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曾做过知县，不久去职，颠沛流离，以著书终老。所著《潜书》，原名《衡书》，“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160］此书积三十年而成，分上下两篇，上篇谈学术，大体不出王学系统，下篇谈政治，可以体现他经世思想的特色。他的政治思想立足于传统的政治，尤其是政治体制、官僚制度，关心国计民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忧国忧民的心态。
一、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
唐甄对秦以来的政治体制甚为不满，对君主专制给予严厉地批判。他认为，若有肩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路途之人，有人把他杀了并抢走其布粟，人们肯定冠以此人为贼。杀一人而抢走其匹布斗粟犹可称之为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抢夺其布粟之富，反而不可以称之贼，此理讲不通。他总结历代帝王统治的危害性时，提出“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命题。因为他们“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大将杀人，并非大将杀的，实际上是天子杀的，官吏杀人，也并非官吏杀的，实际上是天子杀的。“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乾，于是乃服衰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161］在历史上，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国家虽然得到统一，但君主专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里非仅指个人或某几个帝王，而是对历代帝王横行霸道的痛斥，是针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总体批判，其主张颇类似于墨子讲的《非攻》，但言词更为激烈。在君主制度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统治者却逍遥法外，专制使然。他又说：“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162］唐甄身处于君主专制制度下，而对秦以来的君主专制所实施的暴政提出批评，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这些惊世骇俗的文字令人钦佩不已。
既然君主在政治上享有绝对的权威，那么天下治乱的主要责任则在于君主。唐甄还给昏庸无能的君主分类，说：“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乱世十八九”，“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其如彼为君者何哉！”“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呜呼，君之多辟。”［163］历史上治世少而乱世多，其原因在于贤君少昏君多。懦君、辟君、暗君、暴君这四种皆属于昏君，他们是历史上祸乱的罪魁祸首。他不同意治乱在天意的说法，认为治乱在人为，虽然君主当政有君权神授的成分，但如何为君主则取决于君主个人，与天或神并无大关系。因此说治乱的关键在于人为，具体地说在于君主的所作所为，这是从人事出发来说明人事，而不是对人事采取自然甚至超自然的解释。
唐甄注意到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以治乱交替的方式进行，他说：“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天下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毁也；知其必有毁也，亦知其必复有成也。”［164］天地自然的事物成毁相资，转换更迭，这是必然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内部阴阳两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不如此，如说：“阴阳者，治乱之道也。阴阳之复，其时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165］随着世运的变化，统治天下的帝王也在不断更迭，政治上的治乱相反相成。他还以秦朝为界，把古代的政治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秦以前天下大治，秦以后天下大乱，其间虽然不乏治世，但总体上说是治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发展观明显地带有循环论特色。
二、平则万物各得其所
君主专制必然出现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情况，针对此，唐甄提出“平则万物各得其所”的命题，这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他讲“平”的基本含义不是等同，不是否定事物间的差异，而是强调万物各得其所，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麲粥，杂以荍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166］自然界的“平”即指万物并行而不相互悖害，如《周易》所说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各自保持自己固有的特性，彼此相互尊重，人世间也应如此。至于人间出现的诸种“不平”则是人违背天地自然法则的结果，是人类的主观所为。他说：“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恶之，故不平也。君子于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恶，所以平之也。”［167］天生万物总是有差异的，但人为的对待这种差异，并因其美恶而加以厚薄，就会出现人心“不平”。正确的观点是：人不应以主观好恶来褒贬，而应客观的对待，尤其是对待人切不可存有偏见，做到这一点就是“平”。“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是由于“不平”所造成的，古代圣王如尧舜禹等治国尤其尊重个性的差异，杜绝“不平”现象的发生。
他强调“恕”这一儒学的基本范畴深化了对“平”的认识，认为：“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168］恕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彼此尊重，不强加于人。恕从夫妻家庭关系开始，说明包括男女在内的所有个人必须相互尊重，彼此间承认对方的存在及个性。认识到个性的差异，彼此相互尊重，主张“平”就必须反对“势尊自蔽”，也就是要抑尊。他认为，天子是人而非神，民众也是人，既然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相互尊重，因此“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无不与民同情。君王放下自己的尊严，与民众同甘共苦，一定会得到民众的拥戴。相反，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官，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君主高高在上，傲视群臣，君臣关系则日益生疏，君主智力也日益蔽塞，“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所有这一切皆由“势尊自蔽”所造成，因此必须扭转“势尊自蔽”。抑尊就必须与群臣、百姓打成一片，所谓“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人君能在人格上与百姓平等，“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169］君主放下自己的架子，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如此才能受到民众的爱戴，为众望所归。这里讲的尊指的是德行而非指权位。
君主要抑尊不能仅停留在口头说教上，而同时要践履，亲身体察百姓民众的生活。他引先儒的话发挥道“语道莫若浅，语治莫若近”，这个“近”就是指：古代贤君“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170］真正感受到百姓的疾苦，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以实际行动，切身感受或体验来实现自己的诺言。
