．法律必须是全体意志的表达，女性和男性公民必须亲自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共同促成法律的形成，法律应该对所有人一致：男性和女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当平等地根据他们的能力获准得到所有荣誉、职位和公共职业，除了德行和能力外没有其他区别。
条款11．自由沟通思想和意见是妇女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为自由保证了父亲对孩子的认可。任何女性公民因此可以自由地说，我是那位属于你的孩子的母亲，而不受无知的偏见所迫而隐藏真相。在法律所决定的场合，要有例外来回应对这种自由的滥用。
条款17．财产权属于男女两性，不管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是分开来。对任何一方而言，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法律决定的公共需要显然需要它，而且事先进行了公正的赔偿，否则任何人都不可将其剥夺，因为它是真正自然的遗产。
附言：
女子们，醒来吧，理性的警报已经响彻全世界，发现你的权利。自然的强大王国不再为偏见、狂热、迷信和谎言包围。真理的火焰已经驱散了所有愚蠢和侵占的乌云。受奴役的男人们已经增强了力量，需要你们的帮助来打碎他的锁链。变得自由后，他就对同伴不公平起来。噢，女子们，女子们！你们何时不再愚昧无知？你从大革命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更明显的轻视，更明显的鄙视。在腐败的岁月你仅仅统治男人的弱点。恢复你的遗产是基于英明的自然之法则——在这样美好的事业中你要敬畏什么呢？要敬畏迦南婚姻立法者的智慧之言。难道你害怕法国立法者、那一道德的纠正者、长期陷入政治活动而如今过时的人，还会仅对你说：女人们，你们和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呢？你要回答说，一切都是相同的。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弱点，得出与他们的原则矛盾的相反的结论，你就勇敢地用理性的力量对抗愚蠢的迷信主张。在哲学的大旗下你们团结起来，运用性格中所有能量，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傲慢的男人，不仅像卑躬屈膝的崇拜者匍匐在你的脚下，而且自豪地与你一起分享上帝的宝藏。不管横在你们面前有什么障碍，要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你只需要想这样做。我们不要转向你在社会中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画面，而且国民教育如今正在讨论中，我们聪明的立法者是否会明智地思考妇女的教育，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独立宣言》
美国独立战争要早于法国大革命数年。但是时间上的优势并不必然在历史重要性上有优势。那时美国处在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而法国则处于中心。然而，美国独立战争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两者相似的地方是他们的两个著名宣言：《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尽管不能确定美国的文献是否直接影响了法国的文献，但是它们都是18世纪后期共同理念的产物，反映了西方文明中这些观念和革命行动直接的密切关系。《独立宣言》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下面的选段选自该文献的开头部分。
思考：这一标准在评价革命合法性方面的用处；法国和美国宣言相似的地方；两份文献在目的和内容方面有怎样的不同。
材料来源：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1911），pp．3-8．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若真要审慎的来说，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无关紧要的和一时的原因而予以更换的。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也不想为申冤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人民过去忍受苦难的经过，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
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比尔：对国民公会的演讲，1794年2月5日：为恐怖辩护
