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分界线和边界体现为军营和警察局。在殖民地，警察和士兵是殖民者及其压迫统治的官员、制度化的媒介和发言人……
显然这些政府的代理人在这里所讲的是纯粹的武力。这些中间人并没有减轻压迫，也不设法掩盖统治；他带着清晰的和平支持者的道德炫耀压迫和统治，并将其付诸实施，然而却把暴力带进了当地人的家园和内心……
殖民者的城镇是建造坚固的城镇，都是用石头和钢铁建成的。它是灯火通明的城镇，街道铺着沥青，垃圾桶吞下人们看不到、不知道甚至想象不到的残留物。除非在大海里，人们看不到殖民者的脚，即使在大海里，你也不能靠近去看。尽管殖民者所在城镇的街道非常干净和平整，没有窟窿或者石头，但是他们的脚还是被结实的鞋子保护着。殖民者的城镇是食物充足的城镇，是悠闲自在的城镇。它的胃里总是装满好东西。殖民者的城镇是白人的城镇，是外国人的城镇。
属于被殖民者的城镇，至少当地人的城镇、黑人的村落、市集和保留地，都是名声不好的地方，住着名声不好的人。他们出生在那里，出生在什么地方、如何出生无关紧要；他们死在那里，在哪里死亡或怎样死亡也无关紧要。那是个没有空间的世界，一个人就生活在别人的头顶上，他们的棚屋就建在另一个棚屋上面。当地人的城镇是饥饿的城镇，缺少面包、肉、鞋子、煤和灯光。当地人的城镇是蜷缩的村落，是双膝跪倒的城镇，是深陷泥沼的城镇。是黑人和肮脏的阿拉伯人的城镇。当地人转向殖民者城镇的眼光是贪婪和嫉妒的眼光，它表现出他梦想占有——各种形式的占有：坐在殖民者的餐桌旁，睡在殖民者的床上，如果可能的话和后者的妻子睡在一起。被殖民的人是满怀嫉妒的人。这一点殖民者非常了解。每当他们的眼光相遇，他总是提防性地愤怒地确定“他们想要取代我们的位置”。确实，当地人都梦想高坐在殖民者的位置上，哪怕只有一天。
这个世界分隔开来，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居住着不同的种族。殖民环境的独创性在于，经济现实、不平等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从没有掩盖住人的真实。当你非常近地考察殖民环境时，就会明显地看到，把这个世界分化的东西，始于属于或不属于某个特定种族的事实……
从身体上，也就是在军队和警察的帮助下限制当地人的地位是不够的。就像为了表现殖民剥削的集权特征，殖民者把当地人描绘为罪恶的化身。当地社会不仅仅被描绘为缺乏价值的社会。殖民者肯定那些价值已经从殖民世界消失，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在那里存在过，这也是不够的。他们断言当地人对道德麻木不仁，他不仅代表着缺乏道德，而且代表没有价值……
殖民地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外国人的教会。它并不召唤当地人进入上帝的道，而是进入白人的道、主人和压迫者的道。我们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许多人被召唤，但是很少人被挑中。
本章问题
1．本章所描绘的各种潮流在何种程度上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与19世纪达到的顶点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明已经衰落？有什么样的发展可以否认这种论点？
2．人们如何会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最后200年历史的根本转向并没有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而是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那次大战的后果以及战后的发展表明了这一点。
3．你认为导致冷战的，主要是由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发展，还是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别？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冷战的发生？
30．透视当今
对最近的西方历史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因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社会，几乎不可能用历史眼光来看待它们。
尽管前一章所探讨的战后时代的潮流仍在继续，但还是明显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尤其是在最后几年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衰落，并随着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剧变而结束。在过去的苏联和东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西方而言，这些变化影响深远，可以成为一道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的开始。欧洲的其他地方，或者说整个世界，都已经开始追求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进程。冲突不断、石油丰富的中东地区引人注目，对世界团体越来越重要。亚洲的某些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经济发达，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新技术成就，从空间探索到计算机生产，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我们的文明。人们对“全球化”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焦虑。在这张简单的名单上还要加上许多其他最近的潮流和事件。
本章并不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安排，因为材料大部分都是当代的，通常对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区分不再有意义。这些选材主要集中于共产主义世界的变化，尤其集中在前苏联的变化以及相关的政治变化上。其他材料则从整体上解释目前的时代并揭示未来的问题。
