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追溯自以为是之人的特征，我们相信，如果把在原则上仅趋向于把组成社会的各种成分个人化的事物秩序也称为社会的话，那么我们也已经追溯了当时社会的特征。自以为是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信仰的指导者，成为他愿意据此来管束自己或让其他人来约束自己和邻居的法律的仲裁人。简而言之，他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信仰、行动以及指导行动之原则的唯一法官……
政府失去了它们的平衡之后，就会被社会中间阶级的叫嚷所恐吓和置于混乱中，这个阶层位于国王和他们的臣属中间，折断了了君主的权杖，盗用了民众的哭诉——这个阶层经常被人民所否定，然而人民那么愿意聆听他，那些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重新变得一文不值的人却拥抱他、害怕他。
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阶层用盲目的狂怒和憎恨放纵自己，这证明它非常恐惧而非对自己事业的成功有任何信心，它诉诸各种手段，只要这些手段能够缓解它对权力的渴望，它致力于劝说国王把自己的权利限定在高坐王位，而让人民去统治，对几个世纪遗赠下来的既神圣又有价值的对人的尊重，它统统攻击——事实上是否定过去的价值观，宣称他们自己是未来的主人。我们看到这个阶层穿戴上各种伪装，根据场合联合或者拆分，第二天便相互剥夺所有的战利品。它拥有报纸，并用它鼓动不信神、不服从宗教和国家的法律，甚至鼓吹说，对那些渴望获得某些好处的人来说，谋杀是一种义务。
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保守派的镇压
政治领导人极力主张保守主义，反对任何所觉察到的来自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的威胁，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合作和行动，即所谓的欧洲同盟政策。另一方面是在国内采取同样的措施反对同样的威胁，如德国就在1819年颁布了《卡尔斯巴德法令》。这些法令由奥地利和普鲁士通过德意志联邦议会推行，但主要是由梅特涅首相推行，来应对反抗维也纳国会之原则的民族学生运动，下面的选段选自该法令，主要关于大学、出版物以及所有的“革命密谋”。
思考：这些法令的目的以及用以影响这些目的的手段；这些法令与梅特涅在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秘密备忘录的“信仰的坦白”中所表现的态度是否一致；有效推行这些法令的后果。
材料来源：From James Harvey Robison，ed．，“The Reaction after 1815 and European Policy of Metternich，”in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or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vol．1，no．3，ed．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898），pp．16-20．
关于大学的临时法令，全体通过，1819年9月20日
2．联邦政府相互保证，要将下列老师从大学或其他公共教育机构中清除出去：他们明显背离了自己的职责，超越了他们职能的界限，滥用他们对年轻头脑的合法影响，宣传与公共秩序敌对或颠覆现存政府制度，明白无误地证明他们不适合担任委托给他们的重要职位……
3．这些法律长期以来针对大学里的秘密和非法社团，应该严格执行。这些法律尤其适用于数年以来以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创设的团体，因为那一社团的概念包含着完全禁止的永久社团计划，以及各种大学之间经常的联系。在该方面进行特定监督的职责应当交给政府的特定机构。
为期五年的出版法
1．只要该法令仍然有效，任何以每日发行或内容不超过20页的系列形式发行的出版物，在政府官员未事先了解并批准同意的情况下，均不得出版发行。
6．……而且第一部分所列举的出版物，无论在德国的哪个地方出现，只要议会根据所任命的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它们对联盟的荣誉、个别国家的安全以及德国和平和安宁的维持有害，有权不经申请就用自己的权威进行压制。对此决定不可上诉，而且相关政府必须保证执行。
在美因兹设立调查委员会
第一款：从该法令通过之日起，两周之内，要由联邦发起，在美因兹城和联邦要塞召集特别调查委员会，由包括主席在内的7名成员组成。
第二款：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尽可能全面详尽地联合调查与下列事务有关的事情，即针对现存制度、联邦和个体国家内部之和平而出现的革命密谋的起源和多重后果：那些密谋的存在多多少少已经有某些清晰的证据，或也可以在调查过程中产生。