1793—1794年间，法国经历了革命最激进的阶段，被称为恐怖统治。在这一期间，法国实质上由国民议会每个月选出的12个成员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统治。该委员会最著名的人物是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比尔（1758—1794年），他是一名地方的律师，在雅各宾俱乐部内脱颖而出并以清廉和好口才而著名。历史学家们对罗伯斯比尔颇有争议，有人称他是嗜血之徒，对恐怖统治时期的处决负主要责任，有些人把他看成真诚的、理想主义的、有力量的革命领导人，时代的需要将他推到前台。在下面他于1794年2月5日对国民会议的演讲中，罗伯斯比尔详细解释了革命并为包括恐怖在内的极端行动进行辩护。
思考：当罗伯斯比尔指出恐怖是美德的一种体现时他的意思是什么；运用恐怖如何与革命的本质相联系；如何把这一演讲解释为可以推导出其必然结论的启蒙运动对旧政体的攻击。
材料来源：Raymond P．Stearns，ed．，Pageant of Europe．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New York，1974），pp．404-405．
现在是明确革命的目标和我们希望达到的界限的时候了，也是让我们自己了解仍然面临的障碍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达到目标的时候了……
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永恒正义统治的法律已经镌刻好了，它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
我们希望所有事务有这样的状态，所有卑贱和残忍的激情都受到法律抑制，所有仁慈慷慨的感情都涌现出来。其中，人的理想是渴望赢得荣誉和为祖国服务；差别只从平等本身中产生；公民服从官员，官员服从人民，人们服从正义；国家保护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自豪地享有祖国的繁荣和光荣；每个人由于不断受到共和国情感的熏陶以及出于成为值得年敬的伟大公民的需要而高尚起来；艺术是自由的装饰品，它使自由更加高贵；商业是公共财富的源泉而不只是少数家族畸形地富有。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用道德来代替自私，用正直取代名声，用原则代替管理，用责任代替礼节，用理性王国代替习惯的暴政，用鄙视恶习取代鄙视不幸，用自豪取代傲慢，用热爱光荣取代热爱金钱……也就是说，用共和政体所有的美德和奇迹取代君主政体所有的恶习和荒谬。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满足自然的要求，完成人类的使命，信守哲学的诺言……即迄今为止在奴隶状态中地位显著的法国，要让已经存在的所有自由民族的光荣都黯然失色，成为所有国家的楷模……那是我们的抱负，那是我们的目标。
什么样的政府能够实现这些奇迹呢？只有民主政体……但是，为了在我们中间建立和巩固这一民主，实现宪法法律的和平统治，必须结束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成功地度过革命的风暴。这就是你们确立的革命体制的目标……
那么什么是民主或人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呢——也就是说，什么是它所依赖和使它发挥作用的主因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那种美德不是别的，而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
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壮丽，既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虚弱的原因：说是我们的力量，因为它使我们用真理压倒了欺骗，用公共权利压倒了个人利益；说是我们的弱点，因为它把所有坏人、所有在内心要毁灭我们的人联合起来……必须扑灭共和国内外的敌人，要么与他们同归于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条政治信条应该是用理性引导人民，用恐怖来时付人民的敌人。
如果说在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基础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基础则是美德和恐怖：没有美德则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则美德是无力的。恐怖不是别的，只是迅速、严峻和不屈不挠的正义，因此它是美德的一种体现。
弗朗索瓦-泽维尔·约里克拉克：士兵给母亲的信——革命民族主义
尽管国内困难重重，其中在数个省份发生了反革命运动，但是法国军队在1792年战争爆发后还是阻止了外敌，而且1794年法国军队甚至越过了1789年的边界。这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民族主义热情随着革命而高涨起来。这一民族主义表现在一位征召入伍的士兵弗朗索瓦-泽维尔·约里克拉克写给妈妈的信件中。
思考：这封信中所反映的法国社会的分裂；这样的情感在士兵当中为什么如此重要，而且政治领导人和军事战略家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感情；这些信件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是否是法国革命的性质中或革命的某个特定阶段所固有的。
