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至唐，儒学除受到佛道冲击之外，其自身也缺乏充分的反省和自觉，因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期间虽有部分儒者极力崇儒，甚至有韩愈力倡“道统”，但终因势单助寡，绩效不彰。延及北宋，儒学发展仍是一异常艰难的课题。然北宋前期却涌现大批致力复兴儒学的学者，宋初三先生及范、欧诸公力主尊经学古，昌明儒学，一时蔚为风气。继起者更以刷新儒学自任，以发明孔孟自命。传统概以周、张、二程为孔孟之道的直接承接者，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物。盖新儒学之确立与发展，此数子确乎功不可没。然而，在此一再造儒学之复兴运动中，王安石亦可谓匠心独运，竭尽心力，实为继往开来者之一。这首先表现在他检讨儒学发展历程，标举儒学传承系统上。
韩愈在《原道》中阐释了道德仁义之说，并以此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之道。此即人所共知的“道统”说。此说影响很大，后来序道统者往往有所资鉴。王安石对于儒家圣人之道及其传承谱系的看法，亦与此有关联。他说：
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爱者，仁也。爱而宜者，义也。【187】
语道之全则无不在也，无不为也，学者所不能据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为德，德为可据也。以德爱者为仁，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德以仁为主，故君子在仁义之间所当依者，仁而已。……礼，体此者也；知，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不及乎义礼智信者，其说盖如此也。……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者也。【188】
按，韩愈以“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89】将仁义与道德作虚实之分，在理解上确有悖戾之处，具体释义上也存在失当之处。故王安石以为韩愈“不知道德”。王安石认为，儒家道德学说的根本点就在于道德仁义存在意蕴上的逻辑联贯，从而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道是万物所共同遵循的原理、规律和规则，德是道在人的体现，或是人体认道之后的所得；仁是由德发出的爱，而不是无条件无根据的爱或博爱；义是指仁德之爱合乎节度，表现为适宜、恰当。这是就道德仁义作为本原意义的伦理价值学说来讲的。就道德仁义作用于人或人修养进德的方式来讲，道不能为学者所直接据依，因为“道之全”的特点是“无不在也，无不为也”。换言之，道并不能说具体存在于何处，也不能说其作用就是怎样，故“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190】也就是说，道在全体的意义上只能是存在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只有“入于神”的圣人可以把握它；道既无所不在，当然也包括“存乎人”，此体现为德。德方是人之“可据”者，德之主要义项就是仁义，而仁则更为根本，故实际上人“所当依者，仁而已”，而义礼智信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人之“依于仁”起到知解和扶持作用。基于上述理由，王安石认为道德仁义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宇宙论的根源，即是“天”，因为万物（包括道德仁义）都是由“天”才得以产生和存在；但相对讲，道在此一整体中又具本原意义，首先体现为德，德之节目为仁义礼智信，其尤为主要者为仁义。这可说是王安石道德仁义之说的一个基本要义。
上述道德仁义之说，也就是王安石所谓孔孟之道或圣人之道的基本内容。王安石认为，儒家圣人之道有其传承和发展的历程。他说：
昔者，道发乎伏羲而成乎尧舜，继而大成于禹汤文武。此数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浸明浸备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继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盖言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贤于尧舜也。【191】
万世莫不尊亲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192】
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但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耳。孟轲，圣人也。贤人则其行不皆合于圣人，特其智足以知圣人而已。【193】
从上述看，王安石对于儒家道统谱系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由伏羲发之，尧、舜成之，经禹、汤、文、武、周公而传与孔、孟、扬雄。上述引文未列周公，然王安石对于周公有专论，以其为“为政于天下”之圣人，【194】亦即“在上”之圣人，因而周公实是与于道统。对于荀子，韩愈以为不得与于道统，程朱等理学家也将他排斥于道统之外。王安石也持同样看法，其理由是荀卿“好妄”，“不察理”，并断言：“后世之士尊荀卿以为大儒而继孟子者，吾不信矣。”【195】韩愈因“不知道德”，当然也就在王安石所说道统之外，理学家也不以韩愈为然。但王安石认为韩愈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孟子相并匹，不失为一“真儒”。他说：“时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196】这即是以韩愈之辟释老，一如孟子之辟杨墨，皆有功于儒学，并有其共同的精神根基，就是“术素修而志素定”。尤其在体察“圣人作文之本意”方面，王安石认为，韩愈可谓“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197】应当说，王安石对于韩愈的了解，是较切合实际的。
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扬雄。扬雄在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受到非议：一方面曾做莽大夫，被视为大节有亏；一方面学术上韩愈以其与荀子并为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因而扬雄在儒学中的地位向来不受重视。对此，王安石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198】因而无可非议。学术上，“自秦汉以来，儒者唯扬雄为知言。”【199】最为根本的有二点：一是与韩愈的不知道德形成鲜明对照，扬雄在道德性命这个决定道统的关键性问题上与孔孟之论意旨相合（详后文）；一是扬雄博涉墨、晏、邹、庄、申、韩等异学之书，而能够以儒者的立场和眼光作出“去取”，故能不为异学所乱，“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200】故此，王安石的结论是：“孟扬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今之学者是孟子则非扬子，是扬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201】由上述可知，在王安石的道统谱系中，扬雄是孟子之后的道统继承者，而非荀韩可比。
对于道统的谱系者来说，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谱系者本人是否应当有所担当，该如何担当？王安石是有所担当的，其具体举措就是以儒学为宗，博采百家之说。在王安石看来，处在“家异道，人殊德”的时代，不通贯诸子百家以至佛道，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儒学的精髓。他也正是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儒学之外的一切学术流派，以求融通和创新。而其指针则是“术素修而志素定”，所谓术就是指儒家圣人之学，所谓志就是“以圣人之道为己任”，以此心志发明和阐扬圣人之学。王安石的意图在于经过扬雄而又超越扬雄，上继孔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