杰里米·边沁：英国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根源深远而又多样，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及以后约翰·洛克的作品。到自由主义在19世纪开始繁荣之前，它有特别浓重的英国传统。也许19世纪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是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他最著名的是创建了功利主义理论以及提倡对许多英国的制度进行改革。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追随者的观念和努力，构成了英国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和自由改革的潮流之一。下面的选段中第一段选自边沁的《道德和法律原理导论》（1789年），集中探讨功利原则。第二段选自他的《政治经济手册》（1798年），指出他关于政治经济政策的观点。
思考：边沁的功利原理真正指什么；根据功利原则政府总体上恰当的作用是什么；他如何解释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恰当角色。
材料来源：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876），pp．1-3；John Bowring，ed．，Bentham's Works，vol．III（Edinburgh：William Tait，1843），pp．33-35．
1．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最高主人的控制之下，它们是痛苦和欢愉。它们指明我们必须做什么，而且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一方面是对与错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两者都紧紧地系于它们的王座。它们控制着我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我们做出的任何摆脱臣服的努力，都会进一步表明和肯定这种臣服。一句话，一个人企图弃绝它们的王国，但事实上，他将始终臣服于它。“功利原则”承认这种臣服，并认为它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其目标是通过理性和法律之手来创建幸福的构造。试图对它提出质疑的制度，所从事的是用声音代替感觉、用狂想代替理性、用黑暗取代光明。
但是象征和雄辩已经太多了，改善道德科学并不是靠这样的手段。
2．功利原理是目前工作的基础，因此从一开始就清晰明确地表述它的含义是非常合适的。功利原则是指这样的原则，它赞成或者不赞成每一项行动，不管这项行动是什么，关键要看它要增加还是减少利益所系的当事人的幸福，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否促进或阻碍那种幸福。我所说的是每一项行动，不管这项行动是什么，因此它不仅包括个人的每项行动，也包括政府的每一项措施。
3．功利是指各种形式的财产，借此可以产生利益、好处、快乐、善或幸福（在目前情况下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或者（接下来的也是一样的）阻止利益所系的当事人的不幸、痛苦、罪恶或悲伤。如果那个当事人指整个社团，那么就是指整个社团的幸福，如果当事人是某个具体的个人，则指那个个人的幸福。
4．团体的利益是某种最总体的说法，它可以出现在道德的措辞中，难怪它的含义经常会失去。如果说它有意义的话，也不过如此。团体是一种虚构体，是由被认为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的。那么团体的利益是什么？——是组成团体的某些成员的利益总和。
5．如果没有理解个人的利益所在，谈论团体的利益是虚妄的。当人们说一件事情促进了或者说为了某个人的利益时，就是说它会增加一个人的快乐总量，或者反过来说，它会减少一个人的痛苦总量。
6．当一项行动所具有的增加团体幸福的趋势大于减少幸福的趋势时，人们就可以说它适合功利的原则，或者简而言之符合功利（一般来说该含义与团体有关）。
7．当政府的措施（这只是特定的行动，有特定的人或一群人来执行）所具有的增加团体幸福的趋势大于减少幸福的趋势时，人们就可以说它适合于功利原则或者为该原则所支配。
所以，实际的问题是代表自身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计划好的目标？而且在何种情况下政府会促进这些目标？
为了促成总体国家财富的增加，或者为了增加生存和享受的财富，总体的原则应该是，不问特定的理由是什么，政府应该什么也不做或不试图去做。在这些情况下，政府的座右铭或格言应该是——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出于两个主要原因：
1．总体而言，为此目的政府的任何干涉都是不必要的。构成整个团体收入的，是属于团体的某些个人财富的总和。而总体而言，他个人特定的份额的增加，包含在每个人努力和关心的恒久目标之中。总体而言，没有人如你自己那般了解什么代表你的利益——没有人愿意那么辛苦和坚定不移地去从事它。
2．总体而言，由于无助于甚至阻碍计划中的目标达成，它可能还是有害的。每个人比政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维持和增加自己财产份额的手段，可能比政府在他的情况下或为了他的利益所采取的步骤更加有效。
