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为什么霍布斯鲍姆认为经济结果与、国主义的经济动机并不相关；为什么霍布斯鲍姆称帝国主义是国际经济自然的副产品；为什么政治活动次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动机。
材料来源：From The Age of Empire by Eric Hobsbawn．Copyright © 1987 by E．J．Hobsbawn．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antheon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说殖民扩张的一般动机是寻求市场，更能令人信服。尽管这一点经常令人失望，但并不影响这一判断。人们普遍相信，大萧条造成的“生产过剩”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们总是倾向于填满存在大量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地图的空白区，他们自然会去寻找那些未开发的地区：中国是一个令销售员魂牵梦绕的地区——倘若那里的3亿人每人买一盒大头钉会怎么样呢？——不为人知的非洲则是另一个地区。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商会想到外交谈判也许无法使他们的商人进入刚果盆地一事非常恼怒，他们相信那里可以提供数不尽的销售预期，尤其是那位戴王冠的商人、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正把刚果当作一个富有利润的事业加以开发……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之处在于，许多发达的经济体都同时感到需要新的市场。如果足够强大，它们的理想是在不发达地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不够强大，便希望瓜分到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这些土地可以使它们的商业拥有垄断地位，或者至少拥有实际的优势。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的地区进行瓜分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几乎在各个地方都立稳脚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就此而言，“新帝国主义”是基于几个竞争性工业经济体相互敌对并为19世纪80年代经济压力所强化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帝国主义者并不指望某个特定的殖民地自身成为黄金国，但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那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他们也许只是指望殖民地能够提供区域性商业渗透的合适基地或跳板……
在这点上，获得某些殖民地的经济动机逐渐与达到该目的所需的政治活动难以分开，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是经济在政治的协助下进行运作……一旦敌对的力量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版图，每一个国家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获得过大的地区（或特别有吸引力的小块土地）。一旦某个列强的地位开始同在某个棕榈海滩（更可能的是一片干燥的灌木丛）升起国旗有关，获得殖民地本身就成为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
卡尔顿J·H·海斯：作为民族主义现象的帝国主义
尽管对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还未失去市场，但是近来已经出现其他的观点，它们补充了甚至直接替代了经济的解释。下面选自卡尔顿J·H·海斯的选段就是这种直接的替代解释。海斯是复杂地理解民族主义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他认为经济动机完全是次要的，总体而言，帝国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现象。
思考：海斯用什么证据来否定民族主义的经济解释；霍布斯鲍姆会如何回答这种解释；这种观点在哪些方面与本章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相吻合。
材料来源：Excerpted from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1871-1900，pp．223-224，by Carlton J．H．Hayes．Copyright 1941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Copyright renewed 1969 by Mary Evelyn Haye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Inc．
