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公羊学的兴起主要从学理上讲其产生的思想源流，进而论述清代公羊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及其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它在今文经学中的地位。
一、公羊学的思想源流
清代公羊学思想源流追溯到《公羊传》。［40］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解释《春秋》的有《左传》、《穀梁传》、《公羊传》这三传，前者属于古文经，后两者属于今文经。公羊学源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公羊传》据史料记载共有十一卷，作者公羊子，名高，为齐人，公羊高曾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公羊传》经过数代的口说流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寿、胡毋生写定成书。与胡毋生大约同时的董仲舒也精研《公羊传》，就承传讲为公羊寿的后学。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重在孔子讲的义，由此衍生出如下微言大义：
尊奉周王室。《春秋》记事首列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以下每年大体采用这一体例，以正朔表示对周天子的尊奉。《春秋》僖公八年载：“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公羊传》解释说：“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41］王人来自王室而地位低不称名，但比诸侯要高，因此排序应在诸侯之上，称“王人”以示对先王的尊重。
大一统。《春秋》鲁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秋，王正月。”《公羊传》解释“王正月”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2］大一统表现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一基本原则上，这一原则仅限于民族问题上，试图把中原汉族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区别开来。但在具体的解释中注入了文化的色彩，如董仲舒说：“《春秋》之常辞，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43］这里君子意指诸夏，诸夏与夷狄之间的地位不是不变的，随着习俗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夷狄也可以变成诸夏。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也是大一统应有之义。
寓是非褒贬。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44］如同样是大夫被杀，文辞不同所蕴含的褒贬是非不同。《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45］意思是说卫人杀州吁是因为他有罪。《春秋》僖公七年记载：“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46］这里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申侯，申侯可能无罪或杀非其罪。“称人”、“称国”不同，褒贬是非也不同。
三世异辞。《公羊传》提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如隐公元年《传》曰：“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7］桓公二年《传》曰：“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8］哀公十四年《传》曰：“《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49］这几段话提出的所见、所闻、所传闻就时间而言有一个递进关系，所见是亲眼所见，所闻并不是亲眼所见，二者已有时间先后，所传闻肯定是前代之事。三世异辞时代愈来愈远，说明修《春秋》以鲁国为参照，反映从隐公到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变化的历史，而且不同时段留下的史料不同，书写方式也不同。
拨乱反正，以待后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50］这里的“西狩获麟”预示着王者的出现，“受命之符”表征着取周而代之的新王将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孔子作《春秋》选择这一年为终结，其意义非凡，表明《春秋》有拨乱反正，为后世立法之义，已非普通史书所限。《公羊传》又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51］孔子作《春秋》旨在拨乱反正，期待着后世圣人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春秋》的政治意义大于历史价值，所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讥世卿。《公羊传》推护周天子的地位，当然对于大臣的僭越持批评态度。《公羊传》隐公三年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52］尹氏原本是大夫，《春秋》不称大夫或相应的官名，而书尹氏是贬低之意，因为他对周天子非礼。
九世复仇。《公羊传》庄公四年说：“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53］齐襄公八年伐纪，纪侯被迫离开国家，其原因是齐襄公九世祖哀公为纪侯所谮，被烹于周，齐襄公九世后复仇，灭掉纪国。灭国复仇并非个人之仇，而是国仇。作为诸侯国的国君齐襄公君国一体。这种复仇对维系宗法制度是必须的，尽管有些野蛮。
