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 《二程集》，第12页。
【623】 《二程集》，第150页。
【624】 《二程集》，第206页。
【625】 《二程集》，第207—208页。
【626】 《二程集》，第297页。
【627】 敬是持心的根本方法：“伯温又问：‘心术最难，如何执持？’曰：‘敬。’”《二程集》，第279页。
【628】 《二程集》，第252页。
【629】 《二程集》，第252—253页。
【630】 《二程集》，第296页。
【631】 《二程集》，第277页。
【632】 程颐曾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间先后失次者，已正之矣。”《二程集》，第311页。
【633】 参见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44页。
【634】 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第50—52页。
【635】 《二程集》，第188页。
【636】【638】【639】 《二程集》，第247页。
【637】 《二程集》，第22页。
【640】 《二程集》，第174页。
【641】 《二程集》，第100页。
【642】 《二程集》，第160页。
【643】 《二程集》，第151页。
【644】 《二程集》，第12页。
【645】 《二程集》，第59页。
【646】 《二程集》，第145—146页。
【647】 《二程集》，第151页。
【648】 《二程集》，第160—161页。
【649】 《二程集》，第203页。
【650】 程颐曾就这个问题，与吕大临往复论难。参见《蓝田吕氏遗著辑校》。
【651】 《二程集》，第200—201页。
【652】 《子思论》，《苏轼文集》，第95页。
【653】【654】 《苏轼文集》，第95页。
【655】 晁补之：《再见苏公书》，《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五十一，《四部丛刊》本。此处引文转引自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656】 《苏轼文集》，第97页。
【657】 《苏轼评传》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苏轼之辨孟实为尊孟，另一方面，又在人性论的讨论中，以“对‘性善’论的驳斥”为题，将苏轼对孟子性善论的辨析当作单纯的反驳。尤其不可理解的是，为了强化苏轼对人性论的“驳斥”姿态，甚至引用苏辙的《孟子解》以为佐证，并以这样的话来自圆其说：“我们研究苏轼这样一个思维敏捷，文字又极富跳跃性的思想家，得有苏辙的文字以备印证，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他的表述是那样平淡造理，解读上最无困难，不致误会其意。”（《苏轼评传》，第195页）然而，详细对比苏辙《孟子解》中的相关论述与苏轼《论语说》中的相关辨析，我们会发现二者在人性论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658】 《荀卿论》，《苏轼文集》，第101页。
【659】 《邵氏闻见后录》载苏轼《论语说》云：“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中华书局，1983年，第91页。
【660】 《扬雄论》，《苏轼文集》，第110页。
【661】 《苏轼文集》，第111页。
【662】 此处所论，已与苏辙《孟子解》不同。《孟子解》曰：“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哉！”苏辙仍然将善恶视为人性之“所有”，这与苏轼“善恶者，非性之所能有”的论断是完全不同的。
【663】 《扬雄论》，《苏轼文集》，第111页。
【664】 《韩非论》，《苏轼文集》，第102页。
【665】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
【666】 苏轼《论语说》已经散佚，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十二有节录。
【667】 《邵氏闻见后录》，第91页。
【668】 《东坡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上。
【669】 这与苏辙《孟子解》和司马光《善恶混辨》中的人性论思想之间的区别甚为明显。司马光说：“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这与苏轼将善视为人的本质倾向，而以恶为“叛其性”的结果，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参见《全宋文》第28册，第513页。
【670】 《东坡易传》，第124页。
【671】 朱子曰：“一阴一阳，往来不息，举道之全体而言，莫著于此者矣。而以为借阴阳以喻道之似，则是道与阴阳各为一物，借此而况彼也。阴阳之端，动静之机而已，动极而静，静极而动，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未有独立而孤居者，此一阴一阳所以为道也。今曰：‘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谓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则，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为道，而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摹而言之，故其说如此。”见《宋元学案》，第3291页。
【672】 《东坡易传》，第126页。
【673】 《东坡易传》，第125页。