新殖民帝国的建立和旧殖民帝国的加强要早于新重商主义的确立，引证经济观念支持帝国主义似乎是事后追溯其合理性。大体上来说，并不是拥有大量工厂主和银行家的自由党发起了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向外的帝国主义运动。相反，发起者是拥有大量农业追随者的保守党，后者出了名地怀疑高利贷者和大商业，而且发起者最主要的是爱国主义的教授和政论家，他们不考虑政治归属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些人提出了经济的观点，最终吸引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从根本上说，新帝国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现象。它紧随着民族战争而出现，后者缔造了无所不能的德国和统一的意大利，使俄国处于君士坦丁堡的视野之内，使英国发抖、法国黯淡。它表现了随之而来的心理反应，即热切地希望维持或恢复民族的声望。法国通过在海外的获得来弥补在欧洲的损失。英国则通过扩大和美化大英帝国来抵消在欧洲的孤立。俄国为巴尔干人所憎恨，重新转向了亚洲，而且不久德国和意大利会向世界表示，他们有资格通过在外部的帝国开拓，提高通过武力在欧洲内部获得的声望。小的国家没有生死攸关的大声望，极力保持不出现新的帝国主义，但是，葡萄牙和荷兰重新表现出对他们已经获得的帝国的骄傲，而且后者以新的活力来管理自己的帝国……
简单不过的是，1870年之后先后出现的帝国主义似乎首先是以民族声望为由呼吁获得殖民地；其次是得到殖民地；第三是用经济的论点来平息批评者的怒气；第四是实现这一点，并将这些结果同保护关税的新重商主义和国内社会立法联系起来。
丹尼尔R·汉德里克：帝国的工具
最近一些历史学家所明确集中探讨的问题，是19世纪下半叶期间帝国统治的扩大是如何发生的。他们认为与殖民拓展的勃兴同时出现的殖民征服的工具可以很好地对此做出解释。下面的选段选自丹尼斯R·汉德里克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科技和欧洲帝国主义》。在这些选段中，他集中探讨重要的发明和更新在哪些方面使欧洲人更加容易地征服了新土地。
思考：根据汉德里克的解释，科技如何有助于解释帝国开拓的事件；汉德里克的论点是削弱还是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或民族主义解释。
材料来源：Daniel R． Headrick，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205-206．
该世纪中期帝国主义的内容主要是英国的触角从印度伸展到缅甸、中国、马来亚、阿富汗、两河流城和红海。至少从地域上讲，更能深刻表现新帝国主义的是该世纪最后几十年对非洲的争夺。历史学家们普遍同意，从获利的角度来看，这一争夺活动是有问题的。在这方面，技术同样有助于解释这些事件。
把每一项发明都置于其本身的科技和社会经济背景中一件件地进行描绘，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然而，发明革新的内在逻辑并不能使我们对各种时间巧合视而不见。尽管各种进步出现在不同的时期，但是许多证明对进行争夺的帝国主义有用的发明，是在1860年到1880年期间首次产生影响。在这些年里，奎宁预防药物使非洲对欧洲人更加安全；驻扎在帝国边境地区的军队中，快速设计的后膛枪取代了前装枪；复合发动机、苏伊士运河以及海底电缆，使得汽轮无论在政府资助的邮路上还是远海的货物运输中都比帆船更具竞争力。1880年出发去征服的欧洲人，无论面对自然还是所遭遇的人，都比20年之前的前辈更加具有力量，他们能够更加安全和舒适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后膛枪、机关枪、蒸汽船和汽轮以及奎宁和其他发明的使用，无论在钱财还是人力上，都确实降低了渗透、征服和开发新地区的代价。它们使帝国主义如此划算，因此不仅民族政府而且小团体都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孟买省开通了红海通道；皇家尼日尔公司征服了索科托的哈里发；甚至如马克格里格·莱尔德、威廉·麦金农、亨利·斯坦利和塞西尔·罗德西亚等个人也能够促成某些事件，并划定广大的地城，这些地域后来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正是由于新技术在19世纪的流行使得帝国主义如此廉价，因此它开始为欧洲的民族和政府所接受，并使国家变成了帝国。这个因素在强夺非洲过程中，不是同历史学们所强调的政治、外交和商业动机同样重要吗？
玛格丽特·斯托贝尔：性别和帝国
尽管在海外殖民地担任士兵、官员和行政人员的欧洲人，大都是男人，妇女们也旅至殖民地，居住在那里，尤其是居住在这些海外社会中。她们在自己社会中与男人的地位不平等，但优于被殖民的男女，使她们的角色以及人们对帝国活动的争论更加复杂。在下面的选段中，玛格丽特·斯托贝尔分析了这些妇女所面对的环境以及她们如何与非洲和亚洲的被殖民民族相联系。
思考：欧洲人在哪些方面从帝国主义中获得了利益；妇女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如何与男人不同。
材料来源：Magaret Strobel，“Gender，Race，and Empire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Africa and Asia，”in Renate Bridenthal et al．，eds．，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3rd ed．（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1998），pp．390-410．
欧洲妇女与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列强控制的非洲和亚洲地城的关系复杂多变，而且经常出现矛盾。作为“高等种族”（使用当代的表达）内部的“劣等性别”，帝国主义给妇女提供了某些选择，殖民地的男性统治因此要受到限制。到20世纪，一些欧洲妇女开始攻击殖民关系中在种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但是她们大多数人都支持和献身帝国的冒险事业。这些妇女从在从经济和政治上征服土著居民中获利，而且大都具有相伴而生的种族主义、家长制统治、民族沙文主义态度。对她们大多数人来说，在殖民地生活提供了在欧洲所没有的机会，而在欧洲，她们的选择为社会等级、可嫁之人的“短缺”、选择合适职业的困难以及缺乏可皈依的“异教徒”等情况所限制。同时，妇女继续经历、有时挑战、有时再现妇女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从属性。作为殖民地官员的妻子，她们使自己的生活从属于男性中心的管理环境。作为当地妇女的教育者，它们再现了欧洲资产阶级、维多利亚家庭生活和女性依赖的思想。