总之《公羊传》解释《春秋》已经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叙事，而是寓微言大义于其中，其政治喻意非常深刻，《公羊传》独立成篇，已是一部政治书籍。
汉代传递《公羊传》并对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董仲舒与何休。董仲舒初步建了公羊学体系，何休则集其大成，确立了公羊学发展的规模。
董仲舒初步提出了一整套公羊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突出《春秋》的政治价值，强调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立法。董仲舒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超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54］孔子作《春秋》为的是安邦理民，端正上位，明辨百姓是非，引古筹今，为后来王者提供借鉴，因此统治者必须学习《春秋》。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故《春秋》受命而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55］《春秋》强调正、王、春三者，首先要正，然后才是王，春为天地开端，讲承天所为，实际上是端正王道，确立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大一统等都说明这一点。联系到汉代，董仲舒如此重视这一点也在于强调汉承周而来的合法性。
张三世。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56］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并与鲁国诸君前后相应。三世异辞是因为时代不同，文献记载详略不一，以及主观体验也不同，凡此影响着书法。这种三世异辞说为后来的何休张三世说提供了思想基础。
通三统。他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57］改朝换代必须有所标志，以示告别过去，对新王朝的认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使新朝合法化，更好的“一统于天下”。夏商周三代改制的标志是：夏正墨统，以建寅为岁首，色尚墨；汤受命而王，正白统，改国号为殷，以建丑为岁首，色尚白；周受命而王，正赤统，以建子为岁首，色尚赤。这就是所谓的通三统。国号不同，历法不同，服色不同象征着朝代的轮替。
德刑相兼备。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58］“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喜怒当寒暑，威德当冬夏。”［59］“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终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60］《春秋》治理国家既要以德也要施威，如同自然界有寒暑冬夏一样，人主也有喜怒威德，掌握德威的权力。先秦儒家讲施政宽猛相济，董仲舒倡导德威并重，一脉相承。
天人感应和谴告之说。董仲舒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兹举几条：天也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执其道为万物主”［61］。“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异。”［62］“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63］孔子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质人情，又参考古今，讲天人相互感应，如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本来指人，在这里天也具有这些特质，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反之如此。有天人相互感应才有谴告之说，所谓谴告就是天在出现灾异之前有所预兆，希望使人知晓，改弦更张。董仲舒讲人伦政治等问题喜欢抬出天来，从天人合一角度阐释这些问题，无非是想要加强自己观点的合法性，由此也看出他的儒学杂糅阴阳五行说的特点。
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他说：“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正鲁，尚墨，绌夏，亲周，故宋。”“具存二王之后也。”“《春秋》曰：杞伯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作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64］周朝建立后对前朝旧邦并没有绝继，而是封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新王受命”封二代之后为王。孔子作《春秋》代表新王，以鲁为王因此称“王鲁”。“绌夏”是说夏离《春秋》新王较远，改称帝，周处于《春秋》新王之前较近，仍封其后人，即“亲周”，宋为殷之后受封，因其离新王远，称“故宋”。孔子的做法其实是为鲁国在诸侯国中争正统，董仲舒发挥《春秋》当新王之说也是为汉代争正统。
东汉的何休是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使公羊学更系统化了，主要有下面内容。
