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的儒学思想
揭傒斯奉诏为吴澄撰写的《神道碑》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275】可见，当时舆论是以许、吴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揭傒斯还对许、吴的成就做了一个比较，认为许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用也弘”），而吴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及也深”）：“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276】用弘与及深，似乎各有千秋，不分轩轾，但从揭的言外之意来看，他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吴澄对道学的贡献大：“窃惟我国家自太祖皇帝至于宪宗，凡历四朝、五十余载，天下犹未一，法度犹未张，圣人之学犹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纵之圣，继统纂业，豪杰并用，群儒四归，武定文承，化被万国，何其盛欤！至如真儒之用，时则有若许文正公，由朱子之言、圣人之学，位列台辅，施教国子，是以天启昌明之运也。乃若吴公，研磨六经，疏涤百氏，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又岂一材一艺所得并哉？”【277】“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这无疑是肯定吴澄对后世的影响更为久远。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江西崇仁人。家世业儒，自幼聪颖好学，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十六岁谒程若庸（字逢原，号徽庵，朱熹三传弟子），当面有所质疑，令后者大为赏识。十九岁作《道统图并叙》，以接续朱熹自期。二十二岁中乡举，次年进士落第。时宋亡之兆已显，于是造草屋数间，自题一联：“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隐然有诸葛亮当年匡复天下之志。二十七岁，天下归元，他隐居深山，校注群经。数年还家，授徒为业，朝廷累征而不赴。五十余岁始应召受命，历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晚年退归林下，讲学著述，成《五经纂言》。八十五岁卒于家。死后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明宣德间，从祀孔庙，后因仕元问题，几经罢复，至清乾隆二年（1737）才最终从祀不移。吴澄一生勤于著述，有文集百卷，经注数种，后人辑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澄弟子众多，《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著录有三十多人，元明善、虞集、贡师泰、揭傒斯等为其卓卓者。
综观吴澄一生，大半时间以教书授徒为业，生活非常俭朴。他曾经这样自述：“澄不酒不肉，二力携箪瓢从，所至如全真道、行脚僧，斗室可安。”【278】虽然清贫，但他却能够怡然自乐：“澄酒肉甚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二三儿躯干壮健，写字读书之余，各务耕桑，自营衣食，于家可以不饥不寒，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萧然一身，二竖给使令，纸帐布衾，如道寮禅榻，随寓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柱，冬一褐，夏一绤，朝夕饭一孟、蔬一盘，所至有学徒给之，无求也，而无不足，身外无长物，又焉用丧所守以取赢为哉？”【279】吴澄所到之处，士大夫都请他讲学授业。晚年退居深山，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学者络绎不绝。
吴澄的弟子虞集在为他写的《行状》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呜呼！孟子殁，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子为得其传。时则有若张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则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学既无传，而张子之殁，门人往往卒业于程氏。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纯洁，又得朱子而属之，百有余年间，师弟子之言折衷无复遗憾，求之于书，盖所谓集大成者。时则有若陆子静氏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于斯文互有发明，学者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而二家门人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盖无足论也。朱子以来，又将百年，为其学者毫分缕析，日益增盛，曾不足以少救俗学利欲之祸，而宋遂亡矣。”【280】
虞集有意识地将吴澄放在儒家的道统谱系中加以描述，以此显示吴澄为正学真传。吴澄十九岁作《道统图并叙》，慨然有接续道统之志。虞集的这个叙述将他定位为儒家道统的担当者，可谓深得其心。同时，虞的说法也肯定儒家的道统在异族（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并没有中断。而斯文之所以未丧，吴澄之功为大。在虞集构建的道统谱系中，孟子以下即是北宋五子，汉、唐之儒不在其列。虞集对北宋五子的介绍耐人寻味，他一般性地提到周敦颐、张载，而以二程为主线，又特别拈出邵雍。南宋之儒则举李延平到朱熹一系，同时也不忘提上陆九渊一笔。值得注意的是，虞集在谈到对于斯文互有发明的朱陆之学时，评论说：“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这个说法表明，虞集对于朱陆之学的基本态度，是“合之则美，离则两伤”，所以他对朱陆门人纷纷异同相胜之说颇不谓然：“二家门人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盖无足论也。”虞集的这个立场乃是继自吴澄。当吴澄在国子监任司业之际，为纠正当时朱子学者的门户偏见，曾发表“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这样的议论，【281】结果，被人目为不尊朱子，而落得称疾去职。
