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第一部分第一章中“使用原始材料”、“使用图像材料”和“使用二手材料”部分）.5
安托尼·安德鲁斯：希腊——奴隶制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希腊同其他民族一样实行奴隶制度。但是由于人们仅仅关注希腊的光荣，结果忘记了当时奴隶制度存在的程度以及奴隶制度在支撑希腊生活方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历史学家是安托尼·安德鲁斯，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写了一部有关希腊人的重要著作。在下面的选段中他考察了希腊关于奴隶制度的设想以及希腊世界中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
思考：这样的分析如何损害了希腊是一个开放、民主和公正社会的印象；对不同时代和社会的奴隶制度可以做出怎样的区分——比如雅典的奴隶制度和18世纪美国的奴隶制度。
材料来源：Anthony Andrews，The Greeks（New York：Random House，1967），pp．133，138-139，142．
从广义上讲，奴隶制度是希腊文明的根本，如果取消奴隶制并代之以自由劳动，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尝试了，就会使整个社会失去根基，雅典和斯巴达上层的闲暇就会失去。普通的雅典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即让一个自由人为另一个作为自己主人的人直接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自由人和奴隶一起从事了大多数形式的商业和手工业，但是把奴隶从这些任务中抽离出来，就一定会导致令人不安的劳动力和财产的重新分配和组建……
归纳希腊世界中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奴隶有什么看法人们通常是不知道的。在希腊家庭生活的狭窄区域，人们与他们的仆人之间并不像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同其仆人那样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希腊人在任何场合都不可能不交谈。保姆和孩子、导师和学生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很容易演变为感情，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忠诚的奴隶在战场上救了自己主人等类似的故事。但是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注定有不愉快的成分，当奴隶受到惩罚时往往伴随着体罚，一位自由人有这样的权力泄愤……
与主人有良好关系的家庭奴隶有机会得到解放，“分开生活”和从事商业的奴隶希望挣足够的钱来赎身。虽然这种实践和手续在每个地方都差别很大，但是释放奴隶并非不普遍。主人有权让奴隶服役，但通常将这种权利限定于某个固定时期或者限于他活着的时期。一些“分开生活”的人明显富裕起来后，招致不满的寡头评论说，雅典大街上的奴隶穿得比自由人还好……
但是碰到坏主人的家庭奴隶境遇就比较悲惨，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那些受雇于矿山和其他工作的人前景更加暗淡——而且我们连曲解地反映他们感情的材料都没有。但是，公元前413年当斯巴达人在雅典外面设立要塞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20000多名奴隶投奔敌人，大部分人都是“手艺人”（这一词涵盖各种技术劳动力，不一定限于拉乌利昂的矿工，尽管许多逃跑者确实来自于此）。我们不知道入侵者给了他们什么承诺，我们更不知道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但清楚的是，甚至有技能的奴隶也会因为不确定的前景而时刻准备逃跑……
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一切都受到质疑，奴隶制度也不例外。我们也听到一些孤立的声音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奴隶制度违反天性。亚里士多德辩护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不具备完全的理性，需要主人的意志来完善他们自己，这样的声音回荡在我们周围，完全排除了在战时“天生自由的”希腊人也许会受到奴役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世界，无论形式如何，奴隶制度是普遍的，所有国家都不记得曾经不是这样的时代。人们没有吵闹着要解放，这一点也不奇怪。有人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希腊在满足生存之外没有什么富余，使少数人获得闲暇的剩余价值只能通过人为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希腊就别无选择。到6世纪初，希腊人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把公民降低为奴隶，还是从国外扩大奴隶的进口。只有像工业革命那样，技术获得大幅度提高后，才能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
M·I·芬利：古代希腊——城邦的衰落
