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这样的设置花费巨大，它耗费了几百万钱财，这些资金是从赌博和卖淫税以及护照批准费中秘密筹措的。然而，所有反对赌博的人，善于思考和立场坚定的人都会同意，在现实的社会状态下，合法地把罪恶转化为利润是必要的罪恶……
有必要大规模组织赌博公司，因为它们的收入不仅仅注定要奖赏我移动的间谍方阵。我任命大佩林担任法国赌博公司的总负责人，他已经经营了赌博业，在上任之后，他把特权扩展到帝国的所有大城镇，条件是除了每天向警察大臣每天缴纳3000法郎外，还要每年支付14万法郎，然而这部分钱并不完全保留在警察大臣手里。
拿破仑的日记
拿破仑在历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可以部分通过他的个人风格得到解释。关于他个性信息的材料主要来自他的日记、回忆录和信件，尤其是那些反思自己的部分。下面的选段出自他1798—1817年的日记。
思考：拿破仑认为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功；拿破仑对他的权力和他的个性的分析；拿破仑如何想被人们记住。
材料来源：R．M．Johnston，ed．，The Corsican：A Diary of Napoleon's Life in His Own Word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10），pp．74，140，166，492，496．
巴黎，1798年1月1日
巴黎的记忆是短暂的。如果我待得更长而无所事事，就会迷失方向。在这座伟大的巴比伦城，一种名声取代另一种名声。在剧院里被人们看到三次后，人们不会再看我，因此我不会经常到那里去。
巴黎，1798年1月29日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我不会再待在这里。他们什么都不会听。我意识到，如果待下来，我的声望很快就会失去。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褪色了，我的名声几乎为人遗忘。小小的欧洲提供的机会如此少，我必须前往东方，我所有的大名声都是在那里得到的。如果远征英格兰成功与否难以预测，恐怕进攻英国的军队会成为东方的军队，而我就要前往埃及。
东方在等待着我！
米兰，1800年6月17日
我刚到达米兰，有点疲乏。
一些匈牙利掷弹兵和德国俘虏经过，认出了第一执政，他们早在1796—1797年的战役中就已经成为战俘。许多人开始充满激情地叫喊：“拿破仑万岁！”
想象力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里的人们并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但是他们刚刚一知道我，就为我的出现而感动，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这样的事件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都出现过！这就是狂热！是的，想象力控制着整个世界。我们现代制度的缺陷是不诉诸想象力。一个人只能为想象力所控制，缺少了想象力他就只是个畜生。
1802年12月30日
我的力量来自我的名声，我的名声来自我取得的胜利。如果我不用更多的光荣和胜利来支撑，力量就会丧失。征服成就了现在的样子，只有征服能够维持我自己。
友谊只是个字眼，我谁都不爱，甚至不爱我的弟兄。也许我有点爱约瑟夫，甚至那样也是出于习惯，因为他是我的长兄。——我爱多罗吗？是的，我爱他，但这是为什么呢？他的性格吸引我：他冷漠、毫无趣味、严厉，而且多罗从不掉眼泪。至于我，你不要以为我在意，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真正的朋友。只要我保持现在的样子，我的脸转向哪里，都能得到我需要的许多人。让妇女去哭泣去吧，那是她们的权利，但至于我，就不要给我任何感情。一个人必须坚定，有刚强的心，不然就把战争和政府扔在一边。
圣赫勒拿岛，1817年3月3日
尽管受到这么多诽谤中伤，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名声。后人会做出公正的判决。真相会大白，我立下的丰功伟业可以与我犯下的过错相提并论。我对结果并不忐忑不安。假如我胜利了，我会带着曾有过的最伟大人物的名声而死去。现在尽管我失败了，人们也会把我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达到的高度无人能比，因为并没有罪恶相伴。我打了50次激战，几乎每次都取得了胜利。我设计并编纂成型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将使我的名字永传后世。我白手起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欧洲在我的脚下。我始终认为君权基于人民。事实上，帝国政府是一种共和国。民族召唤我成为它的首领，我的信条是不分出身或财产，有能者居之，而这种平等的制度就是你们寡头政府如此痛恨我的原因。
圣赫勒拿岛：1817年8月28日