大一统。何休把大一统理论化。《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解释说：“变一为元。元气，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65］元为天地之始，春为一年的开端，以此象征着王者改元立号，《公羊传》强调元、春旨在说明天地统一于此，孔子作《春秋》突出新王的地位，是想建立绝对的王权，对臣民实施大一统的统治。他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66］。“大一统”的“统”字就是“始”字，天地之始即天地一统，新王受命于天，改制施教涉及天下，包括公侯、庶人，乃至于自然界万物都在其范围之内，其大一统的意义已超过人类，自然界也襄括其中。
三科九旨。徐彦疏云：“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67］科为段，旨为意，三科段有九种意思在里面。一科三旨是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把通三统相联，体现因革的观念，新王是变革，但不忘旧邦，如封二代之后为王是其意。二科六旨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辞不同，因其时代不同，引申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时代不断发展前进，是阶段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三科九旨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有所区分，有文明与野蛮之意，以汉族为中心，讲求的是文化认同。何休在解释《公羊传》时充分发挥自己提出的“三科九旨”思想。
东汉末经学大家郑玄虽然力主古文经，但也兼采今文经，以此遍注群经，混淆了今古文经的界限，加之东晋元帝设立五经博士用古文经，今文经开始消沉，作为今文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羊传》不受重视，公羊学也随之衰落下去。《公羊传》在沉迹一千多年以后，到了元末学者赵汸那里重新被提起，所作《春秋属辞》阐释公羊家法，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赵汸是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先驱。
赵汸公羊学的代表著为《春秋属辞》，他对《春秋》的看法是：“《春秋》截断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68］因此不满意《左传》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属辞》分别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变文以示其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特笔以正名、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共八篇，认可《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属辞比事”来推求《春秋》要义。他说：“自《左氏》不知有笔削之旨，为公羊学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为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存策书大体之义而已。”［69］《左传》属于古文经，重在叙事，不知《春秋》笔削大义，于是公羊家解释《春秋》突显其微言大义。“策书”指君臣之间言经义、政治等方面的书，把《春秋》视为“策书”，这本身就体现了公羊家治《春秋》的特点。
他又说：“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史记·孔子世家》论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正谓此也。”“而夫子于《春秋》独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亦以其假笔削以寓拨乱之权，事与删《诗》定《书》异也。自《左氏》不明此义，其徒者遂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公羊》、《穀梁》每设不书之问，盖其所承犹得学《春秋》之要，而无所考据，不能推见全经。”［70］继承公羊家视《春秋》为拨乱反治之书的这一宗旨，以为《春秋》有笔削，有书有不书，其中蕴含微言大义，《左传》的作者不懂《春秋》此义，把它当成史书，失去《春秋》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赵汸的公羊学突出了《春秋》作为政治著作的价值，把《春秋》与社会治乱因革联系起来，因此他上承西汉公羊学，下开清代公羊学，起了沟通二者的桥梁作用。
二、清代公羊学的发展
清代的今文经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为开派祖师，其侄述祖发展他的学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进一步发扬光大，遂演成独立的学派。由于此派独尊《春秋》公羊学，也称公羊学派，又因他们大都是常州人，以郡望而得名也称为常州之学。［71］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他为学不侧重于名物训诂，“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72］，是今文经学开派宗师。他年轻时治学尤重视公羊《春秋》的研究，探求经中的微言大义。十年（1745），他进京参加会试，试题为《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存与素精研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73］，清高宗大为赞叹，以一甲二名进士的资格入翰林院受编修。十七年（1751），他参加大考，以二等升侍讲，接着入直南书房，授高宗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经史。由此可知，他治经“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74］。