公元前4世纪是典型的衰落时期，至少对希腊城邦而言是如此。这一衰落及其原因长期令历史学家们着迷。有些人指出这归咎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人们的理想幻灭，另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希腊城邦没有能力控制内部的斗争以及面对马其顿的威胁不能结盟。在下面的选段中，剑桥大学著名古代史专家M·I·芬利用不同的观点探讨了这一问题：希腊城邦只能在不寻常的环境下繁荣，而且只能繁荣很短的时间。
思考：可以解释城邦“衰落”的另外因素；什么政策或发展会延缓城邦的衰落；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系于城邦的命运。
材料来源：From The Ancient Greeks by M．I．Finley．Copyright © 1991 by Paul O'Higgens and Charles Richard Watten．Used by permission of Viking-Penguin，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Inc．
所有这些变迁，同长期停滞一样，都标志着团体的衰落，从而也是城邦衰落的标志。城邦越是不得不雇佣更多的军队，它在经济上就越来越不能满足公民，尤其是土地，因此这些人不得不远赴他乡寻求生存。城邦越是不能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保持均衡，那些外来人口就越来越多地入住城市，这些人既有外部的自由移民，也有释奴（他们可以被比喻成内部的自由移民）——那么，一个团体越是没有意义，就越是不能名副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使用的“衰落”一词，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它有不恰当的生物学色彩，它使人想起一个文明各个方面不断的下降趋势，这些显然是不真实的。然而下列证据是真实的：4世纪是希腊城邦衰落的时期，非常不稳定，有时会突然复苏或者出现努力拯救自己的英雄业绩，并在亚历山大之后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城邦。尽管保存了许多城邦外在的形式，但是希腊人今后的生活状态无法掩饰，用克里孟梭的话说，他们生活在“颓废的甜蜜和平中，接受了随之到来的各种奴役”……
甚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也有全面衰落的迹象。当时的政治家们自己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尽管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政治领导人同时是、或者被期望同时是军事领袖，因而在十位将军中经常能发现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之所以被选出是因为其政治的重要性而非其他）。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这两项公共活动，即国民的和军事的活动割裂开来。将军如今是职业士兵，大多数人远离政治或缺乏政治影响力，经常受外国军队雇佣担任雇佣军首领，同时也为自己的城邦服务。这种转变出于许多原因，其中国家财政的短缺是最主要的，但是不管如何解释，这种割裂对城邦来说不是好事情，这种成员对社会责任的分离，削弱了公众意识，也没能培养出明显更优秀的将才。在海军方面，这些事实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沉重的费用仍然由1200名最富裕的人承担，海军仍然运转良好，但是出现了更多逃避责任的现象，比以前更需要强迫捐献或用法律追查不履行责任的人。经常要征募船员，自愿应募已经不教需要。毫无疑问，那主要是因为国库已经耗尽，无法定期支付长期的费用，其原因是分配负担的制度不令人满意，导致一些人不愿捐助被分配的费用，而并不是由于缺乏爱国心。不论这些责任落实到哪里，结果都会进一步导致城邦的局部崩溃。
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说雅典几乎快要成功了，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由于马其顿、至少是亚历山大太强大。但是马其顿早就存在，波斯、迦太基和后来的罗马也早就存在。城邦成长在这样一个世界，而不是存在于真空或幻境中，而且它出现在贫瘠的希腊土地上。它真的是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吗？它的衰落和消失是由于那些可以得到修正的因素，由于偶然事件——马其顿的力量——还是内在的结构性弱点呢？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这些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在人们还远未看到城邦真正需要寻求摆脱困境之途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柏拉图希望通过把所有权力交到德行完美的哲学家手里来拯救它。其他人则谴责民众、误导民众的人以及政治煽动家的各种邪恶。还有一些人，尤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则坚持认为联合在一个民族国家里是愚蠢的失败。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其解决办法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建议，用其他东西从根本上破坏或取代这个同时也是自治国家的团体。有人总结说，城邦是个响亮的概念，但是它很少要求整合物质财富和制度因素，因此它从未实现过；它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达到了类似的程度；它有过去，有转瞬即逝的现在，但没有未来。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它的成员们捕捉和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精神所能达到的顶峰，这在历史上不是经常能做到的。