如同那些冒充先知、弥赛亚的许多狂热者一样，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每年都有一些这样的人。明确的是当时人们把观念都固定在唯一的上帝身上，而且那些首次宣讲教义的人得到广泛接受：此为形势使然。我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出身于低级阶层而成为皇帝，因为形势和性情都与我同在。
图像材料
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
雅克·路易·大卫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著名画家，也是自觉将其才能用于宣传艺术的伟大画家之一。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是共和派，创作了大量图画，支持革命和革命所代表的东西。大卫认为“艺术应该……有力地贡献于公众教育”，而且艺术“应当伟大和具有教育意义”；如果一幅作品能够恰当地表现，“出现在民众眼前的英雄主义和公共美德标记会激发人们的灵魂，并植下光荣和为祖国奉献的种子”。
在拿破仑掌握政权后，大卫成了一名波拿巴分子。1800年拿破仑请他创作一幅作品，描绘他带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结果，《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图21.1）这幅作品描绘拿破仑以英雄般的姿态骑在白色坐骑上，沿着汉尼拔和查理曼（他们的名字刻在下面的石头上）的光荣足迹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拿破仑手向上举，可能同时指天和山顶，同时一阵风从他背后吹来——这是表示胜利的惯用象征。在马腹下军队和大炮正沿着小路向上攀登。拿破仑聪明地骑乘了步履稳健的骡子。他还是简单地为大卫摆了姿势，告诉他“需要描绘的是性格和给形象带来活力的内容”。没有人去考察伟大人物的肖像是否相似，只要在肖像中充满着他们的精神就足够了。
图21.1 《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
思考：这幅油画和大卫创作时周围的环境以各种方式描绘了当时政治家和艺术的关系。
安东尼-让·格罗：波拿巴在雅法探望黑死病患者
尽管英国在埃及的阿布奇尔湾取得胜利，消灭了法国的海上力量，但是拿破仑仍然抱有通过陆地征服近东的希望。1799年2月，法国军队从开罗向东北行进进入了加沙和拿撒勒。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法国并没有能够确立对该地区的统治。然而，拿破仑通过促使创作在这场战役中胜利的形象来转移这些失望。
1804年安东尼-让·格罗（1771—1835年）描绘了1799年近东战役中的一个场景，表现英雄的拿破仑展示自己的人道、慈善和高贵。这幅油画（图21.2）记录拿破仑在雅法战斗后，1799年3月11日进入了圣地耶路撒冷雅法城一座黑死病医院的清真寺庭院（有马蹄铁形状的拱门和突出的拱廊）。里面躺着黑死病患者，这场瘟疫最先在阿拉伯守城者中间爆发而后传播到法国人中间。当瘟疫爆发后，拿破仑起初让他的主治医官迪斯詹内特斯（就站在拿破仑的右后方，拿破仑则位于画面的中央）否认疾病的出现。在这里，拿破仑试图通过表现自己不怕感染而且患者得到了很好照顾，来阻止恐慌和激励自己的部队。在这一时刻，显然未受感染而且毫无畏惧的拿破仑伸出手来，甚至触摸了以为法国患者身上可怕的脓包（淋巴腺的发炎红肿，这通常预示着死亡），也许想传达的意思是，他的触摸可以奇迹般地治愈受害的人。就在拿破仑的左后方，一位更加谨慎的官员手拿手帕捂住脸挡住疾病和死者的恶臭。在前景躺着死者和痛苦的垂死者。在左边，一位穿着白袍的阿拉伯医生照顾着病人，一位助手拿着面包分发给需要的人。在右边，一位盲人斜靠在柱子上，努力接近拿破仑，在最下端的右边，一位医生在照顾一位战士时自己垮掉了。背景是白色立方体的房子和雅法高耸的尖塔。在中部的上方，在一座方济各修道院的顶上胜利地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
图21.2 安东尼·让·格罗的油画作品
事实与这幅油画所呈现的历史形象截然不同。在雅法战斗中，拿破仑曾经同意，如果敌方的战士投降会保护他们的生命。但是当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后，拿破仑命令屠杀了3000名俘虏并劫掠了该城。到1799年5月，法国军队退回到埃及。
思考：艺术家想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如何被用作宣传目的。
二手材料
路易斯·贝吉龙：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作为开明君主的拿破仑
如同大多数富有感召力的人物一样，人们很难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评价拿破仑。甚至在他去世之前，关于他的大量传说已经不胫而走。从那时开始，学者们的讨论大都探讨拿破仑应该被视为革命的保护者还是破坏者，他掌握了权力是逆转了革命的潮流还是巩固了这一潮流。在下面的选段中，法国的历史学家路易斯·贝吉龙集中探讨了拿破仑统治对法国的意义，并认为拿破仑不应该被看作别的，而应被视为18世纪的开明君主。
思考：为什么贝吉龙称拿破仑是最后一位开明君主和现代国家提倡者；在贝吉龙看来，什么在拿破仑的控制之外。原始材料和图像材料是否支持贝吉龙的解释。
