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隆兴元年（1163）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先后差任宗学教授、严州教授，历官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秘书省正字等。有宋一代，吕氏家族位至宰辅者四人，可谓少见的显赫望族。【1177】而又世代重学，从吕公著至吕希哲、吕本中，以至吕祖谦，世代相传，有“中原文献之传”的美称。【1178】吕氏家族也重讲学，据说，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1179】吕希哲尝从学焦千之、胡瑗、孙复、王安石诸家，而归宗于二程。吕本中广泛从学于程门后学及元祐名宿如杨时、游酢、尹和靖、刘安世、陈瓘、王苹，继承了吕希哲转益多师，“不主一门，不师一说”的家风。【1180】这种家风也为吕祖谦所继承。吕祖谦从小至长长年随侍父侧，他的父亲吕大器尝为江东、浙东、福建提刑司干官，先后知黄州、吉州，祖谦因而沃闻北宋以来掌故。吕祖谦从幼小起还受到外祖父曾几的教导，曾几与道学之士胡安国、刘安世、王苹等游从颇密，亦尝与胡宏往复论学。十九岁，吕祖谦又从三山林之奇受《论语》，二十四岁从学胡宪、汪应辰。由于秉承了深厚的家学渊源，又广从当世宿儒问学，吕祖谦年轻时便奠定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且声名已著。后来，又与朱熹、张栻交往密切，往来论学，甚受朱张推重。而心学创立者陆九渊则是受到吕祖谦的识拔终成进士，终身对于吕祖谦甚为敬重。吕祖谦又为浙学领袖，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吕氏的影响，并形成为以史学和事功为核心的浙东学派。
吕祖谦的著述颇为宏富，撰有《左氏博议》二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续说》十二卷，《少仪外传》二卷，《古周易》一卷，《增修书说》三十五卷（时澜增修），《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另编有《圣宋文海》（亦称《皇朝文鉴》、《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吕氏家塾读书记》、《左氏类编》等，其表奏、书启、记序、墓志、祭文等编为《东莱集》十五卷，书信、答问、家范、杂记等编为《东莱别集》十六卷，另有《东莱外集》六卷。
吕祖谦的学术比较偏重于史学。他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从思想上说是继承和发展圣人之学，从社会现实来说是匡正纲纪以图恢复。乾道六年（1170）除太学博士，淳熙四年（1177）转承议郎仍兼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两次轮对，每次各作有两道轮对劄子。乾道六年轮对劄子之一云：
夫不为俗学所汩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圣道之兴，指日可俟。……宅心制事，祗畏兢业，顺帝之则，是圣学也。亲贤远佞，陟降废置，好恶不偏，是圣学也。规模审定，图始虑终，不躁不挠，是圣学也。【1181】
由于是面对孝宗陈说，吕祖谦侧重于从关乎帝王治世的现实需要出发来界定“圣学”的具体内容，此即敬畏顺则，好恶不偏，审定规模，以此为“实学”的本质，也是“真儒”的本质。就当时社会现实来说，所谓宅心制事，审定规模，根本的用意就在于“恢复大事”，即恢复赵宋版图。乾道六年的第二劄子便主要是针对这一点进言。淳熙四年的轮对劄子则进一步对“人主一心”关涉天下治乱安危作了陈述，批斥了所谓“独运万机之说”，也就是希望孝宗不要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而是“虚心屈己以来天下之善，居尊执要以总万事之成”。【1182】这个意思，与乾道六年所谓实学、真儒之论，是一脉相承的。
从思想上说，吕祖谦所谓圣学、真儒，在宋代的正统代表就是二程理学。他说：“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1183】吕祖谦曾校刻《横渠集》、程颐《易传》等，也曾与朱熹、张栻往复讨论周敦颐、胡宏等理学家的著作，对于北宋以来的道学诸家甚为推重，而尤其倾向于程氏理学。这固然与荥阳公吕希哲曾师事二程，因而理学成为了吕氏家学世代相传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关，也是吕祖谦早年较广泛地接受了理学背景的教育使然。吕祖谦一生的讲学和著述都是在道学作为正统儒学代表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据《年谱》，乾道三年丁亥，吕祖谦葬母于婺州明招山，是年终开始在明招山讲学，撰成《左氏博议》。乾道八年壬辰，丁父忧，在明招山聚诸生讲《尚书》。从乾道四年至乾道六年，吕祖谦多次订立了会讲性质的“规约”，这些规约在思想宗旨上体现了儒学的基本观念，其作用和目的则在于规范诸生的行为，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先导。譬如，《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凡十一条，其精要者为：