而且，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人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或约束，它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具有全面和持久的害处……
……除了某些例外以及那些不太重要的情况外，让一个人根据他所占有的财富自由地追求自己最大限度的快乐，可以最有效地保证获得最大的快乐。这在任何人那里都不欠缺。适用于这种场合的力量——财富、金钱上的力量——政府之手如果不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取，就不可能给予一个人，因此通过这样的干涉，总体上不会有任何力量的增加。
在这方面政府干预所获得的收获，主要是和知识的头脑有关。有些场合，为了总体的公共利益，要靠政府的力量来创造和传播这一或那一部分的知识。如果不由政府要求创造这些知识，那些知识既不会创造出来也不会得到传播。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为此目的这一总体原则——沉默——所基于的理由。因此无论什么措施，如果没有理由证明是那种原则的例外，就要被视为不属于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整个技巧就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安全和自由就成了那一事业所要求的全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是非常适度和合理的，就像第欧根尼向亚历山大提出的那样：“离开我的阳光”。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只要求安全和畅通的道路。
《经济学家》，1851年：自由主义——进步和乐观主义
自由主义者通常相信进步，而且对他们自己的时代和未来非常乐观。到该世纪中期，自由主义在欧洲主要的经济强国英国广泛传播。因此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特别自信和骄傲，这表现在下面选自1851年刊登于《经济学家》杂志的两篇文章中。该杂志特别受富裕中产阶级的欢迎。
思考：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待19世纪上半叶的伟大进步；从这些变化中谁受益最多；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会如何回应。
材料来源：The Economist（London），vol．IX，January 4，1851，p．5；January 18，1851，p．57．
经济学家因其性质和职业，一般被认为是冰冷的、精于计算的和没有热情的人。如果我们说，我们认为与19世纪头50年休戚与共特别幸福和荣幸，但愿没有玷污这一时期……
这个时代见证了物质幸福方方面面的飞跃。关于财富、生活艺术、科学发现以及用来促进舒适、健康、安全、人的能力、公共和私人道德、知识的改善与传播、社会慈善和公正的意识、宗教自由和政治智慧，我们不必一一细说——最后的50年更加快速和深入地把我们推向进步，超越了近代社会的任何50年……在我们所列举的许多具体领域，该时期都表现出超越以前任何时代的快速和惊人的进步。就文明化的欧洲而言，18和19世纪在某些关键方面的差距，要大于1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差异。
我们只要简单提到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如在道德方面所拥有的35年和平；如博爱和公正地相信大众的幸福而非一两个阶层的幸福才是社会关心的目标；人们接受取消奴隶制的人道倾向；刑罚制度的改善以及所产生的对其功效的怀疑；宗教宽容方面的进步以及相互容忍；水上和陆地上将蒸汽用于机头以及在物理学方面全世界交通的重大进展；——如发明和总体引进了煤气；使用铁路和电报、将机器广泛应用于所有生活艺术中，中止了各种非常伤害人体的劳作，农业是个例外，但那里虽然患风湿病的劳动者成倍增加，因为贫穷和在各种天气下过度劳动变得提前衰老，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只要一提到一些这样的事件，我们就确信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比记录中的任何时代都更多地充满了奇迹。
宪章派的第一份请愿书：英国变化的要求
尽管保守派努力进行压制，但1815—1848年间欧洲还是发生了改革运动。最后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保守派特别恐惧的革命。英国是个例外，但针对英国变革的失败，这些政治运动也差一点导致暴力反抗。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是宪章运动，宪章派的主要成员是工人阶级，他们要求为了自身而进行改革。下面的选段选自1838年呈现给众议院的第一份宪章。后继的宪章呈现于1842年和1848年。每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有可能转向暴力反抗，而且每一次议会都拒绝了宪章派的要求，只是到19世纪末才大部分满足了这些要求。
思考：宪章派所提要求的性质；宪章派希望通过什么手段达到这些目的；梅特涅会如何分析这些要求。