材料来源：From Beregon 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Copyright 1981 by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因此，关于拿破仑·波拿巴历史作用的解释没有什么疑问。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他仍然是大革命的传播者，是令人赞赏的统治世界的理性工具以及漫长的“与时间对话”（黑格尔）的精神进步的工具。但是对法国而言呢？……就当时似乎不可逆转的方面而言，他当然属于大革命——国民平等、消灭封建制度、取消天主教的特权地位。至于其他，如享受自由、政治制度的形式等，由于自从1789年以来特别不德定，冠冕堂皇的原则和政府的实践之间有许多矛盾，战争的结局和国家的统一一直无法明确，因此该领域为强权人物打开了大门，他以保存大革命基本的成果为条件，在政府方面可以有所创新，并拒绝因各种顾虑而被羁绊。通过让法国安全地停靠在制宪会议不愿离开的海岸，拿破仑最后实现了旧君主无法实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政治的平衡是对当前的革命遗产进行了大手术，进行了一些倒退，并不安地借鉴了一些旧体制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波拿巴的活力和严格的管理重新复活了开明专制主义的试验，这种试验有点为时过晚，因为它所处的环境是已经时过境迁的西欧……
正是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他的政治才能，把他明确坚信的，同时为巨大的个人声望所加强的个人观念和信仰，与对法国大革命什么必要什么可能的明确意识结合在一起——这是在大革命10年之后。“我的政策是在大多数人希望被统治的时候进行统治。我认为那是认可人民主权的方式。”尽管他坚决镇压了最积极反对的少数人，但也克服了大多数法国人冷漠和观望的态度。在社会等级和行政制度方面，他给那些很快就再次成为臣属的法国人，强加了一个他打算永恒保持的连贯的结构，而这反映出他喜欢一致、均衡和效率，也标志该结构是理性化的组织，其中某种思想可以把动力传播到最远端的民众。残存的拿破仑体制中看似僵硬甚至具有压制性的内容，当时却是其力量的源泉，使其成为令人艳羡的样板，具有无可比拟的现代性。
马丁·莱昂斯：拿破仑·波拿巴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近些年来，一些历史学家重新看待拿破仑和他的政体的意义，除了考察他的言语和行为，他们强调他掌握权力以及与波旁王朝旧政体决裂的历史背景。在下面的选段中，马丁·莱昂斯认为拿破仑并非启蒙君主，而是现代国家的建立者，他的政体是1789—179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
思考：莱昂斯说现代国家的创立者指的是什么；贝吉龙和其他人认为拿破仑是开明君主，莱昂斯如何与他们不同；在哪些方面拿破仑的政体是1789—179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
材料来源：Martyn Lyons，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p．295-298．
整个这场革命突出了两个主题。如人们经常描绘得那样，拿破仑是现代国家的创建者。他的政体也1789—179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
这一新的国家出现于大革命而成型于拿破仑，是一个世俗国家，丝毫没有神圣认可的痕迹，而神圣认可是旧君主政体的思想支柱。这个国家以招募的军队和职业官僚为基础。腐败和徇私正式被认定为不合法，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政府是“理性化的”。所有市民的事务，都基于以平等为基础的原则并按照固定的规则进行处理，不是出于君主的心血来潮。尤其是这个现代国家信息灵通，它运用自己的机器收集关于臣属生活和活动的信息。它了解臣属越多，就越能密切地控制他们，也能更有效地向他们征税……
然而在拿破仑手中，这个国家变成了独裁的工具。尽管表面上还说主权在民的原则，但是拿破仑声称他个人体现了人民不可分割的权利，因此他否定了该原则的民主本质。他操纵了一系列公民投票来巩固个人的权威。那时，波拿巴主义不是一种军事独裁，因为它的权利典型地来自1800、1802、1804和1815年与民众意愿的商议。然而，这个政体终结了议会的生活，并对维护代议制民主风格的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了彻底的蔑视。帝国岁月的波拿巴主义是反议会和反自由的。另外，拿破仑的民众独裁严格控制了消息媒介……
把拿破仑与波旁王朝相比，是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把拿破仑变成18世纪后期最后一位开明专制主义者，意味着忽略了把他们区别开来的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是决定性的历史断裂处，它把路易十六和拿破仑·波拿巴完全置于不同的领域。启蒙专制主义者的历史作用是使混乱和摇摇欲坠的旧政体国家结构合理化。他们的目标是从中挤压出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打乱它以不平等和特权为基础的根本框架。他们并不打算削弱等级制度本身。相反，他们站在它的顶峰，而且它的存在才能证明他们权威的正当性。