传教的妇女献身于职业和召唤，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但即使她们也接受了家长制的观念、教会的官僚作风，并向非洲和亚洲的妇女宣传欧洲传统的女性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妇女在男性统治的殖民社会和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也提供了一种机会。主流文化之外的人有不同的眼光，这源自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经历和地位。也许欧洲妇女在主流殖民社会内的边缘地位，使她们能够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的各个方面。欧洲妇女经常会看到土著妇女的需要，而男性统治者则对此视而不见。有些人选择运用技巧，为了土著居民而提高自己作为殖民社会成员的权力和地位。她们这样做，尽管不完全是有意的，却有助于帝国的解体。
本章问题
1．在19世纪，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间有怎样的历史联系？这三者与工业化有怎样的联系？
2．你如何解释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兴起？
3．从19世纪以来我们在哪些方面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25．文化、思想和社会：1850—1914年
从19世纪中期到1914年，城市中产阶级无论在社会还是文化上都主宰了欧洲社会，正是这个阶层从该时期持续的工业化中获益最多。随着城市中产阶级在人数和财富上不断增加，它开始主张自己的价值和设想。这个阶层逐步确立了生活方式、思想和文化的标准。同时这些标准遭到各方的攻击，尤其遭到那些对工人阶级问题比较敏感的人的攻击。中产阶级确立的标准和对这些标准的挑战形成了反差，标志着这一时期是社会、文化和思想剧烈动荡的时期。
本章所选取的材料体现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发展。主要探讨三个广泛的问题。首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主要要素是什么？某些材料解释了这种生活方式在中产阶级的物质背景中是如何反映的；其他材料则聚焦于妇女和家庭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中产阶级所拥护的思想潮流主要是什么？在这里，考察了向19世纪末期演化的自由主义以及普遍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第三，对中产阶级思想和制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最流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相关的社会原理，但也有保守派的挑战，如来自天主教会和种族主义的挑战。
通过这些材料所描绘出的画面，是一个有一系列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人回顾这一时期是取得非凡进步的时期。下一章我们将考察20世纪的某些进步，反过来证明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时代。
原始材料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
19世纪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大发展的时期，也许最主要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是达尔文（1809—1882年）的进化理论。达尔文是英国的博物学家，在南太平洋的航行中收集了素材。他利用这些素材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这种进化理论，尤其是当运用于人类时，挑战了圣经的创世说。他认为，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都是从低等形式进化而来。进化非常缓慢，远比人们所假设的时期要长。自然选择，或者说适者生存，决定着物种如何进化。达尔文在1844年的论文中首次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发现。然而，只是到了1859年后，当他出版了《物种起源》后，他的观念才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的争议。下面的选段中前面两段选自本书。第二部分选自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
材料来源：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6th ed．（London：D．Appletion and Co．，1883），pp．606-6-7，619．
……（记住所生育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那么，较其他个体更为优越的个体，即使优越的程度很小，都会有更好的机会存活和繁殖后代，难道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任何有害的变异，即使程度极微，也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我把这种有利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和有害变异的毁灭，称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自然选择发挥作用，仅仅通过保存在某些方面有利的变异，并随之引起它们的存续。由于所有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高速增加，因此每个地区都充满了生物。随之而来的是，有利的类型在数目上增加了，所以总体上使较不利的类型在数量上减少而变得稀少了。地质学告诉我们，稀少就是灭绝的预告。