最近的发展有很多还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身处其中所以难以对当今进行评价，充其量本章的选材能够把当今社会的某些成分置于某种眼光之中。
约翰·卢卡克斯：短暂的世纪结束了
历史学家习惯上乐意把他们对文明的研究和分析划分为富有意义的时代或时期——在理想上这些时期以具有分水岭式的发展作为开始和结束，而且具有某种一致的特点。但对我们自己的时代而言，那就特别困难，因为我们缺乏历史的眼光。下面的选段选自约翰·卢卡克斯写于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前的作品，他认为1989年在西方发生了分水岭式的事件，导致了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的开始。
思考：卢卡克斯如何支撑自己的观点；他的论点对非西方社会是否同样有效；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材料来源：From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End of the Modern Age by John Lukacs．Copyright © 1993 by John Lukacs．Reprinting by permission of Ticknor ＆ Fields/Houghton Mifflin Co．All rights reserved．
20世纪现在已经结束了，关于这个世纪有两个独特的内容。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短的世纪。它持续了75年，从1914年到1989年。它的两个主要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如同两座矗立的山峰，主导着这一风景。苏联革命、原子弹、殖民帝国的结束、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两个超级大国的出现、欧洲和德国的分化——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两次大战的结果，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生活着，直到现在。
19世纪持续了整整99年，从1815年到1914年，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8世纪持续了126年，从1689年到1815年，也就是从英国和法国之间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其中一部分）一直到这些战争在滑铁卢的结束。
其次，我们知道20世纪结束了。在1815年，没有人知道那是大西洋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百年和平的开始。当时，每个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关注重新浮出表面的大革命的前景。1815年后出现了革命，但是整个19世纪的历史是以在99年里没有出现世界大战为特征。其例外的繁荣和进步正是归功于此。
在1689年人们几乎不知道“世纪”这个词。《牛津英语辞典》中指出，这个词的现代用法在英语中出现于1626年。在这之前，该词表示罗马的军事百人团；此后，它开始拥有了另外的含义，即100年。它标志着我们现代历史意识的开始。
我们知道20世纪结束了——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它不同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知识），主要是因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果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已经渐渐消失。苏联已经退出了东欧，德国已经重新统一。在欧洲之外，甚至朝鲜和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尼加拉瓜等政治危机，都直接和间接与这种对抗有关。
1991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面对所谓第三世界的人民和独裁者都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要牢记立陶宛出现的丑事不能排除在外：它们牵涉到苏联本身的政治结构。甚至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都变成了落伍之物，就像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名称一样。
同时要牢记，无论海湾战争何时和怎样结束，所谓的中东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都是个大问题。即使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打了漂亮的胜仗，其有益结果也是短暂易逝的。不用去说了，想一想美国在中东的强制和平就是非常幼稚的无聊行为。
不仅大国及其同盟的结构，就是整个政治史的结构也都发生了变化。在苏联，这种变化目前已经一目了然；在美国，内部的问题尽管不同但也不是表面性的。国家的主权和凝聚力，政府的权威和效率已经今非昔比。
我们还要看更大的政治单位吗？“欧洲”充其量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经济区，但欧盟却是海市蜃楼。我们更可能看到某些国家分裂成小国家吗？我们要看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移民吗？这是自从罗马帝国最后几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至少是可能的。历史的纹理就在我们的面前变化着。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分水岭吗？一定不希望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重新思考“进步”一词。这一词同“世纪”这个词一样，已经不再是我们习惯上思考的含义，而是有了现代的含义。在16世纪，也就是所谓的近代开始以前（这也是一个误称，认为这个时代将永远持续），进步只是指距离上的前进，而不是指时间上的前进，没有进化发展的含义。
