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来源：International Documents on Palestine，1968，Zuhair Diab，ed．（New York，1917）；Fawaz Turki，The Disinherited：Journal of a Palestinian Exil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pp．43-45，54，as excerpted．
我很高兴代表陛下的政府，向你转达下面已经呈交并为内阁批准的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如果你将该宣言告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万分感谢。
忠于你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联合国242号决议
安全委员会……
1．肯定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实现要求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它应当包括应用如下两种原则：
（i）以色列军队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土地上撤军。
（ii）终止所有要求和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这些国家在安全和承认的地界内摆脱威胁或军事行动、和平生活的权利。
2．进一步肯定如下内容的必要性
（a）保证该地区国际水域的通航自由；
（b）对难民问题做出公正的安排；
（c）通过诸如建立非军事化区等措施保证该地区每个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独立。
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回忆录
当我们——我母亲、父亲、两个妹妹、弟弟和我——沿着黎巴嫩边界开始缓慢行走的时候，微风开始吹拂，我们后面是海法城，很长时间以来，那里的景象都是轰炸，狙击手的射击、伏击、攻击以及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激烈战斗。我们前面是西顿城和无数的流亡者。我们周围是地中海，海水在太阳下波光粼粼。我们上面来世漠不关心地移动着，仿佛上帝在天堂里拄着拐杖行走，观望着人间的痛苦，并微笑着。而我们的世界已经像气球般破裂了，这个气球已经用它的热量将我们包围。从那时起，我们仅仅知道无尽的悲伤，仅仅看到因丧失国土以及因为悲痛而被压垮的巴勒斯坦同胞呆滞的眼神。
1948年4月。这是一年中最令人痛苦的一月，但是更痛苦的岁月还在后面……
在西顿待了几个月后，我们又开始转移，一个六口人的巴勒斯坦家庭向贝鲁特的难民营进发，因饥饿、失望和无法理解而有气无力。但是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其他家庭，同样无助，同样困惑，同我们一样他们从没有吃饱过，不足以为孩子们提供书本和教育，也不足以面对马上到来的冬天。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们离开难民营，在外面找到更好的房屋，过上更好的生活，并长到10多岁时，会抱怨没这没那，马上就会招来母亲的训斥：“孩子，你算幸运的了！想想那些还生活在难民营的人。想想他们吧，不要再提什么要求。”我们会看着窗外，看到雨在下，听到雷在轰鸣。我们会记住。我们会理解。想到“那些仍在那里的人”我们就会心平气和。
人们都在适应。我们也在最初几个月里去适应难民营的生活。在适应中我们沦为男人、女人、孩子、人。我们有时也做梦。但梦想是简单的，志向是扭曲的。我们希望有一天父母能够成功地为我和妹妹买两张床，缓解我们哮喘的痛苦，睡在冰冷地面的毯子上已经加重了我们的哮喘。我们希望有一天有足够的钱买几磅梨和苹果，当我们因分到的水果比别人小而吵架、生闷气和抱怨的时候就会这样想。我们希望月末马上到来，那时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的配给供应就会达到，足够吃一个礼拜。我们认为返回自己家乡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数天延伸成几个月，几个月延伸成一年，而且一年延伸成几年。孩子们在冬天的烂泥和夏天的尘土中玩耍，同时，联合国就“我们的问题”进行辩论，而飞蛾在煤油灯周围投火自焚……
我们的巴勒斯坦意识不是消退了而是增强了，并有了微妙的色彩和新的维度。它由两个概念所支撑：保存巴勒斯坦的记忆以及获得教育。我们始终拒绝联合国提供房屋和金钱补偿让我们定居在东道主的国土上。我们想要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望去，越过边境几英里、几码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出生、生活和感受大地的地方。我们会大喊、歌唱、申辩和争辩，“这是我的土地”。那片土地上来了一个民族，一个外来的殖民者团体，在急于摆脱罪恶和羞耻的西方世界的帮助下，要求从历史、天空和我们那里取得独立。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红袜子：女性主义宣言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女性，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已经为要求改变斗争了很长时间。努力让人们觉醒和理解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性方面意味着什么，成为20世纪中期女性斗争的中心议题。在欧洲甚或在整个西方，阐明这一努力的最重要的著作，是1949年首次在法国出版的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这部著作中，波伏娃这位著名的法国小说家、社会批评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有许多明显和微妙的方式，迫使妇女居于屈从男人的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要求改变的斗争传播开来并呈现出战斗状态。在整个西方世界，妇女在人们所知的、尤其是美国人所称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要求进行改变。大量的妇女组织出现了，许多组织发行刊物表达自己的观点。