理查德·斯敦曼：亚历山大大帝
如果有人说伟大的人物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似乎具备这样的特点。在他短短的生涯中，他领导希腊人令人震惊地征服了波斯帝国。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公元前323年他的死亡是希腊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最合适的分界线。历史学家们像W·W·塔恩一样，通常会赞美亚历山大的伟大业绩和他的远大理想。但是以下面的选段为代表，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否定这些过去的观点。理查德·斯敦曼在此评价了亚历山大的个性、计划和成就。
思考：亚历山大的成就和目标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视为英雄的亚历山大应当受到怎样的批评；为什么亚历山大帝国未能维持长久。
材料来源：Richard Stoneman，Alexander the Great（New York：Routledge，1997），pp．92-94．
亚历山大的事业是希腊文化在西地中海和近东传播的推动力，而且他的成就为罗马帝国、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其他重要成分提供了扎根的土壤……［然而］这样的远大前景远远超出了亚历山大的想象，而且……他的目标和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把某些线索集合在一起，使这些目标和理想与他真正的遗产直面相对，现在正是时候了。
如果如今天的许多学者所假定的那样，亚历山大【“最后的计划”】……代表着亚历山大真正的计划，那么我们就能推导出亚历山大的自大狂症不断加重。在某种程度上，他逐渐相信了他自己的宣传，即把自己看成阿蒙神之子，而且具有神圣性。为这种极端的自信所支撑（他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不缺乏自信），在达成自己的目标方面他越来越冷酷无情。不忠的人立即会受到惩罚，但是犯腐败和侵吞财产罪的人，只要忠诚方面不被怀疑，惩罚起来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机会主义和灵活变通使亚历山大在印度征服的地盘很快得而复失，当它们不再威胁他目前的地位时他就放弃了它们。巴比伦和伊朗成了他帝国的核心，但是那会是怎样一种帝国呢？
管理从来不合他的胃口。奥古斯塔斯评论说，亚历山大几乎没做过什么来确立所获庞大帝国的秩序，这一评论很能说明问题。在最后的岁月里，这位国王的思想状态似乎很怪异，除了自大狂之外，他也许已经患上了导致死亡的疾病，而且患上了严重的“倦怠病”。他能想到的与他的自我形象相符的行动，只有进一步的征服行动。侵占阿拉伯半岛的准备早已经做好，相信他还有了征服西方——意大利和迦太基甚至更远的地方——的计划，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意大利人和迦太基人完全相信这一点。
事后看来，纯粹基于快速军事征服而建立的帝国无法凝为一体，这一点不可避免。亚历山大的乐趣在于让他的官吏忠于自己，他没有兴趣为自己的帝国确立一种政府类型，他也完全忘记了希腊本土。一旦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消失了，帝国的瓦解就不可避免。另外，他没有指定继承人，使得这种结果更加不可避免……
但是那是一个讲希腊语的世界。另外，所有后继的国王们都敬奉亚历山大为开山始祖。所有的铸币上都有他的肖像……
如果我们从马其顿转向更广阔的世界就会发现，以利他主义或哲学的目的来混融文化绝非亚历山大的意图，但是他行动的结果却造成了文化的混融。在帝国的不同地区，这种混融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希腊由于有强大的文化传统，实质上并没有受到帝国的影响。在马其顿的领导之下，城邦国家仍然以自我的方式继续着，尽管他们必须习惯于尊重“皇室的朋友”。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也是如此，他们在安提柯和后来利西麦克斯相对脆弱的统治下能够继续作为“独立城市”而存在。有些城市非常繁荣，尤其是帕加马，发展了堪与亚历山大里亚媲美的文学和艺术。当帕加马最后的阿塔里德国王屈服于罗马后，小亚细亚其他地区的命运也被决定了。
芬利·胡珀：希腊事实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强调希腊的思想和科学成就，尤其强调他们特别善于运用理性。近年来历史学家们指出了希腊缺乏理性和个人主义的方面。芬利·胡珀在下面的选段中列举了这种倾向，他集中探讨超自然和大多数希腊人适应典型日常生活的需求。
思考：原始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对胡珀的观点；参考安德鲁的观点来思考这一解释，把希腊视为民主社会是不是一种误解；胡珀做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前后背景。
材料来源：Reprinting form Greek Realities by Finley Hooper，by permission of the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67，pp．1-3．