材料来源：From R．G．Gammage，History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2 nd ed．（Newcastle-on-Tyne，England：Browne and Browne，1894），pp．88-90．
既然要求我们一概奉公守法，那么天性和理性就赋予我们权利，要求在立法时要绝对聆听民众的声音。我们履行自由人的义务，就必须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普选权。为了避免富人和有权势者的利诱威逼，必须进行秘密选举。为了充分实施权利，我们在运用这项权利时必须不受任何约束。我们要求的是实际利益，而不是表面利益，因此我们要求投票表决。为了达到有益的结果，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密切。为了纠正错误和进行指导，立法和选举机关应当经常进行联系。某些错误，若易于为民众迅速纠正，本来是非常轻微的，但是如果任其在长期的强迫容忍下因循成习，则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公共安全，同时为了民众的信任，有必要进行经常的选举。因此，我们要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那么选择的范围必须不受限制。现有的法律强迫我们选举那些无法了解或者不太同情我们的人当代表；选举已经退休、不在感受业务烦扰的商人、那些不了解土地上发生的罪恶和纠正方法的土地主、那些追求议会荣誉，只为博取法庭上声望的律师。一个勤勤恳恳履行职责的代表的劳动是繁重的。让他们继续无报酬地劳动，不公正、不合理，也不安全。我们要求在将来贵族院成员选举中，选民的意见应作为唯一的标准。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代表，应该在受召为公众服务期间，从公共税收中获得一笔适当的酬金。迄今为止，这个强大王国的治理，一直是相互倾轧的宗派尝试自己自私实验的试验品。我们已经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感受到这种后果。欢乐无常如微光一闪，迅速被漫长黑暗的痛苦岁月所吞没。如果人民自主的政府不能消除他们的灾难，那么它至少可以消除他们的抱怨。普选，也只有普选能够给国家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为此请贵院认真考虑我们的请愿，做出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呵护宪法的手段，通过一项法律，给每一位达到法定年龄、精神健全、未被宣判有罪的男性，以投票选举议员的权利，并规定未来的议员选举都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而且规定以这样的方式选出的议会，任期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一年，并取消议员资格的所有财产限制，在他们履行议员职责期间给予应得的报酬。
“请愿者不胜感恩。”
《年度纪事》，1848年：德国1848年革命目击记
1848年革命在欧洲爆发。法国的二月革命似乎成为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革命的导火索。确实，在法国爆发革命的数天内，德国确立的政府就面临变革要求、游行和革命。下面是目击1848年3月德国所发生某些事件的人的叙述，发表在伦敦的《年度纪事》上。
思考：这是否暗示着某种革命行动的方式；要求变革的性质；所确立的政府如何反应。
材料来源：Louis L．Snyder，ed．，Document of German History（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pp．174-175．
为了清晰明白地叙述今年在德国发生的复杂事件，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安排的问题。因为在各个独立王国的革命运动之外，始终有创建德国新民族的企图，这个民族以所有国家的同盟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大议会并在法兰克福建立中央行政部门……
在德国的西南部国家，法国革命的影响最先显现。2月29日，巴登大公接待了臣民的代表，他们要求出版自由、建立国民军和陪审团审判。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以作为自由领导人著称的M·威尔克尔被任命为大臣。
3月3日，在莱茵的省份，由科隆带头，也依例而行。4日，在威斯巴登和法兰克福，5日在杜塞尔多夫也发生了类似的游行。3月3日，科隆的民众聚集到市政厅门前，当时正在召开市议会，他们要求承认某些权利，这些内容写在小纸片上，在民众中间传来传去。其中包括：（1）普选权，所有的立法和政府均由民众产生。（2）出版和言论自由。（3）取消常备军和武装民众，他们自行选举自己的长官。（4）全面的公民集会权。（5）保护劳工，保证各种必需品的供应。（6）对所有儿童实行国民教育。
然而，军队调集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街道上的人清除了。