下面两段有关妇女解放的选材中，第一段选自《第二性》。波伏娃强调妇女与男性相对作为“他者”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段则代表了更加激进的女权主义的表述。它是由纽约女权主义组织红袜子在1969年7月发行的。
思考：波伏娃如何把妇女与“黑人”和无产者联系起来；在波伏娃看来女性所面对的不利条件；红袜子的主要要求；这个团体如何为它的要求辩护；人们会对这一选择如何反应。
材料来源：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H．M．Parshley，tran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lfred A．Knopf，Inc．，pp．xvii-xxii，xxvii．Copyright © 1952 by Alfred A．Knopf，Inc．；Redstockings，July 7，1969，mimeograph．
……把妇女和无产阶级进行比较之所以有道理，就在于两者都未曾组成少数人团体，也未曾成为分离的人类集合体。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能用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不能用某个单一的历史事件来解释它们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以及说明具体的个人在那个阶级中的成员身份。然而，无产阶级并非从来就有，而妇女却一直存在。她们因为自己的生理和身体结构而成为女人。在整个历史中他们始终从属于男人，因此她们的依附并不是历史事件或社会变化的结果——它也不是某种发生的事情。在这里他性似乎是绝对的，其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不具备历史事实所存在的暂时性或偶然性。在某个时期所形成的地位可以在另一个时期废除，海地和其他国家的黑人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天生的地位就似乎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但是，事实上事物的性质同历史现实一样，都不是一劳永逸地给定的，不可变更的。如果说妇女似乎是次要的，次要永远无法成为主要，原因是她本身没有产生这种变化。无产者说“我们”，黑人也这样说。他们把自己视为主体，而资产阶级白人变成“他者”。但是女性除了在女性主义者会议上或者类似的正式游行中，并不说“我们”，男人说“女人”，而女人也同样用这个词来指自己，她们没有真正表现出主体的态度。无产者在俄国、黑人在海地都完成了革命，印度支那的人正在那里为了革命而斗争，但是女人的努力从来没有超出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是得到了男人愿意赐给的东西，她们没有争取什么，只是在接受。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妇女缺乏具体手段把自己组成一个与相关群体面对面对抗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的过去、历史或宗教，而且没有无产者那样的工作和利益的一致性。她们甚至没有不分等级地居住在一个地方，从而产生美国黑人、隔离区的犹太人、圣丹尼斯的工人和雷诺的工厂工人中间的社团感情。她们分散居住在男人中间，由于居住、家务、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丈夫，其程度超过对其他女人的依附。如果她们属于资产阶级，那么就认为与那个阶级的男人一致；如果她们是白人，就会忠于白种男人而不是黑人妇女。无产阶级可以提出屠杀统治阶级，而极度狂热的犹太人或黑人也可以梦想独自占有原子弹，让全人类都是犹太人或黑人，但是女人甚至不能梦想灭绝男人。把她和她的压迫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其他纽带都无法相比的。两性的区分是生物学事实，并非历史上的一个事件。男性和女性在原始的伙伴关系内相互对立，妇女并没有打破它。夫妻两人是相互吸引的两半组成的固有统一体，沿着性别界限对社会进行分割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女性的基本属性：她在两个部分都不可或缺的整体中是他者……
那么，如果女人并非男人的奴隶，也始终是后者的依附者，男女两性从没有平等地分享过世界。即使在今天，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女人还是受到重重束缚。她的法律地位几乎到处都和男人不同，常常处于恶劣境地。甚至当她的权利在抽象意义上得到法律承认时，传统习惯也妨碍她们在习俗中充分表现。在经济领域，可以说男人和女人几乎构成了两个等级。即使在是其他方面两者相同，前者也能获得更好的工作、较高的薪水，比新的竞争者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在工业和政治领域，男人有很多职位，而且他们垄断了最重要的位子。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享有传统威望，而儿童教育似乎在各方面都支持这种威望，因为现在把过去神圣化——而在过去所有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现在，当妇女开始参与世界事务时，这个世界仍然属于男人——男人对此深信不疑，而女人也没有什么疑问。