在很大程度上，从早期时代至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是关于少数人的历史，他们的才能为所有其他人所铭记。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如此。在古代，关于普通人及其生活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希腊历史的事实之一是，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观点是千差万别的，这些人在聚光灯下，吸引着牧羊人、养蜂人、种橄榄的人、渔民、预言家以及吹牛者，后面这些人同其他默默无闻的人一起构成了人口的大部分。
希腊传奇式的荣耀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希腊人寻求理性的解决之道，并且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求知欲的民族。实际上，大多数希腊人并不献身于理性的冒险，而是寻求安全的迷信避难所和魔力的安慰。只有相对少数的思想家在不倦地追求真理过程中，提供了各种不可思议的观念。每种观念似乎都包含着某些真理，对这些观念进行研究，并不是任何人都应当冒的险，并且所有的古代希腊人一点也不愿冒这样的风险。然而，为了让整个民族与哲学的开端相联系，尤其是与科学调查的客观性相联系，人们还是做了大量考察。
属于具有独创性的少数人群体的希腊人，只不过是同历来如此的其他普通人一样……
他们是不安分的、饶舌的、爱批评的、有时也是无种的。然而他们的生活和作品，无论好坏都揭示了希腊本来的样子。在荷马之后，抒情诗人从一地漫游到另一地，在流放中离开自己家乡的城市，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已经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希腊人发明了理智主义，那么他们也首先对它进行了压制。简而言之，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向其他人既展示了人们所努力的事情如何成功，也展示了如何失败。
如人们常说的，人类所知的第一个民主社会源于希腊。因为这种对人类自由的表达，希腊人获得了长久的声望。但同样正确的是，民主政府从来没有为大多数希腊城邦所接受，那些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城邦，受到了来自内外的激烈争论。在民主具有最好机会的雅典，总是受到寡头组织阴谋的威胁，后者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推翻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典民主实际上是因为那些从中获益最多的人，而不是那些张开翅膀等待夺取的人而失败的。那时和现在一样，在这些事件表面的背后，在通过国家干预而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在个人更自由地进行服务和相互剥削的地方所涌动的巨大活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
在进行类比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一定要小心。在希腊民主政体中，自由处于危境的个人数量远比现在要少。古代希腊的历史出现在所有人都变得平等之前。甚至聪明的亚里士多德也在表面上接受这样的论据，即某些人被赋予了优越性。他认为没有理由让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事实上，他承认某些非凡的人应该在法律之上。有些人生来就该统治，有些人生来就该服务。他们之间没有共通性。
每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的平等概念并非希腊民主传统的一部分。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说，雅典认为争论是明智行动必需的序曲。同时，至于谁应当参与争论，他有着非常褊狭的观点。在雅典，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真正的公民因此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明显少数人。
在其他雅典城邦，政治权力仍然授予一个小圈子（寡头）或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且经常得到有益的结果。针对同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人们给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而且，只要有不同就会有冲突。那些极力想减少冲突的人也极力压制不同，这同样给了希腊社会以令人激动的活力。在激烈的甚至经常是傲慢的争吵中，希腊人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文明。然而，人们大大忽略了它的代价。人们并不愿做困难的选择。希腊人提供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教训，即人和人确实处于冲突之中，而处于冲突中确实要比他们集体服从某一种观念要好。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讽刺。
本章问题
1．评价民主在雅典从兴起到兴盛以及古典时代雅典社会性质方面所起的作用。
2．许多文献都探讨城市国家的性质，强调希腊所经历的紧张关系和变化。根据你对这些素材中所提供信息和论点的回答，你认为希腊人组成这样相对小而独立的单位具有何种优势和劣势？