关于吴澄的思想倾向，前人看法不一，黄百家说：“幼清从学于程若庸，为朱子之四传。”【282】而全祖望则认为：“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283】诚然，吴澄曾随朱学传人程若庸学习。另一方面，他又自称是程绍开（号月岩，广信人，尝筑道一书院，以合朱陆两家之说）的学生。据载，吴澄还向戴良齐（字彦肃，黄岩人，嘉熙进士，以古文鸣，尤精性理之学）问过有关《礼经》的问题。然而，必须说，吴澄的学问功底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私淑于经”。仅仅因为他自称是程绍开的学生就说他“兼主陆学”，未免理据太薄。全祖望自己也承认：“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284】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师承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素，而不足以成为主要根据，更何况，吴澄实际跟程若庸、程绍开等人学习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他的学问功底主要是自己打下的。他第一次见到程若庸，就能指出后者对经典解释的错误，说明他那时在学术上已非初学门徒。
吴澄的倾向与其说是所谓兼陆或和会朱陆，不如说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全体大用”之学。这种全体大用之学也就是儒家传统所言的“君子尊德性以道问学”。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他也努力贯彻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原则，他曾经著《学基》一篇，“使知德性之当尊”；又著《学统》一篇，“使知问学之当道”。【285】《学基》前后四十条，大体为理学家所说的存养之道，在具体语录的选择上，也颇同于《近思录》卷四“存养”，这反映吴澄在工夫论上一本程颐“涵养须用敬”法门的特点。而《学统》则相当于吴澄为学者所开的一个参考书目，按照他所理解的重要性，其中又分四个层次，即本言（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最低限度书目，包括：经——《易经》、《尚书》、《诗经》、《仪礼》、《仪礼逸经传》、《周官》、《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干言（相当于次基本书目，包括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之书）、支言（相当于一般性了解书目，主要是一些史、子、集部书。史部有：《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附。子部有：《老子》、《庄子》、《孙子》，《八阵图》附；《太玄》，《潜虚》附。集部有：《楚辞》，《楚辞后语》附）、末言（属于泛读性书目，不要求都掌握，主要是子部书，分属医家、道家、术数，其中又以医书为多）。《学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对程颐“进学在致知”这一为学纲领的贯彻。《学统》偏重于道问学，而《学基》所注重的就是尊德性。需要指出的是，《学基》所体现出来的尊德性，不是陆九渊式的尊德性，虽然其中也不乏孟子的“求其放心”、“先立乎其大”等心学格言，但更多的却是从《论语》、《礼记》直到程、朱的主敬涵养之说。对吴澄自己而言，无论是将他贴上朱学还是陆学的标签，恐怕他都不会接受，甚至他对严分朱陆这种做法本身就表示反感：“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286】
就气象风格而论，吴澄终是近朱熹，偏于戒慎一路：“里人刘寿翁为予写真，见之者咸曰：此朱夫子像也。”【287】史传称他“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288】在主观上，吴澄也一再以接续朱熹之学自任，无论是青年时代作《道统图并叙》还是壮年之后遍注五经，其内在动机都可以追溯至此。不过，吴澄并不株守朱学门户，而是广泛吸取宋儒的其他思想资源，并加以个人的综合与发展。吴澄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除了精通儒家经典之外，他还涉猎天文、地理、医学、时务、术数等领域，且是元代文学大家。有些现代研究者（如钱穆）认为，朱熹之后，说到学问规模的宏大渊博，与朱熹能相比的恐怕只有吴澄一人。
吴澄的思想不仅是对宋代理学的总结，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继承了宋儒对性理、心性的精微辨析，同时也对南宋末年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的流弊提出明确批评。吴澄的哲学从基本性质来说无疑是朱子学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又不妨说是“后朱子学”或“新朱子学”。此“后”或“新”表现在：在理气论上，吴澄对朱熹的观点有所推进，并对以后的朱子学者（如曹端、薛瑄、罗钦顺等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澄还大大发挥了程朱的心性理论，力图扭转时人已经形成的对心学的偏见。他对学问的广泛兴趣与积极探究，充分反映出朱熹所倡导的道问学精神。与元代很多学者一样，他也强调以谨言谨行为学，强调问学当反诸身心、见诸实行。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紧张在他这里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在存养工夫上，他坚持了程朱的主敬路线。虽然他个人气质偏于严谨，但他对和的境界也甚为向往。总之，在吴澄身上，再次体现出朱熹式的综合特点。但吴澄与朱熹的这种类似，不是通过株守朱熹一家之言达到的，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上的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