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
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
语毋亵，毋谀，毋妄，毋杂。【1184】
这是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作为聚会的根本宗旨，具体的行为规范则包括顺于父母，友于兄弟，睦于宗族，诚于朋友，言行一致等儒家伦理原则。违背这些伦理原则和规范者，则无资格进入聚会讲学。如果进入之后而有所违犯，则由同志之士加以规劝和责戒，以至公告全体与会者，共同勉励。如果最终仍不能改正，则开除出聚会。此规约对于参与会讲者的容貌辞气也作了明确规定，此即“端而肃”，“和而庄”，不得出猥亵之言，阿谀之言，虚妄之言，杂碎无益之言。这些也是程氏理学的主敬说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聚会讲学的目的是讲求“经旨”，对此，《乾道五年规约》也提出了具体规范：
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
肄业当有常，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一岁无过百日，过百日者，同志共摈之。
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
怠惰苟且，虽漫应课程而全疏略无叙者，同志共摈之。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
同志迁居，移书相报。【1185】
以上五条，对于诸生相聚讲学的目的和功课法式皆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一说，可谓二程研讨经籍的不二法门。
注重讲学是道学的一个传统。吕祖谦也受到这个传统的熏染，虽然他讲学偏重史学，但仍有其中心和纲领。上面所述会讲规约，可以看做吕祖谦去俗学，求实学，做真儒的基本行为规范。而贯穿其讲学和著述始终的，则是对于“大纲”的领会和把握。吕祖谦说：
大抵为学，须先识得大纲模样，使志趣常在这里。到做工夫，却随节次做去，渐渐行得一节，又问一节，方能见众理所聚。今学者病多在闲边问人路头，尚不知大率问人，须是就实做工夫处商量方是。【1186】
为学的“大纲模样”便是恒常地持有为学的志趣，而不是如闲人的随意问话。有了恒常的志趣，逐渐做工夫，行得一节，又问一节，这样才能认识和掌握众多的理。可见，吕祖谦所谓为学大纲，是以“见理”为旨归的。吕祖谦还具体说道：“《周》《召》乃《诗》之纲领，《乾》《坤》其《易》之门。”又说：“读书其辞虽多，要处亦少。如《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说‘明于庶物’，《尚书》‘惟学逊志，务时敏’，此处最要。”【1187】这些说法，可以看做吕祖谦关于为学读书的具体“大纲”，也可以视作对于读书之“理”的具体论说。吕祖谦偏重史学，认为史学也有其大纲，这个大纲便是历史的“统体”。他说：
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纪纲、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天下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君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1188】
读史先要把握“统体”，统体即是“大纲”。吕祖谦认为，一代有其统体，一国有其统体，一君也有其统体，对此应当加以识别和把握。在把握统体也即大纲的同时，要认识历史发展的“机括”，也就是国之兴衰、事之成败、人之邪正的几微萌芽时的所以然。吕祖谦的这个读史法，也就是先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再具体辨析其中国运人事几微变化的“所以然”，也即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和原因。这也体现出吕祖谦为学特重“大纲”的特点。
在吕祖谦看来，把握大纲，不仅是为学的根本，也是为人的根本。他说：
大凡为人，须识纲目。辞气是纲，言事是目。言事虽正，辞气不和，亦无益。自古乱亡之国，非无敢言之臣，既杀其身，国亦从之。政坐此耳。【1189】
这里所谓纲目，虽以“为人”为说，但所指实是居官言事。辞气是纲，言事是目，也就是指辞气是根本，以“和”为主，事是所言之具体条目，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无论所言何事，皆以温润平和之辞气言之。乱亡之国，敢言之臣未能秉持辞气这个大纲，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招致杀身之祸。吕祖谦所言辞气，就“言事”的方式来说，较重于言语的温润平和，但并非仅仅指言语的形式，而是包含了言语的质地。或者可以说，辞气是一个混沦一团的言语气象，其内在有一个根本的质地。吕祖谦说：
