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司观光等从根本上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不同，二程是支持更张北宋既有的政治格局的。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明确指出：“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而王安石之所以推行新政，正是要对治这样的时世。程颢《上殿札子》云：
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497】
作为君主，一定要有政治理想——以回复三代之治为己任，而不能因循苟且。
但对于王安石新法的具体构想和实施细节，程颢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与其遂一失而废百为，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498】
对于青苗等新法的问题，程颢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新政推行中的操作性问题。首先，在新法推行中，“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499】没有营造一种同心勠力的氛围；其次，王安石为了克服种种阻力，指使“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沮废公议”，则尤为有害。程颢特别指出，王安石的做法将“在朝异己”消除殆尽，而“在古，虽大恶在上，一面诛杀，亦断不得人议论，今便都无异者”。【500】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也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责任：“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501】程颢亲历了熙宁变法初期的政局，对之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知变通，适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副枢以去，范尧夫辞修注得罪，张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责。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502】
由于王安石个性强毅，因此，司马光等持重君子的面折力争，非但不能动摇其心，反而益坚其心志。结果，朝廷中持重的大臣纷纷去位，从而使锐意功名的轻进之士乘隙得权，不仅未能使变法的方向得到适当的校正和调整，反而使新政中的问题被极端地放大了。【503】
在程颢眼中，比新法更为有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504】新法之害容易消除，而新学之害，则影响深远：
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益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辩，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久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个风，风如是，则靡然无不向也。【505】
王安石之学在君主的心术上施加影响，并以此“化革”人心，因此，危害尤其显著。