古代社会的稳定是靠礼来维持的，礼的特色是定等级，别亲疏，而他对礼的解释是，“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171］认为这才是“礼之实”，显然打破了礼的传统等级观念，这是以人格平等的观念来改造礼，使礼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尊重、服务于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
唐甄倡导统治者要尊重一般老百姓，与其重视民本是一致的，因此他论述自己的民本思想，说：“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茅舍无恙，然后宝位可居；蓑笠无失，然后衰冕可服；豆藿无缺，然后天禄可享。”［172］不主观盲目为政，而是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执政这是知政，“四政”，即政“在兵”、“在食”、“在度”、“在赏罚”，知此并实践，则边疆巩固，府库充足，朝廷受到尊重，官职得以理顺。这“四政”皆离不开民，需要民众共同的参与来完成，民众参与成为统治知政的重要内容。他还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心与身的关系，心固然重要，但离不开身，身有疾病，心如何能安，身无疾病，心自然会安康，民众与君是身心相联，同呼吸共命运，体现对民的重视。
三、百官辅政
唐甄认为君主不可能单独治理天下，必须得任用官吏帮助治理，即所谓的百官辅政。个人的智慧与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他主张要集思广益，说：“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173］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广其视听，让群臣各自发表自己的建议，综合大家的力量去就成一番事业。
他对中央和地方两级官吏的建设与任用都有自己的主张。
对于中央，他认为君主治理天下离不开朝廷的宰相六卿的帮助，说：“古之为国者，得一贤相，必隆师保之礼，重宰衡之权”，“盖大权不在，不可以有为也。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田赋不患不治。”［174］他提出执政的四条原则：一是专，六卿各专其职，守官既专，“其虑益熟，其学益精，其事易成”。二是虚，“毋作聪明以自用，毋作好恶以遵法，毋拒忠言以闻过”。三曰亲，与大臣亲近，随时与他们相见，沟通心志。四是尊敬六卿，“待以师宾之礼，不敢烦责”。［175］在中央，宰相应有相当的权力，任用贤相直接辅助君主处理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而六部诸卿的职务也很重要，他们各司其职，也就是说专管一摊，天子切勿事事专断，应多听取他们意见，同时也要善待他们，在礼节上给予充分的尊重。有了诸臣的通力合作，君主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古代的政治制度设有谏官的传统，他则给予发扬，认为设谏官纳谏十分必要：“六卿六贰进讲陈戒，师箴，蒙诵，百工谏，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皆谏官也。天子特不纳谏尔，苟能纳谏，何患直言之不闻？”［176］要敢于纳谏，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相反的意见，对于执政者是十分必要的。纳谏是指君主而言，直言则是指臣子，他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除肤疡，不除症结者，其人必死；称君圣，谪百官过者，其国必亡。所贵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过。其次，攻宫闱之过。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是疡医也；君何赖乎有此直臣，臣何贵乎有此直名！是故国有直臣，百官有司莫得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177］直言是良药，直臣为良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直臣直言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切中要害，有利于政治上的除旧布新。直臣直言分三层次，一是直言君之过，二是直言后宫之过，三是直言皇族宠臣之过。大臣敢于直言劝谏，矛头所指皇权、皇亲国戚，通过言论使权贵们知惧，这样可以消除政治上的症结，如此才不枉为人臣。唐甄自己就是一个直言的臣子，敢说敢为，石破天惊，因此为官并不顺利，他只当过地方官而没有做过大臣，潦到颠沛，终此一生。
对于地方，唐甄自幼随父宦游各地，后来自己也当过地方官，深知地方官的重要性，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他不赞同天下难治是因为民众的说法，认为难治者非民而是官，“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盖遍于海内者，其文也；未尝出于门庭者，其实也。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君臣上下，隔绝不通”，“其何所籍以达于天下乎”。［178］君主治理天下离不开官吏，官吏吃奉禄是为君主治理子民的，他们是沟通上下的重要环节。地方官吏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君主政令，甚至敷衍了事，致使政令不畅通，百姓子民无从知晓，朝廷的政令再好也无济于事，如何谈得上治。因此，治理国家惟在治官。
他认为当官应上对得起君主的信任，下对得起子民的期待，说：“辗转思之，不释于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补；不能普利，且图少济。设为说之之言曰：君之贵，非君赐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于民力乎？必曰然。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壶餐，必有以酬之；而况受人富贵，且以遗子孙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禄之时，官之衣食，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业业不敢自安者也。”［179］地方官食国家的奉禄，为地方百姓所供养，就应该知恩图报，当好父母官，兢兢业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地方安定了，国家天下才能安定。
四、财者，国之宝、民之命
唐甄强调为政应以民为本，他还具体提出了诸项富民措施，如：“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家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苧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政一。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陵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杖，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盗，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赋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180］这十八条富民措施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上善政，包括以农为本，注重农时，因地制宜，兼顾多种副业，注重家庭伦理的建设。第二层为中善政，包括扶弱济贫，除暴安良，打击囤积居奇，慎用或轻用刑罚，防微杜渐。第三层为下善政，包括重视学校祭祀场所以及城隍、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赋税合理，习武练兵，防范外敌入侵，赈济灾民，预防疾病，勤俭节约等。这三个层次囊括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唐甄对民情民生了解之细，由此可见一斑，不愧是做过地方官的人。
唐甄讲的养民，其最终目的在于富民，他关心民众的疾苦，提出富民的思想。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痈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181］治乱的区别在于穷富，贫富不均，藏富于朝廷、官吏，社会必然出现动乱。相反，藏富于民，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稳定，社会自然咸宁。
