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主要讨论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
一、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
乾嘉时期，汉学“如日中天”。随后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遂领袖儒学坛坫，这不是今文家们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历史客观的必然产物。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学术层面的原因。今文经学作为清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学理而言，它的兴起是由崇古善疑、汉学缺点、汉宋不能兼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崇古善疑的必然产物。清代儒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崇古善疑，学问似乎越古越好，对后来的学问颇感怀疑。既然尊古，那么就有更古的存在，既然善疑，曷不可疑其所信而别求新义？这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此推论来看清代儒学，清初诸儒对明季理学空疏不稽之风的针砭，使治学之风向敦厚朴实的方向转变，开始专心于古代经传注疏的发掘。顾炎武首倡“经学即理学”，力攻音韵训诂之学，阎若璩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胡渭疑宋《易》图书之说等等，动摇了汉以下经学的地位，于是把后继学者引向汉学，推尊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乾嘉时期的汉学正是在清初反思批判理学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1］乾嘉汉学肇兴之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2］，崇汉、以古为是被儒学界所认同。惠栋恪守“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信条，自戴震出，东汉训诂考据之学如日中天。在这一以古为是的学风之下，一些儒家从对魏晋以下经学产生怀疑推及到东汉古文经学。既然崇古，东汉古文经学晚于西汉今文经学，今文比古文更古，何不如尊信更古的西汉今文经学。如清末文廷式所说：“汉学重考证，考证之学则愈古而愈奥，故人惟搜旧，西汉之学盛而东汉之学顿衰。”［3］由考证趋于古学，这样他们便借崇古由东汉而上推西汉，进而提倡今文经学。这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崇古善疑学风的必然产物。
第二，汉学自身的缺点。惠栋、戴震等复兴汉学功不可没，但其末流，英华既竭，枝叶是穷，义鲜宗极，语乏归宿，［4］如焦循所讥讽的那样，为“拾骨学”、“本子学”［5］。汉学诸家对于训诂虽然多有发明，但对名物所涉及的古代制度等仍然争论不休，而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汉学代替宋明理学兴起的重要原因是以为理学空疏，而自我标榜务实，现在却纷纭于名物制度而不可究诘，其实也是一种空疏，与理学家空谈心性区别不大。汉学家治《周易》摈弃“河图洛书”，却代之以“卦气爻辰”，这也非《周易》本身所固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诸如此者尚多，不足以服人。况且汉学诸家对于史学家如章学诚、理学家如方东树等人的批评，未能虚怀接纳，反躬自省，反而百般辩解，又以盛气凌人而自居，竭力争得儒家正统，于是在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汉学专制”的局面。既然汉学自身有这样诸多的缺点，又不知悔改，那么就大大地制约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最终沦为革命的对象，被异军突起的今文经学所取代。
第三，汉宋调和的困境。［6］汉学家自身也意识到汉学所出现的危机，他们力图通过调和汉宋之学来加以解决，但这非易事。钱大昕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7］充分意识到《春秋》中的褒善贬恶之义，但仍强调《春秋》重在直书其事，对《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极少发明。阮元虽然也有不少汉宋兼采之论，但对其子说：“余之学多在训诂，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贤儒自命，故《论仁》、《论性命古训》皆不过训诂而已。”［8］论义理也以训诂为标准，不离训诂半步。他所编纂的《清经解》收入的皆为汉学家著作，对于宋学家的著作则采取排斥的态度。