【674】 《东坡易传》，第127页。
【675】 《苏轼文集》，第38页。
【676】 《物不可以苟合论》，《苏轼文集》，第41页。
【677】 《秦始皇帝论》，《苏轼文集》，第80页。
【678】 《物不可以苟合论》，《苏轼文集》，第42页。
【679】 《中庸论》，《苏轼文集》，第62页。
【680】 《礼以养人为本论》，《苏轼文集》，第49页。
【681】 《苏轼文集》，第49页。
【682】 《礼论》，《苏轼文集》，第58页。
【683】 《苏轼文集》，第125页。
【684】【685】 《苏轼文集》，第127页。
【686】 《朋党论》，《苏轼文集》，第129页。
【687】 《论养士》，《苏轼文集》，第140页。
【688】 这些思考里，显然有苏洵的影响。王夫之对苏洵有近乎诋毁的批评：“而远处蜀山闻风跃起之苏洵，且以权谋惨险之术，习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缭、孙膑之诡遇。”参见《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第83页。
【689】 《苏轼文集》，第384页。
【690】 《苏轼文集》，第586页。
【691】 《宋元学案》，第3287页。
【692】 《苏轼文集》，第1984页。
【693】 《苏轼文集》，第2329页。
【694】 《宋元学案》，第3294页。
【695】 关于吕大临的生卒年，学术界尚有争议。此处取陈俊民《关于蓝田吕氏遗著的辑校及其〈易章句〉之思想》中的考证。参见吕大临等撰，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6—7页。
【696】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610页。
【697】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04年，第2560页。
【698】 关于吕大临著述的传世情况，参见陈俊民《关于蓝田吕氏遗著的辑校及其〈易章句〉之思想》中的相关讨论。
【699】 如《论中书》与程颐往复辩难。但牟宗三所言“辩至最后，与叔不耐，不欲与辩之意已露于言外矣”，未免过于偏颇。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69页。
【700】 转引自《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15页。
【701】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15—17页。
【702】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187页。
【703】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06页。
【704】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195页。
【705】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01—202页。
【706】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10页。
【707】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31页。
【708】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33页。
【709】 参见《论中书》，《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495—500页。
【710】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71页。
【711】 “中者，道之所自出”一语，受到了程颐的批评。在程颐看来，说道出于中，就等于是说道在中之外另为一物了。参见《论中书》。
【712】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73页。对于吕大临将中与性等同起来，程颐也有批评。在他看来，中是“所以状性之体段”，性之中，仿佛天之圆和地之方。我们不能以方圆为天地，同样也不能以中为性。
【713】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72页。
【714】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73—274页。
【715】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497页。
【716】 《中庸解》，《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483页。《礼记解》中的《中庸解》比误收入《二程集》中的《中庸解》详细得多，但文本错误似乎也较多。比如这一段中的“唯能尽常道”的“尽”字，在《礼记解》传本中就误作“进”字。
【717】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80页。
【718】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84页。
【719】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85页。
【720】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95页。
【721】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99页。
【722】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300页。