与富民相关，唐甄十分重视货币的改革，他认为，生养之道，三年应该有所成就，五年可以充足，十年则可以富裕，这是治国的常理。而“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算；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熜无烟，寒则蜎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困穷如此，虽然偶遇丰收之年，也无生存之乐。“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国家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182］明确指出有清五十年以来国家仍处于贫困之中，表现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这“四空”。究其原因，在于缺少钱币，所以无法进行必要的流通，导致货物不能发挥其用。他在当时就意识到货币流通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货币少制约了互通有无，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因此必须改革货币。
他认为自明代以来“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囊之，瘗之，为物甚约；一库之藏，以钱则百库，虽尽四海而不见溢也。”“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为命乎！圣人复起，必有变道矣。”“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183］白银的减少造成百姓穷困。白银减少是不流通所致，不流通的一个原因是银本身所具有的容易收藏等特点，使得持有者不愿意进行流通，实现不了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换，因此造成货物无法流通，百姓由此贫困。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钱币取代白银，作为市场流通的货币。易于制造也易于流通，有利于市场交换。这种货币主张既务实又切近实际，也有可操作性，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他并不是朝廷重臣，其改革货币的主张能够起多大作用，则不得而知。
唐甄的经世思想以政治为特色，他大胆直言，议论政事，无所顾忌，在清初诸儒中可谓独一无二。潘耒读《潜书》叹道：“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184］对其政治主张给予正面的肯定。但也应看到，唐甄的政治思想过于激进，因而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共鸣，而清朝的政治走向似乎也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康熙朝始兴的文字狱，雍正朝所建立的军机处都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为唐甄所批判的君主专制政体还要再存活二百多年，直到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才最终寿终正寝。
注释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发凡》，《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5页。
［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内典》，第1045—1047页。
［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48—1049页。
［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51页。
［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402页。
［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第240页。
［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第232页。
［8］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77页。
［9］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第254页。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1页。
［11］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页。
［12］［1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卦爻外无别象》，第10页。
［1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孔子论易》，第51页。
［1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朱子周易本义》，第9页。
［1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第254页。
［17］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古文尚书》，第115页。
［1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丰熙伪尚书》，第123、125页。
［1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王》，第144页。
［2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诗序》，第176页。
［2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四诗》，第130页。
［2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孔子删诗》，第131页。
［23］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仪礼郑注句读序》，第203页。
［2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檀弓》，第348页。
［25］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仪礼郑注句读序》，第204页。
［2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俞右吉书》，第234页。
［2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左传杜解补正序》，第198页。
［2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丰熙伪尚书》，第125页。
［29］ 《四库全书总目》二九，《经部·春秋类》四，第235页。
［3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第255页。
［3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第244页。
［32］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序》，第196页。
［33］ 王鸣盛：《蛾术编》卷三十三，《说字》十九《音学五书及韵补正论古音》，《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328页。
［3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第243—244页。
［35］ 潘耒：《日知录序》，《日知录集释》卷首，第1页。
［36］ 顾炎武：《音论》卷中，《古诗元叶音》，光绪年间本。
［3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金石文字记序》，第200页。
［38］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第217页。
［3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游魂为变》，第39页。
