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理学大体继承了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理学传统，总体上说没有超过它，朱王之间的门户渐趋淡化，各自以发明自己的学说为主旨。其中王学虽有一二位大师力挽狂澜，但依然挡不住进一步消沉的趋势，朱子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派，即桐城学派，面对汉学考据学的兴起，他们大都跳出本门户，试图走出一条汉宋融合之路。
一、朱子学
这一时期的理学以宗程朱之学为盛，主要有谢济世、尹会一、陈宏谋、汪绂、雷鋐、朱珪等为代表。
谢济世（1686—1754），字石霖，号梅庄，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充任顺天府乡试、会试同考官，后任御史等职。谢济世为官正直，曾因文字狱获罪，后病老致仕。主要著作辑为《梅庄杂著》。他以孔孟为圣学竭力表彰，对程朱与陆王颇有微词，“臣所虑者，程、朱之说固非，臣之说亦未尽是，乞睿鉴舍其瑕而取其瑜，不胜惶悚”［132］。对理学继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扬弃的态度。进而也辟宋儒，认为宋儒虽然推尊孔孟批评诸子，实际上“其于孔、孟也，名宗之而实畔之，于诸子也，名辟之而实宗之。”［133］谢氏的这些观点也可谓是理学的异端。
尹会一（1691—1748），字无孚，号健馀，直隶保定府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先后任扬州知府、河南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江苏学政等职。又创办书院，在各地讲学传播理学。主要著作《健馀先生文集》、《尹少宰奏议》、《四鉴录》、《健馀札记》等。尹会一提倡理学，笃信程朱，尤其崇拜清初朱学代表人物汤斌，为其从祀孔庙不遗余力。他尤其服膺朱子《小学》，自谓少年习举子业，未知为学次第。四十岁以后，读朱子《小学》，为其折服，以为“修身大法，做人样子，沉潜反复，愈觉其味无穷。必明乎此，而后学为人子，学为人臣，循循于忠孝廉节之行，可以消除骄惰病根，不至随所居所接而长，其有裨于世道人心，储才致用，甚切亦甚大”［134］。尊朱熹与功名、顺从联系在一起。
他讲理学首先要立身，说：“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各成其是，皆足以传后而无疑。”［135］又以笃行为先，他在教授诸生时制定《学约》，包括严师范、访真儒、明教法、设讲堂、立课程、择士子、订会期、量材质、核实行、正文体共十个方面，希望士子恪守。他在说明《学约》时说：“实力尊行，毋惑于浮议，毋视为具文，以圣贤为必可学，以性善为必可复，以义理悦其心，以规矩约其外。渐摩之久，将必有学成德尊、明体达用之儒出于其间，而其次亦不失为谨身寡过之士，于以共襄国家兴贤育才之盛典，岂不美哉！”［136］这十条做人的规则不是一纸空文、空洞的说教，而是见之于实际的行动，所谓“明体达用”正是此意，由此出发才能造就“谨身寡过之士”，然后“共襄国家兴贤育才”之盛典，在这里突显了理学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精义。
汪绂（1692—1759），字灿人，号双池，安徽婺源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因家庭贫困而无力求取功名，便在家读书不辍，以自学名家。主要著作有《理学逢源》、《文集》、《诗集》及大量的经注等。他为学尤尊朱子，称朱子虽曾从游于李侗、胡宏，但能对其补偏救弊；朱子虽祖述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但能吸取其精华使之更醇正，朱熹有师，但又不拘泥于师，能充分地吸取他们的长处，创造性地发展他们的思想。对于同时代的人，如张栻、吕祖谦，“或过或不及，皆不能如朱子之至大而无外，至精而不遗，大中至正而无所偏倚也。此朱子所以为集诸儒之大成也”［137］。也就是说正是朱熹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才能集诸儒之大成。
他认为理学，“要不过欲人反求之于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则以是见之行事，以实践而力行之，而于以措之民物，莫不皆准”［138］。反之于本心，求之于实践，古今儒学别无二致。仁君首先要率先垂范，上行下效，所谓“君道立而四方则之。君也者，民之表也；道也者，民之范也”［139］。人主是承继天而治理天下，治天下必须从根本出发，这个根本就是君主以身作则，并以法来规范百姓，百姓则受其福泽。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累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等，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培远堂文集》、《培远堂文檄》、《培远堂手札节要》、《课士直解》等。
他为学以程朱理学为宗旨，讲理学重在实践。说：“是真理学，必有真事功。理学由于所习，事功征于所遇，既遇矣，而又无事功，必非真理学也。”［140］人们依赖于理学在于其讲事功，离开事功有何理学，把理学与事功结合在一起。反身内求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他说：“理所当为，事在得为，自当以心入之，以身先之。惟宜平心静气，求其有济，尽其在我而已。”［141］加强自我反省身心的作用。他重视知行、体用，说：“坐而能言，起即能行。处则有中，出则有为。措之于词，为名世之文章；行之于事，为经世之事业。明体者此也，达用者此也。”［142］理学与事功统一，就是知行、体用的一致，所讲理学是务实有用的理学，也就是他称之为的“真理学”。
雷鋐（1697—1760），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化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累官通政司通正使、浙江学政、左副都御史等。著有《读书偶记》、《经笥堂集》、《经笥堂文钞》等。早年师从朱子学家蔡世远，从此服膺朱子学。他对朱子评价甚高，总结其学术说：“其要不外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而已矣。人苟不自甘流俗，奋然以圣贤为必可学而至，实用力于此三言焉，如履康庄大道，以登堂而入室，自不为歧途曲径所眩惑。”［143］把“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当成朱熹之学的根本，由此便能入朱子堂，升朱子室。如能立志超然于富贵利达之外，讲明践履探究原委，经历贫贱患难死生而如一，他称此为实学，“按实而求之，即道学也。”［144］这是以道学为实学。先儒讲学之书已经十分完备，关键在于身心体验，所谓体验主要指实践，由此他写道：“人不尽生安之质，不致知力行，日积月累，如何能践形尽性”，读书“则实究其理，行己则实践其迹，念念向前，不轻自恕而已矣”。［145］他提出知行并进的命题，说“古之学者未有不知行并进者也”［146］。主张为学不离日用饮食、纲常民物，这便是下学，而不创为新奇诡异、幽深元渺之论，则是正学。
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又迁至侍读学士。一生担任过多种职务，重要者如安徽巡抚、两广总督、上书房总师傅、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一生对学人关爱有加，提拔许多优秀人才，俨然学界领袖。主要著述有《知足斋文集》和《知足斋进呈文稿》等。他维护朱子学，称朱熹之学“以穷理为先务”，其得力处“在于慎独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147］他注重义利等修为，说：“盖古今无二性，而知行无二学，义利明则趋向正，由是而上溯进德居业知几存义之真传。”［148］似乎反对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分，强调知行合一，重在明义利，以“进德居业”，察不善苗头，心存道义为宗，如此才不罔称士大夫。
