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儒学思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二十二岁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任宰相期间，主持了熙宁变法。他的学术被称为“新学”。
十九岁以前，王安石基本上随父宦游。其父王益是个中下层官吏，做过几任地方官，学行为世所称道。据说，胡瑗《政范》，曾采王益事入编。王安石亦得与闻庭训，其要旨为“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177】属典型的儒家教育。王安石本人也非常好学，据史传记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178】而其志向则在“直造孔庭”。庆历二年壬午（1042），王安石入仕。入仕以前，他有过一段很特别的读书经历。王安石自述道：“某愚不识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崖岸，要将一穷之而已矣。”【179】此一闭门读书经历奠定了王安石以尧舜之道为宗归的儒学根基。
入仕以后直至晚年，王安石虽仕宦迁延跌宕，然从未中断对儒家经典的探讨，其目的在于发明儒家圣人之学。而这一学术经历及目的，则始终以一广阔的规模和心态为背景。
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180】
这里，王安石讲到，因后世百家诸子杂出，世异时移，儒家经典也必然受到冲击；若一味就儒经论儒经，而不能博知百家诸子之学，则不能识得儒经之“大体”，也就不能通解圣人之学。故王安石对于百家诸子之书及医药、养生、诸小说以至农夫女工之事，无所不学，无所不问，其用意正在于此。并且，王安石于佛道也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他注老论庄谈佛，甚至其晚年的精神生活中有明显崇佛的一面。但他对佛老既有吸收也有批评，与上述立场是一致的。他认为，老子“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181】庄子有意于矫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是“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182】在“养生修性”问题上，儒家以礼乐为本，释老否弃礼乐，但“老子之言近而易轻”，“浮屠直空虚穷苦、绝山林之间，然后足以善其身而已”。【183】对于杨墨，王安石也有其独特看法：“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也。”【184】所有这些说明，王安石对于百家诸子以至释老既非固持成见一概排斥，亦非唯博杂是务，而是藉此明辨是非，推扬圣人之道。故此，传统以王安石学术为“杂学”，【185】实则并无道理。且不说唐宋以来儒释道融合已是历史事实，而儒者往往浸淫其中，即就王安石而论，他之博涉百家更有一种自觉的广博平等的胸襟与心态，而其宗旨则在“学圣人而已，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186】王安石晚年孜孜于“三经义”的斟酌修改，也可说明这一点。
王安石一生著述宏富，然大部分遭禁毁。其《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仅存《周官新义》，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有邱汉生辑《诗义钩沉》。《字说》已失传，今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胡双宝辑《王安石字说辑佚》，载氏著《汉语汉字汉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宗祥辑录《王安石〈字说〉辑》。《老子注》仅有残存，今有中华书局刊行之《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其诗、文、书、启、表、奏、记、墓志等汇为一编，有《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