3．一方面，这些素材着重探讨希腊文明各种令人艳羡的特征，例如艺术、戏剧、民主、政治思想、科学和哲学。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也揭示了希腊文明某些值得批评的特性，如城邦的不稳定、相对容易发生战争，希腊人不平等的态度、对妇女的否定态度以及维持奴隶制度。鉴于此，你认为希腊是被过分浪漫化了还是得到了恰当的夸赞？为什么？
4．罗马的兴起
罗马文明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兴起。公元前509年，罗马摆脱伊达鲁里亚的统治取得独立之后，逐渐确立了对意大利半岛、西地中海、整个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大部的控制。尽管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仍然维持着共和国的形式，但出现了大量的政治动荡和斗争，通常反映了中低阶层和统治精英阶层的紧张关系。最后，共和国无法支撑这样和那样的紧张关系。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渐进革命”，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掌控了罗马，使罗马成了有实无名的帝国。当共和国转变成帝国的时候，罗马政治支配和希腊文化的结合，使得地中海盆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体。随着奥古斯都的胜利，希腊罗马文化达到了成熟。
共和国令人赞叹的成就是军事、政治和行政。罗马持久地获得战争的胜利，每一次胜利都扩大了它的统治。它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发展政治、行政和法律政策来统治新征服地区的能力——在这方面希腊就相形见绌。在共和国后期，尤其是在帝国时期，这些成就为伟大的建筑成就所促进和体现——道路、引水渠、公共设施和纪念碑，这些东西都有助于将罗马各地结合在一起。从文化上，罗马自由地借鉴希腊文化，承认希腊的优势，但也把自己的风格加入其中。
本章主要考察两个主题。首先，罗马国家的结构是怎样的？这其中包括考察罗马的政体。其次，共和国时期罗马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为了解这一问题，大量的文献集中于探讨贵族的教育、罗马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妇女的地位、奴隶的使用以及希腊文化在罗马生活中的地位。本章中的素材主要反映帝国发展的背景，而关于它的发展，将在下一章进行阐述。
原始材料
波利比乌斯：《通史》——罗马政体
罗马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政治体制的发展，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它适应了罗马的需要。波利比乌斯（公元前205—前123年）对共和国时期的这些体制做了最为全面的描绘，他是希腊的政治家和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在罗马待过16年，在那里观察了罗马的运作并考察了相关的文献。他声明，考察罗马政体的部分目的是想解释与希腊世界相比，为什么罗马如此成功？在下面的片段中，他描述了罗马政体的平衡性，并得出了某些结论。
思考：执政官、元老和民众各自的权利；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这样的政体中潜在的危险或不稳定的根源。
资料来源：Polybius，Histories，vol．1，Evelyn S．Shuckburgh（New York：Macmilian and Co．，1889），pp．468-471．
就罗马政体而言，它有三种成分，每种成分都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它们在同一国家各自分享的权力，特别以平等为考量进行规定，因此任何人，哪怕是当地人也无法明确说出这一政体整体上是贵族政体、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这一点也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如果我们的观察局限于执政官，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专制政体；如果局限于元老院，则会将其视为贵族政体；最后，如果人们看到民众握有的权力，那么它就显然是民主政体。现在我要说明，这些不同部分原有的权力是什么？以及微调后它们的权力是什么？
执政官在带领军团外出之前待在罗马，是最高的行政首脑。除了保民官外，所有行政官员都在他们之下并听从他们指挥。他们向元老院引见外国使节，向使节提出需要商议的内容，而且负责政令的执行。同样，如果有些国家事务需要民众的授权，也由他们负责召集民众大会，向他们提出建议，并执行多数人的政令。同样在战争准备中，在一场战役的全面指挥中，他们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有资格向同盟征收认为有必要的各种税收，任命军事保民官，补充士兵并选择合适的人。此外，他们有绝对的权力惩罚那些在他们的指挥之下不积极履职的人；他们有权力随心所欲地花费公共财产，由完全在他们指挥之下的财务官(1)补充其花费。对这些权力的考察，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所描绘的这一政体的专制性——这是清清楚楚的皇家政府。如果我所描绘的这些政体在我们的时代或后代发生了变化，并不能影响我所描绘的真理：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以后。