作为臣子，他把理学运用执政实际，以求标范。如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其切要之目为视、听、言、动这四者，前三者为耳、目、口之官，后者动则概括意与身。他告诫皇上：“盖体仁足以长人，而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惟口出好兴戎，德惟一，动罔不吉，皆古帝王传心之要旨也。视则兼乎色与玩好矣，听则兼乎声音与出纳五言矣，言则兼乎俞咈涣号矣，动则兼乎兴作与临莅矣。而尤在于一心枢机宥密之间，慎之又慎，敬之又敬，克之于几，复之于独省，以一心与天相应，与臣民相见，则非礼者，无由伺吾之间而入之。”［149］以心为核心，把持好视、听、言、动诸感觉，敬慎克己，然后所视、所听、所言、所动无不中正清明而合乎礼，皇上如此，天下人无不仰慕如日月，这便仁。这是以理学来规范当权者，希望以理学为人处事。
二、桐城派的朱子学
清代的桐城派不仅以古文而称著于世，同时也以推崇程朱理学而名扬坛坫。乾隆、嘉庆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大櫆、姚鼐等。
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累官武英殿修书总裁、内阁中书、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一生著述丰厚，后人辑为《方望溪先生全集》。作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推尊理学，说：“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150］穷理之学北宋以后才发达，只是因为有了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这五子，他们的贡献是接绪穷理之学而发扬光大，任何背离都不过是学术的蛀虫。对于理学，他尤其称许程朱，对明以来王守仁反对朱子学甚为不满，并以断绝而后快。
对于桐城派，方苞率先以理学运用于文学，首创义法，指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51］所为“义法”即言之有物，有次第，文以载道，文章在于说理，否则更是空文，这是对韩愈的发展，为其后学指明了方向。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工于文辞，师承于方苞，姚鼐为其弟子，介于方苞与姚鼐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大櫆的著作辑为《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
他也把理学运用于文艺理论，提出论文主神气说，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主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传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152］。在神与气的关系上，神更为根本，即“为气之主”，可谓是文章的灵魂。他还强调文章要实，不穷理读书，文辞空疏无物，不经济不适于用，则属于连篇累牍，义理、书卷、经济这三者乃行文之实。譬如大匠操斤与土木材料的关系，文人是大匠，义理、书卷、经济则是匠人之材料，两者缺一不可，这开了其后姚鼐等论学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之先河。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学者以书斋名惜抱轩而称其为惜抱轩先生。乾隆十年（1750）中举，二十八年（1763）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充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四十二年（1777）辞官归里，以著述授徒为业，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门下弟子众多。主要著述有《惜抱轩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等，选编《古文辞类纂》。他上承方苞、刘大櫆，下启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人，可谓桐城派集大成者。
姚鼐于理学尤尊程朱，认为生于程朱之后的儒者，正是因为有了程朱才得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153］。他对程朱推崇之至，视为父、师，而对反对程朱之人如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等，则大加鞭挞，应绝断其学脉。在他看来，推崇程朱是因其承袭孔孟学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154］。对于程朱学说，后世儒者只要笃信、遵行、恪守就可以了，这可以说以程朱是非为是非。
他同样把理学运用于文学，主张文章本于天地自然，天地之道不过是阴阳刚柔而已。如果获得阴阳刚柔的精华，则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不容偏废，“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55］。文章本于天地，即文章虽然是主观所为，但应符合客观规律，直抒胸襟，而且也要找到阴阳刚柔的平衡点，所谓不偏激，雄健婉约相结合才是佳作。这是以阴阳刚柔来品评文章的优劣。
当时汉学大盛并有走向偏激的态势，姚鼐竭力矫挽，说：“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156］当时的汉学家惟以推阐汉儒之学为己任，鄙视宋学，也是儒学一偏。他指出了汉儒之学的不足，以为他们“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57］自陷于门户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儒学发展有害无利。对宋儒他大加称誉，“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君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158］。正是由于理学，有明一代政治虽然腐败，但士大夫仍能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其得以延续，这与清初儒学大都把明亡归为理学，至少是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大相径庭。
针对当时汉学与宋学关于考据与义理关系的纷争，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不可偏废的主张，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岐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159］强调义理、考据、文章统一，与同时期的翁方纲、许宗彦等人唱为同调之鸣。这一主张不仅对调和汉宋、扭转学风有益，而且对全面完整地把握儒学也有积极意义。
三、陆王心学