当波拿巴掌握了权力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彻底改造了等级制度。法律特权和免税权已经被荡涤一空——这是拿破仑特别强调的。波拿巴的任务并不是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榨取更多的资源，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贵族特权、行会、议会和地方自治一起，都已为大革命一扫而空。开明专制主义者的作用是使旧政体合理化，而拿破仑的作用是使新政体合理化。他的任务不是保卫贵族的社会声望（君主们献身于贵族，而且1789年路易十六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连在一起）。拿破仑的作用是建立一些制度，实现新型的平等和机会……
它的社会基础把拿破仑政体和波旁君主制度区别开来，而且使它成为大革命的继承人。正如本书所认为的，拿破仑政体的社会基础基于1789年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
执政府和帝国依赖显贵的支持，该政体有助于界定和培养这些显贵。构成这些显贵的是成功的革命性的土地主资产阶级、职业人员和行政人员，也包括商业和工业界精英。他们支持拿破仑，因为他保留了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成果。他本人就永久地象征着有能者居之。他永久地取消了领主权和贵族特权。他肯定了资产阶级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尤其是对逃亡的贵族财产的出售。他确立了法典，象征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引入了中等教育制度，这符合职业人员和行政管理精英的利益。在许多人看来，创造一个新的帝国贵族似乎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也可以解释为主张一种新的社会优先权。新的帝国贵族是要埋葬旧贵族，等级社会已经陈旧过时。现在的社会不再注重出身和关系，而是宣布了区分不同地位的新标准：财产数量、个人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拿破仑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巩固者，但他并不是所有阶层和社会团体被动的工具。
邦尼G·史密斯：妇女和拿破仑法典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拿破仑和他的统治，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指出，那套理性组织的法典——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遗产之一。该法典体现了许多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而且该法典经过改造，为法国之外的欧洲和西半球所接受。尽管总体而言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法律体系，但是如今历史学家也指出对妇女而言它代表着某种倒退。在下面选自她全面的考察，即《改变生活：1700年以来欧洲妇女史》中，邦尼G·史密斯分析了《拿破仑法典》对妇女的意义。
思考：这部法典在哪些方面使妇女在法律和经济上依赖男人；该法典支持何种妇女适当角色的概念；该法典支持何种男人适当角色的概念。
材料来源：From Bonnie G．Smith，Changing Lives：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Since 1700，pp．120-122．Copyright 1989 by D．C．Heath and Co．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首先，妇女在结婚后获得丈夫的国籍。这使得妇女与国家的联系变成间接的，因为这种联系要依赖丈夫。其次，妇女不得不居住在丈夫喜欢的地方。妇女不能参与法律诉讼、在法庭充当证人或者在诸如出生、死亡和婚姻等民事行为中充当证人。降低了妇女的民事地位就等于提高了男性个体的民事地位。而且，法典即使不是取消了也是减少了男性在性行为方面的责任，而将其直接推给了妇女。例如，男子在非婚生子女诉讼中不再受到影响，在法律上也不对私生子的养育负责任。如果妇女生育了私生子就会在经济上被削弱，而男人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最后，妇女通奸要受到监禁和罚款的惩罚，除非丈夫发慈悲把妻子领回去。然而，男人却不会受到这样的制裁，除非他把性伙伴带回家里。女性的性行为公开为法律规定和监督，而男子的性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任何犯罪的地方。因此男性的性行为几乎没有限制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女性的性行为只有在严格的家庭界限内才被接受。拿破仑法典把妇女产生道德的责任制度化——道德这个词在公民定义之中获得了性的含义。