他在内廷传授皇子书，对内廷情况了解较深，常援引《春秋》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等微言大义，又以“言之有据”的大一统理论相比附，这很符合高宗在政治上独断专行的需要，因此“以经学受主知”［75］。这是今文经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时期，朴学家把《春秋》当成“记事之史”，庄存与则根据元明间赵汸《春秋属辞》的体例，成《春秋正辞》来求其中的微言大义。他说：“《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又“《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76］。这是说《春秋》自成义例，其中包蕴着“至圣之法”，解释《春秋》必须知晓圣人的用心，这是从今文经意义上诠释《春秋》，其经世目的十分明确。
三十六年（1771），他任会试副考官，同年孔广森成进士，孔广森为存与的得意门生。因此他和孔广森二人不仅是座主门生之谊，而且还有学术上的师生关系，从孔广森的名著《春秋公羊通义》中可以看出庄存与《春秋》学的辙迹。乾隆晚期，和珅专断，大权旁落，“臣工顺意”，这和存与主张的“大一统”不相容，他当时与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77］。他忧心于国事，仰承大一统之旨，其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78］。
五十年（1785），朝廷举行千叟盛宴，庄存与应邀赴宴，清高宗赐他“诗杖丰貂彩缎等物”，获得“稽古之荣”［79］，这种荣誉为当时官员们所向往。翌年，高宗又谕曰：存与“年力就衰，难以供职”，获准“原品休致”［80］，从此庄存与致仕归里。归里后，他继续著述。当时他的外孙刘逢禄正从塾师治举子业，课余常随母亲讲求外祖经史大义，存与问及刘逢禄学业，刘逢禄的对答使他很满意，认为孺子可教，授以经史。刘逢禄时年仅十一岁，外祖父的教诲，对其以后的治学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庄存与死后，其著述收入《味经斋遗书》中。其学由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发扬光大，遂演成清代常州今文经学派，庄存与开创之功不可没。
庄述祖（1751—1816），字葆深，号珍艺，晚号檗斋，学者称为珍艺先生，江苏武进人。他治经宗今文，上承庄存与，下启刘逢禄、宋翔凤，为今文经学派的中坚。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以官卷中江南乡试，三年后又成进士。居家伊始，他又承其伯父庄存与所传《春秋》公羊学，并援以治《夏小正》。《夏小正》原是《大戴礼记》中的一篇，按月份记录古代物候，文简义奥，十分难懂。此书成于先秦，西汉戴德为它作注，并收入《大戴礼记》中。唐代修《隋书》把它单列著录于《经籍志》，以后经文与注相互混淆，讹误难辨。北宋傅崧卿撰《夏小正戴氏传》开始把经传分开。当时理学大盛，三礼之学衰微，《夏小正》自然无人问津。清初朴学开始复兴。张尔岐撰《仪礼郑注句读》，把《夏小正》经传合为一篇并断以己意，开清代治此书先河。乾隆时期，治《夏小正》已成风气，有代表性的如汪中的《大戴礼记正误》、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孙星衍的《夏小正传校正》、毕沅的《夏小正考注》等，庄述祖治《夏小正》可谓沿波而起。他先撰成《夏时明堂阴阳经》、《夏时说义》，“准何氏《公羊春秋》条例，隐括就绳墨”［81］。模仿何休，探求等例，为他治《夏小正》的风格。庄述祖此书一出，颇得学者推重，臧庸读此书后致信给他，称：“大著《夏时说义》，迩日读习，精确不刊之论，略有所窥，洵足与董子《春秋繁露》、程子《易传》二书相并，余子所道，概不能及。今后《夏时》得六籍同传者，《说义》之功也。”［82］继承了今文经学重视微言大义的治学精神。
嘉庆二年（1797），庄述祖奉母归里。家居后，他足不至州府，也不以书简通当路，不参加乡里举行的酒食之会，以著述为事。然而一有灾荒赈济抚恤之事，则不遗余力出资救助。每遇见后生问学则每问必答，循循善诱，无所保留。从兄之子庄绶甲日从讲论，得之最详，子庄又朔也收益匪浅，外甥刘逢禄、宋翔凤从其治今文经学，始知今文经大义，为他们两人日后的学业打下根基。如刘逢禄后来回忆道：“后从舅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古今文流别”［83］，可见受庄述祖影响之深。看到他们学有所成，庄述祖也甚为高兴，称赞说：“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虞廷可以为友。”［84］
庄述祖治今文遂及《白虎通》。他说：“《白虎通义》杂论经传”，“《春秋》则《公羊》而外，间采《穀梁》，《左氏传》与《古文尚书》当时不立学宫”，“而《左氏》义不见于《通义》”。［85］经学今古文之争始于西汉，至清代常州学派兴起，他们推崇《公羊》，抨击《左传》、《周礼》不遗余力，使得当时治《春秋》者不及《左传》，治《礼》者不及《周官》，今文经学由此而大盛，但抹杀《左传》、《周礼》的价值是片面的。就义法而言，《左传》、《穀梁》都不及《公羊》，《公羊》中的微言大义更适应当时改革弊政的需要，这是今文经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四年（1809），庄述祖写成《夏小正经传考释》第一个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治《夏小正》的原由。不久，他又撰成《夏小正例文句音义》、《夏小正等例》，他主张：“读《夏时》经传，必先条其等例，然后正其文字，离其句度，辨其音声，各以类从矣。”［86］进一步发挥他以前治《夏小正》的风格。十九年（1814），庄述祖终于刻成《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包括《夏时明堂阴阳经》、《夏时说义》、《夏小正文句音义》、《夏小正等例》，并先后写成第二、三个序。他治《夏小正》继承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之法，侧重在义例上的阐发，说：“《夏时》亦孔子所正，《夏时》之取夏四时之书，犹《春秋》之取鲁史也。”［87］他也依何休治《春秋》，认为《春秋》经“至何邵公作《解诂》，悉隐括就绳墨，而后《春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得其正。”［88］治经虽宗今文，但也兼顾古文，尤重视古文字学的研究，而且颇有建树。