在理学中，自从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以后，陆王心学的空间愈来愈小，进一步衰落。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多，主要有彭绍升，以及与他相关的汪缙、罗有高。
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木，法名际清，法号知归子，江苏长洲人。为清初理学家彭定求曾孙，自幼受庭训，后授教于著名经学家卢文弨，但仍推尊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他又与罗有高、汪缙相交，三人皆学佛，彼此影响，儒佛相杂互释，这在乾隆时期是颇具特色的。彭绍升的主要著作《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观河集》、《测海集》等。
彭绍升主心，以为《大学》乃“古圣人传心之学也。传心之学，‘明明德’一言尽之矣。亲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体，亲之云者，还吾一体而已矣。故下文不曰亲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荡然无际，民视民听即吾视听，民忧民乐即吾忧乐。”［160］强调心的作用，即“明明德”是以心，德发自内心，其心本明，推及于天下苍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这就是“传心之学”。
对于朱陆后学有关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称二十四岁时开始有志于学，以为学在于求诸自我，对于朱、陆两家之书，只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观而默识体会，至于他们彼此异同的原因未暇顾及。后来反复研读《中庸》，“乃益信陆子之学，其为圣人之学无疑也”。因此不同意那种以为陆九渊遗弃问学、专重德性是其流弊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未知圣人之学唯在复性，复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无所为问学也。外德性而为问学，谓之玩物丧志”。因此，“知圣人之学，则知陆子之学矣”。［161］把复性当成圣学的要领，为学应围绕着德性进行，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他又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不知德性，何以问学？不知问学，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无外，则曰广大；明其无内，则曰精微；明其无上，则曰高明。明其无所倚曰中，明其无所作曰庸。致之、尽之、极之、道之，皆问学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162］依《中庸》次第，尊德性然后才是道问学，致广大然后才尽精微，极高明然后才道中庸。先尊德性是立志，道问学之所学不过是尊德性之学，属伦理道德之学，所学也是为尊德性服务的。因此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更重视前者，其学术显然偏向于陆九渊。
与彭绍升相交甚密的有汪缙和罗有高。汪缙（1725—1792），字大绅，号爱庐，吴县人，贡生。有《汪子全集文录》等流传于世。他先读北宋五子书，后又读佛典，尝谓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纷纭莫衷一是，应统其同异，通其隔阂，仿明赵大洲《二通》之作，著《二录》、《三录》，以明经世济民之道。又著《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出世之法；著《读易老私记》，以贯穿天人之际。曾主建阳书院，昌明正学。归里后，闭户习静，不复应制举，作《无名先生传》云：“先生讲学，不朱不王；先生著书，不孟不庄；先生吟诗，不宋不唐；先生为人，不狷不狂；先生处世，不圆不方。”［163］不落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儒佛之间的门户，对他们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又作《撞庵先生记》，自称学无墙壁，行无辙迹，其孤往如此。晚年致书彭绍升，论孤往之趣，有“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阔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来矣”［164］一段，可见其独立孤傲如此，汪氏为学终归于佛学，但不反对儒学，可谓儒道释融合。
罗有高（1734—1779），字台山，号吉云山人，瑞金人。乾隆三十年顺天举人。有《台山文集》、《台山诗集》、《尊闻居士集》等存世。归里入凤凰山讲学。尤喜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罗钦顺之书，旁推典证，颇多心得。曾师从雷鋐，后又师从彭芝庭，与其子彭绍升相交，过从甚密，共学佛学。曾言东西二圣人权实互用，门庭迥别。与戴震相交于京师，论训诂考据学。他曾与友人论学，说：“为宋儒之学，不及道原；归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则吾不知也。”又“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当钟鸣漏尽之时，尚不知反，几死道路，危哉！且屡上公车，求一进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炽，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凡夫跌坐其上！”［165］道原即宋道原，戴太史即戴震，说明罗氏之学兼而有之，至于学佛学的目的是解决生死问题。对读书人竞奔士途，求取功名的行径持批评态度。
罗有高又论《春秋》大义，说：“圣人作《春秋》东规西矩，南衡北权，中绳五则，不爽万物，就裁其本，在于学《易》。学《易》之本，在于谨彝伦、慎言行，约之以礼。人之彝伦言行壹于礼，则性复仁，全措之正，施之行，变化生而经纬天地之事起。此圣人所自尽，而愿天下万物同归而无歧者也。”［166］说明他也关心实事，注重通经致用，并非纯粹陷于性理。他对南宋诸大儒在国事愈来愈危难之际，柄持尧舜、孔孟之道，给予充分的肯定，称此符合《春秋》大义。南宋朱陆二人在北方异族屡犯边境之下，力陈诚正义利之辨，与孟子在战国扰攘之时述唐、虞、三代之道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皆有功于儒学。
段玉裁对彭绍升的心学有如下描述，称：“彭君好释氏之学，长斋佛前，仅未削发耳。而好谈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证释氏之言。其见于著述也，谓孔、孟与佛无二道，谓程、朱与陆、王、释氏无异致。”［167］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汪缙和罗有高。彭绍升、汪缙、罗有高都把程朱与陆王、儒学与释家打并归一，调和在心学上，这在乾隆汉学中天之际，可谓独树一帜，不过影响甚微。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学理上缺乏创新，渐渐地失去往日的活力，大都停留在原有的范畴面前，至多做一些修补。但理学也有一些时代赋予的特色：以尊重程朱为己任，与官方之学相互应和，陆王之学进一步消沉，几成绝迹。务实，注重把学理运用于实践，期以说明一些社会实际问题，理学诸家的经世带有为清廷服务的色彩。
注释