拿破仑法典把女性在新政体中占有的空间定义为婚姻的、母亲的和家庭的——所有的公共事务都由男人决定。由于财产法削弱了妇女经济独立以及在家庭之外生存的可能性，这种限制更加有效。总体而言，妇女并没有对财产的控制权。即使她的婚姻基于契约，保证她独立计算自己的嫁妆，她的丈夫仍然管理性地控制资金。丈夫和父亲的管理权取代了家长的专断统治，更加符合现代统治观念。政府官员们不再是满足国王的意愿，而是满足国家的最大利益，就如同父亲增加家庭的福利。这种对妇女的经济控制各个阶层都是如此。妇女的收入归于丈夫，没有丈夫的允许妇女不能在集市上买卖和从事其他商业。一旦妇女获得允许，她确实会获得某种法律地位，在那种地位从事商业的妇女可能会被起诉。另一方面，她并不控制利润——这些利润总是要交给丈夫，而且法庭记录表明这种控制不断加强。而且，丈夫对经商妇女财产的权力表明财产要传递给丈夫的后代而不是她的后代。所有这些条款说明在最严格意义上妇女不能自由或独立地活动。
拿破仑法典影响了欧洲和新大陆许多法律体系，并在广泛基础上设定了对待妇女的条款。法典通过把自治权和经济财富由女性转移到男性而确立了男性的权力，区分了性别角色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从法典对待妇女的内容，你可以看出它是由男人撰写的”，一位年长的妇女对这一新的法令是这样反应的。妇女的出版物抗议在享受了10年更加公平的法律之后到来的突然压制。甚至在1820年代，向妇女解释法典的书籍也总是认可她们的愤怒。法典条款的合理性暗含着男性勇武而女性柔弱的观念。基于男女天性的论据，既导致了所有男人的平等也加强了妇女所谓身体低劣的后果。一位作家根据性别来看天性，看到“男性有更大的力量，相对于妇女柔弱，即缺乏活力和天性谦逊，男性性情活跃和自信。”在法典编纂的时期，编纂者们在两个方面看待天性。在仅仅创建关于男人的学说时，天性使人想到抽象的权利。然而，如果妇女包括进来，天性就变成了经验性的，说女性身体条件不如男性。尽管矮男人和高男人平等，但是女人仅仅因为不如男人大就会不平等。
因此在法律学家看来，妇女需要保护，这种保护可在家庭内部找到。他们坚持说，该法律为妇女提供了保护，使她免受个别男性暴力的侵害，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就这样立法者用法律为女性正式划定了一个私人空间，她们在其中没有任何权利。同时，人们认为法典可以保护妇女免遭最初允许的虐待。法学家并不把可能发生的数量极少的虐待视为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他们认为法典是“确保世袭财产的安全和恢复家庭的秩序。”旧政体为妇女保留了“领地”的形式，对他们而言这无关紧要——这个名词是指一个人一生不变的环境，他生于此而且一直处于其中。为了鼓励流动取消了男子的领地，但是继续为妇女保留着。
到拿破仑法典生效时，除了弟兄姐妹继承权平等的条款外，没有为妇女保留什么自由的革命规划。该法典为财产至上和个人成功清除了道路。它宣告了流动的时代，标志着有能力者和英雄的兴起。该法典并没有为妇女留下那种攫取或英雄主义的空间。相反，妇女的王国限于美德、生育和家庭。
本章问题
1．通过考察本章的材料，你如何解释拿破仑获得并有效地行使了权利？
2．拿破仑在哪些方面保留和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在哪些方面削弱了这些原则？
22．工业化和社会变化
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的英国，改变了西方的经济生活。在拿破仑时期以后它扩展到西欧，而且到19世纪末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都受到它的浸染。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经济空前增长、工厂生产制度以及新型人工动力的运输机器和机械操作。其潜力无比巨大，人类首次有能力生产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人口需要的物品。那种潜力是否能够实现，需要花何种代价，仍有待观察。
随工业化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社会大变革。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受工业化的影响最大，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对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都有所增长。但中产阶级获益最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声誉日隆，而且政治影响不断增加。工人阶级在最初几十年里是否从工业化中获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很清楚的是，正是这个阶级背负着城市社会问题的负担：过分拥挤的贫民窟、糟糕的卫生状况、不充足的社会服务以及大量相关的问题。贵族、农民和手艺人——这些阶层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比较陈旧的生产手段相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数不断减少，社会的重要性降低。