修辞立其诚。凡人须是诚实，若有此实，便发此言。此即是修辞，此便立其诚。
忠信所以进德，忠信是朴实，即是种子。有此种，则德日大。【1190】
《易传·文言》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吕祖谦的解释是，诚为诚实，有此实便发此言，这即是修辞，即是立其诚；忠信的根本就是朴实，朴实即是德性的种子，有此种子便可以日进其德。上面所谓辞气，从言语方面来说，也就是修辞。修辞实质在于诚，此诚即是实，亦即是朴实。综合而言，吕祖谦所谓为人的大纲，应当是忠信，是诚，这是人的内在的德性种子，言语或言事不过是此内在种子的外现。内在实有忠信，实有诚，辞气自然也就平和温润，言语或言事也就平允。当然，内在实有诚和忠信，是辞气平和的先决条件，而要做到临事时辞气平和，或者还要有克己反躬的工夫。据说，吕祖谦“少时性极偏，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1191】他还说道：“大凡人之为学，最当于矫揉气质上做工夫。如懦者当强，急者当缓，视其偏而用力焉。”【1192】所谓气质上做工夫，也可以视作达到辞气平和的一种工夫。
综上所述，吕祖谦为了阐扬儒家圣学，接续北宋以来道学的讲学传统，订立了“以孝悌忠信为本”的学规，引导学者讲求实学，做成真儒。于讲学和著述过程中，吕祖谦始终强调“大纲”的重要性，为学为人有其大纲，读书包括读史亦有其大纲。其所谓大纲，虽然由于问题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归结起来，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务求实在，为学即是求实学，读书即是得其纲要，为人即是根植一个朴实种子。
大纲既立，则“明理躬行”、“见众理”、“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就是值得细致探讨的问题。尽管吕祖谦并没有像朱熹、张栻那样系统地讨论理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没有对陆九渊的心学表现出特别的认同，但对于“理”的重视，对于程氏理学的认同，则是毋庸置疑的。吕祖谦说：“天下惟有一理。”【1193】“理不外物，物不移理。”【1194】他向学者所特别揭示的书目为“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认为这些书是“所当朝夕从事者”。【1195】这个书目基本属于程氏理学系统，仅有范氏（祖禹）《唐鉴》出自司马光的史学系统，然其论断每为二程所称道，故此与理学可谓相辅而行。吕祖谦对于理学的论说虽未有系统，然不乏有见之论。他说：
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播于品物，其根其茎，其枝其叶，其华其色，其芬其臭，虽有万而不同，然曷尝有二气哉？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至于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气无二气，理无二理。然物得气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莸之不能为薰，荼之不能为荠，松之不能为柏，李之不能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之罪也，气之偏也。至于人，则全受天地之气，全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是岂非人之罪哉？【1196】
“气无二气，理无二理”，此说在理学内部不会有任何异议。以理、气的结合及其交互变化来说明万物的生成，是二程已发其端并成为理学宇宙论的一个理论模式。这也是吕祖谦解释人物之所以有差异的前提。气和理在万物的形成过程中同时起作用，万物包括人都是一气运行变化所产生的，理也存在于万物之中。人物差异的根源在于，物得气之偏，因而所得之理亦偏；人得气之全，因而所得之理亦全。物所得的理、气皆偏，也就决定了物各不同，诸如李不能为桃，松不能为柏，莸不能为薰，荼不能为荠，这是物的本然，不是物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当然也就不是物的罪过。人所得的理、气皆全，理因为人所际遇的对象不同而体现为不同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对亲体现为孝，对君体现为忠，对兄弟体现为友，对朋友体现为义，对宗庙体现为敬，对军旅体现为肃。然而，现实生活中，人却往往并不能兼备和完全实行这些原则和规范，这难道不是人自己所造成的吗？吕祖谦的这个议论，是在理学的主题下提出的见解，其合理性有二点，一是以理、气的偏全解释人物的差异，这带有综合张载气论和二程理论的意思，与朱熹以理气偏全论人物差异亦有某种暗合。