在拿骚的威斯巴登，大量的民众4日在宫殿对面聚会，要求在他们自行选举的领导人领导下全面武装民众；完全的出版自由；建立德国议会；公开集会的权利；由陪审团进行公开或口头的审判；控制大公的领地；召开第二次会议拟定基于民众的新选举法，并清除对宗教自由的所有限制。大公当时外出在巴黎，但公爵夫人在宫殿的阳台上向民众保证，她的继子，即公爵会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结果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公爵夫人保证同意这些要求。同一天下午，公爵回来了，立即向民众发表讲话，全面认可了公爵夫人和大臣们所同意的要求。
威廉·华兹华斯：转折——自然的美丽
浪漫派的主题反映在其他文化形式中，也反映在诗歌中。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的作品在早期集中于浪漫主题。他强调个人和自然的美丽之间的关系。华兹华斯在生前得到广泛认可，最后被授予英国桂冠诗人。下面的诗歌《转折》初次发表于1798年。
思考：这首诗歌如何被视为对启蒙运动的否定；这首诗歌在哪些方面与本章后面所选取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强调的主题有关。
材料来源：Edward Dowden，ed．，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vol．IV（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93），pp．198-199．
起来！朋友！快把书本抛开，
不然你准屈背伛腰；
起来！朋友！快点笑逐颜开，
为何要烦恼操劳？
夕阳正缓步在山头，
以温煦艳丽的霞光，
遍洒连绵的青绿麦田，
为傍晚涂上一抹金黄。
书本！无止境的无种差事：
远不如倾听林中红雀歌唱；
她的歌声多甜美！我发誓，
其中有更多的智能回荡。
你听！那画眉的歌声多嘹亮，
做传道的牧师，它最称职；
快快跃入这万象的辉光，
让大自然做你的导师。
她拥有无尽的现成珍宝，
丰富我们的心灵——
自在的智慧，焕发着健康；
醇厚的真理，洋溢着舒爽。
春天树林里的一阵悸动，
便能远比一切的贤哲，
帮你分辨善良与邪恶，
更能教导你人性的种种。
大自然的智慧多么芬芳，
人类的理智偏要干预，
扭曲了万物的美好形象——
谋杀了一切，只为剖析。
别再为科学与技艺大放厥词，
荒瘠的书本也可抛在脚下；
你只须备妥一份心智——
敏于观察，善于接纳。
图像材料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克：《雪中的修道院墓园》
《雪中的修道院墓园》（图23.1）是由北德著名艺术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克于1819年绘制的。中间是一座修道院教堂的唱诗班建筑遗迹，周围环绕着白雪覆盖的墓园和落叶的冬季森林。左边，一列僧侣随着一具棺木进入遗迹。
图23.1 雪中的修道院墓园
这幅油画代表了浪漫主义、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许多典型要素。风景尽管在视觉上非常精确，但超越了现实主义：光线太充足，教堂太雄伟、周围的森林布局太匀称，而葬礼却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葬礼并不在废墟中举行）。这幅绘画通过暗示，否定了启蒙理性主义和19世纪城市生活的限制。相反，唤起了中世纪的浪漫样式、自然的精神性和基督教的光荣。尤其是一些小人物被置于宏大的背景中，揭示了浪漫的渴望要被永恒的性质所压制。浪漫主义的特色是宣扬情感高于理性，即使要表达的是一种悲伤的情感。
思考：这幅绘画的浪漫主义在哪些方面与华兹华斯的诗歌以及下面夏多布里昂所描绘的哥特教堂相一致。
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部分是对理性主义、城市化和世俗主义等新潮流的反抗。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殊联系，尤其是渴望简单的生活、尊重传统宗教以及乡村生活和人类习惯一致的意识。这表现在下面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年）《基督教真谛》的选段中，他是一位保守的法国政治家和作家。这部著作出版于1802年，流传极广，并使夏多布里昂成为法国保守派的领袖。夏多布里昂在这里描绘了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
思考：这一描绘为什么会吸引贵族成员和天主教会；通过暗示，他攻击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哪些方面；这如何补充了弗里德里克的绘画。
材料来源：Viscount de Chateaubriand，The Genius of Christianity，trans．Charles I．White（Baltimore，MD：John Murphy，1856），pp．385-387．
如果你进入哥特式教堂，肯定会感到某种敬畏以及对上帝的模糊感情。你马上就会被带到那样的时代，其中兄弟会的修士们，在修道院的丛林里沉思过后，聚在一起，跪倒在祭坛面前，在寂静的夜里唱赞美上帝的诗歌。古代法国似乎一起复活了，你看到了所有那些独特的服饰，看到了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整个国家；你想起了它的革命、产品和艺术。年代越久远则越是充满魔力，越能激起已经随着人类空虚和生活快速的画面消失的观念……
高卢人的丛林依次被引入了我们祖先的庙宇，那些著名的橡木也因此而维持了它们神圣的性质。雕刻着不同枝叶的天花板、支撑着墙体并像树干般折断的柱子、地下室的阴冷、圣堂的黑暗、过道、秘密通道和入口的昏暗——一句话，哥特教堂的一切都让我们想起了丛林的曲折，一切都激起我们宗教敬畏、神秘和神圣的情感。