本书至此所达成的结论，也是许多有足够的能力做出健全判断的自然学家所主张的结论：人是由某些组织不高的形态传下来的。这一结论所基于的基础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因为人和低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上有密切的相似性，而且在结构和构造上，有无数的相似之处，其中有高度重要的，也有微不足道的，——他保留的退化器官，有时会出现变态返祖现象——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些事实我们早就知道，但是在以前，它们丝毫没有向我们说明关于人类起源的内容。现在当我们用全部有机界的知识所给予我们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它们的意义就十分明确了。当把这一系列的事实与其他事实，如同一生物群中各个成员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过去和现在在地理上的分布以及它们在底层的先后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伟大的进化原则就一清二楚和牢不可破了。如果说所有这些事实都在说谎，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人只要不像蛮族人那样，满足于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成互不联系的，就不会再相信人是分别创造活动的产物……
我们已经看到，人在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及在心理能力方面都不断出现个体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变异，与低等动物相比，似乎都是由同样普遍的原因所引起，遵循着同样的法则。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两者都通行着类似的遗传法则。人在数量上的增长比率要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率，结果他有时要经历严酷的生存斗争，而自然选择就要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影响。一系列特别明显的具有类似性质的差异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个体身上轻微波动的差异就足以让自然选择发挥作用……
人有所有高贵的品质，有怜悯最为下贱之人的同情心，有惠及其他人甚至最低等生物的慈爱心，有上帝一般能看透太阳系运行和组织的智慧——拥有所有这些崇高的本领——，但尽管如此，人在躯干上仍然保留着无法磨灭的出身卑微的印记。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的著作，集中体现了19世纪中期成功的实业家所赞同的富有进取心的自由哲学。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相对无约束，而社会立法尚处于萌芽期。这个时期也是从生物进化角度进行思考的开始，这充分表现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斯宾塞在他的大量著作中都对此进行了反映。他从一名铁路工程师上升为《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一名独立撰稿人。尽管他一直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他最有名的是提倡社会进化并接受把达尔文的思想用于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学者把他视为社会学的奠基者，下面的选段选自其1851年出版的《社会静力学》。
思考：斯宾塞的观点为什么对工业中产阶级如此具有吸引力；某些团体会基于何种理由反对这些观点；依据这些观念会出现什么社会政策；这些观点在哪些方面反映了达尔文的观念。
材料来源：Herbert Spencer，Social Static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896）．pp．149-151．
在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严格的戒律在起作用，它有点残酷，可也许很仁慈……一个工匠手艺笨拙，即使付出了所有努力也无法克服，那么他就要挨饿，这似乎是很残酷的。一个劳动者因病而失去了与强壮的同伴竞争的能力，他就必须忍受随之而来的贫穷，这似乎是残酷的。听任孤儿寡母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似乎也是残酷的。然而，如果不是单独来看，而是与整个人类的利益联系起来看，就会看到这些命中注定的严酷之事其实充满了好处——就如让有病父母的子女早进坟墓，挑选出放纵和衰弱之人罹患瘟疫一样。
有许多好心肠的人没有勇气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由于他们对现存的苦难充满同情，不能适当考虑最终的后果。他们所遵循的是一条不明智的、最终甚至很残酷的路线。我们不认为一位母亲用可能致病的糖果去满足她的孩子是真正的慈爱。我们认为，一个外科医生不愿让病人受手术之苦而使他的疾病发展成为致命的问题，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善心。同样，我们必须称那些为了防止目前的不幸而给后代带来更大不幸的人为伪慈善家。如果让那些必要的严酷发挥作用，就会变成对懒汉的猛烈鞭策和对放纵者的有利约束。可是这些穷人的朋友却因为这里或那里发出的哭泣声就要废止它。在事务的自然秩序下，社会不断地排出不健康的、低能的、缓慢的、优柔寡断的和缺乏信心的成员，由于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这些尽管好心好意但没有头脑的人，却要提倡一种不仅停止净化进程而且甚至会加剧损害的干预——由于向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必需品，绝对地鼓励了轻率和无能之人的繁殖，同时由于加重了维持家庭的困难，从而妨碍了有能力和远见之人的繁殖。因此，由于他们热切地想阻止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有益的苦难，这些对叹息明白、对呻吟糊涂的人给后人留下了不断加剧的灾难。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