与汉学家一样，一些宋学中人也调和汉宋之争，试图解决汉宋之间的对立，但不能摆脱宋学立场，翁方纲批评汉学“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他告诫弟子“勿循一时人之好尚”，像汉学那样“玩物丧志。”认为“义理至南宋而益加密用心，至南宋而益加深切”，“故考订之学必推南宋，虽朱子不专以考订名，而精义入微，所必衷之于此者也。”［9］矫挽汉学只重考据不论义理之是非诸流弊，强调义理离不开考订，但要以南宋尤其是朱熹的考订来折中，服膺理学。他又说：“所最要之药，则在于扶树宋儒程、朱传说，以衷汉、唐诸家精义，是所关于士习人心者甚巨。”［10］把以遵循程朱经传诸说来折中汉唐诸家精义当成治经的灵丹妙药，解决当时汉宋儒学之间的分歧，可见用心良苦。夏炘以汉学方法的阐释宋学，说：“程、朱之释经，虽不敢谓其字字句句尽得圣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大莫大于性道诸说，于性道诸说而不得，何以为程、朱？金溪、姚江之焰今时已息，而《孟子字义疏证》又复肆其诋毁。”［11］指出程朱解经在训诂考据方面的不足，但对他们阐释其中的性道则给予正面的肯定，不赞成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的诋毁。
翁方纲意识到由于立场不同而调和汉宋所遇到的困难，他说：“专守宋学者固非矣，专骛汉学者亦未为得也，至于通汉、宋之邮者又须细商之。盖汉、宋之学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以名物器数为案，而以义理断之，此汉、宋之可通者也。彼此各一是非，吾从而执其两，用其一，则慎之又慎矣。”［12］专守汉学或宋学皆有片面性，应该打通汉宋畛域，但实际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因为双方都有不可融通之处。从考据与义理相互关联角度看可以沟通，但彼此各有是非，考据或义理所得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应择善而从之。章学诚认为，宋学言道不言器，汉学寻章训诂，二者本来就不相合，“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13］不仅汉宋不同，就是宋学内部也有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庄子·天下篇》承认诸子百家的存在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们，章学诚引此旨在说明汉宋之间的不同，强调它们并存对儒学的发展与繁荣有积极意义。
晚清朱一新在评论汉学与宋学时也注意到二者融通的艰难，说：“汉、宋诸儒大旨，固无不合，其节目不同处亦多，学者知其所以合，又当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碍必多，穿凿附会之说起矣”，“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14］汉学与宋学既有相合之处，也有不相合之处，这是事实，应给予承认，如果以事事求合，那么将会抹杀他们之间的不同，穿凿附会之说就会兴起。具体讲，汉学与宋学有相合在于考据与义理不可分，二者兼顾，但二者毕竟不同，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考据，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第四，今文经学的优势也是其得以复兴的原因。既然宋汉融通存在着困境，那么就应该超越汉宋畛域，以孔子儒学为宗旨，焦循说：“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15］这是以孔子义理为衡量标准，宋学义理应当附合于孔子儒学。汪中之子汪喜孙说：“吾儒所读之书，皆周、孔之书；所传之学，皆周、孔之学，降为汉学、宋学，可乎？”［16］以孔子儒学为根本，汉学宋学都以阐扬孔子儒学为己任，不应局限于汉学与宋学尤其是争门户。
以孔子儒学为宗旨求诸经真谛，当归于西汉今文经学。晚清朱一新说：“汉学家琐碎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17］汉学家趋于繁琐考据，排斥宋明理学，当时一些儒家认为求汉儒应以董仲舒为最精深，求诸经也应以《春秋》改制之说为最容易附会。由于学理的需要，久已失传的西汉今文经学开始重新走上儒学前沿，在今文经中阐释《春秋》的《公羊》最为系统，并经过董仲舒与何休的阐释，加上《春秋繁露》、《白虎通》等著作，应该说今文经最为完备，今文经的诸多优势，如学既古又新，从时间和义理上都能压倒以东汉古文经为特色的汉学，那么取而代之就再自然不过了。朱一新这一段话虽然是在评论晚清公羊学的大盛，但同样也适用于肇始乾嘉时期的今文经学。
社会层面的原因。今文经学的兴起除了学理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包括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等，都对今文经学的产生起了推进作用。
第一，内部环境。乾隆中叶以后，正当清高宗宣扬文治、侈谈武功之时，吏治败坏，官逼民反，民变大兴，清王朝业已盛极而衰。