［1］ 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包括理学（狭义）、心学，狭义理学仅指程朱理学。本书讲理学主要指广义理学。
［2］ 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3］ 参见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中华书局，1981年，第396—397页。
［5］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第402页。
［6］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27页。
［7］ 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1256页。
［8］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58岁条，《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9］ 李塨：《恕谷后集》卷十三，《醒葊文集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2页。
［10］ 傅山：《傅山全书》卷三十九，《杂记（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0页。
［1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5页。
［12］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第232页。
［13］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14］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五，《答某书》，第111页。
［15］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七，《答安东守约书》，第173—174页。
［16］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答沈德孚二》，中华书局，2002年，第85页。
［17］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八，《愿学记三》，第777—778页。
［18］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留别海昌同学序》，第627页。
［19］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第421页。
［20］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页。
［2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军制论》，第291页。
［2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2页。
［23］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高汇旃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48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24］ 孙奇逢：《四书近指》卷一，《大学之道章》，《孙奇逢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25］ 汤斌等编：《孙夏峰先生年谱》，《孙奇逢集》中册，第1408页。
［26］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二，《复魏莲陆》，中华书局，2004年，第69页。
［27］ 李颙：《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中华书局，1996年，第36页。
［28］ 李颙：《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第129页。
［29］ 李颙：《二曲集》卷四十二，《四书反身录·孟子下·尽心》，第532页。
［30］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明儒学案序》，第73页。
［31］ 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页。
［32］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第369页。
［33］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五，《答佐野回翁书》，第84—85页。
［34］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后集卷八，《诸儒类》，《陆子遗书》，第11页。
［35］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第33—34页。
［36］ 张履祥：《杨园先全集》卷四十一，《备忘录》三，第1143页。
［37］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与何商隐书一》，第111页。
［38］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与张考夫书》，第481页。
［39］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第491页。
［40］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第492页。
［41］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答安东守约问八条》，第369页。
［42］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第13页。
［43］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第255页。
［44］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赠编修弁玉君墓志铭》，第21页。
［45］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姜定庵先生小传》，第607页。
［46］ 李颙：《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问》，第120页。
［47］ 颜元：《习斋记余》卷六，《论开书院讲学》，《颜元集》下，中华书局，1987，第519页。
［48］ 费密：《弘道书》卷上，《圣人取人定法论》，民国九年怡兰堂刊本，第51页。
［49］ 孙奇逢：《四书近指·凡例》，《孙奇逢集》上，第368页。
［50］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三，《语录》，第554页。
［51］ 王夫之：《噩梦》，《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569页。
［52］ 王夫之：《周易内传》卷六上，《系辞下传》第十一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612页。
［5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致知》，第376—377页。