拒绝成为他者、拒绝成为交易中的一方——但这对妇女而言就是放弃了因与高等级结盟而所获得的所有好处。男性君主会为女权臣属提供物质保护，并为她的生存进行道德上的辩护，这样她可以马上逃避经济上的风险，同时可以避免抽象的自由风险，要想自由，她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设法达到目的。确实，与每个个体肯定自己主观存在的道德愿望一起出现的，是使人放弃自由而变成一种物的诱惑。这是一条不幸的道路，因为她踏上这条道路，就变得消极、迷茫和毁灭，因此而成为他人意志的产物。在他的卓越面前变得沮丧，而且被剥夺了所有价值。但是这也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人们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涉及的紧张关系。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他者，就希望她表现根深蒂固的共谋倾向。因此，女人由于缺乏确定的资源，由于她认为把她和男人连接在一起的纽带非常必要，而不考虑互惠性，由于她通常非常满意于自己为他者的角色，因此不可能要求主体地位。
因此，使女性的处境变得非常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她——同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之中。男人打算把她固定为客体，而且她的超越必然被另一个自我（良心）所压制和永远超越，后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的愿望——她总是认为自我是必不可少的——总是和环境的强制性构成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是无关紧要的。
I．经过几个世纪个人斗争和初步的政治斗争，女人正联合起来从男性的霸权中获得最后的解放。红袜子致力于建立妇女的联盟并赢得这种自由。
II．妇女是被压迫阶级。我们所受的压迫是全面的，影响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把我们当作性对象、家庭仆人和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我们被视为低等存在，其唯一的目标是改善男人的生活。我们的人性遭到否定，身体暴力的威胁强迫我们循规蹈矩。
由于我们的生活与压迫我们的人如此密切，我们之间相互孤立，看不到所遭受的个人痛苦是一种政治处境。这导致了一种幻象，以为一位妇女和她的男人的关系是两个独特个性相互作用的事情，可以个别解决。事实上，每一种这样的关系都是一种阶级关系，而且个体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都是政治冲突，它只能通过集体来解决。
III．我们识别出受压迫的动因是男人。男性的霸权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统治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所有其他形式（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男性霸权的延伸：男人统治女人，少数男人统治其他人。整个历史中所有的权利结构都是男性统治和以男性为导向的。男人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而且用武力来维护这种控制权。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使女人处于劣势。所有的男人都从男性霸权中获得了经济、性和心理上的好处。所有的男人都曾压迫妇女。
IV．曾经有一些企图，试图把男人的责任转嫁到制度或妇女身上。我们谴责这些论点是推诿逃避。制度本身无法压迫，它们仅仅是压迫者的工具。谴责制度就暗示男女都是受害者，从而模糊了男人因女人低下而从中获益的事实，同时给男人提供了某种借口，说他们当压迫者是迫不得已。相反，倘若男人愿意其他人像对待女人那样对待自己，他完全可以主动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
我们也拒绝这样的观念，即女性同意自己受压迫或应该为自己受压迫受到责怪。妇女的顺从并不是洗脑、愚蠢或心理疾病的结果，而是源于男人持续不断、日复一日的压力。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而是要改变男人。
最具污蔑性的托辞是妇女可以压迫男人。这种错觉的基础是把个人关系与政治环境割裂开来，而且男人倾向于把任何对他们权威的挑战都视为迫害。
V．我们把个人的经验和对那种经验的感情，视为分析我们共同处境的基础。我们不能依赖现存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都是男性霸权主义文化的产物。我们质疑而且不接受任何未经我们的经验所证实的结论。
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分享经验以及公开揭露所有制度的性别基础，来发展女性的阶级意识。提高意识并不是一种“治疗”而是唯一的方法，前者暗示的是存在着个体的解决方法，而且错误地假定男女关系纯粹是个人性的，而通过后者，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解放计划基于具体的生活现实。提高阶级意识的第一个要求，是无论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都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妇女保持忠诚。
VI．我们认同所有的女性。我们界定我们最大的利益是最贫困、遭受最残酷剥削的妇女的利益。
我们否定所有把我们与其他妇女区分开来的经济、种族、教育和地位方面的特权。
