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在诗中自称闲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他的夫子自道。刘因的闲，既是天性类此：“寡言非蕴蓄，褊性类清闲”，【196】同时，也是他所从事的观物之学的要求：“天教观物作闲人，不是偷安故隐沦。要识邵家风月兴，一般花鸟华山春。”【197】这里所说的邵家即邵雍。正是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提出了“观物”的思想。刘因的观物说建基于邵雍而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刘因所理解的观物主要是静观，“自恐规模日蹙然，每便孤坐静无边。仰观俯察无多地，往古来今共此天。”【198】对观物的这种理解明显吸收了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后者以“主静”为修养方法，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199】刘因自承，他是从周敦颐那里学到主静之方：“山居久岑寂，主静岂无方。安得无极翁，酌我上池觞。”【200】而从刘因的一些诗作来看，他常于静中观物：“块坐生理薄，出门交友稀”，【201】“多病年来放尽慵，一龛坚坐避深冬。”【202】诗中所说的“孤坐”、“块坐”、“坚坐”应该就是作为理学基本功夫之一的静坐。当深夜无人，刘因独自块坐，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纷扰的世事被抛在脑后，此时他体会到无事一身轻的爽利：“院静复夜静，幽人世虑轻。是非容勿辨，忧宠莫多惊。万树鸟飞月，千家犬吠声。梦回无一事，惟有纸窗明。”【203】
其次，刘因的观物是观天地生意，所谓“道人观物心，一一见春意”，【204】“静中见春意，动处识天际。”【205】这些说法可以看出程颢的影响，后者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诗，【206】还常说观天地万物生意。程颢的观生意与他把“仁”理解为“生生”有关。另一方面，观万物生意也属于广义上的穷物理。刘因承认他受惠于二程的穷理思想：“不是二程穷物理，谁从一发辨天真。”【207】不过，刘因对程颢的观生意还怀有疑问：“程家若要观生意，却恐鸢鱼画不真。”【208】刘因的意思是，物理或生意很难用形象予以描绘，而乾坤道体也是肉眼所无法看到的，他在一首证道诗中这样写道：“日午云轻草色苏，出门杖履自徐徐。乾坤俯仰窥难见，花柳青红画不如。静处规模惟厌小，动时文理却嫌疏。眼前光景无穷志，注尽濂溪太极图。”【209】就像程颢在一个春日漫步时从万类生机中窥见了道体，刘因则在午后的一次踏青中发现，眼前光景处处似乎都在诉说着大道的奥秘，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做注（“注尽濂溪太极图”）。周敦颐以其《太极图》及《说》构造了一个简明的宇宙模式，刘因对之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对宇宙变化最好的说明。“乾坤俯仰窥难见，花柳青红画不如”这两句诗则是邵雍观物思想的反映，后者曾提出：“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210】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刘因观物说的第三个特点：对邵雍观物说的继承。
刘因对“静”的重视，除了体现在他强调静以观物，还见于他提出的“道体本静”之说。刘因说：“道之体本静，出物而不出于物，制物而不为物所制。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以理之相对、势之相寻、数之相为流易者而观之，则凡事物之肖夫道之体者，皆洒然而无所累，变通而不可穷也。”【211】
从刘因对道体的这些说明来看，他所说的“静”实际有两种用法：就其形容作为万物本原的道体的绝对与永恒这一点而言，“静”有“一”（一以制万）、“定”（“定”即不变）之意；就其表示肖似道体的事物洒然无累、变通无穷这一点而言，“静”相当于周敦颐所说的“神”。后者在《通书》中说：“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神妙万物。”“静”还相当于程颢所说的“定”，后者在《定性书》中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在后一种用法下，“静”主要是修养所达到的一种境界。
刘因的静观之学在形迹上类于道、释，但其实刘因自己非常强调儒释、儒道之分。他从儒家的“义”出发对老、庄都有所批评。他认为，老子虽然对“道体”有所认识，但却用它为自己谋私，从而有害大义：“窃是以济其术而自利，则有以害夫吾之义也。”【212】他谴责说：“呜呼！挟是术以往，则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其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213】他又批评庄子虽然讲齐物但并不真懂什么叫齐物：“周寓言梦为蝴蝶，予不知何所谓也。说者以为齐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则无适而不可也。无适而不可者，乃其所以为齐也。谓之齐，谓之无适而不可，固也。然周乌足以知之？”【214】他强调，真正的齐物是以道为主，而庄子所说的齐物则是取消事物的差别而纳入一团幻觉之中：“吾之所谓齐也，吾之所谓无适而不可也，有道以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穷居而不损，随时变易，遇物赋形，安往而不齐，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谓齐与可者。必循序穷理而后可以言之。周则不然，一举而纳事物于幻，而谓幽冥恍惚中自有所谓道者存焉。”【215】刘因所理解的齐物有两个特点：一是齐物是在坚持道的前提下的无适而不可，二是齐物是循序穷理的结果。这个意义上的齐物实际上就是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16】
需要指出的是，刘因对老、庄的批评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这种批评的锋芒总是直指现实中的阳儒阴道之士，比如，他在分析老子以术欺世后，笔锋一转：“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夺之也。”【217】在评论庄子的齐物论后，他随即大发感慨：“噫！卤莽厌烦者孰不乐其易而为之，得罪于名教、失志于当时者孰不利其说而趋之。在正始熙宁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谓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说以自遣者，亦时有之。要之，皆不知义命而已矣。”【218】刘因对禅宗的批评则一本程颐，他有诗曰：“扰扰自无安脚处，几人打透利名关。应物何尝累我真，禅家怖死强忘身。昨朝一读雍行录，却笑当年堕甑人。”【219】《雍行录》为程颐所作，记其雍行途中遗失千钱后各人的不同反应，从中见器识高下。“堕甑”典出《后汉书·郭太传》，某人担甑，不慎甑破，其人不顾而去，论者以为识高。刘因借用这些典故是想说，像禅宗那样心无所住，表面看上去非常洒脱，但其境界反倒不如心有牵挂的儒家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