本章的选段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探讨工业化。要陈述经济史中争议颇大的问题。为什么工业化首先发生在英国？英国和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有怎样的区别？大多数材料都与工业化的人类后果、社会史的问题有关。最广泛的利益领域、工业化对直接参与的工人的影响，都得到了考察。工厂中的工作条件如何？工业化如何影响了这些人的总体生活方式。工业革命的后果是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些材料也探讨了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态度和价值观。中产阶级如何看待工业化？这个阶级对金钱持怎样的态度？妇女的态度和对待妇女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章集中探讨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应该承认工业化的传播并不均衡。直到19世纪后半叶甚至20世纪初，工业化才传播到南欧和东欧的许多地区。
原始材料
1833年《工厂法》的证据：英国的工作环境
工业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卷入其中的人们很快就感觉到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工厂和矿井的工作环境。在工业化最初几十年里并没有政府对工作环境的控制和有效的劳工组织，劳动者因此任由在竞争世界追逐利润的工厂主摆布。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议会对工厂和煤矿的劳动环境进行了调查，最终导致了1833年《工厂法》等法律的颁布。议会的这些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工作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的态度方面的资料。下列的选段选取了三段议会委员会对工厂童工的调查。第一段是东北英国医学检查委员会所做的总结。第二段是一所丝绸工厂的管理员约翰·赖特的证词。第三段是一位丝绸工厂主威廉·哈特尔的证词。
思考：这些人将什么视为对工厂劳工的虐待；工作环境恶劣的原因；哈特尔如何维护自己，反对人们对他虐待劳工的指控；这些证据会有什么偏见。
材料来源：Commission for Inquiry into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Factories，Second Report，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Reports by the Medical Commissioners，vol．V，Session 29 January-20 August，1883（London：his Majesty's Printing Office，1833），pp．5，26-28．
医学检查委员会的证据
有关英国东北部大城市劳动人口身体状况的调查非常不利。委员们这样描述这一地区：“我们发现了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5岁的孩子被派去一天工作13小时，通常9岁、10岁和11岁的孩子被指派工作14和15小时。”委员们在许多例子中确证的结果是“畸形”，更多的是“发育迟缓、肌肉松弛、身材单薄”，“长骨的末端扭曲，膝盖、踝关节等处的韧带松弛”。如果说这样的结果普遍到人们总是能够把工厂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分辨出来，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有些夸张和不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的总体状况，同时也必须说，可以看到辛苦劳作造成这一或那一后果的个别例子也不在少数……
“总体而言，我内心毫不怀疑，在许多工厂所实行的制度下，劳动阶级的孩子们需要而且必须有法律保护，反对他们的主人和父母之间无意达成的阴谋，让他们从事他们的体力无法承受的辛苦劳动。
“作为结论，我认为这清楚证明，孩子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不合情理、非常过分，人们甚至指望成年人承担超过人类极限的工作量。我建议任何14岁以下的孩子在任何工厂工作都不能超过每天8小时。我建议14岁以上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工作都不能超过每天12小时。作为医生，我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通过劳动糊口的人工作时间都限定在10小时之内。”
约翰·赖特的证词