我们决定承认并消灭所有我们可能对其他妇女持有的偏见。
我们致力于获得内部的民主。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保证，运动中的每一个妇女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参与、承担责任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潜力。
VII．我们呼吁所有的姐妹在斗争中与我们联合起来。
我们呼吁所有的人都放弃他们的男性特权，并为了我们和他们的人性，放弃他们的男性特权。
在争取我们的解放而斗争的时候，我们总是支持妇女反对压迫她们的人。我们不问什么是“革命的”或“革新的”，只考虑什么对妇女有利。
个人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要一路并肩前行。
图像材料
欧洲的毁灭
下面的图29.1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英美的轰炸攻击对德雷森所造成的破坏。与战时同盟军的其他“区域轰炸”一样，在这次攻击中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屠杀。这幅地图表现了平民和军事目标的模糊以及现代战争中恐怖的不断增加。一些军事目标，如工厂、铁路桥、铁路编组场、部队掩体和兵营、军火库和指挥部等大都损失较小，相反，毁灭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内城，燃烧弹几乎将它彻底夷为平地。
图29.1 德累斯顿，1945年
思考：对这样的攻击及其效果可以作出何种可能的解释；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战争与西方文明关于个人和人权的经典理想有怎样的矛盾之处。
冷战和欧洲一体化
图29.2显示了二战后20年里走向冷战和欧洲一体化的信息。在军事上，西方和东方分化成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上，西欧各国通过比荷卢关税同盟、欧洲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逐渐结合为一体；东部则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尽管军事合作并不是总是与经济合作联系在一起，但这样的联系确实发生了。
图29.2 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区划
思考：各个国家作出政治和经济抉择是否有某种地理上的关系；表明区域合作、军事同盟、政治动荡和国际“热点”的世界地图，是否比欧洲地图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冷战和区域合作的程度和强度。
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
由于二战造成的虚弱以及面临着不断增长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被迫开始在20世纪40年代放弃它们的殖民地。正如地图29.3所表示的，非殖民化进程在某些地方进程很快——可以看到有大片的区域在1960年左右几年里就获得了独立——而有些地方则进展较慢——用了近30年的时间才差不多完成了独立进程，而且其中某些地区（如纳米比亚、中国的香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处在外部控制之下。
图29.3 亚洲和非洲脱离殖民
思考：有些地方获得独立较快，有些地方较慢，对此有哪些可能的解释；新国家在独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
电视暴力
许多观察家都同意，电视对西方文明内以及整个世界人们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到底有什么影响却是个争论的议题。下面这幅图画（图29.4）说明了人们提出的一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它表现一个电视摄影组在越南进行实景拍摄。在这里摄制组和军队围着一个九岁的女孩，后者在1972年被空投凝固汽油弹烧伤了。这些摄制人员所摄录的形象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每日新闻广播中播放出来，它就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给了老百姓真正第一手的、最新的也许有点过度现实主义的印象。然而，批评者认为，由于这些形象变得太普遍了，由于它们就在最俗气的电视节目（最典型的是情景剧）之前或之后展示，而且由于人们经常是在舒适的客厅里观看，所以这些真实战争的形象变得似乎不真实了。确实，人们肯定想知道这一画面本身是否不是为电影而制作的舞台布景的一部分（就像观众看到的《启示录》中所拍摄的布景一样，这部电影是1979—1980年的一部大片）。
图29.4 电视摄影组在越南进行实景拍摄
思考：20世纪的媒体在其他哪些方面影响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和理解。
杰克逊·波洛克：第一号
20世纪的艺术风格已经越来越脱离大众口味，越来越脱离大众习惯上对艺术的期待。行为绘画或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尤其如此，这些风格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很快就涌现出来。在这一艺术派别中最著名的画家是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年），他在1948年创作了这幅名为《第一号》的作品（图29.5）。1950年，波洛克接受了一位著名艺术批评家弗朗西斯V·奥康纳的访问。
图29.5 《第一号》
思考：波洛克的表述和这幅油画怎样反映了20世纪历史的某些潮流。