嘉庆四年（1799），高宗作为太上皇病逝，清仁宗亲政。太上皇临终所交给仁宗的天下，已非昔日从其父祖手上承继的盛业，而是千疮百孔，衰象毕露，有如晚明动荡的乱局。仁宗亲政后数日即将和珅肃整制裁。他把握时机处理果断，本来可以成为挽救和改变衰颓政局的良好起点，然而其结果只是一场高层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特权和利益的火并。面对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现实，并非庸碌的仁宗却是束手无策。囿于“朕缵承统绪，夙夜勿遑，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18］。嘉庆二十五年（1820），仁宗去世，清宣宗继位，改元道光。即位后，有振兴国运的壮志与决心。宣宗正式发出“不得习尚浮华，以副朕敦本务实之意”，从此多次上谕都有“返本还淳”、“黜华崇俭”、“崇俭去奢”、“黜华崇实”、“敦本崇实”等反复出现。然而清朝的统治积弊已深，大势已去，已非个人主观意志和能力所能改变。
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起事始，迄于六十年（1795）高宗内禅，仁宗嗣位，改元嘉庆，民变迭起，南北不绝。嘉庆一朝，其衰颓不振集中表现为此伏彼起的南北民变。其中尤以湘黔苗民、川楚陕白莲教、东南沿海武装反清和畿辅天理教等民变予清廷的打击最为沉重。各路民变对清廷打击空前。仁宗下诏罪己，被迫承认“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委梃击一案，何啻倍蓰”［19］。民变增多主要由于白莲教系统的民间宗教和天地会一类的秘密结社风起云涌，遍布黄河内外、大江南北，成为一种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清民变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中白莲教系统领导的民变除五省白莲教民变之外，较著名的有清水教、悄悄会、糍粑教、天理教和先天教等民变；天地会有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台湾天地会民变，广东博罗、归善、永安天地会民变，江西广昌、宁都、石城天地会民变。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民变，如甘肃撒拉族、回族农民、黔东湘西苗民、贵州布依族等民变。这些民变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第二，外部环境。十九世纪初西力开始东渐，当时主要以鸦片贸易为主。道光元年清廷以“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采纳阮元建议重申禁烟严令。鉴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清政府责成广东督抚及海关监督加强巡查，并重申禁烟前令。然而由于吏治败坏，官商勾结，鸦片屡禁不止，清廷禁令形同空文。道光九年（1829），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已经日渐严重。当此危局，何去何从，清政府出现分歧。一部分人竟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提出弛禁鸦片的荒谬主张。另一部分主张严禁，林则徐多次上折奏请禁烟章程，其中发出“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0］的哀叹。随后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由此开始禁烟。然而由于清廷的腐朽，对外卑躬屈膝，使禁烟运动归于失败。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下卷有一段话道出今文经学产生的外部原因。他说：“此派经学之复兴与当时又一方面之潮流，亦正相适应。此派经学家所以能有新问题者，亦受此新潮流之影响。盖自清之中叶以降，中国渐感觉西洋人之压迫。西洋人势力之前驱，以耶教传教士为代表，其后继之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压力。此各面之压力，在当时中国人之心中，引起各种问题。其中较根本者，即（一）西洋人有教，何以中国无之？岂中国为无教之国乎？（二）中国广土众民，而在各方面皆受西洋之压迫，岂非因中国本身，有须改善之处与？当时有思想之人，为答此问题，即在思想方面，有新运动。此运动之主要目的，即为自立宗教，自改善政治，以图‘自强’。简言之，即立教与改制。然其时经学之旧瓶，仍未打破。人之一切意见，仍须于经学中表出之。而西汉盛行之今文经学家之经学，最合此需要。盖在今文经学家之经学中，孔子之地位，由师而进为王，由王而进为神。在纬书中，孔子之地位，固已为宗教之教主矣。故讲今文经学，则孔子自成为教主；而孔子之教，自成为宗教。今文经学家，又有孔子改制、立之世之政治制度，为万世制法之义。讲今文经学，则可将其时人理想中之政治，托孔子之说，以为改革其时现行政治上社会上各种制度之标准。”［21］
