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的儒学思想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金河内人。许衡生于金末，遭逢世乱而嗜学不倦，在大名府与窦默结识，相与讲学，靡不研究。蒙古灭金后，许衡占籍为儒。姚枢隐居苏门，传赵复【105】所授之学，许衡往学，得《伊川易传》、《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小学》等书，大喜，尽弃前所习章句之学，而以《小学》、四书为教材，传授生徒。忽必烈在潜藩，引用儒臣，许衡被擢为京兆提学。忽必烈即位后，又被召为国子祭酒。至元二年（1265），入中书省议事，向忽必烈疏陈“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农桑”、“学校”等“时务五事”，要旨是行“汉法”、重儒学。所谓行汉法，就是采用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文物制度，即中原政治制度。至元六年，许衡受诏参与定朝仪、定官制。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忽必烈改授许衡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授蒙古贵族子弟，许衡欣然受命，又请征弟子王梓等十二人分处各斋为斋长。至元十三年，受召与郭守敬修订“授时历”。
许衡在元朝为理学“承流宣化”，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106】在他死后，一些儒生对他推崇备至。元朝封他为魏国公，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又从祀孔庙。许衡的著述，今存者有《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诗文和门人所编《语录》等，均收在《鲁斋遗书》中。
在出处问题上，许衡与刘因，一仕一隐，适成对照。有这样一个传说：“初，许衡之应召也，道过真定，（刘）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及先生（刘因）不受集贤之命，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107】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陶宗仪的《辍耕录》，后世学者已指出它明显存在与史实不符之处：许、刘二人相差四十岁，许衡频繁应召的年代在十三世纪六七十年代，刘因当时不过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无名后生，以二人地位与年龄如此悬殊，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对话。不过，这个传说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他们在时人心目中截然相反的形象。后世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出于正统的夷夏观对许衡仕元提出指责，如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就将许衡作为失身之士的典型。然而，公允地说，许衡的出仕在客观上有利于理学在元代的推广。元仁宗皇庆二年诏行科举，程朱理学被立为科举程式，这与此前许衡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虞集说：“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108】并非过誉。
许衡的高徒姚燧对自己的老师有这样的评价：“先生（许衡）之学一以朱子之言为师，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109】时人亦说他“平生嗜朱子学不啻饥渴，凡指示学者，一以朱子为主”。【110】明儒何瑭则评论说：“鲁斋幼而读书，即有志于圣贤之道，后得考亭《小学》、《四书》，乃尽弃故习，一从事于其间。故立身行己，立朝事君，及启迪后进，而不徒事于言语文字之间；道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极乎性命之奥。”【111】从这些议论看，许衡的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朱学路数；二是重经世致用而忽于讲求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