［5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第255页。
［5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管仲不死子纠》，第412页。
［56］ 吕留良：《四书讲义》卷十七，《四库禁毁丛刊》本，经部第一册，第623页。
［57］ 吕留良：《四书语录》卷二十六，《论语·宪问第十四·桓公杀公子章》，《四库禁毁丛刊》本，经部第一册，第284页。
［58］ 颜元：《存治编》卷一，《学校》，《颜元集》上，第109页。
［59］ 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第36—37页。
［60］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第12页。
［61］ 颜元：《习斋记余》卷二，《漳南书院记》，《颜元集》下，第413页。
［62］ 徐乾学：《憺园集》卷十四，《议下·修史条议六十一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1页。
［63］ 张烈：《王学质疑》附录，《读史质疑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3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104页。
［64］ 毛奇龄：《西河文集·辨圣学非道学文》，《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69页。
［65］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五书》，《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46—547页。
［66］ 张烈：《王学质疑》卷五，《总论》，第94页。
［67］ 毛奇龄：《大学知本图说》，《毛西河全集》，嘉庆萧山陆体元凝瑞堂重刻本，第17页。
［68］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69］ 张烈：《王学质疑》卷一，《心即理也》，第83页。
［70］ 毛奇龄：《西河文集·折客辨学文》，第1542页。
［71］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第25页。
［72］ 张烈：《王学质疑》卷二，《致知格物》，第85、87—88页。
［73］ 毛奇龄：《大学知本图说》，第8、9页。
［74］ 张烈：《王学质疑》卷三，《知行合一》，第89、88页。
［75］ 毛奇龄：《西河文集·折客辨学文》，第1545页。
［76］ 魏裔介：《希贤录》卷一，《为学门·总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54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277页。
［77］ 熊赐履：《闲道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2册，第34页。
［78］ 张烈：《王学质疑》附录，《朱陆同异论》，第98—99页。
［79］ 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四，《性理正宗序》，《正谊堂文集》，《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16—217页。
［80］ 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一，《答嘉善李子乔书》，《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页。
［81］ 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二，《四书集义序》，第52页。
［82］ 张伯行：《困学录集粹》卷二，《河干公余》，《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页。
［83］ 张烈：《王学质疑》卷首，《王学质疑序》，第82页。
［84］ 汤斌：《汤子遗书》卷四，《答陆稼书书》，《汤斌集》上册，第189页。
［85］ 钱仪吉编：《碑传集》卷十三，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中华书局，1993年，第333页。
［86］ 清圣祖：《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朱子全书序》，《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5页。
［87］ 清圣祖：《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八，《康熙几暇格物论》，第581页。
［88］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中华书局，1985年，第466页。
［89］ 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100页。
［90］ 李绂：《穆堂初稿》卷二十六，《文学刘先生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511页。
［91］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29页。
［92］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清实录》第四册，第462页。
［93］ 《御制文集》初集卷十九，《日讲四书解义序》，《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5页。
［94］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249页。
［95］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第398页。
［96］ 《御制文集》初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4页。
［97］ 《御纂性理精义》卷首，《御纂性理精义凡例》，《四库全书》第719册，第595页。
［98］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御制朱子全书序》，《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4—535页。
［99］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四库全书》第717册，第655—656页。
［100］ 《康熙几暇格物论》，《四库全书》第717册，第655—656页。
［101］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157—158页。
［102］ 汤斌：《汤斌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103］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632页。
［104］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第336页。
［105］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134页。
［106］ 参见拙作《清代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4页。