材料来源：From Ludwig F．Schaefer，Daniel P．Resnick，and George F．Neteville，eds．，The Shap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vol．11，trans．Daniel P．Resnick（New York：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70），p．216．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s．
1793年12月13日
我亲爱的妈妈：
在所有的信件中，你一直向我指出无论如何要离开军队。下面是我认识到的困难和障碍。首先，尽管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但难以找到替代的人。其次，我们仅仅征召了18到25名人员，我们正准备征召25到35人。一回到家里，我们必须准备回返，那白白浪费了钱财。第三，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我们要向赴宴一样飞向那里。我们的生命、财富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一切都属于国家、祖国。
我非常清楚你和我们村子里的其他人并无这样的情感。他们不会因受侮辱的祖国的叫喊而起身，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被迫。但我在良心和关心中长大，尽管被迫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但共和国已经深入我的心灵。爱祖国、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刻在我的心里，而且只要它能取悦上帝，让我维持生命的气息就会深深地蚀刻和保留在那里。
即使花费财产的三分之一，如果能让你与我一起分享这些情感，我会很高兴地与它们告别而且认为那只是小小的牺牲。要是哪一天你能了解自由的价值并放弃对财富无意义的爱恋就好了。
1794年5月30日
我的命运如何？我正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必须在那里，每一个善良的人如果知道真相一定会急速救援他处于危险的国家。如果我在那里死去，你应当感到高兴。还有比为祖国而死更光荣的吗？还有更加正义、更加光荣和更加高尚的事业值得为它去死吗？没有！你宁愿看到我在弗瓦德方丹（他家乡的村落）与木头和石头打交道在睡床的草垫上死去吗？
不，我亲爱的妈妈，想一想我在我的岗位上你会感到安慰。如果你在某些方面感到良心的责备，那就为祖国卖掉你最后的裙子。她是我们唯一的方向舵，是她指导我们并给我们幸福……
你的儿子约里克拉克
图像材料
若拉·德·波特雷：革命的寓言
若拉·德·波特雷的《革命的寓言》（图20.1）实际上是历史和革命象征物的大杂烩。最上面是让·雅克·卢梭的肖像，尽管他从来没有提倡革命而且在法国大革命开始前11年就去世了，但当时许多人认为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之父。他下面是法国共和国的新旗帜，左面的旗帜上写着爱国主义的词句“热爱祖国”。再向左边是三角形的平等纪念碑，其下是两个少女，代表善良与真诚，而在中间是一捆木棒和武器组成的东西，上面带着红色的自由帽，这一切象征公正有力的共和国政府。它的正下方是纸币，即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纸币，那用来资助革命和付清债务，在中间靠右长着一颗自由树。右边是两个未完成的柱子，第一个柱子奉献给道德重建和《人权宣言》，第二个柱子则奉献给法国大革命。它们的正下方和背景中，是决心支持和保卫革命的象征物：断头台、大炮和士兵。前景的右边是戴着自由帽的农民在耕地。这幅油画把许多象征物和革命思想意识的许多内容集合在一起。这幅作品创作于1794年，是革命最激进的阶段。
图20.1 《革命的寓言》
思考：这幅图画、《人权宣言》和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在这幅图画中，旧政体在哪些方面被象征性地抛弃了。
皮埃尔·纳西斯·盖兰：罗夏克奎林伯爵
法国大革命时期随着事件不断进展，新的共和国政府不但需要与外国的军队作战，而且要与法国内部的起义者战斗。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西部法国的旺代地区。几年后，皮埃尔·纳西斯·盖兰（1774—1833年）赞扬了旺代起义者的目标。
盖兰的《亨利·迪韦尔热》（图20.2）即描绘罗夏克奎林伯爵（1772—1794年）的油画，揭示旺代的农民在地方贵族和教士的领导下，以“我们的国王、我们的教士旧政体”的名义发动了叛乱。盖兰描绘年轻的贵族将军罗夏克奎林在旺代叛乱的某一近距离战斗中。罗夏克奎林穿着高筒靴、黄色的裤子、腰系白色的腰带、受伤的右手用吊带吊着，他坚定地站着，用手枪向敌人近距离平射，我们看到敌人的刺刀近在咫尺。在罗夏克奎林的后面站着同样坚定但衣着朴素的农民游击队，一个人手里拿着来福枪，另一个人则只拿着干草叉，以此来强调这次反叛的普遍性。上面飘扬着反叛的保皇党运动的旗帜，与别在将军胸前的圣心相呼应。
图20.2 《亨利·迪韦尔热》
罗夏克奎林在这次战斗中幸存下来，不料在1794年被杀。然而，他协助领导的这次起义不断传播，最后在法国83个地区中有60个地区爆发了起义。这些法国国内外真实存在的敌人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