［4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游魂为变》，第40页。
［4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惠迪吉从逆凶》，第66页。
［4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第42页。
［43］［4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艮其限》，第31页。
［4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艮其限》，第32页。
［4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49页。
［47］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求其放心》，第437、438页。
［4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性相近也》，第415、416页。
［4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才》，第437页。
［5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顾諟天之明命》，第378页。
［5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400页。
［5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400页。
［5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致知》，第377页。
［5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第376—377页。
［5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第376页。
［5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第216页。
［57］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博学于文》，第403页。
［58］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第255页。
［59］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第197—198页。
［6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第257页。
［6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行吾敬故谓之内也》，第435—436页。
［62］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第254页。
［63］ 顾炎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第166页。
［6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第756页。
［65］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文氏宗祠记》，第274页。
［6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首，《又与杨雪臣书》，第2页。
［6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第179—180页。
［6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第366页。
［69］［7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九，《守令》，第541页。
［7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五，第182页。
［7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九，《守令》，第541、543页。
［7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管仲不死子纠》，第412页。
［74］［77］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第750页。
［75］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序》，第195页。
［7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宋世风俗》，第758页。
［7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两汉风俗》，第752页。
［7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第750页。
［8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宋世风俗》，第758页。
［8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第257页。
［8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廉耻》，第773页。
［8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清议》，第764、766页。
［84］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第755页。
［85］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址二，《人聚》，第721页。
［8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三侄书》，第252页。
［87］ 潘耒：《日知录集释》卷首，《日知录序》。
［88］ 归有光：《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24页。
［89］ 钱谦益：《初学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钱牧斋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51页。
［90］ 此节参考林庆彰先生《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四章考辨《古文尚书》写成，谨此表示谢意。
［91］ 江藩：《阎若璩》，钱仪吉《碑传集》十一，《经学上之中》，第3919页。
［92］ 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二，《释地余论》，《四库全书》第859册，第435页。
［93］ 阎咏：《先府君行述》，见张穆撰《阎若璩年谱》，中华书局，1994年，第136页。
［94］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一百三《言疑古文自吴才老始》，《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九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9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书类二》，第101—102页。
［96］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二《言古文亡于西晋乱故无以证晚出之伪》，第117页。
［97］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第117页。
［98］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三《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第117—118页。
［99］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三《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第118页。
［100］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第七十七《言史记有夏书曰今忘采用》，第160页。
［101］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七《言晚出泰誓独遗墨子所引三语为破绽》，第121页。