此后，“进步”开始有了无可争议的乐观的含义，指无尽的物质和技术承诺。一直到20世纪期间，由于某些科技的后果越来越遭到质疑，它开始失去了某些光芒。在20世纪初，科技和野蛮似乎是一对反义词。现在它们不再是反义词。但是，科技和它对自然环境的威胁仅仅是进步所造成的大问题的一部分，如何更加恰当和正确地运用这个词及其理想，是已经开始的21世纪的任务。
雷蒙德L·加特霍夫：冷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里，主导国际事务的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尽管有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苏联的政权，并实行了大改革政策：开放性（政治和文化的开放）和重组（经济重建）。从这些政策中出现了苏联内部的大改革、东欧的改革和国际事务的改革。到1991年，苏联失去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而且自身也解体了——冷战结束了。在下面的选段中，雷蒙德L·加特霍夫分析了戈尔巴乔夫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结束冷战方面所起的作用。
思考：在加特霍夫看来，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不顾一切地要着手结束冷战；在他看来冷战期间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他何种因素有助于解释冷战结束的原因。
材料来源：Raymond L．Garthoff，“Why Did the Cold War Arise，and Why Did it End？”i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Michael J．Hogan，ed．（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1-32．
在最后的分析中，只有一位苏联领导人能够结束冷战，而且戈尔巴乔夫不顾一切地着手这样做。尽管更早的苏联领导人明白在核时代不允许战争，但是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认识到，苏联对外关系明确的核心是相互的政治适应，而不是军事力量威慑和“反威慑”。戈尔巴乔夫从这种认识中得出的结论以及继后苏联的行动，最终使铁幕被拆除，并结束了全球的冷战对抗。
戈尔巴乔夫确实低估了改变苏联的任务，这导致了政策失误，促成了他改变苏联社会和政体计划的失败。他的复兴社会主义观念建立在成功“开放”和“重组”的基础上，但这从来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重新复活苏联政治联盟也不可能实现。戈尔巴乔夫预见到这种分裂时是否修改了他的目标或者改变了自己的方法，我们不得而知，甚至他本人也不知道。然而，在外部的政治舞台上，戈尔巴乔夫不但理解而且成功地绘制了通向冷战结束的道路，即使在这个舞台上，他也确实高估了东欧共产主义政府进行改革的能力。
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揭示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在结束冷战方面有必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来证明这一结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人的世界观是从共产主义世界观中衍生出来的。如果没有扩张主义力量要遏制，那么遏制政策就是空穴来风。在这种意义上，正是真正的或想象中的苏联威胁，促使美国致力于发动冷战……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过失在于在构建自己的反共产主义对策时过分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太热衷于以暴制暴。确实，一旦冷战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观念中），每一方都按照它与那次大冲突的关系来看待世界的每一种发展，而且每一方面都倾向于根据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行行动。例如，美国人经常把源自本土的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冲突视为冷战的战争。同苏联一样，他们不信任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如果世界上的国家要么成为自己的同盟要么成为对方的卫星国或代理人，他们就会感到更加舒服。因此，未必与超级大国的敌对有关的传统外交关系，也被卷进了冷战的漩涡，至少在参与者的眼里或者从他们的行动来判断，事实就是如此。
罗伯特·希尔波罗奈尔：共产主义之后
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令大多数观察家都大跌眼镜。只有检讨过去，才能令人信服地找到这一剧变的原因。学者们现在正努力解释发生了什么。其中之一是罗伯特·希尔波罗奈尔，他在经济学、经济史和时事新闻方面著述甚丰。在下面的选段中，他集中探讨苏联的经济制度，尤其是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认为它是导致剧变的关键。
思考：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为什么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或者在特定的规划方面运转良好，但是并不十分适合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为什么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剧变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