思考：这幅油画如何表现了反叛的保皇党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会如何看待这幅油画。
内部动乱与恐怖统治
对恐怖统治的理解经常为滥杀无辜的形象所扭曲。更加清晰地认识恐怖统治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地图和统计数据，它们可以揭示哪里发生了恐怖，恐怖有多么强烈以及受害者是谁。地图20.3和20．4比较了面对政府官员的国内骚乱和恐怖时期法国各省被处决的人的数量。两个饼形图20.5和20.6，比较了1789年和1793年3月至1789年8月间恐怖时期法国人口中属于各个阶层的大致的百分比。
图20.3 国内骚乱
图20.4 恐怖的发生范围
图20.5 法国的社会等级 图20.6 恐怖专政时期被处决人数
思考：这些地图和图表如何能够说明恐怖统治并非随意的和无目的的；从这些地图和图表中可以就恐怖统治的原因和结果作出怎样的推测。
二手材料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出现
在近代历史中，没有任何事件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为人们长期和充满热情地进行解释。有关这一事件的史学编纂传统如此广泛，仅仅有关史学编纂本身的著作和文章就非常多。所议论的中心议题是革命的某个原因或多重原因，下面选自乔治·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的出现》的片段中对此进行了探讨。勒费弗尔到去世为止一直担任巴黎大学颇有声望的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一直备受推崇。
思考：在勒费弗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种解释如何把法国的大革命与法国之外的地区联系起来；在这一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中如何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联系起来；这一观念如何得到原始材料的支持。
材料来源：From Georges Lefebvre，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p，1-3．Copyright 194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扎根于法国和西方世界的历史之中。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结构是君主专制。这种制度所表现出的痕迹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财富形式，土地占有者统治依靠土地劳动和生活的人们。诚然，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其中贵族日后的反叛，即福隆德运动就发生在最近的17世纪），国王有能力逐步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利、让贵族和教士服从他的权威，但是他仍然让教士处于社会等级中的第一等级。尽管仅仅作为他的“臣属”而感到焦躁不安，但他们仍然是特权阶层。
同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逐步建构了一种新的财富形式，即流动的或商业的财富，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阶级，在法国称为资产阶级，他们从14世纪开始就作为第三等级在王国的三级会议中占有席位。随着15至16世纪的航海发现以及随后新世界的探险，以及由于在提供钱财和有能力的官员方面对君主国王非常有利，这个等级越来越强大。在18世纪，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正是资产阶级在危机时刻挽救了皇家财政，大多数自由职业的成员和公共雇员都是从这个等级中招募的。这个等级发展出了新的意识形态，而“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只是把它用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贵族的作用相应地衰落了，教士阶层不但所宣扬的理想失去了威望，而且它的权威性也越来越弱了。这些团体在国家的法律结构中占有最高的等级，但是在现实中，经济力量、个人能力以及对未来的信心都已让位于资产阶级。这样的差异不会长久持续，这种转变在19世纪传布到整个西方继而传布到全球，从这种意义上1789年的观念走遍了全世界。
唐纳德M·G·萨瑟兰：显贵的革命
乔治·勒费弗尔对法国革命原因的解释，成为所谓法国大革命起源的一种“经典观点”。近些年来，这一观念遭到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强烈批评，大多数人否定勒费弗尔的社会经济观而赞同更多地进行政治分析。在下面的选段中，唐纳德M·G·萨瑟兰对这一争论进行了评论。
思考：攻击经典观念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排他主义”对这些解释特别重要；代表经典观点的人会如何回应。