［102］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第六十八《言古文毕命见三统历以与己不合遗末句》，第151页。
［103］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纯出荀子所引道经》，第135—136页。
［104］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六十二《言周官从汉百官公卿表来不合周礼》，第144页。
［105］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八《言左传载夏日食之礼今误作季秋》，第121—122页。
［106］［107］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六十二《言周官从汉百官公卿表来不合周礼》，第145页。
［108］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五《言古文武成见刘歆三统历者今异》，第119页。
［109］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第八十五《言武成认商郊牧野为二地》，第176页。
［110］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五十四《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第139页。
［111］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九《言左传德乃降之语今误入大禹谟》，第122页。
［112］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第六十九《言安国传就经下为之汉武帝时无此》，第152页。
［113］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一百十四《言朱子于古文犹为调停之说》，第214页。
［114］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五十一《两以孟子引书叙事为议论》，第138页。
［115］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五十六《言尔雅解郁陶为喜今误认作忧》，第140页。
［116］ 参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十《言论语孝乎惟孝为句今误点断》，第123页。
［117］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一百十三《言疑古文自吴才老始》，第214页。
［118］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尚书古文疏证序》，第61—62页。
［119］ 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二《书二十一》，第三册，台湾文史哲研究所，1999年，第551页。
［120］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58岁条，《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121］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67—68页。
［122］ 颜元：《四书正误》卷一，《大学》，《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63页。
［123］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门第十四》，《颜元集》，第671页。
［124］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96页。
［125］ 颜元：《四书正误》卷三，《论语上·述而》，《颜元集》，第194页。
［126］ 郭金城：《存学编序》，《颜元集》，第37页。
［127］ 颜元：《存治编·学校》，《颜元集》，第109页。
［128］ 颜元：《习斋记余》卷六，《论开书院讲学》，《颜元集》，第519页。
［129］ 颜元：《存学编》卷一，《总论诸儒讲学》，《颜元集》，第41页。
［130］ 颜元：《存治编·王道》，《颜元集》，第103页。
［131］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三代》第九，《颜元集》，第654页。
［132］ 颜元：《存治编·井田》，《颜元集》，第103、104页。
［133］ 李塨：《习斋先生年谱》卷上，《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46页。
［134］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三代第九》，《颜元集》，第653页。
［135］ 颜元：《存治编·封建》，《颜元集》，第111页。
［136］ 颜元：《存治编·学校》，《颜元集》，第109页。
［137］ 颜元：《习斋记余》卷二，《漳南书院记》，《颜元集》，第413页。
［138］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鼓琴第十一》，《颜元集》，第659页。
［139］ 颜元：《存治篇·治赋》，《颜元集》，第107页。
［140］ 颜元：《存治篇·治赋》，《颜元集》，第107—108页。
［141］ 钟陵：《习斋记余》卷首，《习斋记余叙》，《颜元集》，第393页。
［142］ 王源：《居业堂集》卷八，《与梁仙来书》，《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0页。
［143］ 李塨：《恕谷后集》卷一，《送恽皋闻序》，《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页。
［144］ 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二，三十一岁条，第11页。
［145］ 李塨：《圣经学规纂》卷一，《原学规纂》，第2页。
［146］ 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第37页。
［147］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大学辨业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第514—515页。
［148］ 李塨：《瘳忘编》，《颜李丛书》，《四存学会校刊》本，第1页。
［149］ 李塨：《平书订》卷一，《分民》，《颜李丛书》，《四存学会校刊》本，第4页。
［150］ 李塨：《平书订》卷一，《分民》，第4—5页。
［151］ 李塨：《平书订》卷二，《分土》，第6—7页。
［152］ 李塨：《拟太平策》卷二，《地官》，第1页。
［153］ 李塨：《平书订》卷七，《制田》，第5页。
［154］ 冯辰等：《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三，癸未四十五岁，第25页。
［155］［157］ 李塨：《诗经传注》卷首，《题辞》，第1页。
［156］［158］ 毛奇龄：《逸讲笺》卷三，《大学辨业辨》，第1—2页，载《西河合集》。
［159］ 张含章：《弘道书》卷首，《序》，第1页。
［160］ 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潜书》附录，《关于唐甄及其先世的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8页。
［161］ 唐甄：《潜书》下篇下，《室语》，第196、197页。
［162］ 唐甄：《潜书》下篇下，《全学》，第176页。
［163］ 唐甄：《潜书》上篇下，《鲜君》，第66页。
［164］ 唐甄：《潜书》上篇下，《博观》，第99页。
［165］ 唐甄：《潜书》下篇上，《尚治》，第105页。
［166］ 唐甄：《潜书》上篇下，《大命》，第96—97页。
［167］ 唐甄：《潜书》上篇下，《夫妇》，第78页。
［168］ 唐甄：《潜书》上篇下，《夫妇》，第179页。
［169］ 唐甄：《潜书》上篇下，《抑尊》，第67—69页。
［170］ 唐甄：《潜书》下篇上，《尚治》，第105页。
［171］ 唐甄：《潜书》上篇下，《善施》，第82页。
［172］ 唐甄：《潜书》下篇上，《明鉴》，第108、109页。
［173］ 唐甄：《潜书》下篇上，《六善》，第146页。
［174］ 唐甄：《潜书》下篇上，《任相》，第122—123页。
［175］ 唐甄：《潜书》下篇上，《善任》，第133—134页。
［176］ 唐甄：《潜书》下篇上，《省官》，第136页。
［177］ 唐甄：《潜书》上篇下，《抑尊》，第68页。
［178］ 唐甄：《潜书》下篇上，《柅政》，第154、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