材料来源：From Robert Heilbroner，“After Communism，”The New Yorker，September 10，1990，Reprinted by permission．© 1990 Robert Heilbroner．Originally in the New Yorker．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主义在这一世纪是一出大型悲剧，其多灾多难的落幕是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我非常怀疑社会主义现在是否在历史上消失了，但毫不怀疑这场剧变标志着它作为清晰的经济模式已经结束。而且，我怀疑它在经济上的失败比共产主义病还要更长久地折磨社会主义。在早期，人们可以看出苏联已经走向政治危机，但是那种危机大都可以归咎于令人绝望的苏联历史上的政治遗产，而不是归咎于社会主义本身。正是苏联经济方面的崩溃形成了冲击。苏联战前工业化的奇迹，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获得发展方面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出色表现似乎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因此，当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两倍于美国时，尽管有点令人尴尬但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发展率滑落到仅有我们一半时我们才有些吃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中央情报局和学术专家都开始报告苏联的经济增长接近零时，我们明显感到惊愕。但是剧变！没有人预料到会剧变。
仍然没有明确的解释确切说明苏联经济制度为什么会剧变——人们还没有找到剧变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经济失败的某些因素根植于历史之中：苏联文学中经常描绘官僚作风。也许最后的一击来自开放，这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对经济状况的愤怒，也可能来自苏联试图获得星球大战的主动权——人们听到许多这样的猜测。我们明确知道的是，那一体制恶化的程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恶化的元凶是中央计划体制本身。人们必然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什么程度上社会主义都依赖这种不会起作用的体制……
中央计划的最大问题掩盖在给予经济以步调的程序之中。中央计划体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军事战役，同前者一样，生产的进行是通过来自最上层的一系列命令，而不是通过团指挥官、连长和排长的独立决定。这意味着经济在“运转”，因为——也只能在这种程度上——每个螺母、螺栓、铰链、横梁、拖拉机和水力发电涡轮机的数量、质量、大小、重量以及出售价格都已事先决定。在最高司令部，国民生产总量的数字已经宣布。在非常低矮和阴暗的办公室里，螺母、螺栓和涡轮机的数量已经计算好，但显然，如果后者的计划没有完成，那么前者的计划也不可能达到。
因此计划要求所预期的国民生产这张大图，分割成无数个小块，就像拼图一样——这些小块由成千上万的企业进行生产，最后整件事情以合适的方式进行拼装。即使这张预期生产的地图年复一年地都不变化，这项工作也是极度困难的，当然，不改变是不可能的：总设计师们改变他们的目标，新的技术、劳动力短缺、坏天气以及简单的失误都会形成妨碍。1986年，在“重组”正式明确之前，苏联最高计划委员会就主要的“产品组”发布了两千套的指令，如建筑材料、金属和自动车。然后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就将这些产品组分成15000个类别——如木材、铜、卡车等——而负责每个类别的部依次细化为50000种更具体的产品（墙面板、横梁、车床、木板），然后分成每个种类的具体产品（大、中、小墙面板）。这些计划然后通过生产的领导层分散到下面，等到达工厂经理和技术员层面后接受修改或者异议，此后再重新返回到部级层面。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程序中，最困难的一步是为企业确立“成功的标志”——即所期望的执行目标。许多年里都是用实物条款给定目标——多少码布或多少吨钉子——但是那会导致明显的困难。如果布用码来上交，则会织得很松散，让纺线生产更多码的布。如果钉子的产量由数量来决定，那么工厂就生产大量像大头针那样的钉子；如果按重量计算，就生产数量较少但很重的钉子。一本讽刺性杂志《鳄鱼》曾经刊登了关于一个工厂经理的卡通画，他骄傲地展示自己创纪录的产品，一颗巨大的钉子吊在起重机上。
当然，困难的是，不可避免的协调和错误无法由排长或团长的决定进行纠正，尽管他们能够看出战役已经偏离了预定计划。
既然共产主义已经剧变，我就对社会主义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经济形态的前景不怎么乐观。这种表述对那些记住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前一阶段的人，将是一种挖苦性的评论。但是计划经济的崩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含义。作为一种改造人性的半宗教性的构想，它在20世纪遭遇了重创。作为一种理性计划社会的蓝图，它已经破碎不堪。
卡罗尔·思卡尔尼克·勒夫：东欧共产主义的剧变
许多学者集中探讨共产主义剧变的原因和冷战结束的意义。同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因这些发展而在东欧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开始着手议会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的试验。在下面的选段中，卡罗尔·思卡尔尼克·勒夫考察了因共产主义剧变而产生的新欧洲。
思考：西欧和东欧的新关系；勒夫说中欧国家努力“重返欧洲”指的是什么；世界上这个地区的未来前景。