材料来源：From Donald Sutherland，France，1789-1815，pp．15-18，© 198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Ltd．，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家一度能够非常自信地描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其中最适合的概念是“贵族的反动”，它同时包含着多重含义。政治上，它指削弱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主义，后者被认为破坏了贵族的独立和特权。议会、地方的王以及上诉法院（到那时为止巴黎的最为重要）是贵族反抗背后的驱动力量。它们能够把签署法律和法令的权利转变成对不断增多的国王法令的否决权，王权因此会更加虚弱，这同样也关联到社会领域。在18世纪，贵族结束了对政府、军队、教会和司法领域高等职位的垄断，这反过来对资产阶级产生了影响。由于不再能够上升到当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最高层，资产阶级越来越与国家和体面的上流社会疏远。在实现最大抱负方面受挫后，它的忠诚度下降了，不断对体制进行富有暗示的批评，它有条件利用1788—1789年的政治危机完全推翻旧的秩序。旧政体的许多危机之一是社会流动性的危机。
这一论点的吸引力无法抵挡，部分是因为其内在的精致，部分是因为它能解释很多内容。他能清楚地说明路易十四的统治，也能说明18世纪和大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可以简化两个行动的角色，即资产阶级和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末期首次发生了斗争。当然是贵族失败了，而且19世纪的专家们可以转向另一个循环，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
不幸的是，过去二十年研究性的和深思熟虑的批评已经使关于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观念完全站不住脚了。首先它假设而不是证明了贵族不断垄断高等职位，它还假定17世纪的社会比继后的社会更加开放，但是该论点所依据的是不完整的证据和当时的人有限的抱怨。杜克·德·圣西蒙著名的论断是路易十四提拔“可恶的资产阶级”，但论及教会之职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谈到政府部门这个论断部分正确但会误解别人，而谈到军队的职务，这个论断闻所未闻……
更加仔细地考察贵族排他主义的主要标志，发现那些限制主要是为了排除暴发户贵族，而不是上升的资产阶级……旧政体的贵族阶层因此相对比较年轻，还处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
第二等级的大门是向有才能的人尤其是向富裕的人开放的。因此社会能够吸收富豪中有干劲的、有进取心的、有抱负的人……
对经典解释进行修正性的批评，其结果是重新主张大革命政治起源的重要性。如果贵族始终是统治阶层，如果无论何种排他性倾向解释起来都有问题，如果上升的机会比人们预期的要多得多，如果贵族和资产阶级具有类似的经济功能和利益，那么大革命起源于两个不同阶层的斗争的观点就应该放弃。派别之争仍然存在，不同的团体能够达成一致，共同推翻专制主义而拥护自由宪法，但是如修正派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因采用的手段、政治领导的失败、政治危机所呈现的形式，甚至因为模糊不清的“风格”而分道扬镳了。
露丝·格雷汉姆：面包和自由——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
历史学家们长久以来都承认，妇女在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在最近20年才广泛考察法国大革命对妇女史的意义。下面选自露丝·格雷汉姆著作的片段是此类努力的代表。
思考：在法国大革命中性别和等级界限之间有何联系；妇女在哪些方面成为大革命中“史无前例的革命力量”；格雷汉姆所说的妇女的胜利和失败指什么。
材料来源：Ruth Graham，“Loaves and Liberty：Wome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ed．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p．251-253．
妇女在1789年加入革命要求面包和自由，但1795年出现的结果是她们忍饥挨饿被限制了行动自由，仅仅据此就假定她们一无所获是不正确的。他们获得了保护她们婚姻、财产和教育权利的法律。诚然，妇女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否定了政治权利（当国民议会废弃了1793年的民主宪法后大多数男人也是如此），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妇女都没有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