二手材料
乔治F·凯南：受谴责的慕尼黑绥靖政策
在讨论谁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时，传统的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不必要的软弱绥靖政策鼓励了希特勒。绥靖政策的组成成分之一是1938年召开的慕尼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和法国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换取希特勒不再要求其他土地的承诺。在下面的选段中，乔治·凯南提出了这种关于绥靖政策的传统观点。乔治·凯南是美国驻苏联前任大使，并因两卷本有关苏美关系的著作而获得普利策奖。
思考：从实际参加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英法政治家的观点来看，凯南的批评是否有道理；这一观点所探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谁应该为大战负责。
材料来源：George F．Kennan，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Boston：Atlantic-Little，Brown，1961），p．322．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慕尼黑协定是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悲剧性地错误构想的、铤而走险的绥靖政策，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为代价，徒劳地希望这能够满足希特勒勃勃的野心，从而保证欧洲未来的和平。我们今天知道这是不必要的——它所以不必要是因为捷克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如果捷克人决定战斗，他们能够实施强有力的抵抗。更加不必要的原因是，德国的将领当时意识到自身相对的弱点，如果希特勒决意要导向战争，实际上已经准备试图推翻他。事实是，西方国家和捷克政府在最后关头让步了，希特勒再次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胜利，使将军们失去了发动这场政变的任何借口。人们再一次看到，就像历史记录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有时即使看不到确实的胜利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反而是非常有利的。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为绥靖政策辩解
传统观点指责绥靖政策，认为它毫无道理，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对这种观点人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质疑。也许最具争议性的是A·J·P·泰勒的观点，他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坦率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欧洲现代史领域著述甚丰。下面的选段选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其中他认为绥靖者因为他们的政策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指责。
思考：泰勒和凯南在哪些方面对绥靖政策的合理性而非绥靖的事实有意见分歧；泰勒的观点所探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谁应该为大战负责；把20世纪30年代的绥靖政策视为一种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它来处理当今的问题，会存在怎样的好处和危险。
材料来源：A．J．P．Taylo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2nd ed．（New York：Atheneum Publishers，1965），pp．291-292．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他做的一切都取得了成功，因为其他人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又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要理解“绥靖者”，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或谴责他们。历史学家们把绥靖者作为笨蛋或作为懦夫而一笔勾销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是面临实际问题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心尽力。他们认识到一个独立强大的德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相协调。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仍然不停地研讨德国问题。例如，难道任何头脑清楚的人能够设想当希特勒通过宪法程序获得政权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明显支持时，其他国家可以在1933年用武力进行干涉以推翻他吗？也许除非1936年进行干涉把他赶出莱因兰，还有什么做法可以使他在德国更得人心呢？德国人把希特勒扶上台，也只有他们能够把他赶下台。此外，“绥靖者”还担心在德国失败之后俄国将控制欧洲许多地方。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只有想让苏俄代替德国的人才有资格谴责“绥靖者”，我不能理解，大多数谴责“绥靖者”的那些人，现在又怎么对因他们失败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同样感到愤慨呢？