材料来源：Carol Skalnik Leff，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Nation Versus State ［New York：Westview Press（HarperCollins），1977］，p．103．
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产生了冷战后的全球新秩序，而且也产生了一个新欧洲，其中，受到东部实行一系列温和但持续不断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试验的影响，冷战的分立正渐渐消失。如果不关注东欧正在发生的转变就不再可能研究西欧。我们对此进行关注有好几个理由，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占据报纸头条的，是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猛烈的区域动荡。1989年以前，因苏联的统治而导致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动乱和扩散的影响，但西欧与这一切都是隔绝的。共产主义的剧变意味着这一隔绝的结束——以及需要北约等现存机构对这些冲突做出应对，而在以前这些机构本无意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关注东部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是中欧国家通过追求前所未有的目标，变共产主义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将濒死的政治制度重新设计为发挥功能的民主机制，不懈努力“重返欧洲”。在有时过度乐观的成功期待中，这些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北约和欧盟的门外排队等候，希望进入一个繁荣和安全的团体，而这些小而脆弱的国家靠个人是无法获得这种繁荣和安全的。
从单个来讲，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具备中国或苏联那样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它们集体的命运会塑造整体欧洲势力的轮廓，要么会加重它的政治和经济砝码，要么会因把注意力和资源转向处理地区冲突而减少它的砝码……
然而，我们用后共产主义一词是想提醒，我们不必因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不再是共产主义就将其描绘为民主或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些政体是从哪里开始转变的——是从集权的共产主义政体。我们不知道它们要转变成什么，时间太短，我们不能确定某种或所有正在进行的努力，结果会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达到顶点，成为我们所称的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某些国家可能会非常充分地复制西欧的模型，加入欧盟和其他欧洲机构，比较而言可以被描绘为欧洲政治的变种。其他国家可能转变集权统治，但它仍然是后共产主义的集权统治，就像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体制一样，那种体制是建立在民族主义而非建设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且包含着某种竞争政治的特征（如敌对的报纸或选举竞争），还有其他国家发现自己在以前的集权政治和稳定、合法民主成就之间悬而未决。民主化的学者们谈论“不稳定的”民主，是指它从自由选举到自由选举蹒跚而行，从没有组成一个统治有效、广泛认可和合法的政府。那里有许多民主的陷阱，但是这个制度从未奏效，而且磕磕绊绊地从一个危机走到另一个危机，通常依赖非常时期的行政权而不是依赖协商和妥协。俄国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或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体制获得了相对稳定但是民主不够充分，原因是某些政治力量被组织在这个体制中获得真正的权力，以及其他人（例如军人或前共产主义者）在舞台后面行使在民主上无法解释的力量。罗马尼亚或属于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可能属于这一范畴。
萨缪尔P·亨廷顿：恐怖主义和文明的冲突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攻击了美国的目标，杀害了数千人的生命。试图解释这些行动原因的学者通常指出近年来的其他恐怖主义事例以及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分开的深层矛盾。萨缪尔P·亨廷顿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争议的人物。在他1996年发表的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文章中，他认为文明之间的根本冲突——尤其是西方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即将发生。下面的选段选自于2001年9月攻击后他才发表的作品，其中他强调了文明间冲突的危险正在增加，而且我们已经进入了“穆斯林战争的时代”。
思考：亨廷顿如何解释当代穆斯林战争的原因；在亨廷顿看来，为什么存在着文明全面冲突的基本要素。
材料来源：Samuel P．Huntington，“The Age of Muslim Wars，”Newsweek，December 17，2001．
当代全球政治是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与其他文明的人们相比，穆斯林更加频繁地相互斗争和与非穆斯林作战。穆斯林战争取代冷战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这些战争包括恐怖主义战争、游击战争、内战和国家间的冲突。这些穆斯林暴力的事例会融合成伊斯兰和西方或者伊斯兰和其他地区文明间的大冲突。然而，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牵涉到穆斯林的暴力很可能会一直扩散、多样化和日益频繁……