冯氏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中国就开始受着西方的侵略与压迫，先是传教士，继之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所带来的主要问题，即自立宗教与改善政治急待需要解决。在经学时代之下，人们只能从诸经中寻找，而今文经学所理解的孔子思想最符合当时倡导的立教与改制，于是便应运再生，成了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冯氏对今文经学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说遵循了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产物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是可信的。他这里虽然更多的是揭示晚清今文经学大盛的外部原因，但同时也适用于早期兴起的今文经学。因为嘉道时期的今文经学同样担当起改革政治创立宗教的任务，以解决当时出现的政治危机与信仰危机。
总之，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看，今文经学代替推崇古文经的汉学是因为它能通经致用，今文经学具有经世的这一特点是其复兴的原因。乾嘉之世，汉学大盛，其学风以训诂名物考证、章句注疏、佚文钩辑、言言有据、字字有考为特征，这种经院式的研究使儒学陷于烦琐破碎，泥古墨守的窠臼，而忽视了会通和对微言大义的探求。在社会出现危机时，汉学家们不可能担当起补偏救弊、挽救社会的作用。而乾嘉之际正是清代由盛到衰转变的开始，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繁荣下面所潜伏的危机，思图补救，便率先起来致力于扭转学术界风气，以期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他们所面对的汉学由于只重文字训诂，无法济世，而理学虽讲义理，但长期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一蹶不振，也完成不了这一使命。于是便转向具有经世色彩的西汉今文经学，以此取代汉学，这既符合当时尊古善疑之风，同时也适应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清代儒学由东汉古文经向西汉今文经转变的学术趋向。这一趋向既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二、今文经学的发展
今文经学肇始于乾隆中期，庄存与为其开山，今文经学的发展应在嘉庆、道光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张惠言、方申、陈寿祺、凌曙、恽敬、李兆洛等（常州公羊学有专门介绍）。
治今文《易》的有张惠言和方申。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他为学始从诗文词赋入手，中年以后开始治经学，主今文，尤擅长虞翻《易》，是当时有名的今文易学家。他认为，汉代治《易》诸家以郑玄、荀爽、虞翻为最有名，但他们又各自不同，只有虞氏《易》得孟喜正传，继七十子之微言，因此专以虞氏为主，发明虞氏义。他指出：“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其及沈深解剥，离根散叶，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22］自清代中期惠栋作《周易述》虽然以虞翻为宗，遵循虞氏《易》来补充郑玄、荀爽之《易》，但张惠言认为其所述未能尽通。在他看来，“治《易》者，如传《春秋》，一条之义，各从其例。”这表明他以传《春秋》之法来治《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意在“探赜索隐，以存一家之学。”［23］虽表彰今文《易》，但其见识高于惠氏。他所作的易学著作，如《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事》、《虞氏易候》、《周易郑荀义》、《易纬略义》等，建立了虞氏易体系。
张惠言虽然短寿，但对常州今文经学派发皇是有贡献的。如刘逢禄所说：“皇清汉学昌明，通儒辈出，于是武进张氏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学萌芽渐复。”［24］他死后，外甥董士锡整理遗稿，编辑成《茗柯文》共四编，张惠言的主要著述均收入《张皋文笺易诠全集》和《受经堂汇稿》中。
方申（1787—1840），字端斋，江苏仪征人。少孤，不治举子业，曾受学于以治《左传》而闻名的刘文淇。方申年逾四十始应童子试，道光中以经解补县学生。二十年（1840），赴秋试归，以劳疾卒。生前尝自悔晚学，因此肆力颇勤。方氏精于《周易》，朝夕钻研从未离手。他遍阅易学诸家书籍，涉及易象者均选择抄录，成《诸家易象别录》一卷。以为易家言象以虞翻为最精密，便模仿虞注所引逸象缕析条分，成《虞氏易象汇编》一卷。以为后儒解《易》很少引《说卦传》，于是博考古注，参阅诸纬书与《春秋》内外传注涉及《说卦》文，排比其次第，成《周易卦象集证》一卷。因为《春秋》中讲卜筮一定要根据互卦与正卦相互参证，因此寻绎汉儒所言，反复求其条理，然后知互卦之法，成《周易互卦详述》一卷。卦变之说众说纷纭，无所统贯，于是参互考订，深求其义例之所在，成《周易卦变举要》一卷，是为《易学五书》，［25］发展了张惠言今文易学，为当时今文易学集大成者。