在19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开始发生变化。总体而言，它不再与自由放任政策相关联而且不如19世纪上半叶乐观。这样的变化反映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年）的著作中。他是19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英国思想家，而且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领袖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赞同他父亲詹姆斯·密尔、一位著名哲学家以及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的早期自由主义。久而久之，他认识到早期自由主义的困难和新的危险。他修改了他的自由主义观念，这种变化后来反映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政治政策中。下面的选段选自他最著名的著作《论自由》（1859年），其中，密尔以19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为起点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演化。
材料来源：John Sturat Mill，Utilitarianism，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London：J．M．Dent and Sons Ltd．，Everyman Library，1910），pp．66-68．
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要对统治者施加于团体的权力设定一些限制，而这种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谋取这种限制有两个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获得对某些特权，即所谓的政治自由或权利的认可，统治者方面如果侵犯就算背弃了义务，如果他真的有所侵犯，那么个别的反抗或总体造反就被认为是正当的。第二个方案，一般上来说是后来的权宜之计，就是建立宪法上的制约，凭借这样的限制，统治权方面某些重要的法案的通过有一个必要的前提，也就是征得群体或某个认为能代表群体的团体的同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或多或少都被迫屈服于第一种限制的模式。但第二种方案却未必如此，于是要求获得这种限制，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这种限制之后还要求更加完美，就到处成为自由爱好者的主要目标。而且，只要人类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攻击一个敌人，满足于在对付暴政时多少能够获得有效保证的前提下服从一个主人的统治，那么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一点。
然而，在人类事物的演进中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人们认为，统治者应该具有独立权力，在利益上与自己相对已经不再是一种必然的性质。如果国家的各级官吏是他们的租客或代表，可以随他们高兴来撤销，那就要好得多。似乎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拥有彻底的安全，政府的权力永远不会滥用到对他们不利的程度。渐渐地，统治者选举产生且短暂任期的新要求，就成为平民政党所存在地区该党的主要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努力。随着使统治者的权力出自被统治者定期选择这一斗争的不断进行，某些人开始认识到，从前对限制权力本身这一点看得过重了，那似乎是反对在利益上习惯与民众作对的统治者的一种策略。现在所需要的，是统治者应该和人民一致，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应当是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国家不需要违背自己的意志进行保护。不会害怕它的暴政会肆虐于自身。让统治者有效地对国家负责，可以及时地被国家撤换，那么国家就不怕把自己能够支配其用途的权力托付给他们。他们的权力只是国家自身的权力，只不过是集中了，采取了更容易行使的形式而已。这种思想形态，或者说是情感模式，在上一代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仍然明显占有统治地位的欧洲大陆还是很普遍的……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终于出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占据了地球上很大的面积，而且使它成为国家集团中最有力量的成员之一。既然有这么巨大的现存事实以供观察，于是这种选举的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现在人们觉察出，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词句并不能表达真实的情况。