然而，总体而言，穆斯林战争时代源于更加一般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包括伊斯兰教义和信仰固有的性质，这些教义和信仰，同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一样，是信徒们用来根据自己的愿望为和平或战争辩护的，当代穆斯林战争的原因在于政治，而非7世纪的宗教教义。
首先，过去几十年里最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是伊斯兰意识、运动和身份几乎在各地的穆斯林民族中复苏。这种伊斯兰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反应，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伊斯兰主义者组织通过提供社会自助、道德指导、福利、健康服务、教育和事业救济等，进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穆斯林人口的需要——而所有这些服务通常是穆斯林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另外，在许多穆斯林社会中，伊斯兰主义者是极度残暴政府的主要反对者。伊斯兰的复苏也产生了一小部分极端主义者，他们成为反对非穆斯林的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的新成员。
其次，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在阿拉伯人中间，存在着对西方及其财富、力量和文化的不满、怨恨、嫉妒和仇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统治穆斯林世界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特定的西方政策，包括美国1991年以来针对伊拉克的行动，以及美国和以色列长期保持亲密关系所造成的。从广义上来讲，是穆斯林民族对自己腐败、无效率和残暴政府的反应，是对他们看到西方政府支持这些政体的反应。
第三，穆斯林世界内部部落、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分化，刺激了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它们也同样促使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因为不同的穆斯林组织和政府，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推进自己的穆斯林派别方面相互竞争，并支持穆斯林组织与从波斯尼亚到菲律宾的非穆斯林作战。如果一两个国家支配了穆斯林世界，那么穆斯林中间的暴力，或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就不大会发生，但自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这样的情况从没有出现过……
这些因素是穆斯林广泛实行暴力的源头。到目前为止，那种暴力大部分都是地区性的、有限的和分散的。它是否能够演化为伊斯兰同西方以及其他文明间剧烈的大型文明战争呢？很清楚，这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目标。他宣布对美国的圣战，命令穆斯林不加区别地杀害美国人，并试图动员各地的穆斯林加入他的圣战。他的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伊斯兰中有许多派别。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对恐怖主义进行全球性的战争，但事实上有许多不同政府针对不同恐怖主义组织的战争。美国主要关注基地组织，其他政府则关注他们当地的恐怖主义分子。
不同文明全面冲突的基本要素是具备的。对9·11的反应以及美国的反应是严格以文明为界限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绝对表示同情和支持，许诺加入美国与恐怖主义作战……非西方、非穆斯林的主要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可调节性地表示同情和支持。几乎所有穆斯林政府都谴责恐怖主义袭击，毫无疑问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组织会对他们的独裁政体构成威胁。然而，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对美国的反应提供了直接支持，而且在主要的阿拉伯政府中，只有约旦和埃及支持美国的反应。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许多人谴责恐怖主义攻击，一小部分人明确赞同攻击，大多数人公开指责美国的反应。美国及其盟国使用军事力量对付其敌人的时间越长、越激烈，穆斯林的反应就越广泛和激烈。9·11促成了西方的一致，拖长对9·11的反应也会促成穆斯林的一致。
尼尔·弗格森：2001年9月11日后的未来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对美国发动了袭击。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在许多人看来，美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因那次攻击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在下面的选段中，牛津的学者尼尔·弗格森认为，一定要在以前存在的历史潮流背景下来认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进一步分析在9·11后的十年里最重要的潮流有可能是什么。
思考：你是否同意弗格森所说的主要潮流；你认为9·11的后果是什么；历史预言具有什么风险。
材料来源：Niall Ferguson，“2011，”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December 2，2001，pp．76-79．