庄述祖死后，其主要著述收入《珍艺宧丛书》中。其学得到外甥刘逢禄、宋翔凤的光大，为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兴盛奠定基础。
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又号撝约，山东曲阜人。他治经宗《春秋》公羊学，也是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孔子六十八代孙，其祖孔传铎袭封衍圣公，其父孔继汾为户部主事，名声显赫一方。孔广森少时从学于戴震，治三《礼》、《公羊春秋》，能作篆、隶书，入能品，尤工骈体文，汪中、孙星衍十分赞赏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十七岁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三十六年（1771），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官授检讨。孔广森成进士时，庄存与是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后来他进入庶吉士馆，庄存与也在馆中任教习，因此，他们两人的师生关系十分密切。
家居期间，孔广森心慕郑玄，筑“仪郑堂”，“杜门却扫，循陔著书”。［89］但他主要开始写作《春秋公羊通义》。他治《公羊》可谓祖述家学，同时也受清代《公羊》学的首创者庄存与的影响。他在写《春秋公羊通义》过程中参考了庄存与的《公羊》学，他们治《公羊》学的脉络大体相同，都推崇明代经学家赵汸所著的《春秋属辞》。在总结《公羊》学义例以后，孔广森说：“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赵）一人哉。”［90］在该书卷六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一条中采纳庄存与说经，指出：“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又“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自谓“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91］发挥《公羊》书法笔削等微言大义。
四十八年（1783），孔广森写成《春秋公羊通义》一书。汉以来，治《春秋》的有《左传》、《公羊》、《穀梁》三家，孔广森认为，“《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92］，因此所撰《春秋公羊通义》以《公羊》为主，但也兼采《左氏》、《穀梁》，旁通诸家，试图阐述《春秋》微言大义。阮元称该书“醇会贯通”，“成一家之言”。［93］其实孔广森治《公羊》也有失其大义之处。何休《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倡导大一统思想。孔广森治《公羊》学不讲大一统，只谈“分土而守，分民而治”，并以此讥何休“自蹈所云反传违例之失”。［94］何休治《春秋》提出“三科九旨”义例，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孔广森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95］他以此来解释“三科九旨”，没有把握传统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孔广森虽然以补释何休《公羊》学为己任，但其朴学的诠释方法，使他未能揭示何休的奥义。临终前对其弟孔广廉说：“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96］表明《春秋公羊通义》为他一生最得意之作。正是此书确立了他作为常州今文经学大师的地位。由于孔广森过世较早，许多书稿未能付梓，其弟孔广廉为他遗著的刊行尽力不少。孔广森的著作均收入《顨轩孔氏遗书》中。
庄有可（1744—1822）为庄存与族孙，虽无科举功名，但也家学渊源，以授徒自给。庄有可著有《春秋注解》、《春秋字数义》、《春秋天道义》、《春秋人伦义》、《周易集说》、《礼记集说》等。他于诸经尤勤于《春秋》，兼采汉宋诸家学说以求创新，后人称其“属守庭训，而所进辄过所期。追长，益取诸经传，精研经义，参考礼制，句栉字比，求其异同损益之故，使如轨辙之合，浩然无带于心。然后核诸儒之书，正其是非，而自为之说”［97］。治经虽兼采古文，但仍以今文为主，关注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
庄绶甲（1774—1828）为庄存与之孙，幼承庭训，兼治文字训诂，尤以公羊学为主。李兆洛称：“君兄弟三人，从兄弟复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学。君尤力学，得现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经术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而君从父珍艺先生尽传其业”，“君既负敏达之资，思兼综素业，通汇条流。”［98］肯定他承传祖庄存与、父庄述祖之学。他与庄有可对公羊学虽然没有大发明，但作为常州庄氏之学的传人，对该学派的壮大起了推动作用。
公羊学真正光大者为刘逢禄和宋翔凤。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著有《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刘礼部集》等。刘逢禄治经尊《春秋》，把《春秋》当作是五经的钥匙，对于《春秋》尤尊《公羊》，认为《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对于《左传》，刘逢禄强调此书非解经之作而是史籍，主张应与《春秋》分开，认为两书“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至于通行本《左传》，他认为已为刘歆窜乱。在他看来：“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99］因此，他主张“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传》归之《左传》，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100］。治《公羊》并不否认《左传》，它们各有特点，应分别对待，但《公羊》更为根本。