行使权力的“人民”和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也并非每个人自己管理的政府，而是每个人都被所有其他人管制的政府。而且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意味着大多数或最活跃部分的人民的意志，即大多数，或者那些成功地使自己被接纳为大多数的人意志。结果是人们想要压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这种滥用权力的预防不亚于任何其他种群。因此即使在掌权者能正常地对群体，也就是对其中最有利的党派负责的时候，对政府施加于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也未失去其重要性。对事物的这种看法，因为既迎合了思想家的智力，又同样迎合了欧洲社会中那些在真实或假想的利益上与民主相对的重要阶层的意向，因而确立起来毫不困难，如今在政治思想中，一般把“多数人的暴政”列入社会需要预防的罪恶之中。
人们最初认为而且仍然普遍认为，多数人的暴政同其他暴政一样可怕，主要在于它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发挥作用。但是善于思考的人们认识到，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也就是说社会作为集体凌驾于组成社会的个人之上——它实施暴政的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之手而采取的措施。社会能够而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如果它颁布了错误的而非正确的诏令，或者所颁布的诏令内容是它不应该干涉的，那么就是在行使一种社会暴政，这比任何其他政治压迫更加可怕。因为尽管它通常不以极端的刑法作为支撑，但是却使人们没有办法逃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细节之中，而且奴役了灵魂本身。因此，防御官员的暴政远远不够，也同样需要反对流行观念和感情的暴政，需要反对社会的如下倾向，即通过其他手法而不是行政处罚把自己的观念和实践当作行事准则强加于持不同政见者，束缚任何与它的原则不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如果可能的话，防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使得所有人都按照它规定的模式来塑造自己。集体意见对个人的独立进行合法干预要有一个限度，而且找到那个限度并保持它不受侵害，无论对使人类事务处于良好状态还是防止政治暴政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姐妹》：作为药剂师的妇女
大多数职业都被界定为不适合妇女。少数适合的职业经常在书籍和妇女杂志的“如何”指南栏目中向中产阶级妇女进行解释，经常是由妇女撰稿。下面的选段选自“我们的姐妹怎么办，或有报酬的女性职业——作为药剂师的妇女”，该文章1897年刊登在面向中产阶级妇女的流行杂志《我们的姐妹》中。
思考：什么使得制药适合妇女；什么活动不适合作为药剂师的妇女或一般妇女。
材料来源：“What to Do Our Daughters，or Remunerative Employment of Women-Women as Chemists，”Our Sisters，February 1897，pp．85-86，in Eleanor S．Riemer and John C．Fout，eds．，European Women：A Documentary History，1789-1945（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0），p．45．
药剂师协会在向妇女开放了它的队伍后，为她们提供了非常合适的职业。男女中仍不乏其人宣称女性医生是失去性别的人。这些人几乎无法用自己的论点来反对制药，便坚持说在配制药物和药丸时有些东西是绝对不适合女性的。药剂师的职业并不需要妇女拥有概括为“意志坚强”的所有那些才能和品质。在平静的药店里，一名妇女药剂师与医生和护士不同，并不与那些严酷的现实面对面：如疾病、痛苦、畸形和死亡。确实，她加入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而且她在治愈病人方面负有足够的责任。但是对她们所有人而言，一生的工作并不涉及损坏、身体和心理的紧张，并不总是要求她忍耐、耐心和持久力。假如在一项某些药剂师要关注的手术、即拔牙中需要她的服务，假如她感到自己不能胜任那一场合，只需把患牙疼的人交给牙医或角落里的男性同事就可以了！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尽管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许多激进学说之一，但是它被证明从总体上对工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文明发出了最强有力、最具影响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最简明最通俗的表述，包含在由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撰写并于1848年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卡尔·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学习了历史和哲学，然后开始了新闻记者、作家和革命家的生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伦敦。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出生在德国、居住在英国，但是他在英国帮助经营家族在曼彻斯特开办的棉纺厂。他们的学说直接攻击工业资本主义，从哲学、历史和科学上把共产主义描绘为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替代品。他们被公认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人。下面是《共产党宣言》的片段。