尽管妇女在大革命期间是有凝聚力的团体，但是她们主要顺应她们等级的需要，从来就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不信任妇女政治运动的那些革命权威的思想体系看似来源于卢梭，实际上来源于他们生活的事实：法国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需要中等和劳动阶级的妇女用她们特定的技巧和劳动服务于家庭。妇女在劳动阶级中并非人数众多、独立的团体。
法国大革命早期，出身中等阶层的妇女（从她们写的议事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欢迎恢复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自然权利，作为“男人的同伴”而参与社会。城市的穷人妇女——雇佣劳动者、妇女手工艺人、类似市场妇女的小业主——起来要求面包而不是要求妇女权利。然而，有证据表明“尊贵的中产的妇女也加入其中”。尽管这些运动跨越了等级界限（也许这些界限并不十分固定），但是并没有跨越性别界限。当男人像在1789年10月那样加入进来后，他们充当武装护卫队或分遣队。
随着革命进入更加激进的阶段，随着战争和内部斗争之后出现经济危机，穷富两极分化加剧了过去贵族和爱国者之间的斗争。在国民议会的最后岁月里，涌入大厅高喊“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妇女们，确实代表着穷人，她们现在是上层阶级和上层妇女害怕的对象。面包骚乱属于贫穷的妇女，她们煽动自己的男人发动起义，但是起义属于男女双方本身，无套裤汉和他们的妇女。
然而，大革命曾经召唤妇女做出很大的牺牲，而且她们确实做到了，结果妇女成了史无前例的革命力量。掌握权力的男人害怕那些对大革命没有保证穷人的面包而提出挑战的妇女。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如此令人畏惧，结果她们成了传奇人物——成了夫人。
1795年国民议会解散后成立的为期4年的督政府中，位居中上阶层的新精英，也就是富裕和有才能的人，掌握了权力。他们的女人没有政治权利但成为沙龙中有影响的女士，如有才气的作家斯达尔夫人和塔连夫人，后者曾是一位贵族的妻子，现在则被戏称“我们的热月夫人”，她们都是这一倒退的象征。其中一位女士约瑟芬，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先成为一位督政府成员的情人，然后嫁给了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后者很快就在意大利成为军队将领。
在巴黎之外，远离这些妇女魅力的地方，中产阶级的道德盛行。拿破仑赞同这一道德观。他于1804年当上皇帝后，把一些法律写入自己的法典，加强家庭中丈夫和父亲的权威，来保护自己财产。妇女在大革命获得的所有权利都丧失殆尽，因为她们现在必须无条件遵从自己的丈夫。拿破仑为妇女保留了离婚的权利（因为当色诺芬没有为他生育子嗣后他用此权利来对付她），但波旁王朝在1815年复辟后，又剥夺了她们的这一权利。
从妇女那里剥夺不掉的是她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胜利的记忆；她们在10月向凡尔赛进军，向立法机关请愿，她们的俱乐部聚会、她们的列队行进、暴动。她们的失败为下一次提供了经验教训。据说差不多一个世纪后，一位妇女在1871年5月巴黎公社起义中在一次俱乐部聚会上说：“我们是淳朴的妇女，但是与93年前我们的祖母相比，我们不是用更加脆弱的材料制成的，我们不能让她们的灵魂为我们感到羞愧，而是要起来行动，如果她们活到现在也会这样做的。”
威廉·道尔：法国大革命的评价
尽管大多数人都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迅速和巨大的变化，但是很难估量这些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是表面上的而非真正变化。许多历史学家总结说，尽管大革命为许多方面而奋斗，但大革命做出的大多数承诺并没有实现。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归因于大革命的大部分内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百分之百会发生。在下面的选段中，威廉·道尔试图在大革命所实现和未实现的东西之间取得平衡。
思考：道尔如何判定什么样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有可能产生；道尔把什么直接归因于大革命；道尔的论点如何会为那些总体上反对革命的人所利用。
材料来源：From William Doyle，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p．423-425．Copyright 1989．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大革命的影子笼罩了整个19世纪甚至以后。在1917年以前很少有人怀疑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甚至在这之后，它的首要地位仍然难以动摇。它是首屈一指的近代革命，是革命的典范。此后，欧洲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都深受它的影响。可是人们可以说，归因于大革命的大部分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有可能发生。