治今文《尚书》及三家今文《诗》的有陈寿祺。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一字苇仁，号左海，晚号隐屏，福建侯官人。他治经以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伏生《尚书大传》为宗，也是嘉道时期的今文经学家。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京师冶经学，与张惠言、王引之同年齐名。名儒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程瑶田皆与之交游，切磋经义，他的学问也日渐精博。三年散馆，朱珪欲留他任编修，他则请假归里。
陈寿祺治经尤为推崇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伏生，认为伏生是两汉最早的经师，所著《尚书大传》冠汉代经注之首。《尚书大传》基本亡佚，他搜集汉代典籍所引《尚书大传》文字，加以详细审校，撰成《尚书大传辑校》。他说：“伏生《大传》条撰大义，因经属指，其文辞尔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记》七十子之徒所说，非汉诸儒传训之所能及也。”［26］他也推崇郑玄，称：“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勘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岂非闳识博通，信旧闻者哉？”［27］陈寿祺援引《尚书大传》注说三《礼》及《古文尚书》，表明他所表彰的是郑玄经学中的今文，而对古文不重视。
在清源书院时，他撰成《五经异义疏证》。《五经异义》为东汉经学家许慎所著，《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其后郑玄针对许慎著《驳〈五经异义〉》。《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和《隋书》相同，但言许慎，驳郑玄，将许、郑之书合为一，以便观览。《宋书》不见著录，大约佚于唐代。他说：“石渠议奏之体，先胪众说，次定一尊，览者得以考见家法，刘更生采之，为《五经通义》，惜皆散亡。《白虎通义》经班固删集，深没众家姓名，殊为疏失。不如《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赡过之。”［28］许慎治学重小学文字，陈寿祺撰此书旨在阐扬许慎之学，说明他宗今文也不忘古文。
陈寿祺偏重今文《尚书》，也喜齐鲁韩三家今文之《诗》，不喜古文《毛诗》，说：“非敢阿好古人，宁道周、孔失，不言郑、服非也。魏晋以后，典籍沦弃有甚于秦燔，抱残守缺，无殊于伏壁。而汉之儒者犹及见秘府之逸编，闻先师之绪论，拾遗补艺，非同虚造。”［29］汉人在秦火之后得遗经，闻孔子先师之绪论，确实有比后来儒家占优势的地方，但汉学诸家尊汉儒胜于周公、孔子，尊汉儒经注胜于经书，陈氏对此深表不满，汉儒的学问毕竟是阐扬孔子儒学，但不能取代它。陈寿祺的主要著述收入《左海全集》中。
治今文《春秋》的有凌曙。凌曙（1775—1829），字晓楼，江苏江都人。他以治《春秋》公羊学而名家。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年二十学业已有所成就，后来包世臣把他与汪中并举，称之为“江都有生于孤露，不假师资，自力学以成名者”［30］。嘉庆九年（1804），凌曙初识著名经学家包世臣，并向他请教学业。遵包世臣嘱托，他在研究《四子书》的同时，也开始治《礼》，得郑玄学说要领后，又问学于沈钦韩，后来读到刘逢禄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对何休的《春秋》学发生兴趣，遂转而宗今文经学。
凌曙入京后为阮元校辑《经郛》，得以详细阅读魏晋以来治《春秋》诸家的著作，其中尤重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其外甥刘文淇说他“专治《公羊》，谨守家法，尝以董子之书合乎圣人之旨”［31］。二十年（1815）他在《春秋繁露注序》中谈及研究《春秋繁露》一书的动机，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包括在《公羊》之中，而《公羊》之学传自董仲舒。董子作《春秋繁露》一书，在他看来，可谓“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32］。但董仲舒此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褫落，致难卒读。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于是他“构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33］撰成《春秋繁露注》一书，可谓董氏《春秋》学的功臣。
他撰成《公羊礼说》、《公羊礼疏》两书，二十四年（1819）先后为这两书作序。在《公羊礼疏序》中说：“吾以为治是经者，由声音训诂而明乎制度典章，以进求夫微言大义。”［34］表明他的经学已非考据训诂所能限，突出其今文家治经求微言大义的特点。凌曙的全部著述收入《凌氏丛书》中。