从直接后果来看，摧毁世贸中心同萨拉热窝的暗杀以及轰炸珍珠港一样，确立了历史的新方向。一些冲动的评论家几乎从双塔倒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那一事件很悲惨和令人震惊，但是它远非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是历史的转折点。
事实上，在给某个事件赋予特别重要意义时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尽管令人震惊，但是并没有改变某些潜在历史潮流的方向。假如攻击没有发生，世界在那些潮流下演化和发展到2011年，那时的面貌和攻击后发展到此时的世界面貌相比在许多方面没有太大的不同。
第一个深层的潮流是非常明显的：恐怖主义——也就是说无国家的组织为追求极端政治目标而使用暴力——向美国传播。这种恐怖主义长期存在于我们周围。劫持飞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同情者系统地采用这种战术以来，已经有大约500起劫持事件。至于用飞机直接撞击民用目标的战术，与3913名日本飞行员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在1944年和1945年执行神风攻击队使命，杀死了自己和更多的美国军人。
9·11事件中真正全新的东西是这种久经考验的东西联合运用，而且被应用于美国。据美国国务院的数字，在1995年和2000年间，全球恐怖袭击共有2100多起。但是其中只有15起发生于北美，导致了7个人伤亡。令人感到新奇的，是国际恐怖主义成功地扩展到了美国……
坏消息是，针对藏匿恐怖分子的国家发动的战争再多，也不会排除进一步攻击的可能性。西欧与左翼和民族主义恐怖分子的战斗经历表明，针对恐怖主义的真正战争，必须由国内情报机构、警察部队和所有潜在目标周围的笨拙的安全卫队在后方进行……
第二个潮流是9·11没有对经济的回落起任何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资产通胀泡沫在恐怖分子攻击之前就已经达到顶峰。尽管这些攻击靠近华尔街，但9·11真正的撞击并没有对股票市场造成潜在的冲击——只是使它临时关闭……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世界经济具有两个严重的弱点——这也早于9·11。
第一个弱点是全球化的非全球性质。世界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远没有完美地结合起来，反而明显地割裂开来。因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绝大多数贸易现在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同样，大多数欧洲的贸易都在欧洲内进行。倒退到1913年，那时的国际资本确实是国际性的：1913年，63％的国际直接投资投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是1996年，这一比例仅仅是28％。由于美国能够根据其各种签证计划，从欧洲和亚洲经济体精挑细选最有资格和最有才能的工人，同时通过墨西哥后门放进来更多非技术性（不交税的）拉丁裔工人，劳动力的流动也被扭曲了。
正是由于这一关键原因，我们所称的全球化进程倾向于最终扩大国家间的不平等。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中最富裕的前5位的总收入，是最贫困的后5位的30倍；1998年，比率是74：1。1965年乍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到1990年则是五十分之一。如果说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有收入趋同的真正措施，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则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样的不平等似乎容易导致穷困国家对超级富裕的美国产生怨恨……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全球能源供应的中期看法。多功能运动车作为身份象征的出现，表明美国人对自己原油和汽油的供应多么沾沾自喜……
现实是严峻的。中东占有世界原油产量的31％但只消费6％。北美约占全球原油产量的18％但消费30％。然而更加发人深省的是世界原油存储的数字：北美储量是6％，中东占65％……普林斯顿大学的肯尼思·迪菲亚描绘说，全球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10月在伦敦举行的英国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会议上，专家们警告说，从2008年开始，非欧佩克原油的供应将直线下降——到2040年几乎下降到零——而且，除非有重大技术突破，从2010年开始就会出现实际的全球性短缺……
还有第三种潮流已经发挥作用10多年了：美国全球势力已经从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变成了正式的帝国主义。
从1945年以来，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间接影响周围的世界：通过跨国公司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行使经济影响，通过“友好的”当地政体行使政治力量。
然而，正如英国在19世纪所发现的，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对要取得什么会有所限制。革命会推翻傀儡统治者。新政体会不履行债务、中断贸易、与邻国发动战争——甚至赞助恐怖分子。
美国会慢慢地、不假思索地直接介入远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来应对这种危机。确实，它倾向于披着多边主义的面纱和以联合国或欧盟的名义做这些事情。但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所设定的先例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些地域变成了一种新的殖民地：国际保护国都由美国的军事和金钱力量来支撑……
