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是司马光思想的根基所在。元丰年间，他与范镇曾就乐和养生的问题往复论难，其核心观点即是“中和为养生作乐之本”。【150】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将自己累年来对中和问题的思考，总结为《中和论》一文。文章首论中和之义：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矣。是中、和一物也，养之为中，发之为和。【151】
司马光将“庸”释为“常”，是取其恒常之义。在他看来，中是贯穿未发和已发的。当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存心于中；当喜怒哀乐既发以后，制心以中。和其实是中的自然结果，因此说“中、和一物”。
中既贯通已发、未发，为人行止之指南，又是贯通儒家经典的主线。在《中和论》中，举凡礼乐政刑，皆以中和之义疏释：
孔子曰：“智者乐，仁者寿。”盖言知夫中和者，无入而不自得，能无乐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能无寿乎？……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盖言礼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礼斯得仁矣，……《乐记》曰：“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以至于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盖言乐以中和为本，以钟鼓为末也。《商颂》曰：“不竞不，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盖言政以中和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盖言刑以中和为贵也。【152】
在司马光看来，仁、智、礼、乐、政、刑都以中和为根本。而人之修身养德，不过是“守中和之心，养中和之气”而已。
司马光撰成《中和论》后，曾在元丰八年与韩秉国就其中的问题有书信往还。从《答韩秉国书》的内容看，韩秉国是以“虚”来解释“中”的：“如秉国所论，则《中庸》应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及其既发谓之外’，不则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虚，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乃相应也。秉国又云：‘虚则明，暗则塞。’”【153】对此司马光答曰：
此诚如所谕，然所谓虚者，非空洞无物之谓也。不以好恶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动物也，一息之间，升天沈渊，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贤者治之，能止于一。择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凡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当此之际，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则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处于中庸之地，不动以待事也。【154】
这里，司马光又引申出了其中和思想的几层涵义：其一，他承认“中”有“虚”的一面，但这一虚只不过是“不以好恶利害蔽其明”而已。在这封信中，司马光特别引用了荀子“虚一而静”的思想，来证明虚并非“空洞无物”；其二，心是变动之物，故须治之，使之止于一。而其所止之所，即是中庸。而能止于中庸之人，则能不为物欲利害所诱，而失去其自主性；其三，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当此之时，应持心于中。因此，他劝韩秉国“试辍习静之心，以为习中之心”。司马光的中和思想，既肯定了未发之时静中涵养持中的工夫，又强调了已发之后以中制情的作用，虽然没有展开为系统的哲学论述，但议论笃实平正，不失为有关中和问题的一种深刻周到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