元老院首先控制国库，调节收入和支出。因为除了为执政官服务外，财务官没有元老院的命令，不能向国家的任何部门拨发公共财产。元老院也控制迄今为止最大最重要的支出，也就是监察官（Censor）(2)每5年（Lustrum）(3)所做出的修补和建造公共建筑的预算，除了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外，监察官得不到这些钱。同样，意大利发生的所有需要公共调查的犯罪，如叛国罪、阴谋罪、投毒罪和故意谋杀罪，都由元老院审理。此外，如果任何个人或罗马同盟中的某个国家要求平息争端、评估罚款、提供帮助或保护——所有这些都是元老院的职责领域。另外，在意大利之外，如果有必要派出使节，就交战的团体进行调解，提醒他们自己的职责或有时强加给他们某些命令或接受他们的屈服或最后向他们宣战——所有这些也是元老院的职责。同样如何在罗马接纳外国使节，以及给予他们什么答复，也是由元老院决定的。民众与这些事务毫无关系。因此，如果一个人待在罗马，而执政官不在城里，人们会想象它的政体是彻头彻尾的贵族政体。许多希腊人，包括许多国王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基于的事实是，他们与罗马的事务几乎都是由元老院决定的。
当元老院拥有诸多功能，尤其是控制国库的收入和支出，而执政官对军事准备的细节拥有绝对权力，并在战场上拥有绝对权威时，人们此后自然会问，在这样的政体中还有什么权力留给了民众呢？然而，确实有些东西留给了民众，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民众是荣誉和惩罚的唯一源泉，而且正是靠这两种东西，王朝、政体或者说人类社会才联结在一起：因为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明确区分两者的地方，不可能进行恰当的管理，——当好坏受到同样的尊敬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因此，民众是决定生死事务的唯一法庭，甚至在用罚款进行处罚的场合，如果所评估的数额极其巨大，尤其当被告曾担任高级长官时，更是如此。关于这种安排，有一点特别值得赞扬和记录。一个人在罗马接受审判，哪怕对他的判决正在投票进程中——只要用来认可这项判决的某个部落的投票还没有投出——他有权公开地离开罗马，并自我判处自愿流放。这些人在那不勒斯、普里尼斯特和泰布尔以及其他城镇是安全的，通过誓言，这些城镇已经适时地认可了这种安排。
另外，给予官员们奖赏的正是民众，这是对美德的最高奖赏。民众也有通过或废止法律的最高权力，最重要的是，正是民众来考虑和商议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当联盟的临时条款达成中止敌对或签订条约时，是由民众批准或者否决的。
这些考虑同样会使人们认同国王的主要权力在于民众，该政体是民主政体。
该国在不同的成分之间所进行的权力分配就是如此。
西塞罗：罗马贵族的教育
共和国末期的罗马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社会中发迹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教育和天分。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就是这样崛起的。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但并非贵族的家庭，他在法庭上是一名特别成功的演说家，在公元前63年升到执政官的位置，并成为罗马时代最多产、最有影响和最受尊敬的作者之一。西塞罗把他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他所接受的优良教育。从他大量的书信中选出的片段对此进行了描绘。
思考：这种教育过程的性质；希腊文化对西塞罗教育的重要性；西塞罗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材料来源：J．S．Watson，trans．，Cicero on Oratory and Orators（London：Henry G．Bohn，1855），pp．495-499．
我每天在余下的时间里阅读、写作并进行私人演说，不能说我非常喜欢局限于这种初步的练习。第二年克温图斯·瓦利乌斯被判刑，被他自己的法律所流放，而我获得了有关法学原理的丰富知识后，便依附于克温图斯，司凯沃拉，即帕伯里乌斯之子，虽然他没有选择负责一名学生的职责，然而谁请教他，他就慷慨给予建议，给请教他的人以各种教诲。在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在苏拉和庞培当执政官的时候，被选为保民官的苏尔皮西乌斯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公开演讲，这让我有机会完全了解他讲话的方式。此时，由于密特里达提的残暴，学院中的头等哲学家斐洛同许多雅典名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家乡，逃到罗马，我立刻成为斐洛的学生，并为他的哲学所深深感染。除了因他哲学的博大和庄严而获得快乐外，我更倾向于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因为我担心由于内乱不止，我们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会被彻底推翻。同年，苏尔皮西乌斯丢了性命，而克温图斯·卡图鲁斯、马库斯，安东尼和盖尤斯，尤里乌斯，这三位差不多同时代的演说家都被残忍地杀害。然后我加入了罗德岛人莫罗的讲习班，他是新近才来罗马的，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辩论家，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艺术导师……