【723】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301页。
【724】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373页。
【725】 《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726】 参见陈来：《宋明理学》，第180页。
【727】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377页。
【728】 吕大钧，字和叔。嘉祐二年进士。初受学于张载。张载去世后，又与其弟吕大临一道师事二程。程颐称赞他“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关于《乡约》的作者，朱子说：“此篇旧传吕公进伯所作，今乃载于其弟和叔文集，又有问答诸书如此，知其为和叔所定不疑。篇末著进伯名，意以其族党之长而推之，使主斯约故尔。”《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570页。
【729】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607页。
【730】【731】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566页。
【732】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565页。
【733】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572页。
【734】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575页。
【735】 见《宋元学案》，第916—917页。
【736】 《上蔡语录》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7】【738】 《上蔡语录》卷一。
【739】【741】 《上蔡语录》卷一。
【740】 在这个问题上，谢良佐也有难以贯通的表述。如说：“佛之论性，如儒之论心。佛之论心，如儒之论意。”（《上蔡语录》卷二）这里，佛教关于性的讨论，又与儒学中有关心这个层次的讨论等同起来。其中恐有记录传写上的问题。
【742】 关于色欲的问题，《上蔡语录》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议论：“‘色欲想已去多时。’曰：‘伊川则不绝。某则断此二十来年矣。所以断者，当初有为之心多。欲有为则当强盛方胜任得，故断之。又用导引吐纳之术，非为长生，如道家也，亦以助养吾浩然之气耳。气强则胜事。然色、欲自别，当作两般理会。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于心，去不得。淫出于气。’”
【743】 《上蔡语录》卷一。
【744】【745】 《上蔡语录》卷一
【746】 《上蔡语录》卷一。
【747】 见陈来：《宋明理学》，第130页。
【748】【749】 《上蔡语录》卷二。
【750】 关于忠恕的关系，谢良佐也有深入的讨论。《上蔡语录》卷二载：“问忠恕之别。曰：‘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以形影喻忠恕，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述。在谢良佐看来，尽己之忠是推己之恕的基础。
【751】 见陈来：《宋明理学》，第132页。
【752】【755】 《上蔡语录》卷一。
【753】 《上蔡语录》卷二。
【754】 《二程集》，第96页。
【756】 《上蔡语录》卷一。
【757】 见陈来：《宋明理学》，第134页。
【758】【759】 《上蔡语录》卷三。
【760】 《上蔡语录》卷二。
【761】 《上蔡语录》卷一。
【762】 《上蔡语录》卷三。
【763】 《上蔡语录》卷二。
【764】 《二程集》，第429页。
【765】 《宋史·道学二》，第12738页。
【766】 《杨龟山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767】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指出：“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苏轼文集》，第735页。
【768】 《语录三》，《杨龟山集》卷十二。
【769】【771】 《神宗日录辨》，《杨龟山集》卷六。
【770】 《苏轼文集》，第732页。
【772】【773】 《杨龟山集》卷六。
【774】 《语录二》，《杨龟山集》卷十一。
【775】 《杨龟山集》卷七。
【776】【777】 《杨龟山集》卷七。
【778】 《与陆思仲》，《杨龟山集》卷三。
【779】 《宋元学案》，第951页。
【780】 《语录四》，《杨龟山集》卷十三。
【781】 《语录一》，《杨龟山集》卷十。
【782】 《与杨仲远三》，《杨龟山集》卷十六。
【783】 《语录一》，《杨龟山集》卷十。
【784】 《杨龟山集》卷十。
【785】 《答杨时论西铭书》，《二程集》，第609页。杨时回复程颐的书信中说道：“《西铭》之旨，隐奥难知，固前圣所未发也。前书所论窃谓过之者，特疑其辞有未达耳。今得先生开论丁宁，传之学者，自当释然无惑也。”（《龟山集》卷十六《答伊川先生》）由此可知，杨时最初的质疑也主要是着眼于《西铭》的文字表述，而非其义理。
【786】 《答胡康侯一》，《杨龟山集》卷二十。
【787】 《语录四》，《杨龟山集》卷十三。
【788】 程颐说：“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二程集》，第63页。
【789】 《语录一》，《杨龟山集》卷十。
【790】【792】 《语录三》，《杨龟山集》卷十二。
【791】 《语录二》，《杨龟山集》卷十一。
