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朋党之议起于宋仁宗景祐三年。是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黜知饶州。廷臣多谏争，而司谏高若讷独以范为当黜。欧阳修遂贻书责之，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自此，朋党之论渐起。【97】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韩琦等同为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石介以此作《庆历圣德诗》，而朋党之论更盛。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以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98】
君子为朋，则同心尽力于王事，这非但不是朝廷的威胁，反而是治理的根源。欧阳修进而援引历代的史迹，来辅证其说：“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99】关键并不在于朝臣是否“更相称美”，相与为朋，而在于明辨君子与小人。
欧阳修又上疏详论群小造为党论的目的：
自古小人谗言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语方可倾之。【100】
小人要想使君子一时尽去，惟有朋党、专权二事可以动人主之视听。而此时党论之起，无非欲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去位。欧阳修比小人为苍蝇，作《憎苍蝇赋》，其结篇曰：“呜呼！止棘之诗，垂之六经，于此见诗人之博物，比兴之为精。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101】
君子小人之辨成为两宋政治话语的核心要素，与欧阳修等人的推动实有莫大关系。【102】君子小人之辨此后渐渐成为两宋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对于理解两宋政治的变局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邵氏闻见录》卷九云：“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103】南宋初年，高宗皇帝也曾对秦桧说：“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则治道无不成。”【104】全祖望《元祐党案序录》云：
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弛之。和议后，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弛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105】
士大夫以议政之不同，而相互攻讦，致以道德人格相毁，如苏轼之于程颐。又相率以判然二分之君子小人剖划营垒，终致一代以“得君行道”为标榜之士风，挫为党禁，而北宋君臣相得之盛，终于靖康。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