陈立（1809—1869），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道光年间进士，官云南曲靖知府，先后师从凌曙、刘文淇，著作有《白虎通疏证》、《说文谐声孳生述》、《旧唐书校勘记》、《句溪杂著》等。他毕生精力治《公羊》，成《春秋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所著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何休只有引申而无背畔，其所征引，“凡唐以前《公羊》古义及国朝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35］，皆网罗无遗。礼制部分则多承袭其师凌曙之说，笃信郑玄，而于公羊“三科九旨”诸说得阐发得无有余蕴。
另有恽敬和李兆洛，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系统的今文经学著作，但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倡导改革，是当然的今文经学家。恽敬（1757—1817），字子居，阳湖人。自幼读书能独申己见，不因循旧说。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他居京为官时与庄述祖、庄有可、张惠言等交往过甚，彼此以学术相砥砺，受常州庄氏之学的影响。后又任富阳、平阴、新喻、瑞金等县知县，擢南昌、吴城同知。因与上官不合而遭弹劾，免官。后以著书为业，深求因革治乱，归于经世致用。他所作《三代因革论》指出：“汉兴百余年之后，始讲求先王之遗意，盖不见前古之盛，六百余年矣。朝野上下，大纲细目，久已无存；遗老故旧，亦无有能传道者。诸儒博士于焚弃残剥之余，搜拾灶觚蠹简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艰，故其信之也笃。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呜呼！何其愚也。”［36］批评东汉古文经学，不求传孔子儒家之道，只在秦火之余求残篇断简，趋于训诂考据一途，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愚蠢可笑。
他又说：“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已。”［37］汉代设立诸经博士，各传一经，有家法师法，但彼此不通，乾嘉汉学尊汉儒，抱残守缺，穿凿附会，于事无补，这里名义上是批评汉代经学的博士制度，其实是借此反对清代汉学诸家的治经方法。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武进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院散馆，改授安徽凰台县知县，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敦崇实学，成就颇丰。他治学涉及天文、舆地，皆精深。曾做朱墨二图用以识别历代舆地沿革，又铸造天球铜仪及日月行度铜仪，用以教授士子。他为文取径汉魏，主张恢复古人不分骈散之旧，因此所辑《骈体文钞》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抗衡，所著有《养一斋文集》等。
李氏为学受常州今文经学影响。魏源作传称：“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甚。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视国初崑山、常热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生于其乡，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之学，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年甫三十而学大成。兼有同辈所长，而先生自视嗛然如弗及。”［38］乾隆中叶以后汉学大兴，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臧庸、孙星衍等治经精于声音训诂考据，汉学家又囿于汉宋之争，不通经致用，属于无用之学，而李兆洛则看经世之书，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可谓开风气的人物。魏源又说：“乾隆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先生之微淼，而不落东汉以下。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余于庄先生不及见，见李先生。故论其大旨于篇。”［39］魏源作为今文经学家在这里揭示了李兆洛的儒学渊源，即来源于常州庄氏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讲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归于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