有一种评论很多的潮流我还没有提到——人们所推测的民主西方和偏执的伊斯兰直接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这种观点看，9·11是“暴露”的时刻而不是重新定向的时刻，因为美国人很晚才意识到一场冲突，而穆斯林世界已经战斗了数年，我并不相信这一点。
那主要是因为，现代穆斯林最突出的特征是令人惊讶的异质性和地理上的分散。种族或宗教团体间的暴力并没有将世界划分成大的集团。如我们在巴尔干所看到的（我们不要忘记，在那里我们倾向于与穆斯林站在一起），趋势是现存的政治单位产生分裂。因此，所有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传统的战场，而是在波斯尼亚那样的多文化国家的街道上——甚至在英国布拉福德那样的城市里，在那里，穆斯林年轻人团伙去年夏天发动了暴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运动的主要后果不是它们的向心力而是离心力影响。我们应该预计的不是整体文明间的冲突，而是随着宗教和种族冲突挑战现存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而不断走向政治瓦解。内战终究是1945年以来最频繁的战争：战后冲突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都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从南斯拉夫到伊拉克再到阿富汗，美国一直面对的不是统一的伊斯兰，而是陷入内部冲突的一系列脆弱的政体。（索马里、塞拉利昂和卢旺达也是如此）
马克·杰根史迈尔：宗教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不是新东西。然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恐怖组织发展惊人，而且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战术攻击军事和民用目标。21世纪最初几年发生的事件，如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攻击，2004年3月11日对西班牙的攻击，都表明恐怖主义可以变得多么极端。在下面选自《上帝头脑中的恐怖：全球宗教暴力的兴起》的片段中，马克·杰根史迈尔对宗教恐怖主义集中进行了探讨。
思考：根据杰根史迈尔的说法，宗教恐怖主义的含义是什么；恐怖主义可能的原因；什么会促使人们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材料来源：Mark Jugergensmeyer，Terror in the of God：The Global Rise of Violence（Berkeley，C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p．5-6，11．
恐怖主义意味着恐怖。该词源于拉丁词Terrere，意思“让人颤抖”，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开始普遍用于政治，指对公民秩序的攻击。因此民众对暴力的反应——恐怖主义造成的颤栗——是该词含义的一部分。因此，恐怖主义行动的定义有我们、目击者——受惊吓的人——来界定而非由实施行动的人来界定是合适的。是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公共机构、新闻媒体——给暴力行为贴上了标签，使它们成为恐怖主义。（它们是公开的破坏行为，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引起了广泛的恐惧。）
当我们发现通常出现于这些公开暴力活动中的其他特点，即用宗教进行辩护时，恐惧通常就会转变为愤怒。大多数人认为，宗教应该提供和平和安宁，而不是恐怖。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宗教不仅成为这些罪犯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他们的驱动力和组织结构。诚然，有些恐怖行为是由政府官员实施的，运用某种“国家恐怖主义”来制服民众。斯大林的大屠杀、萨尔瓦多政府资助的杀人小分队、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以及中非政府鼓动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暴力等均属此列。美国在越战中所实施的暴行也可被谴责为恐怖主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也应被视为恐怖主义行为。
但是人们经常把“恐怖主义”一词与被剥夺公民权的团体所实施的暴力联系起来，它们孤注一掷，试图获得某些权力和影响。尽管这些团体不能像政府运用军队那样进行大规模屠杀，但这群人的纯粹性、极端的献身精神和难以描绘的危险性，使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单薄的军事资源。这些团体的声音纯粹是由世俗原因引起的。他们曾经为左派意识形态所激励，如秘鲁的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和日本的赤军，他们也为种族或地区分离主义的希望所推动，如西班牙的巴斯克民兵和中东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
但更常见的是宗教刺激了恐怖主义行动——有时结合了其他因素，有时则作为主要的动机。……
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为了使恐怖主义行动获得成功，它需要支持团体，或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庞大的组织网络。从事这些行动的罪犯也需要大量的道德借口，为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财产破坏进行辩护，或者为残忍地攻击他人生命，尤其是攻击他们几乎不了解以及那些根本没有个人恩怨的人寻求宽恕。它需要大量的内部信仰、社会认可以及和合法意识形态或人们所尊重的权威的赞同。由于这些行动需要道德、意识形态和组织的支持，因此大多数行动都出自集体决定——如导致在东京地铁释放神经毒气的阴谋以及哈马斯组织精心设计的爆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