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素（1303—1372），字太朴，一字云林，金溪人。在元，累官至参知政事。元亡，欲以身殉，不果，曾设法保护累朝实录。入明，明太祖尝问以元兴亡之故，颇受礼重，授翰林侍讲学士。晚年以亡元旧臣仕新朝受劾，谪居和阳，未几病卒。著有《说学斋稿》、《云林集》等，收入《危太朴集》。
危素长于文学与史学，在元末文坛上享有盛名，宋濂称其“名震江右”，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550】他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具有良史之才，“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餳饼馈宦寺，扣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551】
虽然危素不以理学闻名，但在儒学史上却是陆学由元向明过渡的重要人物。史称，他学于“江东四先生”中的祝蕃、李存之门：“（危素）学于祝蕃远之门，称高座”，“亦学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远。”【552】据其自述，在天历、至顺年间（1328—1333），他还多次拜访过陈苑，受其“启迪训掖，无所不用其情”，【553】另一方面，据宋濂说，吴澄、范椁与他是忘年交：“二公皆折行辈与之为礼，吴公至恨相见之晚。”【554】从以上情况看，危素受到多方面的学术影响，其师承比较复杂，诚如全祖望所论，他“遍请业于其乡之硕儒”，“其统绪固不自一家也。”【555】
据说当年祝蕃对危素曾寄予厚望：“其请业而退也，蕃远必目送之，谓侍者曰：‘他日能传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556】在一定程度上，危素也确实没有辜负祝的期望。他在与修《宋史》时，特地将陆九渊四大弟子之中的舒璘与沈焕同传，【557】且称赞舒璘之学说：“素之不敏，盖粗考公之学一本诸心，故发而为言无往而非此心之妙，斯岂执笔摹拟区区于文字之末者所能窥其仿佛哉！”【558】他还访求沈焕的遗著，特地写信给道士吕虚夷：“端宪公（沈焕），子郡人，遗书当存，能为求之，甚幸”，后者派人奉书至京，他“既缮写，而序志之”，【559】在谈论朱陆异同问题时，他反对两家后学的门户之争，主张会同。他说：“昔者，朱文公、陆文交公同时并起，以明道树教为己事，辨论异同，朋友之义。其后，二家门人之卑陋者，角立门户，若仇雌然。”【560】但就感情倾向而言，他更多站在陆学一边，比如，他对科举以朱学为宗的流弊加以痛责：“嘉定以来，国是既章，而东南之学者靡然从之。其设科取士，亦必以是为宗。其流之弊，往往驰逐于空言而汩乱于实学，以致国随以亡而莫之悟。”【561】而对陆学者则表达了较多的同情和尊重，既惋惜于“陆氏不著书，而其学几绝”，又庆幸其“流风遗俗尚有承传”。他还特别表彰祝蕃的为人：“陈先生（苑）居室堕圮，先生（祝蕃）鬻田为之更作，经费供给，终陈先生无废礼。流俗之人笑讥毁訾，无所不至，终不为动。凡若此，以其有得陆氏之传也。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其爱人之心，不啻如饥渴之求饮食。尝曰：‘薄四海之外，人人与闻尧舜之道，是吾愿也。’然改过服善，若决江湖，虽愚夫愚妇，告之以善，即心悦诚爱。与学者游，必时询己过。及其当官干，实屹立不回，忧国爱民之志形于眉睫。”【562】
危素平生与僧道多有交游，其思想亦受到佛老之教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属于佛道的语汇。如他解释《中庸》的至诚之说：“予闻诸孔伋氏，惟至诚者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岂非其性湛然，与天同体，寂感之妙，有莫知其然者。善学孔氏，则宜有得乎此。”【563】他还引用大慧宗杲的话来说明道德之心与生俱来：“忠君爱国之心与生俱生，假使铁轮旋转，而此不可磨灭。”【564】因此被正统儒者目为“佞佛”。
在生活方式上，危素也向往过一种出世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虚己以游于世”，如蝉之脱壳一样获得解脱，并通过襄陵蜕叟之扣说：“吾少而耽玩载籍，既得其精华，吾蜕于书矣；吾少而攻习文词，既通于制作，吾蜕于文矣；吾且老，而身縻爵禄，既辞其宠荣，吾蜕于仕矣。”又说：“蜕于书，圣贤与为徒；蜕于文，神明之与居；蜕于仕，可混于樵渔。”【565】抛却书本（蜕于书）的圣贤显然不是朱熹所理解的圣贤，而摆脱功名利禄（蜕于仕）与渔樵为伍者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忧患意识的儒家形象亦相去甚远。危素最终从心学家走向逍遥世外的隐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