【793】 《求仁斋记》，《杨龟山集》卷二十四。
【794】 《答学者一》，《杨龟山集》卷二十一。
【795】 《答李杭》，《杨龟山集》卷十八。
【796】 《题肖欲仁大学篇后》，《杨龟山集》卷二十六。
【797】 陈来：《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71页。
【798】 参见《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卷四十一《衡麓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799】 关于胡宏的生卒年，目前有二说，一为1105—1161年，见吴仁华《胡宏的生平、著作及思想》，《胡宏集》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一为1105—1162年，见向世陵《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8—9、26—27页。前说影响较大，新近诸多论著皆持此说。由于史传对于胡宏生卒年未有明确记载，导致说法不一。而此二说之分歧，乃是缘于对朱熹《跋胡五峰诗》（《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的理解不同。朱熹跋讲到，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朱子曾作两诗，胡宏获知后作诗以箴警之。明年，胡子卒。又四年，朱熹始见张栻，而获闻胡宏之诗。按，此所谓明年，为绍兴三十一年辛已（1161），又四年指隆兴二年甲申（1164）。隆兴二年，张栻之父张浚病故，张栻扶柩归潭州，朱熹尝追至豫章，于舟中哭祭张浚，并送至丰城，与张栻“得三日之款”（《答罗参议》，《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五，第1838页）。这也是朱子与张栻首次晤谈。据此，则上面第一说为是。第二说以胡宏卒于绍兴三十二年，向氏提出的理由是，“胡宏对朱熹作出评价（按，指“其言有体而无用”）是在与张栻会面之时”，张栻拜见胡宏则在绍兴三十一年，而这其中还有个千里传邮的时间差，故胡宏卒年应从绍兴三十一年算起，明年即是绍兴三十二年。其实，此说并不严密，因为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胡宏在获闻朱熹诗后即作出回应，而与张栻言及朱熹诗则是后来的事情，况且朱熹跋中“明年”、“又四年”二说不可能一是一非，故意造成误解，而张栻作为胡宏弟子竟亦隐默不言。故，关于胡宏生卒年问题，当以第一说为是。
【800】 《胡子知言序》，《南轩集》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六七册（下引《南轩集》皆出自此书，不再出注），第540页。
【801】 《题司马傅公帖》，《胡宏集》，第190页。
【802】 《武夷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四，第1173、1170页。
【803】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从论治道、论《春秋》、论治学、论形而上之道诸方面阐述了胡安国对胡宏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9—290页。
【804】 《与曾吉甫书三》，《胡宏集》，第116页。按，曾吉甫，《五峰集》（商务印书馆影印乾隆四库珍本，1935年）卷二、《胡宏集》皆作僧吉甫，误。曾几，字吉甫，别称茶山，谥文清，河南人。《宋元学案》卷三十四列为武夷（胡安国）门人，卷二十列为元城（刘安世）门人，卷二十九列为震泽（王信伯）门人，卷四十二列为五峰学侣。《五峰学案》和《震泽学案》援引胡宏此书皆作曾吉甫。故此处径予改正。
【805】 《题吕与叔中庸解》，《胡宏集》，第189页。
【806】 《胡子知言序》，《南轩集》卷十四，第540页上。
【807】 《五峰学案序录》，《宋元学案》卷四十二，第1366页。
【808】 《与秦会之书》，《胡宏集》，第105页。
【809】 《和伯氏》，《胡宏集》，第63页。
【810】 《圃景大吟呈伯氏》，《胡宏集》，第52页。
【811】 《简彪汉明》，《胡宏集》，第51页。
【812】 《绝句二首》之二，《胡宏集》，第72页。
【813】 《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第86、91、103页。
【814】 《知言·复义》，《胡宏集》，第39页。
【815】 《与谈子立书》，《胡宏集》，第147页。
【816】 《知言·中原》，《胡宏集》，第144页。
【817】 以上并见《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53、259、254页。
【818】 以上并见《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53、260页。
【819】 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9—493页；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收入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73—226页。
【820】 《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34页。
【821】 《皇王大纪序》，《四库全书》第三一三册，第8页。
【822】 《胡子知言序》，《南轩集》卷十四，第540页下。
【823】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2582、25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