认为“绥靖者”是一个狭小的集团，而且当时遭到广泛的反对，这种看法也是不真实的。根据现在所说的来判断，人们会想，实际上所有的保守党人几乎都赞成与苏俄结盟以全力抵抗德国，整个工党都大声疾呼要求强大的军备。事实与此相反，几乎没有什么主张更得人心，除了《雷诺新闻》外，国内的一切报纸几乎都欢迎慕尼黑协定。然而，这些传奇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当我写下这样的话时，简直无法相信。当然，像大多数政治家所做的和通常因此而受到称颂的那样，“绥靖者”首先想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不过他们也想到别的国家。他们怀疑，东欧各国人民是否会通过战争而获得最大的利益。1939年9月英国的立场无疑是英勇的，但它主要是在牺牲了别人的情况下的一种英雄行为。英国人民在六年战争期间蒙受的损失是比较小的。波兰人在战时遭受了异乎寻常的灾祸，并在战后也没有恢复独立。1938年捷克斯洛伏克被出卖了。1939年波兰得到救助。战争期间捷克人死亡不到10万人而波兰人死亡650万人。哪种情况较好——是做一名被出卖的捷克人呢，还是做一个得到救助的波兰人？我对德国被击败、希特勒被消灭感到高兴。我也对其他国家为此付出代价表示感激，而且也承认那些认为这种代价过高的人很诚实。
格哈特·温伯格：武装的世界
围绕绥靖政策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分析的焦点，并引导出更宽泛的问题：大战为什么会在1939年爆发？是否可以阻止战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们通常回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时代。在下面讲的选段中，密歇根大学的格哈德·温伯格比较了这两次世界大战，并分析了区分两次大战的不同点。他也肯定了谁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
思考：两次大战的原因和性质有何不同；如何比较温伯格与凯南和泰勒的解释。
材料来源：Gerhard L．Weinberg，A World At Arms：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43-44．
尽管本书包含一章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的内容，但它把大战在欧洲的开始定为1939年。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次大战纯粹是1918年因停火而暂时中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而且认为从1914年到1945年的整个时期可以视为欧洲新的内战，或者说三十一年战争的时期，但是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前一次冲突完全不同的起源和性质，而且对第二次冲突的特殊性质解释得模糊不清。如果说两次大战的副产品都是欧洲的虚弱和无力控制世界，但是两次大战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事实上在漫长战争的进程中这些意图有所变化，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双方为了各自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而争斗，决定这些角色的，是在国界、殖民地以及军事和海军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奥匈帝国希望消灭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德国很快做出决定，比利时永远不能重新获得独立，这都是事实。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希望这两个19世纪从大的政治框架中成长出来的小国彻底消失，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则希望，即使为战胜国所削弱，也希望存活下来。在这种意义上讲，战争尽管是耗费巨大和破坏力极强的手段，但仍然是达到目标的传统方法。
同样是事实的是，战争本身由于有前所未有的伤亡、代价惊人、出现了毒气武器、飞机、坦克和潜艇、且世界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变，最终的结局是彻底改变了战前的世界，而且是用交战双方没有想到的方式完成的。战争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影响同样巨大，即使有些人做出了勇敢的而且有时适得其反的努力，但战前的世界不可能再复活了。现代国家有能力利用前面2个世纪所发展的社会和机械技术，从各自的社会中调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将其投入战争的熔炉——因此而消耗殆尽——，因而造成了巨大的变化，而双方都不想要或喜欢这样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开始意图就是不同的。从一开始，全球重新建立的秩序就危若累卵，双方的领导人都承认这一点。德国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在1939年5月23日就明确地宣称，他发动战争的目标不是为了但泽自由市，而是在东方的生存空间。他的外交部长同样向意大利的外交部长保证，德国要的不是但泽，而是战争。当德国占领了波兰并提出与英法达成暂时和平时，他们的反应是，要明确不再与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签订任何协议，因为后者一直违背诺言，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就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张伯伦这位经常被人嘲笑没有真正把握国家社会主义挑战之性质的人能如此清晰地看出这些问题，那么几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就不应该对这场截然不同的战争之现实视而不见。事实上，这场争斗不仅是为了控制地域，而且是谁能活下来控制全球的资源，以及胜利者认为低劣且令人厌恶的民族要彻底灭绝的问题。