两座高耸的尖塔矗立在建筑的入口处，超越庭院里的榆树和紫杉树之上，给蓝色的天空增添了最美丽的色彩，有时两个塔顶被一缕晨曦照耀着，有时它们头顶上悬浮着美丽的云彩或在朦胧的雾气中伸展着。连鸟儿们都会把它们弄错，把它们当作丛林中的大树，鸟儿们在他们的顶上盘旋，在塔尖栖息。但是，看哪！混杂的声响突然从这些塔顶响起，惊飞了受惊吓的鸟儿。基督教的建筑不仅满足于建造森林，而且渴望保留森林的低语，通过风琴和钟声，他给哥特式神殿添加了在森林深处呼啸的风声和雷电。这些虔诚的声音唤出了过去的岁月，岁月在石头的胸膛里发出庄严的声音，在古老西比尔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响个不停的钟声在你的头上回荡，而脚下死者的墓穴却寂静无声。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领导人民——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
19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历史主题都被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结合进他的画作《自由领导人民》（1830年）（图23.2）中。这幅油画描绘了1830年巴黎的一场重要革命事件——在该城中心的一座桥上革命者与政府军战斗。革命者由象征自由的女性所率领，她一只手举着共和国旗帜，另一只手拿着枪，身后跟着各个阶层和年龄的人。
图23.2 油画《自由领导人民》
无论在风格还是内容上，这幅油画都揭示了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些关联。该景象代表革命的高尚道德目标：人们为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想而斗争。尽管这一事件比较混乱，但是人们的脸上传达着镇定和坚信，相信他们自由事业的正义和结局。同时，这幅油画的风格属于浪漫主义传统，尤其表现在它强调英雄主义和理想目标的实现——这里是自由的目标——超越了人的普通生命。
思考：这幅油画在哪些方面象征着梅特涅和维也纳会议所反对的东西。
奥诺雷·杜米埃：工人阶级的失望——特朗斯诺奈大街
1830年在一些国家似乎给中产阶级带来了胜利，但是工人阶级很快就失一望了。1830年以后，法国的新政体不仅在缓解工人的条件方面毫无作为，而且还实际通过法律限制他们进行组织的权利。1834年，由于为《镇压团体法》的制定（该法律以治安为名禁止任何超过20人的未经授权的团体）所激怒以及忍受严酷的劳动条件（丝绸纺织工通常一天工作16到20小时），里昂爆发了工人起义。经过四天的流血屠杀，数百人死亡，政府军镇压了这次起义。在巴黎还爆发了一次小型的起义，武装的起义军开始在街头设置路障。这次起义也遭到政府军的镇压。
在这幅1834年的平板印刷画（图23.3）中，奥诺留·杜米埃（1808—1879年），这位共和派的政府批评者和两份政治期刊的插图画家，描绘了这一行动的后果，聚焦干巴黎工人阶级街区特朗斯诺奈12大街。在那里，政府军相信他们遭到了来自一个公寓房窗户的枪击。在4月14—15日，他们闯入楼梯进入公寓大楼，射杀、刺杀和棒击致死8个无辜的人以及一名妇女和儿童。杜米埃表现了散落在卧室的罹难者。在中央，在翻倒的椅子旁边并靠在床上的，是一名父亲，他浑身是伤。下面是他的婴儿，在睡衣下面露出被打碎流血的头颅。右边是死去的祖父，而在黑暗的左边是母亲的尸体。地板上是凶手血淋淋的脚印。法国官员很快就没收了这幅图画的所有副本。
图23.3 奥诺留·杜米埃的平板印刷画
思考：这幅图画揭示了1830年革命期间上台的甚至更加“自由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为什么政府官员极力没收这幅图画的所有副本。
二手材料
豪约·霍尔本：维也纳会议
事后觉悟让历史学家可以用强烈批评的眼光来评价外交事件。人们通常批评重大的国家间的安排不顾历史的力量，后者很快就会瓦解和平条约试图建立的和平。尽管这种批评的观点适用于维也纳会议，但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相比，它还算比较成功的。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是耶鲁大学的豪约·霍尔本。在下面的选段中，霍尔本从当时各个团体现实的观点对维也纳会议进行了评价。
思考：霍尔本为什么认为维也纳会议制定了建设性的和平条约；其他历史学家会如何批评这一观点。
材料来源：Hajo Holborn，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lfred A．Knopf，Inc．（New York，1965），pp．27-28．Copyright © 1965 by Alfred A．Knopf，Inc．
维也纳决议创建了一种欧洲的政治体系，它的基础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整整一百年里，没有出现如同1792年后的20年多年所发生的世界性战争。欧洲在1854年和1878年之间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但是没有一次战争是欧洲所有国家或欧洲强国都参与的。19世纪的战争造成了力量的转换，但那是欧洲政治体系内部的转换，并没有颠覆那种体系。