刘逢禄发挥何休“三科九旨”的思想，他认为没有“三科九旨”就没有《公羊》，没有《公羊》也就没有《春秋》，《春秋》的微言大义便不能彰显。于“通三统”，刘逢禄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说，夏是黑统（人统），商是白统（地统），周是赤统（天统），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101］他认为，清代去古虽远，只要明《春秋》之法来驾驭政治就能从乱转治。刘逢禄发挥了“张三世”的思想，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他也阐发了“大一统”思想，强调巩固大一统，清除弊端，应从皇帝做起。他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这才是“尊亲之化”，这是树立皇权至上，强调中央集权统治。刘逢禄从“三科九旨”入手，对“通三统”、“张三世”、“大一统”等公羊《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的阐发，揭示《春秋》公羊学的经世特色，是今文经复兴的真正奠基人。
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江苏长洲（今吴县）人。著有《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所作汇为《浮溪精舍丛书》。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他说：“《左氏》之书，史之文也，于《春秋》之义盖阙而不言，故博士以为不传《春秋》，学者求其义，舍今文家未由也。”［102］又说：“自汉以来，《左氏》与今文辨论纷然，各立门户，博士守师法者，既不能辩明，好《左氏》者又不能求合，且惟恐不异俗说，师心之用，而微言大义晦矣。”［103］在他看来，“《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至于《左传》不过是记史之书，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盖阙而不言”。要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舍今文末由”，尤“当用《公羊》”。［104］《左传》为记史之书，《公羊》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治《春秋》应以《公羊》为主，因为《春秋》不是史书，而是包含着政治哲理之书。
与其他今文家仅推崇《春秋》有所不同，宋翔凤也重视《论语》，说：“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弟忠信不修。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遂首言立学之义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谓当时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当素王，则又何所愠于人”，“《礼运》记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以素王当之，亦继君子之号。先王兴学以治人情，圣人设教以维世，故作君作师，统绪若一也。”［105］并认为《论语》与《春秋》相通，其中包含着孔子的微言大义。以春秋笔法解释《论语》是宋翔凤公羊学的特色，他认为治《论语》可达到“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106］。宋翔凤与刘逢禄一起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借《公羊》议政，对当时经世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公羊学在学术上与乾嘉汉学不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推尊《春秋》。把《春秋》视为经世之书。“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107］，《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通过它能够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乱”［108］。这是说《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而是一种经世致用之书。《春秋》所书都有微言大义，有其书法，君臣都必须知晓、遵从《春秋》之义。其次，墨守《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尽在《公羊》，要知晓《春秋》就必须精研《公羊》义例，如“通三统”、“张三世”等，由此来辨名分，明外内，定尊卑，举轻重。再次，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春秋》强调“大一统”是使诸侯国共奉周朝，归命周天子。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一统”是以儒家独尊来一统汉代的政治。清代今文经学家发挥“大一统”，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代中央集权统治。他们想通过阐扬《春秋》的微言大义，使日趋衰落的清朝重新转为“盛世”，然而所希望的“盛世”虽再也没有出现，却演成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