思考：这里所表述的观念的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具体政策；《宣言》所反映的历史和思想潮流。
材料来源：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2nd ed．（New York：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cialist Labor Party，1898），pp．30-32，41-43，6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安娜·迈尔：社会主义妇女成为社会主义者
在1850年至1914年间的大量工人阶级妇女加入了工会和各种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由于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变得更加流行，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妇女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组织。起初，大多数社会主义领导人不太考虑女性工人的特定需要，但久而久之开始更多关注妇女的问题而且妇女在社会主义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角色。在下面的选段中，安娜·迈尔描绘了自己如何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加入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而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思考：什么经历导致安娜·迈尔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她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结果是什么。
材料来源：Adelheid Popp，ed．，A Commemorative Book：Twenty Years of the Austrian Women Workers' Movement（Vienna，1912），pp．107-109，in Eleanor S．Riemer and John C．Fout，eds．，European Women：A Documentary History，1785-1945（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0），pp．94-95．
我长到13岁时，妈妈拉着我的手前去拜访一个烟草工厂的老板，让他给我一份工作。老板拒绝雇用我，但是我妈妈乞求他改变主意，因为她解释说我爸爸死了。这样我被雇佣了。第二天当我准备好去工作时，我妈妈嘱咐我要保持安静，做吩咐做的事情。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座工厂里所受到的对待真是残酷。年轻女孩经常被虐待，甚至要遭到老女人的殴打。我对此强烈反抗。只要能改善境遇的事情我都尝试。作为孩子我非常虔诚，而且经常热情地聆听教士们讲述《圣经》的故事。因此，当事情对工作中的我非常不利时，逢星期天我就前往教堂，在那里专心祈祷，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星期一回去工作时，事情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有时会更糟。我扪心自问：是否有一种更好的力量能够奖善惩恶？我对自己说，没有，不可能有。
几年过去了。《女性工人报》（Abreiterinnen-Zeitung）开始发行，一个女人偷偷地把几份报纸带进工厂，越是被警告离这个女人远点，我越是到她那里去，求她能否借给我一份报纸，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买一份。那时工作时间很长而报酬很低。当朋友借给我一份报纸后，我必须把它藏起来，就连带回家也不能让妈妈看到。我渐渐了解了许多事情，结识的圈子越来越大，当在斯腾伯格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时，人们鼓励工人们加入——只是男人，女人被忽略了。我已经结婚后，一位党代表来到我们中间。当他第三次来的时候，我问他我是否还不够成熟，不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他很尴尬，但回答说：“你想什么时候加入？”于是我加入了，今天成了一名党员。
我参加了所有会议、所有的游行，就在不久前我遭到了工厂老板的惩罚。就因为我成了一名社会民主党员，我被调离了好的岗位而进入了一个比较差的岗位。尽管如此，什么也不能阻挡我，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位长官反对它，肯定是出于害怕，那么它不可能全是坏的。当烟草工会在1899年11月成立后，我加入了，我们经过一些大的斗争才取得进展。通过这两个组织，我成长为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斗士，而且我现在正努力争取妈妈们进入这项事业，这样无产阶级未来的后代就会有比我更幸福的年轻时光。
艾米琳·潘克斯特：我们为什么激进
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深深扎根于19世纪，但到该世纪末才获得力量。西方的各种妇女组织发表请愿书、领导行进、举行游行来支持她们对投票权的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里，面对政府官员拒绝行动，妇女组织变得越来越激进。在英国，艾米琳·潘克斯特（1858—1928年）帮助组织了“妇女社会和政治协会”，它攻击私人财产，并进行绝食促进妇女投票权事业。下面的选段选自1913年她的演讲，其中潘克斯特解释了她的组织为何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