二是理在天下，随一事而得一名，具体的名目可以至于千万，但“理未尝不一也”。这近似二程的“理一分殊”之说。同时，吕祖谦的以上论说也存在一些语焉不详之处，如理怎样随着气化进入万物，理在物是否即是性，理、气有无先后或何者更为根本，都没有展开。这或者与吕祖谦不太注重讨论“性”的问题有关。除了个别地方谈到心性关系，如：“心犹帝，性犹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1197】此外没有详细的论述，甚至明确要求学者不必急于说“性命”。他说：“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先儒至说性命，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得。”【1198】这种为学取向，也就决定了吕祖谦不太可能对于性做较系统的论述。
吕祖谦还讨论到为学工夫的问题。他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侪所当兢兢者。”【1199】所谓兢兢，也就是指为学工夫。而所有为学工夫都是围绕察理明善这个宗旨。吕祖谦较少专门阐论为学工夫，往往因人因事而发。他曾致书内弟曾德宽，讲到如何做一个君子：
所向者正，（本注：凡圣贤、前辈学问操履，我力虽未能为，而心向慕之，是谓所向者正。）所存者实，（本注：如己虽未免有过，而不敢文饰遮藏。又如处亲戚朋友间，不敢不用情之类。）信其所当信，（本注：谓以圣贤语言、前辈教戒为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论为不可信。）耻其所当耻，（本注：谓以学问操履不如前辈为耻，而不以官职不如人，服饰资用不如人，巧诈小数不如人为耻。）持身谦逊而不敢虚骄，遇事审细而不敢容易。如此，则虽所到或远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1200】
以内心向慕圣贤及前辈学问操履为所向者正，以处亲戚朋友不敢不用真心实情，不文过饰非为所存者实，以圣贤语言、前辈教戒为所当信，以学问操履不如前辈为所当耻，能够如实这样去做，总归是君子路上人。这里所言皆切近为人，亦未尝不切近为学。对于为学工夫，吕祖谦特别看重主敬：“尝记胡文定有语云‘但持敬字十年自别’，此言殊有味。”【1201】并且，对于主敬有一定的解说：
敬之一字固难形容，古人所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此两语当深体也。【1202】
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大学》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盖非特一事当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后可。【1203】
敬是学者入道的门径，其意思是心“纯一不杂”，对事而言，就是保持心的庄重和严肃，做某事便心在某事上。无疑，主敬之说是来自程氏，而所谓“纯一不杂”也是对程氏“主一”说的进一步申说。
吕祖谦还主张持养、察识并进。他说：“持养、察识之功，要当并进。”【1204】对于持养和察识的作用与意义做了具体说明：
持养久之，则气渐和，气和则温裕婉顺，望之者意消忿解，而无招咈取怒之患矣。体察之久，则理渐明，理明则讽导详欸，听之者心谕虑移，而无起争见却之患矣。更须参观物理，深察人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时，则无偏弊之失也。【1205】
持养主要是养气，使得人的身心之气渐渐变得平和，气和则在容貌辞气上表现为温婉宽裕和顺。这样，他人纵使有怒意和怨恨，也能自行化解，不会招来违戾和怨怒。体察主要是明理的工夫，明晰了理，则在劝导解释的时候能让听者心有所谕，疑虑消解，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同时，对众物之理参互探究，对人情深入察识，切身体会，把握时机，则不会有偏弊之失。
总之，吕祖谦的儒学思想是以阐明儒家圣学，造就真儒为宗旨，强调实地上做工夫，突出为学为人的大纲，为人以孝悌忠信为本，诚实种子即是其大纲，言事则辞气为大纲，为学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持守志趣，识见众理是大纲。对于所偏爱的史学，吕祖谦也提出，一代、一国、一君皆有其统体，统体即是大纲。为学为人的大纲虽有分说，然二者实质是相通的，这一点体现在为学工夫上尤为明显。他主张以圣学和前辈的学问操履为心之所向，以圣贤言语和前辈教戒为心之所信，以学问操履不如前辈为心之所耻，及对于主敬的理解，对于持养察识的分疏，无不体现出为学和为人的一致。故此，尽管吕祖谦的学术思想确有杂博的一面，但对于大纲的强调和贯彻，则是始终如一的。对于理气问题，吕祖谦也有所阐论，虽然没有全面展开和深入，但关于理、气偏全的论说，也综合了北宋道学家的主要思想，提出了某种新的见解，这种新见解在某些方面与朱熹可谓相互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