接下来的3年该城免受刀兵之苦……我日夜从事各种研究，毫不懈怠。我让斯多噶派的狄奥多托斯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食宿（他后来死在这里）；我雇佣他当我的指导老师，尤其是逻辑学。逻辑学被认为是精确和狭义的雄辩术，缺少了逻辑，你自己也会认为无法获得全面完美的雄辩术，后者被认为是开放和扩大的逻辑学。然而，尽管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狄奥多托斯和他擅长的各种艺术，但是如果不进行演说的练习，我一天都不能忍受。我经常私下里与马库斯·皮索、克温图斯·庞培或其他相识进行辩论。通常是用拉丁语辩论，但也经常用希腊语，因为希腊语中有大量的装饰音，同时这也是进行模仿和把它们引入拉丁语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不用那种语言进行辩论，优秀的希腊导师就不能纠正并使我们改进了。这一时期突出的特征是发生了恢复共和国自由的激烈斗争；野蛮地屠杀了三位演说家司凯沃拉、卡尔波和安提斯提乌斯；科塔、库里奥、克拉苏、庞培和郎图鲁斯的归来；法律和法庭的重建以及共和国的全面恢复；但是我们的演说家名单中失去了庞培、肯索里努斯和穆列纳；现在我第一次开始从事诉讼事务，既有私人诉讼也有公共诉讼，我的出发点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学会一门职业，而是检验我花那么多痛苦所得到的能力。那时我有第二次机会聆听莫罗的教诲，他在苏拉当独裁者的时候来到罗马，恳求支付他的家乡人因为在密特里达提战争中服役而赢得的报酬。我第一次参与的诉讼是为塞克图斯·罗希乌斯辩护，这场辩护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从那一刻起，我被视为一流的律师，而且堪当最大最重要的诉讼。此后我辩护了许多其他案件，对此我都预做了我所能掌握的细致和精确的准备工作……
在律师业工作了两年，并在法庭小有名气后，我离开了罗马。到达雅典后，我与安提奥克一起待了6个月，他是旧学园最明智的哲学家。在这位才能出众的大师的指导下，我重新开始了从青年时代早期就辛勤耕耘并逐步提高的哲学研究。然而，与此同时，我在叙利亚人德米特流斯的指导下继续进行修辞学训练，他是一位很有经验和名声的演讲艺术大师。离开雅典后，我横穿了亚洲各地，途中希腊的一些著名演说家自愿陪伴我，同他们一起，我恢复了修辞学练习。他们中最主要的人是斯特拉托尼卡的曼尼普斯，他是所有亚洲人中最雄辩的人，如果说既不乏味也不鲁莽是阿提卡演说家的特点，他完全可以位列其中。此外还有马格内西亚的狄奥尼修斯、克尼多斯的爱斯奇里斯以及阿德拉米蒂的谢诺克里斯，后者被誉为亚洲一流的修辞学家，他们继续跟着我旅行。我并不满足于此，又去了罗德岛，再一次亲自向莫罗求教，在罗马我曾经聆听过他的教诲。他既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辩护家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且能特别明智地评论学生的错误，并用自己的方法教导并提高他们。在我身上，他的主要麻烦是要把我随时准备溢出脑海堤岸的丰富却不成熟的想象力，抑制在固有的渠道里。就这样经过两年的漫游，我回到了意大利，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我的声音和动作的热烈程度大大减退，语言的过分热情得到纠正，肺活量得到加强，体格更加德定。
昆塔斯·卢克莱提乌斯·维斯皮罗：一个罗马人献给妻子的赞词
上层的罗马人通常缔结政治和经济婚姻，但这样的结合并非意味着没有感情和爱。下面的选段选自公元前8年所作的葬礼赞颂文，是前执政官维斯皮罗写给他的妻子图里亚的。其中他讨论了他们共同的生活，以及使图里亚成为贤妻的品德。
思考：这段材料所揭示的罗马妻子的合适角色是什么；什么品质使图里亚成为令人赞美和有影响力的人物。
材料来源：Dana C．Munro，ed．，A Source Book of Roman History（Boston：D．C．Heath，1904），pp．201-204．
在我们确定婚姻关系的那天前，你的父母在乡村的荒野被人谋杀，你瞬间成了孤儿……
主要是通过你的努力使他们的死亡得以复仇。
在我们的时代，婚姻维持得如此长久，不因离婚而解散，只缘死亡而终止，确实非常罕见。因为我们的结合在甜蜜中度过了41年。但愿是我终止了我们这一美好的命运，但愿是我这个老人——这更加公正——屈从了命运。
为什么要回忆起你难以估量的品德呢？你谦逊、顺从、和蔼、性情温和、忠实地照料家务、你信仰开明、雅致而毫不招摇，你的举止文雅、简朴、得当。除此之外你忠诚于家族、热爱家庭——你尊敬我的母亲如同你的父母，你照料她的坟墓如同你亲生父母——你还具备名声令人艳羡的罗马夫人的无数其他美德吗？我所说的这些品德是你独有的，无人能超越你或者与你并驾齐驱，男人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人是多么少。
基于普遍的谨慎，我们保存了你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所有遗产。你把所有财产都委托给我，不烦心于让它增值。因此，我们共同负担了管理这份财产的任务，我负责保护你的财产，而你负责保护我的财产……
证明你慷慨大方的，不仅是你对某些亲属的慷慨，还尤其是你对子女后代的热爱……你乐于互利互惠，在你自己的家里，你养育了一些亲属年幼的女儿。这些人一生中会达到配得上我们家庭的地位，你为她们提供了嫁妆。
我对你欠的债不亚于对恺撒·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担任罗马皇帝）本人所欠的情，因此我从流放地回到了我的家乡。因为除非你为我准备了安全之途，即使是恺撒帮助我的承诺也无济于事。所以我对你的忠诚奉献所欠的债，不亚于对恺撒的仁慈。
当世界各地重归和平、共和国重新确立，和平和幸福的生活随后到来。我们渴望孩子，但嫉妒的命运拒绝了我们。如果在这方面命运向我们微笑，我们美满的幸福还会缺少什么呢？但是命运的不幸让我们的希望破灭……看到我没有孩子而闷闷不乐……你建议我们离婚来让我摆脱苦恼，让出位子给另外能生育的配偶，你只想到为我物色和提供配得上我们挚爱的配偶，你向我保证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对待她的孩子……