［107］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第785页。
［108］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第221页。
［109］ 《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28页。
［110］ 《康熙志居注》第三册，第2222页。
［111］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4页。
［112］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性理精义序》，《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3—534页。
［113］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四，《理学论》，《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2页。
［114］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620页。
［115］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四，《理学论》，《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2页。
［116］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第456页。
［117］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泉林记》，《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94页。
［118］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643页。
［119］ 《十朝圣训》第一册，《圣祖仁皇帝》卷五，《圣学》，文海出版社，第72页。
［120］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七，《君臣一体论》，《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73页。
［121］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八，《礼乐论》，《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77页。
［122］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七，《宽严论》，《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73页。
［123］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622页。
［124］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理学论》，第532页。
［125］ 《御制文集》第二集，卷四十，《性理奥跋》，《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706页。
［126］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4页。
［127］ 《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365页。
［128］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六，《杂著·讲筵绪论》，《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225、227页。
［129］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879页。
［130］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日讲易经解义序》，《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7页。
［131］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八，第552页。
［132］ 谢济世：《梅庄杂著》卷一，《进学庸注疏奏》，道光年间版。
［133］ 谢济世：《梅庄杂著》卷二，《原性》，道光年间版。
［134］ 尹会一：《尹少宰奏义》卷十，《敬敷小学之教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90页。
［135］ 尹会一：《健馀先生文集》卷一，《立身》，《续修四库全书》第1424册，第618页。
［136］ 尹会一：《健馀先生文集》卷二，《江苏学约序》，第618页。
［137］ 汪绂：《理学逢源》卷十二，《外篇·道统类·师儒》，《续修四库全书》第947册，第708页。
［138］ 汪绂：《理学逢源》卷首，《理学逢源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947册，第192页。
［139］ 汪绂：《理学逢源》卷七，《外篇·王道类·君道》，《续修四库全书》第947册，第452页。
［140］ 陈宏谋：《学仕遗规》卷三，《王丰川存省录·按语》，《陈榕门先生遗书》，民国三十三年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编印，第39页。
［141］ 陈宏谋：《培远堂手札节要》卷下，《寄刘参戎连捷书》，《陈榕门先生遗书》，第8页。
［142］ 陈宏谋：《课士直解·评语》卷六，《陈榕门先生遗书》，第5页。
［143］ 雷鋐：《经笥堂文钞》，《漳平县朱子祠记》。
［144］ 雷鋐：《经笥堂文钞》，《东林书院示诸生》。
［145］ 雷鋐：《经笥堂文钞》，《鹅湖诗说》。
［146］ 雷鋐：《经笥堂文钞》，《祟子学谱序》。
［147］ 朱珪：《重修蓝田书院记》，《知足斋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270页。
［148］ 朱珪：《重修蓝田书院记》，《知足斋文集》卷二，第270—271页。
［149］ 朱珪：《知足斋进呈文稿》卷二，《御书四箴恭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52册，第389—390页。
［150］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六，《与李刚主书》，《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1页。
［151］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万有文库》，第45页。
［152］ 刘大櫆：《论文偶记》之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53］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简斋书》，《惜抱轩全集》，中华书局，1991年，第78页。
［154］ 姚鼐：《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一，《程绵庄文集序》，《惜抱轩全集》，第206页。
［155］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海愚诗钞序》，《惜抱轩全集》，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