1789年以前，有大量的迹象表明，法国社会的结构正演化到某一精英阶层主宰的阶段，他们重财产甚于出身。在这一潮流背后，资产阶级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富人经常参与地方议会表明，他们更加广泛地参与政府管理势所必然。同时，法国大革命所引入的许多改革已经为专制君主所尝试和考虑——编纂法典、财政合理化、严禁贪污、自由贸易、宗教宽容。随着所有这些变化已经起航或者处于规划考虑之中，政府的权力似乎也已经为稳固发展做好了准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成为1789年迷恋君主专制的人所抱怨的东西。在教会方面，修道理想已经衰退而教区教士越来越获得公众的支持。在经济上，殖民贸易已经达到顶点，与英国在工业方面竞争的越来越明显。同时，在其他结构性的领域，大的变动似乎一点也没有引起什么影响。保守的投资习惯仍然是19世纪早期的特征，农业的惯性和非企业性的业务同样如此。而在国际事务方面，人们很难相信，如果不发生法国大革命，英国就不会主宰世界的海洋和整个19世纪的贸易，普奥的对抗就不会沿着所发生的进程展开，拉丁美洲就不会主张某种形式的独立。在所有这些领域内，大革命的影响推动或延缓某些潮流，但不会改变总体的趋向。
面对这一切，人们同样难以相信，如果在特定的法国环境下，如果没有偶发事件、错误估计和误解纠缠在一起，融入了革命中，会出现《人权宣言》具体的反贵族、反封建的革命理想。同样难以相信，如果没有出现巨大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大革命中与天主教会的争吵，会出现像去基督教化那样非同寻常的事情。没有那一争吵，教皇权威戏剧性的复兴似乎也是不可想象的。代议制政府似乎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但是如果没有无套裤汉运动，大众民主的理想要等多长时间本身才能确立呢？它当然彻底改变了扩大了英国议会改革的目标——尽管另一方面无套裤汉血腥的形象可能刺激保守派的反抗。尤其是，革命者决定参战，以旧政体无法采用的形式破坏了既定的战争方式，历史学家们都认可这使得这场革命彻底变革。武装人民是他们所梦想的最后一件事情。那场战斗的紧急状态反过来促成的场景，令我们对那场革命有难忘的记忆：那就是恐怖。大屠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790年最残酷的屠杀发生在法国之外。但是政府系统地连续数月大量处决政敌，尽管采取了理论上人道的方式，却导致街道血流成河，这却是从来没有过，也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这发生在被认为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而且这个国家的作家们曾经教导说，18世纪要以其越来越和善、通情达理和人道而自豪。这出大型戏剧改变了政治变革的整个含义，如果它没有发生，当代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换句话说，它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本章问题
1．大革命前所提出的要求以及革命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揭示出是什么激发了许多革命者？
2．什么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法国这个欧洲最繁荣和最强大的国家？这一解释为这场革命的意义增添了什么？
3．根据事后之见，君主政体做了什么来保持控制和减少革命性的变化？
4．在哪些方面，法国大革命应当被视为是一场中产阶级革命或一场显贵的革命？
21．拿破仑时代
1799年督政府的成员与著名的军事将领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密谋通过政变推翻法国政府。政变取得了成功，拿破仑很快就主张自己支配他人的地位。到1802年他获得了全部权力，而到1804年他自称皇帝拿破仑一世。
从1799年到1815年一般被称为拿破仑时代。拿破仑因法国大革命而乘机崛起，不仅掌握了法国的权力，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了大部分欧洲大陆。在法国内部，他清除了想要推进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和想要颠覆法国大革命的保皇派的双重威胁。通过行政改革、颁布法典以及与教会和解，他把革命所带来的某些变化制度化并令他人失去了勇气。以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力量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为后盾，他的军队把法国的统治、制度和影响扩展到整个欧洲。1814年，由于过度扩张以及灾难性的俄国战役，拿破仑的军队被削弱，被欧洲列强的联军所击败。拿破仑失败后，主要的列强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稳定，淡化革命和拿破仑的影响。
本章的材料聚焦于有关拿破仑的解释性争论：应当如何理解拿破仑和他的政策？应该把拿破仑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温和维护者还是18世纪传统的开明君主？为了提供对这些问题的见解，这些选段将考察拿破仑如何获得权力以及他的观念、外部政策和国内制度。