你受雇于丝绸工厂多长时间？——30多年。
你是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进来了？——是的，5到6岁之间。
那时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30年前和现在都是一样的。
到底工作时间多长呢？——一天11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加班：加班时间是从晚上6点工作到8点。正常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另外两个小时是加班时间，大约50年前他们就开始了加班工作……
那么，为什么人们说那些被他们雇用的人条件非常恶劣？——首先，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有些房间40人，有些50人，有些60人，我知道有些房间达到100人，这肯定对身体和成长都有伤害。其次，厕所就在工厂里，它经常发出难闻的气味，在未来建立丝绸工厂时应当注意在厕所门和工厂的墙之间设置一个网眼结构的厅堂。第三，第一道工序的无聊沉闷以及一成不变，使他的手也变得没有力气。第四，孩子们被迫工作和封闭的时间非常长，合计一周有76个小时……第五，我们一年中大约有6个月被迫使用煤气、蜡烛或油灯，那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一天6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同样的烟雾和煤烟中工作，而且在丝绸工厂里也大量使用油和油脂。
目前的劳动制度有何后果？——根据我最早的记忆，我发现后果是对工人的健康损害极大。我经常看到孩子们被带到工厂，无法行走，那完全由于过度劳动和封闭。劳动者身体的退化难以言表：我的两个姐妹经常被迫在工厂和家里帮工，她们很快就不能再行走了，腿完全瘸了。在另一个地方，我记得在10到20年前，（麦瑟斯·贝克尔和皮尔森）与大约25个人一起在麦克莱斯菲尔德的一个大公司工作，他们在那里只有一半的人适合为陛下服务。那些肢体直的人生长迟缓，在力气方面都逊于他们的父辈。由于过度劳动和封闭，他们吃饭完全没了胃口，无精打采袭向他的全身——深入到核心部位——削弱了好体质的基础——使我们的力气丧失。由于延长劳动，该城的各个地方伤残的人明显增加，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和了解的……
这些伤残都是在丝绸工厂里造成的吗？——是的，我相信是的……
威廉·哈特尔的证词
如果把劳动时间缩短到10小时对你的生产会带来什么影响？——那就会马上大大降低作坊和机器的价值，结果会大大损害我的生产。
怎么会这样？——它们计划好在一定时间里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机器的价值与它在特定时间里生产的产品数量成正比。让机器在10个小时里生产12个小时的产品是不可能的。如果照料机器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那么产品数量并不总是精确地与劳动时间成比例，但是在我的作坊里，在所有的丝绸作坊里，生产所需要花费的劳动是非常非常小的。因此，机器在10个小时里生产12个小时的产品是绝对不可能的，生产量与劳动时间是完全成正比的。
本杰明·迪斯累里：女巫或两个种族——采矿城镇
19世纪的小说，对工业生活进行了某些生动的描绘。小说家和政治家，曾经担任英国首相（1867—1868年，1874—1880年）的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年），在其小说《女巫或两个种族》（1845年）中，除了类似的描绘外，也说明了一些改革派托利党贵族的思考，他们有时也被称作“年轻的英格兰”。他们希望获得工人阶级支持，反对他们的政敌自由辉格党。在下面选自他小说的片段中，迪斯累里描绘了一个乡村采矿小镇摩尔尼。
思考：对土地和城镇而言工业化的物质后果；在迪斯累里看来工业劳动最糟糕地方是什么；如何将这一描述与后面恩格斯作品选段中的观点进行比较；如果这样的人存在的话，迪斯累里会为此谴责谁。
材料来源：Benjamin Disraeli，Sybil，or the Two Nations（New York：M．Walter Dunne，1904），pp．198-200．
最后一抹斜阳努力穿透漂浮在乡村上空的烟云，映射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个地区一马平川，只是在远处有一列石灰岩的小山，极目远望，大量不起眼的村舍小屋散落在数英里的土地上。有些房屋是孤零零的，有些连成一排，有些则聚成一团，但没有形成任何贯通的街道，而是不断为炽热的火炉、煤堆和冒烟的铁矿石所阻断。锻造车间和火车机头的烟囱四处冒着气咆哮着，表明到处存在矿井口和煤坑地层。尽管整个乡村可以比作一个大的养兔场，然而它横贯着许多河道，在不同的高度相互交叉。尽管人们在地下贪婪地挖啊挖，经常看到由于土地空洞松软导致整排的房子倾斜，但是这些房子仍然与成堆的矿坑垃圾或金属渣滓混在一起，这里和那里还能够看到星星点点的小块土地，嘲弄似地覆盖着草和谷物，看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读到的那些绅士的子孙，被扫烟囱的人偷走，只是在他们肮脏污秽的衣服下面还隐隐透露出他们的教养。但是在这个肮脏而非凄凉的地方，大树和灌木丛之类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现在是黄昏时分，此时在南方地区，农民们在日落之前跪拜那位神圣的希伯来少女；大篷车停下了跨越大沙漠的漫长旅程，戴头巾的旅行者在沙子中弯下腰来，向那块圣石和圣城表示敬意；此时也不乏神圣地宣布中断英国的辛苦劳作，把矿工们送出来呼吸地上的空气，凝望一下天上的光线。
