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撰述《正统论》，“盖为宋初对五代之统绪如何继承之问题而发。”【106】按欧阳修《正统论序》所说，宋初薛居正等撰《五代史》，于梁立有帝纪，而李昉在编次前世年号时，却以梁为伪，“以梁为伪，则史不宜有帝纪”，造成此种“与史官戾不相合”的状况的原因在于历家之不识古义。【107】
欧阳修对于当时盛行的历史论说，如“正朔”、“正闰”以及“五德终始”诸说，皆有明确的批评。而批评的根本理据和标准则归本于孔子。正朔之说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欧阳修并不否认“三代固尝改正朔”这一事实，但他认为孔子对这样的做法并不赞成。在他看来，孔子欲“行夏之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夏时为正时，为了“新民耳目”而“更易虚名”，结果致使“四时与天不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至于“正闰”和“五德终始”，则更是不知出于何人的“缪妄之说”。而自从秦因五行生胜之理以水德自名以来，历代无不循迹而行，从而“溺于非圣之学”。对于汉代以后“名年以为号”的做法，欧阳修以为比“三代之改岁”要方便得多。但由于后世多有“僭乱假窃”的状况，导致名号纷杂，不知所从。正统之论的直接起因，即在于此。【108】
然而，欧阳修之正统论虽与历史纪年不无关联，但其宗旨却并不在此。事实上，正统论既是欧阳修《春秋》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又是其《春秋》学的运用和延伸。欧阳修以正统为可绝，而且认为正统之绝并不会对历史记事产生影响：
或曰：可绝，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
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记周、邵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复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109】
与作为“万世大公之器”的正统相比，历史著述只是“有司”的一种职事而已。如果为了迁就历史记事的方便，而无原则地将正统妄假于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正统论的根本宗旨在于延续和发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10】我们应该以欧阳修理解《春秋》的方式来把握他的《正统论》，从而领会其著述之目的是要像《春秋》那样“谨一言而信万世”。【111】
关于正统，欧阳修论曰：
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12】
评判正统的标准在于“德与迹”。“正”着眼于“德”，而“统”着眼于“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论的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德，而是得天下的根据。比如，欧阳修不赞同“谓秦为闰”的观点，认为秦之得天下，其来有自，并非全无根基。尽管“秦之兴，务以力胜”，德虽有所不足，但其功和力还是远优于魏晋等朝代。苏轼在其《正统论》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113】欧阳修之所以不以三代之德来作为正统的标准，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德与功”等指得天下的根据），【114】而是因为他不忍轻易地以无君之名加于天下。换言之，天下之大恶，莫过于无君。再糟糕的君主统治，也胜过让天下陷于混乱和分裂的状况。这里，残唐五代之乱的历史记忆在欧阳修的思考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欧阳修论曰：“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115】欧阳修当然希望统治者都能以德统一天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不得已要退而求其次：只要能让天下统一，使战乱得以平息、百姓得以粗安，总比四方争战不息、百姓民不聊生要强得多。
由于正统论既涉及对既往历史的评判，又有规约将来的寓意。所以，欧阳修《正统论》一出，正统之辨遂成为北宋思想论争的主题之一。章望之著《明统》三篇，于正统之外更立“霸统”一名，来安置魏、梁等朝代。苏轼又著《正统论》三篇，来发明欧阳修未尽之旨。苏轼用名实的概念来区分正统，认为“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在他看来，所谓正统，不过是在说“有天下”而已。也就是说，“正统”只是对“有天下”这一事实的追认而已，这只是一种空名，而并不包含道德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认为是否给予“正统”之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他认为，这也是他与欧阳修的区别所在。这样一来，苏轼的讨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欧阳修赋予正统论的重要意义。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欧阳修之正统论并不是“纯乎名”的。换言之，欧阳修并没有试图抽空正统论中深寓的道德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统论才能作为欧阳修《春秋》学的发挥，在对既往历史的评判中，寓规约将来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