原始材料
雷穆莎夫人：回忆录——拿破仑的魅力
拿破仑既不是渴望将法国推向更加革命道路的人，也不是赞同将法国倒退到旧政体体制的人。他掌握权力，承诺既拥护革命的原则也拥护秩序。学者们分析了为什么拿破仑会获得权力这一问题。有些人认为他具备军事和政治才能，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充分利用了所出现的机会。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是雷穆莎夫人（1780—1812年）撰写的作品。作为一名侍候约瑟芬皇后的夫人和拿破仑政府官员的妻子，她直接观察了拿破仑并在她的回忆录里对他进行了描绘。
思考：在雷穆莎看来，拿破仑为什么那么吸引法国人；拿破仑使用了何种手段来保证他的权力？
材料来源：From James Harvey Robison，ed．，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vol．II（Boston：Ginn，1904），pp．491-492．
我能够理解，那些因大革命的骚乱而筋疲力尽、对长久与死亡相连的自由感到恐惧的人，如何希望在一位有能力、命运似乎在向他微笑的统治者统治下获得安宁。我能设想他们把他的上台视为一种运气，满心欢喜地相信他们会不可逆转地获得和平。我自信地认为，那些人非常真诚地相信，无论作为执政还是皇帝，波拿巴都能利用他的权威挫败派系的阴谋，而且能够把我们从无政府的混乱中解救出来。
没人敢说出“共和国”这个字眼，恐怖已经深深地玷污了那一名字。督政府的官员遭到人们的轻蔑，在这种轻蔑中，督政府的统治枯萎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只能依靠一场革命才能发生，而哪怕轻微的动荡都会令法国民众感到恐惧，在民众那里，所有的热情都已丧失殆尽。另外，人们所信任的人接二连三地欺骗了他们，而这一次，他们尽管屈服于武力，但至少相信他们不会欺骗自己。
有一种信仰或者说恐惧广泛传播，即当时只有专制主义才能在法国维持秩序。这成为波拿巴的支柱，而他亲口说他也相信这一点。派系集团不明智的尝试做了对波拿巴有利的事情，后者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他有理由相信他是必不可少的，法国也相信这一点，他甚至成功地说服外国的君主相信，他构成了阻挡共和国影响的屏障，要不是他，共和国的影响会四处传播。当波拿巴把帝国的王冠戴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刻，欧洲的国王们都相信他们头上的王冠因此会更加安全。如果这位新皇帝颁布自由宪法，那么各个国家和国王的和平将会真的永远高枕无忧了。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拿破仑的秘密警察
尽管历史学家们发现了拿破仑统治令人赞赏的各个方面，但是多数人都谴责拿破仑使用秘密警察。约瑟夫·富歇（1763—1820年），即奥特兰托伯爵，在1802年至18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这一机构的首领。富歇集有影响的政治家、警察官和机会主义者的特性于一身。在下面选自其回忆录的选段中，富歇对他的成就进行了吹嘘。
思考：这一文献的可靠性；拿破仑让富歇执行这些活动是否具有合理性。
材料来源：Joseph Fouché，Memoirs（London：Gibbings and Co．，1894），pp．188-191．
关于国内，缺乏一个重要的源泉，即常规警察的源泉，它可以前后相继，并保证帝国的安全。拿破仑本人察觉到这一漏洞，在7月10日颁布了帝国法令，重新任命我担任警察的首领。同时在把警察和司法机关荒唐地混为一体之前，赋予我比以前更强大的职能……
毫无疑问，我拥有许多职衔不等、等级不同的拿薪水的密探。男女都有，根据他们的重要性以及所担负的任务，以每月1000或2000法郎的价格为我所雇用。我直接从他们那里接受书面报告，上面有约定俗成的标记。每隔三个月，我与皇帝交流一下人员目录，为的是避免重复雇用，也为了根据他们偶尔长期、时常临时服务的性质或用地位或用酬劳进行奖赏。
至于政府在国外的警察机构，有两个必要的目标，就是监视友好国家，同时抵抗敌对政府。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由花钱雇用或拿年金的人组成，受委托居住在每个政府附近，或者居住在每个重要城镇，独立于许多由外务部门或皇帝本身所派遣到所有国家的无数秘密机构之外。
我也有我的外国密探。在我的文件柜里，也搜集有禁止法国人阅读的外部的公报，利用这些公报做出的摘要为我自己所用。通过那种手段，我掌握了外国政治最重要的线索。而且与政府的官员配合，执行一项任务，能够控制或平衡负责对外关系的大臣的工作。
因此我远非把我的职责限于间谍活动。国家的所有监狱以及警察部队都在我掌控之下，签署护照签证的权力也归我所有，监督大赦的个人和外国人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在王国的大城市里设立了常设军需部，它把警察网络遍布整个法国，尤其是扩展到了边境线上。
我的警察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以至于人人都说，在我的秘密机构里有三位旧政体的贵族，他们拥有亲王头衔，每天都向我沟通所观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