他们涌出来了：矿井送出了它的人群，矿坑送出了它的奴隶；锻造厂沉寂了，机车头安静了。平地上充满了成群的人：一群群强壮的人，肩部宽阔，肌肉有力，因长时间劳作而浑身湿透，如热带的孩子那样漆黑；成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但是从服装和说话方面已经无法分辨；所有人都穿着男性服装，争论时从嘴里流出的会令男人战果的咒骂，注定成了低声诉说的甜言蜜语。而这些人要成为，而且已经有些人已经成为英国的母亲们！但是当我们想起她们生活的原始简陋，难道会惊讶她们语言的粗俗不堪吗？衣服裸露到腰部，一条系在皮带上的铁链游走在她穿着帆布裤子的两腿之间，一位英国女孩一天12小时甚至16小时，用双手双脚沿着地下黑暗、陡峭、潮湿的通道把煤桶拖拉到上面，这些情形似乎已经摆脱了取消黑奴的社会的注意。那些可敬的先生们，似乎对那些管理通风口的小孩的痛苦麻木不仁，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样，这项工作也是非常痛苦的。
看，在地球的深处这些人也出来了！四五岁的婴儿，大多数是女孩，漂亮，仍然很柔弱和羞怯。他们被指派完成相应的工作，那种工作的性质决定他们有必要最早进入矿井而最后走出矿井。他们的劳动确实并不艰苦，因为那根本不可能，但那种工作要在黑暗和孤独中度过。他们要忍受哲学博爱主义为最可怕的罪犯所发明的那种惩罚，而那些罪犯认为那比死还要痛苦。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所有那些让这些管通风口的小孩回想起所离开的世界和曾经参与的世界的，只有运煤车的通过，他们为它打开通道的气门，除了在通过的时间外，矿井和受雇人员的生命完全依赖于要让这些门始终紧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对当时许多人而言，工厂里的童工和艰苦环境下的矿井，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作条件的最令人震惊的变化。然而，某些调查者全面记录了英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最出名的调查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他是一位德国纺织厂主的儿子。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迁居英国，他在那里除了学习商业外，还旅行了许多城市参观工人阶级的地区并与他们交谈。他很快就成为他的朋友、现代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下面的选段选自他根据研究而撰写的书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初版于1845年。在这里，恩格斯集中探讨英国工业城市中工人的生活环境。
思考：恩格斯认为穷人所面临的最糟糕的健康状况是什么；针对这些环境如何影响了穷人的心理和身体，恩格斯做了什么分析；这些描述如何会在童工委员会面前提供更多的证据（前面所节选的材料）。
材料来源：Friedrich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trans．and ed．by W．O．Henderson and W．H．，Chaloner．（Stand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0-111．
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加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么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萨缪尔·斯迈尔斯：自助——中产阶级的态度
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一些学说发展起来，反映和迎合了他们的态度。这些学说有助于给中产阶级的地位提供依据，支持它通常所赞成的政策，并使工人阶级的穷困地位合理化。这些学说大都出现在萨缪尔·斯迈尔斯的通俗著作《自助》中，他是一位医生、编辑、两条铁路的负责人和作家。这本著作初版于1859年，在英国非常畅销并被翻译成许多语言。下面的选段很好地说明了这本书所表现的个人主义和道德口吻。
思考：斯迈尔斯主张自助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如何为此进行辩护；斯迈尔斯如何分析工人阶级的状况，他对提交到议会童工委员会的证据如何反应。
材料来源：Samuel Smiles，Self-Help（Chicago：Belford，Clarke，1881），pp，21-23，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