维也纳和平协定经常为人诟病而不是受人称道。人们对维也纳会议最普遍的谴责，是说它在估量现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方面缺乏远见。远见确实是区分政治家和纯粹政客的重要品质之一。但是，即使是政治家也只能用手头已有的砖建造房屋，不能指望他在设计第一层房屋来庇护自己那一代人之前就搭建第二层。他对未来发展的远见，通常只能通过谨慎努力地为新力量的发展打通道路来体现。
在这一方面，维也纳会议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是值得怀疑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没有一个是一流的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和彻底反动的人，而且他们发现，旧势力对革命篡位者的胜利，肯定了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并没有确立反动的和平。他们承认法国没有宪章就无法存活，而且也知道神圣罗马帝国不可能再次复兴。如果人们牢记在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还没有强大到成为新秩序的支柱，那么德国同盟就代表着德国政治环境的很大进步。另外在东欧，现代的民族性观念还没有确立，不过是学术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一个和平条约无法创建新的历史力量，它只能把现存的力量纳入一种关系中，它有利于维持相互的信任并能把未来的冲突降到最低，剩下的事情一定要留给政治家从不停顿而且永不会结束的日常工作。
从这方面来看，维也纳协定是具有建设性的和平条约。
E·K·布拉姆斯泰德和K·J·梅尔赫什：西方自由主义
尽管因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不同，欧洲的自由主义各有差异，但是在19世纪前半叶期间各种自由观念和要求之间还是有广泛的一致性。在下面的选段中，E·K·布拉姆斯泰德、K·J·梅尔赫什总结了欧洲自由原则和态度的共同因素。
思考：这些原则和态度与保守主义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自由主义对中产阶级而不是对贵族或工人阶级更有吸引力。
材料来源：From E．K．Bramsted and K．J．Melhuish，eds．，Western Liberalism：A History in Documents form Locke to Croce，pp．35-36．Copyright © 1978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UK．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尽管自由主义的三大主要潮流中有许多变化，但是不应该忽视，从洛克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扎根于启蒙的观点，因此始终强调人的基本理性和合理性。基于传统和习惯的统治阶层的特权受到质疑，而且经常遭到否定。我们随处可见人们强烈要求扩大个人的权利，并削减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观点差异很大，但是这一时期的自由思想家的论点主要是赞成个体公民的权利和社会作用，强调议会控制政府权力以及行政人员职责的必要性。整体而言，自由主义相信现存政治和宗教观念的多元性，它处处都为少数人的权利进行呼吁，认为那些权利应该得到保护。只要持异议者把自己的活动保持在法律规则之内，就不能使他们因宗教和政见的不同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个人财产、权以及政府保护财产权的职责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坚持投票权要与财产资格相连，绝非出于偶然……
尽管所有的自由者都不赞同基佐的著名口号“发财吧！”(2)，但是没有财产的人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尊重，如果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会被视为慈善的对象。相反自由主义者忙于信奉理性的政治秩序，它基于宪法并为拥有有限权利的政府所推动，大臣们要对议会负责。
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相信进步和文明的不断前进……有科学进步和勤奋的中产阶级新的自信相助，人类的不断进步从未被真正怀疑过。
乔纳森·斯帕伯：欧洲革命，1848—1851年
1848年革命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争论的焦点。在某些人看来，1848年代表着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体系的结束；在另一些人看来，它代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之间的大战；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它代表着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汇点。也许最坚持不懈的史学理论传统视1848年是历史发生“错误”转向的时刻。在下面的选段中乔纳森·斯帕伯对这些历史争论进行了总结。