正是就这方面而言，源于欧洲的这两场战争尽管相隔仅仅20年却有着天壤之别……
预料中的中立国的呼吁都无法打动希特勒。他不但不愿意把战争推迟一天，反而非常着急，比德国军事时间表所要求的时间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布了开始行动的命令。为了让公众看起来这场战争合情合理，他参与筹备对波兰提出某些让自己的人民听起来合理的要求——而且他下令一直不理会所提出的要求，直到这些要求都失效为止。他不再愿意冒着对方答应自己这些表面要求的危险，或者说不愿意确立真正谈判的基础，不愿意遇到什么讨价还价。既然不再有机会把西方国家和波兰割裂开来，他就把精力集中在未来战争的德国后方，这反映出他相信正是大后方的崩溃导致了以前大战的失败……
9月1日的早晨德国开始了对波兰的进攻……面对德国人民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他宣布德国再一次处于战争状态。
几乎所有国家最终都加入了这场新的大战，有些国家成为受攻击的牺牲品，有些国家本身则是热切的攻击者，有些国家在最后一刻参加战争，为的是加入战后世界组织。整个世界血流成河、灾难深重，其程度前所未有。尽管该次大战的军事行动细节和战斗的地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差别甚大，但人们可怕地预测这次新大战同样恐怖，甚至可能比上次更加糟糕，却是非常准确的。然而，这次与1914年危机后不一样，对谁应该对战争爆发负责这一问题，并没有出现激烈的讨论。一切都很清楚，德国发动了战争，而其他国家做了大量非常艰苦的努力来避免另一次大战。没有第二次关于“战争罪”的争论。
詹姆斯L·格姆雷：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20世纪60年代期间的特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最初美国历史学家分析冷战所用的前提与制定政策的人没有区别：针对富有侵略性的苏联试图把自己的统治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向全世界，美国仅仅是防卫性地进行了回应。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时出现了其他的解释，最著名的是修正主义的立场，认为冷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富于侵略性和挑衅性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果。下面选自格雷姆著作的片段，描绘了这些对立性的解释并提出如何对这种争论进行分析。
思考：冷战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避免；杜鲁门和马歇尔的演讲如何支持了一方或者另一方；哪种观点你认为最有道理。
材料来源：From James L．Gormly，From Potsdam to the Cold War，pp．220-223．Copyright 1990 by Scholarly Resources，Inc．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cholarly Resources，Inc.
那些把冷战归咎于苏联的人认为，斯大林作为集权制度的领导人，能够很容易调节自己民族的利益来消弭美国的反对，并确保和平。根据这种观点，如果这位大统帅不是扩张主义者，想占领中欧和西欧，应该可以很清楚地向杜鲁门政府和美国民众讲明自己的目标是防卫性、有节制的。但相反，苏联人并没有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和繁荣世界的观点，或者说并不相信华盛顿会接受苏联的合法性或者承认它需要对边境地区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莫斯科需要“敌对的国际环境”来维持对苏联的控制和苏联的完整。因此，斯大林既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也不愿意沟通自己的目标，而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别无选择只能针锋相对……
其他分析家则谴责美国，谴责它不愿意满足苏联明白表达的要求，而且不愿意向苏联和斯大林明白表示华盛顿信任他们并承认他们的制度和国家的合法性。有些人解释说，美国的行为是美国门户开放观念的产物，该观念的目标是寻求国家的商业进入国际市场。还有其他人则把美国的行为归于对自己力量的自负，这把国家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和成就转化为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根据这种理论，许多苏联人害怕西方还是希望摧毁他们的国家。为了让他们相信美国想要成为朋友并因此而避免冷战，美国应当放弃自己的傲慢和全球目标，并表示肯定苏联进行统治和享受其胜利成果的权利。为了缓解恐惧和不信任，华盛顿需要承认苏联的新边界、它的外交平等以及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政府仍然沿用外交官哈里曼所建议的道路，哈里曼说，只有苏联“按照我们的标准与我们玩国际游戏”时美国才能对苏联提供帮助……