我承认，我听到这个建议非常愤怒，深受打击，我强压怒火控制住自己。在命运的判决（死亡）到来之前你讲到离婚，迫使我们分开，我无法理解，在我流放期间，始终保持信任和忠诚……你有什么理由生前不做我的妻子呢。
普劳图斯：《麦纳克米》——罗马奴隶制度
不能忽略的是，同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一样，罗马社会也是靠奴隶支撑起来的。确实，在共和国时期，奴隶是罗马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组成部分。从下面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4年）所创作的《麦纳克米》选段中，可以了解罗马人如何对待奴隶和对奴隶如何认识。普劳图斯是罗马人，创作了大量喜剧，这些喜剧通常改编自希腊原著。这里是一位奴隶麦塞尼奥的独白。
思考：如何区分“好”奴隶和“坏”奴隶；对待仆人的“正确”方法；奴隶制度中存在还是缺乏犯罪或不公正的意识。
材料来源：H．T．Riley，The Comedies of Plautus，vol．1（London：G．Bell and Sons，Ltd．，1852），pp．364-365．
麦塞尼奥（对自己说）这是好奴隶的证据，他关心主人的事务，照料它、安排它、思考它。主人不在时，要勤勉地照应主人的事务，就如同主人在场一样，甚至比他在场时还要做得好。适当的是，他的背(4)和腿比胃口重要，他的心要正确摆放。让他用心记住，那些一无是处的人——懒惰、无价值的人，主人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报应。皮鞭、镣铐、老拳、疲劳、刺骨寒冷，这些就是懒惰的报应。这些罪恶是我特别害怕的。因此行善比作恶要好，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更愿意听话，而痛恨鞭打；我非常乐意吃磨碎的东西，而不愿意自己去磨碎它(5)。因此，我老老实实听主人的命令，谨慎、勤勉地遵守命令；我如此顺从是为了我的背，这确实对我有利。如果其他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这样的方针，让他们得到公正，我将依然得到公正。如果我牢牢坚持那一方针，就会避免错误，我在任何场合都为主人准备停当，就不会担惊受怕。因为我的良好行为，主人要给我奖赏，这为期不远了。
萨卢斯特：喀提林阴谋——共和国的衰落
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内战，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罗马共和国结束了。许多人都把这个时期看作共和国从光荣和道德的时代走向了道德、社会和政治的衰落。萨卢斯特（公元前86—前36年）既是这个时期的参与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观察者。他在公元前52年成为保民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尤里乌斯·恺撒亲近的支持者。他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历史写作。在下面的片段，他描绘了随着最近事件的进展自己厌恶和幻灭的情绪。
思考：哪些主要的变化困扰着萨卢斯特；萨卢斯特如何比较自己所处时代与共和国早期的特点；这一叙述的可靠性。
材料来源：Sallust，The Conspiracy of Catilline，trans．S．A．Hanford（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63），pp．174-178．Copyright © 1963．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enguin Books Ltd．
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早期的爱好引导我全身心投入政治。但在那里我发现了许多令我厌恶的东西。没有人顾及自我克制、正直和美德；厚颜无耻的行为、贪污受贿和惟利是图比比皆是。尽管我不知别人所犯的罪恶为何物，并对它们深恶痛绝，但是我还是被野心引入歧途，由于年轻人的弱点，我无法洁身自好。尽管我努力挣扎着远离普遍的腐败，但是渴望升迁还是将我置于与对手同样的谴责和诽谤之中。
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灵重归平静，我决心告别政治。但是我丝毫无意于在怠惰和闲散中打发宝贵的闲暇，也不想在农业或狩猎上浪费时间——那只是奴隶的工作；我过去曾经对历史感兴趣，开始着手的某些历史著作也因误入歧途的政治野心而中断。因此我重操旧业，决心叙述罗马历史的某些片段，尤其是那些值得记录的事件——我觉得我更适合这一工作，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党派的渴望和偏见带来的恐惧……
就这样，通过辛劳和主持公道，罗马的力量强大起来。许多强大的国王被推翻，蛮族部落和强大的民族被制服，而且当罗马建立帝国的对手迦太基被歼灭时(6)，罗马人在所有陆地和海洋都畅通无阻。正是从那时起，命运开始变得无情，把罗马的一切都混淆颠倒了。对那些轻松忍受辛劳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来说，那些人们普遍认为值得渴望的闲暇和富裕，变成了一种负担和诅咒。首先是对金钱的不断贪婪，接着是对权力的欲望，引发了各种罪恶。贪欲破坏了荣誉、正直和各种美德，反过来要人们傲慢和冷酷，忽视信仰，使任何神圣的东西都能用金钱买到。野心诱使许多人变得虚伪，让人们口是心非，与人为友为敌不是根据他们杰出与否，而是想自己是否能得回报，而且让无德之人装得有德。最初这些罪恶蔓延得很慢，有时还会遭到惩罚，后来当这些疾病像瘟疫般传播开来，罗马就变了：她的政府过去如此公正和优秀，现在变得残暴而无法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