思考：有关1848年革命的这三种主要解释传统之间有什么不同；哪一种解释对你来说最有意义。
材料来源：Jonathan Sperber，The European Revolutions，1848—185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
在历史学家的手里，1848年欧洲革命并不总是受到最友好地对待。温和地嘲讽、公开挖苦和充满敌意的轻蔑，经常成为叙述和评价的基调。更加友好地对待这一时期也没有带来多大改善，因为它们富有诗意的解释巧妙地淡化了作为严肃政治运动的革命，使其无法与1789年和1917年的真正事业相提并论。下面我们指出三种解释传统。
一种解释的特点是将1848年描绘为“浪漫革命”。沿着这样的思路写作的历史学家，省略了蓬勃热情和浪漫诗情结合而产生的街垒战，他们使人想起1848年3月在短暂的自由幸福中达到顶点的一场革命，是当代德语词汇所描绘的“民族的春天”。在这样的版本中，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个别大人物浪漫的英雄事迹：拉约斯·科苏特在匈牙利平原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集合农民反抗入侵的哈布斯堡军队；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贫穷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反抗法国的远征军；达尼埃勒·曼宁独自集合威尼斯人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与奥地利人战斗。所有这些都是伟大而又光荣的，但是主要是在姿态和悲怆的力量上——它是否能够成就什么则另当别论。
更加悲观的是另一版本的1848年革命，那一版本主要把革命视为闹剧，制造这场革命的革命者往好里说是半吊子的无能之辈，往坏里说则是懦夫和牛皮大王，当革命的进展变得暴烈时，他们偷偷逃离了舞台。这个版本这样来描绘巴黎革命者的故事，他从自家的窗户看到游行的人群经过，便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外面，大声喊道，“我是他们的头，我必须跟上他们。”遭受这种回顾性蔑视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兰克福民族会议，也就是全德议会。历史学家们与这一“‘教授’议会”开玩笑，嘲笑它旷日持久地争论德国应该是联邦国家还是邦联国家，经过一年的研究，指出议员们如何投票命名普鲁士国王为皇帝，结果发现他对这个职位根本没有兴趣。
第三种也是历史学家关于1848年最基本的版本，把注意力投向了那一年革命在建立新政体方面的失败，指出经历了或长或短的间隔时间——通常很短——在革命开始时被推翻的权威重新掌握了权力。以这种传统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期失败的革命与1789年和1917年更加成功的革命进行比较，为其中的差异提供了许多解释。
约翰·魏斯：1848年革命
关于1848年革命的学术争论一直持续，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解释。下面约翰·魏斯的选段便是这种新趋向的例子。在此，他不再强调自由主义的作用，而是强调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思考：在魏斯看来，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原因是什么；魏斯认为给这些革命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是一种误导，他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论点的。
材料来源：John Weiss，Conservatism in Europe，p．56．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ames ＆ Hudson，Ltd．
除了那些因战争失败导致的革命外，1848年革命是欧洲最后的革命。它们遭到镇压也标志着前面讨论的各种半封建保守主义的最后胜利。人们通常给这些革命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这是一种误导。这些革命的发起和维持者都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他们进行战斗要么是维持传统秩序的某些成分，要么就是因为自由商业资本主义的侵入扰乱了他们的地位。确实，革命爆发伊始自由主义者就僭取了领导权，但是他们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而且自由主义者并不代表整个中产阶级，而仅仅是有政治意识的专业团体——律师、行政人员、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在欧洲并没有大众追随自由主义改革，而且中产阶级总体上并没有像1789年那样识别出阻碍社会流动的明晰的阶层，因此他们对来自下层的社会动荡的潜力非常小心翼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