尽管有这样的情况，但相信美国的行动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而且促使东欧迅速苏联化，与相信苏联的扩张主义迫使美国实施遏制政策，似乎同样符合逻辑。为了全面地评估和估价这两种理论并决定冷战国际体系是否能够避免，需要考察苏联的记录，但是即使没有这些信息，只使用现存的美国和英国文献，人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波茨坦会议后并没有做出努力向苏联再次保证，相互的合作是可能的，而且华盛顿并没有试图推翻苏联的打算。
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分裂世界中联合国的积极作用
二战中出现的最理想主义的机构是联合国，它于1945年通过大国的协议而建立，最后涵盖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它主要的目标是保持和平，随着核武器的扩散，和平变得更加紧迫。联合国尽管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也遭到了某些攻击，人们说它偏好那些与明显的民族利益相对的政策，而且武装冲突爆发时它不能采取有效行动。在下面的选段中，1953年至196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分析并维护了联合国的地位和行动。
思考：在哈马舍尔德看来，联合国为什么不能解决许多主要的国际问题；人们会对这一论点做出怎样的反应；杜鲁门和马歇尔所阐释的政策等与联合国的努力和目标一致还是相互冲突。
材料来源：Dag Hammarskjöld，“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a Split World，”United Nations Review，vol．VII，no．4（October 1960），pp．24-25．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 Chronicle．
联合国以其宪章和机构，要想对完全处于目前势力集团冲突范围之内的问题施加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某一冲突是在那一范围之内，人们会认为安全委员会活动不主动，而且人们担心，甚至联合国大会所采取的立场，也深深地受到仅仅与所考虑的具体困难间接相关的各种事项的影响。无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委员会采取什么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实际上也不可能用他所掌握的手段有效运作，除非他冒很大的风险，使他的职位在需要秘书处服务的其他场合丧失有效性。
这清晰地界定了联合国在努力避免冲突或解决冲突时的主要有效活动范围。那些努力的目标必须是使新出现的冲突保持在集团冲突之外。而且，当冲突处于集团冲突范围边缘或之内的时候，联合国应当通过让这些冲突最初严格限于地区范围的方法，使这些冲突远离集团冲突领域。为此，联合国组织及其部门必须设定一条政策界限，但这一政策界限不是为了让一派反对另一派，其总体目标是让集团冲突所渗透的地区避免扩大或者进一步缩小……
那些对联合国目前解决主要国际冲突的努力看起来不耐烦的人，倾向于忽略或误解联合国为了指导国际团体走向逐步稳定在实际政治领域所能够做出的各种努力的意义。他们看到联合国在解决大型集团冲突方面无能为力，便反对该组织所代表的国际合作形式。因此，他们忘记了当冲突最初仅仅是在集团冲突领域边缘或者之外时，联合国通过自己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效或者能够取得的成效，如果不解决这些冲突或者将其限定在某个地区，集团冲突就会扩大并严重恶化。因此联合国组织通过阻止这些冲突所覆盖的地理和政治区域扩大，以及当能够使所有派别对冲突地区化感兴趣并支持联合国的努力时提供解决方法，实际上对势力集团的冲突施加了间接的但很重要的影响。
弗朗兹·法农：地球上受苦的人
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殖民主义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关注其政治和经济后果。然而有些观察者则指出了殖民主义深层的心理后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弗朗兹·法农（1925—1961年），他是法国西印度的一位精神病专家，他的著作曾经支持阿尔及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行反抗，摆脱法国获得独立。在《地球上受苦的人》（1961年）这本书中，法农认为殖民主义在实际卷入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无论是外国占领者（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当地人）。在下面选自该书的片段中，法农强调两个团体在身体和心理上的鸿沟。
思考：区别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的身体和心理鸿沟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殖民者对当地人的态度；当地人对殖民者及其机构的态度。
材料来源：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trans．Constance Farrington．Copyright © 1963 by Presence Africaine．Used by permission of Grove Weidenf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